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1921
纽约城的车队，1921年4月4日
纽带
在相对论得到证实之后，爱因斯坦为伦敦的《泰晤士报》写了一篇
文章。他在文中调侃道，要是相对论搞砸了，德国人肯定会把他当成瑞
士的犹太人，而不再认为是自己的同胞。这种说法很有点先知先觉的味
道。那时爱因斯坦已经感觉到了这种令人不快的气氛。在同一周写给好
友埃伦菲斯特的信中，他描述了德国当时的情况。“这里的排犹情绪非
常浓厚，”他写道，“下一步会如何发展呢？” [758]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反犹主义开始抬头，这使得爱因斯坦更
加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犹太血统和归属。在当时，像哈伯这样的德国
犹太人是一个极端，他们竭尽全力使自己同化，甚至阪依基督教，还劝
说爱因斯坦也这样做。但爱因斯坦的做法完全相反，他刚一成名便投身
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虽然他从未正式加入过任何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也没有因此而隶属于任何犹太教会，或在犹太会堂做礼拜，但他赞成在
巴勒斯坦修建犹太人定居点，为全体犹太人的民族认同而奔走，为抵制
同化主义的影响而奔走。
1919年年初，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在
柏林拜访了爱因斯坦，请求他的帮助。“他带着天真的神情向我发
问。”布卢门菲尔德回忆说。爱因斯坦的疑问包括：以犹太人在精神和
智力上的禀赋，为什么要去建立一个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民族主义难
道不恰恰是问题，而不是问题的解决吗？
爱因斯坦最终还是被说服了。“从做人的态度上讲，我反对民族主
义，”他宣称，“但作为犹太人，我从今天开始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努
力。” [759]他还提议在巴勒斯坦新建一所犹太人的大学，这就是后来耶路
撒冷的希伯来大学。
既然不再坚持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都是坏的，他自然会更加热情地
拥护犹太复国主义。“一个人可以既是国际主义者，同时又关心其部族
成员，”他1919年10月给一位朋友写信说，“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于我心有
戚戚……我很高兴地球上能有一小块土地，在那里我们的同胞兄弟不再
被视作异己。” [760]
由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爱因斯坦与民族同化论者产生了不和。
1920年4月，一个强调效忠于德国的组织“犹太教德国公民中央协会”邀
请他在会议上发表讲演。爱因斯坦指责他们企图脱离那些更为穷苦和寒
酸的东欧犹太人。“‘雅利安人’可能尊重这种持骑墙态度的人吗？”他斥
责道。[761]
仅有私下里的拒绝还不够，爱因斯坦感到有必要再写一篇文章，公
开抨击那些只谈“宗教信仰，不谈部族联系” [762]以求顺应的人。他特别
嘲笑了那种企图“通过几乎放弃犹太人的一切来克服反犹主义”的“同
化”方法。这种做法不仅从未取得过成效，而且“在非犹太人看来也显得
可笑”，因为犹太人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反犹主义的心理根源在于
犹太人自成一体这样一个事实，”他写道，“其犹太特性显示在他们的身
体外貌上，人们在其思想成果中看到了他们的犹太遗产。”[763]
那些实行和鼓吹同化的犹太人往往会扬扬自得于他们的德国或西欧
血统。当时（以及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他们不太瞧得起来自俄国和
波兰等国的东欧犹太人，因为这些人看上去不够文雅和有教养，同化程
度也不深。尽管爱因斯坦是德国犹太人，但他仍然惊诧于这些与他出身
相同的人竟然会“在西欧犹太人与东欧犹太人之间划分明确的界限”。他
认为，这种做法注定会对所有犹太人产生不利影响，因为它所基于的区
分并不真实。“东欧犹太人中间潜藏的巨大才能和生产力，足以与西欧
犹太人的较高文明相媲美。” [764]
爱因斯坦甚至比同化论者更为敏锐地认识到，反犹主义并非源于理
性。“在今天的德国，对犹太人的仇恨已经表现得有些骇人。”他在1920
年年初写道。问题部分出在通货膨胀正在失去控制。德国马克在1919年
年初的价值为12美分，这虽然只抵得上战前价值的一半，但尚在可控范
围之内。而到了1920年年初，1马克仅值2美分，而且还在逐月贬值。
不仅如此，战争的失败一直让人觉得脸上无光。德国损失了600万
人，换来的却是割让占一半自然资源的土地以及所有海外殖民地。许多
自命不凡的德国人相信，这一定是因为有人出卖。战后成立的魏玛共和
国虽然得到了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以及像爱因斯坦这样的犹太人的
支持，却遭到了大多数旧势力甚至是中产阶级的鄙视。
有一个群体最容易为人所不容。他们被视为一股恶势力，最应该对
这种高傲的文化所面临的屈辱负责。“人们需要一只替罪羊，于是便归
咎于犹太人，”爱因斯坦指出，“他们是本能怨恨的发泄目标，因为他们
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部族。”[765]
魏兰德、勒纳德和反相对论者
正如阿莫斯·埃隆在其《一切之憾》（ The Pity of It All）中所指出
的，当时德国艺术和思想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各个领域的犹太
资助者和先驱者。在科学领域尤其如此。弗洛伊德指出，犹太科学家所
取得的成功部分在于他们“创造性的怀疑论”，这源自于他们的局外人本
性。[766]那些犹太同化论者没有看到，许多被他们当作同胞的德国人其
实视他们为异类，或如爱因斯坦所说，把他们看成“一个不同的部族”。
1920年夏，爱因斯坦第一次与这种反犹主义公开发生冲突。正在接
受培训的工程师、臭名昭著的德国民族主义者保罗·魏兰德，成了一个
有政治野心的辩论家。他是一个右翼民族主义政党的激进分子，该党在
1920年的正式纲领中誓言“削弱犹太人在政府和公众中日益显著的影
响”。[767]
魏兰德意识到，爱因斯坦作为一个知名度极高的犹太人，已经招致
了怨恨和嫉妒。他的相对论也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包括一些科学家在
内的许多人都不满于它，因为它似乎颠覆了绝对性，而且建立在抽象的
假说而非牢靠的实验基础上。魏兰德发表文章谴责相对论是“一场大骗
局”，还成立了一个由乌合之众组成的团体（然而资金却很充足#并给它
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德国科学家维护科学纯洁研究小组”。
加入魏兰德队伍的还有一位名头不大的实验物理学家恩斯特·格尔
克。多年来，他一直在猛烈攻击相对论，不过更多是出于恶意，而不是
为了真理。他们的小组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犹太性”屡次进行人身攻
击，还在全德国组织了一系列会议，包括8月24日在柏林爱乐音乐厅举
行的一次大型集会。
魏兰德第一个发言。他以一个蛊惑民心的政客所特有的腔调，指责
爱因斯坦“对其理论和名声大肆吹噓”。正如爱因斯坦的同化论者朋友所
警告的，无论如何，爱因斯坦对哗众取宠的嗜好正在给他惹来麻烦。魏
兰德说，相对论是一场骗局，是靠剽窃发家的。格尔克也照本宣科讲了
类似的话，只不过多了几分技术性。《纽约时报》报道说，这次会
议“带有明显的反犹主义色彩” 。[768]
在格尔克讲话时，听众席中传来一阵骚动：“爱因斯坦，爱因斯
坦。”他也赶来观看了表演，并且无所顾忌地嘲笑这场闹剧。正如好友
弗兰克所指出的：“他总喜欢关注周围世界发生的事情，宛如剧场里的
一名观众。”他和化学家朋友能斯特坐在听众席中，不时发出爽朗的笑
声，称整场表演“有趣极了”。[769]
当然，他并不是真的觉得有趣，甚至还一度考虑搬离柏林。[770]三
天后，义愤填膺的爱因斯坦即以《柏林日报》（这是犹太人朋友办的一
份自由派报纸）头版的一篇言辞激烈的骂文作为回应，这着实是一种战
术性错误。“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两位演讲者都不值得我动笔去回
应。，他说。但接下来，他并没有将这种认识真正贯彻下去。格尔克和
魏兰德并未在演说中公开反犹，也没有公然批判犹太人，但爱因斯坦声
称，“假如我是德国的民族主义者（无论是否戴‘卐’字徽），而不是犹太
人”，他们就不会攻击他的理论。[771]
爱因斯坦的文章主要驳斥了魏兰德和格尔克，但同时也攻击了一个
更著名的物理学家。后者当时并不在场，但支持过反相对论运动。他就
是勒纳德。
勒纳德曾是光电效应领域具有开创性的实验物理学家，获得过1905
年的诺贝尔奖。爱因斯坦一度仰慕过他。“我刚刚读了勒纳德写的一篇
出色论文”爱因斯坦1901年给米列娃写信说，“读罢这篇美文，我心中充
满了幸福和喜悦，一定要和你分享其中的快乐。”爱因斯坦1905年发表
第一批重要论文之后，两人曾经写过一些惺惺相惜的信，那篇光量子论
文还提到了勒纳德的名字。[772]
但是作为一名狂热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勒纳德变得越来越仇恨英国
人和犹太人。他鄙视爱因斯坦的理论所获得的知名度，攻击相对论
的“荒谬”之处。魏兰德会议上散发的小册子上俨然就印有他的名字。作
为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曾经在幕后活动，试图阻止爱因斯坦得奖。
由于勒纳德没有在柏林爱乐音乐厅的集会上露面，而且他对相对论
发表的批评是学术腔调，爱因斯坦本来不需要在报纸上攻击他。但他还
是这样做了。“我钦佩作为实验物理学大师的勒纳德，但他在理论物理
学中并没有做出什么出色的成就，对广义相对论的反驳也是非常肤浅
的，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没有必要做出回应，”他写道，“现在我想弥补一
下。” [773]
爱因斯坦的朋友们公开声援他。劳厄和能斯特等人发表了一封信，
并不十分准确地说：“任何一个有幸接近爱因斯坦的人都知道……在对
哗众取宠的厌恶上，没有人能够超过他。” [774]
然而在私下里，朋友们都吓坏了。爱因斯坦已经被触怒，对那些本
不值得亲自回应的人公开表达愤慨，从而招致了更多令人不快的名声。
曾经公开指责他对家庭处理不善的玻恩的妻子海德维希，现在说他“不
应按捺不住情绪，做出这一相当不幸的回应”，并认为他应当对“寂寥的
科学殿堂”显示出更多的尊敬。[775]
埃伦菲斯特说得更加严厉。“我妻子和我绝对无法相信你在文章中
写了这样一些话，”他说，“如果它们果真是你本人所写，这证明这些该
死的猪猡终于成功地扰乱了你的灵魂。我非常强烈地敦促你不要再就此
话题向公众这头贪婪的野兽多说一个字。” [776]
爱因斯坦有些懊悔。“请不要对我太过苛责，”他给玻恩夫妇回信
说，“在愚蠢这座祭坛上，有时任何人都要做出牺牲，以取悦神人。我
是以我的文章做出牺牲的。” [777]但他并未就自己的抛头露面道歉，“如
果我想待在柏林，就不得不这样做。在柏林，每一个孩子都能从照片上
认出我来，”他告诉埃伦菲斯特，“如果一个人是民主主义者，他就必须
也给人以民主的权利。” [778]
不用说，勒纳德对爱因斯坦的这篇文章暴跳如雷。他坚持要爱因斯
坦道歉，因为他并没有参与反相对论集会。德国物理学会主席索默菲试
图从中调停，他敦促爱因斯坦“给勒纳德写一些安抚之辞” 。[779]但爱因
斯坦拒绝妥协。勒纳德最终变本加厉地公开反犹，成为一名纳粹。
（这件事有一个奇特的结局。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爱因斯坦档案中
解密文件的说法，1953年，一个穿着考究的德国人走进了迈阿密的联邦
调查局办公室，声称有消息指出，爱因斯坦曾经在1920年8月《柏林日
报》的一篇文章中承认过自己是共产主义者。这位热心的通报者不是别
人，正是魏兰德。在全世界行骗多年之后，他到了迈阿密，正试图移民
美国。J.埃德加·胡佛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正苦于无法证明爱因斯坦是共产
主义者，便开始着手调查。三个月后，联邦调查局终于找到了那篇文章
并做了翻译，但其中并无任何关于爱因斯坦是共产主义者的内容。不
过，魏兰德还是得到了美国国籍。）[780]
因反相对论集会而引发的公开交火激起了人们对9月底将在温泉小
城巴特瑙海姆（Bad Nauheim）召开的德国科学家年会的兴趣。爱因斯
坦和勒纳德都会参加这次会议。爱因斯坦还在那篇报纸文章的结尾宣
布，根据他的建议，届时将举行一场关于相对论的公开辩论。“任何敢
于直面科学讨论的人都可以在那里提出他的反驳”，这话显然直指勒纳
德。
在巴特瑙海姆为期一周的会议中，爱因斯坦和玻恩待在20英里以外
的法兰克福，两人每天乘火车前往这座疗养胜地城市。9月23日下午，
期盼已久的爱因斯坦与勒纳德的决战终于打响。爱因斯坦忘了带笔，于
是向邻座借了一支铅笔，边听勒纳德说话边做笔记。
会议由普朗克主持，他的威仪和抚慰人心的话语使得会上没有出现
任何人身攻击。勒纳德对相对论的反驳与许多非理论家如出一辙。他
说，相对论的基础是方程而不是观察，它“违反了一个科学家单纯的良
知”。爱因斯坦回复说，什么东西“看起来显然”因时代而变，即使伽利
略的力学也不例外。
这是爱因斯坦与勒纳德的首次会面，但他们没有握手，也没有交
谈。尽管官方的会议记录里没有记载，但爱因斯坦显然一度失去了镇
定。“爱因斯坦忍不住做了刻薄的回应。”玻恩回忆说。几周以后，爱因
斯坦给玻恩写信保证，他以后不会“再像在巴特瑙海姆那样激动
了”。[781]
最后，普朗克以一个勉强的玩笑结束了会议，以免酿成更大的冲
突。“非常遗憾，鉴于到目前为止相对论没有办法延长本次会议所需的
绝对时间，”他说，“现在必须暂时休会了。”第二天报纸上没有什么特
别报道，反相对论运动暂时平息下去了。[782]
至于勒纳德，则疏远了原先那个怪异的反相对论组织。“不幸的
是，魏兰德原来是个骗子”，他后来说。但他对爱因斯坦的憎恶并没有
减少。在巴特瑙海姆的会议之后，他愈发激烈地攻击爱因斯坦和“犹太
科学”。他鼓吹创建一种“德意志物理学”，将德国物理学中的犹太流毒
肃清。在他看来，首当其冲的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及其理论的、非实
验的抽象方法，以及它拒斥绝对、秩序和必然性的（至少在他看来的）
相对主义味道。
过了几个月，1921年1月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慕尼黑政客接过了
话题。“曾经是我们最大骄傲的科学，如今却由犹太人来教授。”希特勒
在一篇报纸辩论中写道。[783]甚至大西洋对岸也激起了波澜。那年4月，
由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主办的带有强烈反犹色彩的《狄堡独立周刊
（ Dearborn Independent）在头版上方打出了大标语——“爱因斯坦是剽
窃者吗？”它责问道。[784]
爱因斯坦在美国，1921年
1921年春，爱因斯坦的盛名和萌发的犹太复国主义因一件特殊的事
情而融合到了一起。这件事情不仅在科学史上独一无二，而且在任何方
面都很引人注目，那就是一连两个月在美国东部和中西部巡游，激起了
大众和媒体的狂热追捧，那种场面连巡演的摇滚明星都会为之震撼。历
史上从未出现过（也许今后也不会再出现）这样一个超级科学巨星，同
时也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道主义偶像和犹太人的在世守护神。
一开始，爱因斯坦是想通过初访美国挣到一些价值坚挺的货币，以
补贴瑞士家用。“我向普林斯顿（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索取了
15000美元，”他告诉埃伦菲斯特，“这也许会让他们打退堂鼓。但如果
他们真的上钩，我会换来经济上的独立一这倒不是什么让人嗤之以鼻的
事情。”
美国大学并没有上钩。“我要价太高了”，他反馈给埃伦菲斯
特。[785]于是到了1921年2月，他制订了另一种春季计划：他将在布鲁塞
尔举行的第三届索尔维会议上提交一篇论文，并应埃伦菲斯特之邀在莱
顿做若干场讲演。
就在这时，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布卢门菲尔德又一次登
门拜访了爱因斯坦。两年前，布卢门菲尔德曾经拜访过爱因斯坦一次，
希望他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这一次他带来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
组织主席哈伊姆·魏茨曼发来的一份电报邀请（或许也是一份指令）。
魏茨曼是一个杰出的生物化学家，曾经从俄国移民到英国。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他发明了一种可以更有效地制造炸药的细菌方法，从而
帮助了英国。那时他在时任海军部首任司令的前首相阿瑟·詹姆斯·贝尔
福手下工作。后来贝尔福当上了外交大臣，他帮助说服贝尔福签署了著
名的1917年宣言，在这份宣言中，英国誓言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
立民族家园”。
魏茨曼在电报中邀请爱因斯坦一起到美国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
定居点，特别是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来大学筹款。布卢门菲尔德读完电
报后，爱因斯坦先是拒绝。他说他不是一个演说家，借他的名气使人投
身这一事业是“不足取的”。
布卢门菲尔德没有争辩，他只是重新朗读了一遍魏茨曼的电
报。“他是我们组织的主席，”布卢门菲尔德说，“如果您认真看待您对
犹太复国主义态度的转变，我就有权以魏茨曼博士的名义请您跟他一道
到美国。”
“您说得很对，很有说服力，”爱因斯坦的回答令布卢门菲尔德“无
限惊异”，“我明白，遇到这种情况，我只有接受这个邀请。”[786]
爱因斯坦的回答的确让人惊讶。他本来已经答应要去参加索尔维会
议，并且在欧洲做演讲。他表示自己不喜欢被公众注意，而且那个脆弱
的胃也已使他不愿再做旅行。再者，他不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对民族
主义的反感使他不能成为一个纯粹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但是现在，他的做法却违反了他的本性：基于所感受到的与他人的
纽带和承诺，接受一个权威人物的含蓄命令。为什么？
爱因斯坦的决定表明，他的生活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广义相对论完
成和得到证实之前，他几乎全身心地投身于科学，甚至连他的个人、家
庭和社会关系都不予考虑。但在柏林，他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犹太人身
份。盛行的反犹主义使他感到，他与犹太民族的文化和共同体有着更深
的甚至是密不可分的联系。
于是在1921年，他不是改变了信仰，而是改变了承诺。“实际上，
我正在尽我一切所能为我的同胞兄弟服务，他们在各地的处境太糟糕
了。”他给索洛文写信说。[787]除科学以外，这将成为他最重要的有决定
性意义的事业。正如他在晚年拒绝担任以色列总统以后所指出的：“我
与犹太民族的关系已经成为我最牢固的人性纽带。” [788]
有一个人不仅对爱因斯坦的决定感到震惊，而且深感沮丧，那就是
他在柏林的朋友兼同事——化学家哈伯。他已经脱离了犹太教，尽心尽
力地同化自己，以显得像一个真正的普鲁士人。与其他同化论者一样，
他也担心（这是可以理解的）爱因斯坦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要求下访
问敌国会加剧一个信念，即犹太人脚踩两只船，不是优秀的德国人。
不仅如此，哈伯还对爱因斯坦打算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战后第一
届索尔维会议感到不安。会议没有邀请其他德国人，爱因斯坦的与会被
视为德国回到更大的科学共同体的关键一步。
“这个国家的人民会认为你这种做法证明了犹太人的不忠，”哈伯在
听说爱因斯坦决定访美时写信说，“你肯定会牺牲在德国大学信仰犹太
教的教授和学生赖以生存的孱弱基础。”[789]
哈伯写下这封亲笔信之后，爱因斯坦当日便做出回复。他不赞同哈
伯把犹太人看成“信仰犹太教”的民族，而是再次主张犹太人的身份认同
必须涉及种族纽带。“尽管我自认为是国际主义者，但我一直感到有义
务去维护我那些遭受迫害和精神折磨的部族同伴，”他说，“特别是正在
筹建的犹太人大学使我充满了喜悦，最近我看到了太多对杰出的年轻犹
太人不仁不义的对待，企图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790]
就这样，1921年3月21日，爱因斯坦夫妇从荷兰第一次前往美国访
问。为了显得不张扬和节省花销，爱因斯坦说他愿意乘统舱旅行。这一
要求没有得到批准，他还是被安排到了特等舱。他还要求给他和爱尔莎
单独安排房间，无论在船上还是在宾馆，以使他能够在旅行过程中工
作。这一要求被批准了。
从各种说法来看，这是一次愉快的大西洋之旅。在此期间，爱因斯
坦试着给魏茨曼解释相对论。到达美国之后，在被问及是否懂得相对论
时，魏茨曼幽默地说：“在途中，爱因斯坦每天都向我解释他的理论，
抵达这里之后，我才确信他是真懂。” [791]
4月2日下午，船停靠在曼哈顿下城的炮台公园。爱因斯坦站在甲板
上，身穿一件褪了色的灰色羊毛外套，头戴黑色毡帽，微微露出已经泛
白的头发。他一手拿着锃亮的欧石南根烟斗，一手拎着破旧的琴
匣。“他看上去像是一个艺术家，”《纽约时报》报道说，“但在他蓬乱
的头发下面是一个科学的头脑，他的理论已经震惊了欧洲最有才华的知
识分子。” [792]
得到获准之后，数十位记者和摄影师一齐冲到船上。犹太复国主义
组织的新闻官告诉爱因斯坦，他需要开一场新闻发布会。“我不能这样
做，”他抗议说，“那就像在众人面前脱衣服。”[793]不过当然，他并非真
的不能，也的确这样做了。
摄影师和新闻制片人先是要他和爱尔莎在将近半小时的时间里摆出
各种姿势，他一一照办了。之后，他到船长室制作关于他的第一份新闻
简报，把自己打扮成像是一个机智幽默、魅力无穷的大城市市长。此
时，他表现出的更多是喜悦而非勉强。《费城公众纪录报》
（ 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的记者写道：“从他爽朗的笑声可以听
出，他在享受这一切。” [794]向他提问的人也很享受。整场表演妙语连
珠，回答言简意赅，爱因斯坦注定会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也就不足为
奇了。
借助于翻译，爱因斯坦说他希望“确保美国犹太人在物质和精神上
支持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但记者们对相对论更感兴趣。第一个提
问者请他用一句话来描述相对论，这种问题爱因斯坦几乎在每一次旅行
时都会碰到。“我一直想用一本书来讲清楚它，”他答道，“他却想让我
用一句话来说！”禁不住一再追问，他用简洁的语言给出了一般看
法：“它是一种关于物理学的时空理论，能够导出一种引力理论。”
他对那些攻击他的理论的人有何看法？“任何懂得它的人都不会反
对我的理论，”他回答说，“那些反对相对论的物理学家是受到了政治动
机的蛊惑。”
什么政治动机？“他们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反犹主义。”他答
道。
最后，翻译宣布会议结束。“好吧，我希望我已经通过了考试。”爱
因斯坦微笑着说。
他们离开前，有人问爱尔莎是否懂相对论。“哦，我不懂，虽然他
曾经多次向我解释，”她答道，“但这对我的幸福不是必需的。” [795]
当市长和其他政要引领爱因斯坦上岸时，已经有数千人和犹太笛鼓
军乐队在炮台公园等候。犹太人的蓝白旗四处挥舞，人们唱起《星条旗
永不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圣歌《希望之歌》（ Hatikvah）。
爱因斯坦夫妇和魏茨曼夫妇打算直接到市中心的康莫多旅馆
（Commodore Hotel）下榻，而他们的车队却蜿蜒驶过下东城的犹太人
区。“每一辆汽车都有喇叭，每一个喇叭都在鸣响”魏茨曼回忆说，“到
达康莫多旅馆时已经大约11点半了，我们疲惫不堪，又饿又渴，头晕眼
花。” [796]
第二天，拜访爱因斯坦的人络绎不绝。他又一次举行了媒体见面
会，正如《泰晤士报》所说，他给人留下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亲切印
象”。有记者问，为什么他会如此强烈地吸引公众，他说自己也很困
惑。也许心理学家能够解释为什么大体上不关心科学的人会对他如此感
兴趣。“这似乎与心理病理学有关。”他笑称。[797]
在那一周的晚些时候，官方在市政厅为魏茨曼和爱因斯坦举行了欢
迎仪式。一万名激动的观众聚集在公园聆听他们的讲演。魏茨曼得到了
礼节性的掌声，而一言未发的爱因斯坦却获得了“雷鸣般的欢呼”。“爱
因斯坦博士离开时，被同行们举上肩膀，扛进了汽车，”《纽约晚邮
报》报道说，“汽车凯旋般地穿过游行队伍，到处是挥舞的标语，欢呼
声响彻云霄。” [798]
来康莫多旅馆拜望爱因斯坦的客人中有一位从德国移民过来的医
生，名叫塔尔梅，他以前在慕尼黑上学时的名字叫塔尔穆德。他曾经第
一次使小爱因斯坦接触到数学和哲学，他不确定这位著名的科学家是否
还记得他。
爱因斯坦当然记得他。“我们已经有19年没有见过面或写过信
了，”塔尔梅后来写道，“然而我一走进他的房间，他就惊呼：‘你永远
是那么年轻！’”[799]他们聊起了昔日在慕尼黑度过的时光以及此后的人
生道路。访问期间，爱因斯坦多次与塔尔梅见面。临行前，他还到塔尔
梅的寓所看望了他的女儿。
虽然爱因斯坦讲他那些深奥的理论时使用的是德语，而且当魏茨曼
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定居点筹款时并不作声，但无论他出现在纽约的任
何地方，都会人满为患。“大都会歌剧院里的每一个座位，从乐队席到
天花板下的最后一排都坐满了人，此外还有几百人站着。”《泰晤士
报》说。关于那一周的另一场讲演也有类似的报道：“虽然他讲的是德
语，但大家都急于目睹这个为科学宇宙观贡献了一种新的时空理论的
人，整个剧场内座无虚席，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 [800]
在纽约做了三周的讲演和访问之后，爱因斯坦去了华盛顿。只有住
在华盛顿的人才能猜到，参议院为什么会决定就相对论展开辩论。断言
相对论无法理解的领导人有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人伯依斯·彭罗斯以
及将于一年后退休的密西西比州的民主党人约翰·夏普·威廉斯。前者的
名言是：“舆论是一个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后者则说：“我宁愿做一条
狗在月亮上汪汪乱叫，也不愿在参议院再待六年。”
在国会大厦的众议院一边，纽约州议员金德里德建议在《国会记
录》中加入对爱因斯坦理论的解释。马萨诸塞州的戴维·沃尔什表示反
对。金德里德懂相对论吗？“我花了三个星期认真研究这种理论，”他回
答说，“现在已经初见成效。”但有人问他，这与国会事务有何干
系？“它也许会影响我们将来就人类同宇宙的一般关系进行立法。”
4月25日，爱因斯坦一行到了白宫。有了以上这些争论，哈丁总统
不可避免会被问到是否懂相对论。照相时，哈丁总统笑着承认自己完全
不懂相对论。《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幅漫画，画上的他正对着一篇名
为“相对论”的论文发愣，而爱因斯坦则对一篇讨论“常态理论”（这是哈
丁给他的施政哲学起的名字）的论文感到茫然。《纽约时报》在头版刊
出了大标题：“哈丁承认，爱因斯坦的思想使他困惑。”
在位于宪法大街（那里塑有一尊12英尺高的爱因斯坦全身青铜斜倚
雕像，号称世界上最有意思的爱因斯坦雕像）[801]的美国国家科学院举
行的一场招待会上，爱因斯坦听了不同获奖者的长篇演讲，其中有充满
热忱的海洋学家摩纳哥王储阿尔伯特一世，一位研究钩虫的北卡罗来纳
学者，还有一个人发明了一种太阳灶。夜幕慢慢降临了，爱因斯坦对身
边的一位荷兰外交官说：“我刚才想出了一个关于漫长时间的新理
论。” [802]
在芝加哥，爱因斯坦做了三场演讲，在一个宴会上演奏了小提琴。
那时他已经能够比较自如地回答那些无聊的问题了。其中最常被问起的
问题源于1919年日食观测后《纽约时报》臆想的大标题——只有12个人
能够理解他的理论。
“据说您的理论只有12个伟人能懂，是真的吗？”《芝加哥先驱考察
家报》的记者问道。
“不，不，”爱因斯坦笑着回答，“我想大多数研究过它的科学家都
能懂。”
接着，他试图通过类比向记者解释，一个在球面上爬行的二维生物
所看到的宇宙是什么样子。“即使它爬行数百万年，也总会回到出发
点，”爱因斯坦说，“它永远不会知道在它上面或下面是什么。”
这位优秀的芝加哥新闻记者用第三人称讲述了一个美妙的故事，以
表达他本人深深的困惑。“记者回过神时，徒劳地试图用三维的火柴点
燃一支三维的烟斗，”该报道最后说，“他开始明白，这个二维的生命体
正是他自己，他远不是第13个能够理解这一理论的伟人，他从此以后沧
为生活在城镇、开着福特牌汽车的一个普通大众。” [803]
《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位记者也问了他关于12个人懂他的理论的问
题，爱因斯坦同样予以否认。“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有人问我这个问
题，”他说，“这是荒谬的。任何有足够科学训练的人都很容易理解这种
理论。”但这一次，爱因斯坦没有进一步解释，记者也没有追问。“《论
坛报》很遗憾地告诉读者朋友，它无法向你们呈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了，”文章这样开头，“教授先生说，即使对这个问题做最随意的讨论也
要花上三四小时，于是我们决定转移采访话题。”[804]接着，爱因斯坦去
了普林斯顿，在那里做了一周的系列科学讲演，并因“在奇异的思想海
洋中遨游”而获得荣誉学位。在那里，他不仅因讲演而得到了一笔可观
的费用（虽然不是他当初设想的15000美元），而且还谈成了一笔买
卖：普林斯顿将出版他的讲演[805]，他可以提取15%的版税。
应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要求，爱因斯坦所有的讲座都非常技术化。
在用德语讲演的同时，他在黑板上写下了至少125个复杂的方程。一个
学生对记者说：“虽然我坐在楼厅，但他讲的内容还是超出了我的理解
力（talked right over my head）。”[806]
在其中一场讲演结束之后的宴会上，爱因斯坦说出了他最令人难忘
和最表露真情的一句话。有人兴奋地告诉他，最近有一些实验改进了迈
克耳孙-莫雷实验的技巧，似乎表明以太存在，光速可变。爱因斯坦知
道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便没有理会。他平静地回答说：“上帝难以捉
摸，但并不心怀恶意。” [807]
当时在场的数学教授奥斯瓦尔德·维布伦听到了这句话。10年后，
一幢新的数学大楼在普林斯顿落成，维布伦希望将这句话刻在公共休息
室的壁炉石架上，便去征求爱因斯坦的同意。爱因斯坦愉快地答应了请
求，并向维布伦解释了他的意思：“大自然因其本性高贵而隐藏了自己
的秘密，但并非通过诡计。” [808]
这幢整洁的大楼后来成了高等研究院临时的栖身之所，爱因斯坦
1933年移居普林斯顿后在那里有一间办公室。到了晚年，在数学家外尔
（纳粹上台时随爱因斯坦从德国来到普林斯顿）的退休宴会上，怀着对
量子力学不确定性的沮丧心情，爱因斯坦站在这个壁炉前冲这句话点点
头，向外尔悲叹道：“谁知道呢？也许他的确有点儿恶意。”[809]
爱因斯坦似乎很喜欢普林斯顿，称它“朝气蓬勃，富有活力”，
是“一支没有抽过的烟斗” 。[810]对于一个喜好新的欧石南根烟斗的人来
说，这句话不啻为溢美之辞。难怪12年后他会决定永远移居这里。
而随后去的哈佛大学并没有让爱因斯坦同样喜欢。这或许是因为普
林斯顿大学校长约翰·希本用德语来介绍他，而哈佛大学校长A.劳伦斯·
洛厄尔却用法语跟他讲话。此外，虽然哈佛大学邀请爱因斯坦来访问，
却没有请他做讲座。
有人指责说，这种怠慢乃是迫于一个人的影响：路易斯·布兰代斯
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后来成为第一任犹太最高法院法官，他也领导
着一个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与魏茨曼的组织形成了竞争。这种说法
流传甚广，以至于布兰代斯的门生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不得不公开予
以否认。这促使爱因斯坦给弗兰克福特写了一封有趣的信，讨论同化论
的危险。他写道，“总是热衷于使异教徒保持好心情”，这是“犹太人的
一个弱点” 。[811]
这位被同化的布兰代斯生于肯塔基州，后来到了波士顿。和众多德
国犹太人一样，他的家人也于19世纪搬到这里，他们往往看不起来自东
欧和俄国的新移民。出于政治的和个人的原因，布兰代斯与魏茨曼关系
不和。魏茨曼是俄国犹太人，他对犹太复国主义更为自信，主张采取更
加政治的途径。[812]前来热情欢迎爱因斯坦和魏茨曼的主要是东欧的犹
太人，布兰代斯和他的派别则显得比较冷漠。
爱因斯坦在波士顿待了两天，主要是和魏茨曼参加集会和宴会（包
括一次有500人出席的按犹太教规举行的宴会），为其犹太复国主义事
业筹款。《波士顿先驱报》报道了在罗克斯伯里（Roxbury）的一座犹
太会堂举行的一次筹款活动：
人们兴奋异常。年轻的女引座员们抱着长长的箱子，艰难地穿
过拥挤的过道。各种面值的钞票被投入箱中。一位著名的犹太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