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正在捆书，很奇怪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回头说：“本来也没准备要回来！”
田书记怒道：“好，好，你有种！希望你扎根到底，扎根到死！永远也不回这个家门！”
儿子说：“放心吧！我会扎根到底，扎根到死。这个家，请我回我都不回！”田书记气得簌簌发抖，要照以前，他一定会冲上去，给他一顿拳打脚踢，现在是不行了。他未见得就打得过！他把儿子恨恨地看了好一会，突然摔门而去。
儿子看着他的背影，哼了一句：“莫名其妙！”
小丫的出生，整个改变了这个家庭的氛围，先是父子关系，再是父女关系。爷爷有私心杂念了，为女儿的事他开始托关系、走后门，虽然老脸有点搁不住，臊得慌，但到底迈出了第一步。
家凤临走的那天，他说：“先回去吧，等江城的消息。实在不行，看能不能从内蒙古想想办法。”内蒙古有他的老战友，几十年不联系了，是不是活着都不知道。若要打探，这中间不知要转多少手，实在是为难。家凤走了后，家里只剩下老两口，吃了睡，睡了吃。屋里能听见钟表走动的声音，滴答滴答，很恼人。
这时，小丫在干什么呢？啊，小丫，老两口把心都想慌了，这时，小丫就成了他们活着的唯一盼头。
小丫在李庄忙死了，早把爷爷奶奶丢爪哇国去了。她的忙，首先在于玩弟弟，她快把弟弟玩死了，至少是把弟弟玩蔫巴了。从前，她是被人玩的，所有人都把她当小玩意，她一说话，大人就笑；她不说话，大人就引她说话，于是大家都笑疯了。她很不高兴。从此就留了个心，提高警惕。大人再问话，她就不顺着他们的思路，而是答非所问，大人还是笑，她也是没法子了，气死。
比如有一次，她回家告诉奶奶，老虎总打她的头——老虎是邻居家的男孩，比她长一岁，两人常一块玩儿。奶奶有点紧张，问：“做什么打你的头？重不重？”
小丫说：“不重，他都是轻轻打。”
隔了一会，小丫憋住一口气，说：“奶奶，我觉得老虎他喜欢我。”这句话是对应奶奶前一个问题的。
奶奶还不待怎样，坐在屋里的姑姑听见，忍不住大笑，跑出来把小丫揽过来，狠狠亲了一顿，一边笑得捶奶奶的膝盖，说：“哎哟妈，她怎么想起来的？小屁孩子一个，什么都懂！”小丫立在奶奶膝下，很不自在，把身子扭来扭去。
奶奶朝姑姑使了个眼色，对小丫说：“我看有可能，哪天问问老虎去！就是喜欢小丫，也不能打头是不是？万一打傻了怎么办？”这事才算过去了。
正如母亲所料，小丫回李庄第二天，姐弟俩就混熟了。一看见弟弟，小丫就喜上眉梢，把心都化了，怎么都爱不够，动不动就要亲一口，另一方面，她又把弟弟当成个小玩意儿。
她做姐姐做得很用心，但有时不知轻重，常常把弟弟给弄哭了。有一次，她朝弟弟飞奔过来，意思是要亲他，弟弟吓死，掉头就走，走不上两步，脚跟不稳，摔倒在地，一时哭天喊地。
母亲从厨房探出头来，见小丫已将弟弟揽入怀中，顺手抽来一张小板凳塞身下，把弟弟搬到膝盖上，轻轻颠着，说：“不哭，不哭，小毛乖乖，姐姐的心肝。”学嘴学舌的。
她妈的原话是：“小毛乖乖，妈妈的心肝。”
接着小丫开始唱：“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哭夜郎。行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这首儿歌，是她从奶奶那里学来的。
母亲把身子抽回厨房，心里想，小大人样！
小丫最喜欢抱小毛，也是学着大人样，时不时就要替弟弟把尿，一边嘴里发出“嗤嗤”的声音。见弟弟总是不尿，她也会探身把弟弟腿裆间的小东西给拨弄拨弄。有一次被她妈看见了，顺手把她的手打掉，小丫“哇”一声哭了。
母亲说：“以后不准做这个。”劈手把小毛给夺过来。
小丫哭道：“你也做了……”
母亲说：“我做得，你做不得！”恨恨地看着女儿。都叫江城给惯坏了，会跟大人攀比，会问十万个为什么！看来小孩真不能送出去，得留在身边严加看管。尤其是小丫，不打不成器，小小年纪已是桀骜不驯，一身的坏毛病。
其实小丫还好。桀骜不驯是有的，但也要看对谁。她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比如她在江城就很会应付，常常逗得爷爷奶奶哈哈大笑，她自己也很爱笑，能把身子笑得前仰后合，是极开朗的一个小孩。当然也有胡闹的时候，但是只要耐下性子跟她讲，她听的。并且劲儿过去以后，她自己也难为情，会蹭到爷爷奶奶跟前，把脸捂着，咯咯笑个不停。
她在李庄不行，与母亲不大对付。两个是针尖对麦芒，两只刺猬，两只斗鸡。很多年后父亲开玩笑说：“你们哪像母女，你们像两姊妹。”
某种意义上，小丫母女确实像两姊妹。1974年，孙月华二十六岁，做了四年的主妇，依然是个大孩子。或许她一辈子都是个孩子，争强好胜，爱拔尖，小聪明，大迷糊。脾气急，能吃苦，有韧性，生命力极强悍……我们作为田庄的朋友，本不当对她已风烛残年的母亲有所议论，但是田庄生前，对她的母亲总不免批评。
田庄认为，强悍的父母必将造就弱小的儿女，不担责，不成熟，把家庭引向衰落和不幸。母亲尤其不能强悍，她施与孩子的深远影响，将一代代流传。当然，田庄的母亲是个极可爱的人，不虚伪、不矫饰。她一生最大的诉求，就是要过得比别人好，要做人上人。
我们还发现，在我们这一代已人过中年，有了阅历，坦荡到能把父母、儿女、夫妻拿到台面上说的时候，实在是家家都有问题，人生充满不幸。夫妻自是不必说了，父子、母女也多有龃龉，或者父女、母子也生发矛盾，诸多难堪委屈。几乎每家都是千疮百孔。
我们认为，在中国有许多事是不能深究的，家庭尤其是；人生的不幸，首先是从家庭开始，而不全是由社会造成的。我们作为儿女，对父母多有批判。则我们作为父母，又做得如何呢？当然也不够好，如此，便由下一代来批判，来纠正。
大抵人的一生，就是在对上一代人的批判、纠正中度过的，一代一代，循环往复。就这，也未见得一代更比一代强，有时矫枉过正，有时不力，有时会在同一个地方摔倒。有时纠正了这个错，又会犯下那个错，总之是顾此失彼，未能兼顾。有时转了一圈，又返回原点。或者远兜近转，越过父辈，与爷爷辈站在一起。
我们认为，人生的不幸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各式各样的问题。说到底，人就是有问题的呀。
孙月华的问题在于性子急，施爱方式有问题。中国有句俗话，“打是亲，骂是爱”，她用起来熟极而流，打起小孩来都没有预兆的，动不动劈手就打，除了不打头，哪儿凑手打哪儿。这才吓人呢。
常常小丫被打蒙了，正玩着呢，被母亲兜地上来一巴掌，她都不知怎么回事，得看看母亲的脸色，才能判断出她是打着玩儿呢，还是真生气。倘是打着玩儿，也就算了。若是真生气，则小丫也要生气。
因之小丫在李庄的忙，主要是两件事，一件是与弟弟玩，一件是与母亲斗气。她当然斗不过母亲，可她也是受不了窝囊气的，就鬼哭狼嚎，把哭声往高里叫，放到最大量，直把左邻右舍给吵死了。
有一次五婶从门前经过，就见小丫姐弟哭成一团，孙月华蹲在地上，正在摸儿子的头。
五婶进屋笑道：“又怎么了？小丫欺负弟弟了？”
孙月华怒道：“你跟五奶奶讲，讲啊！你个绝种、断头的！”
小丫立在地上抽泣，断断续续，像在打嗝。
孙月华不说不气，又照小丫的身上打了两下。小丫再次号啕。怎么回事呢？原来小丫带着弟弟玩儿，一时兴起，爬上了一张小矮凳，抱着弟弟往下跳，还没起跳，两人都摔倒了，把小毛的脑门磕到地上，发出“咚”的一声响。
小丫顾不得自己疼，先把弟弟搂在怀里，又见他哭得岔了气，半天没声响，一时慌了神；及至他哭出声来，她更慌了，知道要挨妈妈打，于是她也大哭，试图盖过弟弟的哭声。
孙月华奔过来，见儿子脸上擦破了皮，把她给心疼的，恨不能自己代儿子去疼，一迭声说：“我的乖，我的儿!”说话都有哭音了。一时气急，顺手给了小丫两巴掌。
她虽然重男轻女，其实小丫她也疼的，但小丫欠打也是事实。常常惹祸，还不听话！一打她就跳，哭天嚎地，那叫一个傲，一个犟。很多年后田庄都同情母亲，生下她这么个女儿，冤家一样。从小家里就说她有一种跟母亲死磕到底的心理，不服软，不拐弯。倘叫她做事，那也要看她高兴不高兴。
她倒不是因为懒，干活她愿意的，常常争着要洗碗、洗手帕、洗自己的小袜子。但就是不能用使唤的口气，她听不得命令式，听不得大人不耐烦的、恶声恶气的腔调。
小丫被打得最狠的一次，是有一次去鸡窝里掏鸡蛋。平时鸡蛋是不叫小孩碰的，怕打碎。小丫偷偷拿过两次，刚下的鸡蛋，带着老母鸡的体温，拿在手里很趁手。
她天天盼老母鸡蹲窝。等老母鸡站起来，她便一头冲过去，拿了鸡蛋，送到厨房。又搬来小板凳站上去，把鸡蛋放进搁板上的竹篮里。这一次稍有不同，她后面跟着弟弟。她拿了鸡蛋，小毛也要拿。小丫没理会，小毛跟着她一路哭到厨房。
小丫说：“喏，双手捧着，不要动。”把鸡蛋给了小毛，转身去搬小板凳，刚站上去，只听身后传来鸡蛋落地的声音，小丫“啊”了一声，知道犯事了，情急之下把手一扬，原本是要跳下来的，谁想碰上了搁板，“咣”一声把竹篮子带下来，鸡蛋碎了一地。
小丫“哇”一声哭了。又怕又气，先把小毛打了一顿，也是学着她妈的样子，把小毛屁股扳过来，不由分说，狠狠拍了两巴掌。孙月华冲进来的时候，见姐弟两个坐在鸡蛋壳里，哭成一片。
孙月华“哎呀”一声，半篮子的鸡蛋，攒了二十多天了！早知道卖掉就好了。现在，全让这俩杀千刀的、狗娘养的、小绝种给搅烂了。她蹲在地上，在鸡蛋壳里扒拉着，确实一个都不剩了，碎得干干净净。
她又气又急又心疼，像剜了一块肉似的，把双手一拍，连哭带骂道：“俩剁头的，狗不吃的，日子没的过了！”拉过来就打。先打的小丫，也顾不上头脸、屁股了，照头就是两巴掌，又从地上抓起一把黏糊糊，一把扣在小丫脑门上，小丫仰身跌倒。
小丫挨打的时候，小毛吓得噤了声，一个劲地躲在姐姐身后。小丫一跌倒，他没了遮挡，突然哭天嚎地，跟他妈说：“她打我！”
“她打你？”孙月华杏眼圆睁，回头问小丫：“怎么回事？”
小丫正气不打一处出呢，又听得小毛在告状，这才好！她扑上去搡了他一把，也照他身上打了两下，哭道：“我叫你拿鸡蛋，叫你拿！”
孙月华头皮发麻，反天了，这还了得！当着大人的面打弟弟！于是跺跺实实把小丫给打了一顿，先把她的棉衣扒了，拿根小树枝就抽，小丫满地跳，自己护着头脸。打得太狠了，她反而不哭了。
孙月华一边打，一边问：“你以后还打弟弟不？说！还打不？”小丫就是不说。
孙月华抽得更狠了，说：“我让你打！我让你打！”把自己都抽累了，歇了一口气，突然悲从中来，哭道，“我自己养的儿子，我都舍不得打，你凭什么打！啊？你凭什么打？”越说越气，又抽了小丫两下。
这话说得不三不四，怎么跟小孩似的！这话，恰好落在周末回家的田家明耳里，他把眉头一皱，很不高兴。女儿才四岁，跟她说这些有意思吗？还没进家门，就听得屋里叽叽嘈嘈。等他进了厨房，孙月华已丢下小丫，正在对付小毛。
她把手指敲着儿子的脑门，说：“你也不是好东西！我今天饶过你！下次你再搬嘴看看？！她打你，有本事你就打回去！别成天跟我叽叽歪歪的！”
父亲一进门，姐弟俩同时号啕。小丫也就罢了，弟弟哭得尤其响亮。父亲叹了口气，先找来炭灰盖上。而后带着两小孩来到院里，先把姐弟俩给洗洗净，一边冷脸问妻子：“今晚吃什么？”
孙月华不说话，扭身去做饭。
父亲很扫兴。好不容易轮上周末，一回家就不得安宁！哪能这么打小孩，下手也忒狠了点！他一手搀一个，领着俩小孩来到堂屋，把姐姐搂在怀里，弟弟站在一旁——他今天打得不重，算是陪衬，因此享受不到怀抱的待遇。
父亲看了小丫一眼，脸上青一道紫一道。又把她的衣裳掀起，身上也有瘀青。他叹了口气，说：“你打弟弟总是不对的，是不是？”小丫不说话，一直在抽泣。小毛把身子往父亲腿上靠了靠。
隔了好久，小丫才说：“爸爸，我想回江城去。”直到这时，她才想起爷爷奶奶来，把心都想疼了，身子都没力气了，只好蹲下去，放声大哭。
小毛说：“我也要去江城。”
小丫站起身来，往里屋走。小毛顺势钻进父亲怀里，取代姐姐的位置。隔了一会，小丫出来了，拎着个小包裹。
父亲问：“你这是干什么？”
小丫说：“我要回江城。”说着就走过来，屁股那么一撅，把小毛撅出父亲怀里，又占据了自己原来的位置。
父亲打开她的小包裹，里面衣帽、袜子、手帕叠得整整齐齐，是要出门的样子。父亲把脸别过去，忍住笑。
小毛探头看包裹，说：“少了一只大灰狼。”那是一只可爱的大灰狼，粗布面，捏一捏，还会叫。小毛总也玩不够。
小丫不说话，进屋找出大灰狼，塞进包裹里，又取出来，三番五次。末了到底扔给了小毛，说：“玩够了，不稀罕！”她的扔法也很别致，背对着小毛，把大灰狼从肩膀上扔给了他。小毛接过大灰狼，欢喜成一团，使劲捏着，屋里一阵狼嚎。
晚饭吃得很安静。夫妻俩不多言，孩子们也小心翼翼。小丫不吃不喝，只安静地立在父亲怀里，很少说话。不得已说上一两句，也只与父亲说。其他两人她看都不看。
父亲说：“大乖，吃一口呐！”
小丫不说话，脸上现出刘胡兰的神情，很坚忍。起头她确实是不饿，气饱了，也哭累了。余光里见得母亲几次在打量她，似有不忍，很后悔的样子。她突然计上心头，想着不吃饭可能会吓到母亲，心里很得意。绝食的念头就是这样来的。
次日开始执行，略微吃一点，实在禁不起父亲磨，给他一个面子。私下里，她听见母亲说：“气性还挺大！”小丫想，等着瞧吧，下面够你受的！
父亲一走，她就正式绝食。怎么绝的呢？除了不吃饭、不说话，实在比平时要勤快。一早起来，不等母亲催，自己梳头、洗脸、刷牙，做完了该做的，她就自己跟自己玩儿。大灰狼重新夺回来，捏来捏去，弟弟别想沾边。弟弟一旦走近，她就离开。
吃饭时，谁喊她都不应，就木木地坐在小板凳上发呆。弟弟过来拽她，她膀子一抖，把他的手抖掉。多嫌弃似的。她妈站在身后看，心里想，死样子！又犯病！
母亲起头也没当真，谁会想到小孩子能绝食三天？小丫做到了。当然这里有个技巧，她偷偷吃，连弟弟都瞒得紧紧的，怕他告诉母亲去。她主要是想惩罚母亲，气气她，治治她。因之每次偷吃，只吃一点点，不让母亲发现蛛丝马迹。当然是饿，但从饥饿里她也能得到乐趣。懵懵懂懂中她略微知道一个事实，虐待自己也等于虐待母亲。
如此饿了两三天，母亲又是个迷糊人，竟然被小丫给糊弄了：少不了要装腔作势的，怏怏的，像霜打的茄子，整个人都蔫巴了；有时还咳嗽，上气不接下气；到了第三天，直接躺倒，她确实是精力不济，又觉得无聊，一时不知该怎么收场。
可是母亲慌了，来到床边，见女儿一骨碌翻过身去。母亲把眼眶都湿润了，心里憋屈的呀，又悔又怕，又心疼。一把抱过女儿，涕泪交流，告饶认输吧，还能怎样？小丫大获全胜。母女俩和好如初。
田家明一家的关系，亦可说是生态，类似无政府状态。小丫不回来还好，一家三口，整齐有序。小毛还没到最淘气的时候，并且他是蔫坏型的，跟他姐姐不一样。孙月华对付得来。
小丫一回来，家里整个乱了套，平衡系统打破了，关系错综复杂。这一家的主色调是爱，可是爱得乱七八糟。人人都有个性，要命啊，孙月华疲于奔命。
她的事务又不止带孩子，家里事无巨细，哪样不要她操心？一日三餐，浆洗缝补；还要侍候畜生，一顿不到，就嘎嘎、喔喔、咩咩叫成一片。她还要上工，一家全靠工分活。田家明那点工资也只能补贴家用。还有自留地，逢上农忙，她都没个帮手。家明当然也回来的，但春耕秋种还是以她为主，另有家明几个堂兄弟，有时也过来帮忙的。这些都是人情，要靠她平时去维护。
孙月华天天忙得脚不沾地。小孩又费神，得闲她把姐弟俩搂怀里，叹道：“快点长大呀，恨不得拿化肥催你们，我好赶快脱手！”
小毛说：“妈妈，化肥是什么？好吃吗？”一边拿舌头舔嘴唇。
小丫朝弟弟做了个不屑的表情，安慰她妈道：“快了快了，我也想赶快脱手。”
晚上好不容易把俩小孩哄睡，她虽然累极，还是愁得睡不着觉，点点滴滴算小账。欠了东家，还了西家。屋顶也要补，要不总漏雨，这是第一紧要的。第二是要打一口活塞井，压两下就出水，再不用去村口担水。这些都是钱啊！孙月华长吁短叹，黑暗里问自己，这日子什么时候到头啊？
这些都还是小事，关键是家里的大方向，她得帮忙把关。否则以田家明的脑子，哪里够用？都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他倒好，逆向走，把自己过得跟水流一样，哪里低洼哪里流。现在如愿了，拖儿带女窝在这穷山沟里，倘不是她坚持，他恨不能世世代代住在这里。
现在，家里的大政方针已定，是她软硬兼施的结果：往城里走。不容易啊，不知磨破了多少嘴皮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有时还要搭上几把眼泪，来一场“苦情戏”。戏演着演着就入真了，声情并茂，是有生活作基底的，是真的苦。
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家明原是要辞掉临时工，回家当劳力、挣工分的，被她喝止了，哭道：“不指着你养家，你那几个钱也养不了家！人活一世，总得有个奔头吧，要不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硬把家明逼去上班，家里的事她一个人扛下来了。
所谓奔头，也就是成为城里人。这也要分几步走，首先要转正，其次转干，最后才是全家迁往县城。1974年，田家明一家按既定方针行事，有时候，孙月华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家里没个男人哪行？丈夫只在周末回家，休一天即离开，什么都指望不上他。
孙月华太累了，看不到希望。常常她会发出她小姑子田家凤在内蒙古草原上的那句天问：“什么时候是尽头啊？”
尽头已经到了。就在家里为一篮鸡蛋闹得鸡飞狗跳的那个周末，田家明带回来一个好消息，他转正了，成为县水利局的一名正式工，编制内，铁饭碗，成为他妻子日夜期盼的“吃皇粮”的人。本来应当好好庆祝的，可是你看，家里都乱什么样儿了？也不怕邻居笑话的！
又见小丫被打得遍体鳞伤，脸上都有手印子！不是说小孩打不得，但也不是这么个打法！孙月华对待小孩的方式，他一万个不赞成，脾气暴，没一点儿耐心。她哪里是教育，分明是在出气，都不顾做上人的尊严体面，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当年真是瞎了眼了，会相中她！被她连哄带骗，着了道儿了。他每次生气，都会后悔那次相亲。怎么想起来的？怎么就去了？本来，不相干的两个人，八竿子都打不着的，竟然做了夫妻。这是他生气的时候。他高兴的时候呢，就全忘了，哪里记得相亲不相亲。
当小大哥的时候，他心目中理想的姑娘是温柔安静，会害羞，会低头笑，美不美倒在其次，只要是贤妻良母就行，千万不能像田家凤。他也是被妹妹给搞怕了，成天咋咋呼呼，听风就是雨。他的女同学也都是这一款，铁娘子型，果敢，有决断，横眉冷对。
说句不当说的，真正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她们也就断文识字，怎么就自恃才高八斗？还巾帼不让须眉，还女子能顶半边天！看把她们兴得，连走路都是横冲竖撞！他反正是受不了。
因此初遇孙月华，他好比置身于春天的田野里，眼见一股清新的风扑面而来，顿时神清气爽。她又是害羞，又是低头，又是兀自卷着衣角，他把心思一动。村姑多么好，还长得俊，比他那些女同学好看得多！及至后来相处，谁承想她还活色生香，会撒娇，会怄气，会跺脚，会把身子扭来扭去，总之，是个姑娘。
及至后来结婚，才知这姑娘与他的女同学没什么两样，都是凶神恶煞、毫厘不让。婚后不久，爹娘才走，两口子便干了一架。都忘了因着什么了，先是吵，后是打。推搡之间，他顺手抄起一根小竹竿，本来是想吓唬她，她倒好，一把夺过竹竿，搁膝盖上一曲，折断。
他都看傻了，乖，厉害主儿，有种！从此才算认清她。
孙月华也记得这一节。很多年后她拿这个当“御夫术”，对田庄进行言传身教，说：“夫妻之间，开头最重要，是定基调。以后几十年，就看开头那几天。那次我没让，毫不客气。”意思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她希望女儿受教。田庄把眉头皱了皱，母亲竟教这些不上台盘的！头大。
母亲的“御夫术”管用吗？某种程度上，管用。但田家明也不是好惹的，男人倘那么好收拾，他也不叫男人了。在往后的几十年间，田家明夫妇互为攻守，有时是战友、同盟，有时是仇人、敌人。但他们始终是两口子，或同心，或异议，合而分，分而合。
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两人都沾染了对方的气息，都有所妥协。在各自为战时，又须不断调整方针策略，在力量与力量的抗衡中，女人的柔韧性起了决定性作用，造成了这个家庭的母强父弱，当然这是后话了，发生在他们生命的后半截，中晚年。
1974年，在这个年轻的、贫穷的、充满朝气的家庭里，夫妇间尚能维持某种权力平衡。两人共商共量，有时也互为掣肘，不会造成权力一边倒的现象。通过四年的夫妻共建，属于这个家庭的特殊氛围已经形成，或许，我们当称之为一种不成文的规制。即，父母是天，孩子不得忤逆。但麻烦在于，这个家庭尽出逆子，人人都很别致，常违反“天命”。没关系，慢慢收拾吧。
那个周末的晚上，田家明很愤懑，每次回家都这样，鬼哭狼嚎，鸡飞狗跳。又见女儿被打成那样，心灰意冷。真是，她怎么下得了手的？
他一个晚上没作声。回家路上还兴冲冲的，想着转正的事，孙月华听了不知有多高兴——他自己倒没所谓的。现在他准备瞒着她，瞒死她！让她受罪去！绝望去！
1975年 五岁
这一年，是父亲上山下乡的第七个年头。不当农民已经一年了，他现在是工人，等于是，略微往上跳了一层。可是这一跳，是“鲤鱼跳龙门”的跳，是跳出十八层地狱的跳。是跳出了庞大的大多数，是这大多数攒了一辈子力气都无法蹦跶、无法动弹的跳。
这一跳，也算跳出了金字塔的最底层。只有跳出底层，才能慢慢往上走，越往上越自由，塔尖就在前头。当然父亲也没能往上走太远，他都没有爷爷走得远。一辈子置身于清浦县，正科级。
别小看这正科级，倘若清浦县是个王国，他便是这王国里的大臣，比县委书记只低两级——他后来当上了清浦县劳动局局长，真正的实权派，不知多少人巴着他。因之，他虽然没爷爷走得远，职级也没爷爷高，但风光是一样的。再者，他与爷爷也没得比。爷爷是干革命干出来的，血肉模糊里杀出的一条路；他呢，是搞建设搞出来的，当然也可说是干出来的，勤勤恳恳地干、兢兢业业地干。
总之，只要不当农民，哪怕他一辈子当工人呢，烧炭的、挖煤的、钻井的，哪怕他站柜台呢，卖五金的、跑供销的……在1970年代的中国，他都算是有身份、有地位，可为家庭镀上一层金，为儿女提供一份相对体面的生活。简言之，只要不当农民，他便是1970年代的中产阶级。
田庄姐弟便受益于父亲的这一跳，用今天的话说，赢在起跑线上。只是这层意思，父亲要到很多年后才能体会。1975年他太累了，渐有疲态，还不单是体力上的，主要是精神。很麻木，陷于生活里、事务中不能自拔，这并不是说他受家庭之累。诚然，家庭是拖累了他，可是又不止于此。
周末回李庄，哪次他不是开开心心的？知道那里有个家，妻儿在等着他；有时带回去几颗水果糖，都能把小毛高兴坏了，两瓣屁股飞快地扭动，跑到隔壁去炫耀。叉在人家门槛上，也不进去，慢慢剥开糖纸，先舔一口，滋咂有声，把眼看着邻居小孩，说：“天上的味道，地上不会有。”想起来可怜又可笑。
当然，他也并不是逢周末就回家，几十里地呢，又是山路，骑脚踏车不方便。并且，孙月华那一堆车轱辘话，他也听烦了。动辄给他加油鼓劲儿：好好干。家里有我呢。什么时候转正啊？给领导送送礼，常去人家里坐坐。你眼头也活络点，别整天鼓着一双死鱼眼。
她说这些的时候，他一般都不作声。一开始嫌烦，后来也听惯了。她说她的，他听他的，两不交叉。他很奇怪，她整天跟打了鸡血似的，哪来的那么多劲儿？不累吗？这层意思，又不好跟她明说，有可能会引发吵嘴，闹得一家子鸡犬不宁。
结婚五年，他就像被一条鞭子抽着走。起头，他以为这鞭子是孙月华，他做什么都是为了她——这么说吧，为了她和孩子。他按她的意旨行事。他转正，她比他还高兴。及至转正后，工资高了，手头宽绰了，狠狠心带他娘儿俩来到镇上、县里，也能下顿馆子，点个小炒，把个小毛吃得嘴上泛油光，小肚子鼓出一大截。把个孙月华吃哭了，准确地说，是看哭了。她舍不得吃，一旁看着小毛吃，自己又哭又笑。
他嗔道：“犯什么神经？”
孙月华抹了抹眼泪，说：“你才神经呢！好好的点什么菜？费那个钱！我高兴！”
又或者，他偶尔去江城看小丫，也能去百货公司给她买件花衬衫，那是一件橘红色的、带有阿拉伯数字的花衬衫，小丫都快爱死了。穿上这花衬衫，她也爱串门了。踅到邻居家里，会坐上好一会儿。倘若人家不问，她就会看看自己的身上，说：“爸爸买的。”
后来，奶奶告诉他：“哎哟，你那闺女真是作妖哟！又不是没穿过花衣裳，单单是爸爸买的就金贵！”他听了，心里暖了一下，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转正转对了。直到这时，他才想起那条看不见的鞭子，或许不是孙月华，而是生活。
倘若周末不回家，他大凡住在工地上，和单身汉们打打牌，有时能打到天亮。带一点彩头的：赌两包烟，做俯卧撑，往脸上贴纸条。有一阵子他打牌上瘾，下了工就约局，连晚饭都顾不上。八十分打得尤其好。象棋、围棋也不错，坐下来就是好几个钟头。
他从前的老熟人、老同学见了他，恐怕会认不出。这还是田家明吗？当然不是。大家都不是了，每个人都变了，不再是从前的那个人。才七年。即便算上1966年，连头带尾也就十年，一代人过去了，准确说，一代人最意气风发的时代过去了。
父亲的同学们，江城一中当年最卓越的尖子生、笔杆子、班主席、学生会主席；“东风战斗组”他的同志、战友；“红卫兵江城兵团”的好几届领导人……现在也多跌落凡间，像落叶飘零，飘到泥土里，烂掉，成为肥料，再从泥土里长起，慢慢往上长、往上爬。
父亲二十八岁了。他的老同学也都结婚生子。就连小一茬的李贞也当妈妈了。那次回江城，他竟然在公交站遇上了她。等车的时候，她抱着孩子远远地走过来，瞧着面熟，又不敢相认。及至走近，两人互相打量一眼，各自叫对方的名字，惊喜交加。
多年不见，上辈子的事了。自从井冈山回来，他略微觉察到什么，一直在躲她。小黄毛丫头，跟家凤是一茬的，甚事不懂；又是李勇的妹妹，想来想去不妥当，怕把关系处复杂了，怕对不住李勇。似乎是，他这样就占了李勇便宜似的。就是现在，他也拿她当小孩儿看，把她打量半天，说：“你怎么也当妈妈了？”
李贞笑道：“你这话说的！我告诉你井冈山，你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井冈山是他的绰号，还是那年南下时叫开的。
又问起她哥哥的情况，李贞说：“他正好在家，回来一周了。我让他找你去！地址没变吧？”
他点点头，问了一句：“可结婚了？”
李贞摇摇头。
他笑了笑。真能扛啊，他们六六届的，大概就李勇没结婚了。也是当年的风云人物，校学生会主席，他最亲密的战友，风头比他还足。数理化方面尤其擅长，老师们都说，江城一中的校史上定会留下李勇的名字，几十年不遇的天才，华罗庚一般的人物。
后来当然没进校史，整个价值体系变了。但是单凭1966年他率队奔赴天安门，远远仰望过毛主席，全国又有几个？
他后来拐弯抹角去了江西赣州，单枪匹马干到公社革委会主任，不久又被批斗，打回生产队当农民。七八年过去了，他现在还是农民，比较荤的农民——他现在是大队书记。抵死不结婚，被当地伤害了，想着有一天要回江城。
李勇的荤，第一在于胖，第二是嘻嘻哈哈。其实胖和嘻嘻哈哈，都未必指向荤，但两个合在一起，就会起化学反应。那天几个同学约在饭店会合，田家明一进门，就听得屋里笑声不断。席间一个胖子站起来，他估摸着是李勇，又有点拿不准，胖了一圈，略微见得双下巴，不是一个农民该有的样子。
他还未及相认，胖子走上前来，当胸给了他一拳，又一把搂过他，说：“家明同志，多年不见！”这话也不是说不得，可是从他嘴里一出，大家都笑。
田家明也是几句话就被他带偏了，由不得要开玩笑，问：“赣州那是什么地方，把你荤成这样！”
众人都笑，说：“正在说这个呢。”
原来李勇正在讲荤笑话。那天他是主场，当然也由他主讲，一个未婚的人把几个已婚的说得开怀大笑，又新鲜，又害羞。田家明想，他这也不知什么心理，显得自己经验老到？
那天，革命、理想这一类，他们绝口不谈，好像大家都很避讳似的。又似乎是，多少年过去了，谈这些显得不合时宜。
田家明在清浦，偶尔也会和江城籍知青聚聚会，不大感兴趣。知青里他算是年纪大的，辈分也老，结婚也早，不在一个频次上。招工返城、推荐工农兵大学，哪怕只有一个名额呢，大家也都争得头破血流：托关系、走门路、送礼、陪睡……这些他都有听说，并不止于1975年，从前有，现在有，将来恐怕还会有。但1975年确实出现了一种普泛的消沉、怠惰情绪，他妹妹、他妻子一直都有的情绪，一直都在问的那一句：什么时候是尽头啊？
田家明未必是消沉、怠惰，他主要是累，准确说是麻木，更准确说，他是以积极的态度在过一种消沉的生活。此话怎讲？他在单位是个勤快人，不能说积极表现，但至少在尽自己的本分。他像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钉。能文会武，文的会画图纸，武的能抬河沙。虽然妻子给他定的目标是转正、转干，但他却常常忘了，过一天了一日。上工的时候，看见墙上刷的标语口号、工地上拉的横幅：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他跟没看见似的，熟视无睹，不入眼，不入心。或者说，他入眼入心了，但跟自己没关系。看一眼，就又继续干活了。下工后他也不闲着：打牌、下棋、喝酒、吹牛……时间的每个缝隙都被填满了，很忙碌。换句话说，只要身体忙起来，脑子就没有负罪感，可以偷偷懒：不思考，不回忆，整个人处于失重状态。
他下乡时带了好几箱书，头一年是读的，煤油灯下认真地做笔记，后来恋爱结婚，又有了小孩，家里没有读书的环境。单位也没有，别人都在耍，自己读书就显得怪。主要还是疲沓，心里空，读不下去。有几箱书后来都没打开过。
那个周末他没回李庄，几个牌友也都不在，工地上就他一个人。显得很落寞、很孤寂。晚饭后他略微走了走，看青山绿水，自己参与修建的水库、大坝、桥梁……他非但没有成就感，反而觉得沉甸甸的，身体在变重，他就知道今晚不妙，有可能会思绪飞绕。
那晚他的身体之重，说到底是思想之重。思想是有重量的，是三座大山之重，是沉痛，相比之下，单纯的肉身之重都不算什么。父亲后来很怕思考亦在于此，学生时代思考得太多了，脑力透支，坏掉了。后来他宁愿忙，把身体动起来，如此，脑子就可以休闲。他晚年铸下大错，给儿孙带来大不幸，亦在于闲不住，想搞点事。倘若不搞事，脑子就搞事，很可怕。
那晚他略微溜达一圈，就回到宿舍，和衣躺下，很沉静地回顾自己这七年，一片一片，串不起一个整体。实在说，他虽然逃避思考，其实也是没这能力，思考力在这七年间丧失殆尽——倘若以前有的话。大体上，他家就是在李庄、清浦、江城间不停打转，老子走两步，儿子跌到底，而后再迈一步。是螺旋式升降。以后小毛这一代会怎么样，不知道。
刚来李庄的时候，哪里会想到这一层？只想当个农民，自己身先士卒，切切实实做点事儿。那时他回到江城已一年多了，倘不是上面叫停大串联，真不知会在江西待到几时。说起来，虽然七八年过去了，一切都很模糊，倒是串联那几月，他常常想起。是走在路上的感觉，在行动，在看，在交流。是人人都很单纯，被点燃、被照亮，而后借一点光，再去照亮别人。
他的回乡轰动了整个李庄，大家都跑来大队部看热闹。不是李庄人没见过世面，知识青年多了去了，别说江城来的，就是北京上海的又怎样？但田家明不一样，李庄人的儿子，生于斯，长于斯，小时候一块玩过的，他穿开裆裤的样子，大家又不是没见过……那天，大队部一阵阵欢声笑语，大嫂子、小媳妇、二奶奶、三大爷把他团团围住，只因他是田英俊的儿子，根在这里，没忘本，好比游子出去晃荡几年，又回到了家里。
后来，大家要说就说：“哎呀，当年那个鲜亮，文绉绉的，戴四方镜，穿黄军裤、黑布鞋，腰间别根黑皮带，不知有多带劲儿！”
接着就有人叹道：“这才几年，就掉成这样了！你看这灰头土脸的，现在就是把你扔人堆里，估计都不会冒泡儿！”
他后来确实是不修边幅，常常裤腿卷起，一身泥点子。不修面，少洗澡，除了戴眼镜，身上没一点知识青年的样子。他未能改变李庄一丁半点，倒是李庄把他换了个人。
或许这才是问题所在，当人不能改变世界，而为世界所改变时，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消沉是难免的，接下来便是奋起自救。父亲只花了一两年时间，便认清了形势。自然，这中间有个重要契机，便是他的婚恋。
头几天，他住在李庄大队部，各家走走，认认亲。什么一个感受呢？从江城下来，经过县城、公社，一级不如一级，壁垒分明，到得李庄，便是触底了，没路可走了。
父亲是从底层干起来的。他虽然肯吃苦，也有扎根的心，但他这样的人，底层是留不住他的。整个李庄都在罩着他，他没怎么太受罪，心不累。另则他是高中生，搁村里就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只要自身没毛病，底层哪敢辱没他？
他在李庄只待了大半年。头几月正经是农民，后来就当上了生产队会计、大队会计，算是村干部了，属于底层里的上级。倘若水利局不来插一杠，以父亲的才干，肯定能干到公社，再到县上，总之他走的是一条金光大道。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可是，若说父亲全靠自己干出来的，当然也不是。不能排除关系的成分。他没有去托关系，但是关系既然在，就一定会起作用，会来关照他。他去县水利局，便是因着爷爷的关系。
爷爷有个故交，从小他就叫张叔叔的，其时正在水利局当股长，辗转听说田英俊的儿子回了李庄，就托人带话，让去县城找他。两下一谈，张叔叔说：“我看这样吧，一样都是受苦，县里受苦总好过李庄受苦。待在那山旮旯里修地球，什么时候能出头？县里机会多、场子大，现在国家又兴修水利，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你先来当临时工，再谋转正。”
父亲把话只听了一半。一听说“受苦”，他当即就很兴奋，两眼放光；更不用说“兴修水利，百年大计”，当下就答应了，“转正”他反而没怎么在意。
多年后他挺骄傲，以为自己是白手起家，一切都是靠他们两口子挣来的，干干净净。其实真未必。挣是挣了，也靠关系。他也是赢在起跑线上，哪怕已经落到底了，他照样会翻身，有东山再起的本钱。
父亲是1968年6月上山下乡的，姑姑早两个月。姑姑临走前，曾手握拳头进行宣誓：“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姑姑说这些的时候，是将它当作理想，事实上它已成为现实。
1968年，毛泽东思想确已红遍全球大地，谦虚一点讲，至少红遍欧洲。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年轻人都醉心于革命，为它所倾倒。姑姑并不知道，就在她进行宣誓之时，一个叫克里斯托弗·莫里斯的英国小伙子，在他的日记里写道：“1968年对年轻人来说是幸福的。事物前所未有的瞬息万变，世界仿佛被年轻人占领了。”
那一年，二十岁的莫里斯就读于剑桥大学，课余时间闹革命。他和他的同学们，常常手抬毛主席画像——就像姑姑一样——堂皇地穿过大街；他们摇着小红旗，高举拳头，齐声高呼：“毛、毛、毛泽东！”跟中国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他们多出来一个电视实况直播。镜头会对着他们摇，有记者跟着他们跑。警察全副武装，站在一旁看热闹。
剑桥的大学生们愤怒了，匆匆走上街头，正好遇上英国国防部长丹尼士·希利的车，于是穷追猛打，一直追到城外。莫里斯有个好友，把手一撑，跳上了国防部长座驾的引擎盖，把挡风玻璃砸得咚咚响。其时天色已晚，大学生们看看手表，时间差不多了，还有几分钟食堂就要开饭，于是他们纷纷往回跑，他们可不想错过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