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这时，戴继宏突然从外边闯进来了。阔大的脚步，一扇门似的高大身材，带着一股急剧的风，冲得桌上的纸张掀动起来。只见他通红的脸上，汗珠直往下流，一件线背心，被汗水全部沾湿了，胸前“赠给先进生产者”的几个红字，变成了黑赭色。他进得门来，迎头就问正看得入神的李守才道：“您想出来什么好办法没？李主任！”
“我是山穷水尽了！”李守才就势把书放在书橱里，“哪有什么现成的法子！”
“您走后，我们又搞了一下，”戴继宏从身上掏出一张揉皱了的纸，“还依‘中字一号’砂为基础，粒度再改变一下，很带劲！喏，您看，这是老杨搞的配料单。”
李守才不高兴地接过来，十分不满地说：“杨坚为什么不亲自来？他在做什么？”
“工人们要求他解释一下这种砂的成分和比重，”戴继宏并未介意李守才的表情，只顾说自己的话，“老杨说，这种方法需要每个人都掌握才成。”
“真是乱弹琴！这种方法根本行不通！杨坚怎么不先来问问我，就那样自以为是？”李守才对他的下属，在这方面不是无所要求的，看来他对杨坚不先来请示他，心里甚为不满，因之，连配料单也不去好好看了。
“老杨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每下愈况了！”梁君又在一旁敲边鼓。
戴继宏不懂得这“每下愈况”四字的真正含义，不过，他完全可以猜想出，梁君不是赞扬杨坚，也不是献计献策。他对这位技术员从没抱什么希望。现在，杨坚还正在下边等着他。因此他单刀直入地向李守才问道：“李主任，您的具体意见呢？”
李守才不假思索地回答道：“胡思乱想！老戴，你看，古今中外的参考文献全在这里，哪里能找到你和杨坚想的那个方法？快回去告诉老杨，就说我说的，不许他乱来！”停了一下，他用更加果断的语气接着说：
“先停下来，趁现在才刚开始，没造成多大损失，先停下来。”
“停下来？”戴继宏想，“你为什么尽朝泄气的方面想呢？”忽然，窗外红光闪烁，钢花在飞舞，“又不知多少钢锭子诞生了！”他内心不由得又激动起来，他转向李守才说：“李主任，瞧人家炼钢车间，多带劲！当初他们搞那大平炉和大电炉，碰到多少难处？可人家一点也没泄气，碰到一个困难，克服一个，结果提前出了钢水，走在全厂前头！可咱们不能刚刚遇到一丁点儿困难，就打退堂鼓呀！……”
没等戴继宏把话说完，李守才就用手摆了一摆，意思是你别说下去了。“来，老戴，你坐下！”他指指身边另一张椅子，这是王永刚的座位，可是经常是空着的，今天，一上班王永刚就去党委开会了，直到现在还没回来。“你坐下，我和你谈谈。”李守才想做做戴继宏的思想工作。戴继宏有点拘束地坐了下来，他只把一半屁股沾在椅子上。他不知李守才要说些什么，只好耐心地听一听。“你不是说他们‘炼钢’的事吗？”李守才说，“同志，咱们两家怎么能比？他们那几台小炉子有什么装头？可咱们呢，世界少有的大机器！打个比方来说，”李守才又站起来了，努力加重语气来增加话的分量，“他们的困难，好比一个小河沟，鼓鼓劲，一下子就跳过去了；可咱们的困难，却像长江大河，要想过去，非有大船、巨轮不行。可你们呢，只想架个独木桥就过去了！这不是开一个不太严肃的玩笑吗？”
梁君却在一旁冷冷地道：“这个玩笑应该说还是严肃的。”
李守才没理会梁君的话，还只顾说下去，越说越兴奋，不由得把嗓音提高了：“你们认为，我不主张干，是有什么崇外思想、依赖思想，不相信群众力量。还有不少人，给我戴一顶保守的帽子。其实，我这个人讲的就是个实事求是，为什么制造中型机架，我就敢一手承担下来呢？这也是实事求是的产物。如果，我不是从这个观点出发，不负责任，好！你们乐意干，就干好了，钢水糟蹋了，不要我出钱买；影响‘新钢’建设，也不影响开我的工资，出了事故，不见得就把我炸死！但是，一个工程师的良心，不允许我这样想、这样做！”最后两句，说得理直气壮，字字千斤，说完，向那个对着门上的玻璃梳理头发的梁君说：“老梁，你说我这话对不对？”
梁君对李守才的这些话并不入耳，什么“实事求是”，什么“工程师的良心”……都是这个老书呆子生搬硬套的好听的假话，他才不相信这一套哩！不过，他却故作衷心同意地说：“对！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咱们这些从事科学技术的人，总要讲个实事求是，就是共产党员，也爱讲这四个字啊！”
这一老一少两个技术人员，一个说着，一个敲着边鼓，戴继宏坐在中间，身受两面夹攻，真是憋得满腔是火，越光火，就越讲不出话来，好容易想出几句，但又被李守才接过去了：
“老戴，你们干劲足、热情高，当然是好事，可咱们是攻的科学尖端，光凭干劲和热情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比如，过去我们打老蒋，用的是小米加步枪，凭解放军政治觉悟高，能打大胜仗，但现在有了原子弹和火箭了，打仗时再用小米加步枪可就不行了。这个比喻可能不大恰当，不过……不费话了，你快回去告诉老杨，别让热情把脑袋冲昏了。”
戴继宏再也无法忍下去了，他直冲冲地说：“李主任，不要再说您那些高深的道理了！我是个工人，弄不懂你们的道理。我们做什么，主要是考虑党要不要我们做，该不该做，只要党说我们要做，应该做，我们就一个劲地去做，不管是科学尖端还是什么，就像我们志愿军在朝鲜那样，用小米加步枪，同样能打败有原子弹和火箭的美国鬼子。现在，你看看人家东方机器厂，‘五大皆空’，还要千万吨水压机哩……”
“你别听他们吹牛！”李守才打断了戴继宏的话，他们那个小厂子的底儿，我还不知道？”
“反正吹牛皮不犯死罪！”梁君的话又阴又冷，像是从阴湿的冰窖中发出来的。
“这不是吹牛，是铁的事实！只有看不到咱们工人阶级伟大力量的人，才不相信这个事实。”戴继宏严肃地驳斥道，心里真是又气又急，要照他过去的脾气，他真想上前去扇梁君两耳光，但现在，他知道光火发脾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抑制住愤恨的情绪，还想再狠狠地反驳几句的时候，忽然门外传来一阵嘹亮的歌声：
中国人民志气宏
彻底革命真英雄
自力更生搞建设
敢想敢干敢冲锋……
这是小朱的声音。她唱的是当前最流行的一支歌，它表达了中国人民的雄心壮志，人人都爱唱，连戴继宏这个最不爱唱歌的人，也学会唱了。随着歌声，小朱走了进来，小姑娘一看室内的气氛这么紧张，就知道在争论什么重大事情，在这种场合下，她总是自觉离开的。因此，她把手中的东西放在自己的桌上，并从其中抽出一个沉重的大信封来，说：“李主任，您的！”说罢，就走出去了。
看了看封皮，意外的事情把他惊呆了！——出版社寄来的。难道这么快就印出来了？李守才的手因激动而发颤了，小心翼翼地打开，抽出一看，一本厚厚的样书出现在眼前，封面印着：
中型轧钢机机架铸造
李守才主编
“快看，老梁！印出来了！”李守才的声音激动得发抖。
梁君走了过去，忙接过来说：“印得真快！李工程师，人家对您这权威就是另眼看待，才几天，就排印出来了！”
正在看书中附信的李守才，不十分满意梁君的奉承，听他这话，好像这书的出版，不是因为它的内容丰富，而是因为它的作者是专家、权威。因此，他驳斥道：“老梁，你的话不对！现在不讲究什么权威、名家了，不像过去，往往慕名出书。”
“谁说？只是表面不讲权威、名家，实际上还是讲的。”一向自以为能识时务的梁君，现在忽然变得迟钝了。
李守才越加听得不入耳了，他不想让梁君再说下去，连忙打岔道：“信上说，这是本样书，要我们校对一下。老梁，这件工作就交给你吧！做得细一些。”
这个任务来得有点突然，上次搞初稿时，是杨坚从头到尾校核的，现在怎么又交给自己了？这件事可是项苦差使，一个字一个字地核对，多头疼！他连忙笑着说：“李工程师，我怕搞不好，还是老杨一竿子插到底吧！”
“不！这次你来吧，杨坚还得忙别的事。”李守才不容分辩地说，为了不让他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李守才又想起冷落一旁的戴继宏，他笑着说：“你来看，老戴！”他翻看书的扉页，“你的名字在这儿，我没说假话吧！”
戴继宏看他津津有味地欣赏书上的署名，心中已气上加气，现在他又用来刺激自己，就更为不满了。因此，就没好气地说：“不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名字摆在哪儿也没有用。”他不等李守才说下去，就又接着先前的话题，大声问道：“李主任，您快说说，到底怎么办吧！党委的决议，咱们到底还执行不？我下去好向大伙儿说。”
这意外的一击使李守才没有话说了。他心想：是呀！党委已作出决议了，不执行怎么行呢！但是又一想：头一关就过不去，下边怎么走？他向戴继宏说：“先停下来吧！告诉老杨，停下来。党委那边，由我去说，用不着你操心。”
戴继宏一听这话，更加激愤了，他心想：闹了半天，你怎么就只有这几句丧气话，但对李守才，他又不能不注意自己的态度，只好硬耐着性子说：“李主任，现在全厂都在看我们的了！咱们不能老让人家打我们的屁股呀！”
梁君对这“打屁股”非常反感，他已经听厌了，不管王永刚和戴继宏，还是杨坚和小刘，张口闭口总是说：“人家打我们的屁股了！”打屁股又怎么样？他忍不住说：“依我看，打屁股是小事，要是几百吨钢水都爆炸了，连脑袋也保不住！”
对梁君的冷嘲热讽，戴继宏实在忍无可忍了，他胸中那一团炽烈的火，猛向外边冲，他说：“什么都不干，可能保住脑袋。不过，吃人民的小米，受党和人民的信任，总想保住自己的脑袋，怎么说得过去？”
李守才听了这话，敏感地一愣：“戴继宏，这话怎么说？”
梁君却先接过来了：“按照他的意思，我们是白拿人民币了！”
戴继宏心想：我就指你说的，你别拉仨扯俩的。但还没等他解释的时候，李守才却冲动地叫起来：“戴继宏，你把话说明白，我李守才可没什么亏心的地方！”
戴继宏也憋不住了，冲口顶道：“李主任，亏心不亏心，各人自己知道。”
李守才越加不能容忍了：“戴继宏，你这是跟我说话？”这些年来，他还从来没有听过这样不恭敬的话哩，就是厂长、党委书记，也对他客客气气的呀！你小小的戴继宏，竟敢如此无礼！
梁君完全明白李守才的心情，他对这把火烧起来很觉得意，因此，就火上加油地说：“敢想敢干呗！”
“当然不能做胆小鬼！”戴继宏针锋相对。他两眼圆睁，目光像两把利剑直向梁君身上射，梁君起先还敢看他，后来却怯懦地躲开了。他忽而把自己扮成一个高贵的绅士，现出很有“修养”的样子，故作镇静地说：
“我们是胆小鬼，现在就看你们显神通了。”
李守才忽然像意识到了什么，感觉气氛不对，这样争吵下去很不对头，于是，也缓和气氛地说：
“老戴，现在不是胆大胆小的问题，是责任心大小的问题。咱们站的角度不一样啊！我们不能意气用事，一时血气之勇，会坏事的。”
“如果一味逞能，热闹就在后边了！”梁君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他对李守才“软”下来，倒不满意了。
戴继宏不愿再说下去了，他也不愿再在这儿待下去了，他觉得自己已经尽到了请示技术副主任的责任，这样争吵解决不了问题，作为一个党员，影响也很不好，因此，也平静下来，坚定地说：“李主任，你们有你们的责任心，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心，谁说得对，谁做得对，还是让事实来说明吧！”说完，一个箭步跨出房门。
“看，这多不好！”李守才对刚刚那一阵争吵有点后悔了，“王书记要知道可就更不好了！”
“谁知道也用不着害怕，咱们凭的是技术吃饭。”梁君看来很不在乎。
但就在这时，门外边忽又传过来一个声音：
“老戴，你做什么去？”
“我准备抛脑袋去！”
室内两个人不由得神情紧张起来，梁君不再倚躺在椅子上，赶快把身子直起来，正式翻开他的外文杂志；李守才也直起了身子，拉过一本厚厚的参考书，嘴里还讷讷地说：
“看，他来了！”
十
王永刚从党委开会回来，心里充满了战斗的激情和巨大的鼓舞力量，只觉得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生命的活力，每一滴血液都在沸腾。党委的指示，像一把精镌的钥匙，把他几天来有点迷离的心窍启开了。
这几天，出现了多少令人头疼的事！为了说服李守才，他开动了思想机器中的每一个零件，好容易使他同意立即着手铸造大型机架。谁知，在党委要作出正式决定的前一天，技术副主任忽然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来，并且拒绝在铸造方案上签字。就在车间生产技术会上，他说：
“我负不了这个责任，责任太大了！我昨天又和老梁研究了一下，这里边还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危言耸听地看着王永刚，“王书记，这几百吨钢水，浇在地坑里，要是与地下水发生接触，整个厂房都会炸崩的！”说着，便从抽屉里拿出他在美国留学时用的计算尺，计算着一立方厘米水与钢水接触、变成水蒸气后，比原来体积会膨胀多少倍。“爆炸力大得惊人！”他向在座的人说。
“足足抵得上一颗小的原子弹！”梁君说得更加严重了，好像他曾经看见过原子弹爆炸似的。
不少人面面相觑。
杨坚在与戴继宏交换了一下眼色后，平静地站了起来，他说：“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根据理论和实际经验证明，在地坑中造型时，地下水最高水平面和砂型底部的距离，要保持在一点五公尺以上，低于这个数字，钢水才有可能与地下水接触，引起爆炸的危险。但我们现在的情况可不是这样，”他从身上掏出一个小本本，“老戴和我到厂的基建处，查问了几次，根据我们厂的水文资料，这个距离高于三公尺，因此，根本不会产生爆炸的危险。”
“基建处的水文资料可靠吗？”梁君以权威者的口吻向杨坚问，在他的眼睛里，比他低两班的同学，永远在业务上也得低两年。他问这话时，右腿跷在左腿上，露出悠然自得的样子。
“可靠的。”杨坚肯定地回答，“中央勘探队经过无数次勘探和校验，才得出这个数字；我们厂，就是根据这个资料建造起来的。”
不言自明，如果这个数字不可靠，整个工厂就等于建造在不可靠的基础上了。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李守才没有话说了，人家用充分的科学论据堵住自己的嘴了，自己不是口口声声相信科学吗？现在科学摆在眼前了，只能相信它。
“李工程师，咱们是杞人忧天了！”梁君冷冷地说，接着很识时务地来了个大转弯，“您还是签字吧！”
李守才也只得顺水推舟地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话虽这么说，我们还是不可大意。”
字最后是签了，不过他还作了不少保留：这方面他不负责，那方面不属他的业务范围……同时，还提出了希望：“还是两条腿走路的好：一方面咱们摸索着干，一方面不妨仍申请向外国订货，万一自己干不出来，也不致影响‘新钢’的建设。两条腿走路比一条腿稳当。”
李守才的三心二意，给车间一些技术人员带来不良的影响，在编制工艺时，认识不统一，常常争执不下，从而把平常思想上的矛盾也暴露出来。技术人员对问题认识的不一致，常常又导致工人们面对工艺文件无所适从，他们说：“二十四只乌鸦乱张口，不知听谁的是。”因此，工人之间一些思想疙瘩也牵涉进去了。而在这些矛盾的漩涡中，李守才居于中心位置，梁君的内心活动，往往是通过李守才有意无意中表达出来。
铸型粘砂问题得不到解决，试验失败，把车间的一些思想问题都充分暴露出来了。
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怎么办？怎样通过思想问题的解决，来促进铸造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的解决？或通过这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促进思想疙瘩的融解？值得很好地研究。当然，王永刚知道它们之中的内在联系：这些问题有着深远的阶级根源与社会根源。解决它们，对王永刚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新课题。
多少年来的戎马生活，战争中血与火的洗礼，早给王永刚炼就一种快刀斩乱麻的性格；但现在，他的快刀，却无法斩断面前这一筐杂乱的韧丝。回忆过去，那真是一种水晶般透明的生活啊！从他作为“红小鬼”投入革命的怀抱中时，他就在党的雨露和阳光中成长，那时，在战友之间，好像也曾产生过一些小疙瘩，但是一想到彼此都是穷哥儿们，出生入死，都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一个生活会，三五句话，啥问题都说通了。以后，他当了班长，除了自己，还带领十几个战士，开头，他也捏了一把汗，心想，要是彼此间有了矛盾，他这个当班长的该怎么办？后来，真的产生矛盾了，他为此发了多少愁啊，但是，一个战斗过去了，战后总结总结，开展一下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切又都烟消云散了。后来，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他又当了排长、连长、营长，最后当了团的政委，带领的人马越来越多，事情也越来越多，思想状况也越来越复杂，但现在回头看看过去，好像也没发生过多少没法解决的思想问题。矛盾也产生过，有时也甚至很尖锐，但开了个党小组会或个别交换一下意见，天大的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打起仗来，大伙还是团结得像一个人那样，那杆常胜大旗，一直牢牢地插在他所在的那个集体里。虽然以后转业了，转到一个建筑工程局当了处长，但是，那个公司还是原来那个师的全部人马，局长就是师长，处里的职工，都是随同自己南征北战、出入枪林弹雨的干部和战士，他们还叫他王政委。一个任务下来了，他们还像当年冲锋陷阵那样，奋勇向前，无往不胜。正因为有他们全局职工的冲天干劲，才使得他们负责基建的北方机器厂，提前两年完成基建任务，安装工作进展也很快，并开始试生产，而他呢，也正由于这种迫在眉睫的生产工作的需要，一下子调到这个车间来。这是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简直是在他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当时，他本来可以和自己的老上级谈谈，说自己对制造机器一窍不通；说自己还愿留在基建部门，这方面已经比较熟悉了；说自己还愿和老上级老同志一块儿工作……但服从党的分配，早成了他那钢铁意志中的基本部分了，因此，还像过去调动工作那样，他什么也没说，把工作一交代完，就马上来到这个非常陌生的新单位。谁知刚来不久，就碰到这样一个重大任务，又碰到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人物，而他们彼此之间又交错着这样多的矛盾。
是的，这么多的矛盾！工人与工人之间，工人和技术员之间，技术员与工程师之间，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先进与落后之间……尤其令人头疼的是那些技术人员。
嗨，这些知识分子，不知为什么想得那么多、那么远、那么复杂、那么荒诞离奇？比如那个梁君，谈到铸造问题，却要扯个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哥白尼发现地球是圆的，人造卫星上天，人类征服月球……绕了十万八千里，原来还是不赞成铸造大机架。但他就是不明说，你问到他时，他却说他服从领导。关于这个技术员，王永刚听了不少反映，曾和他个别谈了几次话，但一谈起来，真实思想一点儿也不愿暴露，满口大道理。李守才呢，当王永刚初来时，由于各方面情况不熟悉，虚心请教他的时候多，过问事情的时候少，于是，这位技术副主任却把他看成是个所谓“识时务”的人，容易“对付”的人，就在一次谈话中，他就向王永刚暴露了这种看法：
“人最要紧者，莫过于识时务。干什么，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别去装懂。对事情，能揽则揽，不能揽则不揽，别硬揽。可有些人，这也不懂，那也不懂，却这也想揽，那也想揽，结果自己揽又揽不了，却把别人扔在一边，什么事也没做好……”
当时，在座的梁君接过来说：
“李工程师的这些话，对于技术更加适用。我最反对那些不学无术的人，由于自己的无知，却以为世界只不过像火柴盒那么大，自己的脑袋足可装得下。结果呢？嘿嘿，把自己的脑袋撑炸了，事情也搞糟了！”
王永刚了解这两个技术人员谈话的真正含义，这种思想很有代表性。现在，还有不少人持有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把一些文化程度较低、但久经战火考验的老干部，放在技术业务部门的领导岗位上来，是很不恰当的。反右派斗争时，虽然对这种言论作过严肃的批判，但还有一些人，把这些东西隐藏在思想深处，一有机会，便会冒出头来，特别是当某个单位的某个同志，工作中产生缺点的时候，这种思想还会泛滥。现在，为什么梁君和李守才，居然在王永刚面前露出这种思想苗头？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铸钢车间的前任主任，由于工作作风上有些生硬，办法少了些，加上自己学习不够，对具体业务干涉宽了些，有些纯属业务范围的事，他也揽过来了，当然，就无法管得全、管得好，在工作中产生了一些缺点。对于那位主任，技术员杨坚在一次和王永刚谈话中，曾作过这样的评价：
“他呀，是个大好人！心地善良，性情耿直，待人厚道，对党忠诚，对工作总想抓得紧点，揽得宽点，恨不得把全部担子都担在他一个人身上。他的缺点，就是放松了思想工作，要是有人找他谈点思想问题，他就会对你说：‘你怎么会有这些想法呢？这大跃进的浪潮，还没把你那一点点个人问题冲掉？去，好好干活去！把自己融合在工作里，啥问题都没有了！’看，他说得多简单！大跃进是好，可不能把思想工作扔一边去了呀！有人说他这不好，那不好，可我认为他是好人、好心，没把事情办好……”
王永刚很同意这个年轻的党员对前任主任的这种批评。是的，我们的确有为数不少的这样的同志，他有一片赤心，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但由于思想方法不对头，常常事与愿违，收不到预期的效果。他王永刚会不会落一个这样的结果呢？从一开始到新岗位，他就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因此，他想先到下面把大家伙的思想状况摸清，使自己思想上有个底儿，这样，他就可以运筹帷幄了。但谁知有人却把他不像一般“新官上任三把火”那样，说成是“识时务”。他觉得必须扭转这种错觉，这会对工作不利。因此，就在梁君说完那番“高深的哲理”后，他就接着半开玩笑地说：
“老梁，如果我就是那种‘不学无术’的人呢？李主任，如果我也不那么‘识时务’呢？你们会赶走我吗？”
“王主任说得哪里话？”梁君讨好献媚地说，“您怎么会是那种人！”
“对！王书记是老革命，栋梁之材！怎么会呢？……”
“如果我真的不学无术，就请二位帮助我学而有术；如果我一时不‘识时务’，就请二位提醒我，咱们一块把工作搞好。”最后，王永刚用坚毅的语调说。
“那当然，那当然！”两位技术人员连声说。
当然，工作是棘手的，问题是复杂的，以致在他去东方机器厂参观还没回来，一个巨大的任务就落到他的身上。当戴继宏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一个方案拿出来时，矛盾就全面暴露出来了。
对于戴继宏这样一个浑身是劲的青年工人，王永刚是非常喜欢的；当他初和他接触时，就感到小伙子那种炽烈的青春活力，永不衰竭的精力，饱满高昂的斗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当进而触及这个青年工人的心灵时，立即便可觉察它是崇高而宽阔的。当他初来到车间时，他曾有意无意地、暗地了解一下年轻工段长的为人。当时，有一个老师傅告诉王永刚：“这个小伙子，干什么从来不想到自己，一年到头，埋头在工作里，当了工段长后，干活干得更猛了！别看他平常傻呵呵的，我们这里谁要是有了什么困难，他的耳朵有报风神，比谁都先知道，总是千方百计帮你解决；有时事情做过了，你还不知道是谁干的。”
也有个别工人对他不满意的，说：“跟他干活，就得吃大头亏，净拣难活儿做！评比时，净把头等奖让给别的工段。”这个工人，后来王永刚知道他叫郑心怀。
后来，王永刚直接和戴继宏一块干活时，又深深地了解了小伙子另一特点。当时，他们是针对铸造大机架而交谈的。
“王永刚同志，咱们国家从干革命到搞建设，从来就没依赖过人，干吗干大机架，就得把眼睛望着别人？外国人能干得出来，我不相信我们就干不了！”戴继宏说。
“说得对啊！依你怎么想？”王永刚鼓励地问他。
“别人长一个脑袋，我们也长一个；我们两只手也不比别人笨，咱还有党和毛主席领导，什么奇迹我们中国工人也能创造。”
话虽然说得简单，考虑得也不很全面和具体，但却包含着一股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因此，王永刚赞同地说：
“应该有这种志气！不管搞革命，搞建设，都得拿出这股劲。”
接着，戴继宏便积极地开动脑筋，综合了群众的意见，提出了那个方案，并且挺身而出，击退各种非难，这不但需要信心，还需要毅力和勇气。
王永刚曾经几次召开支委会，讨论这个方案，并有意将这方案，放到各方面思想交锋的阵地上，让它接受考验和锻炼，并要求大家展开争论。终于，方案在群众的热烈争论中，经过推敲、补充而趋向完善。令人高兴的是厂部研究后，报请党委批准了它。尽管还有人强烈地反对、不满，作出各种吓人的预计，但方案批准了，就得执行。
但遗憾的是，刚迈开第一步就卡住了，砂子有问题。原先仅仅考虑了强度问题，但在试验中发现，大型铸件的包砂、粘砂问题也很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得到足够强度的铸型和优质表面的铸件。”李守才肯定地说，“这是我早已料到的。”
这是件令人头疼的事。出师不利，影响了士气。有人说：“这个小问题一下子就把咱们难住了，以后咋走呢？”
还有人说：“小河沟都过不去，大江大海就更不好过了，看来，够呛！……”
戴继宏和杨坚一时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急得工段长直跺脚。
逆风却趁机刮起来了。
有人说：“这种缺乏科学分析的干法，根本就行不通。”
又有一种人说：“这样重大的铸件，只凭灵机一动，订个方案，就认定会有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药方，那未免太天真了。看，这仅仅是开始。”
梁君和郑心怀等人，出头露面的机会多了。梁君的头痛病好像因而减轻了，一反前几天的表现，这两天偶尔还到工段里走几趟，装作问这问那的，临走时，还指点几句，甚至狂妄地指着杨坚的鼻子问：
“老杨，你是从高等学校毕业的，咱们学校哪个教授告诉过你，这样复杂的问题，只要敢想敢干就行了？我亲爱的朋友，你是技术员，技术员就应该讲点科学。”
郑心怀的风湿性关节炎，这几天也不大发作了，医院也不大去了，每天按时上班，拿起刮板时而搅搅砂子，时而敲敲木模，有时竟当着大伙的面说：“咱们的工段长胃口太大了，这样一块大肥肉，哪能一口吞下去？工段长嘛，工人之长，不好当吧？嘿嘿，看来还是当小兵舒服……”
这一切言行，有时王永刚亲自听到，有时由同志们反映到他的耳朵里去。他也感到很气愤，要是按照二十年前的毛脾气，他会当着这些人，狠狠地熊他们几句，问问他们到底站在什么立场说话的。可是，今天他面对的是世界水平的技术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一些人，他们有着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教养、不同的思想状况，甚至有不同的阶级立场。对待当前的困难，他不能采取当年战场上那样，把手里的枪一举，高呼一声：“同志们，冲啊！”后边的战士，就会随他一起冲上前去。另外，他也不能利用自己的职权，向下面下一个命令，你们必须给我怎么样怎么样……不，那更不行！他不能这样。迷信自己的权力，只是低能的表现，只会给工作带来损失；何况，思想问题不会因为你下个命令或发点脾气便自行消失，不，不会的。
怎么办呢？经他和几个支委再三研究，决定由他向党委把情况汇报一下，请老政委帮助解决一下当前这个疙瘩。
正好，今天上午党委书记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要他下午到党委去一趟，谈谈大型机架铸造的进展情况。
中午回到家里，他的妻子正在用一大堆野藤条编着背筐。这种活是她的拿手好戏，在家乡，她编背筐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现在为什么又搞起来了呢？
两个孪生女儿在做母亲的助手。她们的学校已经放暑假了，这一个半月的时间，本应该好好为她们安排一下，只是这两天事情太多、太忙，他还没考虑好适当的办法。
孩子们看见父亲回来了，亲热地站起来，齐声叫爸爸。老大把爸爸的上衣接了过去，规规矩矩地挂在墙上；老二把到处散放的野藤条理一理，给爸爸让出个座位来。
“你们娘仨在忙什么呀？”王永刚问。
老大抢先回答了：“爸，妈妈在给我们编草筐，已经编好两只了。”她迅速地从暗处把草筐拿过来，炫耀地递给爸爸。
“编得好呀！”王永刚赞扬地说，他用手掰掰筐梁，筐梁又韧又坚，劲儿是用足了的。“编这么多干啥呀，做生意吗？”
妻子温柔地笑了，没做声，只用眼睛看了看两个孩子，好像说：让她们回答你吧。
老二忙着回答：
“爸爸，我告诉你，”小姑娘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少先队今儿开了会，会上大伙儿决定，在暑假我们要好好干点活儿，决定到公社去帮社员叔叔除草；决定将拔的草背回学校，决定替学校打圩墙；决定……”
“怎么有这么多的决定呀？”父亲笑着打断女儿的话，女儿有点不好意思了，头扭了起来。
老大又替妹妹作了补充：
“我们成立了一个拔草队，选刘小魁当队长，爸爸，你认识刘小魁吗？”
“我怎么会认识你们的队长呢？”
“人家说他爸爸是你们厂的党委书记。”
王永刚想起来了，那是刘政委的儿子。那个孩子他是见过的，他和父亲一块刚从北京搬来时，王永刚去看过他们。他笑着问女儿：
“是刘队长决定让你妈妈编背筐的？”
“不，是我们自个儿提议的。”二女儿迅速解释道，“我们俩一人一只，要两只；李大庆爸爸妈妈都上班，没有空，我们决定帮他编一只……”
“所以你们决定让妈妈编三只，对吗？”
“对！”姊妹俩异口同声地答道。
“好了，拿去吧！”妻子结束了最后一道工序，第三只筐编好了。女儿忙提了过去，并排儿摆在一块儿，小姐妹俩聚精会神地欣赏着妈妈的劳动产品。
“一上午就给她们忙这个了。”妻子舒了一口气，“吃饭吧！”
“饭做好了？”从刚才妻子的口气中，他以为还没做饭哩。
“爸爸，妈妈早就把饭做好了，做完饭才编草筐的。你工作忙，吃饭可不能耽误了。”大女儿替妈妈说，“对吗，妈妈？”
“就数你的小嘴会说。”妈妈爱嗔地向女儿说。
在吃饭时，大女儿又提出一个问题：
“爸爸，听说你们工厂要造大机器，听说是很困难，听说需要很多人干，对吗？”
“嗯。”父亲答道，“你们消息很灵通呀，很会‘听说’。”
“那你们可一定要快点干出来呀！”
父亲连连点头，他回答的不仅仅是自己女儿的希望呀！
“连我们也这么盼望着哩！”妻子也接过来笑着说，“今儿上午，我们家属委员会还开了会，大家提议说，为保证工厂大机器快点出厂，家属也得出一份力。”
“噢，你们家属也要出力？”王永刚感兴趣地看着妻子，把手里的筷子放下来，“你们怎么出力？”
“有人说，还跟过去打老蒋那样，你们在前线冲锋，我们打后勤支援前线，保证你们吃好、睡好、休息好，不要你们操劳家务事，全部精力都用在火线上……”
没等妻子说完，王永刚就高兴地说：“好啊，那我们就无后顾之忧了。请问，这个建议是不是老支前模范提的？”王永刚亲切地望着妻子那有点儿苍白的面庞以及额上的那块伤疤。这伤疤是当年在孟良崮战役留下的纪念，那时，妻子作为一个支前小队长，投入了枪林弹雨的前沿阵地，就在队伍将要攻下一个敌人大碉堡时，为抢救伤员，她光荣地负了伤，后来，她被评为支前模范。现在，这位支前模范又把过去打反动派的革命精神拿出来了，要支援他们攻下另外一种碉堡。
老支前模范未置可否地笑了笑，然后说：“大家都有这个要求，谁不想多为社会主义出把力呢？”接着，她又把今天会上热烈的情况谈了一番，最后，她笑着说：“请铸钢车间党支书随时监督我们吧！”说罢，便去收拾桌上的碗筷，送到厨房中去。
女儿和妻子的话，使王永刚的感情扬起巨大的波澜，现在，多少人的眼睛在望着他们，多少人都在和他们同战斗，共呼吸，在他们车间的后面，在工厂的后面，在所有为大型轧钢机而战的人们的后面，有着无数的人、无穷的力量作为他们的后盾，就像当年在战场上作战时，有亿万人民作为后盾一样。他感到心头热烘烘的。
下午一点钟，爷儿仨一同出了家门，孩子背着野藤筐去找自己的小伙伴去了，父亲朝党委办公室走去。
党委书记刘魁，是王永刚当年在部队时的师政委，二十多年的老上级。当他们一块儿从部队转业时，师长调去建筑工程部当建筑工程局长，政委调往机械工业部的一个局当局长，前些日子，又从局里调到这个厂子来。政委初来时，王永刚曾和这位久别重逢的老上级，亲亲热热地唠了一个晚上，那多半是叙旧性质的，最后，刚刚联系到当前的工作情况，政委就被厂长拉走了，以后想再去看看老政委，可总也抽不出时间来。最近他也曾想找老上级谈谈当前的困难处境，但他是个不善于诉苦的人，同时，工作还没开头就诉起苦来，那怎么行呢？党把自己摆到这个战斗岗位上干什么呢？
现在好了，书记主动要自己谈情况了。王永刚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好像肩上的担子减轻了很多。
党委办公室设在刚落成的行政大楼上。当他敲门走进书记的办公室时，老政委正在埋头看书，王永刚进了屋，他连忙热情地站起来，亲切地招呼王永刚在自己的对面坐下。
党委书记看上去有五十来岁，身体魁伟，声音洪亮，阔大的脸盘上的表情，常是严肃中蕴含着慈祥。他的前额高耸，充满着刚毅和智慧。说起话来，仍保持当年军人的气质。他是一个老红军，豪迈的脚步曾经丈量了祖国半壁河山。从怀揣鸡毛信，到横扫南岛风云，赫赫战功，记载在人民的功劳簿上。枪林弹雨，刀光剑影，把他锻冶成为一个出色的指挥员和党的政治工作人员。由于他是机械制造工人出身，有志于在祖国的机器制造业上，再打几个硬仗，所以，党又把他派到今天这个岗位。现在，他不知又在钻研什么书呢？老政委是个爱钻研的人，干什么钻什么，哪一项工作，只要他干上了，你就别想把他当外行看待。
“刘政委，您好用功啊！”王永刚还保持过去的老称呼，他觉得改口很不方便，“看的什么书？”
“你猜猜看。”党委书记含笑地望着他。
“猜不出。”王永刚知道书记博览群书，古今中外，他都有兴趣钻一钻。
“这是你们铸造的玩意儿，我灵机一动，从图书馆借来一本看看。”书记笑着说。王永刚接过来一看，果然，一个不大的轧钢机架印在书的扉页上，他心里不由一动：
“啊呀，刘政委，您怎么有工夫看这个？”
“为什么？”
“……”王永刚笑而不答。
“是不是你也认为党委书记不该看技术书？这好像是一种过时的流行看法。”刘魁笑着说，“不过，谁也没法说清楚，有谁曾经为党委书记立下过这条清规戒律？反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毛主席著作里没有谈过。”
是的，王永刚从来没有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 毛泽东选集 》中读到过。但是，确实有些人没根据地认为：企业里党的工作者只抓思想，只管政治工作；业务和技术是工程师和其他技术人员的事。对于这种片面看法，党不止一次地批评过。王永刚记得，党曾经作过这样的指示：企业中的职工思想问题，常常同生产、同技术、同操作有密切联系，企业干部如果不掌握技术、不懂生产业务，就很难深入地了解和正确地解决这些思想问题。王永刚对这方面还有过实际的体会。前两年，在基建部门工作，他发现许多思想问题都牵涉到具体业务上去。比如，他曾经负责一个时期的大型厂房建筑工作，那时，曾产生一个问题：钢筋工说混凝土工跟不上他们的脚步；混凝土工说钢筋工不和他们协作，矛盾很突出，影响生产进度。一开头，他对这里边问题的症结摸不透，于是就“各打五十大板”，但问题一点也没解决。后来，他深入到现场，把问题摸透了，才知道他们各有难处，主要矛盾抓住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他尝到了这个甜头，于是，就更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更深入地学习，力求自己比较内行些，更好地进行思想领导，把政治挂帅落实到生产斗争中去。
“怎么，小鬼，被我问住了？”书记向陷于沉思中的王永刚说，他还习惯地称呼这个快满四十岁的人为“小鬼”。“为什么不说话？”
“小鬼”说话了：“我在想您的话，为什么现在还会有这种看法？”
“你能解释得通吗？”
王永刚摇摇头说：“解释不通！”
“问题很简单，那就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包括干部和群众，常常不能全面地理解党和毛主席的指示。”书记严肃地说。他从身上掏出一盒烟来，先递给王永刚一支，自己拿出一支，把火柴划着，自己先点上，然后把火柴递给王永刚，之后，他又接着说：“记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党号召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我们不会的东西，好好钻研业务，力争由外行成为内行。但有些人却理解偏了，他们认为，搞建设了，‘技术决定一切’，什么政治思想、阶级斗争……都可以扔到一边儿去了。可后来呢？右派分子却抓住我们这一点，大叫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们这样叫，是别有用心的，是和我们争夺领导权。我们坚决驳斥和打倒了这种谬论，强调外行能够领导内行。但这么一来，又有人偏另一边去了，他们不理解这种口号的真正含义是：在政治上，在总的方针政策上，在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上，党能够领导一切，也必须领导一切。这是我们事业的根本保证。我们在革命中和建设中所取得的光辉成就，都充分证明这一点。但对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党员来说，当然必须首先政治挂帅，这是一点也含糊不得的，决不能因此就不钻研业务了……”刘魁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又接着说：“如果我们在企业担任着领导工作的干部，只懂一些党的方针政策，却不大懂得本单位的技术和业务，不能正确运用毛泽东思想、党的方针政策，去具体解决企业中各种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就不能真正发挥政治统帅的作用。小鬼，你说是不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