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斯坦曾与苏黎世的主管部门达成协议。“我私下里曾经做过承诺，在
我接受另一个地方的聘任之前我会告诉他们，这样，如果他们觉得合
适，联邦工学院的行政部门也可以来聘任我。”他对一位邀请他到乌德
勒支大学任教的荷兰教授说。[458]
1911年11月，爱因斯坦的确收到了来自苏黎世的邀请，于是便谢绝
了乌德勒支大学的好意。但事情其实并没有完全确定，因为苏黎世的一
些教育官员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理论物理学教授是一种“奢侈”，太
占用实验室空间，而且爱因斯坦本人也不是一个好教师。
仓格尔是爱因斯坦的老朋友，在苏黎世大学做医学研究。他写信给
一位瑞士高层官员，为爱因斯坦说情：“现在一个真正的理论物理学家
是当务之需。”他还指出，这样一个职位“不需要实验室”。至于爱因斯
坦的授课才能，仓格尔的描写生动细致而又发人深省：
对于那些懒于思考的人来说，他不是一位好老师，因为这些人
只想记笔记，然后通过死记硬背来应付考试；他是个不善辞令的
人，但只要想知道如何才能诚实而深刻地提出物理学思想，如何才
能慎重地考察所有前提，如何才能看清反思中的陷阱和问题，那么
他就会发现，爱因斯坦是位一流的教师，因为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在
他的讲课中，它会促使听课的人一起思考。[459]
仓格尔写信给爱因斯坦，表达了他对苏黎世主管部门优柔寡断的愤
怒。爱因斯坦回信说：“亲爱的苏黎世人或许会……喜欢我（省略号是
原信中的）。”他要仓格尔别再关注这件事。“让联邦工学院[460]的事由
上帝做出高深莫测的判决吧。”[461]
然而，爱因斯坦并没有放弃，而是耍了个小心眼来给联邦工学院施
压。乌德勒支大学的主管部门正要把空出的职位授予另一个人一彼得·
德拜，这时爱因斯坦要他们再等一段时间。“我向您提出一个奇怪的请
求。”他写道。苏黎世联邦工学院最初似乎很想聘他，之所以急于办
理，是因为担心他会去乌德勒支。“但是如果在不久的将来，他们知道
德拜要去乌德勒支，定会热情顿消，从而使我总是心神不宁。因此我请
您把正式聘请德拜一事再等一段时间。[462]
很奇怪，爱因斯坦在母校谋职竟然需要推荐信。居里夫人写了一封
推荐信。“在布鲁塞尔，爱因斯坦先生和我一起参加了一次科学会议，
使我能够有机会欣赏他明晰的思想、见闻的广博和认识的深度。”她
说。[463]
他的另一封主要推荐信是庞加莱写的。庞加莱几乎已经提出狭义相
对论，但却没有迈出最后一步。他说，爱因斯坦是“我所见过的最有原
创性思想的人之一”。特别鞭辟入里的是他对爱因斯坦试图做激进的概
念飞跃（这是他本人所缺乏的）的描述：“我特别钦佩他适应新概念的
能力。他并不固守于经典原理，在面对物理学问题时，能够立即设想出
所有可能性。”不过庞加莱也认为（也许此时他想到的是相对论），爱
因斯坦提出的理论并不一定样样都正确。“由于他的探索沿着各个方向
进行，我们不得不预期他所走的许多道路都是死胡同。” [464]
不久，事情全都办妥了。爱因斯坦将于1912年7月返回苏黎世。他
感谢仓格尔“顶着重重困难”帮他取得了胜利，并且欢呼说：“我们又能
重新在一起了，真是幸福之至。”米列娃也很激动。她希望这次返乡能
够帮她挽回健全的心智和幸福的婚姻。离开布拉格回到故土，孩子们也
很高兴。爱因斯坦给朋友寄明信片说：“我们两个老家伙和两个小熊仔
对此十分快乐。”[465]
他的离职在布拉格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报纸上称，大学中
的反犹主义或许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爱因斯坦感到有必要发表一篇公
开声明进行澄清。他说：“尽管有这些猜测，但我并没有感到，也没有
注意到任何宗教偏见。”他还说，犹太人弗兰克被任命为他的继任者表
明，“这方面的考虑，并不是主要问题。[466]
苏黎世的生活理应非常愉快。爱因斯坦一家购置了一套六间屋子的
现代住宅，风景宜人。他们又和仓格尔、格罗斯曼等老朋友重逢了，甚
至连对手都少了一位。“凶恶的韦伯去世了，所以就个人而言，那也是
快事一桩。”针对本科时的物理教授和强硬对手韦伯，爱因斯坦这样写
道。[467]
音乐聚会又重新开始在数学教授胡尔维茨家中举行。演奏的曲目不
仅包括爱因斯坦最钟爱的莫扎特的，而且还包括米列娃最喜欢的舒曼
的。星期天的下午，爱因斯坦会带着妻儿站在门口高喊：“爱因斯坦一
家倾巢到此。”
尽管有朋友们的支持和多种娱乐方式，米列娃的抑郁仍在加深，身
体也越来越差。她得了风湿，出行困难，冬天街道结冰时就更是如此。
她不常参加胡尔维茨家的音乐会，即便出席，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愁闷。
1913年2月，为了使她能够走出家门，胡尔维茨一家打算举办一次舒曼
专场音乐会。她来了，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创痛几乎使她崩溃。[468]
显然，爱因斯坦的家庭关系已经岌岌可危，濒临瓦解。一封信成了
它所需要的催化剂。经过一年的沉寂，爱尔莎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
1914年5月，爱因斯坦在宣布“最后一次”给爱尔莎写信的同时，却
又附上了自己在苏黎世的新办公室地址。现在，爱尔莎决定向他致以问
候，祝贺他的34岁生日，附带索取一张他的照片，并请他推荐一本讲解
相对论的好书。的确，她懂得如何奉迎。[469]
“没有一本相对论的书是外行能够看懂的，”他回复说，“不过表姐
你要相对论干吗？假如有一天你碰巧来苏黎世，那么我们（不包括我妻
子，她不幸嫉妒心很重）就可以在一起愉快地散步，我将告诉你我所发
现的所有那些奇妙的事情。”接着，他更进了一步。与寄照片相比，见
一面不是更好吗？“你要想让我真正愉快，就找个时间到这里住几天
吧。” [470]
几天以后他又写信说，他已经差一位摄影师寄给她一张照片。推广
相对论的研究工作使他这段时间精疲力竭。和一年前一样，他还抱怨米
列娃给他带来了负担。“如果能够和你在一起待几天，而没有我的十字
架（指米列娃），我愿为此付出一切！”他问爱尔莎那年夏天是否会在
柏林，“我将乐意做短暂访问” 。[471]
几个月后，柏林科学界的两位巨头普朗克和能斯特带着诱人的邀请
来到苏黎世，爱因斯坦自然接待得十分殷勤。爱因斯坦在1911年索尔维
会议上的表现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一直在派人打探他是否愿
意到柏林工作。
1913年7月11日，普朗克和能斯特两对夫妇乘夜车从柏林赶到苏黎
世。他们开出的条件有三点很诱人：爱因斯坦将被选为享有崇高声誉的
普鲁士科学院的新增院士，薪水相当丰厚；他将担任一个新建的物理研
究所的所长；还将成为柏林大学教授。这真是一个大礼包，而且似乎不
需要做太多工作。普朗克和能斯特明确表示，他在大学没有硬性的教学
任务，所里也没有什么行政差事。虽然他将获得德国国籍，但仍可以保
留其瑞士国籍。
在联邦工学院那间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他们说明了来意，苦口婆
心地进行劝说。虽然爱因斯坦知道自己很可能会接受，但还是说需要花
几小时好好想一想。于是普朗克和能斯特携妻子乘缆车到附近的山里游
览。爱因斯坦恶作剧式地告诉他们，他到车站去接时将带着暗号。如果
拒绝，他会拿一朵白玫瑰（有人说暗号是一块白手帕），如果接受，则
会拿一朵红玫瑰。当普朗克和能斯特一行走出车门时，他们欣喜地发
现，爱因斯坦接受了邀请。[472]
这意味着34岁的爱因斯坦将会成为普鲁士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但
首先普朗克必须使他能够当选。普朗克起草了一封信，能斯特等人在上
面签了名。虽然像前面引用过的那样，这封信就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给
出了一些不够准确的评价，“有时候他可能思辨过了火，比如他的光量
子假说就是如此”，但通篇对他的诸多科学贡献大加赞赏。“在现代物理
学如此丰富的重要问题中，爱因斯坦几乎对每一个都有重大贡献。”[473]
爱因斯坦意识到，这些柏林人这样做是有风险的。他被选上不是因
为教学技巧（因为他将不用教课），也不是因为管理能力。虽然他一直
在发表文章和论文解释如何推广相对论，但连他本人也不清楚这项工作
是否会取得成功。“德国人正在把我当成可以获奖下蛋的母鸡，”他对一
个朋友说，“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下蛋。”[474]
爱因斯坦同样也在冒险。他和家人都很热爱现在这个城市，而且工
作稳定，收入可观。瑞士人的性格和他很对路。作为斯拉夫人，他的妻
子对一切日耳曼事物都心存厌恶。他本人也有一种类似的反感，童年时
就已扎根。对于那种具有普鲁士特色的阅兵式，少年时代的他就恐避之
不及，德国人的僵化刻板也使他厌恶。只有在科学之都得到如此礼遇，
才可能驱使他搬离此处。
在爱因斯坦看来，新的前景令人振奋，也有些可笑。“我将到柏林
任科学院院士而不承担任何义务，活像一尊木乃伊，”他写信给物理学
家雅各布·劳伯说，“我倒希望从事这样一种困难的行当！”[475]在给埃伦
菲斯特的信中他承认，“我接受这份奇特的闲职，是因为讲课常使我精
神紧张。” [476]不过，对荷兰德高望重的洛伦兹，他却表达得很严
肃：“我抵挡不住就任新职的诱惑，因为那样一来，我就可以摆脱一切
责任，全身心地投入到沉思默想之中。”[477]
当然，还有一个因素使新的工作无法抗拒，那就是能与新欢——表
姐爱尔莎在一起。他后来向朋友仓格尔承认：“你知道，她是我去柏林
的主要原因。” [478]
就在普朗克和能斯特离开苏黎世的当晚，爱因斯坦兴奋地给爱尔莎
写了一封信，描述自己被授予的“巨大荣誉”。“最晚到明年春天，我将
一劳永逸地来到柏林，”他欢呼道，“我已经在为我们即将共度的美好时
光而欢呼了！”
在接下来的一周，他又发出了两封这样的信。“一想到我将很快来
到你处，就感到欢欣鼓舞。”第一封信这样写道。几天后他又说：“不久
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让我们共同欢呼吧！”对于吸引他到柏林的几个
因素：无与伦比的科学群体，所获职位的荣耀和好处，有机会与爱尔莎
待在一起……我们不可能确切知道它们孰轻孰重，至少他对爱尔莎说主
要是因为后者。“我热切期望去柏林，主要是因为想见你。”[479]
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爱尔莎也助了他一臂之力。不久前，她曾主
动拜访了主管柏林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的哈伯，告知她的表弟可能会接
受一个柏林的职位。在听说爱尔莎的这一行为之后，爱因斯坦非常高
兴。“哈伯知道他在和谁打交道。他懂得如何评估一位友好的女性老朋
友的影响……你若无其事地去拜访哈伯是典型的爱尔莎（风格）。你没
有把此事告诉别人吧？或者你仅和自己顽劣的内心商量过？要是我能旁
观该多好！”[480]
甚至在搬到柏林之前，爱因斯坦和爱尔莎就已经开始通信，宛如一
对夫妻。爱尔莎担心爱因斯坦疲劳过度，寄给他一封长信，提醒他应该
多多锻炼和休息，注意健康饮食。他则回信说，他打算“吸烟像烟囱，
工作像骡马，饮食无所顾忌不加选择，至于散步，只有有了真正合宜的
同伴才愿意进行”。
然而，爱因斯坦明确表示，爱尔莎不要指望他会抛弃妻子。“在不
伤害她的情况下，我俩才能过得很愉快。” [481]
的确，甚至在与爱尔莎的鸿雁传情中，爱因斯坦也试图做一个真正
的居家男人。1913年暑假，他决定带妻子和两个儿子与居里夫人及其两
个女儿一同徒步旅行，穿过瑞士东南部的山脉抵达科莫湖。12年前，他
曾和米列娃在那里度过了最为激情和浪漫的时光。
然而，爱德华因患病而无法远行，米列娃留下来与朋友们一同照
看，数天之后在他们快到科莫湖时才加入。旅行期间，居里夫人曾要爱
因斯坦说出所有山峰的名字。他们也讨论科学，特别是当孩子们在别处
玩耍时。有一次爱因斯坦忽然停住脚步，抓起居里夫人的胳膊。“你知
道，我需要弄清楚的恰恰就是当升降机从空中落下时其中的乘客会怎么
样。”他指的是关于引力与加速的等效原理。居里夫人的女儿后来
说：“这样一种动人的全神贯注使他们年轻人乐不可支。[482]
随后，爱因斯坦一家去了米列娃在诺维萨德的家，还去了米列娃的
家人在卡奇（Ka )村的避暑别墅。在塞尔维亚的最后一个星期天，米列
娃独自带孩子们去受洗了。汉斯?阿尔伯特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听到
了美妙的歌声，3岁的弟弟爱德华则只顾捣乱。至于他们的父亲，倒是
显得很乐观，随后又有些茫然无措。“你知道结果如何吗？”他对胡尔维
茨说，“他们成了天主教徒。好吧，这对我来说都一样。” [483]
然而，家庭和睦的外表掩藏不住婚姻关系的恶化。在访问了塞尔维
亚之后，爱因斯坦出席了在维也纳举行的德国物理学家年会，之后独自
去了柏林。在那里他又见到了爱尔莎。“现在我有了这样一个人，一想
起她就能产生真正的愉悦，我为她而活着。”他对爱尔莎说。[484]
爱尔莎的拿手好菜成了他们通信的一个主题。这与十几年前他同米
列娃的通信和关系形成了鲜明对照。他与爱尔莎写信谈论的都是食物、
安宁、保健、喜好等居家琐事，而不是卿卿我我地分享爱情的甜美，交
流灵魂的愉悦和思想的洞见。
尽管关心着这些俗事，爱因斯坦仍然幻想着他们的关系能够免于落
入俗套。“要是在这些天中的某一天，我们能够不落俗套地操持一下家
务，那该多好！”他写道，“你还不懂得摈除奢华，崇尚简朴的生活是多
么美好！” [485]爱尔莎送给他一把梳子，他一开始还自鸣得意，认为自己
在个人打理方面已经进步不小，但很快就回到了更邋遢的样子。他半开
玩笑地告诉爱尔莎，这是为了防范庸俗和小资。这些话他也曾用在米列
娃身上，只是更为诚恳。
爱尔莎不仅希望使爱因斯坦就范，而且想嫁给他。甚至在爱因斯坦
搬到柏林之前，她就写信敦促他跟米列娃离婚。就这样，一场旷日持久
的斗争开始了，直至她最终取得胜利。但在目前，爱因斯坦还不同
意。“如果一方不掌握对方罪责的证据，”他问道，“你认为离婚很容易
吗？”虽然他不准备与米列娃离婚，但实际上已经分居，这一点爱尔莎
应当接受。“我对待妻子就像对待一个不能解雇的职员，我有自己的卧
室，避免和她单独在一起。”爱尔莎对爱因斯坦不想娶她很是沮丧，而
且担心这种不正当的关系会对她的两个女儿产生影响，但爱因斯坦坚持
说，结果最终会让人满意的。[486]
不难理解，米列娃对搬往柏林沮丧至极。在那里，她必须面对从不
喜欢自己的爱因斯坦的妈妈，还有那位表姐，此时她已经敏锐地把后者
当成了自己的对手。此外，柏林对斯拉夫人甚至还不及对犹太人宽
容。“我妻子喋喋不休地向我抱怨柏林，说害怕那边的亲友，”爱因斯坦
写信给爱尔莎，“这不无道理。”在另一封信中，在说到米列娃害怕她
时，他加了一句：“我正希望如此！”[487]
事实上，他生活中的所有女人此时都在彼此争斗——他的妈妈、妹
妹、妻子以及那位过从甚密的表姐。随着1913年圣诞节的临近，爱因斯
坦一门心思投入到了推广相对论的工作中，以此来避免家庭纠葛。这又
一次清楚地表明，科学如何把他从纯个人的事务中解救出来。“在这种
情况下，我对科学的爱愈发执着，”他告诉爱尔莎，“因为它使我从泪水
的苦海中无怨无悲地升至宁静之地。” [488]
1914年春，就在他们搬往柏林前夕，爱德华患上了中耳炎，米列娃
带他到阿尔卑斯山的一处度假胜地疗养。“这也有好的一面。”爱因斯坦
对爱尔莎说。他将独自去柏林，而且“为了尽情享受这一刻”，他决定逃
开巴黎的一次会议，从而早点到达。
在快要离开苏黎世时，一天晚上，他和米列娃去胡尔维茨家出席了
一场告别音乐会。为了让米列娃高兴起来，演出曲目又一次突出了舒曼
的，但没有奏效。她独自坐在角落里沉默不语。[489]
柏林，1914年
1914年4月，爱因斯坦迁入了位于柏林市中心以西的宽敞新居，这
是米列娃到柏林过圣诞节时挑选的。在爱德华的中耳炎有所好转之后，
她4月底来到柏林。[490]
爱因斯坦超负荷的工作和精神压力使他的家庭生活更加紧张。他已
经开始了一项新的工作（实际上是三项新的工作）还要时断时续地努力
推广他的相对论，将它与引力理论结合起来。例如，刚到柏林的4月
间，他与朋友埃伦菲斯特频繁通信，讨论如何计算磁场中旋转电子所受
的力。他根据这样的条件提出了一种理论，后来意识到它是错的。“天
使露出了一半尊容，”他对埃伦菲斯特说，“进一步揭开时，一个魔鬼显
现了出来，我跑掉了。”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对柏林生活的评论（实际情况也许超出了他所
要表达的意思）。“我真的很喜欢当地的亲戚们，”他说，“特别是一位
和我年纪相仿的表姐。” [491]
4月底，米列娃到达柏林。来访的埃伦菲斯特觉察到她的忧郁和对
苏黎世的思念。爱因斯坦却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他有一种印象认
为，家庭占用了他太多的时间，他有责任完全专注于工作。”儿子汉斯·
阿尔伯特后来这样回忆灾难性的1914年春天。[492]
夫妻关系涉及一些最神秘的自然力量。有很多闲言碎语，但都很难
证实。爱因斯坦曾多次向他的朋友——特别是贝索夫妇、哈伯夫妇和仓
格尔夫妇——痛心疾首地说，他们将会见证他的婚姻破裂，尽管他自己
无疑负有责任。
也许需要责备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婚姻的破裂是一个盘旋下行的
螺线。在感情上，他已经变得内向而孤僻，米列娃则变得更加冷漠和阴
郁，双方互相影响。爱因斯坦通过投入到工作中来避免个人感情的伤
痛，米列娃则苦于个人梦想的破灭，愈发怨恨丈夫的成功。她的嫉妒使
她对任何与爱因斯坦亲近的人都心生敌意，甚至是他的妈妈（感情是相
互的）和朋友。在一定程度上，她那不信任的性情固然是由爱因斯坦的
冷漠引发的，但它本身也是一个原因。
搬到柏林之后，米列娃至少与萨格勒布的一位数学教授弗拉基米尔
·瓦里查克保持着暧昧关系，后者曾经挑战过爱因斯坦对狭义相对论应
用于旋转圆盘的解释。爱因斯坦对这一情况心知肚明。“他与我的妻子
关系暧昧，不能因此而怨恨他们中的任何一方，”他6月给仓格尔写信
说，“它只能使我愈加痛苦地感到孤独。”[493]
到了7月，尘埃开始落定。在这场纷争中，米列娃和两个儿子搬到
了哈伯的住处。哈伯曾经招聘过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办公室所在的研
究所就是由他负责的。哈伯本人的家庭就很不幸。他的妻子克拉拉反对
哈伯参战，因斗争无果而于一年后自杀。不过目前，克拉拉是米列娃在
柏林唯一的朋友。随着爱因斯坦夫妇的冲突渐趋公开，哈伯成了他们的
调解人。
7月中旬，爱因斯坦通过哈伯夫妇向米列娃发出了一份残忍的最后
通牒，期望停火。这是一份令人惊讶的合同，爱因斯坦冷峻的科学方
法、个人的敌意以及感情的疏远在其中表露无遗。全文如下：
条件
A.你负责：
1）保管好我的各种衣物；
2）把我的一日三餐在我的房间里定时安排好；
3）我卧室和书房的整洁，尤其是写字台供我独用。
B.你放弃与我的一切个人关系——只要不是出于某些社会原因
而必须保持这种关系。你尤其要放弃以下要求：
1）在家里要我和你坐在一起；
2）要我与你一起外出或旅行。
3）在你我关系方面，你要遵守以下内容：
1）不要期望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亲密举动，也不能给我任何指
责；
2）对我讲话时，如果我提出要求，你要立即停止；
3）如果我提出要求，你必须立即离开我的卧室或书房，不得
顶嘴。
D.答应不当着我们孩子的面以言语或动作贬低我。[494]
米列娃接受了这些条款。当哈伯转达了她的回应之后，爱因斯坦又
给她写了一封信，“以便你完全明白目前的形势”。之所以准备重新住在
一起，是“因为我不愿失去孩子们，也不愿他们失去我”。“和睦的”关系
是不大可能达成了，但他还是打算保持一种“事务性的”关系。“个人方
面必须缩小到很小一个范围，”他说，“不过我为此向你保证，我会以恰
当的态度对待你，就好像我面对的是一个陌生女人。”[495]
直到这时米列娃才意识到，他们的关系已经无法挽回。他们于一个
星期五到哈伯家会合，花了三小时拟出了一份分居协议。爱因斯坦同意
每年给米列娃和孩子们提供5600马克，这只占其基本工资的一半。哈伯
和米列娃到律师那里签订这份协议；爱因斯坦并没有同往，而是让从的
里雅斯特赶来的朋友贝索代表他。[496]
爱因斯坦从哈伯家出来，径直到了爱尔莎的父母（也是他的姨妈和
姨父）家。由于外出参加晚宴，他们很晚才回到家。他们得知这一消息
时“心里有些不悦”，但还是让他住下来了。此时，爱尔莎和两个女儿正
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区避暑，爱因斯坦写信给她说，他现在正睡在楼
上她的床上。“真是奇怪，使人觉得这般困惑，”他告诉爱尔莎，“这张
床与别的床没有什么不同，就好像你从未躺在上面睡过一样，但我觉得
它很舒服。”此前爱尔莎曾邀请他到阿尔卑斯山来看她，但他说他不
能，“因为担心再次破坏你的名声” 。[497]
他向爱尔莎保证，离婚已经箭在弦上，并称这是为她做的“一种牺
牲”。米列娃将会搬回苏黎世照看两个儿子。当他们来看望父亲时，会
在一个“中性地带点”，而不会在他与爱尔莎的住处见面。“这很合
理，”爱因斯坦向爱尔莎承认，“因为让孩子们看到他们的爸爸和一个并
非他们妈妈的女人在一起是不合适的。”
与孩子们分开使爱因斯坦心痛万分。他表现得好像对个人感情很超
脱，有时也的确如此。但每当他想起儿子们不在身边的生活时，就会变
得很动情。“倘若我的感受不是如此，那我就真是个怪物，”他对爱尔莎
说，“我曾经在无数个日日夜夜抱着这两个孩子，或者用婴儿车推着他
们到处走，同他们游戏，爬上爬下，嬉戏逗乐。以前我一出现他们便要
欢呼，小儿子直到现在也还会欢呼，因为他太小了，不可能明白眼前的
情况。现在他们将一去不复返了，而在他们的脑海里，父亲的形象正在
被销蚀！” [498]
1914年7月29日早上，在贝索的陪同下，米列娃和两个孩子登上了
开往苏黎世的火车，离开了柏林。哈伯和爱因斯坦去了火车站。整个下
午和晚上，爱因斯坦“像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对一个自得于回避个人
事务的人来说，这一瞬间充满了痛楚。感情深厚的他曾经疯狂地爱上了
米列娃，并且培养了与孩子们的亲情。这是他成年后极少数几次哭泣中
的一次。
第二天，他看望了母亲保莉妮，心里好受了一些。保莉妮从来没有
喜欢过米列娃，对她的离去很高兴。“哦，要是我们可怜的爸爸能够亲
眼见到就好了！”保莉妮在谈到分居时说。保莉妮甚至说她对爱尔莎很
满意，尽管她们偶尔有过不和。爱尔莎的母亲（保莉妮的姐姐）和父亲
似乎也对事情的了结感到高兴，只是同时也表达了不满，即爱因斯坦对
米列娃在经济上过于大方了，这意味着留给他和爱尔莎的收入要“少一
些”。[499]
整个事件使爱因斯坦精疲力竭，他决定不准备再婚了，尽管一个多
星期前他曾对爱尔莎说过相反的话。这样他不必正式离婚，这是米列娃
强烈反对的。这个消息使正在度假的爱尔莎“失望之至”。爱因斯坦试图
打消她的疑虑。“对我而言，除你之外再也不存在另一位女性，”他写
道，“我之所以会对结婚一再望而却步，并非因为我缺少真正的感情！
我是不是对舒适的生活、对漂亮的家具、对自己招来的憎恨，甚或对变
成某种贪图安逸的中产阶级感到恐惧？我自己都不清楚。不过你会看
到，我将永远忠实于你。”
他坚称，她不应当因为与一个不与她结婚的男人为伍而感到羞耻，
或者让人可怜她。他们将在一起散步，并且相互支持。如果她能付出更
多，他将心存感激。但不结婚将使他们不致沧为“贪图安逸的中产阶
级”，防止他们的关系“变得平庸乏味”。在他看来，婚姻只能起限制作
用，这是他本能抗拒的。“我高兴的是，我们之间温情脉脉的关系不必
堕落为小市民的庸俗习气。” [500]
曾几何时，作为灵魂伴侣的米列娃恰恰能够对这种不拘于传统的观
点产生共鸣。爱尔莎不是这样的人，吸引她的是一种舒适安逸的生活，
婚姻也是如此。不结婚的决定她可以接受一时，但不能接受一世。
与此同时，爱因斯坦与米列娃就各个方面展开了拉锯战，比如钱、
家具以及据称米列娃向孩子们灌输的对他的“恶语中伤”。[501]而在他们
周围，一个链式反应正在将欧洲拖入历史上最不可理解的血战之中。
毫不奇怪，爱因斯坦通过投入科学来回应所有这些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