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没有在那里帮助和鼓励她。或许是由于怀孕和身体状况所致，她这次
又没能通过考试，不仅分数依然是4.0/6，而且也是那个组里唯一没有通
过考试的人。
于是，米列娃只好放弃了成为科学研究者的梦想，只身一人回到塞
尔维亚的家中，告诉父母她的怀孕和考试不及格。临行前，她要爱因斯
坦寄给她父亲一封信描述他们的计划，并且如果可能，发誓会娶
她。“你可否把那封信寄给我，我也好看看你写了什么？”她问，“我不
久会告诉他必要的信息，还有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176]
与德鲁德等人的论争
爱因斯坦对传统的冒犯和蔑视得到了米列娃的纵容。1901年，这些
特点在他的科学和个人生活中表现得异常显著。在这一年，这位失业的
狂热分子卷入了4场与学术权威的纷争之中。
这些争吵表明，爱因斯坦会毫不犹豫地向权威发出挑战。事实上，
这似乎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愉悦。正如他那年对约斯特·温特勒宣称的那
样：“对权威的盲目崇拜是真理的最大敌人。”事实证明，这一可敬的信
条价值非凡。如果他愿意，这句话很适合刻在他的盾徽上。
他在这一年的努力还揭示了其科学思想的一些微妙之处：他有一种
驱动力或冲动，希望将各个物理学分支中的概念统一起来。他将诸理论
之间显示出来的矛盾视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标志。“从初看起来完全无
关的一系列现象中发现统一性，那真是一种壮美的感觉。”他给老朋友
格罗斯曼写信说，那时他正尝试将自己关于毛细现象的工作与玻尔兹曼
的气体理论联系起来。较之其他，这句话更能概括爱因斯坦科学使命背
后的信念。从他的第一篇论文起，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涂写的场方程，
这种指导性的信念贯穿始终，就像他童年时在指南针上所感受到的那种
确定性一样。[177]
在令爱因斯坦着迷的具有潜在统一性的诸多概念中，有一些源自分
子运动论，这一理论是19世纪晚期通过将力学原理应用于热传导和气体
状态等现象而发展起来的。例如，它将气体看成大量微小粒子——这里
是由若干原子构成的分子——的集合，这些粒子自由地四处运动，不时
与其他粒子发生碰撞。
分子运动论促进了统计力学的发展，后者用统计计算来描述大量粒
子的行为。当然，它不可能把气体中的每一个分子和每一次碰撞都搞清
楚，但是如果知道了统计行为和平均运动，就可以用一种切实可行的理
论来描述大量分子在不同条件下如何活动。
科学家们不仅用这些概念来描述气体状态，而且还用它来描述液体
和固体现象，比如电导率和辐射。“将气体分子运动论方法应用于完全
不同的物理学分支的时机到了，”爱因斯坦的密友保罗·埃伦菲斯特（他
本人也是该领域的专家）后来写道，“该理论首先应当运用于金属电子
的运动，微观悬浮粒子的布朗运动以及黑体辐射理论。” [178]
虽然当时许多科学家正在用原子论探索他们各自从事的研究领域，
但在爱因斯坦看来，可以用它在不同学科之间建立联系，构造统一理
论。例如，1901年4月，他对用来解释液体毛细现象的分子理论进行了
改造，将它运用于气体分子的扩散。“我已经有了一个极其出色的想
法，它使得我们的分子力理论也可以应用于气体。”他写信给米列娃。
他也对格罗斯曼说：“我现在确信，我的原子吸引力理论也可以推广到
气体。”[179]
接下来，他对导热和导电现象产生了兴趣，这使他开始研究保罗·
德鲁德的金属电子理论。正如爱因斯坦研究专家雷恩所指出的：“爱因
斯坦对德鲁德的电子理论和玻尔兹曼的气体分子运动论感兴趣并非缘于
巧合，或是随随便便的选择，而是因为它们与他早期的几个研究主题有
一种重要的共性，那就是，它们是将原子论思想应用于物理化学问题的
两个例子。”[180]
德鲁德的电子理论认为，金属中存在着像气体分子一样自由运动的
粒子，因此可以导热和导电。爱因斯坦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在一定程度
上赞同这种观点。“我手头有德鲁德的一篇关于电子理论的论文，它完
全写出了我的心里话，虽然其中也包含一些非常草率的地方。”他对米
列娃说。一个月以后，带着那种对权威的一贯的不尊重，他宣称：“也
许我会亲自给德鲁德写信，指出他的错误。”
他的确这样做了。在6月给德鲁德的信中，爱因斯坦指出了他所认
为的两个错误。“他几乎不可能提出任何合理的意见来反驳我，”爱因斯
坦扬扬自得地对米列娃说，“因为我的批评简单明了。”或许是出于一种
美妙的幻觉，爱因斯坦以为向一位著名科学家指出他的失误是谋职的一
个好方法，所以他在信中提出了这一请求。[181]
出乎意料的是，德鲁德竟然回信了。毫不奇怪，他拒绝接受爱因斯
坦的反对意见。德鲁德的回信令爱因斯坦火冒三丈。“对于其作者的卑
劣可耻，它倒是一份确实可靠的证据，无须我补充任何说明，”爱因斯
坦在把这封信转给米列娃时说，“从现在起我绝不会再向这样的人求
助，而是要在期刊上无情地抨击他们。难怪人会渐渐变得遁世，不愿与
他人交往。”
关于这次受挫，爱因斯坦还在一封信中向阿劳的约斯特·温特勒发
泄了他的愤怒。也正是在这封信中，他宣称对权威的盲目崇拜是真理的
最大敌人。“他竟然回应我说，他的另一位‘不可能出错的’同事也持相同
看法。我不久就要发表一篇巧妙的文章，让这个人下不来台。”[182]
业已出版的爱因斯坦书稿并未确定德鲁德所说的这位“不可能出错
的”同事是谁，不过根据雷恩的发现，有米列娃的一页未公开的信上
说，这个人就是玻尔兹曼。[183]这解释了为什么爱因斯坦开始着手研究
玻尔兹曼的著作。“近来我认真研究了玻尔兹曼关于气体分子运动论的
著作，”他9月给格罗斯曼写信说，“前几天我自己还写了一篇小论文，
为他所提出的一连串证明提供缺失的楔石（keystone）。”[184]
玻尔兹曼当时在莱比锡大学，是欧洲统计物理学的巨擘。他帮助发
展了气体分子运动论，捍卫了原子、分子实际存在的信念。在这一过程
中，他发现有必要重新构想伟大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定律有许多等
价的表述。比如说，热必然会由热的物体流向冷的物体，但却不会自发
地由冷的物体流向热的物体。另一种方式是借助熵（表示一个系统无序
和随机的程度）来表述，即任何一个自发过程都倾向于增加系统的熵。
例如，香水分子可以从敞开的瓶中飘进房间，但至少在我们的日常经验
中，它们不会自动聚拢到瓶中。
玻尔兹曼的问题是，根据牛顿的理论，像分子碰撞这样的每一个力
学过程都是可逆的，因此熵的自发减少至少理论上是可能的。玻尔兹曼
的反对者认为，假设扩散的香水分子可以自发地聚拢到瓶中，或者热可
以自动从冷的物体流到热的物体中，那都是荒谬绝伦的。奥斯特瓦尔德
便是这样一位反对者，他不相信原子和分子的实在性。“‘一切自然现象
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力学现象’这一命题甚至连有用的初步假说都算不
上，它完完全全是个错误，”奥斯特瓦尔德宣称，“自然现象的不可逆性
证明，存在着一些无法用力学方程来解释的过程。”
为此，玻尔兹曼对热力学第二定律进行了改造，使得它并非在绝对
意义上确定，而仅仅满足统计上的近似确定性。从理论上讲，数百万个
香水分子的确有可能通过随机弹跳在某一时刻全部回到瓶中，只不过这
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可能性或许比一副新纸牌洗一百次后
重新回到原初的花色和大小序列还要小，是它的数万亿分之一。[185]
1901年9月，爱因斯坦相当不客气地宣称自己正在填补玻尔兹曼一
连串证明中的“楔石”，而且说很快就会将它发表。不过在次年4月，他
给《物理学纪事》寄了一篇论文，其中涉及一种研究分子力的电学方
法，它利用了别人用盐液和电极所做实验得出的计算结果。[186]
接着，他发表了对玻尔兹曼理论的批评。他指出，玻尔兹曼的理论
可以很好地解释气体的热传递，但却没有推广到其他领域。“尽管热的
分子运动论在气体理论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他写道，“可是到目前为
止，力学还未能为一般的热学理论提供恰当基础。”他的目标就是要“填
补这一缺陷”。[187]
对于一个既未获得博士学位，又没有找到工作的名不见经传的联邦
工学院学生来说，这一切过于放肆了。爱因斯坦后来承认，这些论文并
没有为整个物理学大厦添砖加瓦。不过它们的确表明了他1901年挑战德
鲁德和玻尔兹曼的核心是什么。他感觉他们的理论并没有实现他当年向
格罗斯曼宣称的那种准则，即透过似乎完全无关的现象发现其背后蕴藏
的美妙统一性。
与此同时，爱因斯坦1901年11月向苏黎世大学的阿尔弗雷德·克莱
纳教授提交了一篇博士论文。这篇论文没有留存下来，但米列娃对一位
朋友说：“它涉及用各种已知现象研究分子力。”爱因斯坦信心十
足。“他不敢拒绝我的博士论文，”他谈到克莱纳时说，“在其他方面，
跟这个目光短浅的人没有什么交道好打。” [188]
到了12月，克莱纳仍然没有回音，爱因斯坦开始担心这位教授是不
是由于“脆弱的尊严”而不好接受这样一篇论文，因为它贬低了像德鲁德
和玻尔兹曼这样的大师的工作。“要是他真敢拒绝我的博士论文，我就
把他的拒绝连同这篇论文一道白纸黑字地发表出来，让他当众出
丑，”爱因斯坦说，“不过要是他接受了，我倒要看看那位德鲁德老先生
会怎么说。”
由于迫切希望有个了结，他决定亲自去见克莱纳。出乎意料的是，
这次会面相当顺利。克莱纳承认他还没有读这篇论文，爱因斯坦让他不
要着急，慢慢看。接着他们讨论了爱因斯坦提出的各种想法，其中一些
后来用在了狭义相对论中。克莱纳向爱因斯坦保证，如果将来有获得教
职的机会，他一定帮忙写推荐信。爱因斯坦的结论是：“他并不像我想
象的那样昏庸，而且，他是一个好伙伴。” [189]
克莱纳也许的确是一个好伙伴，不过他在读完爱因斯坦的论文之后
并不喜欢。特别是，爱因斯坦对科学权威人士的抨击使他感到不悦，所
以他拒绝了这篇论文。他对爱因斯坦说，论文可以自愿撤回，并可取回
230法郎的评审费。根据爱因斯坦的继子在一本书中的说法，克莱纳的
举动是“顾及其同事玻尔兹曼，因为爱因斯坦就玻尔兹曼的一系列推理
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缺乏这种敏感的爱因斯坦则被朋友说服，将这
篇论文直接寄给了玻尔兹曼。[190]
莉色儿
格罗斯曼曾经跟爱因斯坦提起过，专利局可能有一个职位，不过还
没有公示。所以5个月后，爱因斯坦委婉地提醒格罗斯曼，自己仍然需
要帮助。他在报纸上看到，格罗斯曼在一所瑞士中学得到了一个教职，
于是他表达了“极大的喜悦”，然后伤心地说：“我也曾申请过这个职
位，但那只不过是为了免得向自己说，我太懦弱不敢申请。[191]
1901年秋天，爱因斯坦得到了一份更加微贱的工作，即在一所私立
中学做指导老师。这所中学规模很小，位于苏黎世以北20英里莱茵河畔
的沙夫豪森村。他的工作仅仅是辅导一个富有的英国小男孩。现在看
来，能被爱因斯坦辅导，那是千金难买的，但在那时，学校的所有者雅
各布·尼施还跟爱因斯坦讨价还价。孩子的家人每年要付给尼施4000法
郎，而他却只付给爱因斯坦每月150法郎，外加提供食宿。
爱因斯坦仍然向米列娃许诺，“一旦境况好转，她就会得到个好丈
夫，”但他现在对专利局的工作已经渐渐绝望了，“伯尔尼的职位仍然没
有登广告征聘，因此我对它确实不抱太大希望。”[192]
米列娃迫切希望同他一起生活，但她的怀孕使他们不可能公然住在
一起。于是，她几乎整个11月都待在附近村庄的一个小旅馆中。他们的
关系变得日趋紧张。尽管米列娃恳请再三，但爱因斯坦来看她的次数并
不多，经常说他没有多余的钱。“想必你真要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是
不是？”在又一次得知来访取消后，她恳求说。在同一封信里，她软硬
兼施，恳求中含着愤懑：
要是你知道我想家想得要命，那么你一定就来了。难道你真是
分文不名？干得真漂亮！这个男子汉挣150法郎，有吃有住，月底
却一个子儿都没有！……请不要把这当成是定在星期天的借口。如
果到那时你还没有收到钱，我就寄给你一些……要是你明白我是多
么想再见到你就好了！我整天都在想你，晚上更是如此。[193]
由于对权威难以忍受，爱因斯坦很快就与学校的所有者发生了冲
突。他试图诱哄自己唯一的学生同他一起搬到伯尔尼直接付费给他，但
孩子的母亲拒绝了。于是，爱因斯坦要尼施直接把饭钱用现金付给他，
这样就不必同尼施一家一起吃饭了。“你知道我们的条件是什么，”尼施
回答，“你没有理由违反。”
爱因斯坦义愤填膺，威胁要辞职。尼施虽然大为光火，却也只好让
步。爱因斯坦向米列娃详细讲述了这一幕，他欢呼道：“放肆无礼万
岁！它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守护天使。”这句话或可作为他的另一则生
活座右铭。
那天晚上，当他在尼施家最后一次吃饭时，他发现自己的汤盘旁边
放着一封信。这封信是他现实生活中的守护天使——格罗斯曼写的。信
中写道，专利局的职位马上就要登广告征聘了，爱因斯坦肯定能够得到
它。他们的生活很快就会“大为改观”，爱因斯坦兴奋地写信给米列
娃。“每当想到这里，我就高兴得晕头转向，”他说，“我为你高兴甚至
胜过为我自己。只要在一起生活，我们就必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他们的孩子怎么办，因为再过
不到两个月，到1902年2月初，孩子就要出生了。“剩下唯一尚待解决的
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养育我们的小莉色儿，”爱因斯坦（他开始把
这个未出生的孩子当成女孩了）写信给刚刚回到诺维萨德生孩子的米列
娃说，“我不愿意就这样将她撒手不管。”这种意图当然挺好，然而他知
道，要在有私生女的情况下在伯尔尼工作，对他来说是很困难的。“问
一下你爸爸，他很有经验，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胜过你趾高气扬、不切实
际的乔尼。”此外他还提到，孩子出生后，“不应当喂她牛奶，因为她可
能会因此而变得愚蠢。”玛里奇的奶水一定营养更丰富，他说。[194]
虽然爱因斯坦希望与米列娃的家人商讨对策，但却并不打算让自己
的家人知道，母亲最担心的事情——怀孕和可能结婚——正一步步地变
为现实。他的妹妹似乎意识到，他和米列娃正在秘密准备结婚，于是把
这件事告诉了阿劳的温特勒一家。不过，他们都确信米列娃已经有了一
个孩子。爱因斯坦的母亲从温特勒太太那里得知了他们可能会结
婚。“我们坚决反对阿尔伯特与玛里奇小姐的这种关系，我们绝不希望
与她有任何瓜葛。”保莉妮·爱因斯坦悲痛地说。[195]
爱因斯坦的母亲甚至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行动，她写了一封恶语
中伤的信给米列娃的父母，丈夫也在信上签了名。关于爱因斯坦的母
亲，米列娃向一个朋友悲叹道：“看来这位夫人要毕生致力于不仅使我
的生活尽可能地痛苦，而且也要使她的儿子同样痛苦。我本以为世上绝
不可能有这样没有心肝的人，她真是坏透了！他们竟然毫无顾忌地给我
父母写去一封信，信中如此地辱骂我，说这真是一桩丑事。” [196]
1901年12月，专利局正式的招聘广告终于出炉了。在格罗斯曼父亲
的要求下，专利局局长弗里德里希·哈勒尔显然已经将规定做了调整，
使这个岗位非爱因斯坦莫属。候选者并不需要有博士学位，但必须受过
力学训练，还要懂物理学。“哈勒尔是专为我量身定做的。”爱因斯坦对
米列娃说。
哈勒尔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友好的信，明言他是优先考虑的候选
人。格罗斯曼向他表示了祝贺。“现在不再有任何疑虑了，”爱因斯坦高
兴地对米列娃说，“瞧着吧，你很快就将是我幸福的爱妻了。现在我们
的苦难结束了。我现在才意识到我有多么爱你，因为这种可怕的压力已
经从我身上解脱了……我很快就能把我的多莉紧紧搂在怀里，向全世界
宣称她是我自己的。”[197]
然而，他要米列娃许诺，结婚将不会使他们变成一对安于享乐的平
庸夫妻。“我们要充满热情地一道从事科学工作，到老也不变成庸人，
对吧？”他甚至觉得妹妹玛雅对待安逸和享乐正在变得“如此粗俗”。“你
可不要变成那样，”他对米列娃说，“那就太糟糕了。你必须永远是我的
女妖和街头小淘气。除了你，所有人都是那样的陌生，我与他们之间就
好像隔着一堵无形的墙。”
1902年1月底，怀着对专利局工作的期待，爱因斯坦抛下了一直在
沙夫豪森辅导的学生，搬到了伯尔尼。他将永远感激格罗斯曼，在未来
的几年里，格罗斯曼仍将以各种方式继续为他提供帮助。“格罗斯曼正
在写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同非欧几何有些关系，”爱因斯坦对米列娃
说，“我并不很了解它的内容。”[198]
几天后，爱因斯坦到了伯尔尼，米列娃当时正住在诺维萨德的父母
家坐月子，他们把女儿称为“莉色儿”。由于分娩很艰难，米列娃无法写
信给他。她的父亲给爱因斯坦发去了一些消息。
“她健康吗？哭闹得厉害吗？”爱因斯坦给米列娃写信说，“她有一
双什么样的眼睛？我们俩之中她更像谁呢？谁喂她奶呢？她觉得饿么？
还没有头发是吗？我非常爱她，但还一点儿也不了解她！”然而，他对
这个新生儿的爱似乎主要停留在口头上，因为这并不足以使他乘火车前
往诺维萨德。[199]
关于莉色儿的出生，爱因斯坦没有透露给他的母亲、妹妹或任何朋
友。事实上，没有迹象表明他曾经跟他们提起过莉色儿。爱因斯坦不仅
没有公开说起过她，甚至从未承认过她的存在。除了爱因斯坦和米列娃
之间的少数几封信以外，现存的任何通信中都没有提到过她。直到1986
年，这几封信才重见天日。当爱因斯坦学者和爱因斯坦文稿的编者们得
知有莉色儿这么一个人时，全都大吃一惊。[200]
但在莉色儿出生之后，他在给米列娃的信中表现出了自己黑色幽默
的一面。“她肯定已经会哭了，但要很晚才学会笑，”他说，“这其中包
含着深邃的真理。”
作为父亲，他在等待专利局职位的同时也需要挣些钱。所以第二
天，他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_“数学和物理私人授课……由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透彻讲解，曾获联邦工学院专业教师证书……免费试听。”
莉色儿的降生甚至使爱因斯坦展示出了一种营建家庭巢穴的本能，
这种本能以前从未表露出来过。他在伯尔尼找了一间大房子，并为米列
娃画了一张草图，有一张床、六把椅子、三个橱子、他自己（乔尼）以
及一张标有“你瞧瞧那里呀！”的沙发。[201]然而，米列娃并不打算和他
搬进去。他们还没有结婚，一个有抱负的瑞士公务员是不能以这样一种
方式和人同居的。过了几个月，米列娃搬回了苏黎世，等待他工作之后
娶她，就像他许诺的那样。她没有把莉色儿一同带去。
爱因斯坦和女儿显然从未谋面。根据现存的通信，爱因斯坦在接下
来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一共就略略提及她一次，那是1903年9月，之后就
再没有提过。与此同时，她被留在了诺维萨德由米列娃的亲戚或朋友抚
养，这样爱因斯坦就可以既保证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被打扰，又保全中产
阶级的体面，从而可以风风光光地成为一个瑞士公务员。
有秘密迹象显示，当时或后来抚养莉色儿的人很可能是米列娃的一
位密友——海琳·考夫勒·萨维奇。1899年，她与米列娃在苏黎世同租一
室，从而相识。萨维奇来自一个维也纳的犹太家庭，1900年嫁给了塞尔
维亚的一个工程师。米列娃在怀孕期间，曾经给她写过一封信倾诉自己
的苦衷和哀愁，但在寄出之前又把信撕掉了。她很庆幸自己这样做了，
因为在莉色儿出生前两个月，她向爱因斯坦解释说：“现在关于小莉色
儿的情况我们还是什么都不要说。”但米列娃又补充说，爱因斯坦应当
抽空给萨维奇写几句话。“现在我们必须很好地对待她，她毕竟会在一
些重要的事情上帮助我们。[202]
专利局
正当爱因斯坦等待进入专利局工作时，他碰到了在那里工作的一个
熟人。这位朋友抱怨说，那里的工作枯燥乏味。他注意到，爱因斯坦即
将得到的职位是“级别最低的”，所以他不必担心会有别人申请。爱因斯
坦听后泰然自若，丝毫不为所动。“有的人觉得一切都无聊，”爱因斯坦
对米列娃说，虽然级别低可能遭人鄙夷，但他认为恰恰应当从相反的角
度来看，“我俩对高官厚禄不感兴趣！” [203]
1902年6月16日，爱因斯坦的工作终于批下来了。瑞士联邦委员会
正式遴选他“暂时为联邦专利局三级技术专家，年薪3500法郎”。这份工
资实际上超过了一个初级教授的收入。[204]
他的办公室位于伯尔尼的新邮政电报大楼里，附近就是老城门，城
门上方坐落着世界著名的钟塔。爱因斯坦每天上班时都会打这儿路过。
伯尔尼始建于1191年，之后不久就有了这个钟表，1530年又添置了展示
行星位置的天文装置。每过一小时，钟表就会有一轮展演_最先出场的
是一个翩翩起舞的摇铃小丑，接着几只熊列队出场，然后是一只报晓的
公鸡，一个身披甲胄的骑士，最后是手持权杖和沙漏的时间老人。
这个钟表是为附近的火车站报时的，站台上的所有其他钟表都要根
据它来校准时间。如果其他城市的当地时间没有校准，那么从那里开来
的火车就要根据伯尔尼的钟塔将自己的表拨准。[205]
爱因斯坦将在这里度过一生中最具创造性的七年（甚至是在他写出
了改变物理学发展方向的那些论文之后）。他一星期上六天班，每天早
上从8点开始审查专利申请。这是一项很耗时的工作。“我出奇地
忙，”几个月后他给一个朋友写信说，“我每天要在办公室待8小时，至
少上1小时辅导课，然后还要做一些科学研究。”不过，如果认为专心审
读专利申请是项苦差事，那就错了。“我非常喜欢这项办公室里的工
作，因为它极为多样，可以做许多思考”。[206]
没过多久，他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审查完专利申请，在剩下的时间里
进行自己的科学思考了。“我可以在两三小时内做完一天的工作，”他回
忆说，“在剩下的时间里，我将思考自己的事情。”他的上司哈勒尔性情
温和，风趣幽默，对一些事情虽然心知肚明，却愿与人为善。尽管爱因
斯坦的桌子上堆放着稿纸，而且只要有人走过，就会消失在抽屉里，但
仁慈的哈勒尔一向不加过问。“只要有人路过，我就会把笔记本塞到抽
屉里，假装做正事。”[207]
事实上，我们不应为爱因斯坦无缘进入学术象牙塔而难过。专利局
是一个“让我构想出最美妙思想的世俗隐居之地”，无论在当时还是以
后，他都认为在那里工作有助于他的科学，而不是一个负担。[208]
他每天都要基于理论前提做一些思想实验，试图揭示出背后的实
在。他后来说，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激励我去弄清楚理论概念的物理结
果”。[209]在他为了专利品而不得不去考虑的观念中，有一些或许有助于
他形成科学思想，比如通过光信号校准时钟的数十种新方法。[210]
此外，他的上司哈勒尔有一个信条，它不仅适用于专利审查员，而
且也适用于一个具有创造性的叛逆的理论家：“你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
惕。”质疑每一个前提，挑战传统看法，永远不要仅仅因为所有人都赞
同就接受一件事物。勿要轻信。“当你拿起一份申请时，”哈勒尔教导
说，“要先假定发明者所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 [211]
爱因斯坦生长在一个创造专利并将其投入商业运营的家庭，他发现
这个过程很能让人感到满足。这强化了他的一种禀赋，即能够通过思想
实验来想象一个理论如何实现出来。它还有助于紧紧扣住问题的核心，
忽略与之无关的事实。[212]
倘若爱因斯坦当初做了某个教授的助手，他也许就会发表一些中规
中矩的文章，在挑战传统观点方面畏首畏尾。正如他后来所说，原创性
和创造性对于学术地位的跃升并不是最主要的，尤其在德语世界，他将
不得不去迎合其主顾的偏见或流行看法。“一个人在学术道路上被迫大
量发表科学文章会导致思想浅薄的危险。”他说。[213]
出于偶然，他去了专利局而没有在学术圈当一名助手，这很可能使
他的一些禀赋能够发挥出来，帮助他最终取得成功。例如，他对权威的
看法始终保持敏锐的怀疑，试图独立做出判断，这些都使他能够对基本
假设提出挑战。在这方面，专利审查员并没有什么压力非怎样做不可。
奥林匹亚科学院
莫里斯·索洛文是一个在伯尔尼大学学习哲学的罗马尼亚学生，
1902年复活节假期期间，他在散步时偶然买了一张报纸，注意到了爱因
斯坦辅导物理的广告（“免费试听索洛文留着短发，蓄着落拓不羁的山
羊胡，是一个业余的艺术爱好者。他比爱因斯坦大4岁，当时他必须决
定自己以后是当哲学家，还是物理学家，还是别的什么家。于是，他按
照地址找到了爱因斯坦的住处，按下了门铃，过了一会儿，屋内传来一
声响亮的“请进！”，爱因斯坦给索洛文留下的印象很深。“我被他那双
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镇住了。”索洛文回忆说。[214]
爱因斯坦和索洛文的第一次谈话持续了大约两小时，之后他们又到
街上聊了半个多小时。他们商定第二天再见面。到了第三次见面的时
候，爱因斯坦说自由交谈要比收费辅导更有意思。“你不必接受物理辅
导，”他说，“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和你聊天很愉快。”他们决定一起
读大思想家的著作，然后讨论他们的思想。
后来，又有康拉德·哈比希特加入进来。他是一个银行家的儿子，
以前曾在苏黎世联邦工学院学习数学。作为对华而不实的学术界开的一
个小玩笑，他们戏称自己为“奥林匹亚科学院”。爱因斯坦虽然最年轻，
却被推选为院长。索洛文准备了一个证书，上面画有一串香肠，下方是
爱因斯坦胸像侧面图的素描。“你是名副其实的饱学之士，有着深邃、
精湛、高雅的学识，在处于变革之中的宇宙学方面造诣颇深。”献词这
样说。[215]
他们的正餐一般就是廉价的香肠、格鲁耶尔（Gruyère）干酪、水
果和茶。但在爱因斯坦过生日时，索洛文和哈比希特决定给他一个惊
喜，他们在桌子上放了三盘鱼子酱。爱因斯坦当时正全神贯注于对伽利
略惯性原理的分析，他边谈边吃鱼子酱，直到吃完都没有察觉。哈比希
特和索洛文面面相觑。“你知道你刚才一直在吃什么吗？”索洛文终于忍
不住问了一句。
“我的天，”爱因斯坦惊呼，“是著名的鱼子酱啊！”他停顿了一下，
然后说：“如果你给我这样的农民吃这种美食，你知道他不会意识到
的。”
在每次彻夜讨论之后，爱因斯坦有时会拉小提琴。夏天的时候，他
们偶尔会去伯尔尼近郊爬山看日出。“璀燦的星光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引发了对天文学的讨论，”索洛文回忆说，“太阳从地平线冉冉升
起，最终光芒四射，给阿尔卑斯山披上了一抹神秘的玫瑰红，这时我们
会对太阳充满敬畏。”然后他们会等待山上的咖啡馆开门，喝点黑咖
啡，然后下山开始工作。
有一次，索洛文没有参加原定在他的住处举行的聚会，因为他忍不
住去听了一场捷克四重奏团的音乐会。他留下了一张拉丁语便条，上
写“致以煮老的鸡蛋和问候”作为补偿。爱因斯坦和哈比希特知道索洛文
对烟草恨之入骨，他们报复性地在索洛文的房间抽烟斗和雪茄，并把他
的家具和器皿摞在床上。“致以浓烟和问候。”他们用拉丁文写道。索洛
文说他回来时几乎笼罩在重重烟雾之中。“我差点窒息过去，连忙把窗
户打开，从床上挪下几乎堆到天花板的东西。” [216]
索洛文和哈比希特成了爱因斯坦终身不渝的朋友。爱因斯坦后来和
他们一起回忆“我们令人愉快的‘科学院’，它要比我后来近距离了解的那
些体面的科学院少一些幼稚”。爱因斯坦岁生日时，这两位同事从巴黎
给他寄了一张明信片，他在回复时向奥林匹亚科学院致辞说：“你的成
员们把你创立起来，目的是要取笑你的那些科学院老大姐。我通过多年
细心观察，才完全懂得了他们的嘲讽是多么切中要害。” [217]
奥林匹亚科学院的阅读书目中有一些文学经典，其中包含的若干主
题可能是爱因斯坦所欣赏的，比如索福克勒斯关于反抗权威的悲剧《安
提戈涅》（ Antigone），塞万提斯描写的与风车顽强作战的英雄《堂吉
诃德》（ Don Quixote）。不过三位科学院院士阅读的书籍大都在探索科
学与哲学的交界：休谟的《人性论》（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马赫的《感觉的分析》（ Analysis of the Sensations）和《力学史评》
（ Mechanics
and
its
Development），斯宾诺莎的《伦理学》
（ Ethics），庞加莱的《科学与假设（ Science
and
Hypothesis），等
等。[218]正是在阅读这些著作的过程中，年轻的专利审查员自己的科学
哲学也日趋形成。
爱因斯坦后来说，这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苏格兰经验论者大卫·
休谟（1711—1776）。休谟遵循着约翰·洛克和乔治·贝克莱的传统，对
一切不能直接由感官感知的知识都表示怀疑。在他看来，甚至显而易见
的因果律都是可疑的，他认为那只不过是心灵的习惯；虽然两个球可以
按照牛顿定律所预言的方式一次次发生碰撞，但严格说来，这并不足以
让人相信下一次碰撞也是如此。爱因斯坦指出：“休谟清楚地认识到，
像因果性这样一些概念并不能通过逻辑方法从我们的经验知觉中导
出。”
这种哲学有一个版本被称为实证论，它否认超出直接经验的任何概
念的有效性。至少在一开始，它对爱因斯坦很有吸引力。“相对论以实
证论的方式表现出来，”他说，“这一思路对我的工作有很大影响，特别
是马赫和休谟，我曾在发现相对论之前以极大的热情和赞叹研读过休谟
的《人性论》。”[219]
休谟还将其严密的怀疑运用到时间概念中。他认为，说时间绝对存
在着，与可观察的物体（其变化和运动使我们可以定义时间）无关，这
是没有意义的。“由相继的观念和印象，我们形成了时间的观念，”休谟
写道，“单纯的时间本身是不可能出现的。”绝对时间不存在，这种思想
后来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得到了印证。不过，较之时间观念，休谟更
为一般的洞见对爱因斯坦的影响更大，即谈论无法通过知觉和观察来定
义的概念是危险的。[220]
由于受到康德（1724—1804）著作的影响，爱因斯坦加深了对休谟
的认识。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塔尔梅就向他介绍过这位德国的形而上学
家。“康德朝着解决休谟的难题迈进了一步。”爱因斯坦说。有些真理属
于“基于理性本身”的“绝对确定的知识’”。
换句话说，康德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真理：①分析命题，它源于逻辑
和“理性本身”，而不是对世界的观察，例如，所有单身汉都是未婚的，
2加2等于4，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②综合命题，它基于经验和观
察，例如，慕尼黑比伯尔尼大，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后者可以通过新的
经验证据进行修正，前者却不行。我们可能会发现一只黑天鹅，但却不
会发现一个结了婚的单身汉，或者（至少康德是这样认为的）一个内角
和等于181度的三角形。正如爱因斯坦对分析命题的看法：“例如，几何
学命题和因果性原理就是如此。这些以及某些其他类型的知识……并不
必然由感觉材料获得，换句话说，它们是先天的知识。”
爱因斯坦最初觉得很惊奇，某些真理竟然单凭理性就能够被发现。
但不久以后，他便开始质疑康德关于分析性真理和综合性真理之间的严
格区分。“几何学处理的对象似乎与感官知觉的对象没有什么不同。”他
回忆说。后来，他断然拒绝了这种康德式的区分。“我确信这种区分是
错误的。”他写道。一个看起来是纯粹分析的命题——比如三角形内角
和等于180度——在非欧几何或在弯曲空间中（比如广义相对论所处理
的情况）竟然是错误的。正如他后来谈论几何学和因果性时所说：“当
然，今天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概念并不包含康德赋予它们的确定性和内
在必然性。”[221]
马赫（1838—1916）把休谟的经验论向前推进了一步。马赫是奥地
利物理学家、哲学家，在贝索的敦促下，爱因斯坦研读了他的著作。马
赫是奥林匹亚科学院最受欢迎的作者之一，他为爱因斯坦灌输了对常识
和习见的怀疑态度，这种怀疑态度也成了爱因斯坦创造性的一个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