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了一家土菜馆，家常一点，不会那么拘谨，离青年公园不远，他应该很快到。我仔细回忆了下，只能零星记起四五个小学同学，也许他就是其中一个，也许他是某个暗恋者，也许他谁都不是，是个骗子。跟骗子打交道我有经验，我采访的那些搞音乐的年轻人中就有一部分是骗子，什么作品都没有，就光有个姿态。一个男人出现在视野里，背着包急急忙忙走，在店外站住了，他看上去很瘦，牛仔裤像旗子一样挂在腿上，他抬头确认门上的招牌，随即走进店门，四处张望。我朝他招手，他快步走来。我说，阿络？他点点头，双手虚抬了一下，似乎想要拥抱我，我没动。他坐下来，看了我一会儿，有点戏剧性地叹了口气，说，好多年了。我礼貌笑笑。他戴着近视眼镜，两颊深陷，脸上没什么油光，看着无害，并没有跟我记忆中的哪个人呼应上。我把菜单转给他，让他点菜。他盯着那些菜名，伸着脖子，一动不动，像从很高的地方往下张望，看上去怪异又滑稽。我来吧，我说着，拿手机扫了下桌上的二维码，选了几个菜。过程中，他一直望着我。
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我开始提问，问他来沈阳做什么。他说来办件事，也来看看我。问他怎么会有我的号码，他说去了一趟以前的小学，去校办翻毕业生名录，找到我家电话，我妈给了他手机号码。听起来都挺合理，但我很久没跟我妈联系了，一回去就是吵架，不好求证。我说，你会不会记错人了？他摇摇头说，你是姜满，小满，我不会记错，从你脸上还能看出小时候的样子。我说，行吧。
服务员过来，上了一盘大拉皮，之后是剁椒鱼、锅包肉、熘三样。我们吃着，聊起各自的工作，他说自己是写故事的。我说，你是作家？他突然有点慌张，开始认真解释自己的工作，他说方便理解的话，可以称为作家，实际上不算，什么都写，写过剧本、小说，也帮人代笔，比如哪个老板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一部非写不可的书，就理出个框架找人写传记，这么回事。我点点头，问他这趟过来有去哪里逛逛吗。他说没有，随即又解释，是在路上走了很久，但是没有逛，逛是需要闲心的，他在找一座桥。我问什么桥。他说，合适的桥。我一时语塞，他是我讨厌的那类受访者，故作姿态，但谈话还是要继续。我说，你来的时间不对，冬天这里蛮好玩的，可以在冰冻的河面上滑冰，也可以找个雪坡，一群人坐在大轮胎上转下来。他说，我知道，我们那时去过几回青年公园，坐在小板凳上，拿两根杆子在冰湖上滑，很欢快。我说，爬犁。他点头，爬犁。我说，还有冰陀螺。他说，对，我们那时也玩过，陀螺在你手下简直是个永动机，但绳子换到我手上就不灵了。他顾自笑起来。我愣了一下，才意识到，他说的“我们”是指他和我。他把我们两人的距离拉得很近，但是我不记得他，他就坐在对面，却像通过某个缝隙窥视我，让我感到不适。
这种不适感倒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想搞清楚他究竟是谁。我说，喝点儿？不等他回应，我叫服务员拿来两瓶老雪花，给彼此倒上，干了一杯，我哈口气，又吹一下刘海，感觉舒畅了些。我看向窗户。店内灯光明亮，玻璃变成了镜子，我眼角瞥到了一个女孩的身影，我用指甲弹了下杯子，叮，她消失了。阿络似乎注意到我的举动，问我怎么了。我摇摇头。
我说，作家，能讲个故事来听吗？他这回挺干脆，说好啊，端着酒杯静默了一阵，他说，有个男孩为了看雪，冬天里来到很北的地方，这里随便一个小山坡便是一座雪山。他在傍晚的时候爬坡，半道上遇到了一个女孩，女孩长得圆滚滚的，但脸色苍白，太阳一照，整张脸近乎透明。女孩一见他就笑。他也笑，觉得女孩似曾相识。他们便结伴上山。他说起小时候，冬天妈妈怕他冻着，给他穿上秋衣，接着是三件毛衣，然后是棉服，他虚胖地来到学校，打闹时被小伙伴一推，摔倒了，就爬不起来了。女孩听了哈哈笑，模仿他小时候的样子，顺势往雪地一倒，她便嵌在雪里。他伸手拉起她。雪地上有一个她的形状。他说，这是你的模子。他们登上山顶，天色暗下来，有月亮升起。女孩用手指戳着月亮，说雪是毛茸茸的，月亮是毛茸茸的。他觉得女孩也是毛茸茸的。下山路上仓皇又惊险，每一块台阶都是冰雪覆盖，他拉着女孩，连跑带滑，两人又喊又笑。在一个长长的陡坡女孩甩开他的手，坚持要自己挑战一下。女孩虽然这么说，还是挺害怕，整个人躺下来，然后一路尖叫着往下滑。女孩最后在斜坡的拐角消失了，连同她的尖叫也消失了。他连忙跑下去看，看到女孩散落在雪地里，不再圆滚滚。他呆立了半天，山间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捧了一些雪，覆盖女孩七零八落的身体，独自走下山。
讲完，他端起酒杯，抿了一小口，刚才的一杯还没喝完。我笑说，跟雪人姑娘游山，挺好的小故事。他说，你也讲一个。我说，我讲？我又不是作家。他说，你讲，你小时候就喜欢讲故事。我想了想，说，算了，没故事。他说，你现在过得挺好，我放心了。我说，怎么就挺好了？他说，爱幻想的人才喜欢讲故事，你现在活在现实里。我说，是吗？他点点头，说，你以前是个很特别的小孩，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次跟你说话的情景。那天放学，校门口有小贩在卖蚕宝宝，围着一大堆小孩，我也买了一只，托在桑叶上，转身就看见了你，感觉挺眼熟，是班上的同学。你背着书包摇头晃脑地走。那时我刚转学过来，没什么朋友，就上去跟你套近乎，我伸手摊开给你看。你看到蚕宝宝，一下就笑了，很喜欢的样子，我说你也养啊，这只送你，我再去买一只。你脸色突然就阴下来，你记得你说了一句什么吗？你说，有啥好养的，我自己就是蚕宝宝。我被你说愣了，跟着你走了一路。你说只要你想，你可以是任何东西，你也拥有任何东西。你把手挥起来，说那棵树、那条河、那几朵云，都是你的，你不需要把它们领回家，在外面放养就好。后来我们就经常在一起玩，放学后你会先送我走到我爸在的批发商城，自己再多走一些路回家。你还帮我背书包，背着两个书包在路上走，我说哪有女孩帮男孩背书包的，你说我比女孩子还柔弱。
我笑说，还有这样的事吗？难怪我不记得了，我擅长把羞耻的记忆忘掉。我得跟你道歉，你这么记挂我，我对你却没什么印象。他说，时间太久了，其实我也只是轻轻地记着。年初我爸突然从衣柜底部翻出一个存折，是那几年在沈阳做批发时存的，上面还有五百块。他打电话给我，聊起沈阳的往事，他挺怀念的。他还跟我说起你，说，那个和你一起玩的小姑娘，后来常来店里打听你，我对她说阿络不在这儿，回老家念书了。她也不马上离开，老成地跟我聊几句，再慢慢走远。她隔一阵还会来一趟，还是那句，叔叔，阿络在吗？我问我爸，你之前怎么没跟我说过这事？他说，没什么好讲的。我说，现在怎么好讲了？他说，隔了十几年，就有点意思了。
我听得认真，有些动容，他讲述的那个小女孩，跟记忆中的我自己有些不一样。我喜欢她，又同情她。这不是自怜。我说，后来怎么没有联系了，写信也好啊。他说，我写过一些信的，三年级的时候开始用上了圆珠笔，觉得自己长大了，有模有样地给你写信，我当时怀疑八毛的邮票是不是真的能寄到那么远的地方，就总是贴两个六毛的。我说，我没收到，如果是信件，我肯定会保留下来。他点点头。他不说话的时候，视线就停在我身上。我感到焦虑，可能他说的那个小满不是我，是另一个女孩。
我说，失陪一下。我起身走进洗手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蓬松的蓝色头发，像个小姑娘，但我知道，年岁跟苔藓一样，在无察觉的地方暗自滋生。我洗了把脸，从包里掏口红补妆。女孩的身影又出现在眼前，我用小指理了下头发，她消失了。
那时，女孩总是一个人上学放学，我见过她很多次，她头发乱，校服也脏，但她还是可爱的，走着走着，会突然傻笑。她多动，有时在树边站一会儿，摸一摸树皮，不知看上面的纹路还是什么虫子，在桥边栏杆上扒一会儿，探出脑袋。有一天我过去跟她打招呼，问她叫什么名字。女孩歪着脑袋，似乎自己的名字还得想一想，她说，我叫姚可心。我知道姚可心这个人，学校里一个好看的女孩子，汇报演出的时候上台跳过舞。我说，你就是那个跳舞的姚可心？她说是。我立刻揭穿了她，我嘲笑她嫉妒别人。她说，没有，我今天就是姚可心。我说，今天？那明天呢？她说，不知道，我妈说，明天的事，明天再想。我说，你这人真好笑。我又说，也挺好玩的。
她叫陈香雪。那个我是任何人，我拥有任何东西的游戏，就是从她那里学来的。有一段时间我俩经常一起玩，后来，我跟她疏远了，选择了另外的朋友，她们人更多，也更正常。也许曾有一天，陈香雪走在路上，遇到了刚买到蚕宝宝的阿络，阿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我叫小满。
回到座位，我看到他正在对付剩下的那点酒。有些人不会喝酒，但也不愿浪费。他一瓶就喝得脸色发红，眼镜后面的双眼湿漉漉的，在灯光下显得明亮。见我坐下，他仍看着我，也许是透过我看另外的人，我不知道。
他远道而来，身上带着谜语，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倾诉对象。我该跟他说实话的，我该说我过得并不好，恋爱失败，跟家人关系紧张，没有交心的朋友，生活一塌糊涂。身边一些人总觉得我很潇洒，我剪发、染发，也是为了加深他们的这种误解，有时候又会因此感到孤独。我看着眼前这位故人，想告诉他，我过得并不好，但我不想打破他的那份期待。
饭点快过了，店里反而更热闹，人们喝着啤酒，用咯痰的音量说话，酒精让听力下降，他们总怕自己讲得太小声。借着周围人声的掩护，我说，其实你那个雪人姑娘的故事，也可以理解成一个鬼故事，对不对？他一愣，说，是吧。我说，你们闽南那边，有很多灵异的事情吧，你信这些吗？他说，信一点。我说，我经常做噩梦，也可能不是噩梦，我半夜醒来，会看到已经死去的人坐在我的窗台上。她是我儿时的一个朋友，很要好的。他说，爱你的人无论变成什么样，都不会伤害你的。我说，我也这么调节自己，但有时还是会不舒服。我跟他讲起陈香雪。
陈香雪古怪，周围人取笑她，也害怕她。那时她的玩伴可能只有我一个人。不是我多善良，我只是觉得，跟她一起玩挺酷的。她说她喜欢南方，总有一天要去南方看一看。我问为什么。她说她的爸爸跟一个南方女人跑了。我说，那你不应该讨厌南方吗？她说，对哦。算了，还是喜欢吧，讨厌很累的。
有天放学走在路上，我俩发现了一只黑色小奶狗，它一条后腿被车轧断了，伏在路肩下细声哀号，时不时回头看一眼自己血肉模糊的腿。陈香雪拉我走，我说，救救它吧。她说，那你带回家，你爸妈会帮它的。我俯身看它，它脑袋圆圆的，眼泪汪汪，它有一半是可爱的，有一半让我恶心。我犹豫着，盯着它，等着时间过去，也不知希望发生什么。就这样僵持了一会儿，陈香雪说，算了，我来吧。她从路边小店借了个纸箱，把小狗放进去，她跟我告别，抱着狗往她家走。我安下心来。第二天到学校，我问她狗怎么样了。她说情况不错，她妈妈认识兽医站的人，把它抱去做了截肢，虽然手术有点粗暴，但小狗活下来了，取了名字叫煤球，是个男生。我开心地跳起来。陈香雪每天跟我讲煤球的事，她说它一天天在变好，换纱布了，拆线了，会在家里匍匐前进了，长大了，三条腿走得挺欢。
有一天我心血来潮，要去看煤球，陈香雪拒绝了我，说家里太小了。我非看不可，放学道别后，我偷偷跟在她身后。她家在偏僻的胡同里，七拐八拐，全都是低矮平房，门前建筑废料和雪块堆在一起，不分彼此。陈香雪推开一扇屋门的时候，我从身后窜出来，吓她一跳。我跟着她进到屋里，她家里一片黑，好像没有窗户，应该不至于，我记不清了。屋里没有椅子，她妈妈坐在床上折鞭炮，五根小鞭炮包在一张红纸里，拿有图案的贴纸封上。阿姨给我一些散装的鞭炮，说，小娃娃去门口玩，玩一会儿就早点回家，屋里头乱，不招待了啊。我和陈香雪走到屋外，她拿走我手里的小鞭炮，揣进兜里，说，没什么好玩的，这些包一包，还能卖两毛钱。我说想看看煤球。她指指旁边黑色的雪堆，告诉我煤球死了，带回它的第一天，她用一块砖头把它砸死了，埋在雪堆里。我呆住了，回过神来，质问她为什么要那样做。陈香雪说，我们是小孩，有什么能力照顾小猫小狗呢。我说，那你也不能打死它。她说，煤球活着时很痛苦，死了，才有更好的生活，你来这之前，煤球一直也好好的，不是吗？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觉得她有病，转身往家跑。后来她找过我几次，我没理她。她又一个人玩了，我常看见她自己跟自己说话。
就是这么个人，在五年级的时候，突然死了，在南运河的一座桥下被人发现，是溺死的，漂在水上，被桥墩拦住了。死因不明。我没有打听她的消息，但消息自动进到我耳朵里。那些小孩跑来问我，说你跟陈香雪不是很要好吗？陈香雪怎么回事？他们七嘴八舌，我没有迁怒他们，我有什么资格呢。我只是躲。之后她就时常出现在我眼角的余光里，我用正眼看她或者做一些别的小动作，她就消失了。她没跟我说过话，我也没问过她。就这样过了很多年。
我讲完，他叹了口气。我说，你认识她吗？他摇摇头。我看着他的眼睛，他应该没有骗我，也没必要骗我。但我特别希望，他记忆中的女孩就是陈香雪。她做那个游戏，说自己叫小满，这成为他们两人的秘密称呼。多年后，他来到年少时的学校，翻开毕业生名录，看到那个熟悉的名字，她依然在那里。
大厅里只剩下几桌人了。他看了眼时间，我也看了眼时间。九点四十。
他说，我最后一次跟女朋友在一块，也是在这样的饭店。只是我跟她吃的是地锅鸡，你能想象吗，分手饭吃的是地锅鸡。那是一家新店，我跟她约定，下馆子只吃没吃过的店，除非前一家特别好吃。地锅鸡端上来了，我们吃着，给出各自的评分，讲着告别的话，互相祝福。我们一边吃，一边哭。
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相处得很好。她白天上班，晚上坐在我身边，陪着我坐一个小时，看我的文章，念出来，念到我身上起鸡皮疙瘩，我就会改掉那部分。有时候她会嗑瓜子，在我身边咔嚓咔嚓，我也抓一把吃，她克扣我的粮食，跟我说，一颗瓜子，写一行。有一次她看完我的小说，突然说，你的笔下从来没有小孩，结了婚的人，也没有小孩。你在意的，对不对？
她在沈阳读的大学，大学期间做过一次人流手术。在确认关系之前，她就跟我讲过了。我明确表示，我不在乎她过去的事。然而她走不出来。在路上看见婴儿被抱在怀里，她就会定定地看一会儿。月经来迟了一天，她就立刻用测试纸。她囤了一抽屉的测试纸。渐渐地，她开始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坐着躺着不动的时候，她总问，是不是地震了？我留意了一阵子，发现是她自己总不自觉地摇晃身体。我带她去医院，做了很多检查，没有问题。我带她去找一个有名的神婆。神婆说她是婴灵附体，有化解方法，去落胎的城市找一座桥，在桥下的河滩上烧黄纸，念经，超度亡灵。
我回家收拾行李，她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去找桥。她变得歇斯底里，问，这算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这算什么？我抱住她，我说咱试试，好吗？她拼命摇头，说你太可笑了，太可笑了。我一直安抚，她才稍微冷静下来。她怕我一个人偷偷跑沈阳去，请假在家守着我。
她吃了一段时间的抗焦虑药。有一天她宣布身体已经恢复健康，不需要我担心了。但是她想跟我分开。她说，你很好，是我的问题。我说，既然我好，那就不要分开。她摇摇头，说，我怕你以后不再喜欢我的时候，却因为必须遵守某种正确的道德观，坚持跟我在一起。我更怕你现在已经这么做了。我坚决否认，但是她不相信。我们谈了很多天，我试图说服她，但最后，我被她说服了。她没有特别的理由说动我，只是我疲倦了。
阿络讲完，我握住他的手，抚了抚他的手背。我们互相说一些安慰的话。服务员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加菜，厨师下班了。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服务员过来，说店要打烊了。
我们走出店门。我走在他边上，时不时看一眼这位暂时的挚友。几个小时前，我还讨厌他来着。我们走了一段路，不知道哪里传来花香。我们同时吸了吸鼻子，一起笑了。我说是渥丹的香味。他说，白天我也走过这段路，怎么没闻到？我说，白天太吵了，盖住了。他说，你这说法真好，我会记住的。我说，是吧，我也挺有才华的。他笑了笑，很短促。他说，你知道气味记忆法吗？我说，是什么？他说，以后我闻到渥丹的香味，就会想起这个夜晚。我说，那我知道，我也会用音乐来记忆一些东西。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我望向路边，说，存折有带来吗？他说，存折？我说，你爸在沈阳做批发时的存折，还有五百块钱。他说，啊，忘了。我们又笑。之后没话了。我们在十字路口停下来，我想抱抱他，没动。他伸出手，跟我握了握，过于郑重。我说，你住哪儿？他指了个方向，说挺近。我说，那我回去了。他说，等一下。我看着他，等他说。他就那么停了几秒，像静物。然后他说，渥丹是什么颜色的？夜里看不清。我说，留个悬念，你白天过来看吧，挺好看的。我们挥挥手。我也想问个问题，来延迟告别，但我想不出来。我们又挥手，各自转过身去。
我走得很快，听着自己的脚步声。路上有人骑着共享单车，飞速从我身边掠过。掠过之后，我听到那人的歌声，他很快乐，或者希望自己很快乐。我走过一座桥，南运河上有很多桥，可能每条河上都有很多桥。走下桥，我突然想到了什么。今晚刚见面的时候，他似乎说自己要找一座桥。他前女友已经痊愈，离开他也很久了，他已经没必要找桥了。他为什么还要找桥呢？联想到晚上他的眼神，他的那些话，我担心他做傻事。
我沿着河往回走，他可能在沿途的某座桥上。我边走边回拨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响铃，他一直没接。我开始跑，经过了两座桥，没看到他。我跑不动了，走到第三座桥上，靠在栏杆上，茫然无措。夜晚的河水是黑色的，以前一直让我害怕，这些年桥上都装饰了灯光，好了一些。隐隐约约，眼角闪动着异样的光，我转头看，看到他了。他下到了河滩上，蹲在水边，面前是一团火焰。他在烧纸，嘴里念着什么。他用身体挡住了风，黄纸和纸灰还是飞出去一些。河面上仿佛有什么金色的生命在飞翔。我不知道他在为谁超度，是那个没有出生的孩子，还是别的人。我走下桥，没有走近，怕打扰他，在不远处望着那团火焰。我闭上眼睛，为死者祈祷，为生者祈祷。
水鬼
〇
龙年正月初一零点，万寿村多数人正抬头望着天空。上百束烟花一次次插入穹顶，绽开在人的面影上。硝烟、粉尘、云上的纸屑，带着祝福轻盈地飘下来，天地间烟波浩渺。
一个男人沿着八宝街由南向北走。他缩在破棉袄里，没喝酒，踉踉跄跄走。他侧头看两边停着的车，一辆挤着一辆，热热闹闹。他仔细看它们，也许是车窗倒映了天空的景致，双眼现出了赏花般的迷离。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晃了晃，捏起锯齿最尖的一枚，抵在最近一辆丰田的咽喉，开始漫长的杀戮。
万寿村有七百户人家，五百辆车，八宝街此时停着上百辆。警报声此起彼伏，这在烟火轰鸣中是常见的，没人理会。只有一个母亲怀中的婴孩抽空望了望男人这边，随即就看到由数十辆车排成的长卷画轴，男人画出一段绵延不息的波浪。孩子笑了。
男人一边划，一边数，在数到第五十三辆车的时候，被迫停了下来。这是辆面包车，车主是联防队的王亮。第三次遭到“双扣”之后，王亮从牌桌上拔地而起，瞄了对家一眼，嘀咕着“狗生的，会不会打”，随即察觉到室内烟雾缭绕，每个人的眼球都红得娇艳。“我去透透气。”他朝外走，后头看牌的连忙补上了空缺。
外面的空气似乎并没有更好一点，但有凉风，他随意地点烟，视线对上了车旁边的男人。男人当时正路过他的第五十三辆车，在这辆面包车的车把处磕了一下，他正低头疑惑地摆弄钥匙串，余光蒙上了高大的黑影。
“你干吗呢？”王亮注意到对方是个外地人，追了句，“你妈逼干吗呢？”
男人身体颤了一下，慌忙往兜里塞钥匙。“狗生的，往我车上撒尿！”王亮绕过车头，看了眼轮胎，上面糊着干干爽爽的泥。他看看地面，看看外地人，有些疑惑。
这时对门家的“百门炮”轰上了天，七种颜色轮番刷新王亮的视网膜。他终于从他那满是伤势的车身上看到一道新伤。男人注意到王亮的眼神，这才想起要跑，王亮“呵”了一声，一脚踹上对方侧腰。男人飞一阵倒地，被身上的棉袄淹没了。周围七七八八的车主闻讯赶来，在呼啸的焰火声中一轮轮呼啸，把男人打成鼻涕黏在地上。王亮拿出手机，恋恋不舍地拨了单位电话。
“叫什么名字？”
“孙卫国。”
“哪里人？”
“江西。”
派出所民警了然地点点头：“怪不得。”旁边老民警伸手拍了他警帽：“小伙子，别搞歧视，就事论事。江西好地方多着呢，我三十年前在南昌待过，那里的人都不错。”
老民警收回怀念的目光，问：“江西哪儿的？”
“赣州。”
“赣州哪儿的？”
“石头县。”
“石头县……”老民警摸着下巴思忖着，然后深谋远虑地叹口气，“怪不得呐。”失了兴趣，拍拍小张，泡茶去了。
小张威严了坐姿，咳嗽一声，问：“是谁指使你的？”
“没有，没人指使我。”
“有群众反映，是新开的阿发汽车维修指使你干的。”
孙卫国摇摇头：“我自己干的。”
“动机呢？”
“什么？”
“为什么干这事？”
“你们都过好日子，我没年可过。”
“怎么没年可过？买些炒米吃吃，瓜子嗑嗑，不就过了？”
孙卫国嗫嚅了一阵，出声了：“你们打死了我儿子。”
“说话过点脑子！”民警拍起桌子。
“春崽放了寒假，不写作业，人家去游戏厅，他也去游戏厅，人家买擦炮，他也买擦炮，一条街地来回玩。有几根擦炮不小心掉进一辆车里面，炸伤了人家的真皮椅——狗东西自己车窗没关好！春崽老实，探头探脑地进那户人家，说，叔叔对不起，我不小心的。那个人出来看了，一脚踢到春崽身上。春崽在地上滚，那狗东西又踢他肚子，尖头皮鞋。”
民警听得耳熟，问：“这就死了？”
“踢坏了，肠子穿孔。踢坏了，又感染，医院里躺了几天，就没了。”
“你怎么不报警？”
“那狗叫赖哥，他们叫他赖哥，你们抓他。”
“赖哥——你划他车就好，其他车无辜的。”
“我报警了。我说赖哥把我儿子打到半死。你们过来，先检查了他的真皮椅，说，啧啧啧，炸得真狠。我说我儿子躺在医院，肛门都是血。有个老太婆靠上来，塞给我两万块，让我去救急，我以为是好人，就收了。后来你们跟我说，这事已经调解好了。我说可是春崽死了，你们说，你钱都收了，我们有证据的。可是春崽死了。”
“你别‘你们你们’的，那天是礼拜几？”
“两万块，我想过买两万盒擦炮，往那狗逼的车里扔。可车不知道停哪儿了。”
“我问你，那天是礼拜几，你报警那天？”
“礼拜四。”男人终于追上了民警的思路。
“礼拜四。”民警看看排班表，沉重地舒了口气。
如果那天，这个来自石头县的异乡人站起来，接受派出所的审问，或许会有上述这样一个公平正义的程序。之后公安局提交检察院公诉，法院审理，判刑、索赔。
然而那天孙卫国被打之后，在地上瘫了一阵，忽而就沉醉了。他仰头看着满天繁花，大朵大朵，无凭无依地开放。原来花开花落都是这么一瞬而已。他想起五年前意气风发，来到这淘金福地，老乡说这里厂子多，来钱快，房租又便宜。老乡说的是实话，可还有一半实话没说。他感到口干舌燥，又不好向周围人要水，就撑起身，往旁边跌打了一阵，扑倒了，他奋力爬上桥头。人们冷落了烟火，望着他，想知道他究竟要搞什么名堂。接着，他就在众人瞩目中，把自己扔下了河。
落水的人解了渴，他不想喝更多了，但水冲灌而来，带着这片土地上他从未体会过的热情。朦胧中，他惊奇地发现，水下也有无数的烟火。
一
一场冬雨过后，河上漂了具尸体。捞上来时，村里人都去看了，接着纷纷把早餐或宵夜吐出来。父亲从牌桌回到家，说了这事，就上床睡去。杨照问是谁死了，父亲鼾声作答。他放下书，在弹簧椅上练习倒车，到处磕碰，看着桌椅墙壁上的剥落，估算自己省下多少修车费。
窗外公鸡又打鸣了，每天凌晨三点开始，像坏了的闹钟。杨照把窗棂上层叠的胶带撕掉，推开窗。空气清冷，前两天大风大雨，屋顶、墙沿、地上散落着碎砖碎瓦，雨篷、阳光板在余风中沿着某种残破的半径，稀拉乱转，到处飞舞着用途不明的塑料布。对门院子里积着一汪水，混浊平静，几只鸡无处立足，木讷又警觉。
母亲从菜场回来，捎回一人份的早餐，也捎回情报。杨照吃着肉包说，回了，在睡觉。“让他睡吧，睡死了才好。”母亲说了“死”字后有些迟疑，挥着手“呸呸呸”，说，村里有人喝农药了。
一个给赵老三家做保姆的外地人，不小心掉水里溺死了。死者家属到赵家闹，要三十万赔偿。赵老三说，十五万。那伙人把扁担敲得天响。赵老三说，二十万吧，娃儿还要念大学。对方掀翻了桌子，要掀天花板，赵老三跺脚哭：有你们这么做生意的！他允了三十万，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起大早买了农药，跑到外地人家里喝了。等赵家人收到消息，拥到外地人的租房，早已经人去楼空，只剩下浑身发青的赵老三。
讲完，母亲举出了去年死的江西人。她说，那江西人实在，女人跑了，孩子死了，不吵不闹，自己往河里跳，干干净净。如果外路人都那样就好了。杨照没搭腔，母亲自说自话地下楼了。他咀嚼了一阵，觉得哪里怪怪的，冲到楼梯口喊：“今天早上河里有死人吗？”
“哪能天天死人。”母亲说。
“爸有可能打牌打疯了。”他把身体挨向父亲的房门，鼾声还在。
母亲说：“早疯了，这班赌鬼，有几个不疯的。”
父亲说今早看到河里捞上来一个死人，可听母亲讲述，那是几天前的事。杨照有些明白了，父亲是做着白日梦回家的。毕竟，他已经三天没休息。而母亲有股市可以寄托。她每天九点拧开儿子的房门，守在电脑前等待开盘，一直坐到中午下去做饭，做完马上上楼，留下杨照一个人在桌上。“你就不能吃了再去？”杨照有时会吼。母亲就笑笑：“马上，马上。”其实中午休市，但母亲要开电视看专家分析局势。她说自己悟性不好，要多学点。母亲看股票时会不自觉地哼歌，属于她青春年少的歌；有时又会叹息，叹得百转千回，也变成了曲子。有一天她正哼得愉快，突然间调子急剧下跌，听着像哭声。杨照觉得好笑，起身去看，却是真哭。看屏幕上面全线飘红，他纳闷：“你哭什么呢？”母亲呆呆的，一会儿才缓过来：“我点错了，重机涨势好，我想多买点，结果点错，卖掉了。”“好了好了，你也没亏。”“你爸知道的话，又得砸桌子。”“他要是冲你发疯，跟我说。”“跟你说有什么用，小孩子。”母亲说，却笑得宽慰。
父亲睡到午饭也没起，杨照把饭端到床头，叫醒他，看他像重症病人一样进食。窗外晴得吝啬，白色的天空下，一排连一排黑灰的瓦片，在这里看，看不出人间的变化。杨照望了两分钟，觉得够了，短信给女友：在哪儿呢？
他走在八宝街，躲躲闪闪。前天河水爬上岸，现在落回去了，路上到处埋伏水洼。两边车辆把街道挤兑成巷，轮胎浸一点在水中，像一艘艘弃船。他蹚在枯河里，去找心爱的女孩。
路过姑母家，看到三表哥刘杰在洗车。他隔三岔五要洗一次车，为车添置了很多设备，洗车泵、车用吸尘器、喷壶、清洁液、机油桶等等。监控自然是需要的，前门装两个，后门装两个，没有死角。后门正好连着村里的停车场，便惠及了很多人。设备大多是网购的，实在不放心的，就在市里的配件店买，用三轮车或出租车拉回来。开始邻居见了，会问他为什么不开自己车去，久了就看出端倪来了：他不会开车，驾照是买来的。杨照见过三表哥在驾驶座上的样子，一握住方向盘脚就发抖，挂挡的时候，面部开始痉挛，脚尖颠在油门上，一声轰鸣，眼见着他从车里跌了出去。当时杨照在副驾驶以为自己要完了，才意识到车子没动，瞅了瞅，手刹还没松。据说姑母给三表哥买车是为了等未来媳妇，近年来大家一个接一个买车，不能落人后。刘杰不敢开，就常常出来洗洗车，车钥匙“biu”一下，再“biu”一下，听锁开锁合的声音，等一个会开车的姑娘。
杨照喊了他一下，刘杰冲他招手，叮嘱杨照把车停在停车场里：“哥帮你看着。”
经过赵家门前，灵台已经摆出来了，但并不肃穆。一伙人正围着一个哭坐在地的青年劝慰。杨照听旁边人说，赵学坤拿着菜刀要去报父仇，被拦下了。杨照想发表些意见，张张嘴，只“哦”出一声。
二
张公桥在八宝街末端，过了桥是条商业小街，与八宝街相错。鞋店在桥头第七家。商业街的尾巴向市镇生长，头部却在河水的酸臭中不断后缩，变成没有头的怪物。在鞋店试鞋的男人，都放心地伸出冒烟的脚丫。
这家单门面的店是陈宁月姑母开的，陈宁月在市区的一所大学就读，每周末回来帮她忙。杨照偶尔会撞见陈宁月给男客试鞋的场面，时而低眉顺眼，时而微笑应和，遇到闽南老乡，还说着调皮的家乡话。杨照听不懂闽语，但听着每个音都在撒娇。
等姑母吃过晚饭，陈宁月就算下班了。两人错着身位走，既不激动也不平静，一路走，走到无人处。
在两人的秘密领地，陈宁月从包里拿出一种她没见过的新奇糕点，骄傲地喂杨照吃，雪白一大块，含在嘴里就化了。你一口我一口，平均地吃着。“好吃吗？”陈宁月鼓着嘴侧头看他。杨照细细嚼完，舌头舔遍每一颗牙齿，说：“我当是什么，就是状元糕。”她眼里的愉悦暗下来，“哼”一声，去拨弄阶沿的苔藓。
这是一座被爬山虎覆盖的双层老房子，人迹罕至。露天的台阶通往二楼走廊，坐在楼梯转角位置，就可以从路人的视线里消失。二楼只住了一个老人，除了在清早出门买点青菜豆芽，几乎都关在屋里，也没见什么人来看他。
一直以来，他们都努力找一个没人知道的去处，好不受惊扰地聊天，发呆，亲热。她不想被框进任何监控的视野内，无论是汽车的记录仪，还是民居门台下的摄像头。最近村里还在安装公共防盗监控，三街八巷都设防，大白天也亮着白炽灯，不知是系统混乱，还是怕摄像不清。除了监控，还有人的眼睛。村庄是没有秘密的。
陈宁月拨了一会儿苔藓，耐不住一个人生闷气，就又从包里拿出芝麻糕，递给杨照吃。“这个呢，你也吃过是吧？”
“哎呀，跟你开玩笑的，半天不说话，原来还为这事生气呢。”杨照笑话她。她红着脸，刚要反击，就被他抱在怀里。
虽然放晴了，台阶还是有些湿，上面铺满落叶。杨照拣一块地方坐下，臀部冰冷，把陈宁月搂到腿上，又感到温热柔软。体会着这种奇特感，他把脸埋在她肩上的发丛里。
“哇，从这里看，夕阳真好。”陈宁月叫道。杨照从她背后探出头看，太阳在屋角的飞檐上擦掉了一半，余光渗得到处都是。“它是故意这么露给我们看的。”陈宁月笃定地说。杨照就扳过她的脸，亲了一口。“马马姆。”他叫道。她应了一声。他搂得更紧了，想把她抱进身体里。他让她转过身坐着，面对面，不停地亲吻。马马姆，亲三下。
陈宁月，马马姆，再加上水仙。这是他们的人格游戏。在恋爱之初，陈宁月曾经问杨照，他是怎么称呼前女友和前前女友的。他说，姑娘伢和姑娘。她疑惑了：怎么没什么差别？他如实说：叫惯了姑娘伢，临到新任女友时，叫漏嘴，出了“姑娘”俩字，然后硬生生把“伢”吞下去，就这么定下来了。陈宁月说，你太坏了，真是坏绝了。那，你叫我什么？他想了想，说，姑。她皱起眉头，把嘴噘到天上，杨照伸手弹了一下嘴唇，她气急败坏，要掐死他。杨照只能讨饶，答应给她取一个独特的名字。“马马姆”，是她自己的创造。恋爱中的女人有独特的变声期，“马马姆”，是她在用五岁小孩的声音示爱时产生的。
“水仙”是他硬加上的，她并不喜欢。人们提到漳州，就想到水仙，到头来男友还要用这名字称呼她，简直莫名其妙。而且每次她生气，他都要用这称呼逗她，让她念“水”的发音。她并不能按照温州方言念出“水”的标准发音——普通话和闽南语里不存在的音。而他喜欢这个称呼，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手”“吮”，她只能不断地在音与音的邻里寻找对应字，这过程显得她笨拙又可爱，很快就从水仙的孤傲里败下阵来，成为“马马姆”。他喊她水仙，目的却是不让她变成水仙。
他们持续不断地吻着，吻得彼此融化，所有声音跟着荡漾出来，让他坚硬。他抱着她的臀部，彼此紧紧抵着，做着交合的动作。喘息，呓语。天地似乎颇通人情，垂下夜幕，四下里又暗又静。他驰骋在她的疆土中。他觉得性爱真是一件混账的事。明明渴望把对方融进身体，却要一再推离，融合，推离，融合。真是做作。
“停，停！”陈宁月喊道，身体僵直着不再配合。杨照这才醒来，看看怀中的女孩，看看自己，衣着完整得像正人君子。
“好像真的做爱一样。”她说，每一字都滚烫地落在他的眉毛上。
“你又不懂。”他说。
“我说动作。很像。”一时间不敢看他。
杨照觉得腿有点麻，就把她抱起来，转个身，放在自己用屁股烘干的枯叶堆上。自己走下两级台阶，蹲着仰头看她。月色清浅，照着她的瞳仁深不见底。
他凑近她的双腿，用面颊慢慢地抚摸她的膝盖，说：“小时候，也常这样。”她瞪大眼：“什么？”他说：“小时候我家跟大伯家住一起，堂姐经常带很多女同学来家里玩，她们一排坐在床沿，把五彩的袜子伸出来晃荡，我就扮水鬼，要把她们拖下河。我拖呀拖，可我是一个小孩子，怎么拖得动呢？然后我就挂在了她们腿上。她们一个个哈哈大笑。”
陈宁月也大笑，笑完带着喘说：“你这哪是水鬼，是色鬼……等下，水鬼，水仙，你叫我水仙，不会因为满足了你什么变态心理吧？”
杨照只是笑。她不敢看他了。
看她害羞，他就越觉可爱。他说：“我把你采摘了吧，水仙。”
“好啊。”
他有些意外：“什么时候？”
“结婚那天。”这是她一贯的说辞。
他觉得事情不该是这样发展，有些纳闷。“怎么这么俗呢？”他没来由一句，不知向谁投掷，说完有点发呆。怕他生气了，马马姆去捏他的脸。马马姆见捏他没反应，就换了陈宁月掐他，他烦躁地推开。水仙不捏他，也不掐他了，顾自个儿玩，玩石缝里出来的草，听墙那边老头的声音，什么都听不到。
杨照咳嗽一声，又起了话头：“哎，你别去鞋店了吧。毕业后难道要开个分店？”
“不去看店，周末就没必要回来了。不回来，就见不到你了。”
“可那是你做的事吗？卖男鞋，闻男人的脚臭。你在学校还卖奶茶……”
水仙打断他说：“我该做什么事呢？整天待在家里，闻自己的脚臭吗？有你一个就够了。”
说完她自己僵住了。杨照不再吭声。她还记得上一次对话。那次她刚接受了姑母的训导：不说这村，就这镇，没几个真男人，全都吃饱了打嗝的牲口，炒房炒股一夜暴富，接下来就整天坐着等征地了。你要找，就去县里市里找，喏，你在温州市区读书，同学里不很多吗？那里的富贵人家，也都是摆鞋摊起家的。陈宁月转述给杨照听。他听了，起先还开玩笑：牲口会打嗝吗？可之后就没再说过话，冷淡好些天。想到这，水仙就堆起笑容，说：“生气啦？对不起，来，脸来，让我亲它一百个。”
“呵，呵。”杨照念出笑声。
“好啦好啦。”水仙耐住性子，摇着他的手臂。
他点点头，马马姆立刻笑起来，“啦啦啦”唱着摇他的手臂。接着他漫不经心地说：“我听说，开服装店的，尤其是开男装的女人，白天卖衣服，晚上做鸡。新昌路上都是。”
“你说这什么意思？”她不摇了。
“没什么意思。”
“你说清楚，说半天怎么绕这儿来了。”
“就突然想起来，真没什么意思。”他咽了口唾沫。
他们沉默起来，像在比赛。
“对，没意思，没意思透了。”陈宁月陡然站起来，踩着月光跑了。杨照想追过去，可他起身前，她停住了，回头看他。两人都没动静。她就转身继续走，他就继续坐着。
坐了很长时间，他起身慢慢往回踱。走到每个胡同口处，他都怀疑会有个女孩跳出来，扑进他的怀里一个劲闷声笑。他走到家门口，假想的事情没有发生。大概她藏得太好了。
杨照打电话给阿康，问他：“你说的，新昌路上都是鸡？”
三
杨照和阿康沿新昌路溜达三个来回，耗费五十分钟，“阿旺海鲜”门口的桑塔纳还没走。
“你爸身体真好。”杨照说，“你确定你爸不是在吃海鲜喝啤酒？”
“谁说不是，在吃虾呢。”阿康做着给虾剥衣服的动作。
听到“吃虾”，杨照有些不自在，这词没“吃鸡”生猛，但比它更本土，更暧昧。他看着不远处的巷子，拐个弯，就是“地球村洗浴中心”。阿康经常说，“地球村”的小姐，服务好又漂亮。这次他们来巧了，正好撞上长辈。
“老头每次来这种场所，都会把桑塔纳停在附近的海鲜城。参加红白喜事开宝马，谈生意是A6，搞三搞四是这辆桑塔纳。二叔说这是处世智慧，姐夫说他是低调的奢华，我说是狗屁……”阿康住了嘴，移了移身位，让杨照挡住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