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1914
苏黎世，1909年
爱因斯坦17岁时，满怀信心地考取了苏黎世联邦工学院，见到了他
未来的妻子米列娃。时光荏苒，1909年10月，爱因斯坦已是而立之年，
他又回到了这个城市，在与联邦工学院毗邻的苏黎世大学任副教授。
这次返乡至少暂时使他们的关系有所恢复。米列娃对重返最初的爱
巢兴奋异常。一个月后，她又一次怀孕了。
他们惊喜地发现，阿德勒夫妇也住在他们这座公寓大楼里。现在，
这两对夫妇走得更近了。“他们都不拘于传统，”阿德勒带着赞许给父亲
写信说，“通过与爱因斯坦深入交谈，我越来越认识到我对他的好评是
公正的。”
到了晚上，爱因斯坦与阿德勒经常在一起讨论物理学和哲学。为了
不受孩子或配偶打扰，他们往往会去这座三层建筑的顶楼讨论。阿德勒
向爱因斯坦介绍了皮埃尔·迪昂的著作，他已经将迪昂的《物理学理论
的目的与结构》（ La Théorie Phy-sique, son objet et sa structure）翻译成
了德文。针对理论与实验证据之间的关系，迪昂提出的观点比马赫更具
整体论色彩。这种观点似乎影响了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410]
阿德勒特别佩服爱因斯坦独立思考的能力。他告诉父亲，爱因斯坦
有一种不受他人所左右的品质，反映出内心的自信而非傲慢。“我们就
许多物理学家甚至无法理解的一些问题取得了共识。”阿德勒自豪地
说。[411]
爱因斯坦劝阿德勒埋头钻研科学，不要参与政治。“耐心一点，”他
说，“总有一天，你肯定会接替我在苏黎世（大学）任教。”（爱因斯坦
认为自己将会转到一个更有名的大学。）但阿德勒没有听从，执意担任
社会民主党报的编辑。爱因斯坦感到，效忠于一个党派就意味着放弃了
某种思想的独立性，这种顺从使他感到惶惑。“一个这样睿智的人如何
可能会效忠于一个政党，这在我看来是完全不可思议的。”爱因斯坦后
来这样悼念阿德勒。[412]
在苏黎世，爱因斯坦还见到了老同学格罗斯曼。格罗斯曼当年曾把
笔记借给他，并帮他找到专利局的工作。如今，格罗斯曼已是苏黎世联
邦工学院的数学教授。爱因斯坦经常在午饭后拜访格罗斯曼，就一些复
杂的几何和微积分运算寻求他的帮助，以把相对论拓展成更加一般的场
论。
爱因斯坦甚至与联邦工学院的另一位著名数学教授胡尔维茨结下了
友谊。当年，爱因斯坦经常逃胡尔维茨的课，胡尔维茨也曾断然拒绝爱
因斯坦的工作请求。每逢周日，胡尔维茨家会举行音乐会，爱因斯坦则
成了那里的常客。一天散步时，胡尔维茨说他女儿有一道数学作业题弄
不明白，爱因斯坦下午便去帮她解决了这个问题。[413]
正如克莱纳所预言的，爱因斯坦的教学能力已经有所提高。虽然他
不是一个举止优雅、衣冠楚楚的老师，但这种不拘小节也会成为他的优
势。“他上衣很破，裤子有些短，坐下来开始上课，看到这些我们将信
将疑。”曾经在苏黎世大学听过爱因斯坦许多课程的汉斯·坦纳回忆说。
爱因斯坦没有讲义，只有一张卡片大小的写满字的纸条。他边说边想，
不紧不慢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们细细地观察着这一切。“我们见识
了他的推理技巧，”坦纳说，“相比于那些讲求完美的授课方式，我们肯
定更欣赏这种。”
在讲课过程中，爱因斯坦不时停下来问学生们是否跟得上，也允许
学生们打断他。“在当时，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这种热情互动并不常
见。”另一位听过课的学生阿道夫·菲什说。他休息时，有时会让学生们
围坐在他身旁聊天。“偶尔一时兴起，还会抓住学生的胳膊讨论。”坦纳
回忆说。
在一次上课时，爱因斯坦忽然想不起一项计算应当如何进行
了。“一定是哪个该死的数学变换，我一下想不起来了，”他说，“在座
的有谁能看出来吗？”毫不奇怪，没有人看得出来。爱因斯坦接着
说：“那么我们跳过1/4页，不再浪费时间。”10分钟后，爱因斯坦在讲解
别的内容时停下来喊道：“我知道了。”正如坦纳后来赞叹的：“虽然他
的讨论主题复杂多变，他仍能抽出时间反思那一特殊数学变换的实
质。”
在晚间快要下课时，爱因斯坦经常会问：“谁打算去露台咖啡馆
（Café Terasse）？”就这样，一个非正式群体组成了。他们在露台上一
边眺望着利马特河（Limmat River）一边交谈，直到咖啡馆打烊为止。
有一次，爱因斯坦问学生们有谁想去他的寓所。“今天早上我收到
了普朗克寄来的研究论文，其中肯定有错误，”他说，“我们可以一起读
它。”坦纳和另一个学生接受了邀请，随他一起到了家，然后立刻开始
审读普朗克的论文。“我去准备咖啡，看看你们能否发现其中的错
误。”他说。
过了一会儿，坦纳喊道：“您一定弄错了，教授先生，这里面没有
错误。”
“看，错误在这儿呢，”爱因斯坦指着一些不一致的数据说，“因为
如若不然，某某东西就会变成某某东西。”这正是爱因斯坦卓越才能的
一个生动例证，他可以透过一个复杂的数学方程（在别人看来这仅仅是
一种抽象），看出其背后隐藏的物理实在。
坦纳呆住了。他提议：“我们写信给普朗克教授，向他指出这个错
误。”
爱因斯坦这时已经变得更加圆通，特别是对普朗克和洛伦兹这样的
偶像式人物。“我们不要告诉他犯了一个错误，”他说，“结果是正确
的，但证明错了。我们只需写信告诉他实际证明应当是怎样的。重要的
是内容，而不是数学。” [414]
虽然爱因斯坦曾经研制过测量电荷的机器，但他已经成了一位实打
实的理论物理学家而不是实验物理学家。第二年，有人希望由他来指导
实验室工作，他很恐慌。他告诉坦纳说，自己几乎不敢“拿起一件仪
器，因为担心它会爆炸”。他向另一位著名教授坦言：“我对实验室的恐
惧由来已久。” [415]
1910年7月，爱因斯坦即将在苏黎世大学待满一年，这时米列娃
（艰难地）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名叫爱德华，小名泰特（Tete），然后
一连病了几个星期。医生认定她劳累过度，建议爱因斯坦多挣些钱雇一
个女仆。米列娃很生气，她本能地庇护起爱因斯坦来。“我丈夫的工作
已经把他累个半死了，这难道不是明摆着吗？”她说。最后，米列娃的
妈妈不得不从诺维萨德赶来帮忙。[416]
虽然爱因斯坦有时对两个儿子显得比较疏远，特别是对精神疾病越
来越重的爱德华，但在他们小的时候，爱因斯坦的确在努力做一个好父
亲。“当妈妈忙于家务时，爸爸会放下工作，一连几小时照看我们，把
我们放在膝上摇来摇去，”汉斯·阿尔伯特后来回忆说，“我记得他会给
我们讲故事，还经常拉小提琴使我们安静下来。”
作为思想家（如果不是作为家长）他有一种排除一切干扰的能力。
对他而言，这种干扰有时也包括他的孩子和家庭。“甚至婴儿的大声哭
闹都打扰不了爸爸，”汉斯·阿尔伯特说，“他能够继续自己的工作，完
全不受噪声的影响。”
一天，来访的学生坦纳发现，爱因斯坦正在书房专心研究一叠论
文。他右手写字，左手抱着爱德华。汉斯·阿尔伯特正在一旁玩着砖
块，想引起他的注意。“等等，我马上就看完了。”爱因斯坦边说边把爱
德华交给坦纳，然后继续演算他的方程。坦纳说：“这使我窥见了他巨
大的专注力。” [417]
布拉格，1911年
1910年3月，爱因斯坦收到了一封信，邀请他出任布拉格大学（德
语）[418]的正教授。这是一份声望更高的工作，无论是大学还是学术地
位都上了一层。然而，从熟悉而友好的苏黎世搬到不那么舒适的布拉格
有可能会导致家庭破裂。对爱因斯坦来说，职业上的考虑要重于个人事
务。
在家里，他的日子又一次难熬了起来。“您注意到我心情不好，但
这与您没有关系，”他给居住在柏林的妈妈写信说，“跟别人唠叨那些让
我们沮丧和不快的事情，对克服它们毫无帮助。自己的问题只能自己解
决。”
而科学工作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愉快，新的可能的机遇使他异常兴
奋。“我很可能会得到一所较大的大学的正教授职位，那里的薪水要比
现在高出不少。”[419]
关于爱因斯坦可能离校的传言在苏黎世大学不胫而走。他的15位学
生写了一封请愿书，敦促主管部门能够“尽你们所能，将这位出色的研
究人员和教师留在我们学校”。他们强调了在“这个新设立的理论物理专
业”拥有一名教授的重要性，并对爱因斯坦大加称赞。“爱因斯坦教授有
一种惊人的才能，他能够把最难理解的理论物理学问题讲得清晰易懂，
我们都很喜欢上他的课，而且他很善于和听众建立一种和谐融洽的关
系。” [420]
苏黎世的主管部门很想留住他，便把他的薪水从目前的4500法郎
（与专利审查员的薪水持平）提高到5500法郎。[421]而那些试图诱使他
去布拉格的人则捏着一把汗。
布拉格大学教务部已经把爱因斯坦定为首选，并将报告上呈维也纳
教育部。（布拉格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一部分，这样一种任命必须得到
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及其幕僚的首肯。）泰斗式人物普朗克还为此写了
充满溢美之词的推荐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胆识上或许超出了思辨
科学迄今为止已经取得的一切成就，”普朗克宣称，“这一原理已经给我
们关于世界的物理图景带来了一场革命，只有哥白尼所带来的革命可与
之比肩。”普朗克还颇有预见地评论道：“与此相比，非欧几何只不过是
小孩的游戏。” [422]
有了普朗克的认可，事情本来应该没有悬念了。然而事实并非如
此。教育部更倾向于一个二流候选人古斯塔夫·尧曼，因为他有两个优
势：首先，他是奥地利人；其次，他不是犹太人。“我没有得到去布拉
格的通知，”爱因斯坦8月向一位朋友抱怨，“我已经被系里提名，但由
于我的犹太血统，教育部不批准。”
然而，尧曼很快就发现自己是系里的第二选择。他坐不住了。“如
果爱因斯坦是因为取得了更大成就而被提名为首选，”他宣称，“那么我
将不会与一所只追求时髦而不论是非的大学为伍。”就这样，到了1910
年10月，爱因斯坦可以安心地宣布，他本人的任命“几乎没有悬念了”。
最后一道障碍也与宗教有关。身为犹太人是不利因素，身为一个宣
称不属于任何宗教派系的无信仰者则要被剥夺资格。包括教授在内，帝
国要求其所有臣民都信仰某种宗教。而在正式表格里，爱因斯坦填的是
无信仰。“在这方面，爱因斯坦天真得就像个孩子。”阿德勒的妻子说。
结果，爱因斯坦对工作的渴望还是胜过了执拗的不切实际。他答应
把“摩西的（犹太教）”（Mosaic）写为他的信仰，也接受了奥匈帝国国
籍，条件是自己同时也是瑞士公民。加上他已经放弃但不久又会被强加
的德国国籍，他在32岁之前已经陆陆续续获得了3个国籍。1911年1月，
爱因斯坦被正式授予这一职位，薪水相当于最近提薪之前水平的两倍。
他同意当年3月搬到布拉格。[423]
爱因斯坦还有两位以前从未谋面的科学偶像——马赫和洛伦兹，在
搬往布拉格之前，爱因斯坦见到了他们两位。他在到维也纳向部长们做
正式陈述时，拜望了住在维也纳郊区的马赫。这位年事已高的物理学家
鼓吹经验论，他深深地影响了奥林匹亚科学院，并且帮助爱因斯坦培养
了一种怀疑论，对绝对时间等无法观察的概念保持怀疑。马赫胡须浓
密，性情乖戾。“请大声跟我说话，”爱因斯坦进屋时他吼道，“我不仅
性格惹人讨厌，而且还是个聋子。”
爱因斯坦试图说服马赫相信原子的实在性。长期以来，马赫一直把
原子斥为人类心灵的虚构，无法直接观察到。“倘若通过假设气体原子
的存在，我们能够预言该气体的一种可观察的特性，而不基于原子论就
做不出这种预言，”爱因斯坦问道，“那么你是否会接受这一假说？”
“倘若借助于原子假说，我们可以在一些可观察特性之间实际建立
起联系，而不这样做这些特性就会保持孤立，那么我会说，这一假说
是‘经济的’。”马赫勉强地回答道。
虽然没有完全接受，但这对爱因斯坦已经足够了。“爱因斯坦此刻
心满意足。”他的朋友弗兰克说。然而，爱因斯坦已经渐渐开始摆脱马
赫那种针对任何不基于直接观测数据的实在理论的怀疑论。弗兰克说，
他产生了“对马赫主义哲学的某种厌恶” 。[424]这正是一次重要转变的开
始。
在搬往布拉格前夕，爱因斯坦到荷兰莱顿去拜望洛伦兹，米列娃也
一同随行。洛伦兹曾经提出运动系统中发生的变换和收缩，但没有实现
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完成的概念飞跃。洛伦兹夫妇邀请他们到家中小
住。爱因斯坦写信说，他希望谈谈“辐射问题”，并说：“我希望事先使
您明确一点，我并不像您所认为的那样，宣扬正统的光的量子化学
说。” [425]
爱因斯坦把洛伦兹当成偶像由来已久。出访之前，他给一位朋友写
信说：“我对这个人的钦佩超出了其他所有人；或者可以说，我热爱
他。”他们最终见面时，这种感情又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他们在周六晚
上彻夜长谈，讨论像温度与导电性的关系这样的问题。
洛伦兹认为爱因斯坦在一篇光量子论文中犯了一个小小的数学错
误，但事实上，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它只是“从前的一个笔误”，在那里
漏掉的一个“ ”已经在后来补入。[426]洛伦兹的热情好客与“科学激
励”使爱因斯坦深受感动。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的这种感激
之情溢于言表。“您待人如此善良和宽厚，以至于在您家里的这段时
间，我压根没想到我对这份盛情和殊荣是受之有愧的。” [427]
用派斯的话说，“在爱因斯坦的人生中，洛伦兹的形象就像慈父一
般”。拜访洛伦兹使爱因斯坦深感愉快，此后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回到
洛伦兹在莱顿的书斋。他们的同事埃伦菲斯特生动地描述了他们会面的
气氛：
舒适的安乐椅被细心周到地推到大工作台旁，以便其尊贵的客
人落座。洛伦兹递出一根雪茄，然后开始平静地表述有关爱因斯坦
引力场中光线弯曲理论的问题……爱因斯坦一边坐在安乐椅上屏息
倾听，一边吧嗒吧嗒抽着烟斗。当洛伦兹讲完之后，爱因斯坦俯身
拿起洛伦兹写有数学公式的纸条。烟抽完了，爱因斯坦若有所思地
用手捻着右耳上方的一绺头发。洛伦兹坐在那里，微笑地看着完全
陷入沉思的爱因斯坦，有如父亲对待心爱的儿子。他完全相信这个
年轻人能够解决他所提出的难题，但渴望看到他会如何解决。忽然
间，爱因斯坦的头抬了起来，眉宇间透着快乐，他找到答案了。于
是，经过短暂的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经由不解到澄清，再到完全
达成一致，新理论的熠熠光辉终于在两人眼中闪现出来。[428]
1928年，洛伦兹去世。爱因斯坦在悼词中说：“我站在我们这个时
代最伟大、最高贵的人的墓前。”1953年，爱因斯坦为纪念洛伦兹一百
周年诞辰会议写了一篇文章，评述其重要工作。“这位卓越的人物讲出
来的，总是像杰出的艺术品一样明晰和美丽，”他写道，“对我个人来
说，他比我一生中碰到的任何人都要重要。”[429]
米列娃对搬到布拉格很不高兴。“我不愿意去那里，那里不会给我
多少快乐。”她给朋友写信说。但是一开始，他们在那里的生活是很不
错的，直到城市的肮脏和势利变得让他们难以忍受。他们的房子第一次
用上了电灯，而且也雇得起女仆。“这儿的人由于命运不同，有的趾高
气扬，有的穷要面子，有的低三下四，”爱因斯坦说，“其中很多人还有
点温文尔雅。” [430]
在布拉格大学的办公室，爱因斯坦可以俯瞰一个美丽的公园，它绿
树成荫，花草修葺齐整。早上公园里聚集的都是女人，下午则都是男
人。爱因斯坦注意到，有些人独自行走，好像在沉思着什么；另一些人
则三五成群，指手画脚争论着什么。爱因斯坦向别人打听这是怎么回
事。原来，这个公园属于一个精神病院。爱因斯坦后来对朋友弗兰克苦
笑着说：“那些人是没有受量子理论折磨的精神病患者。” [431]
爱因斯坦一家结识了一位有很高修养的女士贝莎·范塔，她为布拉
格的犹太知识分子举办了一个家庭文学音乐沙龙。爱因斯坦是理想的受
邀对象：学界新星，既希望演奏小提琴，也愿意讨论休谟和康德。年轻
的作家卡夫卡和他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也是此沙龙的常客。
在《第谷·布拉赫的救赎》（ The Redemption of Tycho Brahe）一书
中，布罗德以爱因斯坦为原型来塑造约翰内斯·开普勒这一人物，尽管
他有时否认这一点。（开普勒是一位卓越的天文学家，曾于1600年在布
拉格担任第谷的助手。）开普勒全然投身于科学工作，总是愿意抛弃常
规想法。但在个人领域，他因其沉思超然的气质而不致“感情失
常”。“他没有心，因此对世界没有什么好怕的，”布罗德写道，“他无法
产生情感或爱。”这部小说面世之后，科学家瓦尔特·能斯特对爱因斯坦
说：“你就是开普勒。”[432]
这有些言过其实。虽然爱因斯坦有时会显得不合群，但在回到苏黎
世和伯尔尼之后，他与不少人都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形成了良好的人际
关系，特别是一些思想家和科学家同道。埃伦菲斯特就是其中一位。这
位年轻的犹太物理学家来自维也纳，在圣彼得堡大学执教，但由于背景
不同，他在那里觉得很受排挤。1912年年初，他开始游历欧洲寻找新的
工作，在前往布拉格的路上遇到了爱因斯坦，此前他们一直通信讨论引
力和辐射。“请您一定在我家住下，这样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时间。”爱因
斯坦回信说。[433]
1912年2月的一个星期五下午，天正下着雨，当埃伦菲斯特到达布
拉格时，爱因斯坦正抽着烟斗，和米列娃在车站等他。他们进了一家咖
啡厅，就欧洲的各大城市聊了一番。而米列娃一离席，讨论就转向了科
学，特别是统计力学。在去爱因斯坦办公室的路上，他们也继续交
谈。“在前往研究所的路上，我们讨论了统计力学的方方面面。”埃伦菲
斯特在他的布拉格周记中写道。
埃伦菲斯特是一个沉默寡言、缺乏安全感的人，但他对友谊的渴望
以及对物理学的热爱使他很容易与爱因斯坦成为朋友。[434]他们都渴望
就科学进行讨论。爱因斯坦后来说：“几小时后，我们似乎已经成为天
生的一对朋友。”第二天，他们继续进行激烈讨论，爱因斯坦解释了他
推广相对论的种种努力。星期天晚上则稍事休息，他们演奏约翰内斯·
勃拉姆斯的作品，埃伦菲斯特弹钢琴，爱因斯坦拉小提琴，7岁的汉斯·
阿尔伯特演唱。“是的，我们将成为朋友，”埃伦菲斯特在当晚的日记中
写道，“这真让人幸福。” [435]
爱因斯坦已经在盘算离开布拉格了，他建议埃伦菲斯特日后接替他
的位置。但埃伦菲斯特“坚决否认有任何宗教派系（reli-gious
affiliation）”，爱因斯坦悲叹道。爱因斯坦曾经做出妥协，在正式文件
上写下“摩西的（犹太教）”，而埃伦菲斯特却已经放弃犹太教，也不愿
承认其他信仰。“您顽固地拒不承认有任何宗教派系着实使我为难，”爱
因斯坦4月写信给他说，“为了您的孩子放弃这一点吧。毕竟，在您成为
这里的教授之后，您可以恢复这种奇特的嗜好。”[436]
皆大欢喜的是，埃伦菲斯特接受了一个邀请，接替正要从莱顿大学
退休的德高望重的洛伦兹（爱因斯坦较早前曾经收到过这一邀请，但没
有接受）。爱因斯坦很激动，因为这就意味着，现在莱顿有两个朋友可
以经常拜访了。对爱因斯坦来说，莱顿几乎成为他的第二个学术家园，
成为逃离气氛沉闷的柏林的避难所。在接下来的20年里，爱因斯坦几乎
每年都要到莱顿或附近的海滨胜地去看望埃伦菲斯特，直到1933年埃伦
菲斯特自杀，爱因斯坦前往美国。[437]
1911年索尔维会议
欧内斯特·索尔维是比利时化学家和实业家，他因发明了一种制造
苏打的方法而发了财。他希望用这笔钱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同时也有
一些奇怪的引力理论想让科学家听，于是他决定出钱举办一次会议，邀
请欧洲顶尖物理学家出席。这次会议预定于1911年10月底举行，后来也
陆陆续续举行了一系列有影响的会议，被称为索尔维会议。
到布鲁塞尔的都会大酒店（Grand Hotel Metropole）出席会议的有
20位欧洲最著名的科学家，32岁的爱因斯坦是最年轻的一位。与会者还
包括普朗克、庞加莱、居里夫人、卢瑟福和维恩等人。化学家能斯特负
责组织会议，不离老谋深算的索尔维左右。会议主席则由和蔼可亲的洛
伦兹出任。正如他的忠实崇拜者爱因斯坦所说：“无可比拟的老练，技
巧难以置信的高超。”[438]
会议围绕着“量子问题”而展开。爱因斯坦应约提交了一篇论文，使
他跻身“八强成员”之一。对于这种令人受宠若惊的称号，他略带夸张地
表达了自己的烦恼。他把即将举行的这次会议称为“巫师大聚会”，还向
贝索抱怨说：“我为布鲁塞尔会议准备的蠢话把我搞得疲惫不堪。” [439]
爱因斯坦的演讲名为“论比热容问题的现状”。比热容——单位质量
的某种物质温度升高1℃所需的热量——曾经是爱因斯坦在苏黎世联邦
工学院的老对手韦伯教授的专长，他曾经发现过比热容定律在低温情况
下的一些反常。从1906年年底开始，爱因斯坦就用所谓的“量子化”方法
来解决问题，即假定每种物质的原子只能以离散包的形式来吸收能量。
在1911年的索尔维会议上，爱因斯坦结合量子问题这一更大背景来
讨论这些问题。他问道，我们是否可能不接受这些原子式的光微粒的物
理实在性，它们如子弹一般，瞄准了麦克斯韦方程乃至整个经典物理学
的核心？
作为量子概念的先驱，普朗克一直坚称，只有当光被发射或吸收时
才是如此，光的粒子性并非光本身的实在特征。爱因斯坦在会议上悲伤
地反对说：“这些在普朗克理论中那么令人反感的非连续性，在自然中
似乎是真实存在的。”[440]
在自然中真实存在，在爱因斯坦看来，这是一种奇怪的说法。在马
赫或休谟的支持者看来，“在自然中真实存在”这种说法的含义不够清
晰。在狭义相对论中，爱因斯坦没有假设绝对时间和绝对距离的存在，
因为如果观察不到，那么说它们“真实”存在于自然似乎是没有意义的。
然而在此后的多年里，随着对量子理论的不安与日俱增，爱因斯坦越来
越像一个科学实在论者。他相信自然中隐藏着一种实在，不依赖于我们
的观察或测量。
爱因斯坦讲完之后，洛伦兹、普朗克、庞加莱等人提出了一些质
疑。洛伦兹认为爱因斯坦说的一些内容“似乎与麦克斯韦方程完全不相
容”。
爱因斯坦同意，或许欣然同意，“量子假说是一种权宜之计”，
它“似乎与已由实验证实的波动说结论不相容”。但他对提问者说，必须
以某种方式来调和光的波动说和微粒说。“除了我们不可或缺的麦克斯
韦电动力学，我们也必须承认像量子这样的假说。” [441]
爱因斯坦并不清楚普朗克是否已经相信了量子的实在性。“我差不
多成功说服了普朗克，在他苦苦反对我的观点这么多年之后，使他相信
我的观点是正确的。”爱因斯坦写信给朋友海因里希·仓格尔说。但一周
之后，爱因斯坦又对仓格尔说：“普朗克顽固地坚持某些错误无疑的先
入之见。”
至于洛伦兹，爱因斯坦仍然一如既往地敬佩：“一件活脱脱的艺术
品！在我看来，他是当代理论家中最有才智的。”而对于很少重视过他
的庞加莱，则硬生生地评价了一句：“庞加莱一般仅仅是否定，尽管他
很敏锐，但他很少把握事情的实质。” [442]
总体而言，他对这次会议评价不高，认为它大部分时间都在悲叹，
而不是消除量子理论对经典力学的威胁。“布鲁塞尔会议就像在耶路撒
冷废墟上的哀歌”他写信给贝索，“没有产生什么正面的东西。” [443]
在爱因斯坦看来，会议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趣事：寡居的居里夫人和
已婚的保罗·朗之万之间的浪漫故事。居里夫人德高望重，富有献身精
神，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1903年，她与丈夫以及另一位科学
家因为辐射方面的研究而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三年后，居里夫人的
丈夫被马车撞死。朗之万是她丈夫的门生，与居里夫妇同在巴黎大学教
物理学。他的婚姻很不幸，因为妻子总是虐待他。不久，他和居里夫人
在巴黎的一间寓所幽会。朗之万的妻子差人潜入，偷走了他们的情书。
居里夫人和朗之万都参加了索尔维会议。会议期间，被盗取的情书
开始在一家巴黎小报上刊载，拉开了轰动一时的离婚事件的序幕。就在
这时消息传来，居里夫人因为发现镭和钋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444]
瑞典科学院写信给她说，鉴于她与朗之万的暧昧关系所引发的狂热，建
议她不要来领奖。但她镇定自若地回信说：“我认为在我的科学工作与
私生活之间没有关联。”索尔维会议结束后没过几个星期，她前往斯德
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445]
在爱因斯坦看来，整个狂热是愚不可及的。“她是一个朴实无华的
人，而且才华横溢。”他还不太恰当地断定，居里夫人的长相还不足以
拆散别人的婚姻：“尽管她生性热情，但她的魅力还不足以对他人构成
威胁。”[446]
爱因斯坦曾写信给居里夫人表达对她的坚定支持，措辞要亲切得
多：
我贸然写信给您，却又没有什么明智的意思要表达，请勿见
笑。但是我对这群乌合之众如今竟敢以卑鄙的方式对待您实在是怒
不可遏，因而非将这种愤慨之情诉诸笔端不可。不过我深信，无论
这帮乌合之众是出于谄媚而尊敬您，还是为了借此来满足他们炮制
耸人听闻消息的欲望，您对他们也始终是鄙视的！我不由得要告诉
您，我已经开始多么钦佩您的思想、您的干劲和您的诚恳，而在布
鲁塞尔与您结识，更是我的幸运。除了那些可鄙者，所有人都会一
如既往地因为我们中间有您和朗之万这样的人而高兴，与你们这样
真正的人交往，真是荣幸之至。假如那帮乌合之众继续拿您说事，
您干脆就不要理会那些胡说八道，让那些可鄙的人把这类专为他们
炮制的玩意儿当宝贝吧。[447]
爱尔莎登场
正当爱因斯坦声名鹊起，在欧洲巡回讲演之时，米列娃却仍然待在
她所厌恶的布拉格，为自己没有进入曾经向往的科学界而垂头丧
气。“我很想在那里听上一听，亲眼看看所有这些杰出人士，”1911年10
月的一次讲演之后她写信给爱因斯坦说，“自从我们分别以来，时间好
像已经过了很久很久，你还会认得我吗？”她的签名是，“你的老D”，就
好像尽管青春已逝，她依然是他的多莉。[448]
这使得生性沉默寡言的米列娃变得更加阴郁和情绪低落。弗兰克第
一次在布拉格见到她时，就觉得她似乎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爱因斯坦也
有同样的看法，他后来告诉一位同事，她的阴郁“无疑可以追溯到她母
亲家族的一种精神分裂的遗传倾向”。[449]
1912年复活节假期到了，爱因斯坦只身一人前往柏林。此时，他的
婚姻又一次变得岌岌可危，充满变数。在那里，他与一位从小就认识的
比他大三岁的表姐（也是堂姐）重新熟识。
爱尔莎·爱因斯坦[450]是鲁道夫·爱因斯坦和范妮·科赫·爱因斯坦的女
儿。她既是爱因斯坦的表姐，也是他的堂姐。父亲鲁道夫是爱因斯坦的
父亲赫尔曼的嫡堂兄，曾经赞助过赫尔曼的企业。母亲范妮则是爱因斯
坦的母亲保莉妮的姐姐。（所以爱因斯坦和爱尔莎首先是表姐弟。）赫
尔曼去世后，保莉妮搬到了鲁道夫范妮那里，帮助他们料理家务。
爱因斯坦和爱尔莎小的时候，就在爱因斯坦慕尼黑的家里一起玩，
并曾在歌剧院一同体验过艺术的魅力。[451]现在，经历了结婚、离婚，
36岁的爱尔莎和两个女儿玛戈特和伊尔莎与她的父母住在同一幢公寓大
楼里。
爱尔莎与米列娃非常不同。米列娃来自异国他乡，智力出众，情绪
复杂。爱尔莎则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一般认为要好看一些。她喜欢难
以消化的德国食品和巧克力，这使她看上去像是一个富态的家庭主妇。
她的面孔与表弟有些相像，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还会越来越像。[452]
爱因斯坦正在寻找新的伴侣。他先是和爱尔莎的妹妹调情，但复活
节假期快要结束时，他决定选择爱尔莎来提供他所渴望的慰藉与关照。
他所企盼的似乎并非风流韵事，而是实打实的支持与关爱。
而对爱因斯坦充满崇敬的爱尔莎也很乐于提供这一切。爱因斯坦回
到布拉格之后，她马上给他写信一把信寄到了他的办公室而不是家里，
还建议了一种进行秘密通信的方法。“当我看到您的来信，得知您想到
一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彼此保持联系，我是多么高兴！”他回信说，“我甚
至不知道怎样告诉您，这几天我已是多么喜爱您。”爱尔莎要他将信件
销毁，他照办了。而她则终身保留着他的回信，将它们封存在一个夹子
里，并为它做了一个封套，注明“良辰佳书”（Especially beautiful letters
from better days）字样。[453]
爱因斯坦为自己和她的妹妹保拉调情表示歉意。“我很难理解，我
怎么会对她存有幻想，”他宣称，“但实际上很简单。她青春涌动，乐于
顺从。”
十年前，当爱因斯坦给米列娃写情书，赞扬他们不拘于传统的高尚
生活方式时，他很可能会把爱尔莎这类亲戚归于“平庸俗气”一类。但是
现在，在这些同样热情洋溢的信中，他表达了对爱尔莎新的激情：“我
必须爱一个人，否则生活就是悲惨的，而这个人就是您。”
爱尔莎知道如何使他就范：她取笑他受制于米列娃，断言他“怕老
婆”。正如她所料，爱因斯坦在回信中坚称自己并非如此。“不要这样看
我！”他说，“我坚决向你保证，我是个完全成熟的男子汉。或许什么时
候我有机会向您证明这一点。”
受新的爱情驱策，向往着在理论物理之都的工作，爱因斯坦渴望搬
到柏林。“不幸的是，我在柏林找到工作的机会很小。”
他向爱尔莎承认。但在访问柏林的时候，他竭尽所能为日后能在那
里任职而努力。他在笔记本上列出了他与几位重要的学术界巨头的会
面，包括科学家哈伯、能斯特和瓦尔堡等。[454]
爱因斯坦的儿子汉斯·阿尔伯特后来回忆说，1912年春天，就在自
己过完8岁生日之后，他注意到父母的婚姻正在瓦解。但是从柏林回到
布拉格之后，爱因斯坦似乎对他与表姐的新的感情纠葛产生了不安。他
一连写了两封信，试图做一了结。“如果我们屈从于我们彼此之间的感
情，就只能产生混乱和不幸。”他写信给爱尔莎。
到了月底，他的语气愈加坚定。“倘若我们形成了更密切的依恋关
系，对我们两人以及别人都不好。所以，我今天是最后一次给你写信
了，再次听从命运的安排吧。你也必须如此行事。你要知道，我说这番
话并非出于铁石心肠或缺乏感情，而是因为如你所知，我也和你一样，
绝望地背负着我的十字架（指米列娃）。” [455]
爱因斯坦和米列娃都感到，生活在布拉格的中产阶级德国人中间已
经变得令人厌倦。“这是一帮没有自然情感的人，”他告诉贝索，“他们
奇特地集自视尊贵与奴颜媚骨于一身，对自己的同事毫无善意。”那里
的水对身体有害，空气里充满了煤烟，街道上一边是炫耀卖弄的奢侈，
一边是令人悚然的悲惨景象。但最令爱因斯坦不快的还是那种虚伪做作
的阶层等级。“当我来到研究所，”他抱怨说，“一个侍者酒气熏天，点
头哈腰地说，‘您最谦卑的仆人。’” [456]
米列娃担心劣质的水、牛奶和空气正在损害着次子爱德华的健康，
因为他已经食欲不振，寝食难安。而且事实已经很明显，丈夫更关心的
是他的科学而不是家庭。“他不知疲倦地研究自己的问题；可以说他纯
粹就是为它们活着的，”米列娃对好友萨维奇说，“我不得不羞愧地承
认，在他眼里我们并不重要，处于次要地位。” [457]
于是，爱因斯坦和妻子决定回到那个他们认为能够恢复关系的地
方。
苏黎世，1912年
苏黎世联邦工学院是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的母校，他们曾在这里幸福
地读书和交流思想。1911年6月，这所学院正式升格为大学，现在的名
字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Eidgen?ss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简
称ETH），有资格授予研究生学位。如今，32岁的爱因斯坦已经在理论
物理学界享有盛名，他要想成为这里的教授应该很容易。
事实上，这种可能性一年前就已经讨论了。在搬到布拉格之前，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