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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超伟 当前章节:15193 字 更新时间:2026-7-2 09:06

夏天放榜,宁巧考上县一中,她跑去找许丰年,喊他学长。许丰年很高兴,跟她聊了很久,一起列了暑期计划。他送她两本书,《社会性动物》和《万物简史》,又跟她聊了很久书里的内容。比如他很喜欢《万物简史》里的原子章节,作者用原子解释了轮回。万物,包括人类,身上的原子都来自大爆炸时期的恒星。几十亿年流转,这些原子曾组成不同的生物、不同的人类,前人的原子在后世人类身体里延续,包括历史上那些璀璨的明星,比如李白,比如牛顿。许丰年说,我们身上都有一部分伟大的灵魂,所以,不能辜负了。她说,好啦好啦,书我自己会看,你这么讲,把书都讲薄了。许丰年挠挠头。

那些日子里,阿青每次出门,都有人跟他搭话,说你家女儿真行,考上一中了。这天晚上阿青回到家,说,现在地方上的人都羡慕我阿青,说谁谁家孩子报补习班有屁用,阿青的女儿养养鸡干干活,就考上了重点高中。宁巧说,他们捧你你就开心,你以前可不这样,咱们家什么水平呀,还是得戒骄戒躁。阿青到后屋,从抽屉底部掏出《转天图经》,书背后捆着一沓钱,看厚度是一万多块。阿青说,你考上好学校,奖你的。宁巧说,你几年才存下这些,奖给我干吗?不要。阿青说,你帮我保管,不然我忘了。你爷爷把银币藏起来,就忘了。宁巧说,又是这个故事,行吧,我帮你收着。阿青说,我在这《转天图经》里画了藏宝图。宁巧说,你真的藏啦?阿青点头,说,藏好已经有的东西,才能去找新的。

阿青盛出一杯杨梅酒,让宁巧坐,分了一点给她,说,你少喝点,后劲大。宁巧说,怕什么,我常喝的。阿青说,哎哟,以前不知道是谁,吃了两颗杨梅就醉了,哭到半夜。宁巧说,那是因为伤心,跟酒没关系。阿青说,嗯,哭一哭也好。囡儿以后会读博士吗?宁巧说,读什么博士,喝几口杨梅酒,美死你。阿青说,我感觉你能读博士,我跟你妈还没结婚的时候,带你出去玩,就觉得你聪明,能读博士。宁巧说,很难的,大学也难,我得早点挣钱,一步一步来吧。阿青说,都好。你程度比我高了,以后你想走什么样的路,都可以自己做主。宁巧说,说什么程度不程度的,你是我爸,厉害着呢。阿青说,早几年还不是你爸呢,哪天开始叫我爸的?那一声“爸”,把我开心的哟。宁巧说,哎呀,哪天不重要,别说这个了。阿青点点头,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宁巧去夹海带丝,海带丝掉到桌上,用筷子夹了几下,没夹起来,她伸手抓,放进嘴里,嚼了几口,发现阿青一直看着自己,她忍不住笑了,说,爸,你看着我干什么?阿青沉默了几秒,说,我想起那天,你妈在收拾桌子,用手在桌上抹了一把,把什么东西塞进嘴里吃掉了。我就笑话她,说她像九弯巷的春华娘一样,掸桌子的时候把桌上残渣都抹过来吃掉,有一次抹了一把什么放嘴里,黏糊糊的,原来是鸡跳上桌子拉的一泡屎。你妈那天跟往常一样,笑骂我几句,这事就过去了。阿青说着,把脸捂住了,眼泪从手里流下来。宁巧摸摸他的肩膀,陪他坐着。阿青平静下来,又讲了很多芸香以前的事。宁巧说,我记得几年前你出去找她,有一天说有眉目了,有传言说我妈失踪那天有人看到一个男人跟在她身边,但没有证据。我妈到底怎么了?阿青说,有这事吗?宁巧说,有,我记得很清楚。阿青说,大概骗你的,也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不甘心。对不起。宁巧说,爸,又不是你的错,你尽力了。饭后,两人收拾完,上了二楼,宁巧关门的时候,阿青喊了她一声。宁巧问,爸,什么事?阿青停顿了一会儿,说,你早点睡。宁巧说,明天早饭你要在家里吃哦,我要做清汤米面。阿青说,好。

第二天早上,宁巧醒来,去阿青房间喊他,发现人不在,床已经整理好了。她走到楼下,没人,有些失落。洗漱完,准备做米面,她突然觉得有点奇怪,上楼梯,走回阿青房间,打开窗帘,让房间里明亮一点。她看到桌子底下有一个大袋子,捡起来看,是登山旅行包的外包装。她打开衣柜,衣柜里少了好几件衣服。

那天,宁巧找到许丰年,说阿青买了个很大的包,收拾好行李,一声不吭就走了。她说,为什么他们一个一个跟商量好一样,都不见了,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许丰年说,他背着包,兴许出门办事,兴许去旅游呢?别往坏处想。宁巧说,你不懂,我知道的,他不会回来了。许丰年说,他昨天有说要去哪儿吗?宁巧说,没有,聊了很多细碎的事。许丰年说,没说什么特别的?宁巧想了想说,哦,对,他给了我一本书,说书上有藏宝图。

他们到她家里找出《转天图经》,薄薄的册子,有几页稀稀松松的,快掉了。他们翻到有图的那一页,画着一棵树,还有一幅简易地图。树叫百鸟不栖树。许丰年说,去凤尾山找找看吧,兴许他远行前,要去藏宝处收拾一下。宁巧说,行,我马上到山上找。许丰年说,我陪你去。宁巧说,你能爬山吗?许丰年说,慢慢走就是,你带着我,也慢一点,别急。宁巧说,那我们去跟阿姨讲一声。许丰年说,不用讲,又不是小孩。宁巧说,出门就应该跟家里人讲一声。他们回到灵水巷,跟玉梅说要去登山。玉梅点头,嘱咐许丰年,走山路的时候,要舌顶上颚,要藏气调息。玉梅还拿双肩包给他,里面放上饼干和矿泉水。许丰年说,妈,行了,就对面那座凤尾山,不是喜马拉雅山。玉梅说,对你来说就是。

两人坐公交车到山脚下,开始登山,山路的前段有台阶,走一会儿歇一会儿。一路看到很多坟地,新坟旧坟相杂。不是祭拜日,山里显得特别冷清,整座山似乎只有他们两个人,宁巧能听到许丰年的呼吸声,好像一种特别的虫鸣。看许丰年满头是汗,宁巧说,算了,回去吧,我觉得阿青不会在这山上。许丰年说,都到这儿了。宁巧说,图上做了注释,说看到百鸟不栖树就到了,但你知道什么是百鸟不栖树吗?许丰年说,按字面意思,是一棵特别丑的树。宁巧说,会有一棵树,让人一看就知道叫百鸟不栖树吗?我感觉这是阿青的玩笑。许丰年说,找找看吧,找不到,我们再下山,这一天还长着呢。宁巧点头,扶着许丰年继续走。

走到一条小溪,两人停下,宁巧脱掉鞋子,光脚踏进小溪蹚水。看许丰年杵在原地,她催他快点下来。许丰年脱鞋,小心翼翼踩进溪水,发出一声叹息。宁巧看着他笑。他们踩了一会儿,走到一片树荫下坐下,把脚伸进阳光里晾晒,两人喝水、吃饼干,像一场郊游。

休息了一会儿,他们穿上鞋袜,继续上山。走到吴家沟,拐过废弃的老山庙,走在东边的山道上,按阿青的意思,从这里一直走就能看到百鸟不栖树。左边是山壁,右边是悬崖,某处有鸟叫声,辨不清方向,好像在天上,又像在林中。宁巧说起阿青打鸟的事情,以前他拿着气枪,打过很多鸟,打了也不吃,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太阳悬在中天,云如幻象,近而远,薄而绵密。

阿青背着登山包,走在牛岭的山道上,往山下看,田地里有很多白鹭,在觅食或者休息。白鹭安静,上百只里面就几只是多嘴的,且叫声短促,不动时像影壁上的图案。

走了一会儿,许丰年停下了,捂着胸口喘气。宁巧说,休息一下吧。许丰年说,不是,我好像看见百鸟不栖树了。他们往回走,站在悬崖边看,底下三米处伸出的山岩上,有一棵孤零零的树,周身黑色,树干上长着眼睛一样的斑点,每只眼睛上都有尖刺,整棵树光秃秃的,没有叶子。宁巧突然笑了。许丰年疑惑地看她。宁巧说,居然真的有这样一棵树,一看样子就知道它叫百鸟不栖树。两人在树周围找了一会儿,爬上一处缓坡,走了一段路,在一垛用作遮挡的茅草堆后面,发现了洞口。宁巧打开手电筒,两人走进防空洞。

洞里保持入口处的拱门形状,顶壁是弧形,往里走的时候洞穴大小没有变化,等高等宽。两边墙上打着很多钉子,不知道是本来就有的,还是阿青钉上去的,可以用来挂一些东西。手电筒四处照,洞壁上面写着一些旧时标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深挖洞,广积粮”,也有小孩的涂鸦,可能当时挖洞人家的小孩有玩耍的心态,也可能是后世的小孩上山探险时画的。洞内有一个井口大小的通风口,阳光从通风口渗进来。

阿青跟在男人身后,走进竹林。竹林茂盛,细长竹茎撑起顶上的翠绿华盖,浓墨中有几处留白,阳光趁隙而下,也从空缺处漏下几只白鹭。几名游客举着相机,追着白鹭,追进竹林深处。

阿青闲谈似的说,他们在打鸟。男人说,啊?阿青说,他们把照相机称作长枪大炮,拍鸟就是打鸟。男人说,哦,年轻人的新词。阿青说,这里确实适合打鸟。他放下旅行包,拉开拉链,从里面掏出一把气枪。男人说,牛逼啊哥们,有这玩意儿。现在管控了,不让用了吧?阿青点头,给气枪装上铅弹,举枪瞄那些白鹭。男人说,哎,可别打白鹭,国家保护动物,打了要判刑的。阿青说,有些人就是奇怪,对动物特别有爱心,对人却什么都干得出来。男人一愣,随即哈哈笑说,是我多管闲事了,你等等,我走远点你再打。

两人走到防空洞深处。电筒照见一只只大木桶,数了数,有九个。许丰年打开大木桶的盖子,里面是几个装满东西的编织袋,手指戳在袋子上,感觉里面是粉状物。许丰年说,是面粉吗?他解开编织袋,宁巧用手电筒往里照,伸手抓了少许粉末,放在嘴里尝了尝,说,是番薯粉。他们打开所有的木桶,都是编织袋,都是番薯粉。这些是早年放粮仓里的那种储粮桶,一桶能放三百斤粮食,或许五百斤,他们不知道。这洞里藏着几千斤的番薯粉。番薯粉能存放很久,保质期因人的选择而定,灾年的番薯粉没有保存年限。两人看着这些木桶,久久不说话。

阿青对男人说,咱们镇上,今天有个人被打死了,你知道吧?男人说,有这事?阿青说,被人拿气枪打了,眼珠爆了,铅弹卡进脑子里。男人站住了,回头疑惑地看着阿青。阿青把气枪对准男人头部,扣下扳机,男人应声倒下,半身被草淹没,抽搐着。阿青走近了,又补了三枪。那人不动了。他把气枪胡乱塞到旅行包里,抓起包,往竹林外跑,往山下跑。

两人走出山洞,走在来时的路上,看到百鸟不栖树,宁巧停下来抹眼泪,许丰年握住她的手,两人都不说话,静立许久。山间有长风。倏忽间,鸟鸣成簇,成群的翅膀穿过枝叶,一片喧声,像落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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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鸿盯着监控。监区各处被精简成四十五度角俯视的画面,陈列在墙上。她站在值班室中央,身旁有一张操作台,上面有三台显示屏。每隔一段时间,不同显示屏上的画面会被切换到监控墙上。任鸿负责今天上半夜的值守,经过整个白天的工作,她感到疲惫,但也没有因此懈怠。身后有摄像头对着她。她可以想象到,局指挥中心的值班室,有工作人员守着类似的一面墙,监控下级所有单位,监控画面的其中一个方格里有她的身影。而同样的,那名工作人员的身影,也会出现在司法部某部门的监控墙上。

一组事务犯在监舍楼夜巡,三人一班,分上下夜。她们在楼道来回走动,经过每间监舍都停下来,透过小窗向里张望。任鸿看着监控,觉得她们是尽职的。监舍里开着小灯,为了保证监控画面清晰。犯人们躺在床上,统一面朝外侧睡觉,不能蒙头睡,为了她们的健康,也防止她们在被子里做越轨的事。有犯人睡着后无意间蒙上头,夜巡的人要进去把她叫醒。遇到面朝墙壁睡觉的,也要叫醒,让她们翻个身。曾经有一名犯人在睡梦中发病猝死,被发现时就是脸朝里的,此前监控里看不出异样,同监舍的犯人也没察觉。

监控墙切换画面,任鸿管教的六号监舍出现在里头,每个人都在自己床上睡着。这时四号监舍三床下铺的犯人下床,走进卫生间。任鸿转头看卫生间的监控。犯人褪下裤子,蹲在坑位上,打了个哈欠,对头顶的视线毫不在意。新收的犯人会比较敏感,有的刻意跟摄像头对视,还翻白眼,有的很拘谨,做出遮掩的动作。久了,就都一样了。犯人上完厕所,回到床铺躺下,过程中没有可疑举动。

任鸿在椅子上轻微挪动了一下,挺直背部。她的腰背其实已经非常酸痛了,但必须保持端正姿态。她悄悄解开武装带,让腰轻松一些,只要在起身之前记得扣上就行。不仅人要端正,监控室里的物品也要摆放工整。之前上级就批评过,监控里看到桌上摆着各种颜色的热水壶,显得很凌乱,不太严肃。所以大家把热水瓶藏在了门后面。

监控墙上的众多画面里再一次出现六号监舍,任鸿看了眼,视线转去别处,紧接着又回到六号监舍。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她放大监控画面,那种不自然来自四号床下铺的尤英。她对尤英很熟悉,去年她主持监狱广播站的时候,尤英经常投稿子过来,她有时候会到监舍,跟尤英讨论稿子。现在,尤英侧着身子躺在床上,左手放在枕头底下压着。这不是尤英的习惯睡姿。任鸿感觉她在装睡。她为什么装睡?任鸿盯着尤英。在至少两分钟时间里,尤英一动没动。任鸿一边留意着六号监舍动向,一边去看别的监控画面。

监舍的墙面带有粉色,规划者希望营造出一种温馨的氛围。打造文明监狱以来,很多从前不能想象的场景都出现在监狱里。任鸿盯着监控,有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个粉色的饼干盒,一个个残缺的小人儿被放在这些饼干盒里。怎么给这些小人儿分类,也耗费了监管者的心力。性别的分类是第一位的,所有监狱都实行严格的男女分押。之后按罪名分类,按刑期分类,按危险程度分类。分类标准很多,但每种都有相应的问题,比如重刑犯和重刑犯关在一起,常伴随暴力事件。因此,依然是如何监管的问题。几个世纪以前就有人设想过建造一种全景敞式监狱,环形囚室的中央设瞭望塔,塔内值守的人监管四周所有的犯人。现代监狱引入监控系统,使这个设想破灭,但在另一种层面上又实现了它。文明监狱里,传统的分类关押在逐渐消解。这座监狱中,犯人就是混押的。任鸿管教的六号监舍,最轻的一个罪名是销售伪劣产品罪,最重的一个罪名是故意杀人罪。

尤英动了动。任鸿放大六号监舍的画面,看到尤英把枕头底下的手缓缓抽出来,伸到被子里,慢慢转过身仰躺着,右手也伸进被子,两只手在被子底下轻轻翻动。过了片刻,她蜷起身子,把脑袋藏进被子里。任鸿回放了这段监控,尤英的手从枕头底下抽出来时,任鸿把画面定格,再放大。于是,她看清了尤英手上的东西。她立刻站起身,下意识护住腰间的武装带,扣好。她打开大厅喇叭,通知事务去六号监舍,控制住四号床下铺。她打电话给备勤室的同事,匆忙说明情况后,戴上警帽,往筒道跑。

尤英是名特殊的犯人。犯人对监狱里的规则大体上有三种态度——认可、假意迎合和敌对。很难说尤英的态度属于其中哪一种。对于监狱的监管和改造,她基本上是配合的,但她既不是认可,也不是迎合,可能只是在配合与不配合之间,恰好选择了前者。她在犯人中间有个外号,叫作“信子”,因为她的舌头从中间裂开,一分为二,像蛇信子。档案里显示,她在犯罪之前就表现出自残行为,舌头不是做的手术,是她在一段相当长的日子里,自己一点点割开的。而在刚才的监控里,尤英手上捏着一根线。

任鸿跑到监舍楼,打开随身执法记录仪,手放在辣椒喷雾上备着。六号监舍的电子门开到一人宽,她走进去,看到尤英已经采取蹲姿,双手抱头,三名事务站在她边上守着。任鸿让尤英张开嘴,果然,嘴里都是血。任鸿叹了口气。一名事务向她展示带血的线,大约十厘米,似乎是从生产车间带出来的。她肯定了事务的表现,让她们继续巡逻,不要声张。监舍里的人都坐起身,在议论,任鸿扫视一眼,她们不说话了。她叫她们躺下睡觉。任鸿给尤英上铐,带她去监狱医院。

医生给尤英做了检查,伤口不大,缝两针就行。医生对她分叉的舌头有些惊奇,但没多说,她们在监狱里见过很多古怪的病人,尤其是一些装病逃避劳动的。任鸿站在旁边,看医生给尤英处理伤口。尤英跟任鸿年纪相仿,三十出头,长得斯文。她受过高等教育,会看很多书,一月一次的借书申请单上总有她的名字。她会思考一些终极问题,有时找她谈话,她说的一些话,任鸿都不好接。而现在,她双手反剪,伸长舌头,也伸长脖子,护士用压舌板在底下托着她分叉的舌头,医生才好缝针。针穿过尤英的舌面,这个画面触发了任鸿的生理性疼痛。尤英喉咙里发出“噶”“咔”的短音,她会感觉疼吗?还是说她的痛觉系统跟别人不一样?任鸿不明白。涎水和血水拉成一条红线,滴下来。医生对护士说:“擦一下。”护士用纸巾帮她擦拭口水。任鸿看着,觉得尤英有点脱离人相了。

墙上的挂钟显示凌晨一点。本来正常情况下,等到早上交完班,她就可以回家休息。她预约了医生做检查,现在看来没办法了。她结婚四年,没有孩子,她以为自己的情况是个例,跟同事聊起来,才发现很多人都有这问题,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加上频繁熬夜,激素变得不正常,还有了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些问题,吃了很多药调理。而现在,她却在这里对着这些没有人相的罪犯进行人道关怀。监狱里,罪犯看病都是免费的。她见过一个案例,有个老人得了重病没钱治,故意犯罪进监狱养老。这样一对比,任鸿觉得自己做的事很不值得。她忍住怒火,眼下的事,跟她面对的问题没有因果关系。

缝完针,医生说:“好了,这几天少说话,热的食物放凉了再吃,不用拆线,过几天会自然脱落。”她们出门的时候,医生对任鸿耳语:“缝合线虽然不长,也要小心她拿来割舌头。”任鸿点点头。

走出医院,尤英打了个喷嚏。春天了,还是有些凉。两人走在夜里,树叶沙沙响,像一个寻常的夜和寻常的两人。任鸿想起去年,她去严管区接一个禁闭到期的犯人,那是个老弱残犯,需要人背回来。她带上尤英去接那名犯人,当时,两人就像这样一起走在路上。严管区对犯人进行严管,设有禁闭室,那是犯人在监狱中最忌惮的地方。严管区的门外有几棵杏树,当时是七月,树上结满杏子,地上也掉得到处都是。尤英借整理袜子的名义,偷偷蹲在地上捡了几颗,攥在手里。任鸿回头,说她都看见了,让尤英扔掉。监狱里不让犯人吃规定以外的食物,怕吃坏肚子。尤英说:“别呀,没坏,我挑的都是好的。”任鸿说:“不行,你扔了吧。”尤英迟疑地摊开手,扔掉三颗,手上还剩一颗,拿起来狠狠咬了一口,然后丢掉了。任鸿想着往事,那时尤英比现在有活力一点,也更像一个正常人。

把尤英送回监舍,任鸿赶去值班室,向带班领导汇报。监狱里针对这类自残事件是有预案的,按流程处理就行。任鸿到备勤室和衣躺下,眯了一会儿就醒了,心头堵着。她看时间,六点不到,坐起身发呆。

犯人们总是提出请求。有时候请求被驳回,她们会提出更多请求,请求就比之前的聒噪一些。有些人拿东西砸自己脑袋,或者列队时跑出去撞墙,是自杀、发泄,或者以此要挟管教人员。对她们这些行为并不总会施加惩罚,有时会进行安抚,答应她们的请求。但尤英没有提出请求,她只是割开了舌头。不知道她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赶在提工之前,狱警找犯人们谈话,询问事发当天有什么异常,最近有什么事发生,并关照目击者不要讨论。自残是恶劣事件,处理不当,会变成一种流行病。任鸿把尤英带到谈话室。两人坐下,她问尤英:“舌头好些了吗?”尤英点点头:“好些了。”声音含混,但不影响交流。任鸿说:“那我们开始吧。”她打开执法终端录像录音,先让尤英陈述夜间自残事件的始末。尤英将经过说了一遍,所述内容与监控里的画面一致。后续口供和监控相互验证,才不会出问题。

任鸿问:“割舌的线是从哪里来的?”

“车间带出来的。”

“哪天?”

“三天前。”

“前两天用线了吗?”

“没有。”

“为什么要在昨天夜里用?”

“想先把线准备好,忍不住的时候再拿来用。”

“偷线的时候,有没有人帮助你?”

“没有。那天车帆布袋,我趁警官不注意,咬断一根线,含在嘴里藏起来。”

“以前有没有类似的自残行为,没有被我们发现?”

“在里面是第一次。”

“为什么突然又开始了?”监狱里一切物品实行严管,给犯人吃红枣粽子,也要把线和枣核收上来,尤英没有割舌的条件。两年来她都很安分,任鸿以为她戒掉了。

“最近心里总是很难受。割舌头会让我好受一些,以前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突然产生这种情绪?”

“可能是季节变化,会想很多。”

任鸿点点头。冬春两季是抑郁症高发期,监狱里对有类似病症的犯人会额外关注。她说:“你心里有事可以找管班反映,可以找心理咨询员,自伤自残是严重违反规定、极其错误的行为。”

尤英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思考。她看了眼执法终端,开始说话:“大概两周前,来了月经,晚上睡觉漏出来,没有可以更换的内裤,另一条还在外面晾着。我按对讲,请求更换内裤,值班的警官说不可以,让我躺回去。我就穿着脏内裤躺了一晚,没睡着。”

监狱有规定,每个人只能留两套内衣裤在身边,其余放库里。任鸿说:“内裤的事确实不合理,我们以前反映过,但这是全局统一规定……”任鸿停住,看了眼执法终端,感觉自己失言了。而且,事实上规定并不总是统一的,男女监有很多不一样的规范,但这些不能跟犯人说,会增加她们不公平的感觉。任鸿接着说:“但这构不成理由,尤其是事情发生两周之后,为什么又去伤害自己?中间发生了什么让你不满的事情吗?”

“因为很脏,觉得自己很糟糕。那种感觉一直在,变得巨大。我会想到很多以前的事,想到他对我说的话。”

“他?他是谁?”

尤英没有回答,继续自己的讲述:“我记得他说过,女人在生理构造上,比男人要脏,需要经常清洁。那天晚上,下面很黏,很恶心。我闻到自己的臭味。我想起他的话,觉得他是对的,但我学到的知识告诉我,他错了。脑子里有很多相互矛盾的声音。我有时候梦见他,他身上有几个洞,一直漏气,他整个扁下去,贴在地上,没有人的形状。我就哭,我会为他哭,那是不对的。”

“你哭,因为你在悔过,这很好。有了问题,就提出问题,然后我们一起解决问题,不要一个人在那胡思乱想。”

“警官,我有罪,是因为我杀了人,不是因为杀了他。我没错,不能后悔。”

任鸿又看了眼执法终端。

“你说这些话,就不能算是认罪悔罪,不认罪是不能减刑的,你考虑过吗?”

尤英点头。

“关禁闭也无所谓吗?你爱干净,去了禁闭室,蹲坑在你床边,睡觉闻着屎尿味。不能跟人说话,没有娱乐活动,不停背规章。”

“我知道禁闭室是那样的。”

“她们都好好表现,拼命攒分,申请减刑。你不想减刑?”

尤英点头,说:“在外面,要被那些人监管、评估,相比之下,在里面被女警官们监管、评估会好受一些。在很多事情上,警官理解我们。即使这种理解不能使规定发生改变,对我来说,依然很重要。”

任鸿看着尤英。片刻之后,她关掉执法终端。谈话结束。

她们开了个简短的会议,任鸿表达了一些想法,能否再向上级部门反映,考虑一下女犯的生理情况,多留条内裤。领导说:“之前讨论过,这是统一的规定,男监也是这样实施的。”任鸿说:“女犯跟男犯毕竟不一样,男犯内裤多穿几天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都是统一的规定,那为什么男监不禁烟,而女监禁烟?”领导说:“这是两个问题,先解决眼下的问题,之后再去发散思维。小任,我们做好本职工作就行了。”

会议最后决定给尤英关禁闭的处分。任鸿做了表格提请,当天批复就下来了,同意关禁闭。尤英被带去严管区。

去严管区的路上,任鸿做了一些嘱托,告诫尤英想法不要偏激,往好的方面想。不要顶撞严管区的监管人员,那边还保留老一套的手段,碰见不服管的,打骂是常事。尤英答应着。走到严管区的大门,尤英突然喊:“报告警官,罪犯尤英请求在这里站立一分钟!”任鸿觉得奇怪,转头看,啊,是杏花开了。

那时候尤英丢掉杏子,任鸿说:“这几棵杏树,春天的时候开花,远望像云一样,好看的。”尤英盯着杏树看了一会儿,说:“任警官,那春天再带我过来,好不好?”当时任鸿没说话。犯人可以请求放茅,但不能请求赏花,有时候对她们温和一点,她们就会不断地越线。

现在,尤英站在杏树底下,露出了笑容。任鸿猜想,她心底是不是立下了某个偏执的约定,所以来到此地?任鸿不知道。

风吹来,时间变慢一些,花瓣落下,干干净净地落下。

上海病人

搬进来几天之后,陈秋才发现帘子后面有另一扇门,焊死的老式木门,门后是房东家的玄关或者什么,她不知道。之后一个凌晨,半梦半醒,她听到一些细微的声音,像有人站在门后面自言自语,又像是压抑的哭声。她打开灯,仰躺着发呆。这个小隔断间以前可能是房东家的杂物室,门上换了密码锁,经过简单装修,显出清洁感,天花板和墙壁白色一片,没有过去的痕迹,床和沙发占去大半空间,对她来说,也是足够了。门后的声音持续了很久,她想也许是幻听的毛病复发了,以前她常听到别人在背后骂她,嘲笑她,她曾因为这个问题被误诊为精神分裂,吃了一段时间的阿立哌唑和氯氮平。如果是幻听,就不用在意那个声音,如果不是幻听,也很好,这么想着,她慢慢睡着了。

再次醒来,天已大亮,陈秋站在洗手池边刷牙,水冰冷,窗台上有一盆火红的花。她喜欢有盆栽的窗台,陌生人经过时,她可以把眼睛藏在花后面。安静的弄堂里,偶尔响起咳嗽和咯痰的声音。她点开手机里自助租房的软件,想向房东询问那扇门的事,考虑了下又算了。她有克制好奇心的习惯,不好奇就不会有事发生,最好,什么都不要发生。作为补偿,她在手机上查了一下花的名字,花叫鹤望兰。

陈秋想去买一点食材。附近就有个菜市场,前几天去过一次,那些摊主的热情给她很大负担。附近的便利店、饭店,她去过之后也不能再去了,小店的服务员善于认人,她不希望跟他们熟识。她到超市买了汤锅、冷鲜鸡,还有一些作料,提着一袋东西回出租屋。走进弄堂,看着晾晒的衣服、剥漆的木窗、覆着苔藓的墙砖。我在生活,她想,心底雀跃了一下。

隔断间通不了油烟机管道,煤气灶设在了屋外弄堂拐角,可能有好几个灶台,她没去看过,每天都有人在那里露天炒菜,听声音很热闹,南腔北调。幸好房间里有电磁炉。她切好鸡肉,焯水,开始炖煮。她把火调到最小档,这样可以煮上半天,消磨掉今天的时间份额。

她点开社交软件,群里弹出很多消息。群里八百多人,有不同程度的社交恐惧症,很多住在大城市,其中一大半没有正式工作,只是待在房间里。跟她一样。大家在聊线下聚会的事情,每隔一段时间会冒出这个话题,很多人跃跃欲试,等到定时间地点的时候,又没几个人说话了。她打了一段字:我在上海了。一下出现好几个男群友,说要请她吃饭看电影,还有个说着露骨的话。她早已习惯,也不怪他们,如果他们知道怎么跟女孩子正常交流,也不会在这个群里了。阿鱼出来说,你们这些死肥宅,每天这么兴奋,药吃多了?怎么帕罗西汀对你们就这么有效?陈秋说,阿鱼姐姐好。有人问陈秋住哪里。她说肺科医院这边,那人又问哪个肺科医院。她刚想回答,阿鱼说,打听那么多干什么,她住在我家。群友说,你家?你不是跟一个老头合租吗?阿鱼说,关你屁事。阿鱼私聊陈秋,让她不要随便暴露自己的住址,人心险恶,“社恐”的人更险恶。她答应着。

一直以来,群里陆陆续续有人加她好友,有现实中不敢跟女孩子交往的男人,也有收费的咨询师之类。群主也加过她,上来就许诺给她当群管理员,不过要视频面试,她才知道为什么群里的管理员都是女孩子。她拒绝了。她只有跟阿鱼聊得来。所谓聊得来,就是陈秋说什么蠢话,阿鱼都愿意听。比如现在她跟阿鱼说,自己住的弄堂里有很多肺病患者,有病人会把咯出的血存起来,用来浇盆栽,花开得很艳。她不懂自己为什么讲这些,好像这么说会显得比较特别。阿鱼说,你怎么住在那种地方?陈秋说,这边房租可以按天算,而且房子老旧,比起别的地方不算贵。她告诉阿鱼,弄堂里经常有咳嗽声,还有谩骂,有力气的病人很会骂。住客换得勤,她来的几天,已经看到好几家人搬进来搬出去了,一些在等医院的床位,一些是从住院部搬出来,在这里暂时观察。阿鱼说,这么群人,平时都干些什么?陈秋说,不知道,好像什么都不干,就聊天,鼓励病人活下去。阿鱼说,跟我们差不多啊。陈秋一时间不知道回什么,起身去看汤锅,加了些热水,又洗了香菇丢进去。如果愿意听,是能听到弄堂里一些人家的声响的。斜对面的屋子有个病人,听声音是个中年人,前天他让家属把床移了,移到窗边,现在他跟家人说,要把床移回原位。为这事屋里有两三个人分别发表了意见,然后吵了一阵,有个老人连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争吵声渐渐稀了,弄堂里重归平静。陈秋听着,像听风声。

她读中学的时候,父亲在这边的肺科医院住过。那时父亲整个脖子肿胀,看起来像另一种病人。在她想象中,父亲的肺被癌细胞塞满了,癌一点点溢出到身体的其他部位。而母亲有癫痫病,也需要人照顾,懂事起她就厌恶这个全是病人的家庭组合。父亲躺着,鼻子里插着呼吸机,不说话,每一分力气都用来呼吸和忍受疼痛。以前他像一台圆锯,经常对着她和母亲嘶吼,如今圆锯喑哑了。在病房陪床,她一次都没对父亲说过关心的话,只是坐着,望着父亲,或者望着窗外。她知道自己一旦开口,就会被病房里的其他人审视,隔壁床位的人可能趁机跟她搭话,那种恐惧感,超过了她对父亲的担忧。窗外有热闹的街景,但她几乎不出门,有时她想到自己的人生,一半的时间在逃避,剩下一半时间在等待,等待事情发生,她好做出应激反应。有一次母亲癫痫发作,抽倒在地,她拿小毛巾塞进母亲嘴里,以防她咬伤舌头,然后就坐着等她停止。其他床的病人很惊慌,纷纷问怎么了,陈秋对他们说没事,就不再说什么,她没想到这些癌症患者,也会被癫痫的症状吓到,心底隐隐有怪异的优越感。母亲醒来后,陈秋给她倒了热水,第一次独自走下楼梯,穿过阴暗走廊,来到外面,脱下口罩。她在上海的街道上走,心里舒坦了一点。她怕人,但人多到一定程度,反而会成为屏障,他们都注意不到她,即使有人看她,视线停留也不超过两秒。跟老家不一样,这里没人知道她是谁的女儿、谁的孙女。她走了很久,只要她愿意,可以一直走下去,所有的风景都与她无关,但都被她所拥有。

她很小就心事重重。上小学时,有一回老师指定她在周一升旗时做国旗下讲话。接到任务后的那些夜晚,她没睡着过。她写好演讲稿,反反复复读。有次放学,等人走得差不多了,她跑到学校主席台上,借着余晖念自己的稿子,一遍一遍,念完十遍后,她折好稿纸,放进兜里,然后走到主席台边缘跳了下去。那一跳成功让她的胳膊摔脱臼,隔天老师看她打着绷带,就让另一个同学代替她做国旗下讲话。人生中,她为了逃避,做了很多奇怪的事。她放学就快速跑回家,盛一碗饭拼命扒,有时菜还没上,她就干吃,吃完跑上楼去,待在自己房间里,她最后的安全屋。她总是先躺一会儿,小小庆祝今天又存活下来。她看天花板,看上面的污迹和钉子拼凑出的图案,她有时望着望着,觉得它们像地图,像岛屿,她很想去一座无人的岛屿。

在病房陪伴父亲的日子里,她突然发现自己找到了。一旦抵达,就开始害怕。如果父亲死了,在这里的生活就终结了。想着想着她就变得难受,她对父亲说,爸爸,你要好起来。父亲缓缓睁开眼睛,疑惑地看着她。她说,爸爸,你一定要好起来呀。父亲笑了,握着陈秋的手,捏了捏。

弄堂里响起炒菜声。陈秋离开窗边,从沙发上拿起手机。群里阿鱼又在聊自己的租房故事。她说,有些穷上海人,只有一套房,自己还得住,但眼红别人收房租,就把自住的房子租出去一间。我住这个老头家里,一室一厅,我睡客厅。他独自一个人,老婆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怎么。他不让我开冰箱,神经病,我一个租客,能不用冰箱吗?我要做饭的。为了笼络他,我也做一份给他吃,他吃了消停两天,然后又开始呵斥我,让我不要开冰箱,不要在晚上八点以后跟人语音。群里有人插话,这些你都讲过,有没有新故事。阿鱼不理会,继续说,我最近已经有点忍不下去了,我有一瓶甲醛测试剂,你们说能毒死人吗?群友说,没用,这玩意儿没多大毒性。阿鱼说,既然你说没毒性,那我掺他饭里了。陈秋说,不能这样。阿鱼说,我开玩笑的,就是宣泄一下,不然早晚会疯。有个叫“刻舟人”的群友说,看你们租个房真麻烦,来崇明区啊,一百块钱的房子都有。陈秋点进他的头像,发现他加过自己好友。陈秋说,你住在岛上?刻舟人说,对啊,我在长兴岛,住的平房,一个月一百八,还挺好的。陈秋说,真的吗,一个月?一百八?阿鱼说,八十我也不去,鸟不拉屎的地方。刻舟人说,这里发展很快,什么都有,便利店、超市、银行,能点外卖,还有5G信号。陈秋说,5G信号?阿鱼说,别听他忽悠,那种地方还算上海吗,跟老家的小镇有什么区别?我老早以前在青浦住过,八百块钱打滚住,后来进城了,在普陀住群租房,十几平米住了六个人,有男有女,几张木板床拼成很大的床,大家一起躺在上面,男挨男,女挨女,中间的两人头对脚。这样的房子,一个人也得摊派六百。有一年去外滩跨年,散场时想拦出租车回普陀,司机都拒载。有一个司机倒是跟我们讲理由了,说普陀是下只角,很多骗子和小偷,那么死贵的普陀也是下只角,我还以为进城了。后来我就搬了,来了静安区跟这老头住。既然我来上海了,为什么要住在偏僻的地方?刻舟人说,上只角还是下只角跟你有什么关系,不都是待在屋子里吗?阿鱼说,我是每天待在家里,但住哪里还是不一样的。以前住的地方门外是荒地,地铁站和站之间隔好几公里,跟弄堂外就是别墅洋楼、法国梧桐不一样的好啦,心情好了出去走走,陕西北路拐到南京西路,然后买个菜回家,心里舒坦。刻舟人说,死要面子,你就作吧。

长兴岛,听起来挺不错,她想去岛屿生活,但也想隐居在繁华的地方。要留在上海,必须得去工作,她下载过求职软件,也早已准备好简历,始终没投出去。想着这些事,她有些头疼,就不想了。她起身去看汤锅,打开锅盖,香味填满了整个房间。

父亲过世后,母亲接了好几个活儿在家里做,给一些小工厂踩鞋帮,给围巾贴牌子,陈秋看到屋里有很多花花公子的假标签。有时候母亲在忙活,她在边上做作业,各自专注,她觉得安心。母亲还罕见地跟她讲道理:做人不能贬低自己,你爸以前呀,就天天打击我们娘儿俩,我们才会越来越弱,像煮熟的虾蛄,缩起来。要自强,要伸展开来,知道吗?母亲的状态越来越好,有一天吃过晚饭,在镜子前久违地试起了衣服。陈秋问她,她腼腆笑,说有个离婚的男人追她,小时候的玩伴。后来母亲听人说某偏远山村有一位神医,专治癫痫,她就跟人搭伙过去求医,回家时带了一大袋药,很高兴。她说那个神医拿出小针刀,在她背上的经络一扎,放点血,她就感觉有什么东西从自己身体离开了,可以说病已经好了,但还是得买药保一保。母亲停了以前医院里拿的药,专吃新药,吃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下床时摔倒,忽然就站不起来了。送到医院检查,是共济失调,可能是乱吃药引起的,也可能是别的原因。男人来医院看她,母亲一直冷着脸。他跟陈秋搭话,陈秋也不知道怎么回,最后他悻悻地走了。陈秋说,妈,没必要吧,叔叔人挺好的。母亲说,就这样吧,两个人都下得来台。

母亲慢慢好起来,能够走路了,但走不稳。陈秋搀着母亲在路上走,经过菜市场出口的小路,一辆板车带倒了母亲。母亲坐在污水里,突然哭了起来。陈秋很少见母亲哭,她感到的不是心疼,而是恐惧。边上都是小摊贩和买菜人,大家都在若有似无地围观,注意到他们的目光,陈秋开始出汗。拉板车的人说,这点碰撞不至于吧,哭什么呢?哎,小妹,你把你妈扶起来呀。陈秋浑身发抖。她听到周围的人说,上刑啊,快给你妈上刑啊!她丢下母亲,往家的方向拼命跑去。

醒来,陈秋躺了一会儿,听门后的声音,好像有异响,好像又没有。她起床去厕所,冲水的时候,忽然想起房东在软件里提醒过,马桶冲力不强,不要把纸扔进去。她扔了很多次了。水箱里额外连着一个装置,需要插上电,用电力辅助冲水,仍然不够有力,刚扔下的纸巾在马桶里勉强打着旋儿。

手机里有阿鱼的信息。阿鱼说,我们住得不是太远,出来一起玩吧。陈秋回复,好啊。她点进群组,有几个人昨晚聊了上班的事。有人发的是语音,她点开,一边听一边收拾房间。那人说,我在湿巾厂上班,计件的,但眼里没有活儿,别人让干什么才去干什么,我经常出错,遭一组人嫌弃,其他人一个月四千多,我就三千不到。我快四十了,让小姑娘指挥干这个干那个,丢面儿。但我也不怨,小姑娘对你呼呼喝喝,至少还算是照顾着你吧,到外面谁会拿正眼看你呢。另一个声音说,你有工作,还算好,我在小工厂里干,肯吃苦,老板让我当小领导,我害怕,辞工了,之后就找不到工作了,我歇到现在半年了,谁给我介绍活儿啊?之后又响起一个声音:来岛上做工吧,每年有很多人上岛,有大学生,还有一些外国人,一般是客户代表,负责监工。陈秋正把床单铺平,猜这个人就是那个刻舟人,他三句话不离岛。刻舟人说,这里很多船厂,中远海运重工,振华重工,江南重工。我是涂装工区的,给船体喷漆。嗯,不是,不是技术工,来个人就能干。别看这么多重工业,环境也很好,骑着电动车环岛一圈,郊野公园,风车公路,一路就想唱歌,爱唱多大声唱多大声,风车转动的声音会盖住你。陈秋拿起手机,在群里说,我想看风车,看轮船。一会儿,刻舟人在私聊窗口发来了一张照片,是一艘巨大的轮船,角落里有个人,好像是他,黑黑瘦瘦的一个小青年。刻舟人说,有空来长兴岛呀,我带你去看我漆的大轮船。陈秋正犹豫着怎么回,阿鱼给她发了消息,她点开看,是一个地址。阿鱼说,我们去1933老场坊吧。陈秋本以为阿鱼只是客气一下,没想到是真的邀约。她说,现在?阿鱼说,对啊。陈秋说,我紧张。阿鱼说,哈哈,小姑娘紧张什么,出来透透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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