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茨曼显然并未知晓布卢门菲尔德与爱因斯坦最近的会面，他向爱因斯
坦建议：“或许你也会途经巴勒斯坦，你可以在返程中从塞得港绕道”。
因为爱因斯坦已经从柏林启程，所以他的继女（也是秘书）伊尔莎回复
魏茨曼说，如果没有特别情况阻碍的话，她的父母将会前往巴勒斯坦。
在她看来，如果魏茨曼那时也能在那里的话，那将是“对他们（爱因斯
坦夫妇）来说极大的快乐”。她估计爱因斯坦夫妇将在1923年2月到达巴
勒斯坦。但是魏茨曼不得不在1922年11月紧急访问巴勒斯坦，随后展开
了在美国的长时间的筹款之旅。47
在魏茨曼致信爱因斯坦十天后，鲁平将其从布卢门菲尔德处得到的
消息告诉了犹太复国组织执行委员会。消息说爱因斯坦接受了邀请，并
计划于1923年2月底或3月初抵达巴勒斯坦。鲁平相信这次访问对于犹太
复国主义组织来说具有“重大的宣传价值”，对筹划中的希伯来大学项目
而言尤其如此。鉴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爱因斯坦的美国之旅的经历
（在这次旅行中爱因斯坦这位卓越的客人背离了“政党路线”），48布卢
门菲尔德认为“绝对有必要”不但让“Sicma[原文如此]金茨贝格”49陪同爱
因斯坦，而且让一位女性陪同爱尔莎·爱因斯坦，最好是罗莎·金茨贝格
（Rosa Ginzburg）。50这样的话爱因斯坦夫妇在这趟旅行中都有犹太复
国主义组织官方的人“罩着”。关于希伯来大学方面，犹太复国组织执行
委员会应该联系魏茨曼，了解“将哪些规划介绍给爱因斯坦教授，如何
解释” 。51同时鲁平要求魏茨曼告知执行委员会“关于希伯来大学规划的
意见有哪些是官方立场”。在布卢门菲尔德看来，这一点是很有必要
的，因为如果不给爱因斯坦任何指示，“那么就会存在这样的危险：他
会对随便说给他听的意见表示赞同，从而可能会削弱他这次旅行的宣传
效果” 。52
爱因斯坦与西班牙科学界之间关于可能访问西班牙的联系开始于
1920年。在爱因斯坦1923年2月底与3月初的讲学之旅之前，西班牙方面
至少两次试图邀请他来访。1920年4月，阿根廷数学家胡里奥·雷伊·帕斯
托（Julio Rey Pastor）曾邀请爱因斯坦前往马德里与巴塞罗那举办系列
讲座。爱因斯坦告诉他的好友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他“肯定[……]
要去西班牙”（第十卷，文件162），53但是这一期望中的旅行没有实
现。一年多之后的1921年7月，数学家埃斯特万·泰拉达斯·伊拉
（Esteban Terradas é Illa）邀请爱因斯坦在巴塞罗那大学冬季或春季学期
讲学。然而爱因斯坦拒绝了这个邀请，因为他想在1922-1923年访问西
班牙。54
然而一个戏剧性的形势变化，使得爱因斯坦计划的远东之旅的背景
变得完全不同。就在这一变化发生的数天之前，他向好友海因里希·赞
格尔（Heinrich Zangger）暗示说，鉴于自己最近的巴黎之行和围绕他在
国际联盟智力合作委员会成员身份问题的麻烦，他渴望能换个环境。爱
因斯坦吐露出自己“渴望清静”，前往远东的旅行意味着“在公海上享有
12个星期的安宁”。55
1922年6月24日，也就是爱因斯坦致信赞格尔六天后，德国外交部
长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在光天化日的柏林街道上，被右
翼极端主义者枪杀。56这场暗杀成为尚处于发展初期的魏玛共和国的一
个标志性事件。这起刺杀事件在德国公共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内激起了
愤慨，但右翼极端除外。紧随这个事件后，是大规模的游行和罢工，局
势高度紧张，一场可能的内战一触即发。拉特瑙葬礼的那天出现了支持
魏玛共和国的大规模游行。在德国国会大厦内所作的一个演讲中，总理
约瑟夫·维尔特（Josef Wirth）抨击了魏玛共和国的保守派敌人，称他们
为这场谋杀的同谋。政府发布了多种针对右翼团体的法令，并最终通过
了旨在保护魏玛共和国的立法。57
这场刺杀事件也是爱因斯坦人生中的一个分水岭。爱因斯坦本来已
经对当时的险恶政治环境有所了解，这一刺杀事件更使他认识到，作为
一位德国公共生活中杰出的犹太左翼人士，他处于实实在在的人身危险
之中。在致拉特瑙的母亲的吊唁信中，爱因斯坦称赞他的这位将载入史
册的朋友“不仅具有卓越的理解力和领导力，而且还属于那些为民族之
间的和解的道德理想献出生命的犹太伟人之一[……]我认为他的离去是
不可弥补的损失”。58在一篇发表的纪念文章中，爱因斯坦写道，“一个
耽于幻想的人不难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而[拉特瑙]却是一个入世的理
想主义者，世事洞明，远超常人”。但是爱因斯坦也坦白地提出了对拉
特瑙的批评：“我对他就任部长一事感到遗憾。鉴于德国受过教育的阶
层中的大多数人对犹太人的态度，我认为，在公共生活中，犹太人应当
采取一种自尊而低调的态度。不过我还是没有想到，仇恨、盲目和忘恩
负义会达到这样的极端程度。”59
爱因斯坦的第一任妻子，米列娃·马里奇（Mileva Mari?）对爱因斯
坦“也属于被某些人——我不知道是什么人——阴谋打击的对象之一”这
一消息感到“震惊”。60柏林的记者弗里德里希·施特恩塔尔（Friedrich
Sternthal）恳请爱因斯坦为了他自己的人身安全考虑采取谨慎小心的措
施，向他警告“德国民族主义以及类似群体”对他的“无限仇恨”。61爱因
斯坦的亲密合作者与朋友赫尔曼·安许茨-肯普费（Hermann
Anschütz-
Kaempfe）则邀请爱因斯坦在基尔长期停留。虽然这个邀请与刺杀事件
并无直接联系，但邀请的时间就在刺杀事件的第二天，应该也不是巧
合。62爱因斯坦答应携妻子在一周之后前往，并写道：“拉特瑙的遇刺让
我极度震惊，而且引起社会的巨大骚动。不幸的是，德国政府能否成功
控制各个反对势力还有疑问。军队看起来尤其不可靠。为了对外策略目
的而捏造出来的鄙视道德的旧传统现在国内也开始产生恶果。”在爱因
斯坦看来，这些问题并不仅限于柏林。他对杰出剧作家恩斯特·托勒
（Ernst
Toller）身陷巴伐利亚监狱遭受监禁一事进行谴责，并哀
叹：“啊，诗人和思想家的民族，你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63
插图2 瓦尔特·拉特瑙遇刺现场，柏林，格吕内瓦尔德，1922年6月24日（承蒙“格兰杰收
藏”[Granger Collection]惠允）。
刺杀事件现在重新燃起爱因斯坦最初的愿望，即永远离开柏林。64
7月11日，他告知居里夫人，自己将辞去在普鲁士科学院与威廉皇帝物
理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以便“离开喧嚣的柏林，以求能够再次平静地工
作”。65一天之后，他告诉他的朋友与同事马克斯·冯·劳厄（Max
von
Laue）自己已“名义上”远离了柏林，尽管他实际上还在那里。66爱因斯
坦当时正在打算为安许茨-肯普费的陀螺仪工厂工作，并在基尔购买一
栋别墅。67
仅在四天之后，谋杀带来的恐惧有所消退，爱因斯坦就改变了想
法。经过“冷静考虑”之后，他写道，自己在基尔的工厂中没有什么事情
可做，他将继续住在柏林。依爱尔莎之见，虽然爱因斯坦受到拉特瑙被
刺一事的强烈影响，“产生一种感觉：离开这里，找个安宁的地方工
作”，但是，到现在“他意识到这种安宁是一个假象。想要躲藏起来，最
好是在柏林”。尽管如此，她承认“日本之行以后，他就想辞去这里的正
式职务”。68
刺杀事件也影响了爱因斯坦出席公共场合的意愿。他决定不在9月
于莱比锡举行的德国科学家与医生协会的一百周年庆祝会上发表已经计
划好的演讲。在致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的信中，爱因斯坦提到
了自己受到的人身威胁，被警告不要留在柏林，以及不要“在德国国内
任何公众场合露面。原因是我已经成为民族主义谋杀者的目标之一”。
在这封信的草稿之中，爱因斯坦直接指出了“打算杀害”他的“德国民族
主义”分子。爱因斯坦将他所处的困境归咎于媒体：“所有的困难都是因
为我的名字在报纸上出现得太频繁，激起渣滓们的不满。”69无论如何，
爱因斯坦这次离开柏林的长远之行的背景已经搭建完成。
对旅行日记的分析
在下文中，我们将试图通过对日记文本与其他相关历史资料的仔细
研读，来“剖析”爱因斯坦旅行日记的深层含义。
我们将特别关注爱因斯坦对他在旅行中遇到的一些国家的国民和民
族的看法，并将他做出的这些评论置于有关西方人的东方世界与“东方
人”形象的历史学与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我们将考察爱因斯坦访问的每
个国家当时的语境。他在旅行之前对这些群体的先入之见，以及他通过
何种视角看待到访的地区。我们将思考爱因斯坦如何在他的旅行中表达
他的观点，以及这些观点是否因为新的经历而发生改变。另一个主题是
这次旅行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爱因斯坦对自己——同时作为一个犹太
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欧洲人——的看法。这次旅行在多大程度上改变
了他关于自我与他者的概念？他对民族性格的概念的看法是什么？接下
来，我们还会对爱因斯坦的看法与和他同时代的东方学者
（Orientalist）、殖民主义者与种族主义者的看法进行比较。
此外，我们将考察爱因斯坦的旅行对他到访的国家所产生的影响。
他的访问对欢迎他的社会有何影响？当地的媒体对他的到访是如何反应
的？平民百姓与爱因斯坦的接触对大众对他的看法又产生了怎样的影
响？他的旅行受到了哪些政治与外交因素的影响？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受
到了什么影响，它们对相对论的反应如何？作为科学知识的传播者，爱
因斯坦扮演了何种角色？
最后，我们将思考这次旅行对爱因斯坦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并考
察他的旅行的性质、方式，以及对他个人的影响。我们还将尽可能地得
出关于爱因斯坦的个人信念、个人偏见以及意识形态构建的更广泛的结
论。
爱因斯坦对黎凡特与黎凡特人的看法
爱因斯坦远东之旅途经的第一个地区是黎凡特[7]。在旅行开始之
前，“黎凡特人”这个词让爱因斯坦联想到的东西很可能不是正面的。
1919年10月，布拉格犹太复国主义者、时任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大学委员
会干事的胡戈·贝格曼（Hugo Bergmann）表达了他对筹划中的耶路撒冷
希伯来大学的学术水准的关切：“我们不想敷衍了事，也不打算在黎凡
特这个偏僻地区已有的低水平大学中再添一所。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所
尽管资源有限但是在各方面仍然都能满足所有标准的好大学。”70在一篇
同时期的文章中，贝格曼用更具有说服力的方式强调了这一观点：“[我
们]必须注意绝不能建立一所低水平的大学，一所黎凡特式的大学，这
并不会丰富我们的文化财富，而且犹太人也不会承认这所大学是自己的
民族大学。”71贝格曼提倡为计划中的犹太大学设立学术高标准，显然也
不是什么新主张。在几个星期之前，爱因斯坦在一封致物理学家同事保
罗·爱泼斯坦（Paul Epstein）的信中表达了他支持这样的标准：“我们必
须确保这所大学与其他欧洲好大学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当然，这里并
不缺乏优秀的人才。”72似乎可以设想，爱因斯坦在提到“欧洲质量更好
的大学”时，并没有想到“来自黎凡特这个偏僻地区”的大学。我们可以
从贝格曼与爱因斯坦的叙述中明确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他们明显地把自
己的文化定义为欧洲文化。
爱因斯坦关于黎凡特与黎凡特人的看法，在自己眼见为实后就发生
了变化。在海上航行五天后，爱因斯坦夫妇到达苏伊士运河北端的塞得
港。爱因斯坦对自己抵达港口以及初次遇到当地人的描述生动而有
趣：“在港口，一大群小船里坐着各种各样的黎凡特人，他们大声尖叫
着，比划着手势，涌向我们的船。喧嚣声震耳欲聋，好似来自地狱。上
层甲板变成了集市，但没人买什么东西。只有一些英俊健壮的年轻算命
师有所收获。土匪般的肮脏的黎凡特人，看起来英俊而优雅。”73
这段文字显示出爱因斯坦于塞得港遇到阿拉伯商人时既为他们所吸
引，又对他们怀有排斥的心理。他描述的是几乎所有感官的冲击。尽管
这些欧洲人是在一艘日本轮船上，但是当地的东方人却像是在冲击西方
文明本身。从爱因斯坦使用的语言，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这一
点：“一大群”“尖叫”“涌向”“来自地狱”“喧嚣声震耳欲聋”“集市”“土匪般
的”以及“肮脏”。然而与此同时，当地人也有着吸引力：“看起来英俊而
优雅。”
在接下来的几句话之后，就可一窥爱因斯坦如何看待展现在他眼前
的这一景象的端倪：“在[港口的]墙壁和建筑物的立面上有一种经常在热
带地区的绘画中出现的绚烂色彩。”因此，他对这一景象的看法很大程
度上受到他对东方的视觉（还有我们将看到的文字）成见的影响。
但是根据爱因斯坦观念中的二元性——吸引与排斥，也有一些行为
规矩的黎凡特人。他在到达运河南端的苏伊士港时写道：“阿拉伯的小
商人驾船溯流而上。他们是英俊的沙漠之子，身材魁梧，黑色的眼睛闪
闪发光，比塞得港的人更有教养。”74这种对黝黑、挺拔秀丽的阿拉伯人
的描写，可能是来自著名德国作家卡尔·迈（Karl May）笔下的一部19世
纪东方背景的历险故事。75
当爱因斯坦从远东返航再次到达塞得港时，他的反应不再是好坏参
半的，而是只有负面成分：“城市中有很多外国人，也有少不了的宵小
无赖。”76“无赖”一词（德语为Gesindel，也有“社会的垃圾”的意思）完
全可以被视为排外性（xenophobic）的表述。
爱因斯坦对印度人与僧伽罗人的看法
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未能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在远东之行前爱因斯坦对
印度人的看法。在海上航行二十天后，他在科伦坡遇到了印度人。当坐
在一架人力车上时，他羞愧于“自己参与到对待人类的如此丑行中”，然
而却无可奈何：“因为这些数量骇人的以国王形式出现的乞丐涌向每一
个外地人，直到那个外地人在他们面前投降为止。他们知道如何央求乞
讨，直到对方动摇为止。”这段话揭示出他对高贵等级会发生反转的信
念。[8]在谈及他们在城市街道上的生活时，爱因斯坦提到他们“原始的
生活”，居高临下的口气很明显。他也认为“气候阻碍他们思索超过前一
刻钟或后一刻钟的事”，这一态度显示出爱因斯坦相信地理决定论以及
人们对印度人智力低下的论断。他简洁地记录当地人“在大堆污秽和重
度恶臭中栖身”，并推测他们几乎没有什么需求：他们“做得少，需求也
少。简单节俭的生命循环”。爱因斯坦认为他们狭小的居住环境使“个体
不可能有任何独特的存在”。他觉得这些印度人比自己在塞得港看见的
喧闹的黎凡特人强：“没有野蛮行径，没有市场闹哄哄的气氛，而是安
静自如，但也不缺乏某种轻松愉快。”他也将遇到的印度人的所谓坚忍
克己归因于地理决定论：“在这种气候下，我们难道不也会变得像印度
人一样？” 77这一句显示出爱因斯坦对当地人的矛盾态度：对于他们对艰
难困苦的忍耐力，他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但是他似乎也对因这些困苦
使他们变成如此模样持批评态度。
爱因斯坦夫妇在返航中再次访问了科伦坡。这次爱因斯坦的描述则
是相当负面的。他觉得“当地人”“纠缠不休”。其中一位人力车夫“完全
是赤裸裸的原始人”。在一天的游览结束后，爱因斯坦夫妇一回到科伦
坡，“那些人力车苦力就向我们扑来”。78在这里，爱因斯坦的欧洲文化
再一次象征性地受到冲击。而且他使用“苦力”与“原始的”等词语来形容
当地人，表明了自己的优越感。
爱因斯坦对中国与中国人的看法
在此远东之旅以前，爱因斯坦对印度人的看法如何，我们缺乏资
料，但是在此行之前，他确实有几次提到过中国人。有趣的是，爱因斯
坦在一月有余的时间内两次提到他对中国人的看法，其中一个非常正
面，然而另一个则很负面。1919年3月，爱因斯坦开始关注犹太民族主
义与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事业，并开始发表一些看法。在其中的一次
发言中他写道：“最使我感到愉快的是犹太人国家在巴勒斯坦的出现。
在我看来，我的同胞们要比那些令人发指的欧洲人更有同情心（或者至
少不那么野蛮）。或许在这世界只留下中国人时，情况才会变好。他们
用‘强盗’这个集体名词来称谓欧洲人。” 79
但是在4月他致信苏黎世的朋友埃米尔·齐歇尔（Emil Zürcher），说
到俄国正在被“强盗团伙的头目”劫持。在爱因斯坦看来，“这些团伙大
多是从中国人中招募而来的。对我们来说，前景也不错！”80这可以被解
释为担忧中国人可能会接管欧洲。[9]
我们找到了爱因斯坦在1919年年底写下的透露出他内心对中国人的
看法的又一言论：“我的朋友[米歇尔]贝索马上要回专利局工作。这个可
怜的人把自己与动物分得太开——只有想法，没有意志，佛陀理念的化
身。他或许更适合于东方。这是前天晚上我和几个优秀的中国人在一起
时突然想到的，他们并不像我们一样痴迷目的性和实用性。这无论对于
他们，还是对于中国长城（Chinese Wall）来说都太糟糕了！” 81这一颇
为矛盾的言论很有意思。一方面，爱因斯坦似乎对自己看到的佛教生活
方式的积极影响持赞赏态度；另一方面，他似乎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对
西方来说并无意义，并且暗示中国人缺少对目的性和实用性的关注将会
最终导致其文明灭亡。
在黎凡特与“东方人”（Orientals）首次相遇的几周后，爱因斯坦到
达了新加坡，在这里他见识到了一类完全不同的“东方
人”（Easterner）。
虽然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他主要是想通过与当地犹太社区领导人玛
纳西·迈耶（Mannaseh Meyer）接触来为希伯来大学筹集资金，但是爱
因斯坦确实也评论了当地居住的中国人。在迈耶为欢迎爱因斯坦而举行
的两场活动之间，爱因斯坦写道：“然后我们穿过唐人街（熙熙攘攘，
时间不够看，只能嗅）。”82爱因斯坦的感官再次受到当地人的冲击。第
二天，他谈及自己对中国人的总体印象。在他看来，他们“能通过勤
奋、节俭和子孙众多排挤其他所有民族。新加坡几乎完全被他们掌握。
他们作为商人颇受敬重，远胜于被认为靠不住的日本人” 。83与他在1919
年4月所担心的差不多的是，爱因斯坦最担忧中国人出生率奇高的后
果。另外，“几乎完全被他们掌握”这一说法也显示出他认为有被中国人
支配的危险。
一个星期后爱因斯坦抵达香港，他又一次见到了当地中国居民。他
的言论包括了从对中国人的困苦的同情，到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人的非人
性化的评价。爱因斯坦起初对“那些每天为了5分钱，必须敲打搬运石头
的饱受折磨的男人和女人”表现出同情。就这样，“中国人就因为他们的
生殖力，被无情的经济机器残酷惩罚”。在他看来，“他们在无力和迟钝
中难以意识到这一点，但是看到这些让人难过”。因此，尽管爱因斯坦
有着对一只被虐待的宠物的类似的同情心，但是他似乎认为中国人缺乏
完整的人性。这一点在之后他参观中国内陆地区后的评论中展现得更为
露骨：“勤奋，肮脏，愚钝的人民。房子看上去千篇一律，蜂房一样的
阳台，所有东西都挤靠在一起，单调无趣。码头后面是一个接一个的小
餐馆。在餐馆前面用餐的中国人并不是坐在长椅上，而是蹲着吃，像欧
洲人在树林中大小便一样。所有这一切都悄然地进行着。甚至小孩看上
去也无精打采，麻木迟钝。”于是爱因斯坦从这样的景象里得出了他带
有种族色彩的（如果不是种族主义的）结论：“如果这些中国人取代了
其他所有种族的人，那将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对于我们这类人来说，仅
仅是这样的想法，就觉得特别沮丧。” 84很明显爱因斯坦在一定程度上相
信了西方人设想的“黄祸”威胁。最有意思的是，爱因斯坦在三年多之前
的1919年4月曾得出相似的结论，而就在那次的一个月之前，他的结论
还是截然相反的，即希望“令人发指的欧洲人”消失，只留下中国人。
在香港停留期间，爱因斯坦记下了自然景色的美丽（physical
beauty），觉得这与当地中国人的简陋住所形成鲜明的对比。登上香港
岛最高的太平山顶后，他记下了看到的“宏伟景色”。他也提及了欧洲人
与中国人在乘坐登山缆车时是要分开坐的，不过并未对这种歧视现象发
表意见。
在日记另外一段落里，爱因斯坦引述了他遇到的葡萄牙教师们所说
的话：他们坚称“中国人无法接受合乎逻辑思维的训练，他们尤其缺乏
数学天分”。他并未以任何方式对此表示怀疑。此外，爱因斯坦的仇外
心理还附带严重的极端厌女情绪：“我注意到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差别
很小；我不明白，中国女人究竟有什么样的致命魅力，能让她们的男人
如此着迷，以至于他们无法抵御后代的巨大祝福。” 85
数天之后爱因斯坦抵达上海，再次接触当地居民。他的评论依然带
有尖刻、非人性化的语气：在看到一场中式葬礼后，他认为这种葬
礼“对我们来说是未开化的”，“街道狭窄”的中国人居住区“挤满了行
人”，“空气中永远弥漫着各种各样的臭味”。他继续说道：“即便是那些
沦落到像马一样工作的人也没有给人留下痛苦的印象。一群没有主见的
奇特民众[……]很多时候，与其说像人，不如说更像机器人。”但是爱因
斯坦找到了一处避难所可以躲开这一切：当中式菜肴不合自己胃口时，
他在一对德国学者夫妇处找到了“安全港（字面的意义也契合）”。在到
访乡下一座村庄时，他对当地居民做出了更加非人性化的假设：“我们
仔细参观了佛寺。附近的人似乎对它的美无动于衷。”86由于爱因斯坦不
可能知道村民的想法，所以显然这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推测
（projection）。
爱因斯坦在返程中再次到访了上海，在这里他重申了大多数已经提
及的所谓的民族特征。但是也强调“所有人都赞扬中国人，但也一致认
为他们在涉及商业技巧时智力低劣”。87
爱因斯坦对中国人的看法明显地充满了矛盾：他既同情他们所处的
悲惨境地，又在一系列非常令人不安的言论中将其非人化。他似乎真的
担忧中国人可能会取代世界上其他所有民族。
关于西方人对中国与中国人的看法的研究，向我们揭示出爱因斯坦
所持的印象与刻板的模式与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在西方世界流行的关于
中国的负面形象高度一致：中国人被许多西方人视为邪恶、野蛮、残暴
与蒙昧的化身，具有肮脏、恶臭、贫困、邋遢、迷信等特征。88就像爱
因斯坦所描述的，西方人的看法注意到了中国的绝美景色与肮脏的城市
和乡村之间的鲜明对比。89但有趣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爱因
斯坦遇见中国人之前不久），西方世界出现了对中国人更为积极的印
象。世界大战的残暴，使得一些知识分子更乐意接受东方理念。90
流产的中国之旅
如前文所述，爱因斯坦曾有意访问北京两周，在那里举办系列讲
座。但是在他从欧洲启程之前，中国的政治动荡已经影响了爱因斯坦完
成原计划的决心。不过他仍然希望有可能在中国待上两至三周，在北京
或一些沿海城市做演讲。91然而在访问日本期间，爱因斯坦计划的中国
讲学之旅因严重的沟通问题而搁浅。921922年12月初，爱因斯坦在日本
访问期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致信爱因斯坦，询问预计到达中
国的日期，并热情地表示“整个中国正准备张开双臂欢迎您”。93两星期
之后，爱因斯坦回复道，“虽然我本人非常愿意，并且之前还有正式约
定”，但是如今接受这份邀请已经太迟了。他声称自己白白等了五周，
也没有收到来自北京方面的消息，因而断定北京方面不再想让他前往中
国。在信中，爱因斯坦表达了他的希望，即这一“令人遗憾的误解”能在
未来得到补偿。94
爱因斯坦对日本与日本人的看法
与在远东之旅之前与中国人只有寥寥几次接触不同，爱因斯坦在出
发之际已与来自日本的学者建立了一些重要的联系。据人们所知，他最
早接触日本人是在1909年3月的伯尔尼，对方是物理学学生桑木彧雄
（Ayao Kuwaki）。95第二年，他对日本物理学家石原纯撰写的一篇涉
及有质动力的相对论文章表示赞赏，并说道，“这是[……]到目前为止关
于这一课题唯一一篇有点意思的文章” 。96十年后，爱因斯坦对桑木彧雄
（已成为物理学教授）翻译自己关于相对论的通俗书籍感到“非常高
兴”：“我还清楚地记得您访问柏林的情形，特别是因为您是我认识的第
一位日本人，实际上是第一位东亚人。那时，您渊博的理论知识令我感
到惊异。”（第十卷，文件246）97在后来准备起程前往远东的时间里，
爱因斯坦与日本人的通信几乎都与前文所述来自改造社的访问日本的邀
请有关。但是读者肯定会回想起在协商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当爱因斯坦
不满于邀请函中列出的资金条款时，他称日本人是“真正的骗子”。（第
十二卷，文件292）98之后不久，他向爱尔莎抱怨，“现在看来我会在柏
林待很长时间，因为那些该死的日本人把我好好的计划搅得一团糟”。
（第十二卷，文件303）99然而如前文所述，关于旅行酬金的难题最终
得到解决。
让我们看一下在这次访问之前爱因斯坦头脑中形成的关于日本的概
念。如前所述，对于东方的渴望是爱因斯坦接受访日邀请的动机之一。
正如研究西方世界对日本的看法的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这种“来自东
方的诱惑”正是前往日本旅行的重要推动因素。1001900年在法国巴黎举
行的世界博览会促进了日式风格在西方的流行，吸引更多的西方人考虑
前往日本。这种对日本艺术与风俗的狂热喜爱被称为“日本主
义”（Japonism）。101但是爱因斯坦对日本的兴趣还有其他更为富于异
国情调（和奇想）的来源。在旅行期间的一次采访中，爱因斯坦提及在
访问日本前，出生于希腊的爱尔兰裔作家与记者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于1896年入籍日本）的作品对他有关日本的看法产生的影响。
由于受小泉八云笔下的“小人国”（“Lilliputian land” ）[10]的影响，爱因
斯坦说自己在访问日本以前，认为日本是一个“童话故事中的有着小房
子和矮人的国度”。102
插图3 爱因斯坦与爱尔莎在东京商科大学，1922年11月28日（承蒙东京一桥大学惠允）。
抵达日本三星期后，爱因斯坦在关于日本的印象的文章中也指出自
己对日本整体上怀有神秘感：“人们看到许多日本人在我们那里孤独地
生活，勤奋地学习，友好地微笑。没人能了解藏在这种谨慎的微笑背后
的情感。”在这篇文章中，爱因斯坦承认“我对日本的所有了解，无法组
成一个（这个国度的）清晰的画面”。103
爱因斯坦于1922年末到访的日本，正经历着剧烈的政治、社会与文
化变革。开始于1912年的大正时代，是一个“国际主义、世界主义、世
俗主义与民主化似乎正在替代之前主要着重于民族塑造的明治时代狭隘
的主张”的历史时期。10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数年见证了日本的工
业化与现代化。欧洲与美国正开始对日本文化施加影响。一批倾向西方
的知识分子正在成长。受基督教、自由主义以及激进理念的影响，妇女
参政、劳工以及学生运动也开始兴起。外国科学家受邀访日，首批科学
期刊也出现了。105虽然在大正时代见证了自由主义精神的兴起，但是也
潜伏着政治恐怖的暗流：在爱因斯坦访日的前一年，日本首相原敬
（Hara Kei）被刺杀。社会福利项目也开始实行。民主精神是一种“帝国
民主制”：帝国的外交政策受到主流政党的支持——政党之间的差别并
不在于支持或者反对帝国主义，而是“缓进派”还是“激进派”的帝国主
义。106
在轮船上遇到日本人以及到达日本后，爱因斯坦对日本与日本人的
看法分别是怎样的呢？他与日本人的相遇又如何改变了他的观点呢？107
与对中国人的苛刻观点形成令人惊讶的对比，爱因斯坦对日本人的
看法非常正面。在海上航行的第一天，他对日本人的第一印象是这样
的：“他（日本人）不找麻烦[……]愉快地履行了属于他自己的社会职
能；对自己的群体和民族感到自豪[……]虽然谨言慎行，但待人也并不
完全生疏见外；因为作为一个非常社会化的人，他个人似乎没有什么需
要隐瞒掩饰的东西” 。108虽然这是正面的描述，但是爱因斯坦似乎认为
日本人缺乏完整的人性——他明确认为日本人的个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发
展。他对日本女性的第一印象几乎是漫画式的：他描述她们“和孩子们
[在甲板上]缓慢走着。她们穿着华丽，满脸茫然，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
来的。黑眼睛、黑头发、大脑袋，碎步急行”。109在船上度过三个星期
后，爱因斯坦似乎并未深入理解与他同行的日本乘客的谜一般的本
性：“日本人相当虔诚。奇怪的家伙[们]，他们的国家同时也是他们的宗
教”。110他对日本音乐的初次领略也加深了他的疏远感：他觉得日本人
的音乐“很有异国情调”，他们的歌唱使得他“头晕目眩” 。111
在抵达日本后，爱因斯坦立即喜欢上这个国家的景色。他游览的第
一座城市是“街道明亮得不可思议”的京都。这一印象与他对刚访问过的
中国城市的强烈鄙夷之情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也被“奇妙的古代日式建
筑”深深吸引。学童“最讨人爱”，学校可谓“美丽”，景色“壮丽”。并且小
泉八云写的故事里的“小房子与矮人”真实存在！他马上记下了“精致的
小房子”与“咔嗒咔嗒的，在街上小步疾走”的“优雅的小个头的人们”。
爱因斯坦很珍视在日本遇到的整洁、秩序与安静的行为举止。他认
为“日本人朴实正派，总体来说相当讨人喜欢”，因此爱因斯坦依据自己
所见定义了日本的民族特征。112
在与山本实彦、改造社的职员稻垣守克以及漫画家冈本一平（Ippei
Okamoto）一起前往日光市旅行时，爱因斯坦似乎与他们建立了密切的
关系，并开始把他们视为真正的个人。当他不得不应付神户的德意志协
会时，爱因斯坦承认“至少在日本，我宁愿与日本人打交道”。113之后的
日本东道主们似乎更加让他着迷。
尽管对日本怀有赞赏之情，但是在一场关于“日本在接触欧洲之前
的世界观”的谈话之后，爱因斯坦也对所谓的日本人缺乏对科学的好奇
心感到疑惑不解。他的结论意味深长：“看来这个民族对知识的需求比
不上对艺术的需求，[难道这是]天性使然？” 114通过自问这种相较于西
方人的所谓智力劣势是否属于内在遗传这一问题，爱因斯坦流露出自己
认为不同民族之间存在智能差异的观点。
在身处日本三个星期之后，爱因斯坦最后使用“舒适”（gemütlich）
一词来形容他与日本东道主们的聚会。115在那之前，“舒适”一词只被他
用来描述他与欧洲伙伴（最主要是德国人）之间的关系。看上去，到这
时爱因斯坦感受到日本人的人情味远超初遇之时，那时他只是以漫画的
方式描述对方。几天后，他对日本人“丝毫不带任何讥讽或怀疑”的态度
表达出了衷心的欣赏。接下来，他发表了近乎于对日本与她的人民的爱
的宣言：“有着其他地方的人都不具有的纯洁灵魂。人们不得不热爱和
尊敬这个国家。”116一星期后，他在致两个儿子的信中写道：“相较于我
迄今所认识的所有其他人，日本人更吸引我[……]：安静、谦虚、聪
明，懂艺术而又体贴，没有什么是为了表象，一切都为了实质。” 117
在他所写的关于日本印象的文章里，爱因斯坦指出了他所看到的西
方人与日本人之间最主要的差异。他强调自己觉得日本人的家庭凝聚力
更牢固的观点，并声称不表达自己的感受这一传统使得日本人能够比邻
而居，甚至那些“在情感上不和谐的人”之间也能做到。他不赞同这会导
致一种“内在的贫乏”的观点。他觉得尽管自己不能深入观察日本人的心
灵，但是可以通过艺术深入了解他们的灵魂：“在这方面，我几乎是在
不停地惊叹和钦佩。大自然和人似乎统一起来，产生了一种不同于任何
其他地方的独特风格。所有真正起源于这个国家的东西，都是精致而愉
悦的，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而是始终紧密联系着大自然既有的东
西”。118在很大程度上，爱因斯坦的这些评论与历史学家指出的同时代
的西方人对日本的看法是一致的。相应的，西方人眼中的日本艺术的核
心特征是“朴素、实用、简约”。人们认为日本人的特点是他们“对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