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了西方人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爱因斯坦夫妇游览上海附近
的一个鲜有欧洲人来访的村庄时，他们遇到的情况是“这里互相凝视比
在城里还滑稽” 。193在离开日本后的返程中爱因斯坦夫妇到访了科伦坡
附近的小城尼甘布（Negombe），他以有趣且玩笑式的口吻表达出他们
与当地人的互相凝视：“不管我们走到哪，都被人好奇地看着，就像我
们在家时看到僧伽罗人一样。”194他与当地土著居民的近距离接触增强
了自己的西方人身份意识。正如安·卡普兰（E.Ann Kaplan）所说：“相
较于待在家中，人们在旅行时的身份认知会更自觉地带有民族性的成
分。” 195因此，爱因斯坦在东方与当地人接触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加强
了旅行中作为欧洲人的身份认同。
爱因斯坦的凝视中更进一步的方面是其男性特征。在文化研究领域
内，“男性凝视”一词用来描述将女性展现为男人享乐的客体对象的行
为。196爱因斯坦在日记中多次特地记录了他遇见的女性，使我们能够不
止一次领略他对女性的看法。他对女性的凝视可以大致分为愉悦的和不
那么愉悦的这两种经历。在他的日记第一篇中，爱因斯坦在登船之前注
意到了前文所述马赛的“体态丰腴的妇女”。这可能显示出在航行开始
时，他渴望在船上过一段更加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们已经知道爱因斯坦在访问人口众多的中国城市时是如何看待并
理解中国女人的。他对这些女人的描述非常负面，视其为受害者，甚至
完全否认她们的女性气质。我们也注意到了他对日本女性的观点呈现两
极化。在返程中，他记录了若干与女性相处的愉快经历。当爱因斯坦结
束日本之旅并再次到达上海时，他在新年前夜（除夕夜）一场庆祝会
中“坐在漂亮的来自维也纳的女士旁边”。这似乎是这一晚唯一的精彩之
处：“除此之外，嘈杂无比，对我来说，悲哀。” 197在槟城，他看见了一
个“漂亮、纠缠不休的女乞丐” 。198在科伦坡，“一位极其美丽的僧伽罗
年轻女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在巴勒斯坦，他当即表述了见到
赫伯特·塞缪尔爵士的“朴实能干而又活泼的儿媳”而产生的喜悦之
情。200她是唯一一位——当然，除爱尔莎之外——爱因斯坦在整部日记
中直呼其名（Hadassah）的女性。201
但是爱因斯坦的凝视并不仅仅是“怀着帝国主义的意图环视四周，
试图占有物品的[白人]男性[……]的凝视” ，202尽管这也是他的凝视中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作为一名德国犹太人和局内/局外人双重身份的
人，爱因斯坦的凝视是一种“双重意识”，即“一个人总是通过他人的眼
睛来看待自我的一种意识”。203所以，在被其他人凝视的时候，爱因斯
坦也在凝视自己。在他的旅行之中，爱因斯坦陷入了“帝国的凝视”与非
犹太人的凝视的两难之间，在前者中他是将其他人客体化的人，而在后
者中他成为了被客体化的对象。而作为一位名人，他陷入其他人的凝视
的程度更深，并且——在他的海外旅行过程中——随着他的国际文化偶
像的形象逐渐在人们心中树立，他自己被客体化的程度也变得更深。
爱因斯坦与“他者”
有关他异性（alterity）的文化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爱因
斯坦日记中对他者的描述。旅行者与土著人之间的关系的基础是“自
我”/“他者”二分体。旅行者在内心中将“自我”的映像投射到了“他者”身
上。204“他者”是“一张画布，自我的最好与最坏的特点都可以被投射其
上，并加以审视”。205按照维米克·沃尔坎（Vamik D.Volkan）的说法，
外国人是“适宜外化的目标”。那些人们内心因过于痛苦而不能处理的问
题被投射到了他者身上。206西方旅行者在定义外国的他者时“所依据的
并非他或她[12]的自身实际，而是自我施行的规则”。旅行者用滤光镜去
比较“他所知晓、熟悉的世界与陌生的、他者的世界之间的相似之处和
不同之处” 。207在这一过程中，“将要被他者化的人群统一处理成总体性
的‘他们’，并进一步提炼成符号性的‘他’（标准成年男性样本）” 。208
在爱因斯坦的日记中，“自我”/“他者”的二分法又是如何展现的呢？
他将哪些特性投射到了“他者”身上呢？从他在航行开始时所阅读的材料
中我们可以断定，这次旅行几乎立即激发了爱因斯坦对更深度的内省的
渴望。所以，阅读关于体格、人格特征的专著促进了他对自我的关
注。209推动爱因斯坦渴望进行更深层次的自我了解的因素可能是他旅行
前就想到自己在船上会有空闲时光，以及一路上会遇到不同国家的代
表。至于爱因斯坦在看待“他者”时使用的滤光镜，我们已经知道其本质
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欧洲色彩的。在日记中爱因斯坦多次将与外国人的
接触描述为某种形式的侵犯。这些侵犯的形式可能是让他的感官不舒服
（例如苏伊士运河的刺耳嘈杂、新加坡华人居住区的恶臭）。或者，一
些侵犯具有侵扰性（例如科伦坡人力车夫没完没了地揽生意、犹太复国
主义者恳请他移居巴勒斯坦）。
至于他所鄙视的那些外国人的特点，则包括咄咄逼人、一意孤行、
无精打采、落后、智力低下和愚笨。但是这里存在着一个有趣的矛盾：
我们已经知道爱因斯坦偶尔也赞成遵守传统和持漠不关心与慵懒的态
度。他所欣赏的“他者”的品质包括真诚、讲究卫生、遵守秩序、有教
养、品德高尚与优雅。与此矛盾的是，他有时也喜欢质朴、杂乱、无序
和污垢。
爱因斯坦采用两种方式对“他者”进行同质化。例如他经常将“日本
人”写为单数形式来指代这个国家的全体人口。相反，他总是用复数形
式指代中国人（有一处例外）。这似乎表示他与中国人之间的情感隔阂
更大。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可以用来了解日本人的时间要多得多。
此外，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在其日本之旅过程中，随着与东道主和旅
伴的关系逐渐发展，爱因斯坦眼中的他们，也更富于人性化。
爱因斯坦与民族性格
一个通常用以区分“自我”与“他者”的办法是对其他民族的成员进行
定型，再赋予他们一个不变的“民族性格”。这些对民族的刻画方式“起
到老生常谈般的作用——即通过不断地重复让人耳熟能详”。对于相信
民族性格的人而言，能够熟悉、认可和认出这些刻板印象，要比了解相
关的实际经验真相更有用。民族性格的使用有两个层次。在表面层次
上，“在心理层面上对民族性格形成的刻板印象，将特定个人特点视作
民族性格”。然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一个民族的‘性格’[……]是这个民
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一套核心的性情特征，并成为这个民族在世界中的
表现与行为的根源和解释”。在提出这些核心特征的过程中，“某些特点
被挑选出来加以强调，原因在于它们在下面两种意义上具有典型性：它
们被认为能代表这一类型，并且它们是独特且引人注目的”。210
我们分析爱因斯坦对他在旅行中遇到的外国民族和族群的看法，可
以看出他似乎非常明确地深信“民族性格”及其基本特点。他多次运用概
括性的语言，并构建刻板印象来向日记的读者传达他对与之交往的一些
民族的成员的印象。我们也看到了他只需较短的时间就可以构建出这种
印象。在登上远洋邮轮的第一天，他就形成了对“日本人”（单数形式）
的看法。他显然相信凭自己对一个民族的少数代表的最初印象，就能深
入了解整个民族的所谓“性格”。与该民族成员的多次接触只会强化他头
脑中的第一印象。
因为两个原因，爱因斯坦相信“民族性格”显得尤为有趣。首先，正
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说的，爱因斯坦并非民族主义者。根据我对爱因斯坦
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研究，我得出结论：他不是犹太民族主义者，而是一
位犹太“种族优越主义者”（ethnicist），也就是对自身所属的族群特点
持有“积极评价的自我认知心态”。但是与民族主义者不同，他或她不认
为自身的种族区域必须获得政治独立性。211其次，虽然爱因斯坦坚信自
己的科学研究中需要依赖经验证据，但是让人惊异的是，在运用民族的
刻板印象时他却可以省略这一检验。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
论：爱因斯坦之所以喜好民族特性，是基于他的人格中的更深层的情绪
需求。
爱因斯坦、种族与种族主义
对种族概念的历史学研究和对种族主义的社会学研究，可以帮助我
们理解爱因斯坦使用“种族”（race）一词的方式，以及他对外国民族和
族群的负面评价是否应当被视为种族主义者。
尽管启蒙运动时期与19世纪上半叶的许多杰出思想家，如伏尔泰、
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都持有激进的思想，但是他们并不相信种族间是
平等的。212在19世纪末期，种族的概念在欧洲知识界的许多学科群体中
演变为一个“科学范式”，导致了“科学种族主义”的出现。21319世纪80年
代，“生物学反犹主义”的激进右翼追随者们越来越频繁地提出关于犹太
人具有所谓“遗传缺陷”的言论。214这种事态发展引发了犹太知识分子去
找寻他们眼中的“定义犹太民族身份的客观标准”。因此，知识分子关于
中欧犹太人身份的言论中开始包含种族理念。215在德国，主要是犹太复
国主义者利用对犹太人身份的“本质主义观点”来巩固他们的论据以
及“逐渐灌输民族自豪感” 。216但是，一些温和与极端的犹太同化主义者
也开始涉猎犹太身份的种族定义。217其中一些人，例如奥托·魏宁格尔
（Otto Weininger）、阿图尔·特雷比奇（Arthur Trebitsch），甚至瓦尔
特·拉特瑙实际上都接受了“雅利安种族意识形态”的主要论点。218甚至
一些主流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家，例如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
也接受了犹太人具有所谓“堕落的特质”的言论。219在这一时期，种族概
念对定义犹太人的集体身份有着重要作用，之所以来自犹太人内部，主
要原因包括，在西欧犹太人社区中宗教的影响显著减弱，缺乏统一的语
言，以及缺少一片独立的犹太人定居土地。因此，一个共同的祖先，以
据称是“科学的”理论为基础的一份共有的“血缘的”或“种族的”遗产，便
被认为是犹太人身份的最为典型的特征。220许多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鼓
吹犹太人的“种族纯洁性”，认为在不同德国犹太社区间的通婚率不断增
长的情况下应“保护”这一纯洁性。亚瑟·鲁平支持左翼犹太复国主义者
的目标，也赞同犹太人应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平共处，甚至连像他
这样的温和派领袖也赞同犹太人的“种族纯洁”理想。221一些德国的犹太
复国主义者也赞成犹太人具有“种族相异性”（“racial otherness”），并认
为犹太人与德国人是两个互不相容的实体。222但是研究德国犹太人的历
史学家却主张，犹太民族主义者中的那些种族理论的支持者“从未明确
接受种族优越性学说”。223同时，这一点并没有阻碍德国犹太复国主义
宣传机构声称犹太人在道德、智力、情感方面更为优秀。224
近来以种族主义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家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将这一现
象定义为“对人性的否认[……]以及一个使不平等合法化的方法” 。225“自
我”与“他者”的对立统一“居于所有种族主义的核心位置” 。226一个人将
自身所在的群体与“他者”进行区分的过程（即“种族分类”）可被定义
为“主要参考（据称是）内在的和/或者生物学的（通常是表型的）特征
界定群体范围并将人们划分进这些范围的过程” 。227罗伯特·迈尔斯
（Robert Miles）和马尔科姆·布朗（Malcolm Brown）将种族主义定义为
一种意识形态，在这一意识形态中“生物学和/或躯体特征”被用作“确定
人口类别的标准。[……]这些人口被描绘成拥有一个天然的、不变的起
源和身份，并因此具有天生的差异”。被视为目标的群体“必定会被赋予
额外的（负面评价的）特征。[……]这些特征或推论可能是生物或文化
方面的”。228被予以负面评价的群体“在意识形态上被描绘成具有威胁
性”。这种意识形态“可能会采取一个理论相对清晰的形式”。但也可能
表现为“人们构建出并用于应对日常生活的刻板印象、形象、属性与解
释等拼凑成的缺乏逻辑的大杂烩形式” 。229
在踏上远东之旅前，爱因斯坦是如何使用“种族”这一词语的呢？我
们发现他首次使用这个概念的实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定
义“民族”一词时，他提及了其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种族、共同体、语
言，“也许还有宗教” 。230约两年后，他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这次他
列举种族、禀性与传统作为犹太民族的核心特征。在试图解释反犹主义
时，爱因斯坦声称非犹太人对犹太人的嫌恶并不是由后者另类的特点所
引起，而是因为犹太人的存在这件事本身。对他而言，这种对“外族
人”的嫌恶事出必然。231两天后，在一封致德国犹太同化主义者中央组
织的带有讽刺语气的信中，他甚至断言反犹主义并不是一个有害的现
象，可能正是因为反犹主义，“我们才得以作为一个种族存在下来” 。232
一年多之后，他关于种族在犹太民族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的观点似乎有
些改变：“我们犹太人应在多大程度上将自己视为一个种族或者民族，
或者应在多大程度上完全按照传统形成一个社会共同体，对此我尚无明
确的看法。”（第十二卷，文件181）233我们不能确定究竟是什么因素导
致爱因斯坦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但是这可能与他在数月前与美国犹太人
团体领袖以及美国的犹太民众的接触有关，前者并未让他感到欣喜，后
者则给予了他热情的欢迎，爱因斯坦对其看法积极。234
爱因斯坦在旅行日记中曾三次使用“种族”一词。在香港与来自中东
的犹太人后裔见面后，他写道：“我现在坚信，犹太种族在过去的1500
年间保持得相当纯正，来自幼发拉底-底格里斯地区的犹太人与我们这
种犹太人非常相似。”同一天，他说出了我们已经分析过的那句让人不
安的话：“如果这些中国人取代了其他所有种族的人，那将是一件很遗
憾的事。” 235最后，是在他描述耶路撒冷的“非常肮脏的”老城中的景象
时：“挤满了熙熙攘攘的各种神职人员与不同种族的人，很吵，带着东
方式的异国风情”。236
从这些关于爱因斯坦对种族的看法的资料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
论？我们能够将他看作一个种族主义者吗？在他先前的陈述中，非常明
确的是，在使用“种族”一词时，他所指的是在血缘上有共同起源的族
群。犹太人是一个独特的实体，作为一种几乎独一无二的生物“存续”至
今。很明显，爱因斯坦——与他所处时代的其他德国犹太人知识分子类
似——是用种族分类的方法来定义犹太人的民族身份。他明确地把犹太
人视为一个很容易与其他种族和民族区分的“种族”。我们知道爱因斯坦
把表型特征作为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区分彼此的方式：他对读小学
的“孩子们对人种特征的敏锐意识”感到震惊。237由于他并不认为犹太人
比其他种族有什么优越的特点，看起来在这一时期，爱因斯坦承认有种
族差异，但并不属于种族主义者。
在爱因斯坦相信表型特征为民族标志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提及他为
冈本一平创作的广为人知的爱因斯坦漫画手书的说明文字，在这幅漫画
里，他的鼻子被夸张地画得很大，显然可以看作是刻板印象中的“犹太
式”鼻子。说明文字的内容为“阿耳伯特·爱因斯坦或作为思想容器的鼻
子”。238这句话既是他对自己“典型”犹太式鼻子的自嘲，也是他对把大
鼻子视为所谓犹太民族特点的反犹主义的流行刻板印象的嘲讽。这一文
字隐含的讽刺是犹太人典型的大鼻子与他们明显的高智能之间存在明显
的关联。但是，如同我们所见到的，爱因斯坦本身同意这种刻板印象，
并且因为在孩童时他就获得了这些刻板印象，所以似乎可以肯定地认为
它们是爱因斯坦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信念的一部分。
爱因斯坦在日记中使用“种族”一词的方式，可以加深我们对他头脑
中这一词语的概念的理解。犹太种族突然间成了“保持着自己纯洁性”的
一个种族，因而也暗示着它可能会被爱因斯坦不赞同的异族通婚所玷
污。这一言论揭示出爱因斯坦似乎赞同像亚瑟·鲁平那样的认为需要保
护犹太人“种族纯洁性”的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使用消极含义的词语
（例如“肮脏”“挤满”和“很吵”）描述耶路撒冷老城的熙熙攘攘的景象，
泄露出爱因斯坦不易察觉的种族主义意向。相比之下，爱因斯坦旅行日
记中关于日本人、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所谓智力低下的生物学原因的记录
文字则绝非轻描淡写，可被视为种族主义的——在这些例子中，其他民
族被描绘成在生物学上是劣等的，这是明显的种族主义的特征。而那让
人不安的评论——中国人可能会“取代了其他所有种族的人”，也将这一
点显露得非常充分。在这里，爱因斯坦将外国“种族”视为威胁，正如前
文所述，这是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特点之一。然而让现代读者最受刺激
的冒犯之辞，是他佯装不明白中国男人怎么会喜欢上自己的女人并和她
们生下孩子。
鉴于这些实例，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爱因斯坦确实在日记
写下了不少带有种族主义和将对象非人化的评论，其中一些非常令人不
悦，尤其是对现代读者而言。在这些私下言论中，爱因斯坦认同了所谓
的其他“种族”的劣等性，这样一来，他似乎超越了上文提及的德国犹太
人和犹太复国主义知识分子所持的公开的“种族论”（racialism），而根
据历史学研究，这些人并未声称犹太人具有任何优越性。239我当然不相
信爱因斯坦赞同一个“理论上相对一致的”种族主义。并且他显然没有积
极主张施行任何具体措施应对来自其他种族的所谓“威胁”。但是他似乎
并未对一些排斥性的措施，例如香港的种族隔离制度感到特别不安。因
此，即使爱因斯坦并不认同一个成熟完备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我还是
明确坚持爱因斯坦的种族主义有时应归入“不太连贯的刻板印象、形
象、属性与解释等拼凑成的大杂烩”240这一类，他用这些东西来证明他
设想的不同民族成员间的差异具有合理性。
爱因斯坦旅行的性质
关于爱因斯坦在远东及更远地方旅行的性质，现代旅游史研究能够
给予我们什么指导呢？
旅行经常被视为审视自我的一次历程。241意大利微观历史学家爱德
华多·格伦迪（Edoardo Grendi）将工业时代的旅行定义为“不寻常的常
态”（the exceptional normal）。242以旅行史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家迪安·
麦坎内尔（Dean MacCannell）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他写道：“旅行者寻
找着某些经历、物品和场所，它们能够使旅行者重新发现在日常生活中
已经疏远的结构。”现代旅行者会在他们到访的外国土地上寻找更高的
真实性。243在殖民主义时代，这或是涉及“对外国的人与物做心理加
工，方法是将其置于熟悉的舒适的种类中去……或是将其构建成‘他
者’：异国的、性感的、劣等的、优越的、危险的” 。244对“真正的他
者”的追求也被视为在追求“真实的自我” 。245一个人对外国人的印象是
从他自身所处的文化圈的概念预先塑造出来的。246
许多研究旅行历史的历史学家对“旅行者”（traveler）与“观光
者”（tourist）做出了区分：前者“具有开拓性和主动性”，后者则是“回
应式的，遵循既定的途径，按照预定的方法寻求预期的体验” 。247爱因
斯坦的海外之旅发生在现代大众旅游兴起的背景下。在德国，第一次世
界大战之后人们旅行的意愿骤然增强。与战前时期不同，旅行不再被看
作少数人的特权，而是全体人口中越来越多的阶层可以获得的商品。248
能否把爱因斯坦的远东之行看作一次自我探索的旅程？它是否发生在一
个“不寻常的常态”的氛围中？他是否尝试着重新找到一个被他疏远的
[社会]结构？
从他的海上航行的第二天开始，爱因斯坦似乎便准备打算将这次旅
行作为一次进行更深度的自我发现与自我反省的机会。而温度的上升看
起来让这个打算变得更为可行：“太阳让我神清气爽，并消除了在‘自
我’和‘本我’间的距离。”接下来爱因斯坦提到了在船上的最初几日，自
己一直在利用闲暇时间阅读前文所提及的德国精神病学家恩斯特·克雷
奇默（Ernst
Kretschmer）撰写的关于生理学与人格类型之间关系的专
著。起初他发现这本书对自己没多少意思：“我可以[……]对许多旁人这
样分类，但不包括我自己，因为我的类型是一种绝望的混合型。”但是
到了第二天，他透露出这本书帮助他深刻理解了自己的性格，从而给他
留下了深刻印象。“昨天阅读克雷奇默的著作还是让我心神不安。感到
仿佛是被钳子抓着一样。过度敏感转化为冷漠。在青春期时，内心羞
怯，与世隔绝，在自我与他人间隔着一块玻璃板。无缘无故地猜疑。以
纸上世界来替代。强行压制性欲的冲动。” 249
事实上，可以从符号和心理学的层面，将这次旅行解释为对爱因斯
坦的心灵的突然访问，一段探索他的“处于暗处的心灵”（“Heart
of
Darkness”）的旅程。在航行开始的几个星期里，当温度突然升高，在靠
近赤道第一次应对热带的高温时，尤为如此。爱因斯坦的日记里提到
了“温室一样的气温”以及自己处于“不自觉的昏昏欲睡状态”（vegetative
state），我们也看到他声称黎凡特人“好似来自地狱”。
爱因斯坦又是哪一种旅行者呢？并无迹象表明他在整个航行期间的
任一部分曾参考过旅行指南或地图。在一定程度上，他的旅行在本质上
类似于旅游套餐——当然不是大众套餐，而是为个人，一位贵宾定制的
旅游。这种旅游模式明显不同于爱因斯坦以前在欧洲境内的旅游，在选
择目标地点与线路时拥有很多的自主权。前往像莱顿、基尔、劳特阿赫
（Lautrach，位于德国南部）以及苏黎世这样的地方，也使他能经常短
期离开柏林。海外旅行则成为一个新方式，让爱因斯坦得以更长期地远
离“令人不安”的柏林。
爱因斯坦的日本之旅的性质是什么？他的游览项目与日程安排都被
改造社与接待他的学术机构牢牢地控制着。只有两次爱因斯坦夫妇是在
没有当地人陪同的情况下不受约束地短暂访问了一些地方。鉴于语言沟
通障碍，出现这种情形可以理解，但是它也表明了爱因斯坦的旅行方
式。此外，没有证据表明他参与了日本巡回演讲行程的选择。
他似乎非常乐意在选择目的地时完全被动，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决定
都交由他人。
除了分出旅行者和观光者，研究中东旅行的历史学家补充提出了第
三类访问者：朝圣者。朝圣者的目标是建立起“尘世与天国之间的联
系”；旅行者注重对到访地的个人体验，而观光者则是成批地在组织好
的旅游行程中完成访问。250在巴勒斯坦，爱因斯坦是一位朝圣者，还是
旅行者，抑或是观光者？
关于这个问题，正如他的旅行日记所反映出来的那样，爱因斯坦的
叙事在本质上完全是世俗的——偶尔几处提及《圣经》中的人物并不足
以使其圣地之行成为一场宗教朝圣。但是，这次圣地之行是否是一场世
俗朝圣，他是一位旅行者还是观光者？虽然爱因斯坦坚持在开往卢德的
列车上坐二等座（尽管已经为他预订了卧铺席位），251但是并没有迹象
表明爱因斯坦在访问期间吃了苦。从旅行开始至结束，他的住处——从
耶路撒冷的高级专员官邸到海法的私人住所，再到拿撒勒的德式客栈
——都令人感觉舒适。此外，也没有迹象表示他想通过旅行来建立“尘
世与天国之间的联系”。爱因斯坦寻求证据来证实在访问之前便已形成
的关于犹太人定居事业的看法，这是我们能够将他的巴勒斯坦之行看作
一次世俗朝圣的唯一凭据。
那么我们能否将爱因斯坦定义为前往巴勒斯坦的“旅行者”呢？他在
这个国度的旅行似乎没有足够的独立性，不具备这样的资格。可以明确
的是，没有迹象表明他在旅行时曾自主安排事项。爱因斯坦似乎也没有
时间（或意愿）为将要到来的旅行做准备。爱因斯坦私人图书馆中只有
一本关于巴勒斯坦的图书保存至今，这本书是作者、左翼旅行作家阿图
尔·霍利切尔（Arthur Holitscher）在1922年8月送给爱因斯坦的。但是，
爱因斯坦从未翻开过这本书。252
爱因斯坦此行唯一符合旅行者的定义的地方，是他对遇见的人物和
地点持有独立见解。尽管他对犹太复国主义东道主们展示给他的成就感
到非常鼓舞，并且尽心致力于协助推动他们的目标，但是我们不能推断
爱因斯坦完全为他们的努力所倾倒，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完全认同他们的
目标。这一态度类似于他与犹太复国主义总体上的关系，也就是处于一
个临界距离。253如同我们所看到的，爱因斯坦主要是将巴勒斯坦视为推
动那些他更为重视的目标的工具而已：治愈“患有沉疴的犹太人灵魂”，
以及改善犹太人在非犹太人眼中的地位。
因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爱因斯坦的巴勒斯坦之行可以被视
为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观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位身处犹太复国主义
环境中的观光者的访问。爱因斯坦的东道主们呈现给他的是犹太复国主
义的叙事，提供给他的是一次经周密安排与精心协调的巴勒斯坦之行，
向他展示的只是他们想让他看到的地方，并未告知他犹太人内部的矛盾
冲突，还让他远离带有争议性的人物与地点。对此，爱因斯坦本人要负
大部分责任，因为没有证据表明他曾请求与更激进的阿拉伯人代表见
面，或者请求参观可能并不令其惬意的区域。但是他是否以犹太复国主
义者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国家呢？因为爱因斯坦的思维非常独立，我们推
测他是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国家的。但是，鉴于他被安排进行了一
次宣传性的参观，人们也可以认为在参观之时，他戴着一副有着浓厚犹
太复国主义色彩的眼镜。
这次旅行对爱因斯坦本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和其他旅行者类
似，爱因斯坦觉得旅行让人晕头转向。254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证明例子。
在日记中，他混淆了数个地名。他分别将新加坡与科伦坡、海法与雅法
弄混，并且始终把香港的名字写错。另一个显示他感到迷惑的例子是，
他一开始将“1月1日”写成了“12月32日”。
这次漫长的旅行对他与妻子爱尔莎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呢？日记中有一些显示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的小片段。实际上旅行中发
生的第一件事就是爱因斯坦的“夫人在边境处走失了” 。255在新加坡，爱
尔莎被“配有大壁橱和一个大的洗衣盆的洗手间”“吓坏了”。256在启程离
开东京前，两人因匆忙打包行李一事而争吵。257自京都开始，爱因斯坦
决定不带爱尔莎，自己前往大阪。在他回去之后，他不得不面对“被单
独留在家里的夫人的怒火”。258在槟城，大浪使返回邮轮变得危险，爱
因斯坦不无挖苦地记载道，“爱尔莎（Else）259很害怕，不过仍有力气
抱怨”。在塞得港，爱因斯坦记下爱尔莎患病时自己单独出来散步，有
种“解放的感觉”。从此事可以看出，这次两人同行的漫长旅程对他们之
间的和谐程度产生了一些影响。260
作为一个内向且不喜欢大型欢庆场合的人，爱因斯坦在访问各国期
间又是怎样应付向他袭来的社交应酬呢？就在抵达日本后的第二天，在
东京，为爱因斯坦举行的欢迎活动显然使他应接不暇：“抵达酒店，在
巨大的花环和花束间，完全筋疲力尽。之后还有：贝利纳夫妇
（Berliners）的拜访，像被活埋。” 261在首都度过日程满满的一天后，
爱因斯坦回到旅店后感觉“累死了” 。262在这类文字中最为有趣的无疑要
数日本之旅将要结束时写下的一句话：“但我累死了，我的身体被运回
了门司。” 263抵达巴勒斯坦时，爱因斯坦将那里的社交活动描述为“滑稽
的事情”，明显表示出他不喜欢社交活动。264在西班牙，他进一步地将
社交任务形容为“一如既往地折磨人”。265
插图5 爱因斯坦与爱尔莎在前往日本的“北野丸”号蒸汽邮轮上，1922年10月（承蒙日本邮船历
史博物馆惠允）
因此，难怪爱因斯坦在邮轮离港和返航时充分享受着在船上的那份
与世隔绝，并在日记中反复记下他是多么地珍惜在宽阔公海上的安宁与
寂静。在返回欧洲的航程刚开始的时候，他致信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审委
员会代主席斯万特·阿伦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说：“而且漫长的海
上旅行非常有益于思考和工作——这是一个没有书信、拜访、会议和魔
鬼的其他发明的天堂！” 266人们甚至可以认为，远洋航行才是推动爱因
斯坦海外旅行的首要动机，而巡回演讲则是次要的收获以及他为漫长的
远洋航行休假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紧张的日本之旅也令爱因斯坦陷入
矛盾情绪，不知道以后是否应该再次展开这种辛苦的远行。在12月中
旬，他从京都致信他的两个儿子：“我已决定不再总是这样在世界各地
闲游；但自己还能推掉这些吗？” 267
爱因斯坦在旅行期间的科学研究
与爱因斯坦在往返远东沿途受到的所有公众关注和繁忙的日程安排
相比，在远洋邮轮上的闲暇时光使他得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受打扰地
从事研究。有关去程中进行的关于“引力-电力问题”研究的证据较少
——他只有两次提到了自己的思考与计算。但是在返程中，爱因斯坦着
力于处理英国天文学家亚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新近提出的统
一场理论方法中的技术难题。1923年1月10日之后不久，爱因斯坦完成
了他一直在着手撰写的论文。268旅行日记中的记载和旅行通信中的评
论，证实了爱因斯坦对于这次安静思考的机会感到欣慰。例如，在手稿
快完成之际，他致信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说道：“这次旅行是美妙
的。我对日本和日本人心醉神迷。我肯定您也会这样。此外，海上旅行
对一个喜好苦思冥想的人来说，是一个美妙的存在——像一座修道
院。” 269
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刚到上海时，爱因斯坦接到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克里斯托弗·阿
伦尼乌斯（Christopher Arrhenius）发来的电报，得知自己被授予1921年
度诺贝尔物理学奖。270大约在当年9月17日的时候，他已收到阿伦尼乌
斯发出的将授予他诺贝尔奖的第一个暗示。271马克斯·冯·劳厄甚至建议
爱因斯坦重新考虑一下是否前往日本：“根据我昨天得到的可靠情报，
11月将有事情发生，你最好12月份能在欧洲。” 272虽然这两封信件都没
有明言诺贝尔奖，但是我们有把握认为爱因斯坦了解这一正在酝酿的事
情。尽管如此，他还是致信阿伦尼乌斯说，按照合约他必须进行这次演
讲之旅，并且不能推迟行程。273有趣的是，爱因斯坦没有在日记里记下
诺贝尔奖的事。
插图6 诺贝尔物理学奖证书，1922年12月10日（承蒙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阿耳伯特·爱因斯坦
档案馆惠允）。
相对论的接受与爱因斯坦访问的影响
随着自己提出的广义相对论被证实，爱因斯坦在1919年11月一夜成
名，享誉世界。正如我们所知，随后的几年里他到欧洲多地旅行。这背
后主要有两个推动因素：传播他的理论和重建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割断的
德国科学共同体与外国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国际合作。274根据德国科学史
家于尔根·雷恩的说法，“科学成了国际合作的信使，爱因斯坦则成为这
种合作的主要倡导者”。275他踏上这些旅程时是如此紧张不安，以至于
在1920年底嘲讽自己是一个“在相对性中旅行的人”。276半年后，爱因斯
坦第一次离开欧洲大陆，前往美国与英国进行访问。277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考察爱因斯坦往返远东之行中游历的国家对相
对论的接受情况。因为一些杰出的科学史家已经对这些地方对相对论的
接受程度做了广泛的研究，所以我在这里对他们的深入见解做出总
结。278我们也将探索爱因斯坦的到访对被访问的国家产生了哪些其他形
式的科学与非科学方面的影响。
1917年相对论首次被介绍到中国，引进者是曾在日本学习物理学的
中国学生。贝特兰·罗素于1921年在北京举办了关于相对论的系列讲
座。罗素的讲座和爱因斯坦的短暂到访，使得“关于相对论的中文出版
物数量激增”。在中国，相对论“迅速被接受，几乎毫无争议”。科学史
家胡大年将这种“几乎独一无二”的接受，归因于吸引中国知识分子的相
对论的革命性形象以及“中国缺少经典物理学传统”。279
在旅行中最为重要的目的地日本，爱因斯坦与相对论是如何被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