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1933
与温斯顿·丘吉尔在查特威尔庄园，1933年
“迁徙之鸟”
今天我决心放弃我在柏林的职位，在余生做一只迁徙之鸟，爱因斯
坦在旅行日记中写道，“我正在学英语，但它不愿留在我的大脑
里。” [1088]
此时是1931年12月，爱因斯坦正横渡大西洋，第三次访问美国。他
知道，也许科学将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发展，祖国发生的事情可能会
再次让他无所归属。此时，一场他所经历的最猛烈的暴风雨袭击了他的
船，他在旅行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感受。“人感受到了个体的无足轻
重，”他写道，“这使人幸福。” [1089]
然而，爱因斯坦依然在犹豫是否要永远放弃柏林。他在那里安家落
户已经17年了，爱尔莎居住的时间就更长。虽然有来自哥本哈根的挑
战，柏林仍然是世界理论物理学的中心。尽管存在着各种政治的污泥浊
水，但他仍然对那个地方充满感情和敬意。他不仅在卡普特拥有宅第，
而且在普鲁士科学院也有席位。
与此同时，他的选择一直在增加。这次去美国是到加州理工学院再
做两个月的访问教授，密立根正努力使这项安排成为常规。荷兰的朋友
也一直劝他加盟，现在又有了牛津。
他住进加州理工学院优美雅致的教工俱乐部“雅典娜饭
店”（Athenaeum）之后不久，出路又多了一条。一天早上，著名美国教
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来访，两人在庭院回廊里散了一个多小时的
步。当爱尔莎找到他们，招呼丈夫参加午宴时，爱因斯坦摆了摆手。
弗莱克斯纳曾经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名官员，帮助改造了美国的
高等教育，现在他正在为学者们搭建一个“象牙塔”，在那里可以自由地
工作，没有任何学术压力或教学任务，正如他所说，“不会受繁杂的实
际事务的牵累” 。[1090]路易斯·班伯格和他的妹妹卡罗琳·班伯格·富尔德
为之捐赠了500万美元（他们在1929年股票市场崩盘的前几周卖掉了他
们的连锁百货商店，从而发了大财），它将被命名为高等研究院，位于
新泽西州，也许挨着（但不隶属于）普林斯顿大学，爱因斯坦曾在那里
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弗莱克斯纳已经征求过密立根的意见，密立根（后来很后悔）让他
与爱因斯坦面谈。弗莱克斯纳后来写到，当他们最终见面时，爱因斯
坦“高贵的举止、迷人的风度和真正的谦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显然，对于弗莱克斯纳的新研究院来说，爱因斯坦无疑是完美的精
神支柱，定会使之身价倍增，但要让弗莱克斯纳在密立根的地盘发出邀
请，也许不太合适。弗莱克斯纳与爱因斯坦商定，他们将在欧洲继续商
量这件事。弗莱克斯纳在其自传中称，在这次会面之后，“我并不知道
他（爱因斯坦）有兴趣加盟研究院”。但这种说法被他当时写给其赞助
人的信所否证，他在信中称，爱因斯坦是一只“未孵出的小鸡”，其前景
他们需要慎重对待。[1091]
那时，爱因斯坦对南加州的生活已经没有那么大兴趣了。他曾为一
个国际关系团体做过一次讲演，在讲演中，他谴责在军控方面做出妥
协，主张完全裁军，而听众却似乎把这当成了名人的娱乐表演。“这里
的有产阶级总是把任何东西都当成消遣解闷的手段。”他在日记中写
道。爱尔莎在给朋友的信中也反映了他的懊恼。“这件事情不仅不够严
肃，而且被当成一种社会消遣。” [1092]
结果，当莱顿的朋友埃伦菲斯特请他帮忙在美国找份工作时，他没
有答应。“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从长远考虑，我更愿意待在荷兰而不
是美国，”爱因斯坦回信说，“除了有几位真正优秀的学者外，整个社会
枯燥乏味，令人厌烦，很快就会使你心灰意冷。”[1093]
然而，在如此等等的话题上，爱因斯坦的想法并不那么单纯。他显
然喜欢美国的自由、热情，甚至是赋予他的名人地位（事实也的确如
此）。和许多人一样，他在批评美国的同时也被它吸引。他可能不满于
美国偶尔表现出的粗俗愚钝和物质至上主义，但另一方面又会被它的自
由和率真的个性所强烈吸引。
就在回到柏林后不久，那里的政治形势变得愈发紧张，爱因斯坦又
到牛津做了几场讲演。他再一次觉得那些优雅的礼节让人难以忍受，与
美国的反差就更强烈。在基督教会学院管理机构沉闷的会议上，爱因斯
坦坐在资深教授共宴厅里，把笔记本拿到桌布下面演算方程。他又一次
认识到，尽管美国品位不高，热情过度，却可以带来在欧洲无法享受的
自由。[1094]
于是，他很高兴弗莱克斯纳能够如约而至，继续他们在“雅典娜饭
店”没有完成的谈话。从一开始，两人就知道这并不是一次抽象的讨
论，而是招募爱因斯坦的重要一步。弗莱克斯纳后来说，只是当他们围
绕着基督教会学院汤姆方庭（Tom
Quad）的草坪散步时，“我才意识
到”爱因斯坦也许有兴趣来新研究院，这种说法有些言不由衷。“如果您
在考虑之后认为它能够提供合适的机会，”弗莱克斯纳说，“我们随时恭
候您的光临，并会依照您提出的条件行事。”[1095]
一个月后，即1932年6月，弗莱克斯纳访问了卡普特，这次爱因斯
坦终于决定去普林斯顿。那天天气凉爽，弗莱克斯纳穿着一件大衣，而
爱因斯坦还穿着夏装。他开玩笑说，他喜欢“根据季节而不是天气”穿衣
服。他们坐在别墅阳台上谈了一下午，吃罢晚餐又继续进行，直到将近
晚上11时，爱因斯坦才把弗莱克斯纳送上柏林的公共汽车。
弗莱克斯纳问爱因斯坦希望要多少薪水。3000美元左右吧，爱因斯
坦试探性地回答。弗莱克斯纳似乎有些惊讶。“哦，”爱因斯坦连忙
说，“是否再少点？”
弗莱克斯纳乐了。他原以为爱因斯坦的要价会更高。“让爱因斯坦
夫人和我安排吧。”他说。最后敲定的酬劳是每年10000美元。而且没过
多久又增加了，因为主要赞助人路易斯·班伯格发现研究院的另一座靠
山——数学家维布伦每年挣15000美元。班伯格坚持要给爱因斯坦同样
的薪水。
还有另外一笔交易。爱因斯坦坚持也给他的助手瓦尔特·迈尔安排
工作。此前他曾告诉柏林当局，他正在考虑接受美国的邀请，这将为迈
尔提供生计，而柏林一直不愿意这样做。加州理工学院拒绝了这一要
求。弗莱克斯纳一开始也拒绝了，但最终还是做了妥协。[1096]
爱因斯坦并未打算在高等研究院全职工作，不过可能主要待在那
里。爱尔莎在给密立根的信中委婉地提出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
您仍然希望我丈夫明年冬天待在帕萨迪纳吗？”她问道，“我很怀
疑。” [1097]
密立根的确希望。他们商定，爱因斯坦来年1月还会回来，那时普
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还没有开始运作。不过，密立根很后悔当时没有签
订长期协议，他意识到，爱因斯坦最后充其量也就是到加州理工学院做
一次临时访问。事实证明，爱因斯坦在1933年如期到帕萨迪纳之后再也
没有回来过。
密立根把一肚子火发到了弗莱克斯纳身上。爱因斯坦与加州理工学
院的关系“好不容易在过去的十年里建立起来”，他写到，由于弗莱克斯
纳暗挖墙脚，导致爱因斯坦将在某个新的避风港，而不是实验物理学和
理论物理学的中心工作。“无论美国科学的进步是否将被这样一个举措
所促进，或者是否爱因斯坦教授的生产力会被这样一个变动增加，至少
是可以争论的。”作为妥协，他建议爱因斯坦在美国时在研究院和加州
理工学院各待一半时间。
面对胜利，弗莱克斯纳显得不够有雅量。他（错误地）抗议说，他
到牛津与爱因斯坦谈这件事“完全是出于偶然”。即使他本人后来的回忆
录也否定了这种说法。至于让爱因斯坦在两边跑，弗莱克斯纳拒绝了。
他说他要照顾爱因斯坦的兴趣。“我认为，每年短期住在几个地方既不
合理，对健康也没有好处，”他写道，“从爱因斯坦教授的角度考虑所有
这一切，我相信您和他所有的朋友都会为能够给他创造一个永久职位而
高兴。”[1098]
爱因斯坦本人则尚未确定如何安排时间。他认为他也许可以同时在
普林斯顿、帕萨迪纳和牛津做访问教授。事实上，倘若德国的形势没有
恶化，他甚至希望能够保留他在普鲁士科学院的职位以及卡普特心爱的
别墅。“我并非在抛弃德国，”8月他在普林斯顿的职位公布时宣称，“柏
林仍将是我永远的家。”
弗莱克斯纳对这种关系的描述是另一个样子，他对《纽约时报》
说，普林斯顿将是爱因斯坦主要的家。“爱因斯坦将把时间专用于研究
院，”弗莱克斯纳说，“他的国外之旅只是假期期间在他柏林郊外的避暑
别墅休息和沉思。” [1099]
后来的结果表明，事件的发展超出了任何一个人的控制。1932年
夏，德国的政治形势迅速恶化。纳粹虽然持续在全国选举中落败，但却
增加了他们的投票数，以致年逾八旬的总统保罗·冯·兴登堡任命妄自尊
大的弗朗茨·冯·巴本为总理，后者试图凭借军事权威进行统治。那年夏
天，朋友弗兰克到了卡普特，爱因斯坦悲叹道：“我确信一个军事政权
将无法阻止迫近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革命。”[1100]
1932年12月，正当爱因斯坦准备离开德国第三次访问加州理工学院
时，他又一次遭到了辱骂。关于他未来在普林斯顿任职的报道引起
了“妇女爱国者团体”的愤慨，这是一个美国组织，一度势力很大，但目
前正在衰退，自称反对社会主义、和平主义、共产主义、女权主义和不
受欢迎的外国人。尽管爱因斯坦只符合前两个范畴，但妇女爱国者们确
信他全都符合，也许只有女权主义除外。
这一团体的领导人弗罗辛厄姆夫人（联系当时的情境，她著名的姓
氏就好像是被狄更斯想出来的一样）向国务院递交了一封16页的便函，
详细列举了“拒绝并限制给爱因斯坦教授派发这种护照签证”的种种理
由。它指责爱因斯坦是一个好战的和平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妄图“让
无政府状态在未受侵扰的地方滋生蔓延”“即便是斯大林本人，也没有像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参与了如此众多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国际组织，
企图推进世界革命，导致最终的无政府状态”。[1101]
国务院的官员们可能并没有理会这封信。他们将它置于一个文件夹
中，23年后进入了联邦调查局1427页的爱因斯坦档案。他们还把信寄给
了美国驻柏林领事馆，希望那里的官员能对爱因斯坦做出审查，在发给
他签证之前看看这些指控是否属实。
爱因斯坦在报纸上读到了妇女们指控他的报道。一开始他觉得很有
趣，便打电话给合众社驻柏林的总编朋友路易斯·洛克纳，发表了一个
声明，不仅嘲笑了那些指控，而且决定性地证明不能指责他为女权主义
者：
我从来没有被女性如此强烈地拒绝过，即使发生过这样的事，
也从未像这次这么多人。这些防范意识不俗的女市民们说得不是很
对吗？谁会愿意给这样一个人敞开大门呢？他像克里特岛的牛头怪
吞食可口的希腊少女一样吞食冷酷无情的资本家，况且这个人又如
此鄙俗，以至于除了与妻子进行不可避免的战争之外，还极力反对
任何形式的战争。听从你们这些聪明的爱国妇女的建议吧，别忘
了，强大的罗马就曾被她那忠实的鹅的嘎嘎乱叫挽救了。[1102]
《纽约时报》在头版做了报道，还配以大标题——“爱因斯坦嘲笑
了这里的妇女对他的攻击/称鹅的嘎嘎乱叫曾经救过罗马”。[1103]然而没
过两天，爱因斯坦就没那么开心了。当他和爱尔莎准备离开时，他接到
了柏林的美国领事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要他那天下午来面谈一次。
总领事当时正在休假，所以由他那位倒霉的代理人进行审查。结束
之后爱尔莎立即向记者们做了叙述。[1104]《纽约时报》第二天就此刊登
了三篇报道，说他们一开始谈得还不错，但没过多久就产生了不快：
“您的政治信条是什么？”
爱因斯坦木然凝视，随即放声大笑。“我不知道，”他说，“我不能
回答这个问题。”
“您是某个组织的成员吗？”
爱因斯坦把手放入“乱蓬蓬的头发”，转头看了看爱尔莎。“哦，是
的！”他叫道，“我是反战人士。”
审查进行了45分钟，爱因斯坦变得愈发不耐烦。在被问到是否同情
任何共产党或无政府主义政党时，爱因斯坦火了。“是你的同胞在邀请
我，乞求我，”他说，“我可不想作为嫌疑犯到你的国家去。你要是不想
给我签证，就说不给。”
然后他起身拿起外套和帽子。他问道：“你做这些是为了自娱自
乐，还是在执行上面的命令？”还没等回答，他就拖着爱尔莎走了。
爱尔莎对报社说，爱因斯坦不再收拾行装，已经离开柏林回卡普特
的别墅了。如果他第二天中午还拿不到签证，就取消美国之行。那天深
夜，领事馆发布了一则声明，说已经做了考虑，会立即发放签证。
正如《泰晤士报》正确报道的：“他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曾经拒
绝到苏联讲演的邀请，因为他不想给人留下同情莫斯科政权的印
象。”不过，没有一家报纸披露，爱因斯坦的确在领事馆所要求的一份
声明上签了字，表明他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任何旨在颠覆美国政府的
组织的成员。[1105]
“爱因斯坦重新启程赴美。”《泰晤士报》第二天的大标题说。“昨
晚我们收到了无数电报，”爱尔莎对记者说，“我们知道美国各界都为这
件事深感不安。”国务卿亨利·史汀生说，他为这一事件感到遗憾，但他
也指出，爱因斯坦“受到了非常礼貌和周到的对待”。当他们乘火车离开
柏林到不来梅港坐船时，爱因斯坦笑着说，最后皆大欢喜。[1106]
帕萨迪纳，1933年
1932年12月，当爱因斯坦离开德国时，他仍然认为他或许还能回
来，但对此并不确定。他写信给正在巴黎出版他的著作的老友索洛文，
要他“来年4月给我在卡普特的住址”寄样书。但在离开卡普特时，爱因
斯坦仿佛有一种前兆，他对爱尔莎说：“再好好看一眼吧，你再也见不
到它了。”他们在前往加利福尼亚的汽船“奥克兰号”上装了30件行李，
这对于三个月的旅行来说，也许多了点。[1107]
按照预定的计划，爱因斯坦需要在帕萨迪纳为庆祝德美友谊而发表
演讲，这真是令人痛苦的尴尬讽刺。为了资助爱因斯坦在加州理工学院
待下去，院长密立根从主张促进与德国文化交流的“欧伯兰德基金
会”（Oberlaender Tmst）获得了7000美元的资助，唯一的要求就是爱因
斯坦做“一次有助于德美关系的广播”。爱因斯坦一到帕萨迪纳，密立根
就宣称他“来美国的使命是为了左右舆论，促进德美关系的发展”，[1108]
这种说法也许会让带着30件行李的爱因斯坦大吃一惊。
密立根通常希望获得奖金的访问者不要谈论科学以外的事情。事实
上，就在爱因斯坦到达之后不久，密立根就强迫他取消了一场预定要给
反战联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分会做的讲演，而他本来要在讲演中再次
抨击义务服兵役的。“世界上并没有哪种政治力量能够命令我们去杀
戮。”他在拟好的演讲稿中写道。[1109]
不过，只要爱因斯坦是在支持德国，而不是发表和平主义观点，密
立根就乐于听他谈论政治——特别是因为这与资助有关。密立根不仅通
过安排这次讲演（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将会广播）而确保了“欧伯兰德基
金会”的7000美元资助，而且也邀请了捐赠大户出席此前在“雅典娜饭
店”举行的宴会。
爱因斯坦的魅力使得买票参加这次宴会的人排起了长龙。利昂·沃
特斯是纽约富有的药品生产商，当时与爱因斯坦坐在同一桌。他注意到
爱因斯坦看起来很疲惫，便绕过中间隔着的一位女士递给他一支烟，爱
因斯坦三口两口就抽完了。两人后来成了亲密的朋友，爱因斯坦有时从
普林斯顿访问纽约时会住在沃特斯在第五大街的寓所。
宴会结束后，爱因斯坦和客人们来到帕萨迪纳的城市礼堂，那里有
数千人在等待聆听他的演讲。一位朋友已经对他的讲稿做了翻译，他用
磕磕巴巴的英语读了一遍。
爱因斯坦先是开玩笑说，身穿无尾礼服使得说的话听起来太严肃，
然后他抨击了那些用“带有感情色彩”的语词来威胁言论自由的人。宗教
裁判所曾经使用过的“异端”一词便是如此。接着，他列举了不同国家中
用来指人的类似的坏词：“如今，美国的‘共产主义’、苏联的‘资产阶
级’以及德国的‘犹太人’均指反动分子。”并不是所有这些例子都是为了
取悦密立根及其反共亲德的基金会。
他对当今世界危机的批判也不会引起忠实的资本主义者的兴趣。他
说，导致经济大萧条的原因，特别是在美国，似乎主要是技术进步“降
低了对人的劳动的需要”，并由此造成消费者购买力的下降。
至于德国，他也曾几次试图表达同情，并获得了密立根的赞许。他
说，美国明智的做法是，不要为了持续获得还债和赔款而给德国太大压
力。此外，他还认为德国要求在军事上平等有其正当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应当重新实行义务兵役制。“普遍兵役制
意味着培养年轻人尚武的精神。”他最后说。[1110]密立根也许通过演说
中关于德国的内容得到了应有的报酬，但付出的代价就是忍受他曾经强
迫爱因斯坦从讲演中去除的一些反战思想。
一周以后，所有这些议项——德美关系、偿还债务、抵制战争，甚
至是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都遭受了沉重打击，这将使它们在十多年
的时间里变得毫无意义。1933年1月30日，当爱因斯坦安然待在帕萨迪
纳时，希特勒登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
一开始，爱因斯坦并不确定这对他到底意味着什么。在2月的第一
周，他还给柏林写信，询问他4月返德之后的薪水怎么算。他在那周的
旅行日记中只记下了宇宙射线实验等严肃的科学内容以及琐碎的社会活
动，比如“晚上见了卓别林。在那里演奏了莫扎特的四重奏”“一个专门
和所有名人交朋友的胖女人” 。[1111]
然而到了2月底，国会大厦纵火案爆发，纳粹党员袭击了犹太人的
家园，一切开始变得更加明朗了。“由于希特勒，我不敢踏上德国的土
地了。”爱因斯坦给他的一位女性朋友写信说。[1112]
3月10日，就在离开帕萨迪纳的前一天，爱因斯坦在“雅典娜饭
店”的花园里来回踱步，《纽约世界电讯报》的记者伊夫林·西利来到这
里，与他聊了45分钟。其中的一则声明上了全世界的报纸。“如果我还
能有所选择，我只想生活在一个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已经深入人心的国家，”他说，“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具
备。” [1113]
正当西利准备离开时，一场剧烈的地震袭击了洛杉矶（当地有116
人遇难），但爱因斯坦几乎没有注意到。在一位编辑的纵容和默许下，
西利用一个戏剧性的隐喻结束了她的文章：“当他起身离开，穿过校园
去参加讨论会时，爱因斯坦博士感到大地在他脚下震动。”
现在想起来，西利的话倒是颇具预言性，因为就在那天下午，纳粹
两次搜查了爱因斯坦在柏林的寓所。当然，西利和爱因斯坦都不知道这
一点。爱尔莎的女儿玛戈特躲在屋里，她的丈夫马里亚诺夫出去办事
了，差一点被暴徒抓住。马里亚诺夫要玛戈特赶紧把爱因斯坦的论文送
到法国大使馆，然后到巴黎见他。这两件事玛戈特都办成了。伊尔莎和
丈夫凯泽尔则成功逃到了荷兰。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柏林的寓所又被搜
查了三次。爱因斯坦再也见不到它了。不过他的文稿是安全的。[1114]
从加州理工学院乘火车一路东行，爱因斯坦于54岁生日那天抵达了
芝加哥，并参加了青年和平理事会的一场集会。演讲者们发誓，不管德
国发生什么事情，和平主义事业都会继续下去。爱因斯坦给人的印象是
完全赞同。“爱因斯坦永远都不会放弃和平运动。”有人指出。
然而，他们错了。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言辞已经开始缓和。在那天
于芝加哥举行的生日午宴上，他略为谈及需要有国际组织来维护和平，
但已经不再呼吁抵制战争。几天以后，在纽约为其和平主义著作文集
——《反战斗争》（ The Fight Against War）举行的招待会上，他也表现
出了类似的谨慎。他主要谈了德国形势令人不安的变化。他认为，世界
应在道义上明确反对纳粹，但他又补充说，德国人本身不应被妖魔化。
甚至当他准备乘船离开美国时，他都不清楚现在该到哪里生活。德
国驻纽约的领事保罗·施瓦茨曾经是爱因斯坦在柏林时的朋友，他私下
里找到爱因斯坦，要他无论如何不要再回德国。“他们会抓住你的头发
把你拖到大街上。”他警告说。[1115]
返航的第一站是比利时，爱因斯坦向朋友们暗示，之后他可能会去
瑞士。等到高等研究院第二年开始运作，他计划每年在那里待四五个月
或者更长。在启程前一天，他和爱尔莎悄悄到普林斯顿看了他们可能要
买的房子。
他对家人说，他唯一想到德国再看看的地方就是卡普特。但在穿越
大西洋时，他得到消息说，纳粹已经查抄了他的别墅，借口是那里可能
藏有共产党人的武器。后来他们又回来没收了爱因斯坦心爱的小艇，借
口它可能被用来从事走私。“我的避暑别墅常常因许多客人的光顾而蓬
荜生辉，”他在船上发表声明说，“他们总是受到欢迎。没有任何理由要
破门而入。”[1116]
熊熊的火焰
闯入卡普特别墅的消息决定了爱因斯坦与德国的关系。他再也不会
回到那个地方了。
1933年3月28日，船一到安特卫普，爱因斯坦就乘车到布鲁塞尔的
德国领事馆交了他的护照，并且（就像他十来岁时那样）宣称，他准备
放弃德国国籍。他还寄出了一封在船上写给普鲁士科学院的辞职信。他
说：“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容忍对普鲁士政府的依赖。” [1117]
曾经在19年前招募他加入普鲁士科学院的普朗克现在舒了一口
气。“对我来说，你的这个主意似乎是唯一可以保证你与科学院体面地
断绝关系的好办法。”普朗克的叹息在回信中隐约可闻。他还亲切地
说：“尽管我们在政治观点上存在着很大分歧，但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
永远不会发生任何改变。”[1118]
当纳粹媒体对爱因斯坦进行长篇累牍的谩骂时，普朗克希望不要像
某些政府部长所要求的那样，对他进行正式的纪律聆讯，那将造成普朗
克的极大痛苦和科学院的历史难堪。“启动正式程序驱逐爱因斯坦，将
使我的良心受到很大谴责，”他给科学院的秘书写信说，“虽然在政治上
我与他有严重分歧，但我也确信，在今后的几百年里，爱因斯坦将一直
是最令我们科学院骄傲的明星之一。” [1119]
唉，科学院不会对邪恶坐视不管。爱因斯坦不等被剥夺，就抢先在
报纸上公然抛弃自己的公民身份和院士资格，这让纳粹恼羞成怒。于
是，亲纳粹的科学院秘书以科学院的名义发布了一则声明。这则声明谈
到了媒体报道的爱因斯坦在美国的一些评论（事实上他已经非常谨慎
了），指责他“参与恶意诽谤宣传”“在国外从事煽动活动”，结论
是：“有鉴于此，没有理由为爱因斯坦的离职感到惋惜。” [1120]
爱因斯坦的老同事、老朋友劳厄表示抗议。在那周晚些时候举行的
科学院会议上，他试图让院士们拒绝秘书的做法，但没有人愿意这样
做，甚至连以前最支持爱因斯坦的好友之一、皈依了基督教的犹太人哈
伯也没有。
爱因斯坦不愿对这种诽谤听之任之。“为此我声明，我从未参与过
这种恶意诽谤宣传活动。”他回应说。他只是说出了德国的真实情况，
而没有散布关于暴行的谣言。“我把德国目前的状况描述为民众的一种
精神错乱状态。”他写道。[1121]
那时，这些说法无疑都是对的。在那周早些时候，纳粹呼吁抵制所
有犹太人，并在其店铺外安置纳粹冲锋队员。他们将犹太教师和学生赶
出了柏林大学，并没收了他们的证件。爱因斯坦的老对手、诺贝尔奖获
得者勒纳德在纳粹报纸上宣称：“关于犹太人对自然研究的险恶影响，
爱因斯坦先生便是最重要的例子。”[1122]
爱因斯坦与科学院的通信言辞愈发激烈。一位官员给爱因斯坦写信
说，即使他没有主动散布谣言，他也没有“站到我们国家的保卫者这一
边，反对那些肆意污蔑它的大量谎言……您的一句好话也许就会在国外
产生巨大的影响”。爱因斯坦认为这很荒谬。“要是在目前情况下给出这
样的证词，我就是在为道德败坏和一切现存文化价值的毁灭推波助
澜。”他回复说。[1123]
整个争论正在变得没有意义。1933年4月初，德国政府颁布了一条
法令，规定犹太人（定义为祖父或祖母为犹太人的人）不能有正式职
位，包括在科学院或大学。在被迫逃离的人当中，有14位诺贝尔奖获得
者以及国内60名理论物理学教授中的26位。正是这些从德国法西斯或者
它所占领的其他国家中逃出来的难民——爱因斯坦、泰勒、韦斯科夫、
贝特、迈特纳、玻尔、费米、斯特恩、维格纳、西拉德等人——帮助同
盟国先于纳粹研制出了原子弹。
普朗克试图使反犹政策有所缓和，他甚至亲自向希特勒呼吁。“我
们的国家政策不会被废止或修改，哪怕是对科学家，”希特勒咆哮
道，“如果解雇犹太科学家就意味着当前德国科学的毁灭，那么我们今
后几年就不要科学！”此后，普朗克再也不做声了，他告诫其他科学
家，挑战政治领袖不是他们的职责。
爱因斯坦不可能对普朗克发火，因为普朗克待他有如叔叔或赞助人
一般。甚至在与科学院通信期间，他也赞同普朗克的要求，即要使他们
彼此之间的尊敬不受影响。“使我感到欣慰的是，你作为老朋友无论怎
样还接受我，不管外界的压力多么大，我们的关系尚未受到影响，”他
用给普朗克写信时惯用的正式的、尊敬的语气写道，“不管在人世发生
什么，这种关系依然是美好而纯洁的。”[1124]
从纳粹的清洗中逃出来的还有玻恩，他和他言辞尖刻的妻子海德维
希后来一直留在了英国。“我对德国人一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印象，”爱
因斯坦得知后给他写信说，“但我必须承认，他们残忍和怯懦的程度仍
然令我惊讶。”
玻恩很好地忍受了这一切，而且和爱因斯坦一样，他也对他的血统
有了更深程度的认识。“至于我的妻儿，他们只是在最近的几个月才清
楚地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或（使用一个讨人喜欢的技术术语）‘非雅利
安人’，我本人也从未对我是犹太人感觉特别强烈，”他在给爱因斯坦的
回信中写道，“当然，我现在对此非常清楚，不仅因为我们被看作犹太
人，而且因为压迫和不公令我出离愤怒，奋起抵抗。”[1125]
更令人痛心的是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的朋友哈伯，他认为在皈依了基
督教，装出一副普鲁士人的样子，帮助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毒
气之后，自己已经成了德国人。但是按照新的法律，就连64岁的他也要
被免除柏林大学和科学院的职位，那时他很快就有资格拿退休金了。
就像是为了对放弃自己的血统做出补偿，哈伯开始积极帮助那些忽
然需要在德国以外自谋生路的犹太人。爱因斯坦禁不住以惯用的幽默方
式调侃其同化理论的失败。“我能够理解你内心的冲突，”他写道，“这
就像不得不放弃一个终生为之奋斗的理论。不过对我来说不一样，因为
我压根就没有相信过它。”[1126]
在帮助新的部族伙伴移民的过程中，哈伯与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魏茨
曼交上了朋友。他甚至尝试化解魏茨曼与爱因斯坦在犹太人如何对待阿
拉伯人以及如何管理希伯来大学方面的分歧。“在我的整个一生中，我
的犹太人感觉从未像现在这样强烈！”他高兴地说。
爱因斯坦回信说，当得知“你对金发碧眼的野兽曾经的爱有所冷
却”时，他是多么的快乐。爱因斯坦说，“除少数几个人人品不错之外
（普朗克60%高贵，劳厄100%）”，德国人都不怎么样。而今，在这不
幸的时刻，他们与真正的同胞兄弟同为天涯沧落人，这至少可以使其感
到宽慰。“对我来说，最美妙的事情莫过于与少数优秀的犹太人打交道
——毕竟，这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的民族。” [1127]
哈伯决定在爱因斯坦援建的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开始新的生活。
然而，爱因斯坦再也见不到他了。在去往耶路撒冷途中，哈伯的心脏在
巴塞尔停止了跳动。
1933年5月10日，近四万名德国人聚集在柏林歌剧院前，戴“卐”字
徽的学生和发动啤酒馆政变的手持火把的暴徒将一本本的书籍投入熊熊
大火之中。普通市民拿着从图书馆和私人家里劫来的书籍从四面八方涌
来。“犹太人的思想已死，”宣传部长戈培尔站在讲台上激动地大
叫，“德国灵魂终于可以重新表达自己了。”
德国1933年发生的事情不仅是由残暴的领导者犯下的、无知的暴民
煽动的野蛮罪行，而且如爱因斯坦所说，它也是“所谓思想贵族的彻底
失败”。爱因斯坦以及其他犹太人被驱逐出德国，剩下的人也没有怎么
抵抗。那里曾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避难所之一，专供思想开放的研究者
生活。它代表着爱因斯坦的老对手勒纳德之流的胜利，他被希特勒命名
为雅利安科学的新领袖。“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思想上德国人不值得追
随犹太人，”勒纳德那年5月欢呼道，“希特勒万岁！”12年后，盟军终于
攻陷德国，剥夺了他的这一角色。[1128]
勒科克海滨，1933年
远洋航船停在了比利时（更多是出于偶然，而非有意选择），爱因
斯坦及随行人员——爱尔莎、杜卡斯、瓦尔特·迈尔——暂时在那里安
家。思考了一段时间之后，爱因斯坦意识到，要把新家搬到苏黎世的老
家附近，他还付不起这么多的感情精力。在等待预定的访问时，他也没
有想好是否要委身于莱顿或牛津，或者可能搬到普林斯顿。于是，他在
奥斯坦德附近的旅游胜地勒科克海滨（Le Coq sur Mer）的沙丘上租了
一间房子，在那里他可以安详地对宇宙进行沉思，迈尔则可以不受干扰
地对宇宙波进行计算。
然而，祥和是一种幻觉。即使在海上他也无法完全躲过纳粹的威
胁。报纸上说，他的名字已经上了暗杀目标的黑名单，据说拿到他的人
头，可获得5000美元的奖励。听到这个消息，爱因斯坦摸了摸自己的
头，笑道：“我可不知道它值那么多钱！”比利时人对这种危险非常重
视，他们派了两名健壮的警官在他房前站岗，这让他心里很不舒
服。[1129]
那年夏天，在布拉格接替爱因斯坦工作的弗兰克恰好途经奥斯坦
德，他决定搞个突然袭击，给爱因斯坦一个惊喜。他问当地居民如何找
到爱因斯坦。尽管政府规定不得随意提供这些信息，但没过多久，他就
被引向了沙丘中的别墅。他走近时，看见两个强壮的男人正与爱尔莎聊
着什么，看上去不像一般的客人。弗兰克后来回忆说：“突然，这两个
人看见了我，他们冲过来抓住了我。”
爱尔莎吓得脸色惨白，连忙上前阻止，“他们怀疑你就是传闻中的
刺客。”
爱因斯坦觉得这件事有趣极了，包括附近的住户天真地给弗兰克指
路。爱因斯坦跟弗兰克讲了他与普鲁士科学院的通信，这些信他都放在
了一个文件夹里，还特意写了几句幽默的诗，作为想象中的回应：“感
谢你如此温柔的信/这是典型德国式的，宛如这个寄信人。”
爱因斯坦说，离开柏林无异于一种解放，此时爱尔莎为这个她一直
深爱的城市做了辩护：“你开完物理学讨论会回家后经常对我说，这种
杰出物理学家的聚会在别的地方根本找不到。”
“是的，”爱因斯坦答道，“从纯科学的角度来看，柏林的生活的确
很不错。不过，我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压迫着我，我一直预感结局会不
好。” [1130]
鉴于爱因斯坦目前可以自由行动，欧洲各地的邀请纷至沓来。“我
现在拥有的教授职位之多已经超出了我能设想的范围。”他对索洛文
说。[1131]尽管他曾经做出承诺，每年至少要在普林斯顿待几个月，但是
现在，他开始有些手足无措地接受这些邀请。他对拒绝邀请从来都不是
很擅长。
这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的确很诱人，使他受宠若惊；部分原因是由
于他仍想更好地资助他的助手瓦尔特·迈尔。此外，这些邀请也可以表
明他和各所大学对纳粹践踏德国学术界的蔑视。“你可能觉得，不接受
西班牙和法国的邀请是我的本分，”他对巴黎的朗之万坦言，“然而，这
样的谢绝可能会引起误解，因为两份邀请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政治示
威，我认为这种示威是重要的，并不想破坏它。”[1132]
爱因斯坦接受马德里大学的一个职位成了4月的新闻：“西班牙部长
宣布，物理学家已经接受了教授职位。”《纽约时报》说：“消息一出，
欢声雷动。”该报指出，这应该不会影响他在普林斯顿完成每年规定的
任务。但爱因斯坦警告弗莱克斯纳，如果迈尔在高等研究院当不上正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