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动地喊道，她有八个儿子参了军，希望与他们的牺牲相称地捐些
钱。她从手上摘下昂贵的进口手表和戒指。其他人纷纷效仿。不一
会儿，篮子和箱子里装满了钻石和其他昂贵首饰。[813]
爱因斯坦在波士顿做了一次流行的“爱迪生测试”。发明者爱迪生是
一个实际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古怪（当时他
岁）。他指责美国大学过于理论化，对爱因斯坦也有同样看法。他给求
职者设计了一个测试，根据所谋职位，包括大约150个实际问题，比如
说：皮革是如何鞣成的？哪个国家喝茶最多？谷腾堡活字是由什么制成
的？[814]
《泰晤士报》称“爱迪生问卷引发的争论始终存在”，爱因斯坦当然
也参与了这场争论。“声速是多少？”一位记者根据测试问他。如果有哪
个人理解声波的传播，那肯定是爱因斯坦。但他承认自己并不“总是记
得这些信息，因为它们在书中很容易查到”。接着，为了批驳爱迪生的
教育观，他进而指出：“大学教育的价值并不在于学习许多事实，而在
于训练如何思考。” [815]
爱因斯坦这场盛大巡游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所到之处几乎都会
有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这对一个理论物理学家来说是相当不寻常的。
比如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游行队伍里有100多辆汽车，汽车前面
是一个乐队和一帮老兵，还有扛着美国国旗和犹太复国主义旗帜的旗手
们。超过15000名观众夹道欢迎。“北大街上人山人海，人们拼命走上前
来握手”报纸说，“当魏茨曼博士和爱因斯坦教授站在汽车里接受献花
时，人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816]
这一场面虽然令人惊讶，但还比不上克利夫兰。在那里，数千人聚
集在联合火车站，渴望目睹访问团的风采，游行队伍中有200辆悬挂国
旗的汽车在鸣笛。爱因斯坦和魏茨曼乘坐一辆敞篷汽车，前方是国民警
卫队军乐团和身穿制服的犹太老兵。沿途有些仰慕者拽住爱因斯坦的汽
车，跳上脚蹬板，警察连忙把他们拉开。[817]
在克利夫兰期间，爱因斯坦在凯斯应用科学学院（即现在的凯斯西
储学院，著名的迈克耳孙-莫雷实验就是在那里做的）发表了演说。在
那里，他与戴顿·米勒教授私下会谈了一个多小时。在普林斯顿鸡尾酒
会上，后者新版本的迈克耳孙-莫雷实验引起了爱因斯坦的怀疑。爱因
斯坦画出了米勒的以太漂移模型的草图，促请他继续改进实验。米勒仍
然怀疑相对论，偏爱以太，但其他实验最终证实了爱因斯坦的信念，即
上帝的确是微妙多于恶意。[818]
虽然爱因斯坦所得到的热情、欢呼和超级明星地位是史无前例的，
但在筹款方面，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这次旅行中所取得的成功却相当有
限。尽管不够富裕的犹太人和新移民为了看他而慷慨解囊，热情捐赠，
但很少有地位显赫、家财万贯的老犹太人参与进来。他们总体来说同化
程度更深，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不那么热心。魏茨曼曾希望至少募集
到400万美元，然而到了年底，实际上只募集到75万美元。[819]
甚至在美国之行结束后，爱因斯坦也没有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
正式成员。他赞同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一般想法，特别是在耶路撒
冷创建希伯来大学，但他从未想过要迁居到那里，或者迫切要求建立一
个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他的感情更加发自内心。他愈发感受到与犹太
民族的联系，愈发痛恨那些抛弃自己的根来同化的人。
此时，欧洲已经出现了一种重要走向，即通过选择和强迫来重塑犹
太人的认同感，爱因斯坦也身陷其中。“直到一代人之前，德国犹太人
并不认为自己是犹太民族的成员，”他离开美国时接受一个记者采访时
说，“他们仅仅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宗教共同体的成员。”但反犹主义改变
了这一切，他认为还有一线希望。“许多拥有我这样社会地位的人有损
尊严地热衷于适应、顺从和同化，我对此一直极为厌恶。”他说。[820]
不称职的德国人
爱因斯坦对他在美国之行中扮演的角色很满意：世界公民，国际主
义者，而不是德国人。他到另外两个敌国的旅行更说明了这一点。在访
问英国时，他在皇家学会做了讲演，并为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牛顿墓献
花。在法国，他用法语发表演说，使公众为之倾倒，还在著名的战争墓
地做了悼念。
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家庭也在趋于和解。1921年夏天，他和两个儿
子到波罗的海度假，并向年轻的爱德华灌输了对数学的爱，然后带汉斯
·阿尔伯特去了佛罗伦萨。他们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这进一步
恢复了他与米列娃的关系。“感谢你让他们友好待我，”他给米列娃写信
说，“事实上，你在各个方面的做法都值得效仿。”最令人惊讶的是，在
从意大利回家的途中，他到苏黎世看望了米列娃，甚至考虑住在她“楼
上的小房间”。他们又在胡尔维茨家举办了音乐晚会，重温往昔的时
光。[821]
但德国马克的持续贬值很快就使这种气氛蒙上了阴影。要维持这样
一个用瑞士货币消费的家庭，爱因斯坦感觉更困难了。一马克在战前值
24美分，1920年年初却只值2美分。当时一马克可以买一条面包，但随
即货币一再贬值。1923年年初，一条面包的价格涨到了700马克，到了
年底已经值10亿马克。不错，是10亿马克。1923年11月，政府发行了一
种新的货币——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一万亿旧马克可以换一
个新的地产抵押马克。
德国人愈发急切地寻找替罪羊。他们谴责国际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
在战争中竭力投降，谴责英法强制推行的和平使德国承担的义务过重。
当然，他们也谴责犹太人。因此，一个国际主义的、和平主义的犹太知
识分子并不适合待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
瓦尔特·拉特瑙遇刺身亡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事件，它标志着德国反
犹主义由一股潜伏的暗流发展成为公开的危险。拉特瑙生于柏林一个富
裕的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组建了通用电力公司，曾与爱因斯坦父亲的
公司竞争，后来发展成为一家大企业。拉特瑙当时在国防部做一名高级
官员，后来担任重建部部长，最后任外交部部长。
爱因斯坦1917年就读过拉特瑙的政治著作。在宴会上，爱因斯坦对
他说：“我非常惊讶和高兴地看到，我们对生活的看法竟然如此一
致。”拉特瑙也向爱因斯坦致意，说自己读过他对相对论的通俗解
释。“不能说它很好懂，但肯定相对要容易一些。”他开玩笑说。然后他
向爱因斯坦提了一些非常有洞见的问题。“陀螺仪如何知道自己在旋
转？它在空间中如何分辨出它不想偏向的方向？”[822]
虽然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但在一个问题上两人意见不合。拉特瑙
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并错误地认为像他这样的犹太人可以通过彻底同化
为优秀的德国人，从而减少反犹主义。
爱因斯坦希望拉特瑙能够热心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便把他引荐给
了魏茨曼和布卢门菲尔德。他们在爱因斯坦的住所和拉特瑙在柏林格鲁
纳瓦尔德（Grunewald）的豪华庄园进行了会面，但拉特瑙不为所
动。[823]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犹太人承担公共角色，成为德国权力
结构的一部分。
布卢门菲尔德认为，一个犹太人擅自去主管另一个民族的外交事务
是错误的，但拉特瑙坚称自己是德国人。魏茨曼说，这是“同化了的德
国犹太人的典型”态度。魏茨曼瞧不起那些竭力同化的德国犹太人，特
别是那些被他斥之为“皇帝犹太人”（Kaiserjuden）的溜须拍马者。“他们
似乎对自己坐在火山口浑然不觉。”[824]
1922年，作为外交部部长的拉特瑙支持德国签订《凡尔赛和约》，
并与俄国就《拉帕洛条约》进行谈判，这使他最早被羽翼未丰的纳粹党
列为犹太-共产主义阴谋分子。1922年6月24日清晨，一伙年轻的民族主
义分子开车赶上拉特瑙乘坐的敞篷汽车，用机关枪扫射他，还丢了一颗
手榴弹，然后逃之夭夭。
爱因斯坦对这次血腥暗杀深感震惊，德国大多数人都举行了悼念活
动。葬礼那天，中小学校、大学和剧院出于尊敬纷纷停课或歇业。包括
爱因斯坦在内的100万人在国会大厦前哀悼。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表示同情。希特勒称暗杀者是德国的英雄。在海
德堡大学，爱因斯坦的对手勒纳德也决定在哀悼日照常上课。有几位学
生前去捧场，但一群义愤填膺的工人将勒纳德从课堂上拖了出来，打算
把他丢到内卡河里，后被警察制止。[825]
至于爱因斯坦，拉特瑙遭暗杀是一个痛苦的教训，说明暗杀并不能
带来安全。“很遗憾，他成了一名政府部长”爱因斯坦在给一家德国杂志
写的一篇颂词中写道，“鉴于诸多有教养的德国人对待犹太人的态度，
我一直认为，犹太人在公众生活中的合乎礼数的行为应当是一笔可供自
豪的财富。”[826]
警方警告爱因斯坦，他可能就是下一个对象。他的名字已经被纳粹
的支持者列入黑名单。官员们也建议他离开柏林，至少不要发表公开讲
演。
爱因斯坦暂时搬到了基尔，不再履行教学义务。他致信普朗克，取
消了原定于德国科学家年会发表的讲演。勒纳德和格尔克领导一个由19
名科学家组成的团体发表了一篇“抗议声明”，以阻止他与会。爱因斯坦
意识到，他的名声又给他惹了麻烦。“报纸屡屡提到我的名字，如此煽
动暴民反对我。”他在给普朗克的道歉信上解释说。[827]
爱因斯坦告诉好友索洛文，在拉特瑙被刺后的几个月，他总是“心
神不宁”，“我一直在提防着”。[828]他向居里夫人坦言，他可能会辞去柏
林的职位到别处生活。居里夫人劝他继续斗争下去，“我想你的朋友拉
特瑙也会鼓励你做一番努力的”。[829]
他曾考虑搬到位于德国波罗的海海滨的基尔，在朋友开办的一家工
程公司工作。他曾为该公司设计过一种航海陀螺仪，后于1922年获得专
利，并因此而得到两万马克现金。
爱因斯坦暗示他可能会搬到基尔，买一幢别墅，当一名工程师而不
是理论物理学家，这使公司的所有者既惊讶又激动。
“我很高兴能够有幸像正常人那样平静地生活，在工厂里做一些实
际的事情，同时还可以欣赏美丽的景色，驾驶帆船，多么令人羨
慕！”爱因斯坦说。
但他很快又改变了主意，并将其归咎于爱尔莎对任何变化都会产
生“恐惧”。爱尔莎则指出（无疑是正确的）这其实是爱因斯坦本人的决
定。“在基尔安居是一种错觉。”她写道。[830]
爱因斯坦为什么不离开柏林？他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八年，自从上学
时逃离慕尼黑，再也没有在哪个地方比在那里生活时间更长了。反犹主
义在高涨，经济在崩溃，基尔当然不是他唯一的选择，莱顿和苏黎世的
朋友们一直在用优厚的条件劝说他加盟。
这种惰性的确很难解释，但这也预示着他的个人生活和科学工作在
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显著变化。他曾经是一个不安分的反叛者，不断改
变工作和眼光，拒绝任何约束，从而为传统的正派人所不容。但是现
在，他也俨然成了正派人的化身。他不再是一个浪漫的年轻人，总幻想
自己是一个略带超然的无拘无束的波希米亚人，而且过上了一种中产阶
级生活，家有爱妻，墙上贴满墙纸，屋里满是笨重的比德迈
（Biedermeir）式家具。他不再不安分，生活很舒适。
虽然他对名声感到不安，决意保持低调，但羞于说出自己的真实想
法并不符合爱因斯坦的天性。对于那些让他担当起公共角色的要求，他
也不能总是拒绝。于是，在拉特瑙遇刺五周之后，8月1日他在柏林的一
个公园举行的大型和平主义集会上现身。尽管他没有发言，但他同意站
在车上游行。[831]
那年稍早时，爱因斯坦加入了国际联盟的“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
会”，这个组织力图在学者中弘扬一种和平主义精神，他也说服居里夫
人加入了该组织。它的名字和使命必定会激怒德国民族主义者。于是，
在拉特瑙被暗杀之后，爱因斯坦宣布他希望退出。“现在的情况是，在
参与政治事务方面，犹太人最好是约束自己，”他写信给国际联盟的一
位官员，“此外我必须说明，我无意代表那些肯定不会选我当代表的
人。” [832]
即使是这种低调的姿态都没能持续下去。居里夫人和委员会的一个
领导人牛津大学教授吉尔伯特·默里请求他不要辞职，爱因斯坦很快便
收回了辞呈。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仍然参与一些外围活动，但最终还
是与国际联盟决裂了。这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德国无力支付战争赔款后，
国际联盟支持法国侵占鲁尔区。
他以一种略带超然和愉快的态度对待国际联盟，这在他的一生中已
经屡见不鲜。按照规定，每一位会员都要为日内瓦大学的学生们做一次
讲演，但爱因斯坦却举行了一场小提琴独奏会。在一次晚宴上，默里的
妻子问他，为什么世界如此堕落，他还能继续保持愉快的心情。“我们
必须记住，这是一颗非常小的星球，”他回答说，“也许某些更大的、更
重要的星球可能是很善良、很幸福的。”[833]
亚洲和巴勒斯坦，1922—1923
由于德国的恶劣气氛，爱因斯坦打算做他一生中最昂贵的一次旅
行。这次始于1922年10月的六个月巡游，将是他人生中唯一一次来到亚
洲和今天的以色列。无论他走到哪里，人们都把他当作名人对待。和往
常一样，这在他心里唤起了复杂的感情。一到锡兰，爱因斯坦夫妇就被
等在那里的人力车拉走了。“我们坐在只能乘坐一人的小车上，由力气
很大但体格脆弱的人拉着小跑，”他在旅行日记中写道，“我因对人类同
伴们遭受如此恶劣的待遇负有责任而感到痛苦和羞愧，但对此却无能为
力。” [834]
在新加坡，几乎所有犹太人都来到码头，总数超过了600人，好在
他们没有追赶人力车。爱因斯坦打算会见他们当中最富有的梅纳西·迈
尔爵士，他生于巴格达，在鸦片和房地产市场发了财。“我们的子孙被
禁止到其他国家的大学学习。”他在为希伯来大学筹款的演讲中说。听
众中懂德语的人并不多，爱因斯坦称这次活动是一场“配有美味糕饼的
令人绝望的语言灾难，。但还是很值得。迈尔慷慨解囊，捐了一大笔
钱。[835]
爱因斯坦本人的收入则更为丰厚。他的日本出版商和主办方为其系
列演讲支付给他2000英镑。演讲大获成功。近2500位听众买票出席了第
一场在东京的讲演，一共持续了四小时，配有翻译。更多的人则聚集在
皇宫等待他到那里觐见天皇和皇后。
爱因斯坦被这一切逗乐了。“没有哪个活着的人配得上这种待遇。
我担心我们是骗子，最后会坐牢。”黎明时他站在旅馆的阳台上对爱尔
莎说。耳边传来了1000人的欢呼声，他们已经在外面守了一夜，希望能
够见到他。德国大使说得很尖锐：“这位名人的整个旅行已经俨然成了
一场商业活动。”[836]
爱因斯坦感到有些愧对于听众，便把随后的讲演时间缩短为三小时
以内。然而在乘火车到下一个城市（路过广岛）的路上，他感觉到主办
方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后来他被礼貌地告知，“筹办第二场讲演的
人被骂了，因为它没有像第一场那样持续四小时”。从那以后，他给耐
心的日本听众讲演时都会讲很长时间。
他觉得日本人民温和而谦逊，能够深刻领会美和思想。“在我见过
的所有民族中，我最喜欢日本人，因为他们谦虚礼让，才智出众，体谅
他人，艺术感强。”他给两个儿子写信说。[837]
在回程途中，爱因斯坦唯一一次访问了巴勒斯坦，在那里待了难忘
的十二天，参观了劳德（Lod）、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和海法。爱因斯
坦得到了隆重的英国国宾礼的欢迎，就好像他是国家元首而不是理论物
理学家。礼炮响起，他抵达了英国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爵士的豪华
住地。
爱因斯坦还像往常那样朴实自然。他和爱尔莎到达时已经很累，因
为他坚持坐普通旅客车厢从海滨一夜赶来，而没有乘坐专门为他们准备
的一等卧铺车厢。爱尔莎被这种英国仪式搞得身心交瘁，有几天晚上她
早早就睡觉了，为的是避免礼节性的活动。“如果我的丈夫违反了礼
仪，据说这是由于他是天才，”她抱怨说，“但如果是我，却是因为没有
文化。”[838]
和霍尔丹勋爵一样，塞缪尔专员在哲学和科学上也是外行。他和爱
因斯坦沿耶路撒冷老城走到位于圣殿山一侧的犹太教圣地——西墙（或
称哭墙）。爱因斯坦虽然愈发热爱其犹太血统，但却并没有更欣赏犹太
教。“愚钝的部族同伴正在祈祷，面对着墙，前后摇摆身体，”他在日记
中写道，“这些可怜的人拥有过去，却没有未来。”[839]
当他看到勤劳的犹太人民正在建造一个新的家园时，他的反应更为
积极。一天，他来到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接待处，楼外被想听他讲话
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我把这看作我一生中最伟大的日子，”爱因斯坦激
动地宣称，“以前，我一直觉得犹太灵魂中有种东西令人遗憾，那就是
对本民族的遗忘。今天，我高兴地看到犹太人正在学习认识自己，使之
被公认为世界上的一支力量。”
爱因斯坦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他是否有一天会回到耶路撒冷居
住。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出奇的谨慎，没有任何惊人之语。但他深知，
就像他对主办方所吐露的，如果他回来，他将成为“一个装饰品”，再也
不可能有安宁和隐私。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我心里说要留下，但我
的理性不答应。”[8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