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处在人生的最低处，但他的精神总能如雄鹰翱翔在云端之上。
母亲
我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一个偏僻的乡村。五岁的时候，正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艰难的岁月。生活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绿色的汁液流到地上，溅到母亲的胸前，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汁液苦涩的气味。那棒槌敲打野菜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潮湿，让我的心感到一阵阵的紧缩。
这是一个有声音、有颜色、有气味的画面，是我人生记忆的起点，也是我文学道路的起点。我用耳朵、鼻子、眼睛、身体来把握生活，来感受事物。储存在我脑海里的记忆，都是这样的有声音、有颜色、有气味、有形状的立体记忆，活生生的综合性形象。这种感受生活和记忆事物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小说的面貌和特质。这个记忆的画面中更让我难以忘却的是，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苦地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当时，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劳作最辛苦的是母亲，饥饿最严重的也是母亲。她一边捶打野菜一边哭泣才符合常理，但她不是哭泣而是歌唱，这一细节，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它所包含的意义。
我母亲没读过书，不认识文字，她一生中遭受的苦难，真是难以尽述。战争、饥饿、疾病，在那样的苦难中，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她活下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在饥肠辘辘、疾病缠身时还能歌唱？我在母亲生前，一直想跟她谈谈这个问题，但每次我都感到没有资格向母亲提问。有一段时间，村子里连续自杀了几个女人，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恐惧。那时候我们家正是最艰难的时刻，父亲被人诬陷，家里存粮无多，母亲旧病复发，无钱医治。我总是担心母亲走上自寻短见的绝路。每当我下工归来时，一进门就要大声喊叫，只有听到母亲的回答时，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有一次下工回来已是傍晚，母亲没有回答我的呼喊，我急忙跑到牛栏、厕所里去寻找，都没有母亲的踪影。我感到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不由得大声哭起来。这时，母亲从外边走了进来。母亲对我的哭泣非常不满，她认为一个人尤其是男人不应该随便哭泣。她追问我为什么哭，我含糊其词，不敢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理解了我的意思，她对我说：“孩子，放心吧，阎王爷不叫，我是不会去的！”
母亲的话虽然腔调不高，但使我陡然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和对未来的希望。多少年后，当我回忆起母亲的这句话时，心中更是充满了感动，这是一个母亲对她的忧心忡忡的儿子做出的庄严承诺。活下去，无论多么艰难也要活下去！尽管母亲已经被阎王爷叫去了，但母亲这句话里所包含着的面对苦难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将永远伴随着我，激励着我。
我曾经从电视上看到过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画面：以色列重炮轰击贝鲁特后，滚滚的硝烟尚未散去，一个面容憔悴、身上沾满泥土的老太太便从屋子里搬出一个小箱子，箱子里盛着几根黄瓜和几根碧绿的芹菜。她站在路边叫卖蔬菜。当记者把摄像机对准她时，她高高地举起拳头，嗓音嘶哑但异常坚定地说：“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即使吃这里的沙土，我们也能活下去！”
老太太的话让我感到惊心动魄，女人、母亲、土地、生命，这些伟大的概念在我脑海中翻腾着，使我感到一种不可消灭的精神力量，这种即使吃着沙土也要活下去的信念，正是人类历尽劫难而生生不息的根本保证。这种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也正是文学的灵魂。
在那些饥饿的岁月里，我看到了许多因为饥饿而丧失了人格尊严的情景，譬如为了得到一块豆饼，一群孩子围着村里的粮食保管员学狗叫。保管员说，谁学得最像，豆饼就赏赐给谁。我也是那些学狗叫的孩子中的一个。大家都学得很像。保管员便把那块豆饼远远地掷了出去，孩子们蜂拥而上抢夺那块豆饼。这情景被我父亲看到眼里。回家后，父亲严厉地批评了我。爷爷也严厉地批评了我。爷爷对我说：“嘴巴就是一个过道，无论是山珍海味，还是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都是一样的，何必为了一块豆饼而学狗叫呢？人应该有骨气！”他们的话，当时并不能说服我，因为我知道山珍海味和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并不一样！但我也感到他们的话里有一种尊严，这是人的尊严，也是人的风度。人，不能像狗一样活着。
我的母亲教育我，人要忍受苦难，不屈不挠地活下去；我的父亲和爷爷又教育我，人要有尊严地活着。他们的教育，尽管我当时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但也使我获得了一种面临重大事件时做出判断的价值标准。
饥饿的岁月使我体验和洞察了人性的复杂和单纯，使我认识到了人性的最低标准，使我看透了人的本质的某些方面。许多年后，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这些体验，就成了我的宝贵资源，我的小说里之所以有那么多严酷的现实描写和对人性的黑暗毫不留情的剖析，是与过去的生活经验密不可分的。当然，在揭示社会黑暗和剖析人性残忍时，我也没有忘记人性中高贵的有尊严的一面，因为我的父母、祖父母和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为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些普通人身上的宝贵品质，是一个民族能够在苦难中不堕落的根本保障。
（2008年1月14日）
我的父亲
父亲读过几年私塾，蒙师是我们邻村的范二先生。
我听祖母说过父亲因调皮被范二先生用戒尺打肿手掌的事。祖母说父亲将《三字经》改编成“人之初，性不善，烟袋锅子炒鸡蛋；先生吃，学生看，撑死这个老浑蛋”。
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我无法想象威严的父亲竟然也是从一个顽皮少年演变过来的。
在我参军离家前近二十年的记忆中，父亲可敬不可亲，甚至是有几分可怕的。其实他轻易不打人骂人，也很少训斥我，但我说不清楚为什么要怕他。
记得我与伙伴们一起玩闹时，喜欢恶作剧的人在我背后悄悄说：“你爹来了！”我顿时被吓得四肢僵硬，脑子里一片空白，好大一会儿才能缓过劲来。
不仅是我怕，我的哥哥姐姐也怕。不仅是我们怕，听姑姑说，他们那一代人，我的那些堂姑、堂叔也都怕。我听姑姑说她们年轻时，姐妺们在一起说笑，听到我父亲远远地咳嗽一声，一个个立即屏气息声，等我父亲走了才慢慢活泼起来。
曾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为什么那么怕父亲，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我也曾经与两位兄长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搜索我的童年记忆，父亲也曾表现过舐犊之情。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炎热的中午，在家门口右侧那棵槐树下，父亲用剃头刀子给我剃头。我满头满脸都是肥皂泡沫，大概有几分憨态可掬吧，我听到父亲充满慈爱地说：“这个小牛犊！”
还有一次是我十三岁那年，家里翻盖房子，因为一时找不到大人，父亲便让我与他抬一块大石头。父亲把杠子的大部分都让给了我，石头的重量几乎都压在他肩上。当我们摇摇晃晃地把石头抬到目的地时，我看到父亲用关切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并赞赏地点了点头。
近年来，父亲有好几次谈起当年对我们兄弟管教太严，言下颇有几分自责之意。我从来没把父亲的严厉当成负面的事。如果没有父亲的威严震慑，我能否取得今天这样一点儿成绩还不好说。
其实，父亲的威严是建立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的，他在私塾里所受到的教育确定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他轻钱财，重名誉，即便在读书看似无用的年代里，他也一直鼓励子侄们读书。
我小学辍学后，父亲虽然没说什么，但我知道他很着急。他曾给我在湖南一家工厂的子弟学校任教的大哥写信，商讨有无让我到他们学校读书的可能。
在上学无望后，父亲就让我自学中医，并找了一些医书让我看，但终因我资质不够又缺少毅力半途而废。
学医不成，父亲心中肯定对我失望，但他一直在为我的前途着想。有一次，他竟然要我学拉胡琴，起因是他去县里开会期间看了一场文艺演出，有一个拉胡琴的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叔叔年轻时学过胡琴，父亲帮我把那把旧琴要来并要叔叔教我。虽然后来我也能拉出几首流行的歌曲，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1973年8月20日，我到县棉花加工厂去当合同工。我之所以能得到这份美差，是因为叔叔在棉花加工厂当会计，这当然也是父亲的推动。
我到棉花加工厂工作后，父亲从没问过我每天挣多少钱，更没跟我要过钱。每月发了工资我交给母亲，交多交少，母亲也不过问。
现在想起来，我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期间，家里穷成那样子，母亲生了病都不买药，炕席破了都舍不得换，我却贪慕虚荣买新衣新鞋，花钱到理发铺里理大分头，与工友凑份子喝酒……挥霍钱财，真是罪过。
后来，我从棉花加工厂当了兵，当兵后又提了干，成了作家，几十年一转眼过来，父亲从来没问过我挣多少钱，更没跟我要过钱。
每次我给他钱，他都不要，即便勉强收下，他也一分不花，等到过年时，又分发给孙子孙女和我朋友的孩子们。
1982年暑假，我接到了部队战友的一封信，告诉我提干命令已经下来的消息。我大哥高兴地把信递给扛着锄头刚从地里回来的父亲。父亲看完了信，什么也没说，从水缸里舀了半瓢水，咕嘟咕嘟喝下去，扛着锄头又下地干活儿去了。农村青年在部队提成军官，这在当时是轰动全村的大事，父亲表现得那样冷静，那样克制。
我写小说三十多年，父亲从未就此事发表过他的看法，但我知道他是一直担着心的。他不放过一切机会提醒我：一定要谦虚、谨慎，看问题一定要全面，对人要宽厚，要记别人的恩，不记别人的仇。
这些几近唠叨的提醒，对我的做人、写作发挥了作用。
父亲经历过很多事，对近百年高密东北乡的历史变迁了如指掌，他自身的经历也颇有传奇色彩。但他从来不说，我也不敢直接去问他。只是在家里来客，三杯酒后，借着酒兴，父亲才会打开话匣子，谈一些历史人物、陈年旧事。
我知道这是父亲有意识地讲给我听的，我努力地记着，客人走后就赶快找笔把这些宝贵的素材记下来。
2012年10月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父亲以他质朴的言行赢得了许多尊敬。
所谓的“莫言旧居”，父亲是早就主张拆掉的，之所以未拆，是因为有孤寡老人借居。我获奖后旧居成为热点，市里要出资维修，一些商人也想借此做文章。父亲说，维修不应由政府出钱。他拿出钱来，对房子进行了简单维修。后来，父亲又做出决定，让我们将“旧居”捐献给市政府。
当有人问起获奖后我的身份是否会变化时，父亲代我回答：“他获不获奖，都是农民的儿子。”当有人慷慨地向我捐赠别墅时，父亲代我回答：“无功不受禄，不劳动者不得食。”
获奖后，父亲对我说的最深刻的两句话是：“获奖前，你可以跟别人平起平坐；获奖后，你应该比别人矮半头。”
父亲不仅这样要求我，他也这样要求自己。儿子获奖前，他与村里人平起平坐；儿子获奖后，他比村里人矮半头。当然，也许会有人就我父亲这两句话做出诸如“世故”甚至是“乡愿”的解读，怎么解读是别人的事，反正我是要把这两句话当成后半生的座右铭了。真心实意地感到自己比别人矮半头总比自觉高人一头要好吧。
（2015年8月20日）
陪女儿高考
那天晚上，带着书、衣服、药品、食物等诸多在这三天里有可能用得着的东西，搭出租车去赶考。我们运气很好。女儿的考场排在本校，而且提前在校内培训中心定了一个有空调的房间。既是熟悉的环境，又免除了来回奔波之苦。坐在出租车上，看到车牌照上的号码尾数是575，心中暗喜，也许就能考575分，那样上个重点大学就没有问题了。车在路口等灯时，侧目一看旁边的车，车牌的尾数是268，心里顿时沉重起来，如果考268分那就糟透了。赶快看后边的车牌尾数，是629，心中大喜，但转念一想，女儿极不喜欢理科而学了理科，二模只模了540分，怎么可能考629？能考575就是天大的喜事了。
车过了三环路，看到一些学生和家长背包提篮地向几家为高考学生开了特价房间的大饭店拥去。虽说是特价，但每天还是要400元，而我们租的房间只要120元。在这样的时刻，钱是小事，关键的是这些大饭店距考场还有一段搭车不值、步行又嫌远的尴尬距离，而我们的房间距考场只有一百米！我心中满是感动，为了这好运气。
安顿好行李后，女儿马上伏案复习语文，说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劝她看看电视或者到校园里转转，她不肯。一直复习到深夜十一点，在我的反复劝说下才熄灯上床。上了床也睡不着，一会儿说忘了《墙头马上》是谁的作品，一会儿又问高尔基到底是俄国作家还是苏联作家。我索性装睡不搭她的话，心中暗暗盘算，要不要给她吃安定片。不给她吃怕折腾一夜不睡，给她吃又怕影响了脑子。终于听到她打起了轻微的鼾，不敢开灯看表，估计已是零点多了。
凌晨，窗外的杨树上，成群的麻雀齐声噪叫，然后便是喜鹊喳喳地大叫。我生怕鸟叫声把她吵醒，但她已经醒了。看看表才四点多钟。这孩子平时特别贪睡，别说几声鸟叫，就是在她耳边放鞭炮也惊不醒，常常是她妈搬着她的脖子把她搬起来，一松手，她随即躺下又睡过去了，但现在几声鸟叫就把她惊醒了。拉开窗帘看到外边天已大亮，麻雀不叫了，喜鹊还在叫。我心中欢喜，因为喜鹊叫是个好兆头。女儿洗了一把脸又开始复习，我知道劝也没用，干脆就不说什么了。离考试还有四个半小时，我很担心到上考场时，她已经很疲倦了，心中十分着急。
早饭就在学校食堂里吃，这个平时胃口很好的孩子此时一点儿胃口也没有。饭后劝她在校园里转转，刚转了几分钟，她说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然后又匆匆上楼去复习。从七点开始她就一趟趟地跑卫生间。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当年闹日本的时候，一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我奶奶就往厕所跑。
终于熬到了八点二十分，学校里的大喇叭开始广播考生须知。我送女儿去考场，看到从培训中心到考场的路上拉起了一条红线，家长只许送到线外。女儿过了线，去向她学校的带队老师报到。
八点三十分，考生开始入场。我远远地看到穿着红裙子的女儿随着成群的考生拥进大楼，终于消失了。距离正式开考还有一段时间，但方才还熙熙攘攘的校园内已经安静了下来，杨树上的蝉鸣变得格外刺耳。一位穿着黄裤子的家长仰脸望望，说：“北京啥时候有了这玩意儿？”另一位戴眼镜的家长说：“应该让学校把它们赶走。”又有人说：“没那么悬乎，考起来他们什么也听不到的。”正说着蝉的事，看到一个手提着考试袋的小胖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人们几乎是一起看表，发现离开考还有不到十分钟了。几个带队的老师迎着那小胖子跑过来，好像是责怪他来得太晚了。但那小胖子抬腕看看表，依然是不慌不忙地、大摇大摆地向考场走。家长们都被这个小子从容不迫的气度所折服。有的说，这孩子，如果不是个最好的学生，就是一个最坏的学生。穿黄裤子的家长说，不管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他的心理素质绝对好，这样的孩子长大了可以当指挥官。不管怎么说，我的女儿已经平平安安地坐在考场里，现在已经拿起笔来开始答题了吧。
考试正式开始了，蝉声使校园里显得格外安静。我们这些住在培训中心的幸运家长，站在树荫里，看到那些聚集在大门外强烈阳光里的家长，心中又是一番感慨。因为我们事先知道了培训中心对外营业的消息，因为我们花了每天120元钱，我们就可以站在树荫里看着那些站在烈日下的与我们身份一样的人。可见世界上的事情，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譬如这高考，本身也存在着很多不公平，但它已经是当下最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了。
有的家长回房间里去了，但大多数的家长还站在那里说话。话题飘忽不定，一会儿说天气，说北京成了非洲了，成了印度了，一会儿又说当年的高考是如何地随便，不像现在的如临大敌。
将近十一点半时，家长们都把着红线眼巴巴地望着考试大楼。大喇叭响起来说时间到了，请考生立即停止书写，把卷子整理好放在桌子上。女儿的年级主任跑过来兴奋地对我说：“莫先生，有一道18分的题与我们海淀区二模卷子上的题几乎一样！”家长们也随着兴奋起来。
学生们从大楼里拥出来。我发现了女儿，远远地看到她走得很昂扬，心中感到有了一点儿底。看清了她脸上的笑意，心中更加欣慰。迎住她，听她说：“感觉好极了，一进考场就感到心中十分宁静，作文写得很好，题目是《天上一轮绿月亮》。”
下午考化学，散场时大多数孩子都是喜笑颜开，都说今年的化学题出得比较容易，女儿自觉考得也不错。第一天大获全胜，赶快打电话往家报告喜讯。晚饭后女儿开始复习数学，直至十一点。临睡前她突然说：“爸爸，下午的化学考卷上，有一道题，说‘原未溶解……’我审题时，以为卷子印错，在‘原未’的‘未’字上用铅笔写了一个‘来’字，忘记擦去了。”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她突然紧张起来，说监考老师说，不许在卷子上做任何记号，做了记号的就当作弊卷处理，得零分。她听不进我的劝，心情越来越坏，说：“我完了，化学要得零分了。”我说：“我说了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的老师，听听她怎么说。”她给老师打通了电话，一边诉说一边哭。老师也说没有事。但她还是不放心。
凌晨一点钟，女儿心事重重地睡着了。我躺在床上暗暗地祷告诸神保佑，让孩子一觉睡到八点，但愿她把化学的事忘记，全身心投入到明天的考试中去。明天上午考数学，下午物理，这都是她的弱项。
（2000年8月）
我的室友余华
1987年，有一位古怪而残酷的青年小说家以他的几部血腥的作品，震动了文坛。此人姓余名华，浙江海盐人。后来，我有幸与他同居一室，进行着同学的岁月，逐渐对这个“诡异的灵魂”有所了解。坦率地说，这是个令人“不愉快”的家伙。他不会顺人情说好话，尤其不会崇拜“名流”。据说他曾当过五年牙医，我不敢想象病人在这个狂生的铁钳下将遭受什么样的酷刑。当然，余华有他的另一面，这一面与大家差不多。这一面在文学的目光下显得通俗而平庸。我欣赏的是那些独步雄鸡式的、令人“不愉快”的东西。“正常”的人一般都在浴室里引吭高歌，余华则在大庭广众面前“狂叫”，他基本不理会别人会有的反应，而比较自由地表现他狂欢的本性。狂欢是童心的最露骨的表现，是浪漫精神最充分的体验。这家伙在某种意义上是个顽童，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个成熟得可怕的老人。对人的了解促使我重新考虑他的小说，试图说一点儿关于艺术的话，尽管这显得多余。任何一位有异秉的人，都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都是一本难念的经文，都是一颗难剃的头颅。对余华的分析，注定了也是一桩出力不讨好的营生。这里用得上孔夫子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我首先要做的工作是缩小范围，把这个复杂的性格抛到一边，简单地从思想和文学的能力方面给他定性。首先，这是一个具有很强的理性思维能力的人。他清晰的思想脉络，借助于有条不紊的逻辑转换词，曲折但是并不隐晦地表达出来。其次，这个人具有在小说中施放烟幕弹，并且具有超卓的在烟雾中捕捉亦鬼亦人的幻影的才能。上述两方面的结合，正如矛盾的统一，构成了他的一批条理清楚的——仿梦小说。于是余华便成了中国当代文坛上的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
这种类型的小说，我认为并非从余华始，如卡夫卡的作品，可以说篇篇都有梦中境界。余华曾坦率地述说过卡夫卡对他的启示。在他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黎的阁楼上读《变形记》后，也曾如梦初醒地骂道：“妈的！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
这是一种对于小说的顿悟，而那当头的棒喝，完全来自卡夫卡小说中那种对生活或者是世界的独特的看法。卡夫卡如同博尔赫斯一样，是一位为作家写作的作家。他的意义在于他的小说中那种超越生活的、神谕般的力量。每隔些年头，就会有一个具有慧根的天才，从他的著作中读出一些法门来，从而羽化成仙。余华就是一个这样的幸运儿郎。
毫无疑问，这个令人“不愉快”的家伙是个“残酷的天才”。也许是牙医的生涯培养和发展了他的天性，促使他像拔牙一样把客观事物中包含的确定性的意义全部拔除了。据说他当牙医时就是这样：全部拔光，不管好牙还是坏牙。这是一个彻底的牙医，改行后，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小说家。在他营造的文学口腔里，剩下的只有血肉模糊的牙床，向人们昭示着牙齿们曾经存在过的幻影。如果让他画一棵树，他大概只会画出树的影子。
是什么样的缘由，使余华成了这样的小说家？
现在，我翻开他的第一本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他写道：“柏油马路起伏不止，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像一条船。”
小说一开篇，就如同一个梦的开始。这个梦有一个中心，就是焦虑，就是企盼，因企盼而焦虑，因焦虑而企盼，就像梦中的孩童因尿迫而寻找厕所一样。但我愿意把主人公寻找旅店的焦虑看成是寻找新的精神家园的焦虑。黄昏的来临加重了这焦虑，于是梦的成分愈来愈强：“公路高低起伏，那高处总在诱惑我，诱惑我没命地奔上去看旅店，可每次都只看到另一个高处，中间是一个叫人沮丧的弧度。”
这里描写的感觉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强迫症，也是对希腊神话中，推巨石上高山的西西弗故事的一种改造。人生总是陷在这种荒谬的永无止境的追求之中，一直到最后的一刻才会罢休，圣贤豪杰，无一例外。这是真正的梦魇。
“尽管这样，我还是一次一次地往高处奔，次次都是没命地奔。眼下我又往高处奔去。这一次我看到了，看到的不是旅店而是汽车。”汽车突兀地出现在“我”的视野之内，而且是毫无道理地朝我开来，没有任何的前因后果。正符合梦的特征。
随即“我”就搭上了车，随即汽车就抛了锚。这也许是司机的诡计，也许是真的抛锚。后来，一群老乡拥上来把车上的苹果哄抢了。“我”为保护苹果结果竟然被司机打了个满脸开花。司机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并且抢走了“我”的书包和书。然后司机抛弃车辆，扬长而去。
这部小说的精彩之处，在于司机与那些抢苹果老乡的关系所布下的巨大谜团。这也是余华在这篇小说里释放的第一颗烟幕弹。事件是反逻辑的，但又准确无误。为什么？鬼知道。当你举着一大堆答案去向他征询时，他会说：“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话。是的，他也不知道，梦是没有确定的意义的。梦仅仅是一系列由事件构成的过程，它只是作为梦存在着。
《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当代小说中一个精巧的样板，它真正的高明即在于它用多种可能性瓦解了故事本身的意义。而让人感受到一种由悖谬的逻辑关系与清晰准确的动作构成的统一，所产生的梦一样的美丽。
应该进一步说明的是：故事的意义崩溃之后，一种关于人生、关于世界的崭新的把握方式产生了。这就是他在他的小说的宣言书《虚伪的作品》中所阐述的：“人类自身的肤浅来自经验的局限和对精神本质的疏远，只有脱离常识，背弃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才能自由地接近真实。”
其实，当代小说的突破早已不是形式上的突破，而是哲学上的突破。余华能用清醒的思辨来设计自己的方向，这是令我钦佩的，自然也是望尘莫及的。
（1989年12月）
忆史铁生
我第一次见史铁生是1985年春天，在王府井大街北口的华侨大厦，我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的研讨会上。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那时候为一部无名气的年轻作者的中篇小说召开一次高级别的研讨会还是一件很轰动的事情。我之所以说会议级别高，不仅因为会议是中国作协领导冯牧先生召集并主持的，还在于参会的人几乎囊括了在京的所有著名的文艺批评家，以及几位著名的作家。我记得冯牧先生做会议总结时还特意说：“今天这个会规格很高，连汪曾祺汪老与史铁生同志都来了。”汪曾祺先生出身西南联大，是沈从文先生的高足，当时正因为《受戒》《大淖记事》那一批美学风格鲜明的小说备受关注，冯先生称他为“汪老”，也就是正常的了。但冯牧先生把史铁生的参会当作会议规格很高的一个证明，的确有点儿出乎我的意料。
铁生是1951年出生的，当时三十四岁，他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刚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糟糕的身体状况和他的睿智深刻使我对他的尊重之外还有几分敬畏。在他面前，我很拘谨，生怕说出浮浅的话惹他嗤笑，生怕说出唐突的话让他不高兴，但相处久了，发现我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一般情况下，当着身体有残疾的人的面说此类话题是不妥当的，但口无遮拦的余华经常当着史铁生的面说出此类话题，而史铁生只是傻呵呵地笑着，全无丝毫的不悦。
我记得在关于《透明的红萝卜》的讨论会上，史铁生发言时情绪很激动，他似乎对一些脱离文学本质的所谓的文学批评很反感，说了一些比较尖锐的话，让在座的一些批评家有点儿坐不安宁的样子。他在发言结束时才补充了一句：“对了，这个《透明的红萝卜》是篇好小说。”尽管他没解释为什么说《透明的红萝卜》是篇好小说，但我还是很高兴，似乎知道他要说什么，这甚至有点儿心有灵犀的意思。
之后的岁月里，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少，但要说的事却不多。如果要笼统地说一下，那就是，他总是那么乐观，总是那么理性。他说话的时候少，听话的时候多，但只要他一开口，总是能吐出金句。他处在人生的最低处，但他的精神总能如雄鹰翱翔在云端之上。
大概是1990年秋天，我与余华等人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辽宁文学院的朋友请我们去他们那儿给学员讲课，讲课是个借口，主要目的是大家凑在一起玩玩。余华提议把史铁生叫上，我们担心他的身体，怕他拒绝，没想到他竟愉快地答应了。那时候从北京到沈阳直快列车要跑一夜，我们几个把史铁生连同他的轮椅一起抬到列车上。铁生戏说他是中国作家中被抬举最多的一个。
到了沈阳，我们就住在文学院简陋的宿舍里，下棋、打扑克、侃大山。大家都集合在铁生的房间里，一起抽烟，熏得屋子里像烧窑一样。抽烟多了，口淡，想吃水果却没有。于是，余华带着我，或者我带着余华，去学校的菜地里摘黄瓜。他们的菜园子侍弄得不错，黄瓜长得很好。我们摘回了十几条黄瓜，大家一顿狂吃，都夸好，甚至有人说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黄瓜。
有一天，学员们要与我们北京来的几位作家踢足球，没有足球场地，就在篮球场上，篮球架下的框子就是球门。余华把史铁生推到框子下，让他当守门员，然后对辽宁文学院那帮猛男说：“史铁生是一位伟大的身有残疾的作家，你们看着办吧。”那帮猛男都怕伤了史铁生，先是只防守不进攻，后来急了眼，对着自家的球门踢起来，于是，两支球队合攻一个球门的奇观就出现了，撇下了史铁生坐在轮椅上抽烟，傻笑。
（2024年9月20日）
我眼中的阿城
阿城的确说过我很多好话，在他的文章里，在他与人的交谈中。但这并不是我要写文章说他好的主要原因。阿城是个想得明白也活得明白的人，好话与坏话对他都不会起什么反应，尤其是我这种糊涂人的赞美。
十几年前，阿城的《棋王》横空出世时，我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里念书，听了一些名士大家的课，脑袋里狂妄的想法很多，虽然还没写出什么文章，但能够看上的文章已经不多了。这大概也是所有文学系或是中文系学生的通病，第一年犯得特别厉害，第二年就轻了点儿，等到毕业几年后，就基本上全好了。
但阿城的《棋王》确实把我彻底征服了。那时他在我的心目中毫无疑问是个巨大的偶像，想象中他应该穿着长袍马褂，手里提着一柄麈尾，披散着头发，用朱砂点了唇和额，一身的仙风道骨，微微透出几分妖气。当时文学系的学生很想请他来讲课，系里的干事说请了，但请不动。我心中暗想：高人如果一请就来，还算什么高人？
很快我就有机会见到了阿城，那是在一个刊物召开的关于小说创作的会议期间，在几个朋友的引领下，去了他的家。他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房子破烂不堪，室内也是杂乱无章，这与我心里想的很贴。人多，七嘴八舌，阿城坐着抽烟，好像也没说几句话。他的样子让我很失望，因为他身上没有一丝仙风，也没有一丝道骨，妖气呢，也没有。知道的说他是个作家，不知道的说他是个什么也成。但我还是用“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来安慰自己。
后来我与他一起去大连金县开一个笔会，在一起待了一周，其间好像也没说几句话。参加会议的还有一对著名的老夫妻，女的是英国人，男的是中国人，两个人都喜欢喝酒，是真喜欢，不是假喜欢。这两口子基本上不喝水，什么时候进了他们的房间什么时候都看到他们在喝酒，不用小酒盅，用大碗，每人一个大碗，双手捧着，基本上不放下，喝一口，抬起头，笑一笑，哈哈哈，嘿嘿嘿。哈哈哈是女的，嘿嘿嘿是男的。下酒的东西那是一点儿也没有，有了也不吃。
就在这两个老刘伶的房间里，我们说故事，我讲了一些高密东北乡的鬼故事，阿城讲了一些天南海北、古今中外的人物故事，男老刘伶讲了几个黄色的故事。说是黄故事其实也不太黄，顶多算米黄色。女老刘伶不说话，眯着眼，半梦半醒的样子，嘴角挂着一丝微笑。在讲完了旧故事又想不出一个新故事的空当里，我们就看房间里苍蝇翻着筋斗飞行。
我们住的是一些海边的小别墅，苍蝇特多。苍蝇在老酒仙的房间里飞行得甚是古怪，一边飞一边发出尖厉的啸声，好像打着螺旋往下坠落的战斗机。起初我们还以为发现了一个苍蝇新种，后来才明白它们是被酒气熏的。阿城的儿子不听故事也不看苍蝇，在地毯上打滚儿、竖蜻蜓。
在这次笔会上，我发现了阿城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吃起饭来不抬头也不说话，眼睛只盯着桌子上的菜盘子，吃的速度极快，连儿子都不顾，只顾自己吃。我们还没吃个半饱，他已经吃完了。他这种吃相在城里算不上文明，甚至会被人笑话，我转弯抹角地说起过他的吃相，他坦然一笑说自己知道，但一上饭桌就忘了，这是当知青时养成的习惯，说是毛病也不是不可以。其实我也是个特别贪吃的人，见了好吃的就奋不顾身，为此遭到很多非议，家中的老人也多次批评过我。见到阿城也这样，我就感到自己与他的距离拉近了许多，心中也坦然了许多：阿城尚如此，何况我乎？
阿城写完他的“三王”和《遍地风流》之后就到美国去了，虽远隔大洋，但关于他的传闻还是不绝于耳，最让人吃惊的是说他在美国用旧零件装配汽车，制作出各种艺术样式，卖给喜欢猎奇的美国人，赚了不少钱。后来他回北京时我去看他，问起他制造艺术汽车的事，他淡淡一笑，说哪会有这样的事？
近年来阿城出了两本小书，一本叫作《闲话闲说》，一本叫作《威尼斯日记》。阿城送过我台湾版的，杨葵送过我作家版的。两个版本的我都认真地阅读了，感觉好极了，当然并不是因为他在书中提到了我（而且我也不记得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实话实说我觉得阿城这十几年来并没有进步，当然也没有退步。一个人要想不断进步不容易，但要想十几年不退步就更不容易。阿城的小说一开始就站在了当时高的位置上，达到了一种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境界，而十几年后他写的随笔保持着同等的境界。
读阿城的随笔就如同坐在一个高高的山头上看山下的风景。城镇上空缭绕着淡淡的炊烟，街道上的红男绿女都变得很小，狗叫马嘶声也变得模模糊糊，你会暂时地忘掉人世间的纷乱争斗，即便想起来也会感到很淡漠。阿城的随笔能够让人清醒，能够让人超脱，能够让人心平气和地生活着，并且感受到世俗生活的乐趣。
阿城闲话闲说
到了魏晋的志怪志人，以至唐的传奇，没有太史公不着痕迹的布局功力，却有笔记的随记随奇，一派天真。
后来的《聊斋志异》，虽然也写狐怪，却没有了天真，但故事的收集方法，蒲松龄则是请教世俗。
莫言也是山东人，说和写鬼怪，当代中国一绝，在他的家乡高密，鬼怪就是当地的世俗构成。像我这类四九年后城里长大的，哪里就写过他了？我听莫言讲鬼怪，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语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大才。
八六年夏天我和莫言在辽宁大连，他讲过有一次他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进到村子，村前有个芦苇荡，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不料人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的小红孩儿，连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但这水总是要过的，否则如何回家？家就近在眼前，于是再到水里，小红孩儿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了几次之后，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
这是我自小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个鬼故事，因此高兴了好久，好像将童年的恐怖洗尽，重为天真。
引用了阿城的话，有拉大旗作虎皮之嫌。当年阿城说我是大才，我心中沾沾自喜，仿佛真的就成了大才。但事过多年后，我才发现这过度的表扬是害人不浅的糖衣炮弹。他让我迷糊了将近十年。直到现在才明白，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大才，连中才也算不上。如果我这样的就算大才，那我们村子里的那些老头老太太都是超大才了。充其量我也只是个用笔杆子耍贫嘴的，用我们村子里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属于下三烂的货色。
我们村子里的人经常奚落那些自以为有本事的人，说你有本事为什么不到国务院里去？为什么不到联合国里去？最不济你也应该到省里去啊，何必再在这里丘着？听了乡亲们的话，我有犹如被当头棒喝般的觉悟，是啊，如果真是大才，何必还来费时把力地写什么小说？小说，小说，小人之语也，那些把小说说成高尚、伟大之类的人，无非是借抬高职业来抬高自己的身份。
我想起多年前在县医院门口那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那副骄傲的嘴脸，我想起一个给猪配种的人斩钉截铁的话语：“没有我，你们就没有肉吃。”其实，卖茶叶蛋的老太太可以骄傲，给猪配种的人也可以骄傲，因为他们毕竟是有用的人，唯独写小说的不值得骄傲。写小说的如果脸皮够厚，在外边骄傲还可以，如果回到故乡还骄傲，那就等着挨你爹的耳刮子，等着让你的乡亲们嗤之以鼻吧。“骗子最怕老乡亲”，这句话就是针对着写小说的说的。美国当年有“天才”之誉的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生前不敢回故乡，英国小说家劳伦斯也被他的乡亲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他们都是在外边吹牛太过，不知天高地厚，伤了乡亲们的感情。至于他们死后多年，故乡用宽广胸怀重新接受了他们，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不久前我被邀请担任台北市驻市作家，与阿城同住一楼，其间多次相聚，感到阿城更神了。无论到了哪里，即便他坐在那里叼着烟袋锅子一声不吭，你也能感到，他是个中心。大家都在期待着他的妙语和高论。无论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只要问他，必有一解，且引经据典，言之凿凿，真实得让人感到不真实。不知道他那颗圆溜溜的脑袋瓜子里，是如何装进了这许多的知识。
在阿城面前不能骄傲，犹如在我的乡亲们面前不能骄傲一样。这个人，越来越像一个道长了。
（2002年12月）
怀念孙犁先生
孙犁先生创办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即将出刊三千期，真是可敬可贺！作为报纸副刊，能够持续出满三千期，在中国的报刊史上，都是可圈可点的事吧！这与孙犁先生一生秉持的严谨、认真的作风密不可分，也与该报贴近生活、注重文学性的办报风格有关。
我与孙犁先生素无交往，但在童年时，曾在家兄的中学语文课本上反复阅读过他的《荷花淀》与《芦花荡》，受益良多。后来又从小学老师那里借阅了他的《铁木前传》与《风云初记》，进一步加深了对这位大作家的印象。
1979年，我调到保定易县的部队工作，业余时间学习文学创作，与保定文坛建立了密切联系，详细了解并亲身感受到了孙犁先生开创的荷花淀派以及他本人在保定文坛巨大的影响。我几乎从保定文坛的每一位老师那里都听说过孙犁先生的故事，对这位文学前辈的敬仰与日俱增，也暗下决心要以他为楷模，努力地向荷花淀派靠近，争取能成为其中的一名成员。为此，我还跟《莲池》编辑部的毛兆晃老师去白洋淀体验过生活。在我早期的小说里，据说也能看出“荷花淀”的影响。当然，我也有着能见到孙犁先生并亲聆教诲的梦想，编辑部的老师也鼓励我将自己的小说寄给先生求教，但我终因胆怯而未敢贸然打扰。
1984年初春，我在《莲池》编辑部改稿，翻阅办公室报夹上的《天津日报》时，猛然发现孙犁先生发表在《文艺周刊》上的《读小说札记》，首段就写道：“去年的一期《莲池》，登了莫言的一篇小说，题为《民间音乐》。我读过后，觉得写得不错……小说的写法，有些欧化，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主题有些艺术至上的味道，小说的气氛，还是不同一般的，小瞎子的形象，有些飘飘欲仙的空灵之感。”
我现在还清楚记得这些文字，但依然无法描述当时激动的心情。
孙犁先生的这段评价，对我后来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拍板决定录取我的徐怀中先生是河北人，他非常喜欢孙犁先生的小说，对孙犁先生的人格也有着极高的评价。我觉得徐怀中先生的小说里也有荷花淀派的美学风格。
入学后，给我们讲文艺理论课的冉淮舟老师是孙犁研究专家。他一口浓郁的保定口音让我倍感亲切，我在保定文坛的那些老师，都是他的朋友。
去年5月初，我重返白洋淀，参观了坐落在嘎子村里的“孙犁致徐光耀手书陈列室”，见到了很多朋友的照片与孙犁先生的墨迹，回忆起很多往昔的生活画面。当然，感受最深的，依然是孙犁先生在保定这片文学沃土上持续不断的影响。
（2024年9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