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说，婚礼都挺乏味的，无论对当事人还是对来宾。不比十八九岁那会儿，对婚恋有一种紧张新鲜。如今他们都是过来人，淡淡的，很笃定。嗳，也就那么回事儿，吵也吵了，哭也哭了，也曾海誓山盟，都挺扯的！哦，海誓山盟时不觉得是扯，扯完了就忘了海誓山盟，该吵吵，该闹闹。分分合合，情知别扭，又舍不得。
大人也懒得烦了，说，赶快地，把婚结了吧！结完拉倒！
他们自己也懒得烦了，说，要么就结吧。差不多得了！
田庄这代人的婚姻，都是“差不多得了”。婚前是各种排列组合，张三李四王五，胡搅一通，也搞不大懂——因为不结婚，就永远不可能搞懂；当然结了婚也未见得就懂。结婚也是瞎结，走个过场，身体的新鲜感已丧失，不比他们的父辈，因为守禁忌，所以才神往，哪怕住茅草屋，那洞房花烛夜里也会闪着圣洁的光，也有一生一世的愿想。
自由有什么好？田庄这代人充分享有婚恋的自由，到头来也是白瞎了，未见得就比他们的祖辈、父辈更幸福。他们是枉把自由辜负，说到底还是心智不成熟——自由赋予他们，要么是浪费，要么是滥用。五一节这天她回了清浦，有三个同学结婚，田庄都出了礼，却只参加了徐徐的婚礼。
徐徐财校毕业后，就分去了税务局，她对象在银行工作。她先是被婆婆看上的，又辗转打听是哪家的姑娘，又叫儿子去看，这才托人提的亲。还有不成的？两家都满意，门当户对，小伙子也体体面面。
徐徐跟田庄、李芸笑道：“这事都说不出口，感觉就像去菜场买菜，挑挑拣拣，货比三家，最后成交时，双方都挺满意，都觉得自己是占了便宜的。”
李芸说：“你的菜确实不错，看着新鲜。”
三人大笑。李芸是从南京赶回来的，特为参加好朋友的婚礼。她是去年结的婚，嫁给了本校的一个青年教师——她大学毕业后就留校当辅导员了。徐徐结婚，她比徐徐还害羞：怀胎五月，身子已经显了；就怕遇见男同学，难为情的。
于是她就约了田庄，一大早来到徐徐家，三人见一面，送新娘子上婚车，就不去饭店吃饭了。家里请来了“深圳发廊”的发型师，把新娘的妆容也一并做了。那天徐徐浓妆艳抹，反不及她本人好看。
她人生最大的遗憾是过得太苍白，没有一点波折，生于县城，长于县城，老于县城。优渥人家的姑娘；不比田庄，小时候还住过穷山沟，见过要饭的、跳大绳的，手里拿着打狗棍，肩上挂着破麻袋……把徐徐新鲜得不得了。一直住机关大院里，对穷人有好奇。高中毕业后，她跟一个乡下男生谈起了恋爱，谈了两年，被家里给搅散了。其实那男生还行，考上了华东政法，毕业后是要做法官的。
她家里说：“那也不行！他就是做省长我们也不眼红！家里那么多兄弟姊妹，就他一个人考出来，将来还不拖累死你！”
临嫁前她还一声长叹，得知田庄考上了中山大学，她一阵怅惘：远方、大城市、灯红酒绿、火热的生活……这一切与她无缘了。她说：“你走吧，走得越远越好！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注定是烂在这里了。你常回来看看，我替你守着县城！”
田庄后来确实常回县城，起头还跟同学联系，后来就很少联系了。孩子哭哭啼啼，各式鸡毛蒜皮，没那个心思。倒是她死后，我们来到清浦，见了她不少同学。徐徐是让我们最惊艳的一个，四十多岁，保养得当，清清白白的一个中年美妇。
这么些年，广深两地我们也算见了些成功女士，个个花枝招展：商圈、政界、文化界……都是场面上混的；要么就是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阔太、官太之流。老实说，多不及县城妇女徐徐有魅力。她当然是模子好，也禁老，也保养。主要还是气质好，不争不抢。她也用不着去争去抢，家庭稳定，丈夫做了银行行长。她作为半吊子的职业女性，还在税务局混日子，不思上进，一门心思全在女儿身上。其实，女儿也不用她太操心，天生学霸，考上了复旦。
这时，我们就会以田庄为支点，来打量她的同龄友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是有“命运”这回事的。这时，我们就会想到徐徐，不去大城市有什么要紧？大城市的女人哪儿及你一星半点？主要是太操劳，一切都要靠自己去挣，当然也有靠男人挣的——靠男人挣还不如靠自己挣！男人挣得多了，就会有旁的女人来分享，多半是他找旁的女人来分享。总之，怎么样都是操劳。
是各种难堪委屈，强作欢颜，四面楚歌，八面突击。职场上各种钩心斗角，厚黑学也用上了。谁是天生厚黑的？没法子，不厚黑你就签不下单、评不上职称、升不了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常常笙歌燕舞，形同欢场女子，心里苍凉、冷漠……慢慢就跑到脸上来了，一不小心就会青面獠牙。这时我们就会想，难得徐徐还待在原来的地方，二十年来安安分分，配得上“美好”。
我们也去南京见过李芸。她略微显老，也还好。中途折腾过一阵，教授丈夫爱上了他的女学生，打了几次胎，不能不离了。回家跟她忏悔，说对不起。她说：“你搬出去住就行了，跟她一块过呗。离婚协议就算了，我不签。”
她后来跟田庄说：“都闹到这份上，这个男人要不要我真无所谓，但是我干吗要成全他们？”
男人搬出去住了四五年。后来又回家了，因为女学生受不了，找个人嫁了。两口子冷了好些年，现在应该好些了。
1994年五一节，三个高中时代的好朋友在徐徐家聚首，新娘子临上婚车前，三人告别。田庄紧紧握住徐徐的手，像她的娘家人一样，那一握里有珍重和祝福。像所有未婚的女青年，田庄把这一天看得很重要。当然确实很重要，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忙得头昏脑涨，恨不得这一天赶快结束，结完拉倒。
那天，田庄陪准妈妈李芸去了公园，坐在临湖的长椅上，李芸安宁而满足。她是校花级的美女，美得有点争议，是女人男相。日本有个女星叫天海佑希，李芸就是那一挂的，帅极。那时还没有“女同”这一说，她这长相，女同们会爱死。个子又高，身形将近一米七，有一度她挺犯愁，怕自己不好嫁。
极单纯的一个女孩。虽然快当妈了，还动辄难为情。有身孕就不敢见男同学，太尴尬了。结婚也尴尬，有羞耻心，怕人七想八想。跟田庄叹道，怎么世界上还有男的这物种？搞出这么多尴尬事来？
她这“天问”，田庄回答不了。两人“吃吃”笑个没完。
又说起高中时喜欢的两个男生，代号夏莲、雨荷，还要换着喜欢，两人都快笑疯了。
李芸说：“怎么想起来的？要命！”
两人在大学时代都谈过恋爱，都掰了。不大愉快，好在已经翻篇了。如今说起来，什么一个感受呢？都有点后悔，就是男生女生，本来挺好的，兄弟姊妹的感情，后来胡搅，脑子一热好上了，分手就很麻烦。低头不见抬头见，没法装作没那回事，没法换回以前的状态。是这个叫她们遗憾。
李芸说：“我发现，不能在熟人圈里谈恋爱。男女关系，如果能处成好朋友是最理想的，可以保鲜，可以永恒。用来谈恋爱太可惜了！有风险，这个风险又不可控。掰了就是速朽，连好朋友都做不成了。”
田庄笑道：“就怕有时忍不住噢。”
“啊？你会吗？”李芸笑道。
田庄说：“我不会。乱讲的。”她反正是谈过了，哪怕成色不足，也是完成任务了——真奇怪，她怎么会把谈恋爱当成任务？嗳世上是有这一类人的，不拘男女，天生不好这一口。懂也懂，但是懒得费心思，不以此为价值。
李芸也是这样的人。丈夫是经人介绍的，有眼缘，处了一年就结婚了。前面她谈过两个，也是跟男同学搅，搞不清是恋爱呢，还是玩暧昧，还是在打擦边球。她喜欢过一个高中男生，有一年家里结葡萄，她摘了几串，步行一个小时送到男生家里去。末了还没进家门，拿着葡萄哭着走回来。原来男生家里已有女生捷足先登，两人坐在一处，互相铰指甲。
她的葡萄没能感动男生，却把田庄感动坏了。那样一个美丽女生，不骑自行车，把走路当成一种仪式，给她心爱的男生送葡萄。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挺好，虽然葡萄没送出去，还哭了一场，可是走路那一小时她在绽放。是这个好，跟男生有什么关系呢？后来，李芸送葡萄就成为意象，刻在田庄脑海里，成为她对她那一代女青年在1990年代最鲜亮的记忆。突然闪那么一下，特别耀眼，特别好。
李芸说：“跟男的没什么好搅的。已经搅过了，没多大意思。我们都不是那种人。差不多就行了。三年后你毕业，总该结婚了吧？”
田庄说：“尽量吧。三年后，1997年。”
李芸把眼看着湖面说：“1997，香港回归。”很茫然的神情。
田庄问向湖面：“结婚……好吗？”
李芸把手抚着肚子，微笑道：“很好。心定了。”
这一年，比同学结婚更重要的事，是外婆去了台湾。她是六月里走的，姑奶奶飞回来一趟，单为接她。这两年，家里发生了多少事啊！去年爷爷去世，葬回李庄。这要是章回体小说，可起一个标题，叫作：爷爷重回故里，外婆远走他乡。
赴台前，外婆、姑奶奶来了趟江城，由孙月华陪同，田庄负责接待。所谓接待，也就是帮订个宾馆，陪她们去故地走一走。故地是在仁慈医院，即今天的江城中医院，离奶奶家不远，走路十分钟的路程。前年爷爷生病，也是先来的中医院，后来才转去一院。平时，爷爷奶奶头疼脑热，也是田庄跑过来拿药。
姑姑的婆婆是从中医院退休的。田庄三四岁的时候，就跟着姑姑来过这里。很多年后，李勇母亲见到田庄，还说：“记得记得，当年那个小不点，起头认生，熟了以后就会咯咯笑。”
那时田庄怎会知道，奶奶顶瞧不上的她的村姑母亲孙月华，跟这医院有太深的渊源：她爷爷徐义仁在这里当过院长；她父亲徐志海、姑姑徐志洋都出生在这里；她母亲章映璋是先在江城行的西式婚礼，又回清浦补办的中式婚礼。
章映璋的婚房离仁慈医院不远，靠近运河边的一个小院。当然，她在这里没住太久，就随丈夫去了南京。村姑孙月华就出生在南京；那时，奶奶还住在李庄，地道一农妇，忍饥挨饿怕是难免。
人生多么奇妙。江城是她父族、母族的交战地，在这里，她的父族赶了她的母族，翻身得解放，进城当了主人；她的母族仓皇出逃，没逃掉的就跌入谷底，回乡做了农人。大体上，百年中国落在田庄家，就是父族打倒母族，双方颠了个儿，后来又成了一家人。
有必要缕一下田家明夫妇的家族史，来做个对比，姑且以仁慈医院为支点。这医院始建于1888年，原是美国传教士林嘉善在其友人赛兆祥的帮助下，于东门口开设的一家西医诊所，后挂牌“仁慈医院”。赛兆祥有个女儿挺出名，名赛珍珠，写过一本《大地》，得了诺贝尔奖。她四个月大就来到江城，运河边长大，她后来写道：“运河的水，静静地流淌，蜿蜒曲折，水光粼粼。”
十年后的1898年，主创人林嘉善和弟弟林嘉美扩建医院，在基隆巷造房十数间，又建“人字形”小教堂及平房十数间，仍挂牌仁慈医院。这一年，孙月华爷爷徐义仁出生于清浦。
1912年，弟弟林嘉美从美国募得资金回到江城，接替哥哥主持医院。他在水渡口购地80亩，新建仁慈医院，一个气派的大院落：北院是外侨住宅区，五幢三层西式洋房；南院有100余间平房，为病房及手术室之用；病区又分男病区、女病区，共300余张床位。设有内科、外科、五官科、妇产科、传染病科、X光室、化验室等。
1914年医院落成时，李庄佃户田贵家诞下一男婴，人称伢子。
林嘉美是位杰出的内科医生，也是一位卓越的传教士。这位弗吉尼亚人是个工作狂，他任仁慈医院院长三十余年，免费为穷人、难民治病；“黑热病”高发期，他每天救治病人百十余名。有时床位不够，就在院子里、树底下铺上简易床位。他在穷人中有至高影响力，人称菩萨，虽然他是上帝的使者。
1924年，该院的中国医生徐义仁的长子诞生，取名徐志海。
1929年，徐医生的宝贝女儿徐志洋出生。李庄的放牛娃田伢子报名参军。林嘉美医生回国。院长由美国人钟爱华接任，他的女婿葛培理是福音派教会的代表人物，全球闻名的布道家，对美国政坛影响至深，担任了自艾森豪威尔之后的历届美国总统的精神顾问。他曾有言：“我之所以能够在布道这条路上走下去，最大的影响是来自我岳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仁慈医院为防日机轰炸，在房顶上涂上醒目的“USA”字样，挂起“红十字”旗帜。每逢空袭钟声响起，医院大门敞开，大量市民拥入避难。据统计，整个抗战期间，该医院抢救抗战伤员平均日达600余人。江城沦陷后，部分伤员以及未及撤离的省政府工作人员化装成病号，由医院销毁番号，改换病历，躲过日军的多次搜捕。
1939年，徐志海母亲米贞回清浦办事，为日本人所杀。次年，徐志海被大姨接去重庆，入读抗战中学。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仁慈医院所有的美籍医生接令回国。院长由徐义仁接任。
1945年，抗战胜利。徐志海毕业于重庆中央军校。
1946年，徐志海、章映璋完婚。定居南京。
1947年，田家明诞于李庄。这是田英俊夫妇在夭折了四个孩子后得以存活的长子。
1948年，淮海战役开打。未来的俩亲家都上了战场，各为其主。田英俊所属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徐志海所属的是国民革命军“京沪卫戍总司令部”，后编入徐州“剿总”第一绥靖区第四军。俩亲家没有碰面，否则不知谁会成为刀下鬼。章映璋在南京诞下一女，得名徐晓芸。新中国成立前夕，仁慈医院院长徐义仁带着女儿徐志洋赶赴南京，转福州，亡台湾。登机前，父女俩去夫子庙家中见了章映璋，欲带走月子中的母女俩。未果。
1949年，徐志海所属的“剿总”第四军全军覆没，他只身逃回南京，和妻女团聚。不久他抛妻别女，奉命去了上海，加入重新改建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田英俊追到上海，徐志海仓皇南下，经广东，逃台湾。田英俊解放上海后，回到江城，任职东城区区委。章映璋主仆四人离开南京，被迫潜回老家清浦。县城不敢留，就躲乡下去了。她遣散了三年前作为陪嫁的下人，沦为和她们一样的乡人。她的女儿徐晓芸尚在襁褓中就落回了村姑。
1952年，放牛娃出身的田英俊把家小接来江城，住进机关大院，奶奶和她的三个孩子一跃而成为城里人。仁慈医院经合并改为中医院。美式洋房推了，只落一座破旧钟楼。院子里起了一座苏联式门诊楼，方方正正，挺庄重。
1960年，章映璋带着女儿改嫁七里村，徐晓芸改名孙月华，从此脱胎换骨，得以继续上学。
1969年，贫下中农孙月华和回乡知青田家明相亲成功，随男方来江城玩儿，提出要去中医院看看。田家明觉得很奇怪。
1973年，田家凤称病，从内蒙古逃回江城。常带侄女去中医院，把脉的是黄医生。未来的婆媳俩七聊八聊的时候，田庄会挨着姑姑，看院子里那座破钟楼，好奇怪的房子，里头会有绿毛水怪吗？她打了个激灵，把身子往姑姑怀里钻。
1979年，田家明夫妇使出吃奶的劲儿，终于迁来县城，摆脱了乡下人身份。《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1982年，家里接到台湾来信。孙月华哭了两年，凄惶且自怜。外婆章映璋的劫难来临。
1989年，姑奶奶徐志洋回大陆探亲，先到的清浦，又来了江城：运河边，小巷，青石板路。东大街，西大街……哭了。仁慈医院只剩下了钟楼，她呆呆看了好久。她离开了四十年的故城。
1993年，爷爷田英俊辞世，葬回李庄。
1994年，外婆章映璋赴台前，提议来江城看看，就算告别了。
这里是她的新婚地，虽不算太熟，但毕竟是丈夫的家，他在这里生活了十六年。小时候，她跟着大姨、志河来过江城，就住在徐家。志海会带着他们出去玩儿，像东西十里长街、越河街、同庆街、都天庙街、学前街、滴水街、御使巷、察院巷、厅门口、官园坊……啊，这些地名她都记得。
还有石码头，也称御码头，康熙、乾隆下江南的必经地。江城，也称清江，旧称清江浦。曾经这里也是个大码头，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六百年的历史。该地在明清两朝较为繁华，扼漕运、盐运、河工、榷关、邮驿，也算一方重镇，有“南船北马，舍舟登陆”之谓。意思是，南来北往的官家、漕帮、盐商、士卒、行旅、船民……都要在这里换乘，南下的须登舟，北上的须换马。因为江城以北，运河迂缓难行，多走陆路。总之是南北交汇地，所谓九省通衢、五河要津。
明清以漕运、盐运为产业支柱，“天下之赋，盐利居半”，江城得此便利，全国的商人都跑来这里做生意，“水绕千家市，蛮商聚百艘”，那阵仗，有点像今天的广深，至少也是东莞佛山，全国的有志者都蜂拥而至。
当官的也多。自黄河夺淮后，治黄、治淮、治运为朝廷大计，在于漕粮乃国之命脉，而运河系漕粮命脉。因此，江城设有漕运总督府、河道总督府，转运漕粮的官军多达十余万人。漕运总督、河道总督皆朝廷从一品、正二品官员，地位在巡抚之上，形同省会，所谓“水争廛市绕，官比士民多”。
此地落穷后，做生意的少了，当官的还挺多。士民的理想皆在入仕，等而下之的人家才把孩子送去店铺当学徒。当然这也不单是江城，全中国都是“官本位”，几千年了，对这一行有执念。
这一带出了不少官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最聪明的子弟都考出去当官了，到省城当，到京城当，再由京城外派到全国各地。就是今天，这一带还有人拉出个官人名单：姓名、籍贯、年龄、官衔、在中央哪个部委、家住哪里、老家有几口人……隔几年就更新一下。北京的官人回老家过年，当地父母官都得酌情接待，攀个交情。哪怕在北京名不见经传，小年轻，小处长，没关系，京官升得快，着眼未来。
所谓盛极必衰，咸同年间，江城就开始落了，其时海运兴起，后来铁路也通上了，运河时代一去不复返，真正是繁华似梦，也是宿命。此后，战争、洪涝灾害、难民、穷人、土匪大抵算是这一带的特产。特产中更有一项：革命。共产党和新四军在这一带建立了根据地。田伢子的翻身便赶上了天时、地利。
外婆三人在江城待了两天，旧街巷走了走，前世今生。中医院也去看了，姑奶奶带了个相机，随手拍，是要带回台湾给她的父兄看。这一年，江城还是个古城，不够“现代化”，大闸口、御码头未经修缮，运河边也未有彩灯迷离。河道淤塞，一幅破败景象。赛珍珠活在今世，未知会怎样写她的运河城。
外婆一路走走看看，很少说话。她是要把这一切记在心里，她的初婚地；而后飞去台湾跟她的前夫复合。一天下午，她和田庄并肩走着，突然问：“你什么时候去广州？”
田庄说：“还没定呢。”突然意识到，这一趟她虽是地陪，其实也是在告别。
外婆顿了顿，说：“婚姻的事，不要拖太久。不要找官家人，找个做生意的人家。”
田庄说：“哦。”
她明白外婆的意思。她这辈子受够了官家人的罪，她是官家人的女儿，享多少福，就会受多少罪。吃进去的全会吐出来。总之，别跟官家沾边，离得越远越好。她家又是官商结合，她二哥就是做生意的，倘不是跟官家挨得近，也不至于挨枪子。
她说：“就老老实实做点小本生意，有活头就好。”这大概也是经验之谈。小本生意才干净，挣的辛苦钱。凡是做大生意的，必得跟官家相勾连；反过来也可说，生意做大了，你想清净都不可能，官家会惦记你，睡里梦里总是你。
外婆说：“别跟你妈学！整天咋呼，得意劲儿！”
田庄笑道：“她现在忙着做官太，比我爸还起劲儿！”
外婆说：“我就看不惯！”
看不惯孙月华的可不止外婆，还有奶奶呢！那天晚上田家凤夫妇做东，请外婆一行。席间，就见奶奶拉着外婆的手，一副依依神情。奶奶是顶佩服她这亲家的，常跟田庄说：“一看就是大家闺秀。”
后来得知台湾来信后，奶奶说：“我没看错吧？当年第一次照面，我就知道不是一般农村人。”
外婆不是一般农村人，但外婆的女儿却是地道农村人！奶奶说：“还跟我较劲儿！她以为自己翻身了么？还把我看来看去！她看什么？她就是当了皇太后，我照样瞧不上她！我能忘了她的来路？”
田庄说：“好了呀！你们俩都是农村人，互相担待点儿，谁也别瞧不起谁。”
奶奶说：“她有什么好兴的？家里有海外关系？你爸当了官？我这辈子就瞧不上轻狂人！说笑都要压人一头，暴发户！”
“我爸那叫什么官？七品芝麻官都比不上。”
“就说呢！你姑父不也是官？你看姑姑，压根就不在乎。”
田庄笑道：“能比吗？一个是村姑，一个是干部子女，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当然不在乎。”
奶奶说：“你这死孩子！什么猪肉、猪跑的，把你爷爷当什么了？”
卷四 广州 |1995年—2008年|
1995年 二十五岁
江城小青年王浪，1987年考来广州，就读于华南工学院，1991年分到广州珠江城市规划院。他是姑姑同事的孩子，1992年和田庄已有交集，但其时并不认识。
1992年对于王浪而言，是他平凡一生中最精彩的年份，他参与并见证了历史。他亲历的那件事，后来成为“改开”最著名的事件之一，几乎是标签性的一个存在，繁杂，多义，丰富……具有大时代的一切标配：泥沙俱下、大汗淋漓、活力四射，以至于无可描述。
大抵“活力”本身就很难描述，天生不洁净，基因里带着力比多、荷尔蒙，夹杂着尿臊、汗臭、狐臭味，是那种令人不安的、混乱无序的、野蛮成长的气息。
王浪亲历的那件事，跟股票有关系，后来俗称“股疯”。这里须稍作停留，让我们回到三年前的1992年5月，一个叫康柏华的上海男人死了，他在股市上亏了6000多元后，开始神思恍惚，两周后悬梁自尽了。此时，距离“股疯”还有九天，他只要再坚持九天，就可以一飞冲天，开始他的逍遥人生了。
上交所成立于1990年，这一年上海还发生了一件事：浦东开发。凭此两样，上海开始大鹏展翅了。——憋屈死了，在刚刚过去的十几年间，上海人过得可叫灰头土脸，改革开放似乎把他们抛弃了，这个曾经的远东第一大城市，能进入它眼中的就没几个，但有那么些年，它却沦落到要眺望深圳那个小渔村，既仰羡又酸楚，口气还挺微妙。
俗话说，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没错，市领导整天忙着接待外宾，老外说：“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吊车都架在上海了。”上海人都懒得谦虚，笑笑。他们认为这说的是事实。
上交所成立之时，深交所也在搞，只是还没拿到批文。一听说上海要开市，深圳急了，赶在上海之前进行“试开市”，这一天是1990年12月1日，比上海早了19天。等于是没结婚就把孩子给生出来了，深圳人说，孩子都生了，难道还把它塞回去不成？
然而此后两年，沪深股市都挺艰难，政府还在控制着股价，有“最高涨幅”这顶帽子。也有说，这不是帽子，而是“潘多拉的盒子”。此后两年，沪深两地花样百出，上海贴海报、打广告，宣布“股票认购证”开始发行，让老百姓买股票。上海人就是不买。
上海人说：“报纸这样卖力推销，一定不是好东西。”
上海有个老太太，眼睛一花，把股票认购证当作存款单买回家，花了3000多元，把儿子、儿媳气得跳脚。
深圳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深圳第一只股票“深发展”上市的时候，也是无人问津。不得已，只好由政府官员带头认购，那情形，有如在危难之时，他们要冲在前面一样。
让老百姓掏腰包这样的事，伟大人物的号召和专家的怂恿是很难奏效的，但若从时间上来说，邓小平南方视察与这年夏天的股市热潮确实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
南方视察一个月后，1992年2月28日，深圳股市开始进入国际市场，蓝色显示屏上第一次出现海外投资者的叫价，深交所激动得无与伦比，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此起彼伏。然而直到此时，深圳市民还是不知其中奥妙，他们说：“这群人是不是有病？”
上海人懂。这个城市有记忆，新中国成立前人家是熟手。1992年5月，上交所的股票价格全面放开，沪地疯了。股市已经收盘，但依然不能阻止人潮涌荡，直到午夜时分，他们还没有散去的迹象，只等着明天太阳升起，股票大涨。一个记者跑出去转了一圈，回来趴在灯下，挥笔写道：“上海有几万人正在街头熬过长夜。”
一个花甲老人向人群发表演讲：“这回该好好地博一记了。小阿弟们，机会错过不会再来了！我年轻的时候白相股票，常常是三日两头不吃饭的。”
上交所门口，此时已是人山人海，有人干脆扛来躺椅，准备街头过夜。发表演讲的，朗读报纸的，扎堆交流的，一片沸腾。
当时，长三角一带只有杭州可以“异地委托买卖”，于是上海人连夜驱车赶往杭州，把180公里的沪杭公路挤得水泄不通。抵达杭州已是黎明，却见浙江省证券公司门口早已人山人海。杭州也疯了。
次日，果然形势大好，股价扶摇直上。5天后，上海股市的奇迹出现了，发行价100元的“豫园股票”以10009元收盘。西方世界有个股市奇迹，微软十年间涨了33倍。唉，微软怎么比得上豫园：5天里涨了100倍！
1992年春天，上海人开心得就像过年，但是政府害怕了。他们掀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却被里头跑出来的“疯狂”“嫉妒”“罪恶”吓坏了。想法子塞回去。于是将交易点迁至文化广场，地方更大，可以容纳更多的股民。所有的柜台只挂“委托卖出”的招牌，换句话说，只许卖不许买，股民们慌了，政府只许“做空”，股价还有不跌的？瞬间就把隔离栏杆冲得七零八落。官员们一看大势不好，赶紧宣布暂停营业，逃之夭夭。
那时候，政府就是这样“领导”股市的，也没人说他们瞎指挥。因为大家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不久，聪明的上海人也看明白了，政府虽然雷厉风行，其实也是有一搭无一搭，既不让股票暴涨也不让股票暴跌。于是人心稍定。这是1992年6月间的事。
两个月后，气定神闲的上海人再次慌乱，匆匆告别文化广场，一场比上海的春天更狂热的股市的狂风暴雨南下深圳，夏天来了。
《投资者》杂志这样描述深圳：“沸腾了，整个城市处在股市的旺火热潮中。”那时，南下深圳的可不止上海人，全国各地的投资者都来了：上海人住上海宾馆，北京人住帝豪酒店，东北人住天池宾馆，这儿离证券公司只有几步。他们刚到深圳，就把街头所有带“股”字的书全给买了，就像蝗虫席卷麦田。
全城21个证券营业点，全都人山人海，大家排着队，昼夜不散。但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人，而是人群中正在传递的一张纸，纸上写着名字，名字前写着序号，比如“563 王浪”。每隔两小时就要报到，就像监狱一样。比如喊“563”，倘若没人应，队长就把“563 王浪”给抹掉，这意味着，王浪丧失了排队资格，没权买“新股抽签表”。
这个“新股抽签表”挺繁复，新股发行只有几种，想买的人却有150万，狼多肉少，怎么办？政府想平衡各方利益，可是股民想挣钱，证券发行商想从中渔利，银行职员想“近水楼台先得月”。所谓新股抽签表，简单说，你想买到新股，就要参加抽签；要想参加抽签，就要买到“新股认购表”；要想买到“新股认购表”，就必须手持身份证到指定的地点去排队。一个身份证买10张表，10张表可以中一个签。
此令才颁，股票还没涨，进入深圳的车船票先涨了：原来25元的涨到100元；原来30元的涨到200元。进出深圳的绿色通道有进无出。那时进入深圳还须有“边防证”，那些有边防证的横冲竖撞，没边防证的就要浑水摸鱼。
深圳街头到处都是人。宣传车、高音喇叭震天吼。队伍越排越长，好比神龙见首不见尾。这天是1992年8月7日，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但是队伍还算有序，一股紧张的气氛弥漫在空中，令大家既浮躁又规矩。
一个记者跑了一天，终于看清了形势：全城21个窗口，每个窗口至少排20000人，“40多万人保持着安分守己的场面，一切显得那么虔诚、公平而严肃，令人感动。”
他忘了40万人背后还有人呢。根据一个身份证能买10张表的规则，一张车船票带来一个人，这个人到了深圳，第一件事就是直奔邮局。“瞧吧，这大包小包都是身份证，”一个邮差说，“我们这邮局快成伊拉克港口了，每天有几百个包裹朝我们这里狂轰滥炸。”
一个北京来的记者看到一个装有身份证的包裹，足有17公斤重，惊得目瞪口呆。
邮政小姐说：“800个身份证一公斤，你算算吧，这一包多少个。”
夜幕降临，队伍开始疲倦、饥饿，有人要去小便，有人想席地而坐。亲友团来了，带来了饭团和水，还有的送来了座椅、凉席。有人试图换班，队伍开始骚动，点名声越来越频繁，报到声越来越无力，争吵声越来越高亢。有人急中生智，拿来绳子，让男女老少全都抓着绳子，也有人将绳子绕在手腕上，就像汪洋大海中抓住一根木头……此时，距离“抽签表”的发售还有40个小时呢。
8月8日中午，街头聚众已经超过80万人。焦躁、紧张、危险的情绪一触即发。有人在维持秩序，就有人会冲击秩序；明摆着的，排在后面的人根本买不到“抽签表”，于是后面的人全都加入冲击者的行列，而前面的人则严守自己的位置。蓝天下，骄阳中，卷过来，卷过去，像沸水翻滚。绳子早挤丢了，就是没丢也没人去抓了，此时，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身体。
人们挽起手臂，抱紧腰肢，没有年龄和性别，也没有羞耻和陌生，也没有爱和恨，几十万人就这样连成一体，被欲望、激情、烦躁、恐惧和令人窒息的汗臭包围着。很多人20多个小时滴水不沾、粒米不进，男人在叫骂，女人在抽泣，孩子在呼号，老人在喘息……这一切都预示着大难临头，可是无人退缩。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还在互相鼓励：“坚持就是胜利！”
政府预感要出事，派出了军队、警察，手里拿着警棍，一路小跑开进来，组成一道人墙，把冲击者赶到外面去。秩序是维持了，但是却带来了新的麻烦：亲友团也被赶走了，白天不能送饭，晚上不能送衣，烈日下不能送水，暴雨中不能撑伞，只有一大堆身份证留下来让他们背着。
还有更难堪的事呢，谁要是去趟厕所，就别想再回来。一个男人说：“管天管地，还管我拉屎放屁！”就径自去了厕所。警察确实管不着他“拉屎放屁”，却拒绝他再回到队伍中来。因此那些想去方便的也不敢走了，坚持到夜幕降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人们就在饭盒、报纸里大便，在矿泉水瓶里小便。有的人没有器具，索性解开裤子，往地上一蹲……天亮了，太阳出来了，气温无情地升高，人人都苦着脸、屏住呼吸。一个现场的记者深受折磨，说：“整个深圳的味道都变了。”
然而臭味也不能阻止真的勇士。8月8日傍晚，太阳落山之时，深圳街头，已站着100万人。
8月9日清晨，大多数人已经坚持了48个小时，突然曙光来临，光芒万丈。运钞车开过来了，车上装着认购表，还有头戴钢盔、手持长枪的武警。照常理，这阵势会让人安静下来，但恰恰相反，在售票口打开的那一瞬间，人群炸了，前拥后挤，一起向窗口扑去。
一个记者在红岭路采访，看到一个女人大喊大叫冲进去，瞬间被人群淹没。无数只疯狂的脚踩着这女人的身体往前冲，几个警察冲进去，把这女人抢出来。那边厢，却见一个男人冲了出来，他已经买到了表格，把自己甩到了树荫底下，哇哇干呕不止，却什么也没吐出来，因为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又有一个小青年冲了出来，又叫又笑，仰天灌下三瓶水，颓然地靠着路边的果皮箱，手里拿着一小沓表，神情呆滞。
“人人都忘了什么是人格、道德和自尊了，”红岭路上的记者写道，“这一天，深圳除了表格，什么都不存在了。”
中央某部驻深圳办事处有个女青年姓王，和她的十几个同事也从人群中逃出，回到办公室里清点战果。三天前，她们也是每人一条绳子，把五六十张身份证和一大捆纸币绑在身上，却只有王姑娘买到了十张表。大家打开胸襟，从胸罩里拿出身份证和钱，全都渗着汗水，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一张张揭开、擦干，先是面面相觑，突然哇哇大哭。
售票窗口里，空调大开，可是工作人员都嫌闷，紧张得喘不过气来。递进来的钱全都湿透了，点钞机也失灵了，有人把钞票摊在桌上，拿卫生纸吸干，一边左顾右盼。人人都心怀鬼胎。身边有监督人员，穿制服，戴大盖帽，神情庄严得不得了。但最先动手的却是他们，随身带着黑皮包，经理一看就明白，里头装的是钞票，但权当不知道。这个时候比的就是耐心。
果然，短暂的沉默后，监督员中有个家伙不再庄严，他笑了笑，推过来一个公文包。屋里的人全都霍然而起，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刻，看谁先动手。于是个个转身，拿出一把身份证和钱，转瞬间，表格席卷一空。新聘来的保安员只买到一百五十张，是最少的。分完了表，大家都有点怕，经理给大家打气道：“哪个点上没有私分？查谁去？”于是大家把心定一定，捂着包走出来。而窗口外面，队伍仍在往窗口拥挤，一坨坨，浪打浪。
卖表格的跑了，买表格的却蒙在鼓里。后面的人猛烈地往前拥，前面的人更猛烈地往外拥，如同海浪撞击岩石，让人恐惧。
现在轮到警察疯狂了，喊叫、咒骂、拳头都没用了，不得已只好用上了警棍。一个河南口音对着警察开骂：“怎能这么无法无天？老百姓不是人哪！”
一个香港人看到这场面，先是笑：“中国人有这么高的投资热情啊！”接着哭，“怎么能用皮带对付这些热情的投资者呢？”
抽皮带的警察说：“不动手怎么收拾这场面啊，老天！我嗓子喊哑了，衣服湿透了，有什么用啊？全失控了！这拨人简直像野牛！”
王浪就是这百万野牛中的一个。他是一只失败的野牛。三天前，他和几个同学一道来的深圳，先去邮局取了身份证，里头就有田庄的。是他妈找同事、同学、亲戚凑来的几十张身份证，指着他在深圳大赚一笔。
也就是说，田庄在1992年就来过广东，深圳街头先跑了一圈。她是人未到，证件来。某种意义上，证件比人更重要。有时，人不能自证，而那张小小的套着塑封的小卡片却能证明她是人。当然，她并不知道她的证件来过广东，姑姑借了去，也没说明用途，及至一个月后还给她的时候，她都忘了借出过。
王浪也不知道那一摞身份证里有个田庄，对他来说，这些都是工具，不是人。他从邮局取了身份证，自有本地同学来接应，安排住宿，又雇了几个农民工替他们排队去，一伙人围坐两张麻台，打了两天麻将。8月8日晚上，一行人上街看看去，目瞪口呆，人如蚁虫，不堪卒睹。他们雇的几个农民工都排在中间，这事挺悬。
8月9日一大早，他们几人亲临现场，人手一只小布袋、一只公文包。以为靠着纯体力，拼命前拱，或许能拱出一片生机来。谁知未到中午，窗口挂出牌子：“表已售完。”
有那么几秒钟，周围死一般寂静，接着是绝望的呐喊：“完了，完了！”“这才三个小时，500万张表就卖完了？”
王浪几人只好回到宾馆，一气之下又打起了麻将。更多的人留了下来。8月10日，太阳照常升起。表格已经售罄，可人群仍在聚拢，虽然比昨天少多了，但留下来的都是一群最绝望、最愤怒的人。有人在传看当天的报纸：“本次500万张新股抽签表9日发售完毕。此次发售过程充分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这话不说还好，一说群情激愤。几个北京来的记者站在街头抽烟，其中一个扔下烟头，拿脚踩了踩，操京腔道：“深圳，早该发生点儿什么了。”
“股疯”的结果是这样的，公开处分9人，其中有8名是官员。有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审理。调查报告说，内部私买的抽签表10万余张，涉及金融系统的干部职工4000余人。有人说：“这是新中国43年来最大的集体贪污案。”
次日，政府果然出售第二批“认购表”，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这一天深圳股市大跌，上海跟着抛盘，3天里跌了22.2％。深圳媒体说：“股民的信心被彻底冲垮了。”这话没错，要过很长时间，老百姓才能重新燃起对于股市的热情。
王浪是次日回到广州的。他在街边看了看，跟着走了走，挺新鲜。没买到抽签表挺遗憾，本来就是来玩儿，也没太当真。但是经过这一趟，他把心乱了。要到很多年后，他才意识到他真正经历了什么；然而即便当时，他也大感震撼，那是一种既错过了什么，也经历了什么的震撼，一种说不出的震撼，一种疯狂的、原始的、粗陋的、闪亮的、亮瞎了人的眼睛的震撼。
王浪想，这震撼多么好。
次日，他就把田庄带回广州了，还是装在小布袋里，和几十张身份证一起，寄回了江城。不久，他妈给他打电话，让他去中大走一趟，搞份考研招生简章，她同事的侄女要考中大中文系。
次年，他收到田庄寄来的几份简历，请他帮忙投一下报纸杂志。“你不是在考中大吗？”他问。
“不知道能不能考上。两手准备吧。”田庄在电话那头说。
“噢。报社我得打听一下，这一行我不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