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晶靠在墙角看着他，一副崇拜的表情。
当时我就通透了：哦，原来你喜欢这一款哪。
一来二去，晶晶也和阿涛认识了。两人当时是怎么熟稔的我不知道，晶晶本身也是一个超级低调的人，甭管是搞对象还是搞暧昧，都像在开展地下工作。但有一次我看见她去地铁站广场上买了紫菜包饭，偷偷摸摸地拿到站台上等阿涛驾驶的列车进站。地铁进站后，会有一个司机从驾驶室出来拉铃、开关车门，晶晶就趁这个时候把紫菜包饭递给阿涛，然后在列车重新发动之际，她就像偷吃了一大口蜂蜜一样憋着满脸的笑，小跑着溜下楼梯。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欢脱的晶晶。看见那样的她，我瞬间都觉得自己老胳膊老腿了。
可是好景不长，我发现晶晶似乎又陷入了苦恼。有一次跟她聊天，她语气中表达出了对于今后生活的深深忧虑。她是个外地女孩儿，在北京没有依靠，工作又没有前途，想要以后有所发展，那真是难上加难。
她甚至问我：“马哥，你说我要是像地铁站商亭那些人一样，也去做个小买卖，是不是能好得多？”
我说：“你可拉倒吧，虽说你不是娇生惯养的，但这二十来年也细皮嫩肉地过来了，那个苦你真的受不了。”
晶晶老气横秋地皱眉。
那次我们谁都没有提起阿涛。我隐隐觉得，她这样担忧与阿涛有关。毕竟她以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而现在与阿涛的关系中，她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周全。阿涛家是北京的，这对于在这座城市中一无所有的她就是压力。她要尽力缩短两人之间的距离，来获得一份安全感。
后来晶晶年底的时候歇了一次长假，回来时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一边，说：“马哥，我听说你能做视频，帮我做个呗。”
她的要求就是，把她这次回老家照的照片串起来，配上音乐，这样给别人欣赏时更燃，更带感。
还能给谁欣赏呢？阿涛呗。我心照不宣地笑笑，打开照片一看，嗬，全是雪景，晶晶自己站在雪地里，遗世独立般地摆着各种欢快造型，乐开了花。我敢保证她拍照时就已经有做视频的少女心想法了。
我清清嗓子：“给你配首情歌吧。”
哎哟，你怎么这么磨不开呀。花开了没人掐，就蔫巴了呀！
我偷偷上网搜，女生向男生表白什么歌曲最合适？找到一首英文歌Need You Now（《此刻需要你》）。嘿，学霸阿涛专用款哪，这要是再听不懂，那可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呀。三下五除二，我给拖到了音轨里。
视频很快出炉，晶晶听了这欢快旋律很满意。她还问我：“这歌是什么寓意呀？”
我说：“欢度新年的！”
她说：“好嘞！”
这件事之后没多久我也歇假了，回来之后听说晶晶离了职，去城里找了个公司上班。当时觉得还真是不错，起码收入比我们这里高出一大截。就是不知道她和阿涛怎么样了。
后来我把那首欢快的Need You Now下载到手机里听，坐地铁时，好像又看见晶晶那个娇小的身影站在站台车头处，拎着盒紫菜包饭左顾右盼地等待列车进站。人流深处，那双晶莹的眼睛里流转着怯怯的期盼，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不知她等到了她的幸福没有？
再见到晶晶是半年后，她和阿涛一起来到我们派出所看望以前的同事。那时我才知道，他们已经结婚了。她还送了我一大盒甜甜圈。
嗬，真好吃！
毛线奶奶
我是民警，毛线奶奶是小摊贩，我们自然有很多接触。
其实地铁摊贩很多，有一对夫妻专门倒腾袜子，开一个小金杯汽车，城管一出现就把摆得像展销会一样的袜子扔进车里，然后锁车闪人。有一个妇女卖鸡蛋灌饼，我一去巡逻她就把围裙扔掉，跑到马路边一坐，假装思考人生。还有卖手机膜的，每回我一出现他都能在一分钟之内端着小桌子迅速撤离站口，偶尔碰上还会嘲笑我：马警官，你手机该换换啦，我连苹果5S的膜都懒得进啦。我还得解释：我这是（苹果）SE！
唯独这个老太太，跟扫地僧似的每回都岿然不动。
她卖的是毛线织品。自己织的，一边织一边卖。地上一块小方布，上面只有两三样成品，杯子套、小手套、小毛线帽子。
每回我跟她说“您稍微离站口远一点儿啊，别挡着乘客进出”，她都“哎哎哎”地应着，然后缓缓地收起，选择另一处佳地再次开张。
我很不看好她的发展。这站位于密集型小区边上，坐地铁的基本都是上班族，小年轻们哪儿有工夫去撅着屁股挑一个大红大绿老掉牙的杯子套哇？
日子长了，我对我们地铁站乘客的消费观念也参透了一些，不免跟老太太多聊两句：“您这东西卖得出去吗？转转型吧，回头毛线都砸手里。”
老太太瞥我一眼：“我买卖好着呢。”
手里毛线兀自飞快走针。
我说：“可是谁买这些东西呀？没有卖相啊。”
老太太抬起头，说：“小伙子，这你就不懂了，谁说我老太太卖的东西没卖相了？你放眼瞅瞅别的摆摊的人，什么袜子、手机膜，连吃的都算上，哪样能像我这东西似的，绿色无污染，纯手工制作？我一边打一边卖，这就和大饭店里的透明厨房一样，大家都看着呢！”我说：“可您卖的这些……不实用啊。”
老太太指着她那些成品如数家珍：“怎么不实用？你看看这个，来来来，你看看。”
她摆弄着一只毛线手套：“你知道地铁上的扶手多脏啊，那天天擦也是脏啊。脏也得扶哇，扶就得戴手套哇。还有这个杯子套，小年轻当然是用不着了，但很多人买来是送人哪，送父母、送领导、送同事、送老师，很多姑娘工作忙自己没工夫织或者织得不好，买个现成的说是自己织的，这礼物谁不稀罕哪？还有小娃子的帽子、脚套，你知道现在备孕或者怀孕的乘客有多多嘛，看见这些我亲手织的小孩儿东西，谁不想多看两眼？”
呃，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儿啊。
老太太得意极了，继续说：“你别看我这儿种类少，放在这里的就这么几样，但手艺摆在那里，哪个乘客让我织个别的，我也是行的呀。这不，前两天还有个姑娘跟我预订了个充电宝的套呢，还有让我织小零钱包的，让把他男朋友的名字也织上，嘿嘿。”
嗬，还有私人定制呀！
她眼里特有光彩，和我在电视上看到的某个大设计师介绍自己设计的名品时，眼睛里所焕发的光彩别无二致。
我心想姜还是老的辣，和您比起来其他摊贩简直就是小蒜头哇。
“您真是太聪明了。”我说。
但我又发现她的一个规律，一个月里有那么一两个周末她基本上是不来的。周末可是做买卖的吉时呀！
再见到她我就问，她狡黠一笑：“周末有时候儿子一家带着孙子过来，我得给他们做饭。他们工作忙啊。”
我说：“哈哈！我知道您为什么来这儿摆摊了，其实根本不是为了挣钱，说到底还是为了解闷！”她没言语，正巧有个顾客来问价钱。
顾客走了，我说：“您可以多给小孙子织点儿东西呀。”
她说：“早织了。家里都放不下了。”
过了会儿，她看着马路上匆匆而过的行人，轻轻一笑，有点儿自嘲，也有点儿哀伤：
“我这个岁数，广场舞都跳不动啦。”
在地铁里“借”钱的人
有一种恶，是吃掉你的善良，并且毫无羞耻感。
我们前两天又办了一起地铁借钱诈骗案。两夫妻，健全人，年纪轻轻，老家还有一个孩子。两人在北京不干别的，就以在地铁里“借”钱为生。
他们寻找作案目标是有套路的，被骗者一般都符合这几个特点：年轻人，独行，上班族，看起来憨厚朴素。他们认为这种乘客戒备心弱，同理心强。他们会从某个地铁站的柱子后面突然冒出来，可怜兮兮地跟对方说他们夫妻二人回老家，路上钱包被小偷摸了，两个人现在衣食无着，如果对方不施以援手，当晚他们可能就会流落街头。
他们动情急切的描述和干净俭朴的外表不会引起对方的什么怀疑，随后乘客就会问他们需要什么帮助。男的就说：“借我和我媳妇一点点路费吧，行行好。”
“多少？”
“几十块钱就够。不用加微信好友，面对面扫码转账就可以，然后我把你的微信收款码拍下来，回到老家我给你转账。”
乘客转了钱，男的就会说：“我媳妇也得买车票，再借她一点儿吧。”
女人在男人身后羞赧地点头。
尽管乘客此时已经有些不爽，但事已至此，也只能送佛送到西。
然后男的女的对乘客大声称谢，随后消失在地铁的茫茫人海中，再也没有任何音信。
还钱？不可能的。那是他们一天的生活费。他们还要为下一单奔波。
我们根据几个被骗事主的报案描述，调取地铁监控，追踪到了两个人的行迹，连续在他们经常出没的一条小街上蹲守了一个礼拜，把二人抓获。
我给男的做笔录时，他对行骗时的一些细节闪烁其词，支支吾吾，令我内心产生了极度的厌恶和抵触。然后，我终于忍不住，急了。
我说：“你少跟我这儿装糊涂，你个骗子！”
然后那男的一脸无辜地看着我，眼里闪烁着委屈的泪光，似乎我是磨刀霍霍的屠户，他是嗷嗷待宰的羔羊。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在他心里，他从未把自己行骗这件事当作一件恶事，他的道德标准低到我根本无法想象的地步。所以他委屈，他无奈，他不知道为何自己在地铁里“借”了几个陌生人的钱没有还警察就抓他。
在法律面前，他和他媳妇承认行骗，也认罪认罚，全程态度端正。只不过这种端正太让人捉摸不透了，甚至就是一种心如止水、毫无波澜的淡定从容。仿佛他们从决定行骗的那一刻起，就料想到可能会有这么一天，但这仍然改变不了他们选择这条路的决心，大不了到时候坦然面对就好。
这是怎样的一种价值观和心理素质？
所以我后来特别想知道这对夫妻真实的心理活动。两个人拥有着健全的身体和心智、完整的家庭，甚至还受过不低的教育，那么是什么强大的动机，让他们走上这条路呢？
我问他们：“有没有遇到过那种不借给你们钱的人？”
“有哇。”
“都以什么理由不借？”
“各种理由。没钱的，赶时间的，或者直接说不想借的。”
“那你们知不知道，你们骗的，都是愿意帮助你们的人？”
他们双双无语。但从表情上看，他们不是理屈词穷，而是在回避这个问题，而且是职业性地回避，很事务性，也很平淡。
从事他们这一行的，如果考虑这种问题，那也做不了。
那时候我有一种无力感，我觉得虽然我用法律处置了他们，但我做的还是不够。可我到底还需要做些什么？我一无所知。跟他们聊聊，训诫，警示？他们始终认真聆听，频频点头，姿态放得极低，这让我感觉我说什么都是苍白的说教，只有形式而已。
他们这种恶，不致命，不凶狠，却杀伤性极大。
那晚我送女嫌疑人去拘留所，半路上她说担心拘留所没有卫生巾，她来例假了。因为之前我们让她把手机里的“赃款”还给了事主，所以她几乎身无分文。于是半路上，我自己掏钱给她买了两包卫生巾。回到车上我把东西给她：“我也算是帮你的人之一了。”
她赶紧说：“谢谢你。”
我没有回应。我分不出这句话是出自她的真心，还是她的职业素养。
回家的旅途
我们辖区里有一座地铁站挺有意思，进站客流量早晚迥异，基本上早高峰进站者上万，出站者寥寥；晚高峰时，这些人风尘仆仆归来，同样，进站的乘客数微乎其微。
有着大时代背景下睡城的属性。
早高峰时，我会在广场上维持秩序；晚高峰时，我喜欢换上便装，从进站口走到站厅里甚至站台上，查看站内外有没有堵口揽客，或是散发广告的“小捣乱”。时间长了，“小捣乱”们摸清了我的规律，基本都在那个时间段退避三舍。但我还是愿意逆行在人群中，一边缓慢地、刻意地，甚至悠闲地走在通道里、台阶上，一边观察周围的一切。因为方向和步伐明显与周围的大批乘客格格不入，有人嫌我碍事，会微微地皱眉、侧身，我也礼貌地腾出尽可能大的空间，让他们缩短与家的距离。
估计有人会觉得，这人一定是吃饱了撑的在遛食。谁赶地铁不是掐着钟点儿三步并作两步哇？说不定几秒之差就错过一辆列车。可他们一定不知道，我进站是不坐地铁的。我可能走进站厅，走上站台，然后下来，再重新进站。周而复始，小小轮回。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过程。
你看那对情侣，男的帮女朋友提着包，女朋友手里拎着一袋面包房傍晚打折时促销的面包干。他们笑得挺美，从他们的笑里，你可以联想到深夜里，他们两个蜷在沙发上，一边悠闲地啃面包干，一边看泡沫剧的画面。
还有那个身穿西裙的女乘客，她的嘴角有些干裂，好像说了一天的话，边走还边抬着手机在和同事抱怨着白天什么选题的事情。她说她很烦某个小领导，说的时候两个小虎牙都龇了出来，看起来有点儿凶猛。但不知对方说了什么，下一秒她忽然笑了起来，那对虎牙登时又很可爱。
有一个中年男士带着一个男孩儿步履匆匆地出站。男孩儿顶多读初中，上身穿着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的短袖衫。男子一路和男孩儿无话，走到闸机前，男子忽然使劲拽了一下男孩儿的脖领子，把他拎到身前另一侧。我才发现那里的地上有一片水渍。男孩儿一点儿也不像个中二的小球迷，怯怯地看了男人一眼，乖乖地重新规划路线。
还有一个姑娘，出站时手机忽然刷不上机器了，以为是网络故障，使劲摇着手机，脑门上瞬间就冒出了汗。即使在出了站后，她还在重复着这个动作，用着手机一旦摔落准定碎成渣的力道。
我有点儿想笑，又怕她瞅见，赶紧看别处。
晚高峰的地铁站，像一个正在执行秘密部署的机关，所有人都行色匆匆、步履一致地往外跋涉。这支庞大的队伍迁徙过广场，又会四散开来，以各种方式继续奔赴这座城市里等待着自己亮起的那扇窗户。只有与众不同的我，依然滞留在站内外，仿佛从没进入节奏。
而略显悠闲的我最爱这个匆忙而有序的时刻。它没有因为谁踩了谁一脚带来的争执，没有因为插队吵出的闹剧，没有票务纠纷，没有火冒三丈。
我曾问过老民警，同样是着急赶路，为啥晚高峰的案子比早高峰少？
老民警笑笑：“可能因为大家离家越来越近了。回家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我越来越喜欢夕阳西下的晚高峰。因为每个人的胸口，都装着一颗虽然焦急，但充满安详与和平的归家之心。
回家的路，胜过一切美丽的旅途。
安检机旁
有一回我在地铁站里执勤，安检员叫我过去，说在X光机中查到一个阿姨的背包里有可疑物。
我过去一看，发现“可疑物”应该是阿姨带的中药，只不过经过路途颠簸，药材都稀碎成粉末状了，乌糟糟的看起来确实很像一堆“不明物质”。当时天气闷热，阿姨烦躁得几乎爆炸，反复强调说自己年龄大了，带着一身伤病熬到退休，现在到中医院开点儿药回家煮着喝也不行？碍着谁的事儿啦？
我跟她解释，说是地铁站有乘车规定，不符合规定的东西不能带进站。而且我也看过医院的药方了，确信是中药无疑，她可以带进去正常乘车。但有可能是这个小插曲引燃了阿姨的情绪，她一直非常激动地跟我控诉，还说要投诉我、投诉地铁，为什么自己带包中药，还要像犯人一样接受盘查。“不让我带中药回家吃，让我擎等着死吗？”
我一直好言相劝，但后来发现她根本不是在沟通，而只是单纯地想通过这种方式发泄自己的郁闷。看得出来她在坐地铁之前情绪就很糟糕了，可能是因为病痛的折磨，也可能是因为不尽如人意的经济或者家庭因素。
她的各种不满日积月累，逐渐堆积到顶点时，倒霉的我发现了那包中药。
阿姨在我耳边喋喋不休时，站务员又在闸机口抓到了两个逃票的。我又跑到那头查看情况，发现逃票的是两个老年人，其中一个人拎着一个医院那种方方正正的塑料袋。站务员问他们为什么逃票，老头、老太太羞愧地说，他们专程从老家过来，带儿子在北医三院住院看病，身上钱实在不多了，就在只买了一张票的情况下两人一起蹭着进。说着还把手中塑料袋中的CT影像片子拿给我们看。站务员看他们实在是可怜，就帮他们补了两张票，嘱咐他们出站时一定要投票，千万别再闯闸机了。
两个老人千恩万谢，急匆匆地进站赶路了。
这边处置完，我回头一看，刚刚带中药的阿姨就在我身后站着，应该是目睹了全过程。
我问她：“您还有什么事儿？”
她一改刚才的满脸哀怨，只是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默默转身走了。
地铁收车后我回到所里，想起这件事，还跟同事念叨：“那位阿姨肯定又觉得咱们北京地铁还挺人性化的，也就不投诉了。”
同事摇摇头：“她是看到了还有比她更惨的人，还闹个什么劲？”
我说：“不会吧。”
同事就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几年前他还是一个有些重男轻女观念的人，媳妇生二胎之前，他们已经有一个女儿了，所以他特别希望自己家的老二是个男孩儿。就在生产那天，排在他媳妇之前的一个产妇刚生产完，医生忽然把那产妇的老公叫进了办公室。我同事就看见那产妇的老公走出医生办公室后，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走廊，身子靠着墙壁慢慢瘫了下来。
我问：“这是怎么回事儿？”
他说：“不知道哇，我们猜是小孩儿生出来有问题，但也没人敢问。”
我问：“后来呢？”
他说：“后来我再也不想生男生女的事儿了，只要孩子健康，男孩儿女孩儿都好。后来就生的闺女，我高兴坏了。”
自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其实人不必总是纠结于命运对自己有多么不公，我们要知道世界之大，很多苦难是超出我们的认知范围的，但不代表它们没有，只不过我们没有经历过，就无法理解，更无法代入自己身上。所以我们遭受挫折时，总会认为自己是那个最凄惨的人，无论怎样发泄和抱怨都天经地义。但这个时候一旦亲眼看看他人血淋淋的不幸境遇，我们就会知道，相比之下，我们还有着大把的机会和希望。
更讽刺的是，那些比我们更艰难的人，往往还一脸平和从容向前，我们还有什么资格站在原地哭哭啼啼？
突然想起一句歌词：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
小男孩儿火柴
原来我们地铁站外有个煎饼摊，摊主人称欢姐，她有个儿子，正在上小学的样子。
每次欢姐的摊位影响了客流，我对她进行劝离时，她总是高高地噘起嘴说：“没办法，要给儿子挣学费哟。”
她儿子小名叫火柴，人如其名，身小头大，来地铁那年刚好十二岁。火柴可是欢姐的心肝，除了上学，欢姐都把他带在自己身边，逢人便吹自己儿子聪慧伶俐、善解人意。别的摊贩的孩子要么在老家念书，要么帮忙打点生意，欢姐却只给火柴找只小凳，让他坐在自己的煎饼车旁边。但凡火柴在学校里学了什么诗词、英文短句，欢姐就会让他去别的摊贩面前背诵或者侃侃而谈，她则笑容满面地站在煎饼车后，透过昏黄的灯光和氤氲的蒸汽，欣赏儿子才华横溢的轮廓。
火柴属于那种特别乖顺的孩子，眼神里从未出现过一丝杂质，即使是调皮耍坏，被欢姐冷不丁一瞪也立马变。而且这个孩子给我的印象是，真的有一种难得的美德，那便是特别随遇而安，接受现状。生活再苦，空气再冷，他都能老老实实地坐在欢姐的车下，时笑时呆，从未表现出任何的不安或者烦躁。
有一回不晓得他怎么惹怒了欢姐，欢姐朝他一抬脚，脚上的拖鞋一下子飞到了火柴的脸上。“啪！”精准无误。
我都看傻了，那绝对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练出的绝活儿。
然后我看见火柴不急不哭，只是小圆脸有点儿酱红，然后他蹲下来捡起了欢姐的拖鞋，一溜小跑到母亲足下，帮助欢姐穿好了鞋。随后他又坐在小板凳上，朝着车水马龙呵呵傻笑了。
火柴对于欢姐也有实际的用处，比如抢地盘。原来我们地铁站外有个卖煮玉米的老太太叫志云，和欢姐一样都相中了花坛边上的一小块空地。志云老太太也不是善茬，欢姐争不过，总想着找机会恶心她。比如火柴吃剩下的苹果核、剥下来的橘子皮，经欢姐的一个眼神，火柴就直接扔到志云的玉米锅旁边，甚至锅里面。后来我说过她两次，她却志得意满地说：“我跟你说，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让火柴去撒尿浇她的炉子。”
“你敢！”
“逗你呢！”
这些基本上就是我对欢姐和她儿子火柴的所有的记忆。后来关于欢姐的一些事儿，我是听站外摊贩的议论才知道的。
有一天，欢姐和火柴收摊回到住处，火柴说去外面上茅厕，就再也没有回来。
那是很普通的一天，夜空中有月亮，街上也很热闹。欢姐确认儿子消失后大惊失色，第二天准备报案时，才接到了老家的电话。然后她才知道，是自己那个早就跟她感情破裂但一直还没有离婚的老公把火柴接走了。
这也不是重点，重点是：本来男人根本不知道欢姐母子在哪儿，是火柴早在一年前就和父亲取得了联系，并且背着欢姐时刻和父亲保持着联系，然后父子俩一直蓄谋着怎么回到老家团聚，水到渠成之后，父子俩商定了接头时间和接头地点，并且编排好了火柴的脱身借口，在那个明月高悬的夜晚，两人按照计划，很快在高速路边相聚，直接回了老家。
欢姐一直被蒙在鼓里。而且火柴为了不引起欢姐的怀疑，什么都没有带走，包括他那些心爱的玩具。他甚至没留给欢姐一个不舍的眼神。
欢姐一开始以为孩子丢了，结果老家打来电话才知道孩子已经跟他爹回去了，孩子还接了电话，亲口表示再也不想跟着她了。她经历了几天的精神恍惚，也回了老家，自此音信全无。
知道这些后我心中久久不能平息。我脑中总是闪现之前火柴那一汪清澈的眼神和总是对欢姐格外尊重甚至崇拜的表情。他们那样默契和温存，简直是世间母慈子爱的典范。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那些日复一日温暖的日子里，竟然潜藏着这么石破天惊的背叛，一个孩子为了逃离自己的母亲，逃离当下的生活，可以伪装得天衣无缝。
所以我认为这世上有一种比灾难更可怕的东西，便是人的自信。当我们自以为是地处世时，殊不知别人压根跟我们不在同一节奏。有的人会直言不讳，那已经算是最好的结果；若有些人为了不伤害你，甚至为了圆滑地逃避你，对你给予幸福的麻痹，在你以为你们是人生的最美风景时，其实早已到了悬崖峭壁。等到他忽然转身离开你的一瞬间，你根本始料不及。
第二种，往往出现在亲人和爱人中间。
再亲的人，也是人心隔肚皮呀。
所以，多反省，多倾听，别那么盲目自信，才能留住身边的人，尤其是那些本应一生爱着自己的人。
贴膜小哥
我们地铁站外原来有个贴膜的小伙子，跟我一般大，平时跟我打游击打多了，也算是化敌为友，经常跟我有的没的扯一些闲篇儿。
我发现这个成天蓬头垢面、风餐露宿的家伙心思竟然超级细腻。他有一个很大的行李袋，里面林林总总有好几千张手机膜，华为、苹果、OPPO这些热门牌子下面还有不同型号的分支，再下面还分出很多不同质地的膜，什么磨砂膜、镜面膜、钢化膜、玻璃水晶膜……更别说还有很多其他品牌的手机。真是一入“膜”门深似海，我光想想就会死很多脑细胞，但他半分钟之内准能找到顾客需要的手机膜。
他还有一把小裁纸刀，一把塑料纸，一张小桌子配个小马扎，能给顾客私人定制电视或者笔记本的膜，每当顾客说出一个尺寸，他就咬着铅笔比着尺子，跟个大咖工程师一样绘制蓝图，给顾客认真作业。所以他的买卖总是很火，碾压那些简单粗暴的水果摊、早点铺。用他的话说，这好歹也是门技术活儿嘛。
一开始他总爱把小桌子堵到站外，很多乘客不乐意，我说过他几次，他就在远离站口的地方找到了一处风水宝地，成天忙得不亦乐乎。有时候我巡逻过去还能跟他聊上几句。他会跟我说他今天贴了多少张膜，商亭卖货那姑娘给他抛了几个媚眼，鲜花摊的梅梅为什么刚才臭骂老公，卖水果那个老张又把秤做了什么手脚。这些话题我俩一聊竟然能聊半小时，我说：“要没有你，我都不知道我能有这么八卦。”他把手指头竖到嘴边，说：“这不叫八卦，这叫江湖信息，你是警察，我都帮你盯着他们呢。”
所以我知道商亭的卖货姑娘好像对谁都有点儿意思，鲜花摊的梅梅总是嫌老公好吃懒做，卖水果的老张那秤一斤最多八两。地铁站这些人间烟火都是他带给我的，所以我喜欢跟他聊天。不像跟别的摊主聊，一上去都是“哎哟，马警官，我这就走”“马警官，你来两斤”“马警官，你可不知道我有多辛苦，你得照顾照顾我”。
我跟他都是直来直去：“你差不多得了，晚高峰到了，别回头挡着乘客，回头人家打 110 举报你。”
“我还不想贴了呢，今儿有人请我喝酒。”
“嗬！”
有一回我车里装了部导航仪，想贴个膜实在是没有帮手，我让他试试看，结果他站在我那辆十万块钱又蹭得满是伤痕的车外面不敢进去。说：“你先找几张报纸把座子垫一下，要不我给你蹭脏了。”我说：“你哪儿那么多事儿！”
结果贴完膜我抓着五块钱在地铁站追了他好几圈。
还有一回他跟另一个贴膜的因为抢地盘打架，两人都受了伤，我们去他家给他做笔录，我在路上就憋着想骂他：对你够宽容的了，结果你还给我找事儿？结果到了他家，我看到他和他媳妇，以及他爹妈挤在一间满是霉味儿的出租屋里，屋里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做笔录还得去楼道里时，我又骂不出来了。
那次做完笔录我还记得他特小心翼翼地问我：“我以后保证不打架了，成吗？”
这么多事儿之后，我觉得我们是朋友。我们能聊天，他也挺有原则，不会因为我们相熟就为所欲为。他心思细腻，吃苦耐劳，我敢说他如果去学一门稍微高深一点儿的手艺，绝对能华丽转身。
可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他来得不怎么勤了。再见到他，精神状态也很成问题，两眼无神，说话也是有气无力。我才知道他最近迷上了玩牌，成宿成宿地奋战，十天有八天起不来床。我说：“你小心点儿，要是赌博被人举报了，你就完了！”他当时挠挠脑袋：“哪有？就是朋友之间耍耍牌，不带钱的。”
偶尔他身上还有伤。那些伤真是……诡异得不好形容。比如他虎口明显被人烫过，我问，他顾左右而言他。别人偷偷告诉我，那是借钱不还债主给他的教训。我问他是吗，他差点儿把小桌子掀翻了：“哪个王八蛋这么造谣？”
整个地铁站的小江湖里开始流传他的各种“破事”。迷上耍牌，有家不回，媳妇回老家，等着跟他打离婚官司。我说：“你们有依据吗？”
卖水果的老张笑得有些不屑：“这些摆摊的都在一个大院里租住，您说我们说的有没有依据？他还管我家借过钱嘞。”
他再来摆摊，寡言少语，整个人跟一团乌云似的缩在角落。有一次他因为买卖纠纷跟乘客吵了起来，我给他拽到警务室，说：“你就跟这儿待着，晚高峰过去再出去，省得再堵着通道。”
他使劲瞪着我，声音比我高出一个八度：“你厉害！”
我没言语，他继续嚷嚷：“逼死人不偿命，是不是？”
我说：“你再闹，小心被拘留。”
他臊眉耷眼，把小马扎打开，坐下，还是念叨着：“你厉害。逼死人不偿命。”
晚高峰过去，他故意大声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迈腿出了警务室。我出去一看，夜色中，他把桌子、马扎和行李袋塞进了自行车棚，打了马路上一辆黑车绝尘而去。
站台上一列列车轰轰烈烈地驶走。我叹了口气，我觉得我们不是朋友了。
那也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
听闻，他借了一万块高利贷还赌债，但最后钱滚钱一直还不上，连夜举家从租住的大院里跑了。
说实话我当时怎么那么不愿意信呢？这是那个一贯细心又踏实的他能干出来的事儿吗？不过从那以后，我就真的没再见过他。
他在哪儿？还会在某个角落里重操旧业吗？北京这么大，江湖这么多，他融得进去吗？
写到这里心情有点儿复杂。
每当走过他以前摆摊的角落，我仿佛都会看见那个满面春风、超然物外的他坐在小桌后面，仰脸冲我说一句：“嘿，马警官，来贴一张呗。”
兔子、小白狗与三明治
我们地铁广场上的面包房里有两个店员，一个小姑娘，一个老阿姨。小姑娘和顺温婉，老阿姨不怒自威。
老阿姨在地铁站没朋友，对自己唯一的同事都爱搭不理。她是野路子，自己在店边上养了一只兔子。那兔子也不是善茬，不知被什么喂大的，跟受了核辐射似的肥硕无比，就这样关在笼子里还跟过往的乘客眉来眼去。有的乘客好奇，会拿出火腿肠之类的零食逗兔子，每到这时老阿姨的大脑袋就会从窗口探出来，疾言厉色地驱赶这帮没安好心的人。
她也不是一无是处，最擅长做的是三明治。每次她都能恰到好处地添加各种酱料，手起刀落，全麦面包开口怒放，她三下五除二地把鸡胸肉或者金枪鱼肉泥塞进去，然后嘴再使劲一努，跟泄愤似的填上点儿青菜叶或者红肠片，抽出油纸胡乱一包，一份卖相上极具地铁站气质的三明治便诞生了。
丑香丑香的。咬一口，你感觉那香味儿没往下走，而是逆流而上跑到脑壳里了。
小姑娘做得就不行，她有点儿技术不够艺术凑，喜欢做高颜值的作品，切个面包跟上雕塑课似的，后面排队的能被尿憋死。于是我就专等老阿姨坐堂的时候去买三明治，虽然她总是板着晚娘脸看我，但冲她的业务水平我也忍了。
但年底的一天，我跟老阿姨之间爆发了矛盾。
可能是岁末要冲业绩，面包房新开发了一种点心，各种搞促销，在店外支了一张小桌子，旁边还放了一只喇叭，玩命播放洗脑广告。更让人不堪忍受的是，广告是老阿姨录的，内容是什么买三送一不容错过，老阿姨声音低沉神神道道，循环起来像是在讲鬼故事。于是旁边有商亭不干了，报警反映说她家店外经营，要这么干他们都往外面摆！
我找老阿姨沟通。老阿姨当时正在给兔子整理笼子，嘴上答应说知道了马上收摊，结果十分钟之后桌子还没撤。二十分钟后，依旧没撤。半小时之后我去，还没撤！彼时，她还在快刀斩乱麻地给顾客装袋，然后时不时地给兔子递过去一根菜叶子。
我很生气：“关店两小时，要不然我就给你们老板打电话。”
老阿姨一愣，店里的小姑娘忙出来打圆场。
我说：“不行，她太过分了，买卖这么摆，大家都得绕着走，提醒了也不收，无法无天了。”
最后关了一小时的店。小姑娘一直在我这儿各种道歉，老阿姨则涨红了脸，一言不发地站在店里，盯着柜台发呆。
那只傻兔子则还在笼子里来回拱。
我也一个多礼拜没到她家去买三明治，只能将就着吃了几天隔壁商亭枕巾一样难以下咽的厚煎饼。没办法，例行公事的代价就是牺牲自己的味蕾呀！
结果有一天傍晚，我看见老阿姨满广场追着我们派出所收养的小白狗跑，手上还挥舞着半截扫帚。我赶紧喝止：“干吗呢？！”
她见我过来，使劲瞪了一眼我和小白狗，疾步回了商亭。但与此同时，我发现商亭边上的兔子笼里空空如也。我看了眼旁边一脸无辜的小白狗，心想别是把她的兔子吃了吧？但是不应该呀，那笼子成天被她锁得严丝合缝，兔子连根须都冒不出来，怎么可能被狗伤到？
为了揭开谜底，我偷偷去问了店里的小姑娘。小姑娘告诉我，兔子的确是死了，但不是被狗咬死的，而是冬天太冷，被冻死了。
“那她打我们小狗是怎么回事儿？”
“她抱着兔子去把它埋到了草丛里，第二天发现那小狗把兔子刨了出来，于是……”
我半天说不出话。晚上碰见小白狗又在广场上一脸贱样地溜达，我忍不住踢了它屁股一脚。
“活该人家揍你。”
第二天早上，我去老阿姨那儿买三明治。老阿姨见我来了，先是怔了一下，然后很快收拾好表情，面色严正地问我要什么。
我说当然是三明治呀。
她问了我口味，然后飞快地拣起各种食材，在案板上快速操作起来。我仔细看着她，发现她脸上的皱纹似乎比刚来时多了些，尽管抹了香扑扑的油，但除了亮了些、腻了些，整张面孔还是有点儿疲惫和沧桑。没了兔子的她，看起来终究有些不一样。她偶尔还会下意识地往那空笼子的方向斜一眼，然后很没趣地收回目光，继续干活儿。
三明治的香味儿出来了，阿姨郑重其事地包好，递给我，虽然满脸的事务性，也没有赘述，但还是看得出来，她这次做得很认真，连油纸都包得毫无褶皱。
咬一口，酸酸咸咸的千岛酱像一股难以名状的情绪，在喉咙里缓缓上升。菜叶子脆脆的，和全麦面包的粗纤维交织在一起，牙床子都被香麻了。
老阿姨看着我咬了第一口，然后故意转过身去，忙忙叨叨地干上了别的粗活儿。
我边吃着，边下意识地看看那只空笼子：“过年再养只新兔子吧。”
“……好。”
“养一只壮一点儿的。”我嚼得很开心，也愿意多聊两句。
“嗯，养一只更肥的。”她正猫腰擦柜台，讲到此处笑了。阳光透过下面的厚玻璃照进去，她脸上油光锃亮的，像一个刚刚玩得满头大汗的小姑娘，有了什么突发奇想又寄予厚望的小期待。
“嘻嘻。”
书 籍 分 享 公 號：Q L S F 6 8
在郊区执勤
2014 年夏天，我被派往我们派出所管辖的一个车站执勤。那座公交车站在郊区，是总站，四周除了场站便是树林。因为环境简陋，我只能坐在警车里，看着窗外不那么茂盛的树木和偶尔扬起的漫天黄沙，一待就是一天。
没人过来跟我说话。我本以为这会和我在地铁站时一样，隔三岔五会有乘客来问问路聊聊闲篇儿，但可惜的是，在这里坐公共汽车的人远没有那样悠哉惬意，他们被黄土吹得蓬头垢面，抓着各色行李匆忙赶路，小孩子们也很懂事地追在后面很低调地走着，连路边的石头子都不踢。不远处是一间油油腻腻的小饭馆，每次我在那里吃午饭时，老板都把那扇抽油烟机开得震天轰响，一盘盖饭做好上桌，抽油烟机关上，我突然有种对不起整个世界的感觉，味同嚼蜡。
哦，对了，我警车附近还有一对养蜂的夫妻。本来我是有心思把他们发展成我牢固的群众基础的，但奈何他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天到晚都是蜂箱、帐篷、摊位三点一线，有时候老公还会因为生活琐事跟老婆大吵一架，眼里根本没有我。
事实是，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我的存在。他们有的会在公共汽车进站的一瞬间，很自然地把手中的可乐瓶子放在我车的前机器盖子上，留给我一个奋进而欢快的上车背影；有的会拿我的车玻璃当镜子，很淡定也很专注地整理头发、拨弄领带。以至于后来我觉得，这辆警车的存在感都比我强。
过了几天，我在车里实在坐不住了。那辆车低矮、狭小，即使我把座位调到最低，整个人也和被煮了的大虾一样蜷着，半天下来浑身酸疼。因为有规定不许执勤时玩手机，我买了本书偶尔看看，看了十页就弃了，改听广播，广播里咿咿呀呀，更让人头昏脑涨。我坐立不安地挠头，心里哭诉着孤独寂寞冷。
正在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发现窗外马路牙子上忽然有什么东西看着我。我抬眼一看，竟然是一只松鼠！那只松鼠又肥又大，简直可以用来当抱枕，尾巴也带有花色，看起来品相还不错。我听说松鼠有爱管人要吃的的习惯，于是翻遍全车找到两颗开心果，扔一颗出去，它先是吓了一跳，然后很警觉地观察两秒，捧起啃了起来。
我推开车门，准备和它展开亲切而友好的交流，没想到它一见我本尊，竟然霍地掉头往树林里跑去。我赶紧拿着另一颗开心果去追，没想到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树林里走了半天，也没再看见那只大屁股松鼠。可能它再也不会出来了，连它也害怕我。
天色变暗，和我的心情一样，灰得漫无边际。在确认松鼠彻底消失后，我忽然抑制不住情绪，使劲踹了面前的树一脚：“他妈的……”
然后我才意识到，这是今天一整天我说的第二句话。第一句话是中午小饭馆里那句：“一碗盖饭。”
我失魂落魄地从树林里走出来，还没回到车上，就看见一旁的养蜂夫妻正傻呆呆地看着我。那样子好像在看一个落荒而逃的友军。
虽然跟他们也算相邻好几天了，但仍旧只算面熟，不算认识，我尬笑两秒又赶紧收住，这才发现刚才踹树踹得胯骨有点儿疼，一瘸一拐地走向警车。
“那个……”后面那个养蜂男忽然叫我。
我回头一看，他从帐篷里搬出一把藤椅放在马路牙子上。
“看你好几天了，你以后可以坐这上面，坐车里太不舒服了。”
女人也在一边使劲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