在这样的热水中像神仙一样泡上十分钟，然后调动昏昏沉沉的意识，自己对自己说：“行了，伙计，该上去了，再不上去就泡化了。”你努力找到自己的身体，用双手把住池子的边沿，慢慢地往上抽身体，你想快也快不了。你终于爬上来了。你低头看到，你的身体红得像一只煮熟的大龙虾，散发着一股新鲜的气味。澡堂中本来温度很高，但是你却感到凉风习习，好像进了神仙洞府。你看到一根条凳，赶快躺下来。如果找不到条凳，你就随便找个地方躺下吧。你感到浑身上下，有一股说痛不是痛，说麻不是麻的古怪滋味，这滋味说不上是幸福还是痛苦，反正会让你终生难忘。躺在凉森森的条凳上，你感到天旋地转，浑身轻飘飘的，有点儿腾云驾雾的意思。躺上半小时，你爬起来，再到热水池中去浸泡十分钟，然后就到莲蓬头那儿，把身体冲一冲，其实冲不冲都无所谓，在那个时代里，我们没有那么多卫生观念。洗这样一次澡，几乎有点儿像脱胎换骨，我们神清气爽，自觉美丽无比。
（1993年）
割草诗
20世纪80年代末，朋友赠送我一本《散宜生诗》，读来如饮浓茶，略有苦味但余香满口。散宜生本名聂绀弩，是黄埔军校二期学员，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数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过同学。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在整理、研究古典文学方面颇有建树。他的诗基本上是在北大荒劳改时所作，用旧格律，写新内容，幽默、谐谑，富含哲理，自创新格。如果说他有传承，我认为他的源头在鲁迅先生那儿，在“破帽遮颜过闹市”“俯首甘为孺子牛”那儿。新中国成立后，文化人所写旧体诗形成了自家鲜明风格的，除了他，我想不出还有谁。这本诗集里有一首，好像是专门为我写的，抄之与大家共赏：
割草赠莫言
长柄大镰四面挥，眼前高草立纷披。
风云怒咤天山骇，敕勒狂歌地母悲。
整日黄河身上泻，有时芦管口中吹。
莫言料恐言多败，草为金人缚嘴皮。
第一句中的“长柄大镰”，是指那种钐镰，我们在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里看到过。那工具效率很高，但使用者腰功要好，身体的节奏感要强。看大钐镰割草如同看精彩的舞蹈，虽然没有音乐伴奏，但劳动者的心中是有旋律的。这旋律应该是轰轰烈烈的，因此这劳动也是很有气势的。于是就如风云怒咤，敕勒狂歌，连天山也为之惊骇，地母也为之悲哀。那纷飞的草屑，就像黄河之水一样在身上流淌。劳动的间隙里折根芦管吹奏小曲，也体现了乐观精神。尾联用典，出自西汉刘向的《说苑·敬慎》：“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必败。’”
诗中的“莫言”本名叫莫然，是与聂老一起割草的工友。“莫言”是聂老为他起的外号。
读了这首诗，我感到自己虽然不是那个与聂公一起挥动着大镰割草的前辈，但也似乎目睹过他们割草的场面：茫茫的草地，枯黄的野草，金色的阳光，被惊动后飞上天的百灵鸟，还有野兔、狐狸、狍子、獾、刺猬、野羊，甚至还有狼。碎草的气味是令人感到治愈的，劳动者的快乐建立在劳动技能的熟练掌握并受到观者赞赏的基础上。
我读这首诗时就想到1973年8月我到高密县第五棉花加工厂当合同工的事。初进厂时，棉花尚未开始收购，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割厂区的野草，清理场地。尽管我在村里并不是劳动能手，但在这棉花加工厂里，与那些城镇来的知青相比，我的劳动能力就显得非常突出了。割草时，他们生怕弄脏了衣裳，蹲着，像割韭菜一样小心翼翼地、一撮一撮地割；而我躬着腰，左手拿着一根带杈把的木棍，右手大幅度地挥动镰刀，一个人的劳动成果，胜过他们一群人。
在入厂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厂党支部书记十分高调地表扬了我，说我不怕苦不怕累，干活一个顶十个。书记的表扬让我十分高兴，因为在村里劳动时，我听到的多半是批评，而在厂里，竟然得到了表扬。这是我人生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意识到，人无论在哪里干活，都不要偷懒耍滑，只要努力干了，就会得到好评。当然，除了舍得卖力气，还得有劳动技巧。劳动者的光荣与自尊基本建立在熟练的劳动技巧上。
读了这首诗后，我写了一首打油诗。说是打油诗，其实还是恪守格律的。诗曰：
一柄长镰三面挥，眼前绿草乱纷飞。
知青畏缩作娇态，老莫伸张显虎威。
书记表彰扬斗志，小农感慨动心扉。
人生命运转折处，常在梦中捏汗归。
（2024年9月23日）
柏林墙下
1987年5月，我跟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联邦德国访问。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出国，所以很紧张也很兴奋。访问过程中的许多细节我还记得很清晰。那时候作家被作协安排出国是很被周围人羡慕的事。当时我在军队工作，办理出国手续很麻烦。这次出国，虽然是由作协组织的，但邀请者或者说为这次十几个人的访问买单的却是联邦德国的一位富豪老太太。这是一个年轻时继承了很多遗产的孤身老人，她热爱中国，喜欢中国文学，所以她通过使馆与中国作家协会商谈此事时，特意提出代表团里应该有几个写作势头好的青年作家，这大概就是我能幸运地得到这次访问机会的主要原因。
那时候，因公出国的人，单位补助五百元的置装费。我去单位财务那儿领了五百元，去“红都”服装店定做了一套西装，还买了两条领带。那时候，会扎领带的人很少，幸亏认识电影学院的一位同学，他带着会扎领带的女朋友来我宿舍教会了我扎领带。在德期间，我觉得扎领带有点儿不好意思，王安忆批评我说：“穿着西装不扎领带是很难看的。”后来我就扎上了。从当时留下的几张照片上看，穿西装扎上领带确实比不扎领带好看。
初到联邦德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那时候中国好像连一公里高速公路也没有。再就是一天三顿饭都有肉吃。一天三顿都吃肉，这在当时的我心目中，已经接近童话故事里国王的生活了。
那时候柏林墙还立着，将柏林一分为二，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还是两个不同阵营的国家。我们去东柏林，还须查验护照。我记得东德查验护照的是一名身体高大、面孔英俊的士兵，他满脸笑意地把目光从护照的照片上迅速地移到我们脸上，然后啪地盖上一个章。他对我们的友好态度是同志式的。我们中的一位先生就用“达瓦里希”称呼他，于是那年轻士兵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加亲切友好。这让我想起在一些东欧或苏联的电影里，所感受到的那种氛围。
登上柏林的电视塔鸟瞰全城，看到的也是高楼大厦，但城市的表情是严肃刻板的，如果城市有表情的话。
到柏林墙边参观，是我们这次长达一个月的访问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目。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有照相机的人很少，所以我也没在墙边留影，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墙上全是涂鸦，有文字，有图案，翻译过来基本上都是讽刺与挖苦。
我正在距墙数米远处认真地欣赏墙上的图案时，左前方的一位老妇人猛然一个转身。她转身时顺便把右手拄着的雨伞抡了起来，伞的铁尖猛地戳到了我的左眼上。一阵剧烈的疼痛使我不由自主地蹲在地上，眼泪顺着我的指缝流了下来。
不知过了多久，我站了起来，松开捂眼的左手，看到色彩斑斓的柏林墙在阳光下晃动着。我用右手捂住右眼来判定左眼受伤的程度，还好，虽然视物有些模糊，但还能看见。慢慢地，我看清了那位给了我重重一击的老太太。她满头的白发，满脸皱纹，脸上挂着局促不安的表情。她急切地对我说着什么，翻译跑过来，对我说她在向你道歉，她愿意陪你去医院。我接过同行者递过来的纸擦干了眼泪，定了定睛，发现视力未受什么影响，便挥了挥手，让那老太太走了。
后来我找了个有镜子的地方照了照，看到左眼下睑上有一个米粒大小的伤口。团里领导说：“太危险了，差一点儿你这只眼睛就废了。”
过了几年，我又到德国去，此时两德已经统一，柏林墙也荡然无存。我站在那段残留的废墟前，回忆起往事，心中感慨万千。
（2024年9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