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后来指出（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他本人#马赫的天才部分在于
其“坚不可摧的怀疑态度和独立性” 。[222]
用爱因斯坦的话说，马赫哲学的本质是：“只有当概念所指涉的对
象以及概念同这些对象据以对应起来的规则能够被显示出来时，概念才
是有意义的。” [223]换句话说，要想让一个概念有意义，就需要对它进行
一种操作定义。几年以后，这种看法将为爱因斯坦带来丰硕的回报，他
和贝索谈论了什么样的观察能够给两个事件“同时”发生这一看似简单的
概念赋予意义。
马赫对爱因斯坦最大的影响是将这种方法运用于牛顿的“绝对时
间”和“绝对空间”概念。马赫断言，这些概念不可能通过实际观察来定
义，因此是无意义的。马赫嘲笑牛顿的“绝对空间是一种概念畸形”，称
它“纯粹是臆想出来的东西，在经验中不可能有对应” 。[224]
奥林匹亚科学院的最后一位思想巨人是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哲学家斯
宾诺莎（1632—1677）。他的影响主要是宗教上的。爱因斯坦信仰斯宾
诺莎的那个无可名状的上帝，他反映在令人敬畏的美、合理性和自然律
的统一性之中。和斯宾诺莎一样，爱因斯坦并不相信一个会对我们的日
常生活进行赏罚干预的人格上帝。
此外，爱因斯坦还从斯宾诺莎那里获得了一种决定论的信念，即一
旦我们彻底了解自然律，就会明白，原因和结果都是不可变的，上帝不
掷骰子，亦即不会让任何事件随机或不确定地发生。斯宾诺莎宣
称：“一切事物都由神圣的自然的必然性所确定。”甚至当量子力学似乎
表明这是错误的时候，爱因斯坦也坚信它是正确的。[225]
同米列娃结婚
赫尔曼·爱因斯坦没有看到儿子成功的那一天。1902年10月，当赫
尔曼的病情开始恶化时，爱因斯坦专程到米兰陪伴他走到生命的终点。
长期以来，他们的关系一直是疏远和慈爱兼备，直到最后也是如
此。“当最后一刻来临时，”爱因斯坦的助手海伦·杜卡斯后来说，“赫尔
曼要他们所有人都离开房间，这样他可以自行离开人世。”
爱因斯坦在那一时刻产生了一种愧疚，这种愧疚伴随着他的一生，
这其中包含着他无法与父亲形成一种真正的亲密关系。他第一次感到天
旋地转，“被一种极度的孤独感所笼罩”。他后来回忆说，父亲的去世是
他所经历过的最深的创痛。不过，这件事也使一个重要问题得到了解
决。在临终之时，赫尔曼终于允许爱因斯坦娶米列娃。[226]
1903年1月6日，爱因斯坦和米列娃在伯尔尼的户籍登记处登记结
婚，结婚仪式很朴素，索洛文和哈比希特是他们的证婚人。双方的家庭
成员都没有到场，无论是爱因斯坦的母亲、妹妹，还是米列娃的父母。
当天晚上，这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在一家小餐馆里举行了庆祝活动，然后
爱因斯坦和米列娃一同回到寓所。毫不奇怪，爱因斯坦忘了带钥匙，于
是不得不将女房东从睡梦中唤醒。[227]
“现在我已经是个有妇之夫了，与妻子一起过着愉快而舒适的生
活，”两周后，他向贝索报告说，“她把一切都料理得井井有条，做饭烧
菜也是把好手，每天总是乐呵呵的。”米列娃[228]则对自己最好的朋友
说：“我与我爱人的感情比在苏黎世的时候更好了，如果这真是可能的
话。”她偶尔也会参加奥林匹亚科学院的会议，不过主要是做旁观
者。“机智而矜持的米列娃专心地听着，但从未介入我们的讨论。”索洛
文回忆说。
然而，阴影正在悄然形成。米列娃在谈到自己不得不做的家务杂事
时说：“我的新义务正在给我造成损失。”她对自己在谈论科学时只能做
一个纯粹的旁观者愈发感到不满。爱因斯坦的朋友发现，米列娃变得比
以前更阴郁了。她似乎越来越沉默寡言，对人也更加缺乏信任了。对此
爱因斯坦已经开始有所警觉，至少他在回顾这一切时是这样说的。他后
来说自己对于娶米列娃有一种“内心的抵触”，不过出于一种“责任感”还
是克服了它。
不久，米列娃开始设法恢复他们的关系。她希望他们能够躲过一个
瑞士公务员家庭似乎必定会遇到的中产阶级的苦差事，找到某种机会重
获以前自由自在的学术生活。至少米列娃希望，爱因斯坦能在远方找一
份教职，也许离他们那个被遗弃的女儿不远。“我们什么地方都会试
试，”她给塞尔维亚的朋友写信说，“例如，你认为我们这样的人在贝尔
格莱德能找到什么工作吗？”米列娃说，只要是学术的事情，他们什么
都可以做，甚至是在中学教德语。“你看，我们仍然保持着那种古老的
进取精神。”[229]
就我们所知，爱因斯坦从未去塞尔维亚找过工作，或是去看他的孩
子。1903年8月，他们结婚刚刚几个月，潜藏在他们生活中的不安突然
产生了新的变数。米列娃得知，刚刚19个月大的莉色儿因猩红热病倒
了。她急忙坐火车来到了诺维萨德。当火车停在萨尔茨堡时，她买了一
张当地城堡的明信片，草草写了几行字，从布达佩斯车站寄出去
了。“日子过得很快，但是不好受。我浑身都不舒服。你在那边忙些什
么，小乔尼，快点给我写信，好吗？你可怜的多莉。”[230]
显然，孩子是交给别人收养了。我们目前掌握的唯一线索是爱因斯
坦9月给米列娃写的一封神秘信件，那时她已经在诺维萨德待了一个
月：“关于小莉色儿的事，我感到很惋惜。猩红热很容易留下一些后遗
症。但愿一切都能顺利地过去。那么这个小莉色儿如何登记身份呢？我
们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免得今后给孩子带来种种困难。” [231]
无论爱因斯坦问这个问题有什么动机，反正现在找不到莉色儿的户
籍文件，也没有留存下来关于她的存在的任何其他书面线索。许多研究
者遍访教堂、登记处、犹太会堂和墓地，还是一无所获。这些研究者中
既有塞尔维亚的也有美国的，其中包括“爱因斯坦文稿计划”的舒尔曼以
及曾经写过一本书讲述寻找莉色儿的米歇尔·扎克海姆。
所有关于爱因斯坦女儿的证据都被小心翼翼地抹去了。爱因斯坦和
米列娃在1902年夏秋之际的几乎任何一封通信都被销毁了，其中有许多
必定是关于莉色儿的。米列娃与萨维奇在这一时期的通信也被萨维奇的
家人有意焚毁了。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终生都在尽一切所能掩盖着他们第
一个孩子的命运和存在，甚至在离婚之后也是如此。奇怪的是，他们竟
然做得很成功。
对于这段空白的历史，我们所知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事实之一是，莉
色儿直到1903年9月仍然活着。爱因斯坦在那个月给米列娃的信中对“这
个孩子在未来”可能面临的困难表现出了焦虑。这封信还表明，她那时
已经交予别人抚养，因为在信中爱因斯坦谈到了希望有一个“替补”孩
子。
关于莉色儿的命运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是，她没有被猩红热
夺去生命，而是被收养她的家庭抚养长大。后来有几次，一些女人声称
（后来证明是假的）自己是爱因斯坦的私生女，他并没有立即排除这种
可能性，尽管鉴于他曾经有过的数次风流韵事，没有迹象表明他认为她
们就是莉色儿。
舒尔曼的看法是，米列娃的朋友萨维奇收养了莉色儿。事实上，萨
维奇的确育有一个女儿佐尔卡，她从小就失明了（也许是由于猩红
热），终生未婚，由侄子保护着不让他人采访。佐尔卡一直活到20世纪
90年代。
这位保护佐尔卡的侄子米兰·波波维奇否认了这种可能性。在一本
名为《在阿尔伯特的阴影中》（ In Albert's Shadow）的书中，他写到了
米列娃和他的祖母萨维奇的友谊和通信，他断言：“有人说，我的祖母
收养了莉色儿，只要考察一下我的家族史就会明白，这种说法是毫无根
据的。”然而，他并没有给出任何确凿的文献证据，比如他的姑姑的出
生证明，而且他的母亲焚毁了大部分萨维奇的书信，包括任何涉及莉色
儿的信。波波维奇本人的说法是，莉色儿1903年9月死于猩红热，即在
爱因斯坦当月写下那封信之后不久，这是根据一个叫米拉·阿莱科维奇
的塞尔维亚作家的回忆录得出的结论。扎克海姆在其追踪莉色儿的书中
也得出了类似结论。[232]
无论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米列娃的心情一天比一天阴郁了。爱因
斯坦去世后不久，一位名叫彼得·米歇尔莫尔的作家（他对莉色儿一无
所知）根据他与爱因斯坦的儿子汉斯·阿尔伯特的对话出版了一本书。
在谈到爱因斯坦结婚后的那一年时，米歇尔莫尔说：“两人之间发生了
某些事情，但米列娃只是说，它是‘极为私人的’。无论如何，她感到闷
闷不乐，阿尔伯特对此似乎要负一些责任。朋友们鼓动米列娃把问题讲
出来。但她坚持说它过于私人，终生都保守着秘密——在阿尔伯特·爱
因斯坦的那些仍然疑云重重的故事中，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233]
米列娃在布达佩斯发出的明信片上抱怨的疾病很可能是因为她又一
次怀孕了。她在发现自己的确怀孕了之后，担心这会让丈夫生气。但在
听说很快就要有一个孩子来接替他们的女儿之后，爱因斯坦非常高
兴。“我一点也不恼火，我可怜的多莉不得不孵蛋了，”他写道，“事实
上，我甚至为此感到欣喜，而且一直都在考虑，是否应当保证你怀上一
个新的小莉色儿。你可不要自己剥夺每个女人都拥有的权利。”[234]
汉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出生于1904年5月14日。这个新生命使得米
列娃的精神有所恢复，也给她的婚姻带来了一些欢乐，至少她是这样告
诉朋友萨维奇的。“快点来伯尔尼吧，这样我们可以重逢，而且我可以
让你看看我可爱的小宝贝，他的名字也叫阿尔伯特。他醒来时笑个不
停，洗澡时还会踢他的小腿，我无法告诉你这些给我带来了多少欢
乐。”
爱因斯坦“带着父亲的尊严行事”，米列娃说。他给儿子做了一些小
玩具，比如用火柴盒和细绳做的一辆空中缆车。“这是我在那个时候所
拥有的最可爱的玩具之一，而且很管用，”汉斯·阿尔伯特长大后仍然能
够回忆起来，“他能够用细绳和火柴盒等做出最美妙的东西。” [235]
米洛斯·玛里奇对小外孙的降生欣喜若狂，他亲自送来了一大笔嫁
妆，根据家人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张），有10万瑞士法郎。但爱因斯坦
拒绝了，说自己和他的女儿结婚并不是为了钱，米洛斯·玛里奇后来噙
着泪讲述了这一经过。事实上，爱因斯坦已经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很好
地生活了。在专利局待了一年多之后，他已经成功地度过了试用
期。[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