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见本书“其他信件选”一节中的“文件11”。
125.见Hashimoto 2005，p.121。
126.见本书日记1922年11月24日的记载。
127.同上，1922年11月25日的记载。
128.见本书“其他文件选”一节中的“文件4”。
129.同上。
130.见Hashimoto 2005，p.118。
131.见Johnson 1993，p.138。
132.见Neumann and Neumann 2003，p.187。
133.见“威廉·佐尔夫致德国外交部”，1923年1月3日（GyBPAAA/R 64882）。
134.见本书“其他文件选”一节中的“文件7”。
135.关于这一时期的伊休夫，见Eliav 1976，Lissak 1993，Malamat et al.1969，pp.272-288，
以及Porat and Shavit 1982。
136.见Yapp 2003，p.214，217。
137.见Kaiser 1992，pp.261-262，265。
138.见Metzler and Wildt 2012，p.189，以及Saposnik 2006，pp.1106，1111-1112。
139.见本书日记1923年2月2日的记载。
140.同上，1923年2月3日的记载。
141.见Friedman 1977。
142.见Kaiser 1992，p.271。
143.见本书日记1923年2月4日的记载。
144.见本书“其他文件选”一节中的“文件17”。
145.关于这一问题，见例如Goldstein 1980。
146.见“在巴勒斯坦的记录”，[CPAE 2012，Vol.13，附录G]。
147.见本书日记1923年2月12日的记载。
148.见本书“其他文件选”一节中的“文件17”。
149.见“爱因斯坦致莫里斯·索洛文”，1923年5月20日[CPAE 2015，Vol.14，Doc.34]。
150.见Rosenkranz 2011，p.84。
151.见本书“其他文件选”一节中的“文件17”以及“爱因斯坦致莫里斯·索洛文”，1923年5月20
日[CPAE 2015，Vol.14，Doc.34]。
152.见Ben-Arieh 1989。
153.同上。
154.见本书日记1923年2月12日的记载。
155.同上，1923年2月3日的记载。
156.见“爱因斯坦致伊尔莎·爱因斯坦”，1920年10月7日，以及“伊尔莎·爱因斯坦致爱因斯
坦”，1920年10月10日[CPAE 2006，Vol.10，Doc.165以及173]。
157.关于爱因斯坦的西班牙之旅，见Glick 1988，Roca Rossell 2005，Sánchez Ron and
Romero de Pablos 2005，以及Turrión Berges 2005。
158.尽管西班牙媒体报道了大量据称是爱因斯坦在西班牙三周内所说的话，但是如果将这
些报道视为爱因斯坦的真实言论，则会削弱本书采用的编写方法的有效性。
159.见本书日记1923年3月5日的记载。
160.同上，1923年3月7日的记载。
161.同上，1923年3月8日的记载。
162.同上，1923年2月22日至28日的记载。
163.同上，1923年3月6日和同月9日的记载。
164.见“爱因斯坦致保罗·埃伦费斯特”，1919年3月22日[CPAE 2004，Vol.9，Doc.10]。
165.见本书日记1923年11月14日的记载。
166.同上，1923年1月1日的记载。
167.同上，1922年10月28日的记载。
168.见Poiger 2005，p.121。
169.见Fuhrmann 2011，p.126。
170.见本书日记1922年11月10日的记载。
171.见Root 2013，p.184。
172.见本书日记1923年1月19日的记载。
173.同上，1923年2月2日的记载。
174.关于这一类研究，见Wiemann 1995，p.99；关于引用部分，见Germana 2010，p.81。
175.见Wilke 2011，p.291。
176.见Pratt 1992，p.4。
177.见Sachs 2003，p.117。
178.见Lubrich 2004，p.34，37。
179.见Said 1978，p.3。
180.关于一些讨论萨义德的理论的例子，见Dirlik 1996，Foster 1982，Lary 2006，以及
Marchand 2001。
181.见Foster 1982，p.21；Jackson 1992，p.247；Lary 2006，p.3；Mudimbe-Boyi 1992，
p.31；以及Wiemann 1995，pp.99-102。
182.见Wiemann 1995，p.100。
183.见Saposnik 2006，pp.1107-1108。
184.见Aschheim 1982，p.187。
185.见Saposnik 2006，p.1109。
186.同上，p.1111。
187.见Winteler-Einstein 1924，pp.25-26。
188.见爱因斯坦致爱尔莎·爱因斯坦，1917年8月7日[CPAE
2006，Vol.8，Doc.369b,
in
Vol.10]以及爱因斯坦致海因里希·赞格尔，1917年8月8日[CPAE
2006，Vol.8，Doc.370a,
in
Vol.10]。
189.见爱因斯坦致路易丝·卡尔-克鲁西（Luise Karr-Krüsi），1919年5月6日[CPAE 2004，
Vol.9，Doc.35a, in Vol.13]。
190.见本书日记1922年10月10日和11月2日以及1923年2月3日和15日的记载。
191.同上，1922年10月6日的记载。
192.见Kaplan 1997，p.22。
193.见本书日记1922年11月14日的记载。
194.同上，1923年1月19日的记载。
195.见Kaplan 1997，p.6。
196.这句话是电影评论家劳拉·穆维（Laura
Mulvey）在1975年提出来的（参见Kaplan
1997，p.22）。
197.见本书日记1922年12月31日的记载。
198.同上，1923年1月14日的记载。
199.同上，1923年1月19日的记载。
200.同上，1923年2月4日的记载。
201.同上，1923年2月14日的记载。
202.见Pratt 1992，p.7。
203.这句话是从非裔美国社会学家和民权领袖杜波伊斯（W.E.B.Du
Bois）借来的（参见
Kaplan 1997，pp.8-10）。
204.见Mudimbe-Boyi 1992，p.28。
205.见Seth and Knox 2006，pp.4-5，214。
206.同上，p.6。
207.见Mudimbe-Boyi 1992，p.27。
208.见Pratt 1985，p.139。
209.见Kretschmer 1921。
210.见Leerssen 2000，pp.280-284。
211.见Rosenkranz 2011，pp.261-262。
212.见Doron 1980，pp.390-391。
213.见Weiss 2006，p.51。
214.见Doron 1980，p.391和Lipphardt 2016，p.112。
215.见Weiss 2006，pp.51-52。
216.见Weiss 2006，p.58和Gelber 2000，p.126。
217.见Doron 1980，p.392和Niewyk 2001，pp.105-107。
218.见Doron 1980，p.398，note 26。
219.见Falk 2006，pp.140-141。
220.见Doron 1980，p.404和Hambrock 2003，p.52。
221.见Doron 1980，p.412。
222.同上，p.412和Niewyk 2001，p.130。
223.见Niewyk 2001，p.130。也见Doron 1980，p.422和Gelber 2000，pp.125-126。
224.见Niewyk 2001，p.131。
225.见Miles and Brown 2003，p.10。
226.同上，p.85。
227.见Miles 1982，p.157，引自Miles and Brown 2003，p.100。
228.见Miles and Brown 2003，p.103。
229.同上，p.104。
230.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调查表”（“On the Questionnaire Concerning the Right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1917年7月至1918年3月10日之前[CPAE
2002，Vol.6，Doc.45a,
in
Vol.7]。
231.见“同化和反犹太主义”（“Assimilation
and
Anti-Semitism”），1920年4月3日[CPAE
2002，Vol.7，Doc.34]。
232.见爱因斯坦1920年4月5日致犹太信仰公民德国中央协会（Centr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Citizens of the Jewish Faith）[CPAE 2004，Vol.9，Doc.368]。
233.见爱因斯坦致埃米尔·斯塔肯斯坦（Emil Starkenstein），1921年7月14日[CPAE 2009，
Vol.12，Doc.181]。
234.关于他在1921年春与美国犹太社团之间的际遇，请参阅CPAE
2009，Vol.12，
Introduction, pp.xxxi-xxxiv。
235.见本书日记1922年11月10日的记载。
236.同上，1923年2月3日的记载。
237.见爱因斯坦1920年4月3日致保罗·内森（Paul Nathan）[CPAE 2004，Vol.9，Doc.306]。
238.请参阅插图18。
239.是否有其他德国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知识分子在他们的私人著述中表达了所谓其他
民族低劣的看法，历史学家似乎尚未进行这样的研究。它超出了本导读的范围。
240.见Miles and Brown 2003，p.104。
241.见Youngs 2013，p.102。
242.见Confno 2003，p.326。
243.见Koshar 1998，p.325-326。
244.见Clifford 2001，p.129。
245.见Selwyn 1996，p.21。
246.见Nünning 2008，p.16。
247.见Walton 2009，p.117。
248.见Keitz 1993，p.187。
249.见本书日记，1922年10月9日至10日的记载。
250.见Mansfeld 2006-2007，pp.706-707，711。
251.见Kisch 1938，pp.29-31。
252.与阿耳伯特·爱因斯坦档案馆芭芭拉·沃尔夫（Barbara Wolff）的私人通信，2008年2月
25日。
253.参见，例如，Rosenkranz 2011，p.84。
254.见Jokinen and Veijola 1997。
255.见本书日记1922年10月6日的记载。
256.同上，1922年11月2日的记载。
257.同上，1922年12月7日的记载。
258.同上，1922年12月11日的记载。
259.爱因斯坦在日记中拼写爱尔莎（Elsa）名字时前后不一致。
260.同上，1923年2月15日的记载。
261.同上，1922年11月18日的记载。
262.同上，1922年11月29日的记载。
263.同上，1922年12月25日的记载。
264.同上，1923年2月7日的记载。
265.同上，1923年3月7日的记载。
266.请参阅本书“其他文本”部分中的文本13。
267.请参阅本书“其他文本”部分中的文本6。
268.见Einstein 1923b.
269.请参阅本书“其他文件选”部分中的文件14。
270.见克里斯托弗·阿伦尼乌斯致爱因斯坦，1922年11月10日[CPAE 2012，第十三卷，文件
384]。有关早些年将奖项授予爱因斯坦的建议，请参见，例如，Friedman 2001，pp.133-138。
271.见斯万特·阿伦尼乌斯致爱因斯坦，1922年9月17日或之前[CPAE 2012，第十三卷，文
件359]。
272.见马克斯·冯·劳厄致爱因斯坦，1922年9月18日[CPAE 2012，第十三卷，文件363]。
273.见爱因斯坦致斯万特·阿伦尼乌斯，1922年9月20日[CPAE 2012，第十三卷，文件365]。
274.见Grundmann 2004，pp.180-182。
275.见Renn 2013，p.2577。
276.见爱因斯坦致弗里茨·哈伯，1920年10月6日[CPAE 2006，Vol.10，Doc.162]。
277.见CPAE 2009，Vol.12的导言以及大事年表中1921年6月9日的内容。
278.有关各国接受相对论的研究的汇总，请参见Glick 1987。
279.见Hu 2007，pp.541-542。
280.见Kaneko 1987，p.363。
281.同上，pp.353-354。
282.见Glick 1987，p.392。
283.同上，p.362。
284.同上，p.363。
285.同上，p.354。
286.同上，pp.372-374。
287.见本书日记的注释151以及1922年12月10日“格奥尔格·尼古莱（Georg Nicolai）的《战
争生物学》（ Biologie des Krieges）日文版序[CPAE 2012，第十三卷，文件394，注释3]。
288.请参阅本书“其他文件选”部分中的文本15，注释66。
289.例如，参见他对某个政治呼吁的回应，他反对“毫无意义地加剧对抗，除非这种对抗本
身是必要和富有成效的”（见爱因斯坦1926年2月28日致工人国际救济组织（Workers
Interna-
tional Relief）[CPAE 2018，第十五卷，文档206]）。
290.请参阅本书“其他文件选”部分中的文件15。
291.见Glick 1987，p.353。
292.见威廉·佐尔夫致德国外交部，1923年1月3日[GyBSA, I.HA, Rep.76 Vc, Sekt.1，Tit.11，
Teil 5c, Nr.55，Bl.157-158]，和Neumann and Neumann 2003，p.187。
293.见“爱因斯坦教授在斯科普斯山上的演讲“（“Prof.Einstein’s lecture on Mt.Scopus”）以及
1923年2月11日《国土报》（ Ha’aretz）上阿哈龙·切尔尼亚夫斯基（Aharon
Czerniawski）的无
标题文章；以及“爱因斯坦理论”，《巴勒斯坦周刊》（ Palestine Weekly）1923年2月9日，第83-
84页。
294.见Berkowitz 2012，p.223。
295.见“莱梅尔学校欢迎爱因斯坦教授招待会”（“The reception for Prof.Einstein at the Lemel
School”），《每日邮报》（ Do’ar
Hayom），1923年2月8日；“希伯来书院的开幕”（“The
Opening of the Hebrew College”），《每日邮报》（ Do’ar Hayom），1923年2月9日；以及“爱因
斯坦教授在斯科普斯山上的演讲”（“Prof.Einstein’s
lecture
on
Mt.Scopus”），《国土报》
（ Ha’aretz），1923年2月11日。
296.见哈伊姆·魏兹曼致爱因斯坦，1923年2月4日[CPAE 2012，第十三卷，文件427]。
297.见“爱因斯坦教授在斯科普斯山上的演讲”（“Prof.Einstein’s lecture on Mt.Scopus”），
《国土报》（ Ha’aretz），1923年2月11日；“爱因斯坦在以色列家园”（“Einstein
in
Eretz
Yisrael”），1923年2月1日《镜报》（ Aspeklarya），第12期，第5页；以及1923年2月9日《每日
邮报》（ Do’ar Hayom）上的无标题的文章。
298.见插图34。
299.见Glick 1987，pp.231-234，243-244。
300.同上，pp.252-258，395；以及Renn 2013，pp.2583-2585。
301.见Glick 1987，p.393。
302.见Renn 2013，p.2581。
303.见Glick 1988，p.70。
304.见Renn 2013，p.2583。
305.见Patiniotis and Gavroglu 2012，p.1。
306.见Pratt 1992，p.6。
307.见本书日记1922年10月10日的记载。
308.下面的几个例子涉及爱因斯坦的生物学世界观及其对遗传学的看法。1917年，爱因斯
坦因与第一任妻子米列娃育有子女而表示后悔和自责，他认为米列娃是“一个身体上和精神上低
下的人”。与此同时，他还承认自己的家庭缺乏高质量的遗传谱系。1917年3月，他提出模仿“斯
巴达人的方法”来应对儿子爱德华所谓的基因劣等的可能性。一年后，他区分了“有价值的
人”（即具有较高才智的人）和价值较低的人（即“无趣的普通[人]”），后者因而在战争中更易
牺牲。他的密友保罗·埃伦费斯特的最小儿子瓦西里·沃西里被诊断患有唐氏综合征，爱因斯坦
对待这一问题的方式，进一步定义了他认为哪些人的生命“有价值”，哪些人的没有。他认同“将
孩子交给机构照顾的计划”，并补充说：“不应为无可救药的事业而牺牲有价值的人。”（见爱因
斯坦1917年2月16日致海因里希·赞格尔[CPAE 2006，Vol.8，299a, in Vol.10]；爱因斯坦1918年3
月23日致奥托·海因里希·瓦尔堡[CPAE 1998，Vol.8，Doc.491]；爱因斯坦1922年8月22日或之后
致保罗·埃伦费斯特[CPAE 2012，第十三卷，文件329]）
309.见Yamamoto 1934。
310.见爱因斯坦1900年8月14日致米列娃·玛里奇[CPAE 1987，Vol.1，Doc.72]。
311.见Isaacson 2008，p.289。
312.关于爱因斯坦人道主义的局限，参见Rosenkranz 2011，pp.266-267。
旅行日记：远东、巴勒斯坦、西班牙，1922年10月6日至1923
年3月12日
1.AD（NNPM, MA 3951）。[AEA 29 129]。在CPAE 2012年第十三卷作为文件379（第532-
588页）上以“日本、巴勒斯坦、西班牙的旅行日记”发表。在Nathan and Norden 1975，pp.75-76
上发表过摘录。在Glick
1988，pp.325-326以“爱因斯坦1923年西班牙旅行日记”（“Einstein’s
Travel Diary for Spain，1923”）发表；Rosenkranz 1999；和Sugimoto 2001b, pp.12-133.此处的文
件内容来自于一本笔记本的一部分。该笔记本长22.7厘米，宽17.5厘米，由182面带有线纹的内
页组成。笔记本包括81面线纹页的旅行日记条目，之后是82面的空白线纹页，以及写在19面线
纹页和一张无线纹的里页上的计算（请参阅CPAE 2012，第十三卷，文件418）。这些计算写在
这份文件的背面，即写在旅行日记的背面尾部，并与日记条目方向颠倒。NNPM已经对这本笔
记本的页码进行编号。在前面扉页的内部，爱因斯坦的秘书海伦·杜卡斯（Helen Dukas）标注
了“Reise nach Japan Palestine Spanien 6.Oktober 1922-12.3.23.（前往日本、巴勒斯坦和西班牙的
旅行，1922年10月6日至1923年3月12日）”。日记条目出现在第1至41v面。页面39v为空白。日
记条目以墨水书写，但第1、5v和6面全部用铅笔书写，第1v、2v、3、3v、4v和5面部分用铅笔
书写。在此翻译中，将原始文本中被认为很重要的删除内容放在尖括号中。
2.米歇勒·贝索（Michele
Besso，1873-1955）是瑞士-意大利工程师，爱因斯坦的密友。他
曾受雇于伯尔尼的瑞士专利局，并在苏黎世理工学院讲授专利法。
3.吕西安·沙旺（Lucien Chavan，1868-1942）是爱因斯坦的朋友，也是伯尔尼退休的瑞士-
法国电工技术员。爱因斯坦于10月3日离开柏林，并于10月3日至4日看望了他在苏黎世的儿子
（见埃德加·迈尔[Edgar Meyer]于1922年10月4日致保罗·爱泼斯坦[CPT, Paul Epstein Collection,
folder 5.60]）。
4.爱尔莎·爱因斯坦（Elsa Einstein，1876-1936）是爱因斯坦的第二任妻子。
5.“北野丸”号蒸汽邮轮（S.S Kitano Maru）是属于日本邮船公司（Nippon Yusen Kaisha）的
船只。它建于1909年，航行于从安特卫普到横滨的路线。1942年，这艘船在菲律宾林加延湾碰
到日本水雷而沉没。
6.这人可能是九州帝国大学（Kyushu
Imperial
University）的外科教授三宅速（Hayari
Miyake，1866-1945）。三宅身材矮小，所以爱因斯坦最初可能错判了他的年龄。他在欧洲为日
本政府考察医学机构和外科手术设备。他也在欧洲外科医生中为一份请愿书收集签名；这个请
愿书是给国际外科学会（International Surgical Association）的，反对它对前轴心国的抵制。
来自慕尼黑的医生可能是恩斯特·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Ernst Ferdinand Sauerbruch，1875-
1951），慕尼黑大学医学教授，三宅在欧洲时曾拜访过他。但和爱因斯坦提到的驱逐三宅一事
相反，据说绍尔布鲁赫是在巴黎为三宅送行的诸多德国外科医生之一，他甚至还向爱因斯坦介
绍了三宅（见Hiki 2009，p.13）。
7.三宅速。他在布雷斯劳大学（University of Breslau）[80]学过医。
8.Kretschmer 1921.
9.Bergson 1922.
10. 在黎曼几何中，当矢量围绕闭合曲线平行移动时，不需要保持它的方向。在赫尔曼·外尔
（Hermann Weyl）的引力和电磁场统一场论中，当要求线元ds局部共形不变时，电磁规范场包
括在几何内；因此，一个矢量在闭合曲线附近平移时，也不再需要保持它的大小（见Weyl
1918a）。
11. 一座小岛，在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中的西西里岛北岸不远处。它拥有意大利三
座活火山中的一座。
12. 保罗·奥本海姆（Paul Oppenheim，1885-1977），是N.M.Oppenheim Nachfolger公司的德
国犹太化学家。
13. 石井菊次郎子爵（Viscount Kikujiro Ishii，1866-1945），日本驻法国大使以及日本在国
际联盟的一位代表。
14. 穿过苏伊士运河。
15. 据推测是大苦湖，即位于苏伊士运河北部和南部之间的咸水湖。
16. 瑞士高原山脉中的一座山，位于苏黎世郊外。
17. 三宅速在一份备忘录中回顾说，爱因斯坦相信自己可能患了结肠癌。但三宅速让爱因斯
坦确信，事实并非如此（见Kaneko 1981，vol.1，p.178）。
18. 位于非洲之角的瓜达富伊角（Cape Guardafui）。
19. 三宅速。
20. 可能是卡拉尼亚寺（Kelaniya Raja Maha Vihara Temple），科伦坡附近最著名的佛寺。
21. 可能是在科伦坡的贝塔区（Pettah district）。
22. 大正天皇，讳嘉仁（Emperor
Yoshihito，1879-1926），1912年到1926年的大正时代在
位。纪念天皇的宴会菜单（见插图8[AEA，36 454]）。
23. “Banzai”是一个传统的日语欢呼语，意为“万岁”。日本国歌是“Kimigayo”（“君之代”）。
24. 这是一场净琉璃（joruri）或义大夫（gidayu）表演，是一种用samisen（三味线，一种弦
乐器）伴唱的传统日本戏剧故事。
25. 佐久间信[Shin（Noboru）Sakuma，1893-1987]，日本驻柏林的三等秘书。他安排了爱因
斯坦与《改造》杂志驻欧洲记者室伏高信（K?shin
Murobuse）于1921年9月在柏林会面（见
Kaneko 1981，vol.1，p.63）。
26. 阿尔弗雷德·蒙托尔（Alfred Montor，1878-1950），一位钻石商人。安娜·蒙托尔（Anna
Montor，1886-1945）、马克斯·蒙托尔（Max Montor，1872-1934）。见《海峡时报》（ Straits
Times），1922年11月3日。
27. 魏茨曼（Weizman）在9月中旬发电报给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要求在新加坡为爱因
斯坦举办一个欢迎会，在欢迎会上为希伯来大学募捐。魏茨曼要求，一旦爱因斯坦抵达科伦
坡，就用电报告知爱因斯坦计划好的欢迎会（见哈伊姆·魏茨曼致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
1922年10月12日[IsRWW]；以及哈伊姆·魏茨曼致玛纳西·迈耶，1922年10月12日[IsJCZA,
Z4/2685]）。协会发电报给爱因斯坦，并于10月21日在玛纳西·迈耶家开会筹划欢迎会（见新加
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金斯堡[C.R.Ginsburg]致伦敦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的以色列·科恩（Israel
Cohen），1922年11月9日[IsJCZA, Z4/2685]）。
28. 犹太社区的致辞由蒙托尔宣读，由基托维兹（D.Kitovitz）撰写（见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
协会金斯堡[C.R.Ginsburg]致伦敦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的以色列·科恩，1922年11月9日[IsJCZA,
Z4/2685]）。蒙托尔代表犹太社区欢迎爱因斯坦，赞扬了他对科学的贡献，表达了希望他接受
希伯来大学校长职位的愿望。爱因斯坦的讲话赢得了喝彩。蒙托尔的演讲全文见《海峡时报》
（ Straits Times），1922年11月3日。有关爱因斯坦讲话的文本，请参见本书“其他文本”部分的
文本3。迈耶的Konversations-Lexikon是德国的主要百科全书。
29. 玛纳西·迈耶（1846-1930）是新加坡犹太社区领导人和卓越的慈善家。克罗伊斯是吕底
亚（Lydia）的古国王，因为他传奇的财富而享有盛名。
30. 1905年，圣诺犹太庙（Chesed El Synagogue）在迈耶府邸的场地建成。
31. 亨德里克·洛伦兹（Hendrik A.Lorentz，1853-1928），莱顿大学的理论物理学教授。
32. 莫采莱·尼西姆（Mozelle Nissim，1883-1975）。“美是大自然界最古老的贵族”（“beauty
is the oldest nobility in nature”）这一说法，源于Kotzebue 1792，p.59。
33. 参见插图9。
34. 欢迎会在下午5点举行，地点在新加坡欧思里坡（Oxley Rise）的贝尔维（Belle Vue）。
在晚宴上，“所有社团和教义的代表都到场了”。约300位宾客出席聚会，包括犹太社团的领导成
员和圣公会主教[见《海峡时报》，1922年10月31日和11月3日；以及《以色列信使报》
（ Israel’s Messenger），1922年12月1日]。
35. 新加坡圣公会主教查尔斯·詹姆斯·弗格森·戴维（Charles James Ferguson-Davie，1872-
1963）。
36. 媒体报道称，宴会有40位宾客出席，由莫采莱·尼西姆在迈耶（Meyer）公馆主持（见
《以色列信使报》[Israel’s Messenger]，1922年12月1日）。布拉登（Braddon）的管弦乐队为宾
客助兴（见《海峡时报》，1922年11月3日）。
37. 英译文很难与这个成语的德语原文及其种族主义的措辞相称：“negerte
lustig
drauf
los”（直译为“气冲冲地走了”）。
38. 在爱因斯坦访问的一周后，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名誉秘书长金斯堡
（C.R.Ginsburg）告诉在伦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迈耶捐了500英镑给希伯来大学，“部分是
爱因斯坦教授私人交谈的结果，他解释了捐款意图，但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迈耶先生刚从魏茨曼
博士那儿收到一封迷人信件”。犹太社团剩下的人捐了250英镑（见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金
斯堡[C.R.Ginsburg]致伦敦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的以色列·科恩，1922年11月9日[IsJCZA,
Z4/2685]）。人们希望，当爱因斯坦在日本旅行回来后再次到访时，能够再筹一些钱（见伦敦
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总秘书以色列·科恩致戴维·基托维兹（David Kitovitz），1922年12月12日
[IsJCZA, Z4/2685]）。
39. 山顶高552米，是香港岛的最高海拔。
40. 根据媒体报道，在媒体首次报道爱因斯坦即将抵达香港时，就已安排好他在犹太人休闲
俱乐部（Jewish Recreation Club）做演讲。但爱因斯坦抵达后，要求不举办欢迎会或演讲。媒体
推测，他不愿在短暂的停留期间公开露面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到访时间接近“休战纪念
日”（Armistice
Day）。唯一依照计划进行的事项是游览浅水湾。[见《南华早报》（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22年11月10日。]
41. 在这些商人中，可能有一位名为戈宾（Gobin），见注释195。
42. 可能是浅水湾酒店（Repulse Bay Hotel）。
43. 这里提到的，很可能是中国海员在1922年初的成功罢工（见Butenhoff 1999，p.50）。
44. 非正式的欢迎会在犹太人休闲俱乐部进行（见《以色列信使报》，1922年12月1日）。
45. 香港大学，成立于1911年。
46. “北野丸”号蒸汽邮轮停泊在上海的汇山码头（Wayside Wharf）。
47. 稻垣守克（Morikatsu
Inagaki，1893—？）是改造社的一名工作人员和新近成立的国际
联盟日本协会的首席秘书（chief secretary）。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要求他担任爱因斯坦在日期
间的向导和翻译。他的职责是翻译爱因斯坦的所有演讲和日常对话，但不负责科学演讲（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