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到这里，抹了一把眼泪：“你们能不能别调监控录像了？我都怕看见自己当时那个样子。我觉得那不是我。”
我沉默了。其实这也是我遇到的很多事主的心声。很多人在面对从未有过的紧张局面时，会陷入一个只被肾上腺素支配的当下，释放出平时日积月累的怨气和压力，形成攻击。事情过后，多数人不愿面对自己当时的失控状态，只能不断给自己寻找客观理由，试图把自己的失控合理化。
但越是狡辩，我们也许就越会陷入新的惶恐：这真的是我吗？哪怕有一千一万个理由撑着我，我也不想有下一次。
于是我说：“其实不是对方把你变成了那副样子，而是你自己没有控制好情绪。我也相信你原本不是那样的人，但是事情一旦出了，就不要代入平时的自己，要专注地想想刚才的那一刻，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她还真就很走心地想了想，随后自嘲地摇摇头：“谁不愿意给这种糟心事找一个借口呢？”
我笑了：“你也知道是借口。”
她做了一个尴尬的表情，像是被老师戳破小心思的孩子，狡黠地说：“好嘛，我知错啦。”
我重新坐下：“现在想好怎么解决了吗？”
她点点头：“想好了，您帮我问问对方，能不能互相道个歉，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毕竟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当然可以。”
半小时之后，薇薇和另一位姑娘互相达成了谅解。临出门，她边整理头发边跟我反复道谢。我说：“其实你也不用太上心，咱们很多人，都会一时冲动，尤其是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的人，第一次总会难以自控。不幸中的万幸是没有引发别的恶劣后果，否则就真的后悔也来不及啦。”
她莞尔一笑：“好。”
此时她的手机响起，她匆忙接起，一通解释：“啊，没事儿啦，刚刚坐地铁，东西丢了，来派出所做个登记，我半小时后就到！”
也许在每段人生中都会遇到一些出其不意的遭遇，但我们在困境中做出抉择时，最需要抗衡和博弈的对手首先是我们自己。看薇薇小跑着消失在刺眼的阳光下，我真心希望她能够拾回曾经的从容，更希望她能够真正地和自己相识。享受滚烫的人生的同时，也能掌控自己内心的火焰。
共勉。
特别“事儿”的老魏
老魏是我遇到的岁数最大的站务员。
我刚到地铁派出所那会儿，站台上有个打架的，警长叫下来一个站务员做笔录。那是我头一次看见老魏，发现此人一副退伍兵的高壮身材，大脸盘上还配着点儿高原红，戴着大檐帽，穿着呢子制服，站井盖上就一爆款军旅手办。
后来我就经常看见老魏。那会儿地铁早高峰时我执勤，总能看见老魏高高大大的身影鹤立鸡群，拎着个大水杯去维持秩序。老魏少言寡语，工作极度认真。那时候早高峰八点限流，有一个临时入口需要关闭，但关闭时总有不死心的乘客钻着门缝往里冲。老魏负责那个口，每次关门关得地动山摇。有一回他急了，隔着老远我就听见他跟乘客嚷嚷：“磕着你怎么办哪？有钻的工夫你都从正门口进去了！”乘客是个年轻人，嘴不饶人地跟他戗几句，老魏竟然跟不上话，头一别脸一甩，还是让乘客进去了。
然后我看见老魏噘嘴耸肩，朝一个没人的角落使劲：“哼！”
时间长了，我发现老魏在地铁站的风评也很微妙。有人觉得他耿直不阿低调老实，又有人觉得他特别“事儿”。跟一个小站务员聊天，我问：“为什么呀？”小站务员狡猾一笑，说：“你既然跟他对班，那算是得着啦。”
后来再跟老魏打交道，是站口有个老大爷喝多了在站口摔倒，我去出警。老大爷据说是个酒腻子，没事儿就出去喝，喝高了就到处栽跟头，晕乎一会儿然后爬起来接着找地方喝。这边老大爷爬起来已经元气满满，那边老魏同志早就拨打了120。老爷子抬屁股要走，老魏说：“您别走哇！给您叫了120了！”老爷子莫名其妙：“给我叫120干吗？”两人正交涉着，急救车歪歪扭扭地开进站前广场，要把老爷子拉走。
老爷子不走。120司机大叔气坏了，叫我：“警察！您说说咋办？”
那天费了老鼻子劲才把人家急救车哄走。
还有一次是晚上，老魏呼叫：“公安人员请到站台！”我赶快冲上去，发现站台上老魏带着一干小弟围着一个小伙子。我以为是他抓了个贼或者精神病患者，赶紧问怎么回事儿。老魏把我扯到一边咬耳朵，跟汇报军情似的：“他要穿轮滑鞋坐地铁！”
我有点儿蒙：“……不行？”
“多危险哪！”
我去和小伙子商量，小伙子振振有词：“我就脚上一双轮滑鞋，没别的鞋，总不能让我光脚上车吧？”
“你看看，现在还没安屏蔽门，你等车时万一脚一出溜，掉铁轨里怎么办？高压电哪！”老魏跑到站台中央给他认真演示。
没办法，最后车来了，我让轮滑小伙子把步子迈起来，我和另外一个站务员扶着他往车上走，像伺候一个十月怀胎的孕妇。
小伙子生无可恋：“服了。”
后来我就觉得，魏大师真是名不虚传。老魏的类似事迹多如牛毛。有时候一点儿小事儿也给整得惊天动地，和他对一宿班就跟闯关似的，还没有吃金币的快感。那阵儿我动不动就说：“老魏老魏，让人崩溃。”
后来我有一阵儿被调去分局别的部门学习，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回来后，连着好几个礼拜也没看到老魏，当时还觉得挺消停，时间一长我就去问了，得到的答复是：老魏退休了。
退休了好！退休了好哇！我和站务员哥们儿一脸“都懂”的表情。
不知不觉就是五六年过去了。那么长时间以来，我再也没看到过老魏，也没听到过他的任何消息。即使是在站厅里和站务员们聊天，也从没谈起过这个人。好像老魏也像很多乘客一样，只在这站台上等过一次车，就再也没有来过这座车站。
前两天我们领导在站厅打电话，旁边正好有个站务员，看见领导手机上还存着老魏电话，念叨了句：
“你还存着他电话呀？”
“啊？一直就没删，好几年了，怎么啦？”
“人都没了一年啦！”
领导回来跟我说，我震惊了一会儿，发微信问了那个站务员哥们儿。哥们儿说只知道是病故，别的不太清楚，毕竟他们也好久不联系了。
哥们儿一会儿又补上一句：“嗐，以前他身体就不太好。”
那晚我一直在思考问题，刚开始想，老魏没得也太快了，他才多大？后来掰手指头算算，也六十出头了——六十多也不算多老哇。后来一想，我刚遇见他时，他才五十五六，勉强还算是中年人呢。就在他于站台上和乘客“较劲”的时候，时间这个家伙已经唰唰唰地乘虚而入，跟切黄瓜似的把他的余生切得所剩无几了。所以岁月的残忍就在于它不仅来势汹汹，它还瞒着你，不让你有任何防备。老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才退休几年，正要享福呢，人就没了。
写到这里，有点儿心酸。
看看周围，冬日暖阳，很平凡的一天。站厅里人真多。乘客们可能不知道，搁几年前这里还有一位站务员老师傅为了各位的安全“颐指气使”“锱铢必较”。他也曾在这和煦阳光的照耀下，很孩子气地自我感觉良好，或者很不忿地生一会儿小闷气。
在平凡岗位中默默无闻的人，只有在你脱离了那个氛围后，回想起来才会忽然上头地觉得这个人了不起。
这篇文章写完后，有读者朋友这样给我留言：“也许有些人的某些观念落后于时代，但他们依旧恪守自己的准则。我倒是宁可希望社会上这样较真的人多一些，哪怕麻烦些也无所谓。希望我的孩子能够生活在一个会有人认真地和他说‘踩轮滑鞋坐车不安全’的世界里。”
酗酒的大爷
有一年冬天晚上我执勤，碰见一老大爷在地铁站台上打电话骂街。
老大爷应该是北京的，京骂特别猛烈，我赶忙移步过去，怕他万一情绪激动跳了站台。
大爷看起来得六七十了，但体态挺健硕，面色潮红，应该是喝了不少酒，跟电话那头激烈地争辩。我依稀听了听，跟他打电话的应该是他女儿，正在劝他什么，他却让对方少管闲事，然后还找了一堆女儿、女婿身上的臭毛病，以及家里的一堆烂事讲，说到激动处还使劲跺脚，周围乘客都有点儿发怵地看着他。
大爷一通乱喷之后有点儿疲惫，加上酒劲不退，晕晕乎乎跟走梅花桩似的找长椅，我赶紧上前扶一把。
大爷一看有人过来服侍，也不客气，把手臂搭在我胳膊上，又冲电话里说：“行啦，你甭管我了！我这儿边上有人管我！别跟我这儿叽叽歪歪了。”
然后他特强势地把电话杵给我：“你跟她说！”
我拿过电话，跟对面的女士说了自己是民警，女士说自己是他闺女，问是不是他喝多了。我说：“是呀，你过来接一趟吧，老爷子这样恐怕没法坐地铁回家。”女士却说自己和老公在外地呢，还说让我看着他上地铁就行，他总是这样。
我好像听出点儿什么，还是试探地问了问：“家里其他人能过来一趟吗？”
女儿沉默了一会儿：“没事儿，甭管他，我妈走后他天天这样。”
她又跟我简单说了两句，大概就是她爹年轻时候就是酒腻子，结婚后有她妈管着戒了酒，结果她妈一走，老爷子没了约束，恶习又回来了，天天就是喝。她和老公管过几回，老爷子干脆玩失踪，有时候还跑到外地去喝，一关机就一礼拜，弄得她也特别没辙。不过好在他喝多了也不闹，就是找个地方睡一觉，顶多是不接电话，她就是担心他遇到坏人，所以没事儿就打电话问问情况。
我说：“哦。”
心想也确实够这闺女受的。
老爷子这会儿还调皮呢，拽着我袖子，跟我咬耳朵说：“小伙子，我闺女是娱乐公司的，你可以跟她套套近乎，让她签你……签你出道，你就火啦！”然后他又不知从哪儿变出一根笔，非要把他闺女电话写我手背上，腻歪极了。
挂了电话我跟大爷聊了聊，虽然是胡问乱答，但多少也能散散他的酒气，这样他上车我也放心一些。我问他：“您平时都去找谁喝酒哇？”他嘟着嘴说：“你管呢。”我说：“不是熟人您可别瞎去，回头给您卖了，您还帮人家点钱呢。”他说：“去去去，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
站台上特别冷，我没老爷子穿得多，冻得牙齿打战：“行行行，您随意吧。”
后来沉默了一会儿，地铁站台上一阵冷风吹过，大喇叭响了两声广播，周围忽然沉寂下来，大爷酒气轻了些，正好此时闺女又给他来了个电话，他们父女俩聊了聊。
“你还不知道我！我喝酒就是找一找当年的感觉。没结婚时我天天这么喝。”
“现在没你妈管着我，多爽啊。”
“哼哼，那时候把我管得一愣一愣的。”
“现在多爽啊我！”
他说到这句时忽然喉咙里一阵倒腾，我以为他要吐，后来发现他是要哭。他仿佛也怕在我面前丢人，扭脸冲着外面捂着电话小声说了两句，吸吸鼻子，还使劲眨巴了两下眼睛，跟被烟熏了似的不得劲。
电话那头似乎也没了声音。他一个人坐着出了半天神。周围乘客甚少，他就默默盯着空气，空气中什么也没有，但他就是回不来神。他鱼尾纹特别深，头发也多是银白，好像是岁月化作的一个形象，忽然出现在了人间。
然后他起身准备坐车。
我在他后面：“您走啦？”
“嗯！你甭管了，我没事儿了！”他使劲竖竖衣服领子，挺直腰板，面冲轨道一丝不苟。他这句话掷地有声，特别释然。
绝望之后多是释然。想必思念到极致，又无可奈何的时候，就是这种状态吧。
我看他大步迈上了列车。列车呼啸而去，仿佛载着一个翩翩少年离开了。
卖袜子的女人
我一直不太理解，在地铁站外面卖袜子是什么营销思路。
难道坐地铁很费袜子吗？
阚哥和艳姐就是干这个营生的。他们夫妻俩曾经支着我们地铁站外唯一一个袜子摊。他们有一辆旧旧的金杯车，经常停在地铁站周围。出摊时，艳姐把车门拉开到最大，人坐在车厢里，脚下摆着一张钢丝折叠床。折叠床的高度刚好够到她弯曲的膝盖处，她可以收放自如地归敛上面琳琅满目的袜子。
艳姐长得不难看呢，人送外号“袜子西施”。
买卖密时，乘客们低头挑拣袜子的样子就像是对宝座上的女王卑躬屈膝；买卖稀时，车里的女人就会盘起双腿，或者干脆贵妃躺地靠在车座上，慵懒地把自己充分融入地铁站午后的阳光里。
艳姐在形象上属于小家碧玉型，虽然年逾四旬，却没什么老态。反而是她丈夫阚哥，那个黑得几乎跟刚从煤窑里上来一样的瘦男人显得十分油腻，经常穿着一身老头衫，趿拉着拖鞋在地铁站广场上佝偻行走，见谁都是一副“哎呀，最近在哪儿发财”的社会人笑脸。
很不带刻板印象地说，这男人不仅形象邋遢，说话办事也相当鸡贼。他跟艳姐开的是夫妻店，但时间久了，袜子摊旁边就没了他的身影，只剩下艳姐独自支撑。后来我才知道阚哥有牌瘾，一打起来就不可收拾，本来和老婆合力经营小摊，慢慢就变成了他只负责上货收货，其余时间就成了甩手掌柜，没事儿就跑到马路对面去和拉黑车的司机打牌。
但阚哥也不是从不出现。有一次警务室接到乘客举报，说艳姐的摊影响了乘客出站，我出去清理，看见她把摊位摆在了通道边，正热火朝天地朝过往乘客揽买卖。那阵势，哪怕是匆匆路过的没有任何消费欲望的乘客，都会禁不住扭头瞅一下这个上蹿下跳的精干女人。
我曾经没少对她进行批评教育，告诉她不能影响乘客进出站，不能妨碍客流，更不能仗着自己嗓门大就假装热络地堵口揽客。但她每次都阳奉阴违，经常是你前脚走，她后脚就变本加厉。所以那次我对艳姐不想再容忍，大声训斥她让她把摊收了，然后跟我到警务室接受处罚。
这其实都是常规操作，艳姐并不稀奇，一边嘻嘻哈哈地讪笑，一边慢吞吞地收拾摊位。但我觉得事情不能就这样轻描淡写，她可是老油条哇！于是我加了一句：“你屡教不改，把你的袜子都收拾好，一会儿我叫城管给你收了。”
艳姐愣了，眨着眼睛问我：“啥？没收了？”
“对。”
“别呀！”
我其实就是吓唬吓唬她，希望她能引以为戒，没想到效果拔群。
“你们家这个摊，我都说多少回了，别堵站口别堵站口，就是不听，干脆别干了！”
艳姐在出站的人流中静立了一会儿，然后想起什么，赶紧拿出手机拨打电话。她是真慌了，她肯定在呼叫她老公阚哥。
我不露声色。
不一会儿工夫，阚哥就闪亮登场了。几天不见，他胡子拉碴，头发也乱得像鸡窝，不知道怎么就混成了这副德行。见我穿着警服很威严地站在他媳妇身边，他严阵以待，笑眯眯地给我递烟，问发生了什么不开心的事儿。
我推开他的烟，跟他说了同样的内容，并表示这次我绝不姑息，一定要把他家这颗大毒瘤从地铁站连根拔掉。
我话还未说完，阚哥猛地转头看向艳姐，跟耍什么把式似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抬了一下胳膊。就在我还没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我耳边先响起一声清脆的响声。
“啪！”
然后我就看见艳姐捂着右脸，默默低下了头。
我秀才遇见兵似的看着他：“你怎么打人？！”
阚哥手指着艳姐鼻子，高声训斥：“我怎么跟你说的，让你别乱摆别乱摆，你就是不听！你这个娘们儿怎么就是不识抬举！”
还有很多不堪入耳的脏话。
我使劲扯着他，怕他做出什么更进一步的举动。然而越拉他他越来劲，甚至开始撸胳膊挽袖子了。
“马警官，你别拦我，我非得抽死她！”
“你这是家暴，你知道吗？”
“这娘们儿不打不行。”
好说歹说，我让他们收走了摊。整个过程中，艳姐涨着猪肝脸，埋头收拾着他们的各种家伙什，一句话都没有再说。
第二天上班时，我又看见艳姐远远地在地铁外的马路上卖袜子。她家那辆脏得看不出颜色的金杯车停得远了一些，她人也没了平日里生龙活虎的模样，整个人像霜打的茄子，坐在车里很茫然地望着外面。我巡逻时还特意问了她：“昨晚他没打你吧？”“嗐，没有没有，您别看他厉害，其实他怕我。”她故作无所谓地说。
“打你，你就报警。”我说。
“那哪儿行啊，警察把他带走了，我跟谁过呀？”她猛然摇摇头。
我无言以对。
自那以后，艳姐夫妇好像找准了我的软肋，每次他家的袜子摊东窗事发，两人都会来这么一出苦肉计。虽然我没有允许阚哥再在我面前对艳姐动过手，但也少不了各种言语恐吓或者肢体威胁，甚至有一次他还抄起一捆丝袜往艳姐身上砸。那一套动作不假思索行云流水，如果配上那种很恶俗的BGM（背景音乐），外加完事的瞬间给他贴上雪茄和墨镜的表情包，整个人就是教科书式的恶男典范。
更令我尴尬的是，每每有路过的乘客看到这一幕，好奇心都会被顷刻拉满，周围就免不了议论纷纷：“是警察来抄摊，夫妻俩打起来啦。”
站在旋涡中，我似乎成了最大的恶人，这场悲剧的元凶。
好大的冤种啊。
我觉得我不能再被他们这种套路支配了。
有一天艳姐的摊又影响了秩序，我把她请到警务室，然后给阚哥打了电话：“你老婆今天得被拘留了，你过来帮她领一下东西吧。”
半小时后阚哥就着急忙慌地来到了警务室，一进屋看到角落里坐着的艳姐，嘴上又开始骂骂咧咧。我不给他施展套路的机会，直接把他带出屋子，让他领好东西走人。他重复着鞠躬上烟的常规操作，一张老脸笑成了丑橘。
我皱起眉头：“这回你说什么都没用了，货你可以领回去，人我拘了。”
“这娘们儿就是欠收拾！”阚哥气得直翻白眼。
“进拘留所待几天，也算是让她长长记性，也省得让她挨你的打。”
“马警官，别呀！”
“反正你也看她碍眼不是？”
阚哥烦躁地抠着墙皮：“那也别拘呀，您行行好，我们知道错了。”
“真知道了？”
“真知道了。”
“下回怎么办？”
“我们一定遵守秩序。”
“怎么保证？”
“我我我……我写保证书！”
我独自一人回到警务室，问正坐在椅子上怀疑人生的艳姐：“下次还使苦肉计了不？”艳姐的演技似乎被压榨光了，整个人很放空地沉默了一会儿，嘟嘟囔囔地说：“谁使苦肉计了？他那个人，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在家也这样。”好家伙，一说来真的，她也变了调性了。
我做出一副匪夷所思的样子：“那你不反抗？”
“反抗有啥用？”
“那你就让他一直欺负下去？”
“等他老了，自然就闹腾不动了。”
原来她是这种逻辑，我一阵无语。下意识地，我开始有些同情她，但是夫妻间的事儿，同情又有什么用？以她平日里的精明样子，花花肠子比我多出几百倍，我不相信她不清楚自己在什么处境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想了想，还是决定宽慰一下她：“不过他刚才来了，反复求我不要拘你。”
令我没想到的是，艳姐嘴角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因为家里还有一堆活儿呢，我不在了，谁干？”
我身心俱疲，指着门外：“走吧，走吧，他在门外等着你呢。”
地铁站外的马路上，夫妻俩上了那辆脏兮兮的金杯汽车。阚哥摇下车窗笑嘻嘻地朝我反复保证，下次决不再犯，再犯，两人一起拘！
正说着，往副驾驶落座的艳姐好像坐到了什么东西，屁股底下啪嗒一响。阚哥脸上登时笑容全无，扭脸冲她骂道：“我墨镜给你坐坏了，臭娘们儿，找抽呢！”
面包车晃晃悠悠地走了，地铁站只留下排气管子滴下的几滴油迹。
和我的一声叹息。
少女心的“牛魔王”
我们地铁站外以前有一个四十多岁、身材发福、满脸高原红的大妈。她的外号叫“牛魔王”。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她原来是拉摩的的，摩的的后门上有一个可能是牛肉火锅店的广告，店面名字里有“牛魔王”三个字，一来二去甚是醒目，所以得此“雅号”。
禁摩之后，牛魔王买了辆二手车，没事儿就来我们地铁站附近拉黑活儿。有时候赶上客流高峰期，她会趁我们不注意偷偷跑到地铁口去揽生意。
我抓过她两次，在警务室让她坐下她偏站着，让她站着她就挠墙，跟你没话找话，嬉皮笑脸，仿佛不是处罚她而是找她录真人秀。刚开始我以为她是套近乎，后来听门口烙馅饼的大妈说，牛魔王平时就爱逗小伙子，贴膜的两位小哥都领教过。买卖稀时，她就会跑到小伙子们跟前溜达，问人家做了几单生意，中午订什么好吃的，聊兴起了还拿手指甲戳人家胳膊肘，笑得比野原美伢还夸张。
牛魔王的身世有那么一点点悲凉。她在老家没离婚时跟老公分居了十多年，直到孩子上大学才把婚离成。自己在老家了无牵挂，便跑出来挣钱花。按说她一个女人背井离乡本应很艰苦很弱势，但好在她身体壮实能吃苦，再加上外形上很安全，所以还算是站得稳脚跟。正所谓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圣体安康又无欲无求的牛魔王在北京混得还很快乐，除了平时撩撩小鲜肉又经常碰一鼻子灰之外，还是比较快活潇洒的。
不过很悬疑的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发现牛魔王好像和以前不大一样了。
原先这家伙在外形上放飞自我，外套永远是油光锃亮，头发不打理也就罢了，连个帽子都不戴，刮起风来跟摇滚大妈似的。改变之后的牛魔王不仅换上了干净衣裳，把头发梳成了大人模样，而且造型百变，今天知性风，明天登山范儿，后天忽然就穿上大花袄，戴上亮镯子要变身印度舞娘了。尽管以牛魔王的品位，她难以很快脱胎换骨，但是岁月静好探索不息，她的花招远不止这些。
我注意观察之后，还发现她说话也变了。以前她站在站口，动不动就是一声吆喝“小伙子走不走哇？”，嗓门粗哑还拿腔拿调，吓得乘客们还以为妈妈桑占领地铁了。后来我抓她时，听见她声也小了话也温存了，连走路都不那么咧巴了。跟我去警务室的路上，她走得轻巧、细慢，像个日本女人。要不是她冷不丁地甩给我一个白眼，我还真以为她从此就曼妙起来了呢。
那之后，她脖子上还会出现一条亮晶晶的项链，肩上会跳出一只镶着水钻的小包包，手上会攥一杯街角买的虽然便宜但挺显档次的珍珠奶茶。她在地铁站广场上也不那么人五人六地招蜂引蝶了，没买卖时就静静地坐在人行便道边的水泥台上。她的那些黑车伙伴偶尔过去叽叽喳喳，她也不怎么招呼，就更别说去找贴膜小哥撩骚了。甚至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她昔日里很爱招惹的小哥从她身边走过去，她几乎连头都没抬，当时她的手里捧着一本书。
对，四十多岁的牛魔王在午后的马路边的树荫下看书。这个景象虽然说不上多美，但给我的冲击力极大。那一刻我甚至觉得她一定是和平行宇宙中的另一个自己重叠了。那个世界的她是一个小资精英，抑或是一个文艺才女，没事儿喝喝咖啡玩玩插花，远离凡尘烟火，又很通世间百态。如果不是晚高峰到来她照例要去站口揽生意，我还真以为自己改造好了一个黑车大妈呢。
我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她到底怎么了？
等我意识到这里面的确有问题的时候，我忽然有些感动。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晚上，我抓了几个堵口揽客的黑车司机回来，其中有一个叫阿新的跟牛魔王比较熟。我看见她时才忽然想起来，我已经有一个礼拜没有看见牛魔王了。
她跟我说，原来牛魔王之前的变化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她看上了一个人。
“谁呀？我没见她又去跟谁撩骚哇。”
阿新说：“是卖莲蓬的老罗啊！”
那个老罗我知道，看上去是个好人，虽不修边幅，但也算朴实无华，都入秋了还穿着拖鞋摆摊，蹲在板车后面掰莲子，浑身散发着浓厚的劳动人民的忠厚气息。
我说：“怎么可能？我就没见他俩说过话！”
阿新说：“但是她的确是这样跟我说的呀。马警官，你还是不了解女的，真喜欢了就非得走得多近哪？有时候越是看上了就越是故意装得眼里没他，但还要天天特漂亮地在他眼前晃悠。”
“……老罗呢？”
“嗐，别提了，据说家里有老人病了，上礼拜就回老家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牛魔王呢？”
“不知道哇。是不是跟着一起回去了？也可能是见不到老罗，没心思出来了吧。”
那天我琢磨了一晚上牛魔王这事儿，觉得特别神奇。原先看她撩小伙子，我就以为她是性格使然的花花大妈，没想到真正喜欢一个人时，她也有着一颗含蓄、娇羞、套路满满的少女心。你们能想象，一个四十多岁的整天风餐露宿的女人，为了追求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人，不惜改掉了自己多年的习气，从内到外、从头到脚都焕然一新吗？那可是一个经过岁月长河洗礼的不爽了可能就甩一句“老娘这辈子就这样了”的女人哪！
撩是下意识的游戏，喜欢，却是一种来自心底的决心。
至今她穿着灯丝绒裙子坐在马路边看书的情景我都记忆犹新。那一刻光影斑驳，时间静止。想必老罗也在不远处的莲蓬摊后面，好奇地打量着她吧。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我希望她是跟老罗回了老家。
祝他们幸福。
从战场到地铁站
前几天我早高峰执勤的时候，一个把自己裹得特别严实的大爷找到我，要找C口。
其实他也不太大，应该五十冒头，就是显老，看样子是来接人的。
我说：“我们这个站没有C口哇，您问清楚了？”
大爷应该是已经在这儿等半天了，尽管穿得像个粽子，脸还是冻得红扑扑的。他有点儿烦躁地拽下手套，掏出手机使劲划拉着。最牛的是，他可能是嫌冷，一边操作手机一边还把拳头放到嘴边哈气，屏幕上蹭了口水，他又慌不迭地拿袖子蹭，看上去还挺萌的。
我要笑，他瞪我。
我发现他的屏幕背景好像是张穿军装的老照片。
大爷按电话，挂断，口吐白气：“他不接电话呀！你带我去C口！”
我说：“我们这儿没有C口哇。”
大爷瞪着我：“不可能吧！你再想想！”
“……”
“您总不能让我现挖一个C口出来吧？”
我又跟他核对了一下信息，比如是不是接错站了，是不是站口听错了，让他又拨了两次电话。但对方都没有应答。
大爷又看了看四周的人流，暴躁至极，冲着空气骂了句：“妈了个巴子！”
好在过了两三分钟，我看见A口那边突然跑过来一个人，喊着：“老钱！”
大爷回头一看，没动窝，张嘴又是一句：“妈了个巴子！电话他妈的也不接！”直到那人跑过来，大爷这边都没挪一步。
过来的也是一位大爷，只是比这位钱大爷略胖一点儿，但也是腿不弯背不驼，站得笔管条直。
钱大爷这边仿佛失了声，我心想是不是酝酿着发怒呢，没想到再扭脸一看，钱大爷眼圈竟然红了一大片。他可能怕我们看出来，赶紧翻自己挎包，找半天翻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扔给对面的大爷。
“××（没听清楚名字，感觉说的是他老伴）织的脖套，你先戴上！一会儿还得等公交呢！”
对面老大爷拍拍我：“谢谢你啦，小伙子，我们老战友二十年没见啦。”
说着他也哽咽了。
说来也怪，如果是我在茫茫人海中找一个二十年没见的故友，我估计得脸盲一上午。但两位大爷能这么快相认，仿佛真有什么感应似的，让他们有生之年都走不散。
听他们后来边走边聊的是什么自卫反击战，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过命的交情”吧？
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仿佛看到了两个穿越枪林弹雨的少年。我从未从军，以前对战友情也知之甚少。但那天两位大爷的眼泪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这种东西，有，而且，长存。
归来的醉汉
有一年夏天的午后，我们接到乘客报警，说辖区里一座地铁站有个醉鬼躺地不起，于是赶紧过去处置。
这是我第一次中午碰见醉鬼，虽做足了准备，到现场还是抓了瞎。喝多的中年男人烂醉如泥，倒在车站的台阶上一动不动，呕吐物翻江倒海，身上满是污秽。这家伙穿着粗布麻衣，一双皮鞋破烂不堪，身无长物，除了手边扔着的一只白酒瓶子。我看实在没有办法找到他家里的联系方式，只能蹲下来硬着头皮跟他交流，问他是哪儿的人，要去哪儿。
他意识混沌，除了偶尔蹦出两句脏话，便是不停地打鼾、磨牙、蹬腿，丑态百出。我站在人来人往的地铁口，忍着恶心挠着头，给我们领导打电话。
不一会儿，领导带着同事过来，跟我说先把他抬回所里吧，总跟地铁口晾着也不叫事儿，回头酒还没醒呢，人倒中暑了。
我脑袋都大了，看着地上死猪一样的大汉，问：“……这行吗？”
事实证明世上无难事，只要呕点高。我们一动那大汉便开始吐，从头发到脸，从脖子到脚，花花绿绿，斑斑点点，整个人像从猪槽子里捞上来的，让人无从下手，避之不及。我们屏着呼吸，带着视死如归的心情抓着他的四肢一步步向警车挪动。虽然警车近在咫尺，但我感觉像爬火焰山一样煎熬，当时心里想的是宁愿去工地搬上一礼拜砖也不伺候这种极品。
好容易把他抬到车上，他鞋掉了。怎么形容呢？郭德纲说过岳云鹏的脚能治鼻炎，我觉得这位的脚能治所有的绝症。
车一开起来，醉汉就开始折腾，我们怕他磕了碰了，只能束手束脚地按着他，结果他就跟被粘住了的麻雀一样使劲挣扎，要扑腾着飞起来。
控制了他一路，下车时我们几个人身上汤汤水水蔚为壮观，透着浓浓的毕加索风格，味道“沁人心脾”。
俩辅警都吐了。
但恶心归恶心，我们还是给他擦干净了脸，又倒了热水，让他横在我们派出所大厅的椅子上醒酒。我们大厅清爽凉快，穿堂风吹着，大汉就在椅子上美美地睡了一觉。
我洗了澡，又去忙了别的事儿，半天之后想起来门口还有位醒酒的，便去看看状况。结果到了前面一看，椅子上空空如也，问值班的同事，他们说那个人睡了几个钟头，起来说去上厕所，就再也没回来。
我摸摸还酸疼的胳膊，看看地上放着的给他倒水的杯子，一阵摇头：极品终究是极品，甭管醉着醒着，都不那么地道。
——嗐，也可能人家有生计要奔波吧，况且我也没做什么，一杯热水在如今算什么，人家就是赖在你派出所喝上一天热水你能不给吗？你好意思管人家要一声谢谢？
想想这些，忽然被穿堂风吹了一个激灵。心下有点儿悲凉，胳膊更疼了。
过了两天，也是一个傍晚，我要下班，走出门忽然看见一个有点儿熟悉的身影在门口蹲着，那人看见我猛地站起来，跟认亲似的死死盯住我。我吓一跳，仔细看去，发现竟是前两天那个醉汉。那天和他多次“亲密接触”都没来得及仔细观察他的样貌，只记得是一个满嘴胡楂一脸褶子的人，现在一看，他头发短了些，胡子明显刮了，齐齐整整的，倒显得有点儿青涩。
“那天麻烦您了，我正好路过，就看你们在不在……”他好像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显得有点儿扭捏。
我心里一暖，整个人忽然特轻松：“没事儿，少喝点儿吧平时。”
他指着不远处的地铁小卖部说：“要不我请您喝水？”
“不用了，不用了。”我笑笑，抬脚走了。
他还穿着那天的旧衣裳，但洗得非常干净，下摆处还有明显的搓痕。在和他擦肩而过的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那天他为什么不辞而别。他可能是担心自己当时不体面的形象污了这份真挚的谢意，抑或是还未走出醉酒状态，本身也觉得自己矮了我们半头。总之，并非我猜测的那样薄情寡义甚至理直气壮。
从那以后，遇到再落魄的人，我都不再以片面的、狭隘的思维去衡量人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思和傲骨，好像水葱一样，不管是绿油油亮晶晶的秋水葱，还是被冻得干瘪僵硬的冬水葱，虽看上去有天壤之别，但它们的芯都是又甜又辣的，那是世间每个人都会体味到的人生的味道。
徐大婶的神秘酱料
徐大婶和她老公是我们地铁站外做铁板烧生意的。
铁板烧这玩意儿，绝对是地铁站美食江湖里最高端的食物。这通过她摊位前络绎不绝的食客就能窥见一斑。那些卖鸡蛋灌饼的、卖烤肠的、卖热干面的小贩，看着徐大婶总是一副如同普通学生看学霸的羡慕表情。很长时间以来他们都搞不太明白，徐大婶是怎么吸引到那么多顾客的，以及是怎么把那么些普通甚至低端的食材做得那样让人唇齿留香的。
如果说徐大婶是个有证书的厨师，或者曾经在哪家米其林餐厅镀过金，甚至曾经被哪个网红光临过摊位也就罢了，但偏偏她是那么普通的人，别说名气了，从外形上看去就不可能有过任何包装。她四十多岁的样子，头上永远箍着一顶布满油渍的黄兮兮的白帽子。帽子下面是她那张面皮松弛，却又总是表情丰富的脸。颧骨高高的，眼睛细细的，笑起来特别平易近人，严肃起来又极具威严。大家都说她这种面相特别适合当老师，对待学生赏罚极致分明，肯定能桃李满天下。
徐大婶的后勤装备和物质材料也寻常得紧。她和她老公有一辆被改造过的三轮车，那三轮车我就从来没看出过本来颜色，上面永远油腻腻的，好像野战部队里特意为军车打造的伪装。三轮车的后斗是宝库，跟汉堡包似的很有心机地分了好几层。最底下是仓库，藏着各种食材用料，中间那层是炉子，蕴藏着他们这个美食小摊的原动力。最上面那层便是锅了，其实确切地讲不叫锅，因为它没有边缘，也并不是圆形，本质上就是一块硕大的方形铁板。
怨不得叫铁板烧呢。这可能是跟我们在饭馆里吃的那种有大厨现场操作、动不动就烟熏火燎的铁板烧的唯一关联。
最让其他摊贩匪夷所思的是徐大婶所用的食材也简单至极，压根就没有什么稀奇东西。饭馆里的铁板烧可以有龙利鱼、五花肉、鲜牛肉，哪怕是蔬菜，也净是莲藕、花椰菜之类的很小资的品种，但徐大婶的铁板烧压根就没有这些东西。我曾经在她那儿消费过，放眼望去，小塑料筐里盛的无非就是金针菇、香菜、鸭肉片这些寻常物，最高端的也就是一串串被豆腐皮包裹的培根卷。
但是做出来真不一样。
做的过程不那么美观，徐大婶会在每一串半成品下锅之后，摆出一个卖力得近乎泄愤的下压姿势，紧接着食材们就开始边冒烟边惨叫，嗞啦嗞啦地，好像哭诉着人类的野蛮粗鲁。不过仅仅十几秒钟之后，香味儿就会实打实地向你扑来，即便算不上充满诗意的沁人心脾，也能让你食欲大振。
能瞬间让你饿到不行的食物，我觉得都能称之为美食。徐大婶的魔力就在于她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当你准备大快朵颐之际，心中同时还能隐隐对其佩服起来。因为口中的美味对比她那些简陋的装备，反差真的不要太大。
香飘四溢，远近驰名。
有那么一阵子，徐大婶和她老公凭借一己之力，简直霸占了地铁站外面的所有热度，两人经常是刚刚出摊，周围就黑压压挤满了各种饥肠辘辘的乘客。这些人多数其实并不是拿铁板烧当晚饭，只是一路过闻见那勾魂的油烟味儿就把持不住，必须吃一嘴再出站，否则就跟对不起自己一天的劳碌似的。
有一天，我们对站前广场周边进行清理，把所有小摊小贩都“请”进了派出所。那时正值夏天，小贩们个个穿着背心裤衩，有的手中还拿着蒲扇，三五成群地站在派出所大厅内等候处理。我秉承着一贯公平执法的态度，按照堵口扰序的程度对他们进行分级处理。堵着出站口严重影响乘客出站的重罚，堵着广场口的行政警告，没有堵口行为但同样影响秩序的则罚写下次绝不再犯的检查。因为徐大婶属于第三类，于是我递给她纸笔，让她做深刻的检讨，保证下次不要影响地铁站的秩序。
进行到这里，场面有些骚动了。几个卖小吃的摊贩开始嘟嘟囔囔，好像特别不服气的样子。
我问：“怎么了？”
一个卖炸串的小伙子说：“徐大姐的摊虽然没有堵口，但这几天她那里人最多，也应该罚她。”
卖煎饼的欢姐也说：“是嘞！我一晚上就卖出去几个煎饼，你看她的那个摊哟，人多得不要不要的。”
卖卷饼的大姐在后面附和：“就是就是。”
我一想也是。群众的呼声不容小觑，何况我刚才的处理办法的确有些程式化，地铁站是人群物流集散地，如果光按照地理位置制定处罚标准，确实有失公允。
但还没容我发话呢，在一旁低头抠手的徐大婶发话了：“那也按照堵口的标准罚我吧。我认罚。”
旁边徐大姐的老公很不情愿地拽她，被她一把推了回去，眼神毒辣。
卷饼大姐嘴角忽然上扬，很妖娆地挥了一下手：“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呀，我只是把事实情况跟马警官说一下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