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旅行日记（出版书）》
作者：[美]阿耳伯特·爱因斯坦/泽夫·罗森克兰兹
译者：方在庆
内容简介：
1922年秋天，爱因斯坦携妻子开始了为期五个半月的远东和中东之旅，这些地区是他以前从未去过的。这次行程包括在新加坡、香港和上海的短暂停留，在日本为期6周的旋风式演讲，对巴勒斯坦12天的短期访问以及对西班牙的3周访问。本书展示了爱因斯坦在这一重要旅程中的完整日记，让我们以私密的视角窥视一个聪明的头脑如何与宏大的世界相遇。中文版特别附加的三个文件，表现了爱因斯坦对饱受外国欺凌的中国充满同情。
目录
中文版序
前言
致谢
历史导读
旅行日记 远东、巴勒斯坦、西班牙 1922年10月6日至1923年3月12日
其他文件选
文件1：山本实彦的来信[东京，1922年1月15日]
文件2：1922年9月29日爱因斯坦教授去日本旅行时的谈话报道[柏林，
1922年10月12日]
文件3：在新加坡招待会上的演讲[新加坡，1922年11月2日]
文件4：“闲谈我对日本的印象” 手稿在1922年12月7日或之后完成。 发
表于1923年1月
文件5：致山本实彦[京都，1922年12月12日]
文件6：致汉斯·阿耳伯特与爱德华·爱因斯坦[京都，1922年12月17日]
文件7：致威廉·佐尔夫[宫岛，1922年12月20日]
文件8：致石原纯[门司，1922年12月23日至29日]
文件9：致土井晚翠[于“榛名丸”号蒸汽邮轮上，1922年12月30日]
文件10：致土井英一[于“榛名丸”号上，1922年12月30日]
文件11：致山本美[于“榛名丸”号蒸汽邮轮上，1922年12月30日]
文件12：在上海犹太人招待会上的演讲[上海，1923年1月1日]
文件13：致斯万特·阿伦尼乌斯[新加坡附近，1923年1月10日]
文件14：致尼尔斯·玻尔[新加坡附近，1923年1月10日]
文件15：致日本无产者同盟[于“榛名丸”号蒸汽邮轮上，1923年1月22日]
文件16：致亚瑟·鲁平[耶路撒冷，1923年2月3日或5日]
文件17：“爱因斯坦教授谈他对巴勒斯坦的印象”[柏林，1923年4月24日]
行程年表
缩略语
注释
附录1 迎接爱因斯坦博士
附录2 爱因斯坦在上海留下的唯一墨迹
附录3 爱因斯坦写给美国援助中国工业合作委员会主席的信
译后记
献给我的父母
露丝·汉娜·罗森克兰兹
（Ruth Hannah Rosenkranz，1928年-2015年）
&
阿诺尔德·罗森克兰兹
（Arnold Rosenkranz，1923年-1999年）
正是与他们一起，开启了我的第一次航行
中文版序
我很高兴《爱因斯坦旅行日记》中译本（以下简称《旅行日记》）
此刻呈现给中国读者。正如爱因斯坦在《旅行日记》中清楚表明的那
样，1922年底和1923年初在上海的两次逗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成长的早期，这位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和人道主义者就被中国和中
国人所吸引。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是一份引人入胜的文件，读者能
够直接了解作者对他所访问的国家和他所遇到的人民的未经删节的评
论。因此，该日记包括一些令人不安的段落，流露了作者对中国人所持
的偏见。这些内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无疑是不易接受的。据我所知，这
本日记的英文版出版后，在中国和其他地方曾引起了对爱因斯坦言论的
热烈讨论。我认为这样的讨论只能导致积极的结果。对我个人来说，他
那些令人不安的言论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是，这些言论有可能促使
我们每个人审视自己的情感偏见和认知偏差。
在我看来，由于双方的误解，爱因斯坦没有实现原计划在中国巡回
演讲的愿望，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我坚信，如果爱因斯坦在中国停
留更长时间，更熟悉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会对他产生深远影响，肯定
会修正甚至消除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一些偏见。
无论如何，从他的个人文件中，有大量证据表明，在他访问中国之
后，爱因斯坦仍然非常关注发生在这个国家的持续的动荡事件。在他访
问中国20年后，爱因斯坦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声明。即使
在今天，这份声明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美国找到了躲避纳
粹德国的避难所后，他在1942年给美国援助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主席
写了封信，清楚地证明了他深深地牵挂着被日本占领的中国，以及他后
来对中国人民及其对人类的贡献的高度尊重：“我总是热切地希望中国
在目前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即使她的利益和我们国家的利益没有直接联
系。希望中国的传统和精神对国际生活的未来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
响，这是在饱受压迫和残暴的黑暗日子里最好的鼓励之一。世界可以从
中国人民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最后，我想补充一点，我很高兴这本书能被中国读者阅读，还有一
个更个人的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生命归功于中国。1938年，我
已故的父亲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被迫逃离维也纳，在上海找到了避难
所。他在那里生活了10年。1948年，我已故的祖父也葬在那里。尽管我
父亲在上海遭受了日本残酷占领所带来的巨大苦难，但他总是告诉我，
他爱中国人民，他的钱包里总是夹着一张旧的中国钞票，作为他生命中
那段时光的美好回忆。愿本书能成为我向中国人民表示感谢的小礼物。
泽夫·罗森克兰兹，2021年7月22日于美国加州帕萨迪纳
前言
我成长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圣基尔达（St.Kilda）靠近海湾的郊
区，从那里只需步行五分钟便可到达海滩。那时还是20世纪60年代与70
年代早期，圣基尔达仍然有些脏乱——自那以后，这个地方得到了部分
改造。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总是站在阿克兰（Acland）大街上，用我听
不懂的语言交谈着。我的英荷籍犹太裔外祖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从英国伦敦移民到澳大利亚——经常以“the refs”这一对难民
（refugees）的贬称来称呼这些新近移民到这里的人。
我的父亲出生在维也纳，他喜欢每周一次带着我沿着比肯斯菲尔德
大道（Beacons field Parade）步行约5千米，用一个小时至墨尔本港的车
站码头（Station Pier）去看停泊在那里的远洋班轮。他总是被大海所吸
引。他出生在位于内陆的维也纳，1938年年底逃至上海，并在那里生活
了十年，其中有将近四年因日本人占领了犹太人聚居区而过着悲惨的生
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很容易地就与逗留在上海的美国水兵交
上了朋友。作为一个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1948年他乘坐第二艘从上
海出发的船，与犹太难民们前往新成立的以色列国。但是这个国家并未
成为我父亲（他是典型的“流浪的犹太人”）的久居之地。1950年，主要
因为他的思乡之情，他回到了维也纳。六年之后，他又踏上了海上之旅
——这次是去澳大利亚开始新的生活，并恰好及时地参加了墨尔本奥运
会。几年之后，他遇到了出生于墨尔本的我的母亲。然而他的“流浪
癖”（wonderlust）依旧不减，当我差不多十一岁的时候，我们重回车站
码头，然而这次是以乘客身份。
这位再次迁徙的裁缝与他的家人乘坐一艘意大利船只，航行了四个
星期，经由好望角（“六日战争”后苏伊士运河仍处于封锁状态）回到了
欧洲。我感觉在远洋班轮上的生活有些无趣；我因年龄过大而不适宜
在“儿童室”，又因年龄太小而不能参加成年人的活动。但是我在船上结
交了几位好朋友，这有助于打发时间。在这次航行中最为生动的记忆是
当我们横渡地球而变换时区时，船上的日报《海事预报》（ Sea
Herald）经常通知将时钟调慢半小时，以及我曾多次溜进船上的小型电
影院，去看一部日本的科幻电影：《伽马3号宇宙大作战》（ The Green
Slime）。我非常喜爱这部电影，以至于我同时观看了英语版和意大利
语版。
由于我的父亲感觉自己难以决定何处才是他想居住的地方，在接下
来的三年里，我们又进行了两次远洋航行。虽然对于他尚未进入青春期
的儿子而言，这并不是最为稳定的生活方式，但是在澳大利亚与奥地利
两地步入成年，不失为一种学习语言与培养国际主义世界观的好途径。
在20世纪70年代的维也纳，以犹太人的身份成长无疑会遇到一些挑战。
其中之一就是在当地的文法中学就读时，要应付我们的班主任
（ Klassenvorstand）偶尔说出的反犹言论。他最爱说的俏皮话就是“猴子
土耳其”（Affentürkei）[1]。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反犹主义言论，尽管这
一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短语也用来称呼斯拉夫民族。那个时候在维也纳
流传着一个带有排外情绪的“笑话”：多瑙河以东便是东方世界。而多瑙
河以东的区域是包括我父亲在内的绝大多数犹太人在惨遭大屠杀之前生
活的地方。但是这里也曾是来自欧洲东部、前奥匈帝国的其他种族的居
住之地，其中最主要的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20世纪70年代，维也
纳仍是一小部分作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的家园，但是它也成为新近来自
南斯拉夫与土耳其的移民的居住地。
虽然我确实从以墨尔本港为目的地的漫长步行中获得很多乐趣，但
是我还是下意识地选择在成年时居住在“内陆”城市。我从维也纳迁至耶
路撒冷，最终迁至加利福尼亚的帕萨迪纳，在后两座城市都是要花上一
个小时才能到最近的海滩。
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是迄今为止我最喜欢的由他撰写的记录文
献。他那奇特的文风，对遇到的人的尖刻讥讽，以及对航行途中停泊港
口的喧嚣繁忙的景象充满趣味的描述始终为我所喜爱。后来我才开始注
意到他的日记中更为让人烦恼的内容，在这些内容中，他有时会对他遇
到的一些民族做出接近于排外情绪的评论。我不禁自问：这位人道主义
偶像怎么会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文段？
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与今日的世界有着紧密的关系，如今在世界上
的许多地方，对“他者”的敌意呈猖獗之态。又一次，身无分文的难民不
顾一切地踏上逃离迫害与暴力冲突的旅途，他们蜷缩在并不适合航海的
船只里，有时一些船只会不幸沉没，即便是存活下来，他们也会被关在
几乎没有人道的难民营中。父母再次疯狂地试图将他们的孩子送往安全
的地方，不料却不得不忍受令人心碎的危险旅程。这些异邦人再次成为
了当地社会弊病的替罪羊，他们也面临着为将其拒之门外而正在修建的
混凝土墙、带刺的铁丝网以及人们心中的偏见。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尤其值得探寻一下，即使这位人道主义的典
范人物也可能对其他民族的成员持有偏见和成见。联合国难民署曾制作
过一张印有爱因斯坦头像的海报，并配以一条巧妙的标语：“难民为他
的新的祖国所带来的不只是一捆行李。爱因斯坦曾是一位难民”。似乎
连爱因斯坦有时也很难于在“他者”面前认识到自己。
2017年10月
于加利福尼亚，帕萨迪纳
致谢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副出版总监艾尔·伯特兰（Al Bertrand）在整个
出版过程中给予了睿智的指导并提出了有见地的建议，对此我深表感
谢。我尤其要感谢“爱因斯坦论文项目”的主任戴安娜·布赫瓦尔德
（Diana Buchwald）的敏锐评论和对本项目的坚定支持。我还要感谢普
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前社长彼得·多尔蒂（Peter Dougherty），以及柏林马
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联合所长尤尔根·雷恩（Jürgen Renn）善意的
鼓励和睿智的建议。如果没有纽约摩根图书馆与博物馆的文学和历史手
稿策展人克里斯汀·纳尔逊（Christine Nelson）的多年友好合作，这本书
就不可能问世。
我很高兴地向在“爱因斯坦论文项目”中我亲爱的同事们表示感谢：
感谢芭芭拉·沃尔夫（Barbara Wolff）和努里特·利夫希茨（Nurit
Lifshitz）在档案和图书馆研究方面提供的好心帮助以及非常有益的建
议；感谢丹尼斯·莱姆库尔（Dennis Lehmkuhl）的热情支持，由此确保
我避免犯任何科学上的愚蠢错误；感谢艾米莉·德·阿劳霍（Emily de
Araújo）和珍妮·詹姆斯（Jenny James）的亲切合作；感谢杰瑞米·施耐
德（Jeremy Schneider）的协助。我很高兴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色的
制作团队：副总编辑特里·奥普拉（Terri O’Prey）、设计师克里斯·费兰特（Chris
Ferrante）和插图管理者迪米特里·卡列特尼科夫（Dimitri
Karetnikov）之间愉快的合作。还有我的版权编辑西德·威斯特摩兰
（Cyd Westmoreland），他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非常出色。我还要深深
感谢阿耳伯特·爱因斯坦档案馆的罗尼·格罗斯（Roni Gross）和海雅·贝
克尔（Chaya Becker），他们在研究和版权问题上提供了帮助。感谢托
马斯·格里克（Thomas F.Glick）的宝贵意见；一桥大学的赤木真由子
（Mayuko Akagi）；犹太复国主义中央档案馆的阿纳特·巴宁（Anat
Bani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琼·比德（Joan Bieder）；普林斯顿大
学图书馆的布赖恩娜·克里格（Brianna Cregle）；日本学士院的西蒙·迪
亚斯（Shimon Dias）；洛杉矶的丽莎·金斯堡（Lisa Ginsburg）；东京
讲谈社的员工；日本邮船历史博物馆（NYK Maritime Museum）的小川
友季（Yuki Ogawa）；早稻田大学的大江（H.Ooe）；摩根图书馆与博
物馆的玛丽莲·帕尔梅里（Marilyn Palmeri）；大卫·朗姆西地图收藏室
（David Rumsey Map Collection）的工作人员；格兰杰（Granger）历史
图片档案馆的艾伦·桑德伯格（Ellen Sandberg）；利奥·贝克学会（Leo
Baeck Institute）的迈克尔·西蒙森（Michael Simonson）；大阪大学的杉
本秀树（Hideki Sugimoto）；圣书考古学学院（école Biblique）[2]的让·
米歇尔·德·塔拉贡（Jean-Michel de Tarragon）；西班牙政府综合档案馆
（Archivo General de la Administración）的胡安·何塞·维拉尔·利哈西奥
（Juan José Villar Lijarcio），感谢他们协助获得了复制件和插图的版权
许可；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哈莉·谢弗（Hallie Schaeffer）和克里
斯汀·佐德罗（Kristin Zodrow）在本书制作上给予的有益的合作。此
外，感谢加州理工学院图书馆馆际互借部门的约翰·韦德（John Wade）、
丹·阿古卡（Dan Agulka）、比安卡·里奥斯（Bianca Rios）和
本·佩雷斯（Ben Perez），为满足我特殊的文献传递需求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还要感谢那些对《爱因斯坦全集》（第十三卷）中“爱因斯坦到日
本、巴勒斯坦和西班牙的旅行日记”的原始出版物的工作发挥了作用的
人，蒂尔曼·绍尔（Tilman Sauer）对第十三卷中日记的科学内容处理得
非常出色。感谢安孙子诚也[3]对日本历史资料的出色研究；感谢马艺闻
对中文资源的友好帮助。感谢大贯昌子（Masuki Ohnuki）对日语资源
的慷慨帮助。该日记的出版工作还得到了路易斯·博雅（Luis J.Boya）、
胡大年、赫伯特·卡尔巴赫（Herbert Karbach）、阿丹·苏斯（Adán Sus）和魏崇明（Victor Wei）[4]的协助。
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是，我要对我的伴侣金伯利·阿迪
（Kimberly Ady）的敏锐评论、关爱支持和鼓励表示由衷的感谢。
历史导读
这次旅行是美妙的。我对日本和日本人心醉神迷。我肯定您也
会这样。此外，海上旅行对一个喜好苦思冥想的人来说，是一个美
妙的存在——像一座修道院。还有，再加上赤道附近的温暖宜人。
温暖的水慵懒地从天空落下，万物归于平寂，让人不自觉地昏昏欲
睡——这封短信就是证明。
——阿耳伯特·爱因斯坦1923年1月10日于新加坡附近致信尼尔斯·玻尔
版本说明
本书的这一新版将为读者呈现阿耳伯特·爱因斯坦自1922年10月至
1923年3月为期半年的远东、巴勒斯坦与西班牙之旅中写下的完整的旅
行日记。1在本书中，日记原件每一页的复制图片都配有相应的中文翻
译。学术注释明确了日记中提及的人物、组织与地点，对模糊不清的内
容进行阐释说明，提供日记记载事件的额外信息，并对爱因斯坦没有在
日记中提到的旅行日程加以详细介绍。虽然这部记录了爱因斯坦的直观
印象的日记可以被视为一份引人入胜的史料来源，但是就其本质而言，
它只为人们提供了重现这次旅行过程的一块拼图。因此，为了更为全面
地描述这次旅行，注释部分呈现了爱因斯坦到访国家的当地媒体在当时
所作的报道、取自于他的私人文件的原始资料、旅行期间的外交报告和
当时的文章与后来的回忆录以及未公开发表的往事回忆。本书也包含了
爱因斯坦撰写的可以为旅行日记提供更丰富的背景环境的补充文件：旅
行过程中寄出的信件与明信片，在旅行中的许多落脚点发表的演讲，以
及在旅程中与结束后所写的关于到访国家的印象的文章。
2012年出版的《爱因斯坦全集》（第十三卷）首次完整地发表了这
部旅行日记。2在本书中，编译者特意将发表于《爱因斯坦全集》（第
十三卷）英译本中的日记英文译文进行了充分修改。
在此之前，旅行日记中的某些片段曾被选译为其他语言出版：与访
问日本相关的部分的日文版于2001年问世；1999年以希伯来文编辑出版
了关于巴勒斯坦的条目；西班牙之行的条目的英文版于1988年出版。
1975年也曾出版了日记的一篇简短节选。3
旅行日记
爱因斯坦曾写过六本旅行日记，本书包括的日记是其中之一。他的
1921年春季首次美国之行并未留下日记。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在这次
旅行中他是否写了日记。4其他现存的旅行日记写于他的1925年3月至5
月的南美洲之行期间，以及分别在1930年至1931年、1931年至1932年、
1932年至1933年的连续三个冬季学期对美国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的
访问期间。以上一共是五次远洋旅行，但是实际上有六部日记，原因是
爱因斯坦在他最后一次旅行中使用了两本笔记本。5
本书所呈现的旅行日记写在一本有182页横线纸的笔记本中，其中
81页上写有日记内容，之后的82页横线纸是空白，19页横线纸与1页无
横线纸上写有运算过程。6运算过程写在日记页的背面，与日记文字上
下颠倒。本书未收录运算部分。
这部日记首次引人入胜地展现了爱因斯坦的旅行经历。他每天都
记，有时还会为文字配上看到的有趣事物的插图，例如火山、船只与鱼
类。日记的内容既有对旅行经历的直观印象，也有对阅读、遇到的人、
到访的地点的长久思考。他也写下了对科学、哲学、艺术的思考，偶尔
也评论世界时事。爱因斯坦的日记风格颇有特色，大多数情况记录得非
常详细，不过也采用了有些古怪并类似电报文（可能是由于缺乏时间）
的书写方式。他对在旅途中遇到的人的评论往往是简明扼要的——通
常，他仅用幽默或不客气的几个词就能总结出对方的个性与特征。至于
爱因斯坦为了这次旅行开始写日记的原因，我们则只能推测。但是，最
可能的原因是爱因斯坦想用旅行日记为自己留下一份记录，同时给他待
在柏林家中的两个继女[伊尔莎（Ilse）与玛戈特（Margot）]读着解
闷。7我们可以肯定他没有打算将日记留予后人或出版。
这部日记的历史也耐人寻味。纳粹于1933年1月掌权，爱因斯坦旋
即决定不再回到德国。在他做出这个决定之后，他的女婿、德国籍犹太
裔文学评论家与编辑鲁道夫·凯泽（Rudolf Kayser）把爱因斯坦的私人文
件（包括本书中的旅行日记）从爱因斯坦在柏林的公寓转移至法国大使
馆，并安排将其以外交邮袋的方式运送到法国，又从法国启程，船运抵
达爱因斯坦在美国的住地新泽西州普林斯顿。8
在爱因斯坦于1950年立下的遗嘱中，他指定自己忠实的朋友奥托·
内森（Otto Nathan）与长期担任自己的秘书的海伦·杜卡斯（Helen
Dukas）为他的遗产受托人，且内森为唯一的遗嘱执行人。在爱因斯坦
于1955年4月去世后，杜卡斯成为了他的私人文件的首位保管员。
1971年2月，阿耳伯特·爱因斯坦遗产管理方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签署了一份协议，要出版爱因斯坦文稿与通信的完整版本。《爱因斯坦
全集》藉此得以出版。1976年，物理学教授约翰·施塔切尔（John
Stachel）被任命为这一重要工作的主编。一年之后，奥托·内森显然对
施塔切尔的编辑工作感到不满。他一开始建议免去施塔切尔的职务，然
后又要求任命包含施塔切尔在内的一个三人编辑工作组。当普林斯顿大
学出版社决定继续支持施塔切尔担任这一项目的唯一主编并拒绝内森提
出的要求后，爱因斯坦遗产管理方采取了法律行动。因为双方不能达成
一致，这场纠纷最终在1980年春季被提交给纽约的一位仲裁法官。法官
的判决偏向出版社。法律诉讼与仲裁程序让爱因斯坦遗产管理方花费甚
多。9因此遗产管理方决定出售爱因斯坦私人文件中的一些原件以支付
花销。1980年初，内森询问纽约出版商与藏书家、海涅曼基金会的詹姆
斯·海涅曼（James H.Heineman）是否有兴趣购买爱因斯坦档案中的资
料。海涅曼基金会之前在1976年曾购买过一份35页的爱因斯坦手稿。内
森在一份“文件说明”中写道，“这笔资金可能会被用于支付针对普林斯
顿大学出版社的法庭诉讼与即将进行的仲裁执行的花费。”101980年10
月，海涅曼基金会从遗产管理方那里购买了三篇由爱因斯坦所写的重要
文章，并将它们捐献给纽约的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111981年7月，遗
产管理方请求两个名人手稿售卖公司对若干份爱因斯坦手稿（包括这部
旅行日记）进行重新估价。一家公司声称这部日记的市场价值为9.5万
美元，然而另一家的估值只有6500美元。12同年8月，海涅曼基金会以
未披露的价格从遗产管理方购买了这部旅行日记，并立即将其存放于皮
尔庞特·摩根图书馆（现在为摩根图书馆与博物馆）的“丹尼和海蒂·海涅
曼收藏部”（Dannie and Hettie Heineman Collection）中，直至今日。13
旅行的背景
爱因斯坦在1922年末至1923年初对远东、中东与西班牙进行的广泛
考察，有若干重要背景因素。14爱因斯坦第一次涉足欧洲之外，是在
1921年春季陪同总部位于伦敦的犹太复国组织主席哈伊姆·魏茨曼
（Chaim Weizmann）前往美国，目的是为筹划中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
学募集资金，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与美国科学界建立联系。15尽管在
1919年11月一夜成名之后，爱因斯坦并未明确宣称他此行的任务是从事
传播他提出的新相对论的“布道活动”，但在开始远东旅行之时，爱因斯
坦已经在德国的许多地方，以及苏黎世、奥斯陆、哥本哈根、莱顿、布
拉格与维也纳等地进行了以自己的理论为主题的演讲。16在他自美国返
程中，爱因斯坦也对英国进行了短暂访问。171922年4月，他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首次访问巴黎，参加了在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与法国哲学学会举行的关于相对论的讨论活动。18
最终促成爱因斯坦远东、巴勒斯坦与西班牙之行的提议，首先是由
日本东京的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Sanehiko Yamamoto）提出的。但是
关于这次邀请的确切细节有着不同的说法。在此行的十二年之后，山本
实彦回忆，向爱因斯坦发出邀请是在日本自1919年至1921年的“意识形
态的骤变”期间提出的，这场骤变的一个显著标志是改造社出版了一部
由日本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与劳工活动家贺川丰彦（Toyohiko Kagawa）
撰写的小说。19这本小说获得的巨大商业成功，为邀请爱因斯坦与其他
杰出知识分子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贝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前来日本提供了资金。罗
素在访问东京时被请求列举三位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据说他这样回答
山本实彦：“第一位是爱因斯坦，其次是列宁。再没有其他人了。”山本
实彦写道，他曾向哲学家西田几多郎（Kitaro Nishida）和科学作家、原
物理学教授石原纯（Jun Ishiwara）请教过关于相对论的问题，由此他决
定划拨大约2万美元用于爱因斯坦的访日之行，并委派自己的驻欧洲记
者室伏高信（Koshin Murobuse）与在柏林的爱因斯坦商议合同条款。20
但是，根据石原纯的说法，在罗素访问日本大约九个月之前，山本实彦
就与西田几多郎和他本人商议这件事了。21然而改造社的一位编辑横关
爱造（Aizo Yokozeki）[5]还给出了第三个说法，他声称当石原纯建议改
造社邀请爱因斯坦时，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去请教东京的物理
学家长冈半太郎（Hantaro
Nagaoka），后者尽管建议他们邀请爱因斯
坦，但同时指出，日本的大学本身没有资金将日本学生送到海外或邀请
爱因斯坦来日本。22
无论如何，日本方面在最初邀请时看起来缺乏协调。1921年9月
底，石原纯代表改造社向爱因斯坦发出了访问日本的邀请，为期一个
月，酬金1万日元（约合1300英镑）。23大约在同一时间，室伏高信也
代表改造社邀请爱因斯坦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访问，日方提供2000英镑作
为酬金与差旅费用。24虽然爱因斯坦在这一年早些时候感到疲惫，已经
声称自己“不想再作关于相对论的演讲” ，25但还是做出了积极回应。他
曾经考虑过在1922年秋季访问日本。但是在1921年11月初，他对日方提
出的财务条款感到不满：“日本人是真正的骗子。他们可能会感到束手
无策，但与我无关。我不会在如此糟糕的条件下去那儿的。”（第十二
卷，文件292）26之后不久他就取消了整个访问计划，理由是两份邀请
的条款彼此矛盾。27
插图1 爱因斯坦和爱尔莎夫妇、山本实彦和山本美（Yoshi Yamamoto）夫妇、稻垣守克
（Morikatsu Inagaki）与托尼·稻垣（Tony Inagaki）夫妇、石原纯与其他人，可能拍摄于东京，
1922年11月22日（图片经杉元贤治财产管理人与讲谈社有限公司许可使用，并承蒙阿耳伯特·爱
因斯坦档案馆惠允）。
但是在仅仅五个星期后，山本实彦代表改造社就给爱因斯坦寄了一
份正式的邀请函和包含如下条款的合同：在东京进行六场科学讲座，在
日本的多个城市进行六场通俗讲座。酬金包含差旅费与住宿费在内，总
计2000英镑。28 1922年3月中旬，爱因斯坦向他的密友与同事保罗·埃伦
费斯特（Paul Ehrenfest）承认他“无法抵挡东亚女妖[6]的诱惑” 。29没过
多久，他致信石原纯说自己因为要参加9月于莱比锡举行的德国科学家
与医生协会的年会，所以动身前往日本的计划时间要推迟一个月。30这
一年8月，日本帝国学士院通过欢迎爱因斯坦的一项决议，而日本政府
也正在准备一个“友好的欢迎” 。31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热情欢迎爱因斯
坦，长冈半太郎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之一土井不昙（Uzumi Doi）就
致信爱因斯坦表达对相对论的强烈批评态度。土井不昙要求爱因斯
坦“回归正道，从那个自你26岁以来就笼罩着你的毁灭性的魔咒下解放
出来” 。32
在与日本方面协商邀请事宜之时，爱因斯坦透露出踏上远东之旅的
部分动机：“被您邀请去东京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尤其考虑到我对东亚
民族及其文化长久以来的兴趣。”（第十二卷，文件246）33在抵达日本
三个星期后，爱因斯坦在一篇文章里写下了到目前为止他对日本的印
象，并重新谈及他接受邀请的原因：“但当收到山本让我前往日本的邀
请时，我立即决定进行这次预计历时数月的伟大旅行，尽管理由只有一
个，那就是如果有机会去亲眼看看日本，却错过时机的话，我将永远不
能原谅自己。[……]在我们国家，这片土地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笼罩
在神秘的面纱之下。”34
爱因斯坦将进行日本之旅的消息，使得中国人再次考虑之前邀请他
在中国讲学的计划。但是爱因斯坦与中国方面之间的协商情况比较复
杂，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争议的。1920年9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曾邀请爱因斯坦前去讲学。35显然，当时正在柏林访问的北京大学地质
学家朱家骅代表蔡元培当面与爱因斯坦进行了协商。据朱家骅讲，爱因
斯坦允诺在其美国之行结束后下一次海外访问就是去中国。1922年3
月，在得知爱因斯坦计划访问日本后，朱家骅致信爱因斯坦重新商讨访
问北京大学事宜。他告诉爱因斯坦，北京大学实际上想邀请后者在北大
待上一年。但是朱家骅从中国驻柏林大使馆那里了解到，爱因斯坦已经
通知过他们，因为已承诺要访问日本，他只有两个星期时间在北京进行
一个系列讲座。36爱因斯坦回复说，自己之前不能接受后者起初提出的
财务条款与过长的停留时间，不过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方提出的讲
学报酬让他觉得可以接受之前中国提出的访问邀请。因此他同意为期两
个星期的对华访问。371922年4月初，中国驻德国公使魏宸组向爱因斯
坦转达了蔡元培提出的举行系列讲座并每月支付1000华币（约合120英
镑）酬金的建议。38爱因斯坦重申他愿意前去讲学，但是要求大幅提高
酬金。39同年7月底，北京大学接受了他提出的条件。40
和预期中的中国之行类似，爱因斯坦巴勒斯坦之行计划的起源与为
他的到来所作的最初准备工作也有些错综复杂。41但是与计划的远东之
旅不同的是，巴勒斯坦之旅的酬金并不成问题。早在1921年末他的较为
成功的美国之旅结束后，爱因斯坦似乎便有意访问巴勒斯坦，去亲自参
观当地的犹太人社区伊休夫（Yishuv）的定居点。当时哈伊姆·魏茨曼
向他建议：“目前去巴勒斯坦还不是非常紧迫。”然而魏茨曼确实曾恳求
爱因斯坦再进行一次为期两个月的美国之行。42我们所掌握的最早的爱
因斯坦重新考虑访问巴勒斯坦的证据是1922年9月底的文件。在爱因斯
坦与柏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最初接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德国犹太复
国主义运动领导者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Kurt Blumenfeld），在爱因斯
坦离开柏林踏上远东之旅的那一天与他见了面，之后布卢门菲尔德提及
爱因斯坦已经接受雅法的犹太复国组织巴勒斯坦办事处主任亚瑟·鲁平
（Arthur Ruppin）发出的访问巴勒斯坦的邀请。43爱因斯坦计划在从爪
哇返回柏林的航程中前往巴勒斯坦。44然而这次访问的时间将会比较短
暂——只有十天。根据布卢门菲尔德的说法，爱因斯坦强调了这次在巴
勒斯坦短暂停留“不算对巴勒斯坦的正式访问”。他引述爱因斯坦的
话：“应该专门直接去巴勒斯坦，而不是在访问其他国家之后顺便前往
那里。”45关于被缩短的旅行计划的报道在10月6日和随后几天里见诸媒
体。随即有消息澄清说这并不是最初计划的旅行，爱因斯坦从远东返航
后将在巴勒斯坦停留“几个月”。也有媒体报道爱因斯坦的这次短暂旅行
的目的是“了解这个国家的情况”，他将“专门[……]访问耶路撒冷希伯来
大学，那里的人们相信爱因斯坦可能会在这里进行几次演讲” 。46
但是，在媒体发表这些最初的报道的同时，爱因斯坦与魏茨曼以及
犹太复国运动工作人员内部之间也在进行着关于巴勒斯坦之旅的通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