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残杀的手段”；而在和平时期，科学则“使我们生活忙碌和不安定”。
科学非但不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反倒让人“一天到晚疲倦地工作，在劳
动中毫无乐趣”，从而“使人沧为机器的奴隶”。力图改善普通人的生活
必须是科学的主要目标。“当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
这一点！” [1033]
爱因斯坦夫妇乘火车一路东行，并从纽约返航。沿途中，他们去了
大峡谷，并受到了一群霍皮（Hopi）的印第安人的欢迎（这些人是大峡
谷的商摊雇用来的，不过爱因斯坦并不知晓），同时作为“伟大的相对
论者”（亦可作“伟大的亲人”解）被接纳为部落会员。他得到了一顶用
羽毛装饰的华贵头饰，留下了几张经典照片。[1034]
当火车抵达芝加哥时，爱因斯坦在站台上向一群赶来欢迎他的和平
主义者发表了讲话。密立根一定被吓坏了。它类似于爱因斯坦在纽约做
过的那次“2%”讲演。“富有成效的唯一途径就是采取拒绝服兵役这种革
命性的方法，”他宣称，“许多自认为善良的和平主义者不想去参与这样
一种激进形式的和平主义；他们会说，爱国主义妨碍他们采取这样的行
动。但正如我们在世界大战中看到的，在紧急情况下，无论如何不能依
靠这样的人。” [1035]
3月1日一早，爱因斯坦的火车驶入纽约市。在接下来的16小时里，
爱因斯坦引发的狂热达到了新高潮。“不知何故，爱因斯坦的个性引发
了一种群众性歇斯底里。”德国领事向柏林报道。
爱因斯坦先是到了船上，400位反战同盟的成员正在那里恭候他。
他请所有人上了船，在一间舞厅向他们发表讲话。“如果和平主义组织
的成员在和平时期不准备做出牺牲，冒着坐牢的危险与当局对抗，那么
他们在战时肯定会失败，因为此时只能期望最坚决、最果敢的人去反对
战争。”人们极度兴奋，抑制不住激动的和平主义者冲上来亲吻他的手
和衣服。[1036]
社会主义领导人诺曼·托马斯正在会上，他试图劝爱因斯坦相信，
没有激进的经济改革，就不可能有和平主义。爱因斯坦不同意这种观
点。“和平主义比社会主义更容易赢得人民，”他说，“我们应当先为和
平主义工作，然后再为社会主义工作。”[1037]
当天下午，爱因斯坦夫妇来到沃尔道夫（Waldorf）旅馆的套房，
在那里接待了各位新闻记者以及海伦·凯勒等多位访客。实际上，这里
是两个完整的套房，由一个豪华餐厅连接起来。一位下午赶来的朋友问
爱尔莎：“阿尔伯特在哪里？”
“我不知道，”她面含愠怒，“他总是在这些房间里迷路。”
他们最终找到了爱因斯坦，他也在到处找爱尔莎。这种铺张卖弄激
怒了他。“我告诉你该怎么做，”这位朋友建议，“锁住第二个套房就好
了。”爱因斯坦依计而行，果然奏效。[1038]
当天晚上，爱因斯坦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举办的一次收费的筹款晚宴
上发表了演说，直到凌晨才回到船上。但即使在那时，他也休息不得。
到达码头时，一群年轻的和平主义者高呼“永远没有战争”，热烈欢迎
他，后来的青年和平联盟就是由这次行动成立的。爱因斯坦潦草地写了
一段鼓励的话寄给他们：“祝愿你们在和平主义的激进道路上取得大的
进步。”[1039]
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这种激进的和平主义一直植根于爱因斯坦心
中。随着50岁的爱因斯坦与物理学前沿渐行渐远，他变得更加热衷于政
治。至少在希特勒和纳粹上台之前，他的首要目标就是裁军和抵制战
争。“我不仅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去美国时告诉一位采访者，“而且
是一个好战的和平主义者。” [1040]
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的国际组织，美国没有加入。
爱因斯坦不赞同国际联盟采取的过于温和的方法，因为它不是呼吁彻底
裁军，而只是力图为交战和军控制定适当的规则。1928年1月，当被邀
请加入国际联盟的一个裁军委员会，研究限制毒气战的措施时，他公开
表达了对这种半吊子手段的厌恶：
在我看来，为战争行为指定规则和限度是完全徒劳的。战争不
是游戏；因此，人们不可能像在做游戏时那样根据规则来进行战
争。我们的斗争必须指向反对战争本身。众人可以通过建立一个完
全拒绝服兵役的组织，来最有效地与战争体制做斗争。[1041]
就这样，爱因斯坦成了反战国际所领导的日益高涨的运动的一位精
神领袖。“反对参与任何类型的战争服务的国际运动是我们当代最鼓舞
人心的发展之一。”他1928年11月致信这一组织的伦敦分部。[1042]
甚至在纳粹开始掌权时（至少在一开始），爱因斯坦也拒不承认他
的和平主义假设可以有例外。一位捷克记者问他，如果再次爆发欧洲战
争，而且一方显然为侵略者，他会怎么办？“我将无条件拒绝一切直接
或间接的战争服务，并会力图劝说我的朋友采取同一立场，不论我对特
定战争的起因有何感受。”他回答说。[1043]布拉格的审查员没有让这一
评论发表，但它在别处被公之于众了，爱因斯坦作为标准的纯粹和平主
义者的地位也因此而得到提升。
这些观点在当时并非罕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惨烈使人震惊，而且
似乎完全没有必要。辛克莱、弗洛伊德、杜威和韦尔斯等人都持爱因斯
坦这种和平主义观点。“我们相信，每一位真诚渴望和平的人都要求废
止对年轻人的军事训练，”他们在1930年的一份爱因斯坦也参与签名的
宣言中说，“军事训练是在杀人技巧方面进行精神和身体的教育。它阻
挠了人争取和平的意志的成长。” [1044]
1932年，即纳粹上台的前一年，爱因斯坦对反战的支持达到了顶
点。同年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由国际联盟和美苏组织的裁军会议。
一开始，爱因斯坦对这次会议抱以极大的希望。正如他在给《民
族》（ Nation）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中所说，这次会议“将对这代人和下代
人的命运有决定性意义”。但同时警告说，它绝不能只满足于制定不痛
不痒的军备限制规则。“只在限制军备上达成协议，不能提供任何保
障。”应当有一个国际组织有权就争端做出裁决，并加强和平。“强制的
仲裁必须有执行力做支持。” [1045]
他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会议在如何计算航空母舰在维持军控平衡方
面的攻击力等议题上陷入了僵局。5月，当讨论这一议题时，爱因斯坦
到了日内瓦。当他出现在参观者走廊时，代表们停止了讨论，起身鼓
掌。但爱因斯坦并不高兴。那天下午，他在旅馆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
会，公开指责他们的怯懦。
“人们不能通过制定战争规则而使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减小，”他对数
十位激动的新闻记者（他们都是放弃了会议，专程前来报道他的批评
的）说，“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公开指责这次会议是（对正义的）一种嘲
弄！”他声称，哪怕这次会议彻底失败，也比通过“使战争人性化”的协
议要好，他认为这是一种悲惨的错觉。[1046]
“爱因斯坦一旦出了科学领域，就有不切实际的倾向了。”他的小说
家朋友兼和平主义伙伴罗曼·罗兰评论道。考虑到德国即将发生的事
情，裁军的确不啻为一种妄想。用一个有时用来形容爱因斯坦的词说，
和平主义者的希望很“幼稚”。但应当指出，他的批评还是有些道理的。
日内瓦的那些鼓吹军控的人也同样幼稚。正当德国重整旗鼓时，他们竟
然花了五年时间做着徒劳的不可思议的争论。
政治理想
“请往前走一步，爱因斯坦！”这是德国社会主义领导人库尔特·希
勒在1931年8月发表的一封致爱因斯坦的公开信的大标题。在众多敦促
爱因斯坦将其和平主义扩展为激进政治的左翼激进主义分子中，希勒就
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和平主义只是其中的一步，真正的目标是倡导社
会主义革命。
爱因斯坦称这篇文章“相当愚蠢”。和平主义并不要求社会主义，社
会主义革命有时会导致对自由的压制。“我并不相信那些通过革命活动
获取权力的人会按照我的理想行事，”他写信给希勒，“我也相信，争取
和平的斗争必须全力以赴地推进，使之远远超前于任何带来社会变革的
努力。”[1047]
和平主义、世界联邦制和对国家主义的憎恶只是爱因斯坦政治观点
的一部分，他还强调社会正义，同情受压迫者，痛恨种族主义，偏爱社
会主义。然而和以前一样，在20世纪30年代，他对权威的警惕、对个人
主义的忠诚以及对自由的热衷使他拒不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共产主义
的教条。“爱因斯坦既非赤色分子，亦非受人操纵的傀儡。”曾经分析过
爱因斯坦政治观点的弗雷德·杰罗姆写道，他也曾研究过美国联邦调查
局搜集的关于爱因斯坦的大宗档案。[1048]
这种对权威的警惕反映了爱因斯坦所有道德原则中最基本的部分：
自由和个人主义是创造性和想象力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当他还是一个
少不更事、莽撞无礼的孩子时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1931年，他又对这
一原则做了清晰表述。“我认为，国家最重要的使命是保护个人，并使
之可能发展成为有创造才能的人。”他说。[1049]
1932年，照料爱尔莎女儿的医生的儿子，13岁的托马斯·巴基见到
了爱因斯坦，他们有过一次关于政治的长时间讨论。“爱因斯坦是一个
人道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巴基回忆说，“他是一个彻底
的反极权主义者，不论是苏联、德国还是南美。他主张将资本主义与社
会主义结合起来，而且痛恨一切独裁统治，无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
的。” [1050]
在1932年受邀参加世界反战大会时，爱因斯坦对共产主义的怀疑表
现得很明显。虽然一般认为会议的发起者是一群和平主义者，但他们实
际上已经成为苏联共产主义者的一个前哨。比如会议宣言指责“帝国主
义列强”助长了日本对苏联的侵略态度。爱因斯坦拒绝参加这次会议，
也不支持它的宣言。“由于它包含着对苏维埃俄国的颂扬，我不能在上
面签字。”
他还说，他对苏联得到了一些阴郁的结论。“在顶端出现的是个人
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出于纯粹自私的动机而行动的、渴望权力的个人
运用着最卑劣的手段；在底部似乎存在着对个人和言论自由的彻底压
制。人们感到惊奇，在这种情况下，生活还有什么价值。”可笑的是，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20世纪50年代的红色恐惧时期汇编爱因斯坦的秘密档
案时，竟然有一份证据显示，他曾经答应而非拒绝参加这次世界反战大
会。[1051]
当时爱因斯坦有一位名叫艾萨克·唐·莱文的俄裔美国新闻记者朋
友。作为赫斯特（Hearst）[1052]报业的专栏作家，他曾经对共产主义者
表示同情，但渐渐开始激烈反对斯大林及其政权。与美国公民自由协会
的创始人罗杰·鲍德温及罗素等公民自由的捍卫者一样，爱因斯坦支持
出版莱文的《来自苏联监狱的信》（ Letters from Russian Prisons），以
揭露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他甚至还亲笔写了一篇文章，严厉斥责“苏联
的骇人政权”。[1053]
莱文随后出版了斯大林的传记，对这位独裁者的残忍进行了猛烈批
判和揭露，爱因斯坦读后称其“鞭辟入里”。他由这本书得出了一个有关
独裁政权（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明确教训。“暴力滋养了暴力，”他给莱
文写信表示赞许，“自由是一切真正的价值得以发展的必要基础。” [1054]
但是渐渐地，爱因斯坦开始与莱文决裂。和最终走向反共道路的许
多先前的共产主义者一样，莱文殉道式的热情使他很难欣赏处于中间位
置的任何东西。他觉得，爱因斯坦过于把苏联的某些压迫看成革命变化
的一种不幸的副产品了。
事实上，爱因斯坦的确欣赏苏联的许多方面，包括他所认为的消除
阶级区分和经济层级的努力。“我认为阶级区分是有悖正义的，”他在一
篇自述中谈到了他的信念，“我也认为，简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
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1055]
这些看法也使爱因斯坦开始批判他所认为的美国的过度消费和贫富
差距。于是，他参加了许多有关种族平等和社会正义的运动。例如，他
开始关注“斯科茨伯勒男孩”（Scottsboro Boys）案，这群黑人男孩被指
控在阿拉巴马州实施轮奸，但没有得到公正审判；还有穆尼案，一个因
被指控在加利福尼亚进行谋杀而被判入狱的劳工激进主义分子。[1056]
在加州理工学院，密立根对爱因斯坦的激进主义很是不安，并写信
告诉了他。爱因斯坦礼节性地做了回复。他同意：“在只关乎贵国公民
的事情上坚持己见不可能是我的事。” [1057]密立根认为，爱因斯坦和许
多人一样，在政治上很幼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但不要忘了，事
实证明，爱因斯坦对斯科茨伯勒男孩和穆尼被定罪的疑虑是有道理的，
他对种族公平和社会正义的拥护也符合历史的发展潮流。
尽管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关系密切，但爱因斯坦对阿拉伯人也很同
情，犹太人大量涌入后来的以色列正在使阿拉伯人流离失所。他的话很
有预见力。“如果我们无法找到一种方法与阿拉伯人真诚合作，签订公
平合约，”他1929年给魏茨曼写信说，“那么经过了2000年的苦难，我们
实际上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1058]
无论是在给魏茨曼的信中，还是在写给一个阿拉伯人的公开信中，
爱因斯坦都建议成立一个由不受约束的四个犹太人和四个阿拉伯人组成
的“枢密院”，以解决各种争端。他说：“两个伟大的闪米特族拥有一个
共同的伟大未来。”他警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几位朋友，如果犹太
人不能确保双方和谐相处，那么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将无有宁日。[1059]
爱因斯坦与弗洛伊德的通信
1932年，国际联盟的国际知识界合作协会邀请爱因斯坦选择一位思
想家，与之就战争和政治等议题进行通信。爱因斯坦选择了弗洛伊德这
位伟大的知识分子及和平主义偶像。他在信中提出了一种已经思考多年
的观点。他说，要想消除战争，各个国家应该把它们的一部分主权交给
一个“超国家的组织，它有能力做出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的裁决，并强
迫绝对服从其裁决的执行”。换句话说，必须创建一些比国际联盟更有
力量的国际权威机构。
早在少年，爱因斯坦就憎恶德国的军国主义；像约斯特·温特勒那
样拥护世界联邦制时，他就一直痛恨国家主义。他的政治观点有一条基
本假设，甚至在希特勒上台动摇了他的和平主义原则之后也仍然保持不
变，那就是，他主张有一个国际的或“超国家的”组织能够通过强制化解
争端来摆脱国家主权的混乱。
他写信给弗洛伊德：“对国际安全的追求包含着每一个国家在某种
程度上无条件地放弃它的行动自由——也就是它的主权，而且显然，没
有其他道路能够导向这样的安全。”多年以后，爱因斯坦将更加固守这
一途径，以克服他所帮助缔造的原子时代的军事危险。
爱因斯坦最后向这位“人的本能知识领域的专家”提出了一个问题。
既然人有一种“仇恨和破坏的欲望”，领导者可以操纵它来激起军国主义
狂热，那么“是否可能控制人的精神进化，使之不致产生仇恨和破坏的
精神错乱呢”？[1060]
弗洛伊德在复杂难解的回信中表达了他的悲观看法。“你猜测人身
上有一种仇恨和破坏的活跃的本能，”他写道，“我完全赞同你的看
法。”心理分析学家已经得出结论，两种类型的人的本能被编织在
一：“保存和一体化的本能，我们称之为‘性爱的’本能……其次是摧残与
杀戮的本能，我们认为它等同于侵略或破坏的本能。”弗洛伊德警告
说，不要把前者标为善的，后者标为恶的。“无论哪种本能，都像其对
立面一样一点也不可缺少，所有生命现象都源于它们的活动，不论它们
是协同一致地起作用还是对抗式地起作用。”
由此，弗洛伊德得出了一种悲观主义的结论：
这些观察的结论是，我们不可能压制人的侵略性倾向。有人
说，在地球上一些幸福的角落，自然界大量产生出人们需要的各种
东西，那里的种族兴旺发达，生活温和友善，而不知道侵略或强取
豪夺。我很难相信这种说法，我想要关于这些幸福的人们的进一步
详情。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也通过保障物质需要的满足和实行人与人
之间的平等，立志消除人的侵略性。在我看来，这种希望是徒劳
的。其间，他们正忙于改善他们的军备。[1061]
弗洛伊德对这次通信并不满意。他开玩笑说，他怀疑两人的通信可
以使他们中的某一个人赢得诺贝尔和平奖。无论如何，到了它1933年即
将发表之时，希特勒登上了权力舞台。于是，这个话题突然没有了意
义，一共只印出了几千本。作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爱因斯坦那时正在
基于新的事实修改他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