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回 ，这大哥又在某个城乡接合部迷路了。给我打电话，我说：“哥，你开导航啊！”
大哥说：“我2G网络呀！”
没办法，我打开手机帮他定位，问他：“你周围都有什么？”
“一个妇女在卖馒头。”
“……”
后来小哥再给我打电话，我基本上再也没有了那种将迎快递的欣喜，而是发自内心的恐惧：他又搞什么飞机？
昨晚我正在奶奶家吃饭，刚要下筷，他的电话打来。
“马哥，这回可坏了事了。”
“怎么了？”
“我把人家快递弄丢了，现在人家要报警！”
“没事儿，你这又不是故意违法，赔点儿钱，下次注意——你把人家什么弄丢了？”
“身份证。”
“……”
想起前几天一个新闻，快递员因为送件争执被客户打到医院里，我赶紧劝他：“不管怎么说都是你的不对，千万别跟人家吵，不行就让公司出面，你可别一时冲动啊。”
他完全没了往日的快言快语，说话都是带着哭腔：“可是公司知道后一定会处理我的……”
我说：“那也没办法呀，身份证也不是你私下能赔给对方的。好好跟对方解释解释吧，一定别干架呀。”
一会儿他又给我打电话：“马哥我去派出所了。”
然后就失联了。我想：完了，小哥这回算是要彻底告别快递行业了。
唉，早就跟他说少接点儿单子，忙中出乱，捅了大娄子，让人惋惜。
那顿饭我也吃得索然无味。
饭后，小哥又给我打来电话。我赶忙问怎么样了。
“没事儿，哈哈，客户没为难我，去派出所也是客户准备补办身份证，让我证明确实是证件丢了。马哥，我继续去跑下一家了啊！”
我赶紧说：“你可仔细着点儿吧！”
“嗯哪！还是好人多呀！”
他又恢复了往日的快活，破涕为笑。
真好。
老男孩儿的少年心
刚上班时，我遇见过这么一件事。
一大哥很晚来到我们派出所求助，说自己手机和钱包丢了，想跟我借两块钱坐地铁。
我当时有点儿奇怪。人丢了手机，来到派出所肯定先是报案哪，至少是询问一下能不能调监控啥的，而这个大哥却只是很羞涩地借钱坐车，心也忒大了。所以当时我严重怀疑他只是来诓钱的，并没有丢手机。
“东西丢哪儿了？”
“……”
最后他才支支吾吾地说，丢在网吧了。
他说自己本来当天应该加班，打电话跟老婆说完后，领导忽然又说不要加班了，让他回去。于是他晚上就空出了大把的时间，他回家的路上，无意间看见了一个电竞比赛的视频，忽然热血沸腾，心想反正也不着急回家，干脆去网吧爽一把。几小时之后他离开时就把包落在了座位上，再回去包就没有了。因为去网吧的事儿不敢让老婆知道，所以他也不敢让她来派出所接他。
我心想就这事儿啊？我以为嫖娼被仙人跳了呢。
我说：“您也太逗了，就因为瞟了一眼视频，就奔网吧去了？那您要是看个登山视频，还不奔珠穆朗玛峰去呀？”
大哥笑了：“我忽然想起了当年在大学里，我们兄弟四个熬夜联网奋战时的景象。激动了，一时没有忍住。”
这件事我记了很久很久，直到现在。
当时觉得难以理解，现在回想起来，多少有一点儿感动。
很多人总是感叹年华易老，可我总觉得青春从未离去。就像这位大哥一样，哪怕被生活和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早生华发又面目油腻，内心却仍给年轻的自己留下了小小的一隅。
我现在能够隐隐察觉到他当时去网吧的冲动。那劲头，应该有点儿像喝了两口，又不太高，忽悠忽悠地想找找某种久违了的良好感觉。如果仔细琢磨一下，这感觉的氛围里应该有昏黄的日光，悦耳的欢呼或是低微的细语，老旧的汽笛声，潮乎乎的雨季。我不信这么形容你没有共鸣，因为哪怕我们的青春不太一样，它们都会以大同小异的形态在我们的心里蛰伏。
岁月其实挺狠的，让我们奔波劳碌，让我们忍受和臣服，把我们搓磨得没了一点儿棱角。但也正因如此，少时的轻狂和无畏，我们才不忍舍弃。那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珍贵的时光。就好像我们与生俱来的一颗宝石，走夜路时为了不被强盗发现，我们把它深深揣进怀里，再也不敢拿出来。
烟花下的蛋炒饭
有一年过年我值班，凌晨三点多接到报警说有人不停地拍地铁站厅大门。经验告诉我，又一醉鬼大人闪亮登场。
果不其然，是一位满嘴酒气的中年男子。男子穿着大棉猴，拎着两个行李包，形象上有点儿像落了难的李达康，就称呼他为康哥吧。
康哥两点多钟就来到地铁站广场了，广场上灯光寥寥，他身下连个影子都没有，于是每过一会儿，他就去拍已经关了的大门，直到最后停不下来。地铁站至少要五点开门，我让他再等等，要不然就跟我去派出所。
康哥打了一个酒嗝，手在空中乱七八糟地比画：“我又没犯事，去派出所干啥？”我说：“那你再等等，一个多钟头后就开门了，别乱拍了！”
不知道哪里传来了“咚”的一声爆竹响，康哥吓得酒醒一半，连连宣誓：“我错了，我不拍了！”
我就回去了。
半小时之后，站务员又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康哥还在拍门。
“啪啪啪！”“啪啪啪！”好像王雪琴又杠上了傅文佩。
我有点儿恼火：“你不是说不拍了吗？”
康哥说：“我想买早饭吃呀！”
“你不刚喝完吗？”
“再吃点儿，好赶路回家！”
“站厅里又不卖早点！”
他跟打猎似的四处乱瞄：“那哪儿有？”
我看了看，广场上啥也没有。面包房和商亭早在半个月前就歇业了，摊煎饼的胖大姐和卖灌饼的小夫妻也早就回了老家。曾经水泄不通的存车处只零零星星存着几辆残破的自行车，老张卖水果的板车停在里面，已经好几天没挪过窝了。
这个节日这个点儿，要是忽然冒出一个灯火通明的早点铺，恐怕才是见鬼呢吧！
康哥很失望。他在风中努努嘴，说：“我要进去。”
我怕他继续拍门，跟他聊了几句。
康哥告诉我，他要回老家。去年他新得了胖孙女，还没来得及去看呢。他在北京一个农业大棚务工，负责拉货、喂锦鲤、给盆景喷水。金鱼和盆景都离不开人，店主问工人谁能晚走，给加钱。康哥眼珠一转，反正除夕之后走票好买，路上还舒服，干脆接下这一票。这不，明早别的伙计来接班，他就美滋滋地收拾了行李，又喝了两口小酒，心潮澎湃地跑来地铁站啦。
我用认可的眼神看他：“不错。”
偷偷看表，离开门还有一会儿呢。
康哥说完自己的各种历程，又回归本质：“我要买早饭。”
我说：“那我给你弄早饭，你可答应我不许拍门！”
“拉……钩！”
“你等着。”
回到所里副所长问警情解决没，我说了这情况，领导说：“后厨还有点儿炒饭，给他盛点儿吧。”
我盛了一盒炒饭，还放了几根咸菜丝。我端着炒饭穿过广场，走得快极了。真怕一阵风把米粒都吹我脸上，或者碰见群众议论我：“哎哟，这警察是不是梦游呢？”
康哥在地铁站台阶上看了看，做了一个捋胡子的手势，接过来说谢谢，然后小小地吃了两口。从他的表情我看出来，他对我们大厨的技艺颇有微词。
“北京的最后一顿了！”
这会儿马路对面突然有人放起了烟花。红红绿绿的焰火划过天空，康哥脸上的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也都变得红红绿绿起来。
康哥放下炒饭，认真看那烟花。
笑了。
山西和慧茹
我刚来我们地铁站时，一直想给站外的摊贩和黑车司机立立威，让他们别老跟马蜂似的骚扰乘客。有一天，他们又一股脑儿挤到出站口叫卖，被我一网打尽。
带回所里召开思想整顿大会！
过了一会儿，一个挺秀气的大姑娘跑来找我，说我抓错了人，把她老公抓进来了。我说你老公谁呀？大姑娘抬手一指，我发现墙角站着一个黑不溜秋的瘦男人。男人半弓着身子，好像水底一只夺不着食的虾米，讪讪地眨着眼睛，又有点儿贼乎。
我问：“你是卖什么的？还是黑车司机？”
他还未答，就听众摊贩一阵哄笑：“他是大傻子！”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给地铁车场抬杆的保安。因为是山西人，大家都叫他山西。大姑娘是他媳妇，叫慧茹。山西有时候会被门口的黑车司机蛊惑去站口为他们揽生意，慧茹则在不远处的商亭里卖货。
我也是俗人，也会有一个很世故的疑问：山西其貌不扬，又傻气呵呵，怎么能找到慧茹这么一个体面媳妇？后来才知道，慧茹家里穷，最早出来打工时碰到人贩子差点儿被拐卖，侥幸逃脱来到北京，身上连证件都没有，只能打打零工，后来就跟那时候也打零工的山西认识了。山西虽然人傻，但从不骗慧茹，慧茹就跟了山西。
不仅领到了好人卡，漂亮媳妇也没落下。这家伙真是傻人有傻福哇。
山西傻成啥样？仔细想想其实也都无伤大雅，只不过偶尔犯犯二，被地铁口的好事精们一煽呼，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傻子。有的黑车司机让山西帮着叫活儿，说叫够多少回就按比例给他提成，但山西不大会算数，每回都是糊涂账，黑车司机就拿一包廉价烟糊弄他，他还千恩万谢。有的人还很爱开慧茹的玩笑，比如叫山西去玩牌，山西有时候不去，他们就会说：怕把媳妇输给我们哪？有时候进车场的人因为抬杆问题跟山西较劲，他们就会说：叫你媳妇去跟人家聊聊哇，公关一下嘛。
我还提醒过山西，保安也是正规军，别老跟那些坏事篓子混一起。山西眯眼笑得得意极了，好像在夸他左右逢源一样。
“没跟你逗，人家把你当枪使你还不知道呢！为了一盒破烟就把自己卖了。”
“那回头我也做点儿小买卖。保安挣钱太少了。”
后来山西和慧茹经历了一段动荡而尴尬的创业阶段。山西一开始倒腾水果，很快败给通勤问题。他就一辆小三轮车，平时载着媳妇上下班，听说他用这车上货时，人家批发市场直接跟他说：“我们不卖零售。”
后来慧茹还经营过小吃。我印象中好像是烤冷面。烤冷面其实本不是什么高端料理，无非就是一张面饼横七竖八地切几刀，撒撒葱淋淋酱，插上牙签万事大吉。慧茹虽说不是笨虫，但显然也不是巧匠，折腾了半个月终于学成了手艺。我还买过一次她亲手做的烤冷面，当时是觉得别人卖的吃惯了，想图个新鲜。那一阵儿正好流行《舌尖上的中国》，我品味着慧茹的烤冷面，在黑夜的地铁广场上寂寥走去，差一点泪流满面。
太难吃了。
怎么形容呢，好像吃到了外星烤冷面，奇怪极了。要不是有慧茹以往的印象分顶着，我真想去退钱。
很快，慧茹的摊子也撤了。他们又继续了保安和商亭售货员的模式。有一天晚上我看见山西喝多了，趔趔趄趄地往前走，慧茹在后面扶着他。看样子山西真是一根筋地憨傻，即使是酒精麻痹，也不会壮了胆瞎折腾。我悄悄地跟在他们身后，看着他俩一个歪七扭八地走着，一个歪七扭八地扶着，相顾无语，又寸步不离。直到看见他们上了三轮车，慧茹骑车，山西在后面四仰八叉，看着天上的星星，像是一个小学生沉浸在天文馆的穹顶下。
很快到了夏天。有一天下大雨，我站在站口的台阶上执勤晚高峰。当时雨很大，不少摊贩拿了雨伞来卖。本来我想轰轰，后来一看有不少乘客都着急出站，买一把也挺方便的，就暂时没管。
然后，我看见山西在小门房外面蠢蠢欲动。
果不其然，过一会儿慧茹不知从哪儿搬来了一盒子雨伞。山西如获至宝，带着慧茹也凑到了站口吆喝。但因为他们站得太靠外，混在了擎等着雨停也不想消费的人群中，半天一把都没卖出去。
“这大傻子。”我摇摇头。
一大拨乘客出站，山西往后一退，整个人忽然摔倒在水坑里。慧茹赶紧上去扶。
山西坐在水坑里沮丧极了，一时懒得起身，噘嘴跟慧茹说着什么。
慧茹扶了他一把，他还是不起来，看来是闹脾气呢。慧茹沉了一秒，把手伸到水坑里，使劲往他脸上一撩，山西下意识捂脸，再一睁眼，慧茹已经笑嘻嘻地跑开了。
山西把雨伞扔在地上，爬起身来笑着去追慧茹。
嘻嘻哈哈，哈哈嘻嘻。
雨幕之外，天空虽然还是灰色，但竟然猝不及防地出现一道彩虹。
Biu!
有一次，我在地铁安检机附近执勤。
我看到一对夫妻，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儿进站过安检。三口人好像是来北京旅游的，大包小包挂一身，连小女孩儿都背着鼓囊囊的小背包。夫妻俩可能是晚育，两人看上去都四十岁左右了，尤其是男人，两鬓已经有了不少白发，可能因为行李太重了，他把背包放在传送带上时大口喘着粗气，脸上的口罩因此起伏不止。
三口人刚过了安检，安检员就拦住了他们，说他们背包里疑似有枪状物，要拿出来检查确认一下。一家人很奇怪，凑在安检机屏幕前集体皱眉查看，最后才得出结论，可能是女孩儿背包里的一只小玩具。
他们七手八脚地把女儿的背包卸下来，掏出了一堆零零碎碎的玩具，最后才把那可疑物找到，果然是一支巴掌大小的塑料玩具枪。确认无误后，男人的老婆一边给女儿重新收拾东西，一边数落男人：“我就说你吃饱了闲的，没事儿给孩子买它干吗？一个女孩子家家玩什么这玩意儿，还不够添乱的！”
男人拿着那小玩具枪，站在一边无言以对。女儿在旁边看着老爸尴尬的样子，幸灾乐祸地嘻嘻一笑。
老爸看了女儿一眼，攥着那小玩具枪，朝着脚下地上的一个角落，坏坏地闭上一只眼睛，边瞄准边说：
“Biu！”
与此同时，胳膊夸张地往上一抬，做出有很大后坐力的样子。
女儿被逗得直乐。
不知为何，下班之后我脑子里一直回闪着这个画面。两鬓斑白的男人，眯起的一只眼睛和延伸到口罩里的鱼尾纹，那样生动，那样好玩，那样自由。
岁月看似无情，却是人间最大的公平。其实仔细想想，作为一个肩负着太多东西的成年人，在为生活奔波劳累的途中，我们是否也会有这个男人一样灵光乍现的一瞬间，隐隐约约地回到了曾几何时，自己还是奔跑在斑驳树荫下的追风少年的那一刻呢？
烤肉味儿的挂面
一天我执勤完了，去地铁广场的商亭买水。买完之后，我看见旁边一个小伙子买了包干脆面。小伙子大大咧咧地撕开包装，抽出调味料皱眉看了两眼，随手弃如敝屣，然后嘎吱嘎吱嚼着面饼扬长而去。
商亭有个小伙计，偷瞥到这一幕，跟大变活人似的突然从柜台下面钻出来，一探手捡起调味料，如获至宝地拍拍上面的土，揣到兜里一猫腰又钻了回去。
我才想起这小伙子中午最爱吃的就是清水挂面。他家商亭的小仓库兼休息室我去过一次，里面堆满了一簇簇的挂面，窗户外面还经常挂着水淋淋的青菜。圆生菜、菠菜、小白菜选秀一样地挂在铁丝上，阳光一照，折射出的颜色都是翠绿的。他们把里面最水灵、最支棱的挑出来，叠好码平，以备做鸡蛋灌饼时有乘客需要。剩下的，就被他们搜罗进小筐，就着滚烫的铝锅水和氤氲的蒸汽，与挂面们懒洋洋地缠绕在一起。
他们甚至不炸酱。因为炸酱的味道浓厚扑鼻，哪怕是腥腥鲜鲜的鸡蛋炸酱，也会让人毛孔一松，鼻子不期然拱一拱。但我从来没有闻到过这些味道。有一次我买烟，小伙子说店里没有，带我来他们这个库房拿，我看见他们的窗台上摆着两个老干妈的瓶子。还有两个罐罐，好像也是什么酱，和半袋子盐、味精什么的冷冷地静默在一旁，一点儿也没有烟火气。
但就是这样做出来的面，小伙子经常吃得很开心。
也许，他今天的挂面是烤肉味儿的。
小伙子是安徽人，几年前就过来了，仿佛只是一团会干活儿的空气，可能是我们地铁站最没有故事的人了。他经常双手套着大套袖，要么四平八稳地摊着一张嗞嗞乱响的鸡蛋灌饼，要么撅起屁股使出周身力气给顾客从纸箱子里艰难地拔出一瓶矿泉水。每每夏天到来，他会戴上一顶小遮阳帽，认真地码放冰柜里的各种冷饮。他不笨，不贫，没有小情绪，不多管闲事，商亭的老板很喜欢他。
唯一一次听商亭老板谈到他，那老板腆着一个大啤酒肚，笑纹堆了一脸：“那孩子，是个实在人哪！听说在攒钱买个电动自行车呢！”
哦。
我见过他现在的交通工具。是一辆脏兮兮的电动三轮车。他每天拉着一堆货物骑过来，电动三轮没动静，有时候他会突然出现在某处，你再一眨眼，货物已经被卸了半车了——你再一眨眼，说不定他人都跑到柜台里做上扫除了。我猜，他骑上自己的电动自行车肯定更“飒”。那辆电动自行车一定是黑色的，会被他擦得油光锃亮，上面也不会杂七杂八拉一堆散着老油味儿的货品。保不齐后座上会坐着一个姑娘，他们在某个不需要计算柴米油盐的日子，迎着甜甜的风，顶着白白的云，忽忽悠悠地行驶在北京近郊的某条小路上。他们会在路边摊吃上一碗酸辣粉，会在早市上挑选一条美丽的花裙子。谁跟他说这不叫幸福他就跟谁急。
也许就是为了这样的日子，他这样勤勤恳恳，像林妹妹进贾府一样，不肯多说一句话，不肯多行一步路。
我感觉我俩应该同龄。虽然我没问过他。
我跟他说过的话，除了“来张灌饼”“来瓶水”，就是“码扫完啦”。
那天晚上，我看他一个人打点完店面，又骑着破三轮车孤零零地离去，我忽然有点儿感动，觉得这个人好像发着一股微小、透亮、纯粹又大隐隐于市的光。
也许当你发现你从未在意的东西或事情，在别人眼中视若珍宝，甚至视作希冀的时候，你才会理解我的感受吧。
虽然并没有发生什么，只不过是我们门口的小店员捡起了一包调味料。但不知为什么，我鼻子周围总是环绕着那种微微呛鼻又充满希望的调料味。
地铁里的水泥工
有一天我推开警务室的门，发现脚下躺着一个人。
我头皮嗖地一麻，差点儿就用手台叫增援了。
后来我才知道，脚下躺着的这个人，既不是犯了心脏病或者羊角风的乘客，也不是喝多了找不着北的醉鬼，而是一个普通的水泥工。
我们这座地铁站最近正逢装修改造，很多工人都会在站厅里穿梭忙碌。他们有的手提电钻，有的拎着梯子，有的拖着长蛇一样的电线，哪怕是夜晚临近收车，也依然热火朝天地忙里忙外。
我脚下这个躺得四平八稳的大叔就是其中一员。不躺平时，他手中经常攥着一把小铲子，哪里需要填钉子洞了，或者需要抹墙了，他就跟小鸡啄食一般颠儿颠儿地过去。不忙时，逢着中午休息，他会在站厅里找一个凉快角落，枕着两本旧杂志或是一坨旧衣服在地上小憩。
于是警务室门口，那块在我看来永远晒不着太阳的鸟不拉屎的地界就成了他的风水宝地。他一得闲就会偷偷过来，屁股往下一坐，身子往后一挺，眼一眯腿一蹬，分分钟就能打上呼噜。那劲头，活活能气死我这个失眠星人。
哦对，这个大叔还有个老婆，两人模样上很是般配。大叔虎头虎脑，他老婆憨态可掬；大叔头发经久不剪，总是乱蓬蓬的如同落魄的摇滚歌手，他老婆则烫着很夸张的花卷头，举手投足间形状乱颤；两人都是一张黑油油的脸蛋，上面的每条皱纹都会随着说家乡话时各种夸张的表情而耸动和分裂。
两个人还都是大嗓门。他们盘踞在警务室门口时，我总是有种门口有人在闹事的警觉。此起彼伏的吵吵声不绝于耳，我推门一看，是他们俩各躺一边地讨论事情。见我出来，他们会立即住嘴，然后很尴尬地往天花板上瞅。
对于我这个小警察，夫妻俩似乎都在很谨慎地维持边界感。
听人说，大叔的老婆，也就是那个狮子一样发型的大婶是施工队的杂工，最没技术含量那种，只能四处跑跑腿，当个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拧的螺丝钉。有时候她会蹲在站口，咬牙切齿地用一只大钳子拧铁丝，有时候她会在别人打钻时，站在后面小心翼翼地拖着十几米长的电线圈。她会在早晨集合聆听工头训话时一脸认真地剔牙，也会在卫生间洗手池前像孩子扑水一般地冲刷脸蛋。
很有意思的一个老妇，如果不是施工队每个人都疲于工作，她一定是当之无愧的团宠。
上个月有一天，我又听见警务室门外大叔和大婶讨论起了什么事儿。他们说着口音很浓重的方言，我一时听不懂内容，只觉得两人似乎比平日里更加活跃，叽里咕噜的对话中，还夹杂着孩子般的笑声。
我很好奇，假装有事，推门出去看。
我看到大叔拿着手机，似乎在和什么人视频通话。屏幕里好像是个女子，怀里搂着一个孩子。大叔和大婶齐刷刷地看我出来，第一次没有臊眉耷眼地结束对话，而是略带羞涩地朝我笑了笑，然后又接着对着手机屏幕说：
“囡，再笑一个。”
后来我才知道，视频里的女孩儿是大叔的女儿，怀里搂着的是他的外孙女，母女俩现在都住在大叔家。我还听其他工人扯闲篇儿说，怎么从没见过大叔女婿？
有人问大叔是怎么回事儿，大叔却黑脸不答。工人们紧紧抓住这个繁忙劳动中唯一可以解乏的话题，可劲儿地剖析与推理。
“看来这里面一定有事儿。莫不是离婚了？”
“也有可能未婚生子哟。现在这种事儿不要太多哟。”
我虽然从未参与过，但下意识地，大叔和大婶在我眼里就成了有故事的人，他们的一举一动也就更加令我好奇。每当他们在警务室门口休息时，我都会多看他们两眼。我甚至还冒出过邀他们进去坐坐的想法。毕竟地理和心理上，都算神交已久嘛。
但又一想，还是算了，好端端的，把人家请进警务室，难免有些怪怪的。
上礼拜的一天，我听见门口大叔和大婶的说话声尤为尖锐，不像是他们日常那种亢奋式交流，像是真的爆发了争吵。我凑近门口，运用充足的脑力破解他们飞快而拗口的方言，才多少听懂了一些。原来是大叔趁着大婶打盹，给她拍了一段酣睡的视频，给闺女传了过去。闺女可能是说了啥，搞得大婶浑身不自在。
“你怎么恁多事儿！不就是一段录像吗？”大叔的声音。
大婶叽里咕噜说了好几句，我最后只听明白一句：“姑娘怪心疼的！”然后大叔就没了音。
过了一会儿，我害怕打扰两人休息，特意蹑手蹑脚地出去，却发现两人都不在了。
也许是老夫妻间余怒未消，第二天两人又吵起来了。起因好像是他们老家有块玉米地，现在玉米棒子熟了，闺女问他们要怎么收。大叔主张用联合收割机，要花钱，但是不费啥力气。大婶说现在老家刚下完雨，地里太湿，收割机下不了地。大叔说怎么下不了地？不可能！上回就这么收的，没毛病！大婶死活不同意，大叔说别怕花钱，没几个钱，大婶又说上了外星话，叽叽咕咕半天，把大叔惹急了，也用外星话回㨃，两人一来二去，语速越来越快，声调越来越高。
然后我听见大婶厉声尖叫。我赶紧推门，发现两人都支棱着身子，大叔扬着手一副要打人的架势，大婶红着眼睛昂首挺胸，跟要英勇就义似的。
我看着大叔：“你要干什么？打人？”
大叔看着穿警服的我，手缓缓地放下了。
老夫妻这回好像真的伤了感情，陷入了至少在我看来非常决绝的冷战。两人基本上不在一处休息，干活儿时，也是形同陌路。有一回我看见他们工人吃饭，大叔端着饭碗坐在站口的台阶下，大婶则盘腿坐在站厅一隅嚼着馒头。一口一口咬下去，凶猛得如同泄愤。那一刻我真怀疑，大叔在家里是不是真有暴力倾向，活脱儿地把大婶给整“黑化”了。
后来我有整整一个礼拜都没有见到这夫妻俩。
又过了两天，地铁站的工程好像结束了，工人们都在收拾装备往出撤。有人搬着三脚架，有人拖着庞大的挖掘机器，有人则拾掇着剩料和碎砖。我在人群里寻摸着那两个虎实又单薄的身影，却一无所获。
他们去哪儿了呢？
前天午后，我在站内查完安检，面前忽然站住了一个戴着口罩的大汉。他看着同样戴着口罩的我，用一口很别扭，音色上却令我倍感熟悉的普通话问：“小师傅，跟您打听一下，北京站，往哪个方向坐车呀？”
我定睛一看，这不大叔吗？再定睛一看，大婶也在他身后站着。只不过她把头发梳起来了，虽然看起来脸大了一圈，气质却上了一个台阶，眉眼里多了几分安宁和贤惠。
她手里还拎着一只硕大的行李袋，看样子两人是要远行。
我看着大叔，乐了：“跟我走。”
他们在地铁站这么多天，都不知道火车站是哪个方向。
上了站台，趁着等列车的空当，我和这两个熟悉的陌生人搭讪：“是回老家吗？收庄稼去？”大叔一改往常的声若洪钟，半低着头轻轻回答：“是。”
反倒是大婶，笑意盎然地看着我：“是是是。”但显然她也不知道这天该怎么聊。于是笑完，她两眼又开始看向列车来处的远方。
列车来了，进站，开门，大婶上了车，然后在车厢里转过身，朝大叔摆了摆手。
大叔也朝她摆手。
我这才明白过来，问大叔：“您不走哇？”
“我不走，就她走，回家掰玉米棒子去。非说不用机器，就要用手掰。我说省那点儿钱干吗！还得花车票钱。”大叔黑着脸，叹着气。
我说：“是想外孙女了呗。”
大叔先是怔怔地看我，然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是哦，我也是这样觉得。”说着说着，我看到他眼里有了亮晶晶的东西。
望着大叔逐渐远去的孤单身影，我心里有些五味杂陈。原来天下的普通人都是一个样，在外面貌似生龙活虎地奋斗，一旦念及家人，总有这样那样难开口的优柔心思。仔细一想，谁又不是呢，流再多汗，挣再多钱，也只是想给最亲的人积蓄一份安稳，这无关于一个人的脾气、秉性和处事态度，而是我们所有人藏在内心深处的本能。
哪怕是夫妻之间，对于儿女的牵挂，恐怕也多有羞涩吧。
也许过不了多久，大叔又会出现在某个地铁站的站台上，迎着风尘仆仆归来的大婶，两人互不相让地拌着嘴，吵吵闹闹地赶赴下一个施工现场。相较于年轻人之间的浪漫爱情，现在拴住他们的，也许便是那份永远不变的对家的炽热。
父亲的眼泪
有一年的晚上，我们地铁站里来了个走失的孩子。
小男孩儿也就一二年级的样，一直在站台上转悠，既不坐车也不出站。站务员上去问话，男孩儿一直不语，以为是自闭症，便报警。我们带到所里问了好久才知道，孩子是因为一点儿小事跟他爸爸怄气，离家出走了。
没办法，连蒙带哄，问出了他爹的联系方式，打过去半天都是占线，接通后对方声音很烦躁，再三跟我确认身份，然后又让他儿子听电话，搞得我一度有了自己是个绑匪的既视感。
男孩儿还在赌气，拒绝与父亲通话。
男人很气急败坏：“那就让他永远都不要回来了！”然后便挂断了电话。
我心里正骂街，五分钟后男人又把电话拨回来了，问我们所的详细地址，说要打车过来接人。我们领导怕这男的不靠谱，说还是让我开车把孩子送回家去。并且千叮咛万嘱咐一定不见兔子不撒鹰，把孩子亲手交到男人手里。
路上我就想，这个爹怎么跟小孩儿似的，分不出轻重缓急呀？我就问男孩儿：“跟你爸为啥吵架？”
男孩儿言简意赅：“管我。”
“管你是应该的呀。”
孩子两眼一翻，瞥向窗外，再不言语。
得，我也不敢多嘴，父子俩之间这点儿事我还是别掺和了，怕再横生什么枝节。
那时也是个冬天，我和男孩儿爸爸约在他家小区外的一个很小的立交桥下“交人”。他爸看上去也就三十岁左右，但穿着一身老气横秋的黑色大衣，歪歪地戴着一顶毛线帽，把脑壳兜得溜圆。见我带着孩子下车，开口差点儿又是一阵臭骂，幸亏我和辅警拦得及时，要不孩子又要夺路而逃。
不管怎么样，父子俩终究团聚，我也松了口气。
然后我跟男人说让他写个情况说明，我们和事主做交接一般都有这个环节。男人问写什么，我掏出笔和纸说：“就写一下孩子已领到，身上财物无损失，一切正常什么的就行，然后签上您的名字。”
他接过笔和纸，来到警车后备厢上写说明，我在一边用手机给他照明。他低头写字，写着写着，我看到他面前似乎有什么东西啪嗒啪嗒地往纸上掉。一开始我没看太清楚，以为是桥上掉落了什么灰尘，再仔细一看，那些不断掉下来的东西，是他的眼泪。
他在那一刻终于绷不住了，眼泪一泄如注。那可能是我见过的最意外的哭泣。我没有听到男人发出任何的声音，连吸鼻子的声音都没有，只看到眼泪从脸上止不住地往下掉。
毫不夸张地说，那张白纸在黑夜里我的手电筒的照射下，都湿得反光了。
男人写完故作无事，带着浓重的鼻音跟我说了句：“谢谢。”
看着父子俩牵手离去，我才摇上车窗。自那以后，每当我们地铁站有了走失人口，我都会想到这个父亲和他当时眼泪“啪嗒啪嗒”掉在风中的白纸上的声音。很多男人其实都在硬装坚强，而一旦转身自处，个中辛酸委屈真的会瞬间涌上心头。也许是憎恨自己为什么不能更争气一些，也许仅仅就是孩子气一般地可怜和心疼一下自己。这便是脆弱带给我们的那点儿私密的特权吧。
疏导员老孙头的快意人生
有一回我在执勤时大发脾气。人设崩塌那种。
不是跟事主，也不是跟嫌疑人。是跟一“友军”——地铁上的文明疏导员。
疏导员每天早高峰守在地铁口，防止偷奸耍滑者溜进孕妇通道。但那天刚刚限流没多久，我就看见一个小伙子跟疏导员打上了太极。我大概听了两句，好像是小伙子想从孕妇通道进站，疏导员拒绝，小伙子骂骂咧咧，后来趁疏导员不注意，一个箭步蹿了进去。
我赶紧跑进去把小伙子拦住：“人家疏导员都说不让你进了，你怎么硬闯？”
小伙子瞥我一眼：“我跟他说啦，我借厕所，他同意啦！”
瞎话张嘴就来。我回头看那个疏导员，意思是过来跟他对质呀。
没想到疏导员只是朝我尬笑两秒，避而远之。
小伙子白我一眼，昂首挺胸走进站厅。
出来我就冲疏导员急了：“我明明看到你拦他没拦住，我这儿帮你进去拦，你还给我泄气是不是？”
疏导员特不好意思，苦着脸跟我说：“哎呀哎呀，我没反应过来。”
“都从这孕妇通道进，那不乱了套了？！”
“……”
推诿躲事的老油条！我玻璃心粉碎，躲瘟神似的离他远远的。
没想到过两天再碰到他，他忽然直奔我过来，冲我低眉颔首，甚是沉痛：“马警官，那天的事儿是我错了，我下次一定注意，您多多包涵哪！”
看他一副知错认错的表情，我又不知所措了。因为他都六十多岁了。姓孙。那是他第一个月上班。
老孙头长得虎头虎脑的，矮小身材如同一截被伐了多年的树墩子，有点儿抽抽，但还算硬实。他穿着疏导员醒目的臃肿黄大衣，露出俩短小精悍的腿脚，看上去很是滑稽。“天下武功唯萌不破”，好吧我赦免了他。
后来我发现老孙头还是有很强的职业天赋的。首先他对周边环境超级熟悉，我们地铁站周边的公交车线路多如牛毛，我至今都理不太清，老孙头却每次都能给乘客指得精准无误。而且他还是话痨，特别爱跟乘客聊天，尤其是年轻乘客。比如我们临街有个商务酒店，经常有企业在那里开会，很多小白领去找老孙头问路，老孙头上来就一句：“你们也是去开会的？今天好多人问我呢！”然后压低声音：“你可得赶紧哪，去晚了就没奖品啦！”
白领说：“好！”抬脚就走。没两步折回来，说：“你还没告诉我怎么走呢！”
有的公司组织去拓展，在地铁站广场上集合。老孙头看着他们西装革履背着大行军包，准保过去搭话：“嗬，你们这新一批来得够快呀，上一批刚去了不到一个月！这回是去哪儿？又进山吗？得带驱蚊药哇！”
小职员们看见这老头很懂行，都三三两两地围着他讨教经验。老孙头站在一群年轻人中间手舞足蹈，跟华山论剑的老顽童似的。
我也不知道老孙头哪儿来那么大的活力。而且他完全没有老年人的腔调，说起话来跟年轻人丝毫没有代沟。比如那天有个“90后”站务员看见他在站口买了一根烤肠，边啃边溜达，跟他打招呼：“好吃吗？”
“好吃得暴击呀！”
站务员登时就醉了。
但老孙头也不是风评俱佳。有时候老孙头在站台上帮忙，有的乘客站在黄线前面，老孙头上前去把他们往后扒拉，有人抱怨他“真够事儿的”；有时候老孙头站在广场口疏导客流，让大家别挤太急，晚个一两趟也比打起来强，有人就会嫌他站着说话不腰疼。最激烈的一次，老孙头追一个逃票的追上站台，质问他怎么自己喊半天还装聋作哑，逃票的说：“我不知道哇，我刷卡了呀，可能你们闸机有问题吧。”老孙头说拉倒吧！逃票的还谴责老孙头，说他那种神经质的气质不适合服务岗位。
后来老孙头歪着脑袋特认真地问我：“马警官，这回我没错吧？”给我弄得特不好意思。我一度以为他是在假天真地寒碜我。后来看他那比青海湖还清澈的眼神才明白，他是真天真。“天真”这词在他身上好像都更纯粹了。
老孙头在地铁站干了两三年了，活动范围都是这一亩三分地，所以我们经常有机会聊天。我才知道老孙头原来是公交售票员，后来公交车都改无人售票了，要卖票也可以，只能去远郊了，所以他提前退了休。我说：“售票员这工作适合您吧？您副业是卖票，主业是侃大山吧？”老孙头略有羞涩又不乏卖弄：“哪儿啊，除了有两回把乘客聊得坐过了站，还真没有别的什么事迹。”
看看老孙头的脸，发现这两三年他竟然没啥变化。按说从花甲迈向古稀，即使样貌上不会再有明显的衰老，精神也会大不一样。我所见到的其他老人，一旦上了岁数，眼神有的涣散了，说话有的没了底气，关注的东西也脱离了人间烟火。好像看透了大部分人生，自己就不那么接地气了。但老孙头从来没有，岁月对他来说，就跟吃米饭似的，只是一堆碳水化合物的意义，带不走他的任何东西。
每天下午，文明疏导员老孙头都会带着一帮女同事在我们派出所门口的空地上大合唱。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女疏导员都是大娘，个个精神矍铄，眼睛冒光。她们全拿老孙头打趣：
“老孙头，你这裤子小啦，跟健美裤似的！”
“老孙头回头我推荐你当三八红旗手。”
“晚上给你儿媳妇做啥好吃的？”
叽叽喳喳声中，贯穿着老孙头孩童一般的铜铃笑声。
听着他的笑，作为一个年轻人的我竟安然了许多。听着他的笑，我忽然就不那么害怕变老了。
童心犹在，岁月何惧？
一墙之隔的家人
那天我跟一个事主大爷聊了聊，有些感慨。
大爷几年前离了婚，但现在仍和前老伴住在一起。他们两个没啥财产，谁搬出去都是流落街头，只能凑合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我问他，既然还是在一起，为什么就不能将就一下彼此呢？人都年过半百了，还能有几天消停日子呀。
大爷用一副看黄口小儿的眼神看我，说：“哪有你说得那么简单哪？”
他们夫妻矛盾很深。深到什么程度呢？有一部讲家庭的韩剧，有个经典对白，是老太太对老头儿说：“在家里看到你我就感到窒息。”
和那个差不多。两人不能交流，不能互动，甚至不能对视。他们除了共处一室，各用一间卧室，水电费分摊，其余的，什么交集都没有。现在合租的租客有时候还能一起打把手游帮忙收个快递呢，他们却只把对方当空气。
仅有一个成家的儿子，也基本不与他们联络。在我要给他儿子打电话时，他反复跟我说：“我过我的他过他的，你给他打电话，他也不会管。”
当时真是给我整蒙了，这是个什么家庭？？？
我当时差点儿问他：那你要是哪天病重，甚至病危了呢？儿子也不管？你隔壁那位，也无动于衷？但仔细一想，不就是这么回事儿吗？他们三个人都是如此，这可能是这个曾经的家庭里，唯一达成的一致。
大爷是完全意义上的孤独终老。哪怕他曾经的发妻就与自己一墙之隔，哪怕他还有一个抚养成人的儿子。不管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在谁，总之这个家，在都还“活着”的情况下，就已经散了伙。
生活总比故事更狗血。电视剧里只知道演一些宅斗，却不知家庭矛盾的极致，是这种一冷到底的不闻不问。如果不是亲耳所闻，我确实难以想象。
不过大爷并非我想象的那样萎靡不振。他很轻松，甚至当天还打算去逛公园。他毫无束缚，了无牵挂，因为没有牵挂，也就失去了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