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串小伙忽然想起什么，也马上变了脸：“是呀，我们没让您罚徐大姐呀，她人可好啦，不要罚不要罚。”
另外几个刚才起哄的人也变了脸，都呵呵笑着说，就是就是。
我被这帮人整糊涂了，这唱的是哪一出？
徐大姐却并不领情，等那帮人消停后，顾自说道：“您罚我吧，马警官，今天是我不对。下次我不来广场了，我去外面马路边卖。”
“哎哟，那怎么行，”欢姐做了一个使不得的动作，“马路边车来车往的，不安全，还都是土，可不要去。”
“就是就是，”卷饼大姐蹙眉苦笑，“不要去不要去，我们舍不得你走哇。”
别人也说：“大姐想在哪儿卖在哪儿卖，不影响啦！”
徐大婶站在这群人边上，好像遗世独立一般孤独静默，同时还带着有点儿幽怨的执拗。
“就去马路边。”
给每个摊贩单独训话时，我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对待徐大婶的态度如此奇怪，徐大婶自己也表现得很反常。
“马警官，”炸串小伙朝我眨眨眼睛，“你能不能帮我问问，徐大姐家的酱料是怎么调的？”
“什么？”
“就是她家的那个料，那是个宝哇，要是都让我们学学，大家都能发财！”
我醒过味儿来了。原来他们是为了这个呀！
仔细想想，徐大婶做的铁板烧，食材朴实做法简单，真的是在她的酱料之下才大放异彩的。那料甜中带咸，辣中带酸，虽然味道浓烈，却没有任何油腻刺激之感。无论是腥气的鸭肉，还是寡淡的蘑菇，但凡刷上了她家的酱，那感觉就像白云遇到落日，立马变成了绚丽的晚霞。
财富密码呀。
另一个房间里，我偷偷向徐大婶提起了这件事。徐大婶鼻子一哼，很孩子气地说道：“我早就知道，他们好几个人问我酱是怎么调的呢。但我告诉过他们哪，就是用烤肉酱、葱头、大蒜和酱油什么的熬一熬，再加一些蚝油、鸡精之类的，很简单的嘞！”
“那他们怎么还要哇？”
大婶很困惑地摇头：“不清楚哇！我跟卖麻辣烫的说过，跟做卷饼的也说过，他们做出来蘸给乘客吃，人家不买账，那就是自己的手艺问题咯。”
然而其他小贩听我说完一致反驳：“什么呀，她根本没告诉我们实话，我们按她说的把酱调出来，根本不是她那个味道，老有股腥味儿，她骗人呢。”
“你自己手艺不行！”
“马警官，你怎么就是不信我们哪？”
那天晚上的“酱料之争”持续到很晚，小贩们辩累了，对这个话题也就没了兴致，最后接受处罚一一散去。
只剩下徐大婶夫妇还戳在我们派出所前台。
我看了小学文化的徐大婶写得七扭八歪的检查，就像看一个孩子写的遵守课堂纪律的承诺书，用词随处可见地别扭，情感也表达得极为夸张。
“作为一个也经常坐地铁的人，我深深地感到了自责，我不应该在地铁站口摆摊，造成了乱子，不安全，也污染了环境，我特别过意不去，特别想跟乘客们说声对不起……我对不住大家！”
我有点儿汗颜：“下次记得离站口远一点儿，要不那么多人，把乘客烫了也不好，对不对？”
虽然检查写得慷慨激昂，徐大婶本人却面无表情：“哼。”
不过一会儿她又说道：“下次我不来了。”
我反唇相讥：“你们每次都这么说。”
她鼻子里又哼了一声，慢吞吞地收拾随身物品，拉着老公往外走。
“那个，徐大婶。”我叫住了她。
“咋的？”
大厅白炽灯照下的一束亮亮的光斜在我俩中间，我远远地看着她：“不想告诉他们配方就不说，堂堂正正的，本来也不是应该说的。”
她紧绷的表情一垮：“我说了呀，他们不信！”
“我在你家吃过，你刚才说你的配方里有鸡精，不可能，我吃鸡精过敏，一吃就浑身痒痒，所以我知道里面不可能有鸡精。”
徐大婶愣愣地看着我。
“正经点儿说，这叫商业机密，凭啥说！”我反而不正经起来，笑嘻嘻地看她。
徐大婶老公捅捅身边的老婆，示意已经石化的她应该给个反应。徐大婶恍然两秒，嘴角不觉上扬：“商业机密，好词儿，好词儿。”
我俩互相看着，都绷不住，相视而笑了。怨不得她出品的美食滋味丰富，原来里面除了菜和肉，还有一个劳动妇女潜心钻研的智慧结晶呢。正因为这份成功来之不易，所以要像呵护襁褓中的孩童一样小心翼翼。没什么可不好意思的，这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足够点亮我们人生的宝贝。
看来不管做什么，头脑先行，才能创造宝藏啊。
一把碎花伞
我在地铁站执勤时，如果碰到突然下雨，看到站口有卖伞的小贩一般不会直接过去干预。一来为了便民，二来也为了站口通畅。
于是他们就开始得寸进尺。
有的小贩没底线，小雨时他伞卖十块钱，中雨时卖十五，大到暴雨时就奔着二三十开价了；有的小贩属于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型，看你不管他，下一分钟能蹿到车站台阶上去，再看你无动于衷，下一秒就能溜进站厅；最恶劣的小贩是，自己和同伴扮成乘客，去抢站务员发的一次性雨衣，把人家搞得弹尽粮绝之后，他们再占山为王。
他们还跟乘客吵架。乘客花二十块钱买了把伞，没走出几步伞劈了，乘客手上一乱，手机掉水坑里了。乘客翻回头和卖伞的骂起来，站口乱作一团。
从此我有点儿讨厌地铁口卖雨伞的。每次看到他们撅着圆滚滚的大屁股在纸箱子里边扒拉边吆喝时，我都会过去听听音。那些从头到尾都喊“十块钱”的，为了乘客我容得下，那些坐地起价恨不得烧香求雨的，我就全往马路上轰。
有时候人也挺奇怪，讨厌一个群体之后，哪怕见不到那些人，脑子里也会经常性地生起这股子厌恶来。下雨在外，看到满大街打伞的人就会想，他们其中哪一个会不会也吃过那种小贩的暗亏？看到哪把伞质量比较差，我也会特笃定地认为，一定就是地铁站卖的那种破伞，按下开关没反应，冷不丁还会“走火”，打开来“砰”的一声像放屁，撑着走不了几步就会变形。这帮家伙看老天爷脸色吃饭，心中却没有一点儿大爱。
去年有一次加班之后回家赶上下雨，我从辖区一座地铁站出来，看见站口一个老妇在卖伞。我本来无意买，一是身上没带现金，二是觉得雨点大小能忍受，便躲着她往外走。可能时值深夜出站的只有我一人，那老妇黏着我不放，从站口追到雨棚子下面一个劲地问我要不要伞。我说不要！她竟然还歪着脑袋问为什么。
我说没钱。
说实话，她长得并不面善，头发还梳成很古怪的猴顶灯形状，戴着一串很有夏威夷风情的大贝壳项链，倒像是在沙滩上卖泳裤的。为了不让她继续骚扰我，我很明确地摆摆手。
但接下来她眉头一皱，仿佛经历了一场短暂的思想斗争，最后把雨伞塞到我手里：“算了，送你了！”
然后她就要走。
我一蒙，想说不要，还未开口，她又自嘲地笑了：“嗐，你拿着吧，要不然我为这一把伞，回头再赶不上末班车！”
她两眼一眯，脚下生风地走了。头顶的大鼓包在夜色中一耸一耸的，有点儿逗。她打着一把黄澄澄的亮伞，想必是给自己挑的一把最可心的。想起了《我爱我家》中贾志新的那句台词：
“咱圆圆她姥姥还真有点儿人老心不老的意思。”
很奇怪，后来我再也没见到她。
那把伞头几个月我还把它放在单位，想着万一哪天在辖区里碰见她就还给她，但始终未能如愿。后来有一次下雨，我索性打着它回家了，直到现在，它还懒洋洋地躺在我的阳台上。
一把蓝底碎花伞。每次看到它，我都会多瞄上一眼。那种感觉很奇妙，好像是从苦涩的咖啡里寻着了一粒糖块，让人不自觉地嘴角上翘。从此我仿佛不那么抵触卖伞人群，哪怕碰到了当中的极品，也平和了许多。好在后来雨天卖伞的也多了起来，市场趋于稳定，没几个冤大头了。
这两天北京下大雨，再到地铁站执勤时，看见卖伞的小贩们，我多看了几眼。仿佛下一秒就能看见一个猴顶灯发型、戴着一串贝壳的大姐，带着一脸挺机灵甚至有点儿油滑的笑，用铜铃般的声音说：“嘿嘿，要伞吗？”
失控的母亲
多年前，我们出警控制了一个在地铁站发病的精神有异常的人。是一个小伙子，挺壮，发起癫来见谁抡谁。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他按住，带回所里，想办法联系他的家属。
可能是他家里人怕他走失，把家属联系方式放在了他的衣兜里。
很快，他的父母来到我们派出所。两个老实巴交的老人，父亲沉默寡言，母亲一筹莫展。他们带着儿子一大摞的诊断病例告诉我们，两人原来都是老师，一个教语文，一个好像是教地理。近年来因为儿子的病情越发严重，都办理了提前退休，双双照顾儿子。但毕竟年事已高，有时候还是看不住他。
我说：“那你们应该把他送到医院里治疗哇？”
“治着呢，但他是间歇性的，没事儿的时候还是挺好的。”母亲讪讪地辩解。
我无话可说，但因为这一次这个男子发病实在严重，我们还是和他父母一起把他送到了附近的精神科医院进行治疗，并建议他们，最好还是住院。
后来又过了一两年的光景，那个男子又来到我们辖区，这一次是随地大小便，还对提醒他的乘客破口大骂，又“二进宫”地来到我们这里。
因为对他印象深刻，我们好生照看之余，赶快联系了他父母。
这次等了两小时他母亲才姗姗赶到。我看见女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她苍老了很多，也不像上次来的时候那样整洁从容了，头发散着，衣服也不甚干净，两眼有些空洞，从进门开始就无法聚焦，反复地问我有没有粗暴地对待他、有没有让他受委屈。
我们跟她解释了很多遍她都不相信，她掰着儿子的手背，指着上面的一块稍稍发红的皮肤大声问我：“那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儿？！”
我当时委屈极了，他儿子发起病来外人根本近不了身，我和同事不被打就不错了，哪还有本事欺负他呀？
我如此一说，她的情绪更加激动，后来干脆坐在我们大厅不走，要我给个说法。
从她说话颠三倒四的程度，我隐隐觉得她有些不大正常了。
几经周折，我们联系上了这个男子的父亲。老父亲匆匆赶来，认出了我，表示感谢。我说：“您也别说什么谢谢了，您爱人还对我们有点儿误会呢。”
老人很是一言难尽，说这几年时间，他有时候在外面打零工，老伴长期在家陪护儿子，为了照看儿子基本足不出户，慢慢地，老伴的精神也出问题了。
我问：“那还是没让您儿子住院治疗？”
老人说：“她不同意呀，她就要自己照顾。现在她自己也成了这样，我就更劝不动她了。”
老人去安慰自己老伴，但老伴情绪越发激动，甚至指着我破口大骂。我看着她蓬头垢面的样子，几乎能想象出她在差不多与世隔绝的家里，每日与自己患病的儿子交流做伴的日子。儿子的急躁、无理、时好时坏的状态一直吞噬着她的耐心，她的情绪、外表也跟家里的秩序一样，逐渐从体面条理变得杂草丛生。
荒芜真的能粉碎希望。也许她对于儿子康复、就业、结婚生子的期待，逐渐退守成自己能有一个安稳晚年的乞求。但当她发现连这一点也正在沦为奢望的时候，她自己也成了那股折磨她的愁念的帮凶。
日光挪移，人真的很难不被改变。想到了《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的结尾，叶如棠满头白发、双眼呆滞地坐在冰雪中练摊的样子。
所以，她的这种宣泄忽然令我有些感动。她越是无理纠缠，我就越是沉默。
“你们到底打没打他！小兔崽子！”
她冲我龇牙咧嘴。
我看着她，最后说了句：“您辛苦了。”
她不期然住了嘴，似乎感觉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但可以确定的是，从我说完这句话到他们一家三口离开，她就再也没骂过粗口。他们走出门口时，我跟在后面看了看，看见这个母亲抬起胳膊，轻轻擦了擦眼睛。
人间早点铺
徐英侠是位老大姐，在地铁站早点铺里卖包子。
经常给我找麻烦。
我是怎么注意到她的呢？是因为有一天早上我去站口上勤，忽然看见早点铺子门前聚满了人。凑过去一看，是一位男乘客正和窗口里面的女店员互相“口吐芬芳”。店员腰板的柔韧度真是可以，半个身子都躬到了窗外，要不是她正在脸红脖子粗地骂街，我真感觉她就是下一秒要飞出去拯救地球的蜘蛛侠。
因为早点铺位于站外通向站口的必经之路，所以一时间吸引了不少乘客围观。
我赶忙过去查看情况，但是等我站在风暴中央时，我却陷入了尴尬的迷惑。男乘客和女店员都在用各自的方言骂对方，这两种方言我哪种也听不懂，再加上他们语速极快，导致我压根就弄不清楚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尝试询问男乘客缘由，但插不上嘴，我扭头劝女店员，同样被直接无视。我一看没办法，不能让地铁站乱套哇，只能朝女店员大吼一声：
“你！别说了！停！”
女店员这会儿才真正注意到穿着警服的我，终于哑了火，眨着眼睛看我，好像在等我接下来的话。那名男乘客也把头转向我。
我却没了话，因为我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们如同通过虫洞相逢的三种外星生物，在那两秒钟大眼瞪小眼。
空气干硬到几乎掉渣。
男乘客见时间不早了，最终嘟囔了一句牢骚话，甩着胳膊先行离去。
围观的乘客也都讪讪地散了。
女店员又来了劲，双手叉腰，朝对方离去的方向要开骂，被我连忙喝止：“不许再骂了，听见了吗？”
她扭头看我，终于说了一句普通话：“你咋光说我不说他？”
我这才得以仔细打量眼前这位看似朴实无华的劳动妇女。只见她四十来岁的年纪，面庞微圆，肤色暗沉，皮肤不太好，鼻子像是一颗刚出锅的大烧卖，滴滴点点的还挂着雾气蒸凝成的水珠。脸上最生猛的部分莫过于双眼，一双总是好似发怒一样的眼睛，里面似乎蕴藏着无尽的邪能，你冷不丁看上去，会觉得她是个隐藏在凡尘烟火中的黑道卧底，正在殚精竭虑地四处搜寻敌对势力。
慑于她莫名其妙的威严，我只能硬着头皮打官腔：“你是服务行业的，不能跟顾客争执，再说你们骂来骂去，挤在这里的人越来越多，出了事儿怎么办？”
她翻了一个白眼，骂骂咧咧地把身前的一个笼屉盖取下来，竹片盖子碰到铝合金锅台，砰砰乱叫，狼藉一片。
我当时就有点儿火大，地铁站这么多商亭商贩，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横主儿。就在我要找她老板时，忽然来了两个乘客买包子，我便忍下了这口气，继续朝着执勤点位走去。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店员叫徐英侠。当时我就想，这名字总算不辜负这个人的气势，多么霸气豪横！
没多久，徐英侠女士又跟顾客发生了争执。
这一回我终于有幸弄清楚了事情原委。原来早点铺除了包子之外，还卖豆浆。那豆浆是锅台上的一台豆浆机现磨出来的，再由徐英侠将塑料杯封好，递给顾客时多是温热甚至滚烫的。为了防止客人烫伤，杯子上印着小心烫嘴的温馨提示，但仍有不少火急火燎的客人“中招”。今天有一位乘客就嘱咐女店员，给他挑一杯不那么热的豆浆，徐英侠满口应允。
没想到乘客拿到豆浆后一嘬，皱了眉：“这怎么还是这么热的呀？我不是跟你说了要凉的吗？”
“这就是凉的呀！”
“给我换一杯。”
“你放放不就凉了！”
“你不是说这就是凉的吗？”
“神经病吧你！”
好家伙，仇恨值立刻拉满，双方就此开战。
我在派出所里用了足足二十分钟时间劝说徐英侠给乘客道歉。徐英侠一开始拒不低头，但眼见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生意是耽误不得的，也就硬着头皮认了。乘客走后，徐英侠也要离去，还愤愤不平地甩出了句片儿汤话：“哼，光说我不说他。”
这回我可不忍了，当面㨃回去：“乘客有错吗？你自己没挑好豆浆，要凉的给热的，差点儿烫了人家嘴，到底是谁不对？”
她止住了即将出门的脚步，半回头看了我一眼，然后低头搓了搓手，嘴硬地说：“你又不是卖货的……”
“我是不是卖货的，相反我很多时候都是顾客，所以我只知道花钱，买到对的商品和服务就对了，大家到你那儿买东西不是找气生、找病受的，所以你卖东西要认真一些、客气一些，知道吗？”
“你又不是卖货的。”她满腔悲愤地往门外走，嘴里唠叨的竟然还是这句话。
我说：“你站住。”
她很不忿地站住迎战：“咋的？”
这时徐英侠的同事走进了派出所大门。同事是个矮矮的小胖子，见徐英侠来了派出所好久不出来，预感不大好，便过来查探情况。见我俩剑拔弩张，胖胖的男同事赶忙打圆场，一边哄徐英侠先行离去，一边又过来朝我点头哈腰地递烟。我说我不抽，小伙子又扯着我在门厅的塑料椅子上坐下，一口一个哥地叫着，说：“您千万别跟她置气，她就是这么个人，我也天天头疼呢！”
我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担忧：“她这个样子，以后还不知道要惹出多大的乱子呢！”
“您多包涵，多包涵。”
小伙子好话说了一箩筐，我没道理不给他台阶下，便好生嘱托了一番，希望他平时能多以同行的身份感化徐大姐。她不是说了吗，我不是“卖货的”，我没有资格说她，但她的同事总可以吧！
小伙子满口应允，挠着头皮起身离开。
我坐在椅子上老气横秋地叹气，折腾了这么大阵仗，就是这么点儿破事，心累得好想退休哇。
小伙子可能是听到了我的叹息，扭头又看了我一眼，挥挥手又道：“啊，民警大哥，我还是跟你解释一下吧。其实那些豆浆做出来呀，都是滚烫的，我们一杯杯接完、封好、码放齐了，手本来就热得不行，所以选的时候，难免摸不准温度，摸到相对凉一点儿的，就觉得这杯肯定已经放凉了，实际上不知道它还没凉透呢。”
我愣住了，一时不知说何是好。
怨不得呢，有时候看见早点铺的店员们会在几个手指上缠上橡皮膏，就跟弹古筝的乐手似的，原来是因为这个。我曾经在那么多个早上喝了那么多杯温热的豆浆，从来没有想到过，每一杯豆浆刚出炉的时候都是滚烫的，而那些店员，每天要触摸成百上千杯。
换作我，别说是根据温度来挑拣了，就是让我整齐划一地把它们码好，恐怕都要煞费周折。
所以徐英侠才会说我“又不是卖货的”。我不是她，怎么能理解她的辛酸？
晚上我佯装无事地溜达到徐英侠的商铺。这间商铺的老板是个人精，早高峰卖早点，晚高峰则摇身一变，改卖一些烧饼、花卷之类的面食。我过去时，徐英侠正一边在简陋的水池子边洗手，一边嘱咐身边和面的伙计不要把面发得太久。
她半回头看见我，先是一愣，旋即快速转身，浑身上下写满了警觉。
那如临大敌的样子有点儿搞笑。
我故意拿出点儿劲头儿，吆喝道：“那个，刚出锅的有什么呀？”
她跟没听懂似的回不来神。一边的伙计答道：“掉渣饼！”
“要一份。”
徐英侠回过神来，赶忙切饼抻袋，一套动作如行云流水，然后特有诚意地把成品递到我手里。看样子她冷静的时候，还是对我有所忌惮的。但我要的不是这种态度哇，你表现得这样纯良，让我怎么重拾上午的话题呢？
我抬手扫码，她说：“不用给钱啦！”
我付完了钱，假装很漫不经心地瞥了她一眼：“上午为什么不把话说完？”
“什么话哟？”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形容，只能答非所问：“下次呀，别一口气做那么多杯，又烫手，又容易乱，少做点儿，大家买的时候看见你都是现打的豆浆，也就没人挑烫不烫的了。”
她很认真地听完，脖子一梗：“那说不定门口要排大队咧。”
我一听，也是呀！这小小的通道里要是站满了人，也够我们维持秩序的人喝一壶的。
见我一时语塞，徐英侠又嘿嘿乐了：“我说着玩呢。我下次注意就是了。”她指指洗手池边的小桌子上放着的一只绿色小盆：“下回我放一盆冷水，刚做好的就放里面降降温。盆我都准备好了。”
劳动人民的智慧呀。我忽然有点儿不好意思起来：“没毛病。”
然后我才发现旁边的面点师傅早就停下了手中的活儿，正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见徐英侠提到了盆，他朝我苦着脸说道：“那是我放薄面的盆，让她劫走了。”
“薄面放哪里不行，你放在碗里嘛！”徐英侠登时横眉立目，紧接着一串外星口音从她嘴里狂飙而出。大师傅秀才遇见兵似的往后缩了缩，朝我投来求援的目光。我赶忙跟逃难一样离开了。
管不了哇。
但是想到那只挺可爱的小绿盆，我又不期然地笑出了声。
忘年冤家
我刚上班实习那年，地铁站有个大妈，胖胖的，大脸盘，总穿着一身黑不溜秋的衣服，戴一只红袖箍，走路外八字，瞅什么都挤眉弄眼，浑身上下都写满了“我不好惹”。
我猜这大妈的芳名一定是什么“李春兰”“赵秋菊”之类，霸气扬威，地气接得不要不要的。
果不其然，有一天她就跟我杠上了。
那天我快迟到了，跑到员工通道要进站，平时熟识的站务员小姐姐不在，我一把推开小门就要往站里跑，忽见远处飞来一个人，那阵势，跟个幽魂开了挂一样，刹那间就把我拦在了门里。
“你哪儿的？谁叫你走这儿的？”
我说我是盯这站的民警，我要去警务室。
大妈扬起三角眼，整个人如包公上身一样，又狐疑又深沉地用下巴点我：“工作证给我看看。”
我说我实习呢，没发证件，这站的站务员都认识我。
大妈对我私跨雷池的行径非常不爽，一脚踩在小铁门的门槛上，用伟岸的身躯拦住我，然后大喊着站务员来跟我对质。站务员在远处不明就里，在大妈的一再要求之下，只能穿越人流来解救我。
那时我刚上班，脾气也差劲，再加上着急换衣服上勤，心中对大妈十分光火：“较什么劲哪！”
“你说什么呢你？什么素质呀？”
嗬，“较劲”是骂人的话吗？这也能上升到素质问题？就知道大妈爱上纲上线。而且瞅她现在这态度，根本不是例行公事，反而是要故意耽误我的时间。
“较劲，较劲，较劲，较劲。”我一生气，连说了好几句。
始料未及的是，她竟然哭了。两眼一眯，龇牙咧嘴。我的天！
那天的事儿过了后，我跟这大妈成了这座小小地铁站里一对天造地设的忘年冤家。她好像和我对班，我来她来，我走她走，每天打无数回照面，但从不说话。她的工作模式也很松散，有时候帮着乘客刷卡，有时候跑跑颠颠地帮站长传话。她的脾气的确暴躁，有时候会大声跟乘客争执一些车票问题，有时候会带着一脸大佬的表情，跑到站台上对着黄线里的乘客颐指气使。
总之，大妈无处不在，有时我进站的时候她在安检机处，我上个厕所出来，她又在洗手池子前洗手；我在站台上和她狭路相逢，刚走半截楼梯，又发现她站在转角处抠鼻子。
天冷时，她扫雪也是一绝。那时候我们帮着站里清扫，就看这家伙如同二师兄一般，扛着一只大扫把，歪七扭八地就出了站口。嘴里狂吐白气，胸口像鼓风机似的剧烈起伏。但凡她清扫之处，周围飞沙走石，别说雪了，连乘客都没了。
后来有一回差点儿又和大妈发生接触。那次我下班，想打个车去别的地方办事，身上没现金了，想着管站务员小姐姐借十块钱。小姐姐很快把钱给我拿过来，又补上一句：“管大妈借的，我这儿也没钱。”我顺着她的手指一看，大妈正站在厅中央，跟个巡视员一样巡察着四周。
“别说借给我的。”
“……我知道。”
没想到话刚出口，就见大妈忽然鹰一样地看着我。真怕她发现后，飞也似的过来，一把把钱从我手里拽走。
好在没有。第二天我上班就又碰见了大妈，本想直接把钱还给她，但实在没能鼓足勇气，便灰溜溜地把钱交给小姐姐代为转交。
又过了几个月，我调换了车站，从此便没见过大妈。
转过来第二年开春，我去那座车站办事，听站务员说，大妈已经回家了。她有糖尿病，腿脚不灵便，早就不适应地铁站里的工作了。走下站口的台阶，我似乎仍能看见一个肥硕但刚劲的身姿，挥着大扫把在清扫积雪的场景。忽然发现，没了这个身影，这地铁站似乎也少了点儿什么。
冷风一吹，地上堆放的残雪释放出层层冷气。我忽然有点儿惆怅，其实有很多机会能跟大妈再说两句话的。虽说大妈泼辣骄横、小孩儿脾气，但我又凭什么要求人家如同圣母一般慈爱识大体呢？话说回来，一个挺糙的大妈，不管怎么说，至少还让人觉得挺靠谱的。
我可能少一个抱歉，抑或是一个谢谢。但我忽然发现，如果我很正式地跟她说出这些话，仿佛又不太适合她的画风。想要不违和，就应该在一个特别不经意的场景，“啪”地一拍大妈的肩膀，扯着嗓子来一句“大姐，那天对不住了呀，你可别记恨我，哈哈哈哈！”，或者“那天多谢大姐相助，大姐侠肝义胆、古道柔肠！”。她说不定就会翻着白眼邪邪一笑，从此化干戈为玉帛。
但似乎永远也不会有那么一天了呢。
此时正好有个站务员哥们儿走了出来，我向他打听大妈的状况。那时候我才知道，大妈是街道的志愿者，没有任何工资。
唉。
天桥梦
我们辖区有一座地铁站是地上站，外面连接着一处过街天桥，像钢铁巨兽伸出的一条长臂，下面是川流不息的公路。天桥很老，却异常坚固，再多的人走在上面，桥板也不会产生一丝晃动。据我们派出所的老师傅说，地铁站刚刚落成时就有这座天桥了，它几乎成了地铁生态链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有一阵子，我被派到这座地铁站工作。
但老实说，我不太喜欢这座天桥，总觉得它看似便利，实则台阶不少，而且伸展得过长，令人出站总要费一番周折。而且周围还老有小贩追逐商机，经常三三两两地跑到桥上摆摊。天桥不比马路，琳琅码放的各种商品经风一吹，保不齐就会往下掉，容易砸到马路上的行人。再加上有时候一些乘客会在摊位前挑挑拣拣，严重影响后面出站的人群，所以我有时候在客流高峰时段会去天桥上治理一下这些摊贩。
一来二去，天桥就成了我的重要活动范围。虽然后来在我的治理之下，摊贩们都退避三舍了，但有时候我还是没事儿过去溜达一下，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之余，也能登高望远地获得一些放松。
时间一长，我发现每到晚上六点左右，天桥中央的栏杆边有时会站着一个中年男人，看上去文质彬彬，戴着一副似乎是七八十年代文人标配的大框眼镜，虽然两鬓有些斑白，头发却很茂盛，经常被风吹得有些凌乱。
一连好几次我都在那个时间点看见他站在栅栏边，痴痴地望着桥下的车水马龙。
马路上除了车来车往，什么都没有。
后来我一想坏了，这人不会是想轻生吧。地铁站的自杀事件我也处置过几起，虽说都是有惊无险，但想想其实都挺后怕的。那些人最初都是在站台上很愁肠百转地观望或者转悠着，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漫无目的，独来独往，跟这个人很相似。
想到此处，我一度非常紧张，便走上前去问他需不需要帮助。那男人见身穿警服的我很戒备地问他话，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啊，没事儿，我刚出地铁，一会儿就走，没什么事儿。”
很多想自杀的人都这么说，然后趁你不注意，噌地往下一跃，到时候就什么都晚了。于是我佯装离开，走到站厅里偷偷望着他。
然而那男人确实也像他所说的那样，大概只过了二十分钟，就扭头离开了。
也许他只是一个不着急回家，想沿途看看风景的人吧。
后来又在天桥上看见那男人几次，他还是出现在那个固定的位置朝下面凝望，有时候双手还会很自然地搭在栏杆扶手上，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刚刚走入乡村的支教老师，或者是二十世纪百货商场里扶着玻璃柜台的售货员。总之无论是哪种形象，都脱离不了那种普通到极致，甚至有些土里土气的气质。
我也就没去叨扰他。
只不过有一次和同事聊天，我无意间说起了这件事，对方忽然一语点醒了我。这个同事当时在另外一座每天客流量很大的地铁站执勤，经常能碰到很离奇也很狗血的事情，我一些所谓的新鲜见闻，在他眼里都是很稀松的鸡零狗碎，根本不值一提。他听到我这样描述那个中年男子，当即断定：
“哎呀，就是一个有中年危机的男人，下了班不想那么早到家，要么躲做饭，要么躲哄孩子，要么躲家务。嗐，反正这种人经常有！”
“真的假的呀？”
“当然是真的。那天我还遇到一个男的，下了地铁不出站，靠在站厅窗户边打手游，一玩玩了俩小时。后来一问他，他说每次一回家就看见媳妇脸红脖子粗地给孩子辅导功课，母子俩经常吵得不可开交，晚饭都吃不踏实，他实在受不了，就干脆晚点儿回去。”
我无言以对。脑海中那男人朴实安详的脸上，不禁笼罩上了几分心机感。看来越是其貌不扬的人，内心戏越多呀！
不过会是这样吗？我真是愈加好奇了。
下一班值班时，我又在天桥上看见了他。这天大风降温，他穿了一身黑色的风衣，领子里还缠了一条浅灰色的围脖。他手上戴着一副皮手套，手指中夹着一根香烟，正一边默默地抽着，一边和以往一样，朝着天桥下有些怅然地望着。
他余光好像瞥见了我，抬高一只手臂向我摆摆。
我不解其意地走过去，他把烟头蹭灭捏在手里，有些愧赧地笑了笑：“是不许抽烟吗？不好意思呀。”
他看起来比我大了十多岁，反倒令我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顺势问道：“我好几次看见您在这儿了，到底在看下面的什么呢？”
“哦，没啥，”他好像有些不知道怎么措辞，“半年前我家老太太没了，我见她的最后一面，就是在这个天桥上。”
“啊……”
好像是个悲伤的故事。
大家知道我喜欢听故事，尤其是普通人的故事。所以，我们站在微风轻拂的天桥上很自然地攀谈起来。
男人告诉我，他是上大学时来的北京，然后他发现，北京和他老家简直天差地别，尤其是这份繁荣，几乎和他幻想中的实现梦想的圣地一模一样。从此他为自己定下目标，就在北京扎根，哪怕吃再多的苦，也要在这里闯荡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毕业之后他无比勤奋，最开始一边打工一边考公务员，考上之后上了三年平平淡淡的班，又辞职下海，跟几个老同学一起倒腾电子产品，在中关村卖了好长时间的电脑。再后来电商挤占市场，中关村慢慢不行了，他又做过保险业务员、房产销售员，还和人合伙开过健身房。那些年他在商海浮浮沉沉，虽然漂泊不定，但因为拼搏卖力，也攒了不少钱，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套小房子。不久之后，他在这里娶妻生子，终于有了一份安稳的大城市生活。
男人有个弟弟，父亲过世后，母亲就在老家随着弟弟一起生活。他在北京逐渐站稳脚跟后，也时常把母亲接到北京来住。虽然家里房子只有五十平方米，但好在妻子温柔贤惠，从没把老人当累赘。两人甚至还合计，等他们再攒点儿钱，就换一所稍微大一点儿的房子，方便孩子做功课，也能更长久地照顾身体日益多病的老人。
说起男人的母亲，是个典型的苦命又坚强的劳动妇女。男人高中时父亲因为工伤死在了手术台上，母亲一个人靠在镇上做油泼面，把他和刚上初中的弟弟拉扯大，一直没有改嫁。少不更事的他那时候没觉得家里少个大人是多大点儿事儿，直到他自己成家立业，他才总在焦头烂额中感到不可思议：这个女人到底是凭着多大的毅力，克服了多么不可想象的困难，才凭一己之力，把自己和弟弟培养成人？
每每问及此事，母亲都远不似那些动辄告诉儿女自己有多劳苦功高的老人那样，而只是淡淡地笑着，用乡音未改的老家话轻轻说道：“嗐，那时候养孩子不像你们现在这么辛苦，再说你们哥俩也争气，没让我操过心。”
真是这样吗？
他清楚地记得，高二时他跟同学打架，老师把母亲叫来学校训话，是母亲在走廊里跟对方家长鞠躬认错才令自己免于被学校处分；高考的头几天，他忽然发起了高烧，是母亲连夜跑到村里唯一有私家车的邻居家求爷爷告奶奶，让人开车把他送到镇上医院打吊针；弟弟放假回家自己在家做饭，不小心把小厨房燎着了，火势一度蔓延到邻居家，是母亲拿出家里存着的当年仅剩的一点儿父亲的赔偿款，给邻居家翻修了半间屋顶才了了事。
所以，年迈的母亲越是轻描淡写，他心里的愧疚就越是重若千钧。自己在北京有家有业之后，他没办法总回老家看望母亲，所以只能想着有朝一日把她接到自己身边长住，来换取一点儿心安。
然而这个计划仅仅停留在空想阶段时，母亲就突然去世了。心梗，特别突然，在弟弟家她自己的小屋里，睡着就没再醒来。
听到这里，我的心情跌落到谷底。原来至亲的离去，可以在撕心裂肺的告别中，也可以在一无所知的睡梦里。
办完母亲的后事，男人回忆起，当年母亲最后一次来北京，一家人准备坐在饭桌前吃晚饭时，男人忽然接到领导电话，让他去东北出差。爱人匆忙帮他收拾了行李，他胡乱扒拉几口饭就拎着箱子下了楼。下楼没走几步，母亲忽然在身后叫他，原来她给自己拿了顶毛线帽子，说东北冷，让他戴上御寒。
老太太舍不得儿子，非要送他到地铁站。男人当时心里还有几分不耐烦，母亲步履缓慢，他还着急赶高铁。到了天桥底下他说：“您回去吧，这儿台阶太陡，您就别上来了。”
母亲说：“好。”
男人飞快地走到天桥上，就走到现在这个位置时，下意识地看了桥下的母亲一眼，发现老人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便挥挥手让她赶紧回去。母亲这才缓缓转过身，在夜色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归路。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她当时就是顺着那条路走的。”男人抬手指指下面，我看见宽大的柏油马路边，有一条深灰色的便道。便道旁边栽着一排杨树，此时秋意萧瑟，树叶大都成了黄色，在风中连成一片，像月下的麦田一样轻轻波动。
偶尔有一两个行人从便道上匆匆走过，平淡无奇，但男人的目光始终回不来。
随后他揉了揉眼睛，骂了句脏话，嘟囔着说：“风真大。”
我难受得不行，想说几句宽慰的话，他却有几分局促地摆了摆手，像要逃离似的说了句：“先走了，回见！”
想起一句话，其实这世上所有的劝慰，对方都先于我们一步领悟，因为他们才是真正想从事件中解脱的人。但是领悟了又有何用？灵魂不似四肢那般受控，习惯于接受我们总是迟到的内心的审视。有些劝解的话不说还好，说了反而徒增伤感。也许早已过了不惑之年的男人认为，站在这里听一个看似不谙世事的小青年给他宽心，不亚于伤口上撒盐的折磨吧。
相反我却很感谢男人能够袒露给我这段心事。它让我明白，离别之地不一定有繁花盛开，也不一定有诗和远方，可能就在我们脚下，便深深刻着某个人的抱憾终生。我们匆匆路过的时候，不知道错过了多少个心思凝重的脚印。
且行且珍惜。
PART 3
地铁站作家
有一天，我发现我们地铁站外的广场上来了一个新的摆摊人。我过去瞅了瞅，觉得那可能是我在这里工作这么些年，见到的最特别的摊贩。
这个人在卖书。
老实说，来过地铁站的摊贩千奇百怪，离谱到有什么卖金鱼的，卖狗的，算命的，哪怕他们兜售的产品和服务再离谱，也都不如这个卖书人给我的迷惑大。
这年头，竟然有人在地铁站外摆书摊？会有人买吗？
且不说早晚高峰的北京地铁挤得人们前胸贴后背，哪怕是四周有空间，恐怕大家也只会对着手机聚精会神。十年前，地铁里还有卖报纸的，现在，别说是报纸了，就是带地图的小广告都没了。这些年间，印刷品好像已经成了老古董，就像是谁也不会拖着一只镏金镶边的景泰蓝花瓶乘坐地铁一样，我甚少看见车厢里有捧着一本书埋头苦读的乘客。连苦哈哈的学生党都包括在内。
于是我走上前去，一方面想要看看这个卖书人到底在卖什么书，另一方面也要劝他把摊子摆远点儿，毕竟他离地铁口有点儿近，很容易影响乘客出站。
我走过去，发现那是一位身穿黑色西服的中年男人。男人戴着一副很有年代感的四四方方的茶色眼镜，头发梳成很平整的中分，面目平和，后背微曲，坐在一只小马扎上，双手很规矩地搭着膝盖。他面前摆着一块硕大的花布，布面上整齐码放着几摞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