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而只能做副教授，他就不一定能如约完成工作。“您现已从新闻中
获悉，我接受了马德里大学的一个职位，”他写道，“西班牙政府请我给
他们推荐一个数学家做正教授……因此我发现自己处于两难境地：或者
把他推荐给西班牙，或者问您他是否可以任正教授。”为了使威胁足够
明确，爱因斯坦还说：“他缺席研究院可能会对我本人的工作造成一些
困难。”[1133]
弗莱克斯纳妥协了。在4页的回信中，他告诫爱因斯坦过于依赖助
手很危险，这样的结果不好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过接着口气便缓和下
来。尽管迈尔的头衔仍然是副教授，他还是被给予了终身职位，这已经
足以保证交易的进行。[1134]
爱因斯坦还接受了或乐于接受布鲁塞尔、巴黎和牛津的讲席。特别
是牛津，他更渴望待些时间。“你认为基督教会学院会为我安排一个小
房间吗？”他给那里的物理学家朋友、后来成为丘吉尔重要顾问的弗雷
德里克·林德曼教授写信说，“它不必像前两年那样豪华。”在信的结
尾，他发出了一声叹息：“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出生地了。” [1135]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他为什么不考虑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待些
时间呢？毕竟，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所大学可称得上是他的孩子。1933
年春，爱因斯坦四处呼吁筹建一所新的大学，以充当无家可归的犹太知
识分子的避难所，也许建在英国。他为什么不招他们到希伯来大学呢？
他自己又为何不去呢？
问题在于，在过去五年里，爱因斯坦一直在同那里的管理层作斗
争。1933年，正当他和其他教授逃离纳粹的魔掌时，终于有了最终的了
断。他所痛恨的是希伯来大学校长——来自纽约的前任拉比朱达·马格
内斯，这位校长认为有义务在教授任命等方面取悦那些富有的美国慈善
家，但这就意味着在学术等级上做出妥协。爱因斯坦希望大学更多地按
照欧洲传统来运作，应当在课程设置和教授任命上给予各个系足够的权
力。[1136]
在勒科克海滨期间，他对马格内斯的失望达到了顶点。“这个野心
勃勃的弱者周围是另一些道德低下的人。”他写信给哈伯劝他不要去希
伯来大学。他对玻恩说，这是“一个肮脏之地，纯粹假充内行” 。[1137]
爱因斯坦的抱怨使他与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魏茨曼发生了冲突。
当魏茨曼和马格内斯正式邀请他加盟希伯来大学时，他公开表达了自己
的厌恶。他对媒体说，这所大学“无法满足思想的需要”，并宣称他因此
拒绝了邀请。[1138]
马格内斯必须走人，爱因斯坦宣称。他给在一个委员会负责改革事
务的英国高级专员塞缪尔写信说，马格内斯的工作已经造成了“巨大破
坏”，“如果想让我合作，他就必须立刻辞职，这是我的条件”。6月，他
也跟魏茨曼说了同样的话：“只有彻底换人，情况才能发生改变。” [1139]
魏茨曼精明干练，懂得如何防守。他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削弱马格内
斯的权力。如果获得成功，爱因斯坦就不得不加盟。在6月底赴美途
中，有人问魏茨曼为什么爱因斯坦不去耶路撒冷。“他的确应当去，”魏
茨曼说，“他已经收到邀请。”如果他去了耶路撒冷，“他就不必浪迹于
世界各所大学中了” 。[1140]
爱因斯坦非常愤怒。他说，魏茨曼对他不去耶路撒冷的原因一清二
楚，“他也知道在何种情况下我会准备承担希伯来大学的工作”。于是，
魏茨曼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他知道，这将剥夺马格内斯对大学学术的直
接控制。随后，他在访问芝加哥时宣布，爱因斯坦的条件已经满足，因
此他应当首先来希伯来大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已经明确决定接管希
伯来大学的物理学研究所。”犹太电讯社根据魏茨曼的信息做了这样的
报道。
这是魏茨曼的一个骗人诡计，永远也不可能实现。但它不仅吓住了
普林斯顿的弗莱克斯纳，而且也让希伯来大学的争论平息下来，使大学
改革得以实施。[1141]
和平主义的终结
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如果遇到新的证据，爱因斯坦的态度
会发生转变。虽然和平主义是他最坚持的一条个人原则，但在1933年
初，随着希特勒的上台，事情发生了改变。
于是爱因斯坦立即宣布了他的结论：绝对的和平主义和抵制战争至
少在目前没有正当理由。“目前似乎不利于进一步拥护激进的和平主义
运动的某些主张，”他给一位荷兰部长（他曾经请爱因斯坦对一个和平
组织表示支持）写信说，“例如，面对着德国的重新武装，人们难道有
正当的理由劝说法国人或比利时人拒绝服兵役吗？”爱因斯坦认为答案
现在已经很清楚：“坦率地讲，我不认为是这样。”
他没有强调和平主义，而是重申自己要致力于一个世界联邦制组
织，比如一个真正拥有有效的实施手段的国际联盟，它有自己的职业化
军队来执行其决定。“我以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支持一个超
国家的军事组织，而不是拥护去除一切武力，”他说，“最近的事件在这
方面给了我一个教训。” [1142]
这遭到了他长期支持的反战国际的抵制。该组织的领导人阿瑟·庞
森比勋爵公开指责这一观点“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等于承认武力是能够
解决国际争端的要素”。爱因斯坦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写到，在德国出
现了新的威胁之后，他的新哲学是“没有安全就没有裁军” 。[1143]
4年前，在访问安特卫普时，伊丽莎白王后邀请爱因斯坦到比利时
皇宫做客。[1144]伊丽莎白王后是一位巴伐利亚大公的女儿，嫁给了比利
时国王阿尔伯特一世。那天下午，爱因斯坦陪热爱音乐的王后演奏莫扎
特、饮茶、讲解相对论。第二年再次被邀请时，他见到了她的丈夫阿尔
伯特一世，认为这位国王非常有亲和力，丝毫不摆皇族架子。“这两位
率真的人十分纯洁、善良。”他写信告诉爱尔莎。他又一次与王后演奏
了莫扎特，之后应邀与这对夫妇共进晚餐。“没有仆人，只有蔬菜、菠
菜煎蛋和土豆，”他说，“我很开心，我相信彼此都有这样的感
觉。” [1145]
就这样，爱因斯坦开始了与比利时王后一生的友谊。后来，这种关
系在爱因斯坦与原子弹的牵连中发挥了一点作用。不过在1933年7月，
紧要的议题是和平主义和抵制战争。
“第二小提琴手的丈夫乐于在紧要的事情上听取您的意见。”这是阿
尔伯特国王确定自己身份的一种秘密方式，除爱因斯坦以外很少有人知
道。于是，爱因斯坦去了皇宫。国王遇到了一个可能会引起国家动荡的
案件。有两个人因为拒绝在比利时服兵役而坐了牢，国际和平主义者希
望爱因斯坦能够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当然，这会引来麻烦。
国王希望爱因斯坦不要卷入这件事。出于友谊和对主宾国领导人的
尊重，也是出于他新的诚挚信念，爱因斯坦同意了，甚至还给阿尔伯特
一世写了一封信，并允许它公之于众。
“在由德国的事变所造成的目前的险恶形势下，比利时的武装力量
只能看作是防御的手段，而不是侵略的工具，”他宣称，“而且现在，这
种防御力量时刻都是迫切需要的。”
然而，他感到有必要附带做点评论。“凡是因其宗教信仰和道德信
念而不得不拒绝服兵役的人，都不应被当作罪犯来处置，”他主张，“应
当让他们有机会选择比服兵役更为繁重和更为危险的工作。”例如，可
以让他们作为低薪的入伍者从事“矿山劳动，在船上给锅炉加煤，在医
院的传染病房或精神病院的某科病房做护理”等工作。[1146]阿尔伯特国
王寄回一张便条表示感谢，出于礼貌，它没有谈及任何替代性工作。
当爱因斯坦改变想法时，他并不试图隐瞒自己。于是，他也给促请
他介入比利时案件的和平主义组织领导人写了一封公开信。“直到最
近，我们在欧洲还以为个人反战足以对军国主义构成有效的反击，”他
说，“今天，我们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形势。在欧洲的心脏地区有一个强
大的德国，它显然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进战争。”
他甚至说，如果他还年轻，他一定会参军。
我必须坦率地告诉您：假如我是比利时人，那么在目前的情况
下，我不会拒绝服兵役；相反，我会心甘情愿地去服役，因为我相
信，我这样做是在为拯救欧洲的文明效力。
这并不意味着我正在放弃我迄今为止所坚持的原则。我最大的
希望莫过于在不久的将来，拒绝服兵役能够再次成为为人类进步事
业服务的有效方法。[1147]
一连数周，这则报道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爱因斯坦改变了
他的和平主义看法/建议比利时人武装起来反抗德国的威胁”。《纽约时
报》的大标题说。[1148]爱因斯坦不仅立场坚定，而且更加主动热情地解
释自己，回应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致反战国际的法国秘书：“我的观点没有改变，但欧洲局势改
变了……只要德国坚持重新武装，并且系统地教唆德国公民准备一
场复仇战争，那么不幸得很，西欧各国就只好依赖军事防御了。的
确，我甚至可以断言，如果他们深谋远虑，就不会赤手空拳地坐以
待毙……我不能对现实熟视无睹。“[1149]
致英国的和平主义同伴庞森比勋爵：“德国正在狂热地重新
武装起来，全体国民都被灌输了国家主义，为战争而训练，你难道
看不到这一事实吗？……除了有组织的力量以外，你会提出什么防
御呢？” [1150]
致比利时反战委员会：“只要没有国际警察，这些国家就必须
着手保护文化。在过去的一年里，欧洲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
化；如果我们对此熟视无睹，那么我们就会让我们的仇敌占了便
宜。” [1151]
致一位美国教授：“为了制止较大的罪恶，就必须暂时接受较
小的罪恶—可憎的军事罪恶。” [1152]
甚至一年后，致罗切斯特的一位心神不定的拉比：“我还像以
前任何时候一样，是一位热心的和平主义者。但我相信，只有当侵
略性的独裁统治对于民主国家的军事威胁不复存在时，我们才可以
拥护拒绝服兵役。” [1153]
多年来，他保守的朋友一直称他幼稚，而现在则是那些左派感觉他
的政治立场正在动摇。“爱因斯坦在其科学领域内是一位天才，但在科
学领域外却软弱无力、优柔寡断和反复无常。”具有奉献精神的和平主
义者罗曼·罗兰在日记中写道。[1154]指控其反复无常肯定会让爱因斯坦
感到好笑。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当事实改变时改变他的学说并不代表
软弱。
告别
上年秋天，爱因斯坦收到了老友贝索写的一封内容散漫芜杂的长
信，和往常一样，谈的都是极为个人的事情。主要话题是爱因斯坦可怜
的小儿子爱德华，他一直受到精神疾病的折磨，现住在苏黎世附近的一
家精神病院。经常有人描写爱因斯坦与他的继女们生活的场景，但从未
提起他与儿子们在一起的情形，贝索说。为什么不陪他们去旅行？或许
可以带爱德华去一次美国，以便更好地了解他。
爱因斯坦深深地爱着爱德华。爱尔莎对一位朋友说：“这种悲伤正
在吞噬阿尔伯特。”但他觉得爱德华的精神分裂症是从母亲那里遗传的
（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这样），对此他几乎无能为力。这也就是他为什
么拒绝给爱德华做精神分析的原因。在他看来，精神分析不会有什么效
果，特别是在严重的精神疾病可能由遗传导致的情况下。
而贝索却做过精神分析。他在信中滔滔不绝、无所顾忌地谈了很多
事情。时间仿佛又回到了25年前，那时他们总是从专利局一道步行回
家，无所不谈。贝索说，他的婚姻也出了问题，这里指的是爱因斯坦给
他介绍的安娜·温特勒。不过通过与儿子结成更为融洽的关系，他的婚
姻仍然发挥着作用，生活也更有意义了。
爱因斯坦回信说，他希望带爱德华来普林斯顿。“不幸的是，一切
都表明，强大的遗传正在确凿无疑地显示自己，”他悲叹道，“从泰特小
时候我就已经发现，这种遗传正在无情地慢慢浮现。在这种情况下，外
界的影响与内分泌相比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对此任何人都爱莫能
助。” [1155]
然而，亲情毕竟实实在在的。爱因斯坦知道他必须去见爱德华，也
很想去见。本来他5月底要去牛津，他决定将旅行延后一星期，以便到
苏黎世看儿子。“我无法等六个星期再去见他，”他写信给林德曼请求原
谅，“虽然你没有做父亲，但我知道你会理解的。”[1156]
他与米列娃的关系已经大为改善。当米列娃听说他不能回德国时，
便邀请他和爱尔莎来苏黎世与她同住。他又惊又喜，那年5月去苏黎世
时就住在她那里，但与爱德华的接触却比预想的更加痛苦。
爱因斯坦把小提琴也带来了，他和爱德华经常在一起演奏，用音乐
表达无法言传的情感。他们那时拍的照片特别令人痛苦。拍摄地点似乎
是精神病院的会客室，他们穿着套装挨坐在一起，看起来很不舒服。爱
因斯坦拿着琴和弓，脸转向一边。爱德华则低头死死盯着一堆稿件，痛
苦似乎扭曲了他肉乎乎的面庞。
当爱因斯坦离开苏黎世到牛津时，他仍然认为自己每年会在欧洲待
半年。然而他不知道，这已经是他最后一次看到前妻和小儿子了。
在牛津期间，爱因斯坦做了斯宾塞讲演，并阐述了他的科学哲学，
而后又去了格拉斯哥，在那里讲述了广义相对论的发现之路。他对这次
旅行非常满意，以至于回到勒科克海滨之后不久，便决定7月底再回英
国，这次是应一位交往不深的熟人之邀。
英国司令官奥利弗·洛克-兰普森几乎与爱因斯坦毫无共同之处。他
是一个维多利亚诗人的儿子，喜欢冒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了一名
飞行员，在拉普兰和俄国领导一个装甲师，担任俄军总司令尼古拉大公
的顾问，参与策划了对格里高利·拉斯普京的谋杀。而今，他是一名法
律顾问、新闻记者和议会议员。他曾经在德国学习，熟悉德语和德国
人，（也许正因为此）成为与纳粹做斗争的早期拥护者之一。他喜欢有
趣的人或事物，便开始给爱因斯坦写信，请他到英国做客，而爱因斯坦
只是在牛津不经意间见过他一次。
爱因斯坦接受他的邀请之后，这位精力充沛的司令官充分利用了这
次机会。他带爱因斯坦去见了丘吉尔，那时丘吉尔恰逢在野，在议会中
任反对派议员。他们在丘吉尔的查特威尔（Ch-artwell）庄园吃午饭，
其间讨论了德国重新武装的事情。“他是一个有智慧的杰出人物，”爱因
斯坦那天写信给爱尔莎，“情况在我看来十分清楚，这些人已经下定了
决心，准备很快就要采取行动。” [1157]这听起来像是某位刚同丘吉尔吃
完午饭的人所做的估计。
洛克-兰普森还带爱因斯坦去见了另一个拥护重新武装的人奥斯汀·
张伯伦，以及前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当爱因斯坦到达劳埃德·乔治的
家时，有人拿过来一个宾客意见簿请他签名。当填到家庭住址一栏时，
他停了一下，然后写了“无”。
洛克-兰普森第二天在议会提交了一项议案，以“增加犹太人获得国
籍的机会”，其间他眉飞色舞地讲述了这件事，此时爱因斯坦正身穿一
身白色亚麻套装，从参观走廊注视着这一切。德国正在破坏自己的文
化，威胁大思想家的安全。“它赶走了它最卓越的公民，阿尔伯特·爱因
斯坦，”他说，“他在宾客意见簿上写的地址是‘无’如果牛津能够给他提
供避难所，这个国家将会多么自豪啊！”[1158]
回到比利时的海滨别墅后，爱因斯坦决定在再次赴美之前澄清或至
少试图澄清一件事情。妇女爱国者团体等组织仍然把他列为危险的颠覆
破坏分子或共产主义者，他认为其指控既令人愤怒，又没有道理。
由于主张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当时（事实上贯
穿他的整个一生）就有人怀疑爱因斯坦同情苏联的共产主义者。他总是
怀着诚挚之心，愿意以自己的名义支持他收到的几乎任何看起来有价值
的宣言或报刊，但并不总能确定这些团体是否服务于其他目的。
幸运的是，虽然他乐于以自己的名义支持各式各样的组织，但他不
愿在任何会议上抛头露面，憎恶把时间花在拉帮结派的计划会上。因
此，实际上他并没有加入许多政治团体，当然也没有加入什么共产主义
组织。他坚持不访问苏联，因为他知道自己可能会被用来宣传。
随着启程日期的临近，爱因斯坦接受了两次采访以澄清这些观
点。“我是一个有着坚定信仰的民主主义者，”《纽约世界电讯报》刊登
了他对德国流亡者利奥·拉尼亚所说的话，“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没有
去苏联，尽管我收到了非常热诚的邀请。如果我去莫斯科，苏联的统治
者肯定会利用它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牟利。” [1159]
对于另一场采访《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均做了报道。爱因斯
坦承认，有时他会受到一些组织的“愚弄”，这些组织自称秉持纯粹的和
平主义或人道主义，“实际上只不过是为苏联专制统治服务的伪装的宣
传机构”。他强调：“我从不支持共产主义，现在也是如此。”其政治信
念的实质是，反对任何极权势力“通过恐怖和暴力来奴役个人” 。[1160]
毫无疑问，这些声明都旨在平息美国关于他被指控的政治倾向的争
论。不过它们都是真实的。爱因斯坦偶尔会被一些欺世盗名的团体所欺
骗，但他从小就一直把反对极权主义（无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当成
他的指导原则。
当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爱因斯坦得到了令人震惊的消息。不久
前，埃伦菲斯特先是与妻子分居，之后又到阿姆斯特丹的一家医院看了
自己患有唐氏综合征的16岁儿子。他朝孩子的脸部开了一枪，废掉了他
的眼睛，但没有杀死他，随即自杀。
20多年前，年轻的犹太物理学家埃伦菲斯特流浪到布拉格，请求在
那里工作的爱因斯坦帮忙找份工作。他们在咖啡馆讨论了几小时的物理
学，随即成为情投意合的朋友。在许多方面，埃伦菲斯特都与爱因斯坦
非常不同。他有“一种几乎病态的缺乏自信”，爱因斯坦说，他更擅长批
判现有的理论，而不是营建新的理论。这使他成了一位好教员，“我所
知道的最好的”，但这种“在客观上没有根据的不胜任的感觉不断折磨着
他”。
但在一件重要的事情上他与爱因斯坦很像。他们都无法对量子力学
心安理得。“一个人要学习并且讲授那些在他心里无法完全接受的东
西，总是一件困难的事，”爱因斯坦说，“对于一个耿直成性的人来说，
更是一种双倍的困难。”
爱因斯坦很清楚年近半百是什么样子，他接下来描述了他和埃伦菲
斯特对量子力学的态度：“年过半百的人要适应新思想总要碰到越来越
大的困难。我不知道有多少读者在读了这几行之后能够充分体会到那种
悲剧。”[1161]爱因斯坦对此感同身受。
埃伦菲斯特的自杀使爱因斯坦深感不安，此时他的生命也受到了越
来越大的威胁。他的名字已经与一本抨击希特勒恐怖政策的书错误地联
系在一起；和往常一样，他同意担任一个委员会的名誉主席，接着便出
版了这本书，而他连一个字都没有读过。德国报纸刊出了红色的大字标
题“爱因斯坦的丑行”。一家杂志社将他归为德国政权的敌人，列举了他
的“种种罪行”，最后一句话是“尚未绞死”。
于是，爱因斯坦决定在10月访美前的最后一个月再次接受洛克-兰
普森的盛情邀请。爱尔莎想留在比利时收拾东西，她要《星期日快报》
的一个记者做好安排，保证爱因斯坦平安到达英国。这位记者不愧训练
有素，他在旅行中亲自陪伴爱因斯坦，并报道说，在横渡英吉利海峡
时，爱因斯坦拿出笔记本，继续演算他的方程。
这出戏有如一部精彩的电影，配得上詹姆斯·邦德出演。洛克-兰普
森让两位年轻的女“助手”把爱因斯坦带到一栋他所拥有的隐蔽别墅，它
位于伦敦东北部的一处近海荒原。在那里，爱因斯坦卷入了一出涉及保
密与公开的滑稽剧。这两位年轻女士手持霰弹猎枪，站在他身边，摆好
姿态拍了张相交予媒体。洛克-兰普森宣称：“倘若有不速之客走近，定
要他尝尝铅弹的滋味。”爱因斯坦本人对安全的评价倒没这么吓人。“我
保镖的美貌会比她们的霰弹猎枪更快地让不轨之徒放下武器。”他对一
位访客说。
冲破这道脆弱安全防线的有这样一些人：一位前任外交大臣，想同
爱因斯坦讨论欧洲的危机；爱因斯坦的女婿马里亚诺夫，为一篇曾经出
售给法国出版物的文章而采访他；瓦尔特·迈尔，继续着寻找统一场论
方程的永远完不成的任务；还有著名的雕塑家雅各布·爱普斯坦，他用
三天时间制成了一尊漂亮的爱因斯坦胸像。
唯一与女保镖发生冲突的人是爱普斯坦，他问她们是否可以卸掉一
扇门，以使他能够有更好的角度为爱因斯坦塑像。“她们幽默地问我下
一步是否要卸掉房顶，”他回忆说，“我倒是愿意，但我并没有提出来，
因为这些守护天使似乎对我闯入她们教授的隐居处颇为不满。”不过三
天后，保镖们对爱普斯坦有了好感，当塑像快要完成时，大家开始在一
起喝啤酒。[1162]
爱因斯坦始终保持着他的幽默。他在英国收到过这样一封信，发信
人认为，由于地球在旋转，引力使人有时头朝下，有时水平。他猜测，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才会干傻事，比如爱上别人。“爱上别人
并非最愚蠢的事情，”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说，“不过这并不能归咎于引
力。” [1163]
在这次旅行中，爱因斯坦的主要亮相是10月3日在伦敦皇家阿尔伯
特音乐厅发表讲演，从而为流离失所的德国学者筹措资金。有些人怀疑
（无疑是正当的）为了促销门票，洛克-兰普森把爱因斯坦隐居处所受
的安全威胁说得天花乱坠。如果是这样，那么他成功了。所有9000个座
位都坐满了，还有不少人挤在走廊和门厅里。1000名学生充当向导和护
卫，防范任何支持纳粹的示威发生（当天并无示威发生）。
爱因斯坦用英语谈了当前对自由的威胁，同时小心翼翼地不明确攻
击德国政权。“如果我们要抵抗威胁思想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势力，我们
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由本身正处于危险之中，”他说，“要是没有这种
自由，就不会有莎士比亚、歌德、牛顿、法拉第、巴斯德或李斯特。”
他还谈了孤独的必要性。“单调的清静生活可以激发创造性的思
想。”他说。和年轻时一样，他又一次建议科学家可以去看守灯塔，从
而能够“不受干扰地致力于”思考。[1164]
这种说法颇具启发性。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是一种孤独的求索。
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对于别人来说，如果同心协力去追求可能会更富有
成果。在哥本哈根等地，量子力学团队之所以能够大显身手，全凭彼此
的思想。不过，爱因斯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却可以由伯尔尼专利局、柏
林寓所的顶楼或灯塔上的某个人做出来，也许只要有一个临时的宣传媒
介和数学助手。
1933年10月7日，爱尔莎和杜卡斯从安特卫普乘坐远洋班轮“威斯特
摩兰”（Westmoreland），在南安普敦接爱因斯坦和助手瓦尔特·迈尔。
他没有想到他会离开很久。事实上，他还计划明年春季在牛津的基督教
会学院再待一个学期。然而，尽管还要活22年，爱因斯坦再也看不到欧
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