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讲他们“花”的，他们是通过爱女人来爱世界，爱不过来啊，个个都很可爱。有一瞬间，他们想把整个世界都拥揽在怀。唉，慢慢来吧，他们是极有耐心，并且虔敬，对爱情小心翼翼。每一回都是初恋，每一回都想一生一世。其实挺纯情。
田庄这一代女青年则抓瞎了。天知道她们从“绝望主妇”成长为平静的、豁达的、开通的女人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说好的忠诚呢？说好的天长地久呢？丈夫们前脚去约会，她们后脚就去捉奸；要么就装聋作哑，全当没那回事；慢慢地连他的手机也不看了，免得生闲气，丈夫们为此挺高兴，直夸老婆懂事、通达，不愧为现代女性。要么实在气不过，就自己约会去！娘的，搞个婚外恋谁还不会？——你以为呢！丈夫们跟谁约会去？全是主妇。难不成他们跟男的约会去？
可是1989年，田庄全看不到这些。她那时对婚恋全无概念，甚至连“初恋”她都不能确定，也没跟人约会过。心里头倒是约会过好几次，朝秦暮楚，是很虚幻的男生形象，是集张国荣、梁朝伟、四大天王于一身的美好男生形象的总和。她那时也看不到，女人的长成之路何其之难，严格说来，她花了四十余年，直到生命终了都未长成。此间经过多少劫难苦痛、自我消耗、自我修炼……末了都不算了。在于后来烦了，懒得搞那么些，爱谁谁去！
更严格说来，这话对谁都适用。人何以为人，此题无解。
那天在县招待所，田庄偶尔会看一眼姑奶奶，她不好意思看太多，怕自己不礼貌。以前看照片就觉惊艳，现在见了真身，才知她不上照。志海、志洋两兄妹当然是模子好，长得像母亲米氏。但说到底还是生活优裕。台湾还有一家表亲，也寄来了全家福。穿衣打扮不光鲜，猛一看就像大陆人。打听之下，果然过得不行，寄身底层。
孙月华说：“原来台湾也有阶级啊。”
像外婆这样的，搁大陆不算推扳，很体面的农村老太太，可是被姑奶奶一照，老了何止二十年！田庄后来想，这二十年，可能也是当时大陆和台湾的距离。
姑奶奶乍见嫂子章映璋，她伤感得不行。比照片上还老，面相老，体态老，神情也老。她拉着嫂子的手，老树皮一样，硌人。她把嫂子的手攥着，摸来摸去。她哭道：“叫你受罪了！”
她不能想象嫂子受了哪些罪，但想像从来大于现实，因此哭得越发厉害了。对了，嫂子的神情和步态让她想起多年前她家的下人——她不知道的是，有一度映璋在乡下过不下去，托小叔子徐志河在县城给她找户人家当帮佣。志河给她找了两户人家都未成，两家都是共产党干部，嫌她出身不好，成分复杂。就是说，做下人她都不配。
姑奶奶看到映琦、映珊兄妹俩，也哽咽难止。这几个，都是她从小一块玩大的。她虽然长在江城，却是每年都回清浦。县城的旧街名她都记得，七姑八姨她一个个打听，拿手绢拭泪。她私下里告诉孙月华：“你没见过你妈年轻时的样子，长得好！你小姨也是个美人。你三舅当年一个洋派！怎么现在都塌成这样了？”
她又说：“你妈当年是下嫁！章家场子大，你大舅二舅都是场面上的人；你外公又做过县官；还有你外婆的赵家，都是一等一的人家。单论家世，我们徐家比不上。你爷爷一直就在江城，家里全靠我大伯去经营，乡下一摊，城里一摊，勉为其难。你奶奶米家后来也落了。”
姑奶奶这次回清浦，章米赵徐几家她都见了。她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凡是在乡下的都不行，譬如章映璋姊弟；凡是在城里的就好些，比如她二哥徐志河，很体面的共产党干部，虽然已经退休了，但作为招待所前所长，饮食起居、车辆出行他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姑奶奶叹道：“晓芸，大陆的乡下怎么那么穷？不是改革开放了么，怎么街上还有穿打补丁的？”
孙月华说：“比以前好多了！你要是十年前回来，可没这个样子！那时还有讨饭的呢。你是没见过穷人！凡是能上县来的，都算是活络人。还有一辈子没出过镇的呢。”
她心想，改革开放怎么了？谁能保证改革开放就一定没有穷人？
田庄自从见了姑奶奶后，心情颇不平静。姑奶奶当然是好命。她是1952年结的婚，嫁了个海军军官，丈夫英年早逝，丢下她和四个孩子，全由她父兄抚养成人。她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她父亲赴台后开了家诊所，她偶尔会过去照看。一生虽不算富贵，却安享清福。她是年轻时靠父兄，老来有儿女。几十年过得像熨过的丝绸，除了中年丧夫这一节，人生没一点儿皱褶。她的脸也像丝绸一样，神情也是丝绸似的，柔软、漂亮，有光泽。
那是一张没被生活欺负过的脸。很难得的，身上也没有日常气，少被油盐酱醋浸过，因而就显得干净。这一点，孙月华都比她不得。孙月华当然是操心——瞎操心也是操心，事事放不下，身上有烟火气，说穿了就是俗气。姑侄俩的差距是在这里。
可是田庄又想，俗气的妈才更像妈。孙月华整天一副“妈样”，胖乎乎的，有点分量。家里乱七八糟，或许乱七八糟的家才是家。
她难以想像姑奶奶是怎么当妈的，“妈味”太少，小孩子会不会觉得太冷清？像姑奶奶这样，做女人是百分百，当妈怕是要打折扣。虽然孙月华当妈也不怎么样，但田庄习惯了，以为当妈都是她这一款。一时她也拿不准，自己是要当百分百的女人还是当百分百的妈，想了半天，恍然大悟：坚决不能像她妈！
姑奶奶身上还有一股少女气，平常看不大出，很端庄。只有吃到好吃的，她的神情才会不一样，满足得像小姑娘。她离开故乡四十年，念念不忘有个叫“潮牌”的小吃，类似烧饼。那天在县委招待所，她堂弟徐志河的女儿特意买了送过来，她接了，咬了一口说：“哎呀，松脆！”这是用清浦话说的。
徐静笑道：“我大姑，这潮牌须趁热吃，但您慢点儿，别烫着。”
姑奶奶笑道：“管不了那么多！”又咬了一口，操国语道，“小时候的味道！”感动之至，连声音都颤了。她一连吃了两块“潮牌”，把故乡嚼嚼碎，全咽进肚里，说：“吃撑了！可是我还想吃，怎么办？”
一屋子的人都笑了。
田庄也笑。就觉得姑奶奶很可爱。那样无辜的腔调，她都未必说得出，那是没受过伤的腔调，清清白白的腔调，自然的腔调，未经风雨和世事的腔调，一直被爱、被呵护的腔调。时代的大风浪把所有人席卷而去，她却安然无恙。
田庄想，我将来要像她这样！我不要经风雨。大风浪来了，我就一旁看看，最好躲屋里去。我身上不要沾水腥气，哪怕一生过得苍白些也无所谓。因为老来好看。
她那时已留心到“命运”这回事，在县招待所的那个小房间里，她妈、她外婆、她姨奶奶、她姑奶奶坐在一处，显得触目惊心。
命运明显偏袒姑奶奶，虽然未被命运顾及的那几位也未必有多伤心。尤其是外婆两姊妹，苦难被她们消化了，跑到身形、面容里，神情反而显得很平静。未知这可叫认命，很达观就是了。看到姑奶奶，她们只有高兴；说起小时候的糗事，她们笑得可叫开心。
反而是姑奶奶，一边笑来一边哭，动辄侧身拭泪。这或许再次证实了苦难的旁观者视角，身在其中的人未必知晓。就连孙月华，对自己的遭际也抱有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她姑姑说起当年去南京家里接她上飞机，孙月华笑道：“我到现在还没坐过飞机呢。”
姑姑叹道：“就那一回。上了飞机就不一样了。”
外婆说：“下面还有呢。第二年挤火车也没挤上，本来要去福建的。有一回我抱着晓芸已经上车了，我妈跟吴妈又落在车下，还能怎样？总不能丢下她们吧？”
田庄说：“哎呀，可惜了。”
孙月华说：“也没什么可惜的，命里不当走。”
那晚，田庄被“命运”搞得神魂颠倒，就觉得这个词波谲云诡、变幻莫测，一念之间即千差万别，而人完全不知道。最令她神魂颠倒的是自己，未知什么样的命运正在等她。
田庄在清浦待了一个多月，被她妈留下，不叫走，说：“你们学校不是停课了吗？你不要去凑那个热闹！”外面确实挺热闹的。田庄也会打电话回江大，问问情况，学校没停课，但是没人上课了。舍友说：“开不了课呀！老师都不知去哪儿了？有些同学跑北京去了。外省的同学也有跑来江大的，乱七八糟！”
连清浦都乱了。有人去了外地。外地的同学也有回到清浦，带来北京、上海的消息。姑奶奶徐志洋蹙眉说：“我回来的不是时候！”
这中间，田庄一家陪姑奶奶去了江城，看看她小时候住过的老屋。街巷已经不是从前的街巷，可是青石板小路被踩得清亮亮，上面泛着岁月的光。田庄听姑奶奶讲古，离开江城四十一年，她那年才十九岁，跟田庄是同龄人。那会儿她就读于江城护校，开学不久，传闻解放军要进城，她跟她爸连夜走人。姑奶奶说：“嗳，那时乱的。”
田庄听来觉得恍惚，仿佛时间颠倒了，前世今生混在一起。暮春时节，人很躁，好像一夜之间进入盛夏，街上都有人打赤膊了。解放路上，一众人举着红旗飞奔而过，领头的是个男青年，好比流星闪过。很多年后，田庄都记得那个男青年的样子，未知可是江大的学生。她把心一动，长得好帅！
后来她总想起她的十九岁，她那一代的男青年也不知去哪儿了。北上广深的青年、县城的青年、江城的青年。唉，说起来没多大意思。她那一代的男青年就在她身边啊，是她的同学、同事，有人做了老板，有人当了官；有人过塌了，为了糊口做点小买卖；有人出国了；有人若干年后考了公务员，重新进体制；有人做假账，有人偷税漏税，有人贪污受贿；有人进去了；有人继续当愤青……这么些男青年中，后来有个人成了她的丈夫；还有一人，要到很多年后才出现，跟她的关系挺暧昧。
什么样的人都有，最重要的是，很多年后他们都老了，有的早逝，更多的人体态臃肿，做了爷爷，哈着腰，眼里没光。
卷三 江城 |1990年—1994年|
1990年 二十岁
1990年代（世界）的开局之年并不顺利，充满了混乱、迷茫气息。到处都在闹事，没事的地方也在期盼发生点儿什么。世界再次成年轻人的了，比如东欧。
相比世界的这一年，中国算平静的了，但各地不时也会整出点事儿来。新年第一个月，北京接到了五万封告状信；上海有几千人因吃了不洁毛蚶而感染了甲肝，尽管大都痊愈，却也抱怨不已。广州有几个大公司的经理逃到国外去了；云南发现了146个艾滋病毒感染者。还有杀人的、吸毒的、贪官污吏、卖淫嫖娼。还有环境污染、社会不公……有人在骂娘，有人在上访。
此类消息，有的见诸报端，有的在坊间流传。但那年头大家脾气急，都爱骂骂咧咧，骂官倒、骂干部、骂物价飞涨、骂人心不古……当然也有赞美的，这一类倒是常见报，电视里也看得到。有一回，江城电视台上街采访，镜头给到一个修鞋的老大爷，记者上前聊了两句，让他发表感想。
老大爷说：“我没什么感想。”
记者启发道：“您看，这些年您的日子红红火火，这都是托了改革开放的福啊！”
老大爷说：“改革开放确实不错，我举双手赞成！至于说我的日子红火，那也还谈不上。比以前好些。主要是儿女们自立了。我现在挣多挣少没所谓，跟玩儿似的，消消停停，不焦心。”
记者还想引导大爷往下说，大爷就只剩下笑了。
清浦电视台也有过类似的采访。他们把摄像机扛到田间地头，把话筒递给一个老大娘。问题在于她听不懂记者在说什么——记者讲的是普通话。
记者把脸都红了，只好说回方言。
老大娘开怀大笑道：“这不该好嘛！共产党的恩情，不瞒你说，我天天搁心里念叨，比菩萨还灵！”
大体而言，八九十年代之交，抱怨声虽多了些。但隔了几十年回头看，这其实也不算什么，没有完美的社会，除非是乌托邦。真在乌托邦里住久了，人也会烦闷，照样会抱怨。
因此，如果从良性角度来看待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一些负面情绪也不难理解：改革遇上了困难，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个只听颂扬的社会是不健全的，一个能听到批评声、骂娘声的社会反倒是是可爱的、人性的。
那时节，好像人人都在骂娘。在饭馆、茶楼，在办公室里，夹三带四，含沙射影，骂者畅快，听者舒坦。骂得巧妙的，还能博得阵阵掌声和欢笑。孙月华也骂，她主要是骂物价飞涨。田庄刚考上大学的那个夏天，清浦发生抢购风潮，大家跟疯了似的，见东西就买，买了就是赚。孙月华不能免俗，也跑去商店凑了回热闹，囤了一麻袋毛巾、牙膏牙刷、底裤、汗衫、拖鞋、卫生纸、花露水、痱子粉……为此她挤掉了一只鞋跟，是跛着脚走进家门的。
她心里一团无名火，还有不骂的？骂谁去？太抽象了，没个实体。先把虚空骂了一通：“我操你妈祖宗十八代！绝种！剁头！”她蹲在院子里，从蛇皮袋里翻出战利品，骂道，“今天倒了血霉了，把鞋都挤坏了！逃荒逃难也不过如此！”
及至田家明下班，实体出现了：他既在县政府上班，还是党员。于是孙月华开骂：“你妈！你们大院里干什么吃的？整天搞来搞去！再这么玩儿，下面没活路了，我现在都不敢去菜场买菜，一张大团结刺啦没了！小老百姓哪禁得起你们这么玩儿！”
田家明黑着脸，才进家门就遭当头棒喝，真他妈莫名其妙。他支好自行车，怼道：“跟我有什么关系？是我叫涨价的？你没钱买菜，你跑去买这一堆破烂玩意儿干什么？”
孙月华余怒未消道：“你不是党员吗？还口口声声老百姓，你们什么时候关心过老百姓？你们只顾着自己升官发财！还老百姓！你们大院里有几个是干净的？认真查起来，少说一半人得进局子！跟你们领导反映一下，当然你们领导也不是好东西！告状信散得满城都是！”
田家明不知道她说的哪个领导，因为他的几个领导，上到县委书记、县长，下到县委办主任，都有人在告。告状信确实满城都是，街上有人发传单，连田庄都读过。什么买官卖官、鱼肉百姓……指名道姓，也有实证。大家一笑了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连田庄也见怪不怪，这类信太多了，还能怎样？她心想，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吧？告不倒，那就搞臭！
田家明不怒反笑，向妻子道：“别整天十三点好不好？你朝我发什么火呀？我又不是贪官污吏，我也没行贿受贿。我也不想当官发财，我还好吧，没那么急吼吼吧！反而是你，最急吼吼的是你！整天念着升官发财，还让我给领导送礼，这人是你吧？”
孙月华笑道：“你放屁！”
后来田庄去江城读大学，发现爷爷也在骂。爷爷骂的什么呢？这么说吧，什么都骂，即漫骂。他是什么都看不惯：官倒、腐败、男盗女娼……这世界他早就不认识了，心里堵得慌。他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新世界，全让这拨不肖子给糟践了！很难过。真的，太难过了。很孤独。
他每天看报学习、听广播、看电视；老干部活动中心他也会去坐坐，看人打牌、下棋，他扶着拐杖呆呆地坐着，常常走神。他还住在原来的大院，换了几次房，现在是一个独立小院，三间房，有一块小菜地，时不时他会摆弄摆弄，浇浇水，施施肥，也是寄托。生活过得很规律。可是田庄很难过，常常眼里就汪着泪水。
她是逢周末就回家去——这难道不是她的家吗？难道只有清浦的家才是家吗？这里有她的一间房，家里到处都是她的东西：连衣裙、高跟鞋、球鞋、羽毛球拍。磁带、报刊、零食堆得到处都是。还有润肤露的清香，她自己闻不见，可是奶奶闻得见。
常常的，奶奶会来孙女儿的房间坐坐，一个人嗅空气里的清香，隐隐约约的，雪花膏的味道、药皂的味道、脂粉香……种种香味合在一起，是她孙女儿的味道，带着年轻人的气息，朝气蓬勃的、舒展明亮的，奶奶自言自语道：“瞧这房间乱的！”幸福的腔调。
这院子太需要年轻人了。田庄把它当成一种责任，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这责任在她八岁时就有了，那年姑姑出嫁，她留下来陪爷爷奶奶，虽然只有两三个月，可是她尽心尽力。十年后，她又回归这个家庭，百感丛生，有时走在回家路上，她都哽咽不止，为长大，为衰老。有时她会把身子背着马路，假装观赏墙头的迎春花，实则是眼里汪着泪水，怕路人看见。
她后来觉得这是天意。大学四年，她也没学到什么，瞎混混，时常旷课，寝室里睡懒觉，读点闲书。而后就是周末回家去，风雨无阻。正经是为了爷爷奶奶念的大学，陪他们走过生命的最后一截。让他们看到她、念叨她，盼着周末，让他们有个念想，看到生活在流动，行走于无垠的时间中，她是他们的航标、参照物。生理意义上，他们并不需要人陪，身体尚好，就是孤独。
十年来，她每年寒暑假都会回江城看看，爷爷奶奶一年比一年衰老。他们会重复一句话：“今年就不如往年。”她接到江大录取通知书时，爷爷奶奶高兴得不得了，考上北大清华他们都不会这样。电话里说：“回来吧，赶快回来！收拾一下，今天就动身。”
隔了两天，又来电说：“什么时候过来啊？房间都给你收拾好了！床单被套都是姑姑新买的。”
姑姑也是逢周末就回家。姑父来得少，太忙了，他官运亨通，两年前就提了工商局副局长，是个肥缺。他本人也“肥”了回去，白白胖胖，笑容可掬，来家里就打哈哈，姑姑私下里骂他“油腻”，说：“脑满肠肥的，跟猪头肉一样！整天胡吃海塞，没个正形，人怎么会变成这样？他年轻时不这样的！”
这话要是叫她哥听见了，准要发表意见：“他年轻时什么样儿，你去哪儿知道？”别说现在当了工商局副局长，就是当年在赣州当大队书记，他都油腻得不行。他只有落势时才清秀些，像个人。一当官就不行。
姑姑回家，当然会带上女儿李想。李想小田庄十岁，是个跳蹿蹿的小学三年级生。姑姑一门心思全在女儿身上，每天接送，课余时间还要带她去学舞蹈、练钢琴。
田庄考来江城，姑姑也挺高兴，说：“你来了最好，替我陪陪老人！要不然我真能累死，上有老下有小，两边都得顾着！人老了吧，有点黏人。看着孤苦伶仃的！就盼着家里来人。我回去他们就高兴；一走，他们就那种眼神，哎呀，我学不上。凄凄楚楚的。”
那个周末，难得姑父也回来了。于是爷爷开骂。平时他很少骂，因为家里都是女的，没人接他的话，他兴致不大。姑父一现身，爷爷来劲儿了，笑眯眯的。知道下面要扯淡，男人能扯什么？无非是政治。有的骂了。
爷爷说：“哟，李勇来了？有一阵没见你了，挺忙？”
李勇笑道：“嗨，瞎忙！”
爷爷说：“我看也是瞎忙。个个都钻钱眼去了，不是瞎忙是什么？我怎么听说省纪委来人了，要办张明军？”张明军是市委书记。
李勇朝妻子、田庄笑笑，说：“老爷子，您真是通天啊！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你不知道？假装不知道的吧？贪污几十万，够不够杀头的？男女关系还不干净，七搞八搞，把市一招的女服务员给提拔了，安插进了建行，去年才提的处长，有这事不？你们这都什么玩意头！还改革开放！我看改革开放的名声都叫你们给糟蹋了！”
“罢了，罢了，老爷子！”李勇双手合十，做告饶状，笑道，“您怎么把我给夹进去了？您的女婿是那种人吗？第一，我没贪污；第二，我也没七搞八搞，我在外面都不跟女的讲话，不信你问家凤。是吧，家凤？你得给我敲个证明，要不我以后还怎么进这个院门？”
田家凤说：“我没法证明，我又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盯着你。”
李想说：“我就不信你不跟女的讲话，讲话怎么了？我们班男女生还讲话呢！你们工商局没女的？”
一家人都笑了。
田庄说：“喏，爷爷您消消气！时代不一样了，跟您当年的艰苦朴素不是一回事儿。并且您也骂错了人。”她就说起前年，她妈因为抢购风潮，夹三带四把她爸也骂了。
李勇说：“你说我们冤不冤，招谁惹谁了？党员干部就不是人？就不是爹妈养的？就都是金刚不坏之身？哪个群体里没坏人？别人贪污，我们挨骂！不分青红皂白，搁一锅煮了。”
田庄倒是挺高兴。她喜欢听爷爷骂人，带劲儿，整个人都活了。声如洪钟，气壮山河。同时她又难过。爷爷以前不是这样的，顶内向、顶得体的一个人，一般不臧否人物。太孤独了。他的那个时代过去了，整个就是一外人。他不甘心。
这一年，田庄略有些消沉。前路漫漫，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赴美留学看来要延宕，一辈子去不成美国都有可能。中美关系再次恶化，以美国为首的二十多个国家制裁中国，也有外资撤离，经济、人心都不太稳定。
去年1月1日，一向慎言的《人民日报》在《元旦献词》里坦诚写道：“我们遇上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这样的警示实属罕见。
今年《元旦献词》，《人民日报》高昂起来。大抵因为被制裁了，民族自尊心陡增，准备自力更生，勒紧裤腰带过日子。题目叫作《满怀信心迎接九十年代》：
伴随着1990年代的第一记钟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来到了。回顾过去十年的征程，展望未来十年的情景，我们满怀豪情，充满信心。
在八十年代，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继续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已经上升到世界第8位。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和国防建设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回望过去，大家有目共睹；展望未来，虽未必人人都“满怀豪情，充满信心”，恐怕未必。但大多数老百姓终归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北京人是怎么看的呢？他们离皇城根儿近，关心政治，他们是这么说的，以前都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现在要反过来说了，“只有中国能救社会主义”。
这话说得漂亮，既幽默又悲壮，但更是自信。
去年12月27日，田庄迎来了自己的十九岁生日，先回家吃的寿面，又返校跟几个同学吃了生日蛋糕。
然而就在她过生日的前两天，12月25日，时任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被军事法庭处决了。差不太多的时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不到一年后，分裂四十年的两德完全统一。这天是1990年10月3日。
世界闹到这份上，田庄们那就瞄一眼，全当八卦看。看完了，聊一聊，叹一叹，心里头略有些小动荡，然后就正常了。该干吗，干吗去！一百多年前，外国人乍来到晚清中国，会吃惊于中国人的脸：麻木的、平静的、冷漠的、忍耐的、好脾气的、狡黠的、精明的、实利主义的……一百年后的1990年代，那张脸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田庄未知是天性使然，还是刻意与父辈保持距离，自从念大学开始，她就知道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或者说，她希望自己做怎样一个人。旁观者、局外人，不是冷漠的，而是带一点温情，游走于边际状态。很少为激情所驱使，也很少为时潮所动，哪怕是改革开放，因为她父辈曾身陷“文革”的时潮。
去政治化，如果不能说是她这一代人的追求，至少是她个人的追求，做一个生活中的人，保有日常化；简单说，就是做一个平常的人。一个小人物。时代大潮在她面前翻飞起伏，她一旁看着，偶尔会有点小激动，同时又偶尔会为自己的激动感到害羞。
有人说，八九十年代之交是中国人在精神上的分水岭，理想主义丧失，享乐主义盛行。说这话的人，应当是非常失落。几年后的1994年，似乎是在上海，有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影响遍及全国；那时田庄已到了广州，她把文章找来读了，心领神会，但也不以为意。人文精神确实丧失了，连教授都去卖大饼，但是又有什么关系呢？又不是所有的教授都去卖大饼。
很多年后，那些为“人文精神”呼号呐喊的人，未知是否变了个人，变成了自己反对的人；反而是田庄这样的小市民——准确说，她也算不得小市民，虽自诩为小市民，其实做得不够彻底；她后来择业不慎，误入“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后悔不及；较之理想主义、人文精神，她宁愿自己是个毫不起眼的小市民，那就是务实、不高蹈、不虚妄、不浮夸、不搏名、不好利——末一点使得她把“小市民”也没做像。
东欧大厦剧烈摇晃之时，田庄这一代的中国青年也把身体剧烈地摇晃，蹦迪去了。每个周末的晚上，学校食堂就张灯结彩，迪斯科女王张蔷的声音充斥全场，是的，嗨起来吧，《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让音乐开始，让节奏不停，不要不理我，不要讨厌我，咱们的约会，你不能迟到。每当迪斯科音乐又响起，假装我们还是在一起，你能听到我的心在咚咚跳，你却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迪斯科，怎么可能不知道？迪斯科，你怎么可能都忘掉？
全场都疯了，人人躁得要命。彩灯闪烁不停，直能晃瞎人的眼睛。男生中有“人来疯”的，跳着跳着突然双膝跪地，人群只好让开，让他单手撑地，把身体悬空转圈，还一边作抽搐状。
众人起哄，一边把身体扭动。“人来疯”再次双膝跪地，借助余力，把双膝滑出去，身子往后跌去。
田庄暗想，他的膝盖不疼吗？牛仔裤怕是会磨出破洞。需要说明的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田庄这代青年已经穿上了牛仔裤、T恤，跟现在差不多。时髦些的青年，白T上还会印着标语口号，像“别理我，烦着呢”“我是流氓我怕谁”等。
喇叭裤是早落伍了。后来有一度流行紧身西裤，也是把屁股裹紧，男生一般没屁股，因此看上去倒也窈窕，效果比喇叭裤美观。
女生也穿牛仔裤、T恤；也穿裙子、高跟鞋，偶尔是得扮扮淑女。田庄学会了化妆，跟室友切磋技艺，那一套流程她顶熟，宿舍里化妆，出门前洗去。没必要搞得那么隆重。那年头的审美是清新自然、清水出芙蓉。是的，那年头田庄是按男生的审美来塑造自己的，虽然这也是她的审美，但主要还是男生的。她那时还没有自我。
大家在跳迪斯科的时候，田庄就在一旁扭扭，挺开心，也挺躁的，但不好意思太投入。迪斯科一般是压轴，前边是慢三、慢四，这个她顶怕，因为会有男生来邀舞；她跳得不好，主要是紧张，身体有点僵，因为肢体在接触；当然她也不好意思拒绝，太打人面子了；人家不来邀吧，自己又没面子。横竖不自在。
其实男生也挺不好意思。跳舞这事吧，与其说是兴趣，毋宁说是责任。很多人是咬牙在跳。有一回，一支舞曲结束了，众人四散开去，田庄听到一个男生吁了口气，说：“终于跳完了！”田庄看了他一眼，扑哧一笑，原来有同党。害羞在中国普遍被视为一种美德，但是害羞对于当事人来说，是极痛苦的体验。简单说，就是别扭、紧张、不舒展。刻薄一点说，就是欠大方、小家子气。
既然说到张蔷，怎能不说崔健？一样都是躁，前者是身体之躁，后者可说是心灵之躁。其实身体与心灵，有时没那么对立，至少在“躁”这件事上，灵肉是合一的。1990年代是从“躁”开始的。这年年初，崔健在首都工人体育馆再次“摇滚”，为下半年的亚运会集资义演。
“体育馆里座无虚席，如同沸水之锅，”一个记者写道，“发狂的歌迷点燃打火机和火柴，有的点燃节目单，在空中挥舞。”那天大雪纷飞，气温零下15度，体育馆却热得要命，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人们和崔健一起大喊大叫、摇摇晃晃，声浪把崔健压下去了，比崔健还狂浪，仿佛崔健成了听众，没他什么事儿似的。体育馆外也甚壮观，那些没有买到票的人，就在雪地里站着，把自己弄成了个雪人，等待崔健出来给他们签名。
开场曲便是那首著名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怎样说，怎样做，才真正是自己
怎样歌，怎样唱，这心中才得意
一边走，一边想，雪山和草地
一边走，一边唱，领袖毛主席
噢……一二三四五六七
拱形棚顶产生巨大的回响，又兼万众合唱，声震数里。场外的人也跟着呐喊摇晃，跟醉了似的。那夜大雪纷纷扬扬，北京城苍苍茫茫。没人能说得清那晚的北京是怎样一种情绪，1990年1月28日，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消沉，有人亢奋……而这一切，都在崔健的歌声里水乳交融，合成一片。
那晚激情四溢，不得不说，它也混杂着痛苦、压抑、宣泄、迷茫；混杂着颓废、激昂、挣扎、反抗；交织着绝望与希望。它整个是“四不像”，却又包罗万象。说到底，可能还是荷尔蒙在作祟。
写到这里，我们不由得想到1966年，十九岁的田家明率队奔赴井冈山时，途经浙江省人民剧院，上台和观众大合唱的场景，那天他们唱了《国际歌》《在北京的金山上》《我为祖国献石油》；二十四年后的1990年，崔健们在首都工人体育馆，和观众合唱《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没什么不一样。换了个形式而已。也可说是换汤不换药。药还是那个药：崔健穿黄军裤，把裤腿卷起来，脑门上绑一块红布，他就唱《一块红布》，他也唱《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唱《红旗下的蛋》；他还唱《南泥湾》。他把《南泥湾》唱得怪腔怪调，调子、歌词还是从前的，听上去却不大对味儿。老同志们不高兴了。其实他们没搞明白，也就是换了汤水，是二和药，毕竟时代不一样了。新时代唱旧歌，是得换个唱法，要不才叫怪呢！
要说有不同，可能是田家明那代人只承认自己有理想，不好意思承认荷尔蒙；崔健，抑或说听崔健长大的田庄一代则正好相反，首先承认是荷尔蒙，简言之就是“躁”，再由“躁”生出别的，比如理想。
抱歉抱歉，这么说并不容易。我们作为田庄的同龄人，年轻时也不会承认；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已年过半百，这才意识到：人生没什么不同；未知能否称作旧瓶装新酒。
今年是田庄辞世十周年，在统稿的过程中，我们百感交集，恍若跟她一起活回去了。1990年的田庄，当然不可能跑去北京听崔健的演唱会。她主要是听磁带，早年听崔健，后来听黑豹。全懂，全懂。张楚的歌词写得好，何勇得去看现场，贼带劲儿，嗨得要命。
她去看过何勇的现场？当然没有，这不合她的性格。就看看录像，知道她的同龄人已经玩儿到这份上，挺骄傲。知道自己正年轻，连呼吸都顺畅，一听摇滚她就躁。她的躁法很别致，面上看不出，搁心里躁。有一回，她看见一个男生走在食堂路上，唱起了《一无所有》，那样苍凉、孤独的腔调：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他不是在唱，而是仰天长啸。
田庄驻足，就觉得这一幕真好，两颊麻酥酥的，身上起了鸡皮疙瘩。她微笑，放眼远方，简直想飞上天去。在她辞世前一年，她在网上偶遇了一段视频，红磡1994，那场著名的演出，年轻的魔岩三杰，嫩得不像话。她愣了好长时间，这才想起自己也曾年轻过。
1991年 二十一岁
是时候说说田庄的恋爱了。田大小姐读大三了，想象中的自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特别高冷，跩跩的，对男生不屑一顾，但架不住自己魅力无穷，男生要对她“飞蛾扑火”；想象中的自己安静且害羞，睁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有时热烈，像带刺的野玫瑰，冷不防扎你一下，叫你欲罢不能……哎哟喂，做个女青年怎么那么难？田庄也学不来！成天跟男青年一起瞎混，又混不出名堂来。隔壁宿舍有个女生，大一才开学，就有男生送花来，田庄跟女生们窃窃私语，这跟魅力没多大关系，这叫手腕。很不屑了。唉，焉知她们不是在嫉妒？
田庄这一代的女青年，简直了，什么款式的都有，堪称百花齐放。今天，您若是在大街上遇上某个老阿姨，干巴巴，或者肥嘟嘟的，买菜时翻翻拣拣、大声嚷嚷；或者她们就是卖菜、摆地摊的；或者她们坐在主席台上，一副得意、昂扬的嘴脸，一副真理在握的马列老太太的口吻，脸上放出那一种俯瞰众生的神情——哪怕她们没有俯瞰，只要坐上主席台，本身就是俯瞰。
或者您在某商场、某个饭局上，遇上个把俗不可耐的中年阔太，或粗声大气，或扭捏作态，上万的衣服叫她们穿成了地摊货，几十万的珠宝叫她们戴得黯然无光……不要鄙视她们，也不必同情她们，也不要被她们的虚张声势所吓倒。
她们是田庄的同龄人。田庄经历的，她们都曾经历过。至于后来怎么会变成这个鬼样子，那就只有天知道！不要小瞧她们，在1990年代，她们还是女青年那会儿，估摸着也曾单纯过、可爱过，哪怕是装可爱，只要装得像，蒙过男青年，也等于可爱了。
嗯，估摸她们中都不乏“理想主义者”。
或者蹦过迪、玩过时尚，胸前别着格瓦拉像。穿迷彩裤、马丁靴，那样子酷毙了！大踏步地走路，跟男青年七搅八搅，搞得人神魂颠倒。诸位，今天的时尚，是你们妈妈辈玩剩下的，玩上那么几年，乏了，也尽兴了，就收了心，回家生下了你们。
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女青年中也不乏功名之徒，一门心思往上爬；也有巴结奉承的；也有品性不端、爱打小报告的；也有拨弄是非的；也有浅薄、庸俗之辈；也有心计深的——今天叫“绿茶”，简称“茶”，俗称“茶里茶气”。这个“茶”字，男青年是辨不出的，他们就好这一口，诓他们简直一诓一个准。傻乎乎的。
诸位，请不要小瞧你们的妈妈辈。今天大街上走着的中老年妇人，今天窝在沙发上看连续剧的那一堆腐肉……噢，天！她们年轻时极有可能是卓越之辈。哪怕资质平庸，年轻时长得不怎么样，只要有那么点“茶”味，就能把你们的父辈耍得团团转。没爱情时，她们享受青春；有爱情时，她们就把自己砸进去！请相信她们谈恋爱时的天真、单纯。1990年代在她们可说是“百花齐放”。
田庄呢？啥情况？
嗯，她的情况有点特殊。爱情这回事，她没怎么搞清楚，这不是她的长项。倘若有哪个男青年喜欢上了她，那可真是瞎了眼，有一种空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跟她谈恋爱，简直没法谈，颇具喜感，时不时就会笑场。笑了几场以后，就不了了之，变成了哥们儿，因为她不性感。身上少那么点儿“雌”味。当然她也没有“雄”味。雌雄跟她都没关系，脑子处于一种混沌、蒙昧状态，像是被门夹过似的。
这里说明一下，我们以这种腔调来描述故友的爱情史，似乎有失恭敬。但我们有把握，田庄在天之灵，一定会很满意。她活着的时候，用的也是这种腔调，尤其是回望爱情时，充满了戏谑反讽。我们相信，这也是我们这个年纪该有的腔调。这文章若是写在二十年前，当然不是这种话风，应当纯情许多；这文章若是写在二十年后，我们七老八十之际，没准还会抒情。
田庄自从高中毕业，简直忙飞了，奔波于清浦、江城间，一个字：耍。两个字：好玩。其实她也没玩出什么名堂来，都是瞎玩。她那时性情未定，她妈希望她做淑女、走甜美路线，教她要“笑不露齿”，她对着镜子练过几回，太别扭了。笑点又低，一笑就忘乎所以、前仰后合，肢体语言很丰富、很投入；正投入着呢，突然想起“笑不露齿”来，急忙收住，就有点不三不四。
她自己的理想是做个帅女孩，酷酷的，很洒脱，很倜傥。照样也没做好，因为不是真洒脱。她对男生普遍有点紧张，心理上不占优势，所以没法倜傥。对年纪小的男生，比如弟弟的同学，她稍微放松些。拿他们当小屁孩。有一回她在街上遇见几个小痞子，十六七岁样，趴在护栏上看姑娘。看到她时，突然来劲儿了，大声嚷嚷：“姑娘姑娘，手枪手枪！停下停下，寂寞啊寂寞！”
她笑了笑，就想拿他们来练练手。她刹了车，一脚支地，身子稳稳地坐在车座上，先把表情整理好，很洒脱地那么一回头，把他们瞪了一眼。因为她妈说了，她的眼睛虽然大而无当，瞪起人来却挺吓人。可是那天，男孩们没被她吓倒，反兴奋地发出“哦哦”声，还挺有节奏。她就不好意思再瞪下去了，怕自己绷不住要笑。于是回身，拿脚钩了一下脚踏，竟然没钩住，又钩了一下——倜傥大打折扣——这才蹬车而去。
后来，渐至于对弟弟的同学也开始紧张。田地的同学也都十八九了，妥妥的大小伙子。看见她都有些生涩，于是她也跟着生涩，简直了，没法弄。她就自动躲起来，把自己关进房间里，照弟弟的吩咐，不要在他的同学面前绕。
弟弟说：“我这是为你好。”
她就笑，顺手给了弟弟一拳，开心得不得了。
弟弟的同学一走，她就摇出来，跟弟弟说说笑笑。那些年，姐姐弟弟对“爱情”都挺新鲜，又没经验，常常一起探讨。一聊就聊到深更半夜，笑得不像样子。有时妹妹寻声而来，朝床上一跃，夹在哥哥姐姐中间，三人贴墙坐着，高兴起来就会玩“挤干饭”，挤得妹妹开心坏了，尖叫声能掀掉屋顶，这样就把母亲给吵醒了，起来上厕所。
如厕后，来房间张了张，见三个“剁头的”神采奕奕，脸上放光，骂了句“神经病！还不死去挺尸呢！”，就径自回房睡了，留下姐弟仨继续探讨。弟弟就说起他一个同学，因为回头看姑娘，把自行车骑到电线杆上了。他学得很像，一边回头，一边双手扶着车龙头，突然把脸弹了一下，又疼又懵懂。妹妹笑得跌倒在姐姐怀里，都快岔气了，还嫌不尽兴，说：“再来一遍！”
弟弟哪会听她的？他的笑话多着呢。又说起男孩们上街勾搭美女，也不知人家姓什么，他问：“你们猜猜看，他们是怎么勾搭的？”
“怎么勾搭的？”
“他们就走上前去，装作很熟的样子，说，哟，这不是小她吗？”
姊妹俩都笑了，妹妹笑得尤其响亮。
弟弟又学了一遍，流里流气的腔调，把下巴颏抬了抬，挤眉弄眼道：“哟，这不是小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