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Whittier College in California所作演讲。收入大卫·罗和舒尔
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248。爱因斯坦档案，号28—152。
抗拒战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合法方式，另一种是革命的方式。合
法方式是提供替代役，不是作为特权而是作为所有人的权利。革命观点
涉及不妥协的抗拒，宗旨是在和平时期摧毁军国主义政权，战时则破坏
国家资源。
引自一则声明，由布罗克韦Fenner
Brockway记录，刊于《新世
界》杂志The New World，1931年7月。布罗克韦曾于1931年6月30日会
见爱氏。爱因斯坦档案，号47—742。
我呼吁所有男人和女人，知名人士和普通人，宣布自己不再为战争
或战备提供任何帮助。
引自对反战国际组织的声明，法国里昂，1931年8月。转引自弗兰
克，《爱因斯坦：生平与时代》，页158。亦见引于《纽约时报》，
1931年8月2日。
*任何人如果真想废除战争，就必须坚决声明，他赞成自己的国家
放弃一部分主权，而服从一些国际机构：他必须准备让自己的国家在万
一遇到争端的时候，服从国际法庭的裁决。他必须……支持全面裁军。
同上。在1932年7月30日致弗洛伊德信中，爱氏几乎用了同样的字
眼（爱因斯坦档案，号32—543，545，546）。二战后他回到了这一世
界政府立场。
*国家为人而存在，而不是人为国家而存在。……我相信，国家最
重要的使命便是保护个人，使他有可能发展成一个有创造性才能的人。
国家应该是我们的仆人；我们不应该是国家的奴隶。国家强迫我们服兵
役就是违反这一戒律。
引自“通往和平之路”The Road to Peace，刊于《纽约时报杂
志》，1931年11月22日。收入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
治》，页253。（本书前几版中，我引的版本稍异，出处也随《思想与
言论》而误指了。）爱因斯坦档案，号28—175。
*出于道义理由而拒绝服兵役可能给人招来严重迫害；这种迫害，
难道不是跟从前那些世纪中对殉教者的迫害一样，是社会的耻辱吗？
同上，页255。
我不仅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还是一个战斗的和平主义者。我愿意为
和平而战。……一个人，能为他相信的事业——比如和平——而献身，
难道不强似为他不相信的事情——比如战争——而受罪吗？
引自1931年菲尔爱克的访谈，与其他几篇一起刊于一本小册子，题
为《反战之战》The Fight against War，编者Alfred Lief（纽约：
John
Day，1933年）。转引自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
125—126。
和平不能靠武力来维持。它只能通过理解来实现。你无法征服一个
民族，除非你消灭所有男人、女人和孩子。如果你不想采取这样的极端
措施，你就要找到不诉诸武力而解决争端的办法。
引自“和平主义札记”Notes
on
Pacifism，见《宇宙宗教》
（1931年），页67。或许是出于意译，原始出处不详。
我仍是从前那个热烈的和平主义者。但是我相信，只有当侵略性独
裁政权对于民主国家的军事威胁不再存在时，才能再度在欧洲提倡拒绝
服兵役这个方法。
致拉比菲利普·伯恩斯坦Rabbi Philip Bernstein，1934年4月5
日。见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250。爱因斯坦档案，号
49—276。
我们只有做到全部废除义务兵役制，才有可能本着和解、快乐生活
和热爱一切生灵的精神去教育青年人。
引自“致和平友人的三封信”Three Letters to Friends of
Peace，刊于《我的世界观》（1934年）；收入《思想与言论》，页
109。
*武装起来意味着发出声音并作好准备，不是准备和平，而是准备
战争。因此，人们不愿意逐步裁军；他们愿意一下子裁完或根本不裁。
见“裁军问题”，刊于上引书；《思想与言论》（页102—103）中
翻译稍异。转引自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22。爱
因斯坦档案，号28—180。
*我坚决主张如下的原则：只有通过组织一个超国家的仲裁法庭，
和平主义问题才能真正解决。这个法庭跟现今在日内瓦的国家联盟
League of Nations不同，它将有强制执行自己决议的手段，简言之，就
是一个拥有正规军乃至警察部队的国际法庭。
引自“和平主义再检讨”A Re—examination of Pacifism，《政
体》Polity，卷三，第1期（1935年1月），页4—5。收入大卫·罗和舒
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284—286。爱因斯坦档案，号28—
296。
在某些条件下，比如在今天的德国，和平主义能挫败自己。……我
们必须说服人们创造一种公众情绪，来剥夺战争的合法存在：一，营造
超主权意识；……二，面对战争的经济根源。
引自与巴特利特Robert M.Bartlett的一则访谈，刊于《测绘》，
卷二十四（1935年8月），页384，413。收入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
论和平》，页260。
我坚信，假如我们星球上的境况还打算最终变得可以忍受的话，一
个国际的政治组织不但是可能的，也是绝对必须的。
引自一份手稿，约写于1940年。见卡勒Kaller所编的手迹目
录，“犹太理想家”Jewish Visionaries，页35。
二十年代中还没有独裁政权的时候，我曾提出，拒绝走向战争，将
使战争不再有理。然而，一旦某些国家出现高压局势，我就感到，再提
反战就会让不好战的国家在好战国家面前削弱了力量。
引自一则访谈，刊于《纽约时报》，1941年12月30日。爱因斯坦档
案，号29—096。
欲拯救文明，甚至拯救人类本身，别无办法，唯有创立一个世界政
府，将各国的安全建立于法律之上。只要存在主权国家，各有其军备和
军备秘密，新的世界战争就不可避免。
引自媒体采访，刊于《纽约时报》，1945年9月15日。
*当今之世，工业化高度发展，经济高度互相依赖，没有一个真正
的超国家政府来统辖国际关系，很难想象我们能实现和平。假如要避免
战争，这个一揽子解决就是底线，退而求其次，我看就是幻想了。
致奥本海默，1945年9月29日。爱因斯坦档案，号57—294。
*原子弹的秘密应交托给一个世界政府，而美国政府应立即宣告自
己愿意这样做。这样一个世界政府应该由美国、苏联和英国来建立，因
只有这三个大国有巨大的军事力量。这三个国家应该把自己的所有军事
资源交给这个世界政府。只有这三个国家拥有巨大军事力量这一事实，
应该使世界政府更容易建立而不是更难。
致斯温Raymond Swing，《大西洋月刊》，卷一七六，第5期（1945
年11月），页43—45。
在国际事务中，每一件事都要依下述出发点去做：这件事会有助于
还是会妨碍世界政府的建立？
引自与席尔普P.A.Schilpp和帕默里F.Parmelee的广播访谈草稿，
1946年5月299日。亦见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382。爱
因斯坦档案，号29—105。
必须成立世界政府，以司法裁决来解决国家间的冲突。……这个政
府必须建立在由各国政府和国家批准的明晰的宪法之上，只有它才能部
署进攻性武器。
引自为拥护世界联合政府学生会Students for Federal World
Government一次集会所作广播讲话，芝加哥，1946年5月29日。见《纽
约时报》，1946年5月30日。转引自佩斯，《爱因斯坦在这儿活过》，
页232。爱因斯坦档案，号28—694。
我提倡世界政府，因为我坚信，没有其他方式能消除人类有史以来
最可怕的危险。“避免全部毁灭”这个目标，必须优先于任何其他目标。
引自“答苏联科学家”，刊于《核科学家》，1948年2月。亦见
《思想与言论》，页140—146。爱因斯坦档案，号28—795。
只有一条道路通往和平与安全：那就是超级政府的道路。国家层面
的单方面军备只能提高总的不确定与疑惑，而不能成为有效的保护。
引自在纽约卡内基馆Carnegie Hall接受“一个世界奖”the One
World Award时的讲话，1948年4月27日。刊于《我的晚年》；收入《思
想与言论》，页147。
假如世界政府的理想不现实，那么，对我们的未来就剩下一种观点
是现实的了，那就是，人对人的全部毁灭。
引自对电影《无处藏身》Where Will You Hide?的评论，1948年5
月。爱因斯坦档案，号28—817。
只有依法创立一个超国家的制度，消除暴力路线，人类才能获救。
引自在《冲击1号》Impact 1（1950年）一书中所作陈述，页104。
爱因斯坦档案，号28—882。
我相信，在超国家的基础上为世界带来和平的问题，只有通过在更
大规模上实行甘地的方法才能解决。
致内尔豪斯Gerhard Nellhaus，1951年3月20日。爱因斯坦档案，
号60—684。
本着良心的反战者是革命者。在决定不服从法律时，他就牺牲了自
己的个人利益，把它献给了最重要的事业——为改良社会而工作。
同上。
我的观点与甘地的几乎完全相同。但我会独自或集体地以暴力反抗
杀戮企图，反抗从我的人民或我自己这儿拿走基本生存手段的企图。
致莫里塞特A.Morrisett，1952年3月21日。爱因斯坦档案，号60—
595。
只有通过一个超国家的组织，和平主义的目标才能实现。无条件拥
护这一事业……乃是判别真假和平主义的标准。
同上。
我相信，在战争中杀人不比普通谋杀好些。
致日本《改造》杂志编辑，1952年9月20日。见大卫·罗和舒尔
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88。爱因斯坦档案，号60—039。
我参与制造原子弹，只做了一件事：我在一封致罗斯福总统的信上
签了名，在信里我强调有必要进行大规模试验来证明制造原子弹的可行
性。……我感到有必要走那一步，是因为德国人或许正在研究同一课题
而且很可能成功。我当时别无选择，尽管我一向是个坚定的和平主义
者。
同上。
一个国家制造武器越多，就越不安全：你有武器，你就成了打击的
目标。
引自阿拉姆A.Aram的访谈，1953年1月3日。爱因斯坦档案，号59—
109。
在致《改造》杂志的信中，我没说我是个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而宁
说我是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作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有些情况下，我
认为是宜于使用武力的，具体来说，就是面对敌人，他无条件地决心要
毁灭我和我的人民的时候。
致日本和平主义者筱原Seiei Shinohara，1953年2月22日。筱原认
为，假如甘地处在爱氏位置上，是不会写信给罗斯福的，所以他认为爱
氏对《改造》杂志所说的话没有效力。爱氏作答云云。见大卫·罗和舒
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90。爱因斯坦档案，号61—295。
我是个全心全意的、但不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这意思是，任何情
况下我都反对使用武力，除了一种情况：当面对的敌人以毁灭生命为目
标的时候。
致筱原，1953年6月23日。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
治》，页491。爱因斯坦档案，号61—297。
只要有可能理智地解决困难，我就赞成真诚合作；假如制于形势、
不能够那样做，那就走甘地路线：和平抗暴。
致穆尔John Moore，1953年11月9日。转引自内森和诺顿，《爱因
斯坦论和平》，页596。爱因斯坦档案，号60—584。
我一向是个和平主义者，就是说，我拒绝承认暴力是解决国际冲突
的手段。然而，在我看来，无条件地死抱这个原则是不合理的。必须设
定一个例外，那就是当一个敌对强权威胁要整个毁灭我们族群的时候。
致福克斯H.Herbert Fox，1954年5月18日。爱因斯坦档案，号59—
727。
论政治、爱国主义和政府
爱因斯坦对“老人国会”讲话。卡通作者C.Berryman，于1930年12月爱氏到达纽约后（图中坐者
椅背上字样为“国会”；桌上文案题目分别为：“减免农业税”，“跛鸭方案”，“衰退灵丹”，“世界
法庭”，“合作”，“瓜分财政”，“肌肉秀”。包上字样为“爱因斯坦博士”，爱氏头边字样为“我得坚
持讲相对论和第四维！”国会图书馆书号LC—USCZ62—102497。）
爱因斯坦的政治论，可借大卫·罗和舒尔曼在《爱因斯坦论政治》一书第458页的一段
话来概括。“爱因斯坦避开意识形态，左派右派一概不谈。与此同时，他对所有反对专
政、拥护人类自由的人都怀有深切同情。确实，生命的最后二十五年中，他不懈地倡言公
民自由，坚决维护那些冒险犯难推进人权的人。”
*我无意隐瞒自己的国际主义情感。我对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感觉远
近，仅仅取决于我对他们的意向和潜能作何判断。我国籍所属的国家在
我情感生活中没有地位；我认为跟一个国家的归属感只是个责权问题，
类似于你和人寿保险公司的那种关系。
爱氏曾为柏林歌德学会the Berliner Goethebund著文，题“我对
这场战争的看法”My Opinion on the War，1916年发表。此段发表时
为编辑删去。据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73云，爱
氏“坚称，他这样说仅仅重申了托尔斯泰的名言；托氏是将爱国主义比
作精神病的。”《全集》，卷六，文件20。
*当代人在政治事体中诉诸情感的行为方式，足以让决定论信仰阴
魂不散。
致马克斯·玻恩，1919年6月4日。《全集》，卷九，文件56。
我坚信，随后数年将要带来的困难，会比过去年月所经历的小得
多。
谈及德国政治经济形势，算不得预言。同上。
当一群人患有集体精神错乱症时，人们应该站出来反对他们；但从
长远来说，仇恨和苦难不能够毁灭一个明辨是非的伟大民族，除非它自
己为难自己。
致洛伦兹，1919年，谈及一战后由九十三名德国知识界人士签署的
为德国辩护的“93宣言”World War I Manifesto of 93。《全集》，
卷九，文件80。
我不信这个意义上的人性可以根本改变。但我的确相信有可能乃至
有必要在国际关系中结束无政府状态，尽管牺牲自主性对单个国家会有
影响。
致海德维希·玻恩，1919年8月31日。《全集》，卷九，文件97。
无论哪一块玉米地，只要雨水调匀，毒草都会和玉米一起生长。我
相信，雨水比土壤关系更大。
致佩兰Jean
Perrin，1919年9月27日。《全集》，卷九，文件
114。
我相信，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和艺术家到从前的敌国去学习，会有
助于推进国际和解。直接经验会非常有效地抵消世界大战在许多人头脑
中种下的灾难性意识形态。
引自“论知识分子对国际和解的贡献”On the Contribution of
Intellectuals to International Reconciliation，为纽约德国人社
会与科学协会而作，约1920年10月。《全集》，卷七，文件47。
*我的设想中，国际主义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理性相处，民族与民族
间团结互谅，相互合作，共同进步，不干涉别国习俗与内部生活。
引自“论国际主义”，刊于《纽约晚邮报》，1921年3月26日。见
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89；亦见伊莉，《阿尔伯特遭遇
美国》，页4。
*我认为，布尔什维克实验的想法不在此列。凡是试验布尔什维克
的地方，如巴伐利亚，愚蠢反动的野心就会重占上风。
引自索兰尼Aldo Sorani的访谈，刊于《信使报》Il Messagero，
1921年10月26日。《全集》，卷十二，附录G。
我认为，不应当把政治因素带到科学事务里来，个人也不应当为他
凑巧归属的国家的政事负责。
致洛伦兹，1923年8月16日。转引自弗伦奇，《爱因斯坦百年纪念
文集》，页187。爱因斯坦档案，号16—554。
*怕被人杀，便去杀人，历史上这样的悲剧让人思之战栗。被折磨
与杀戮的，是那些最优秀、最无私的人，只因害怕他们的政治影响。不
独俄国为然。……假如[俄国统治者]不能通过伟大而勇敢的解放行动昭
告世人，说他们实无必要以血腥恐怖来支撑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将失
去所有同情。
1925年，国际政治犯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Political Prisoners发表一组检讨书，爱氏读后云云。见大卫·罗和
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12—413。爱因斯坦档案，号28—
029。
*我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家；很少学者是。同时我也认为，
谁也不应该逃避政治责任……这里说的责任，是修复被世界战争彻底毁
坏的民族团结，保证各民族更好、更真正地理解彼此，避免重演我们已
经遭受过的可怕灾难。
引自采访录，《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1927年11
月20日。爱因斯坦档案，号29—022。
可以两者都是。我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人。民族主义是一种儿科疾
病。那是人类的麻疹。
当有人问他自认为是德国人还是犹太人时。引自菲尔爱克的访谈，
题“爱因斯坦论人生意义”，《星期六晚邮报》，1929年10月26日。转
引自杜卡斯和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其人》，页38；收入菲尔
爱克，《伟人一瞥》，页449。
*假如允许经济学领域的门外汉表达意见，说说当今经济困境属于
何种性质，那就是：专家队里意见纷纭混乱，让人不能指望。……假如
我们有办法防止群众的购买力——以货物量衡量——下降到某个临界点
以下，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产业循环中就不会有停滞阶段。
引自“关于世界经济危机的思考”Thougths
on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约1930年，发表于《我的世界观》（1934年）。爱
因斯坦档案，号28—120。见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14
—417。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要让每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
任何人被当作偶像去崇拜。
引自“我的信仰”，《世纪论坛》，卷八十四（1930年），页193
—194。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228。
*我坚信，暴力专制背后紧跟着腐败，因暴力不可避免的吸引道德
低下的人。时间证明，臭名昭著的暴君都是靠一班恶棍起家的。
同上。
*我决不参加[不起作用的会议]。那就像要组织会议商讨如何阻止火
山爆发或者为撒哈拉沙漠增加雨量。
致巴比塞Henri Barbusse，1932年4月20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4
—533。
*只有在自由社会，人才能创造出发明和文化价值，让现代人活的
值。
引自在皇家阿尔伯特馆所作讲演，题“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1933年10月3日。发表于1934年，题“欧洲的危险，欧
洲的希望”Europe’s Danger—Europe’s Hope。收入大卫·罗和舒尔
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280。爱因斯坦档案，号28—253。
在我看来，民族主义不过是军国主义和侵略的理想主义合理化而
已。
引自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馆所作讲演的第二稿，1933年10月3日。
转引自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242。爱因斯坦档案，号
28—254。
*从今以后，民主大国很可能以中立姿态反对希特勒德国。假使如
此，这个滋生疾病的温床很快就会对其他国家构成严重的道义和政治威
胁，更不消说会让德国犹太人苦不堪言。
致拉比斯蒂芬·怀斯Rabbi Stephen Wise，1933年11月18日。爱因
斯坦档案，号35—134。
*无论多高的目标，都不能不择手段地去实现。暴力有时或许能快
速地清除障碍，但它从没有证明自己有创造力。
引自“欧洲成功了吗？”Was Europe a Success?《国家》The
Nation，卷一三九，第3613期（1934年10月），页373。见大卫·罗和
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48。
忠于民族有局限性。人们要学会从世界的角度来思考。每个国家都
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放弃部分主权。要避免破坏，就必须放弃侵略。
引自访谈，载《测绘》杂志，卷二十四（1935年8月），页384，
413。
政治是钟摆，老在无政府和专制暴政之间摆动，不断再生的幻觉是
它的动力。
箴言，1937年作。转引自杜卡斯和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其人》，页38。爱因斯坦档案，号28—388。
所有真正伟大而鼓舞人心的东西，都是由能够自由劳作的个人创造
的。
引自“道德与情感”，斯沃斯摩尔学院毕业典礼致辞，1938年6月6
日。爱因斯坦档案，号29—083。
*为保障科研自由，科学家应该积极参与政治。他们必须有勇
气……明确宣布自己得来不易的政治和经济信念。
致林肯诞辰民主与知识自由委员会，1939年2月。转引自内森和诺
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283。
辨别一个真正的共和国不仅要看它的政体，还要看对所有人一视同
仁和尊重所有个人的精神是否深入人心。
引自爱氏六十寿辰感言。《科学》杂志Science
89，n.s.（1939
年），页242。
*过火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心态，它是由一种流行的狂想人为引发
的，这种狂想是，各国必须时刻准备打仗。消除了战争危险，民族主义
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引自“我是美国人”，1940年6月22日。爱因斯坦档案，号29—
092。收入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70—472。
有些时期，世风向善，人们相互信任，成就善事。有时不然。
引自1940年秋天的一番谈话，布莱克Algernon Black记录。爱氏禁
止发表这番谈话。爱因斯坦档案，号54—834。
当失调期，世多紧张失衡，生当此时，人自身失常，就会跟从失常
的领袖。
同上。
民主国家的最大弱点是经济恐慌。
同上。
*单靠法律不能保障言论自由；要想人人表达意见而不受惩罚，还
需要整个社会有宽容精神。
引自爱氏为《自由的意义》Freedom, Its Meaning所作文，安申
Ruth Nanda Anshen编著，（1940年版）。爱因斯坦档案，号28—538。
*如何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是这样一种国家，其中，主
要生产手段，如大工厂，耕地以及城市房地产，水、气、电供应，公共
交通等，都为少数市民所有。生产的速率，依拥有者最大利润而定，而
不是顾及全体人口的需要、生活必需品均等分配。……
这番声明颇有社会主义味道。所谓社会主义，不外乎生产手段集体
所有，由集体中的个人负责并管理，国家发给个人工资。引自“社会主
义国家有个人自由的空间吗？”约1945年7月。爱因斯坦档案，号28—
661。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36。
*我的答复是，无论如何，只有不断为之奋斗，自由才有可能实
现。市民对政治冷漠，永远会导致奴役，无论宪法和法律取何种形式。
不过我坚信，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普通个人得到最大自由的前景更
加看好，跟社群的福祉并驾齐驱。
论社会主义社会的个人自由。同上。
*至于社会主义，除非它具有足够的国际主义精神，能促成一个世
界政府，来控制所有军事大国，否则，它比资本主义更容易导向战争，
因为它权力更加集中。
引自“爱因斯坦论原子弹”，第一编，原系斯温Raymond Swing的
一则访谈录，发表于《大西洋月刊》卷一七六，第5期（1945年11
月），页43—45。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373
—378。
*假如你偶尔听见我为政治奔忙，别以为我在这种事上花了很多时
间，因政治是块贫瘠的土壤，在上面下力气未免可悲。不过时不时的，
事情赶到节点上，欲罢不能就是了。
致贝索，1946年4月21日。爱因斯坦档案，号7—381。
民主建制和民主标准是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这种发展在
享受它的土地上并非总是得到欣赏。
引自“爱因斯坦论原子弹”，第二部分，访谈录，据斯温Raymond
Swing所记。载《大西洋月刊》，1947年11月。
要在人类事务中明智地行动，一个必要条件是努力去充分理解对手
的思想、动机和忧虑，从而能通过他的眼睛看这个世界。
引自“对苏联社会主义者的答复”，1947年12月，刊于《原子科学
家通报》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卷四，第2期
（1948年2月），页35—37。亦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
治》，页393—397，以及《思想与言论》，页140—146。爱因斯坦档
案，号28—795。
*我还相信，资本主义，或自由产业体制，将证明没能力遏止失
业，只能因技术发展而增加无序，也没能力维持人民生产与购买力之间
的平衡。
同上。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认为，现存所有社会罪恶、政治罪恶都怪
资本主义，幻想一旦建成社会主义，就能治好人类所有的社会和政治疾
患。那样想就错了。那种信念是危险的，第一，它会鼓励所有信仰者狂
热的不宽容，把本来是可能的社会方法的东西变为一种宗派，不属于它
的，就给打上叛逆或坏分子的烙印。一旦走到这一步，就完全丧失了理
解“非信者”思想和行动的能力。你知道，我是读点史书的，我确定地知
道，这种僵硬的信念给人类造成过多少不必要的灾难。
同上。
任何政府本身都是恶的，因为它总有向专制恶化的倾向。
同上。
*这样说来，社会主义不能被视为所有社会问题的解答，而仅仅是
某种框架，让这种解答成为可能。
同上。参下条，论民主制，为《切尼记录》the Cheyney Record而
作。
*这提醒我们，就连最完美的民主宪政也要有赖于行施者其人而后
奏效。
为萨科—范泽蒂纪念馆the Sacco and Vanzetti Memorial而作，
1947年。爱因斯坦档案，号28—770。
我们要记取这难以接受的教训：只有当我们的行动方针，在世界事
务中如同在所有其他事务中一样，是依据了正义与法律，而不是依据赤
裸裸的实力威胁，人类的未来才可以忍受。
引自致甘地纪念团的祝辞，1948年2月11日。转引自内森和诺顿，
《爱因斯坦论和平》，页468。爱因斯坦档案，号5—151。
*在其狭义的、政治的意义上，民主制有个弱点，就是承载经济政
治力量的人握有强大的手段去塑造舆论，为他们阶级的利益服务。民主
政治本身并不能自动解决问题，而仅仅为解决问题提供框架。
引自《切尼记录》记者Milton James的访谈录，发表于1948年10月
7日。《切尼记录》是宾州切尼州立师范学院Cheyney State Teachers
College in Pennsylvania的学生刊物。此次对我的旧版做了订正。参
上引论社会主义各条。见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502。
爱因斯坦档案，号58—013至58—015。
*在如今俄国的制度下，一切取决于少数人的意愿和素质，全部权
力就掌握在他们手中。那个制度下个人的地位可这样描述：以个人的自
由与政治权利为代价，换来相当程度的经济保障。
同上。
*沉醉于工作，直到最后一息，是好命。不然的话，像干政治那样
蠢那样疯，就有的受了。
致贝索，1949年7月24日。爱因斯坦档案，号7—386。
铁托和斯大林的小舞步显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条通往温柔乡的小
径。
致奥托·内森，1949年8月13日。伯格林爱因斯坦收藏，瓦萨学
院，Box M2003—009，Folder 2.12。爱因斯坦档案，号38—584。
*毫无疑问，苏维埃政权在教育方面，公共卫生方面，社会福利和
经济等方面，成就的确可观，总的来说，人民从这些成就获益的确不
小。
致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1950年5月16日。然而，据大卫·罗
和舒尔曼在《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56—457所说，实际上爱氏“对
[苏维埃政权]所宣扬的那一套马克思主义教条毫无同情共感；那是把马
克思主义当成了官方的国教”。爱因斯坦档案，号59—1018。
我从来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如果我是，我也不会感到羞耻。
致休斯Lydia
B.Hewes，1950年7月10日。爱因斯坦档案，号59—
984。
今天，从事发布可靠讯息这一行当的人都有义务启蒙公众。因为如
没有真实可靠的讯息，即便是一个认真审慎的人，也不能得出合理的政
治结论。
致奥托·内森，1950年11月5日（或者是1950年5月11日，因信上写
的是11—5—1950）。伯格林爱因斯坦收藏，瓦萨学院，Box
M2003—
009，Folder 2.14。爱因斯坦档案，号38—586。
我能想到的只有像甘地那样的不合作的革命方式。每一个受到这种
委员会传讯的知识分子都应当拒绝作证；这就是说，他必须准备坐牢和
经济破产……为了他的国家的文明幸福。
致布鲁克林的教师弗劳恩格拉斯William Frauenglass，他于1953
年被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相当于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UAC）
听证会传讯。爱因斯坦档案，号41—112。
拒绝作证必须基于这样的信念：对无辜公民来说，屈从于这样的审
查是可耻的；这种审查违反了宪法的精神。
同上。
西欧国家没有这种[反共的]歇斯底里；那些国家的政府并没有受到
被武力或颠覆活动推翻的威胁，尽管那里的共产党没有被迫害乃至流
放。
致林赛E.Lindsay，1953年7月18日。爱因斯坦档案，号60—326。
假如西方列强阻止了希特勒德国的法西斯侵略，东欧根本不会沦为
俄国的猎物。由于这一严重错误，西方列强事后不得不向俄国乞求帮
助。
同上。
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惧已导致一些做法，这些做法已经让文明世界的
其他部分难以理解，使我们的国家成为笑柄。对那些嗜权成性、力图借
此获取政治利益的政客们，我们还要忍受多久？
引自“谈人权”，于接受芝加哥律师十诫社the
Chicago
Decalogue Society of Lawyers奖项时致该会的答谢词。答谢词写于
1953年12月5日前（爱因斯坦档案，号28—1012），由人翻译、录音，
在1954年2月20日颁奖典礼上播放。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
论政治》，页497。
公民没有义务就自己的党员身份作出说明。
致拉蒙特C.Lamont，1954年1月2日。爱因斯坦档案，号60—178。
是的，我是个老革命……政治上我依然是一座喷火的维苏威火山。
转引自范托娃，《和爱因斯坦的谈话》，1954年2月9日。
*美国来自国内共产主义者的威胁远远小于对极少数共产主义者的
歇斯底里大搜捕带来的恶果。……美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威胁难道大得过
英国共产党对英国的威胁？难道要人相信，英国人政治上比美国人更幼
稚，至于身处险境而不自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