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1939
梅瑟街112号
普林斯顿
1933年10月17日，远洋班轮“威斯特摩兰”载着54岁的爱因斯坦抵达
纽约港，这里将成为他新的祖国。他的律师朋友塞缪尔·安特梅耶带来
了自己种的一些兰花，率领一个官方委员会在23街码头冒雨等候。此外
还有欢呼的人群准备举行盛大的游行来欢迎他。
然而，爱因斯坦一行不知去向。高等研究院院长弗莱克斯纳竭尽所
能让爱因斯坦不受公众注意，不论爱因斯坦可能有什么古怪的偏好。于
是，他派研究院的两位董事会成员乘坐一艘拖船，等隔离一旦解除，就
迅速把爱因斯坦从“威斯特摩兰”带走。“不要就任何主题发表声明或接
受采访。”他发电报说。为了重申这一要求，他让一位迎接爱因斯坦的
董事会成员带去了一封信。“你在美国的安全取决于你默不作声，不在
公开场合露面。”信上说。[1165]
爱因斯坦手拿提琴匣，头戴一顶宽边黑帽，帽檐周围露出浓密的头
发。他和随行人员秘密上了拖船，一直坐到炮台公园，那里有一辆车等
待接他们到普林斯顿。“爱因斯坦博士想要的就是安宁和平静。”弗莱克
斯纳对记者们说。[1166]
实际上，他还想要一份报纸和一个冰激凌蛋卷。所以他一住进普林
斯顿的孔雀酒店就换上便装，点上烟斗，和瓦尔特·迈尔到报摊买了一
份晚报，看到关于他行踪的报道，不由得哈哈大笑。接着他走进了一
家“巴尔的摩”冰激凌店，用拇指指着一个年轻的神学学生刚刚买过的蛋
卷，又指指他自己。女服务生在找他钱时说：“我会永远记住这一
个。” [1167]
研究院的临时总部设在普林斯顿的范氏楼，爱因斯坦在那里有一个
办公室。当时有18位学者住在那里，其中包括数学家奥斯瓦尔德·维布
伦（社会理论家索尔斯坦·维布伦的侄子）和计算机理论的先驱冯·诺伊
曼。当他参观办公室时，有人问他还需要什么设备。“一张课桌或桌
子，一把椅子，纸和铅笔，”他回答说，“哦，对了，还要一个大废纸
篓，以便我扔掉所有的错误。”[1168]
他和爱尔莎很快就找到了租住的房子，他们举办了一个小型音乐会
以示庆祝。音乐会以海顿和莫扎特的作品为主，由著名俄国小提琴家托
沙·塞德尔领奏，爱因斯坦担任第二小提琴手。塞德尔传授了一些小提
琴技巧，作为答谢，爱因斯坦试图给他讲解相对论，画了一些图显示运
动长杆的长度会收缩。[1169]
于是乎，小镇上流传的有关爱因斯坦热爱音乐的故事越来越多。其
中一则说，爱因斯坦与小提琴大师弗里茨·克莱斯勒共同演奏四重奏，
在某个地方他们没有同步。克莱斯勒停止了演奏，气冲冲地嘲笑爱因斯
坦说：“怎么回事，教授，您不会数数吗？” [1170]还有更动人的一则故
事，一天晚上，一个基督教祈祷团举行集会，为遭受迫害的犹太人祷
告。让他们没想到的是，爱因斯坦问他是否可以参加。他带来了小提
琴，演奏了一首独奏曲，仿佛在祷告一样。[1171]
他许多表演纯粹是即兴的。那年万圣节，一群玩“不请客就捣
蛋”（rick-or-treaters）[1172]的12岁小姑娘们打算搞恶作剧，这时他出现
在门口，拉起了小提琴，让她们一个个目瞪口呆，攻击兴致尽失。而圣
诞节期间，当第一长老会的成员路过这里演唱赞美诗时，他走到雪地
里，向一位女士借了一把小提琴为他们伴奏。“他真是一个可爱的
人。”有人回忆说。[1173]
在人们心目中，爱因斯坦是一个和蔼善良、温文尔雅的教授，可爱
但有时心不在焉，经常一边散步一边沉浸在思考之中，还会帮助孩子们
完成家庭作业，很少梳头或穿袜子。这几乎成了一个传奇，但并非没有
事实依据。这种理解也符合他那种带有自知之明的幽默感。“我这种老
古董主要是因为不穿袜子而出名，在特定场合会被当成怪人。”他开玩
笑说。他不太修边幅，这既是对其朴素的肯定，又是一种温和的反叛行
为。“人到了我这个年纪，如果有人让我穿袜子，我可以不穿。”他对邻
居说。[1174]
他松垂宽大的衣服也成了他缺少虚伪的一个象征。他有一件皮夹
克，经常在各种场合穿。一位朋友发现他对羊绒衫有轻度的过敏，便去
一家剩余物资商店给他买了一些宽松无领的棉运动衫，这些衣服他终生
都在穿。他对发型和打扮的轻视态度极富感染力，以至于爱尔莎、玛戈
特和妹妹玛雅都开始炫耀她们同样凌乱的灰色头发。
他能够使这种头发凌乱的天才形象与卓别林塑造的小流浪汉一样出
名。他既为人和善又超然物外，既才华横溢又有点摸不着头脑。带着一
种心不在焉和冷嘲式的幽默感，爱因斯坦到处漂泊，四海为家。对于缺
点和过错，他表现得很诚实，有时（但并不总是）的确看起来幼稚。他
既挂心整个人类的命运，也关心具体的人。对宇宙真理和世界议题的专
注使他显得似乎不太关心眼前的事情。他扮演的这种角色距离真理不
远，但他愿意将它做到最大限度，因为这种角色是如此伟大。
那时，他也已经很适应爱尔莎所扮演的角色。作为妻子，爱尔莎对
他既疼爱又苛求，既是保护伞又会受到社会欲望的驱使。在一些艰难的
磨合之后，他们已经能够和谐相处。“我管着他，”她自豪地说，“但我
从不让他知道我在管他。”[1175]
实际上，爱因斯坦并非不知道，他觉得这样挺开心的。例如，爱尔
莎抱怨他吸烟太多，他在感恩节跟爱尔莎打赌说，他将在一年时间里不
碰烟斗。在一次宴会上，爱尔莎向众人吹噓这件事，爱因斯坦抱怨
说：“你看，我不再是烟斗的奴隶，却成了那个女人的奴隶。”爱因斯坦
信守了诺言，但“从新年第一天早晨起床开始，除了吃饭和睡觉，他的
烟斗就再没有离过口”，爱尔莎在这次协议结束后不久对邻居们
说。[1176]
最令爱因斯坦感到不快的是弗莱克斯纳，他总想让爱因斯坦不受公
众的注意。和往常一样，爱因斯坦对此并不像他的朋友、赞助人和自称
的保护者们那样讲究。只要镁光灯一闪，他的眼睛马上就会亮起来。更
重要的是，如果他能够用自己的名声为情况不断恶化的欧洲犹太人筹款
和博得同情的话，他甘愿甚至渴望忍受这样的举动。
弗莱克斯纳是一个被同化了的保守的美国犹太人。在政治激进主义
的影响下，爱因斯坦对名声的喜好使他深感不安。他认为这也许会激起
反犹主义，特别是普林斯顿，至少在社交方面很警惕他们，而此时研究
院正在吸引犹太学者到这里。[1177]
弗莱克斯纳非常沮丧地听说，爱因斯坦已经欣然应允星期六在家接
见来自纽华克（Newark）—所学校的一群孩子，他们以爱因斯坦的名字
命名了他们的科学俱乐部。爱尔莎烘烤了小甜饼，当讨论转到犹太政治
领袖时，她指出：“我不认为这个国家有什么反犹主义。”爱因斯坦深以
为然。这只不过是一次愉快的访问，只不过带队老师写了一篇华美的文
章，主要记述了爱因斯坦关于犹太人困境的想法，刊登在纽华克《星期
日纪录报》的头版显著位置。[1178]
弗莱克斯纳极为愤怒。“我只是想保护他。”他给爱尔莎写了一封措
辞严厉的信，并把那篇文章寄给了她。“在我看来，这种事情绝对不值
得爱因斯坦教授去做，”他斥责道，“它将有损同事们对他的尊敬，因为
他们会认为他热衷于宣传自己，我不知道如何能让他们相信这不是事
实。” [1179]
接着，弗莱克斯纳要爱尔莎劝阻她的丈夫参加曼哈顿的一场音乐
会，爱因斯坦已经答应出演，以便为犹太难民筹款。但和丈夫一样，爱
尔莎并不反感公众的注意，也不反对帮助犹太事业，而是不满弗莱克斯
纳企图控制这一切，于是她直截了当地拒绝了。
这促使弗莱克斯纳第二天又给爱尔莎写了一封信，语气惊人地强
硬，他说他已经与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谈过这件事。就像爱因斯坦的一些
欧洲朋友（包括玻恩夫妇）那样，弗莱克斯纳警告爱尔莎，如果犹太人
太受公众注意，将会激起反犹主义：
在美国完全有可能激起反犹情绪，而引发这种情绪的只可能是
犹太人自己。有明确迹象表明，反犹主义已经在美国抬头。正因为
我本人是一个犹太人，也因为我希望帮助受压迫的德国犹太人，我
尽管不断努力，并且取得了一定成功，但绝对默不作声，也不透露
姓名……这里涉及的是您丈夫以及美国最高水准的研究院的尊严，
还有如何最有效地帮助美国和欧洲的犹太人。[1180]
同一天，弗莱克斯纳写信给爱因斯坦，声称像他们这样的犹太人应
当保持低调，因为热衷于自我宣传会激起反犹主义。“从希特勒开始推
行反犹政策的那一刻起，我就感觉到了这一点，并相应采取了对
策，”他写道，“在美国大学已经有迹象显示，倘若不处处谨小慎微，犹
太学生和犹太教授将会遭殃。”[1181]
毫不奇怪，爱因斯坦按照预定的计划在曼哈顿举行了音乐会义演，
264位客人购买了25美元一张的入场券。演出曲目主要是巴赫的D小调
双小提琴协奏曲和莫扎特的G大调四重奏。媒体也对这场演出做了报
道。“他深深地陶醉于音乐中，”《时代》周刊说，“整场演出结束时，
他仍在拨弄琴弦，凝视远方。”[1182]
为了阻止这些活动，弗莱克斯纳开始截取爱因斯坦的邮件，并代表
他拒绝邀请。事情即将有个了断。纽约的拉比斯蒂芬·怀斯认为爱因斯
坦应当去拜访罗斯福总统，与他讨论一下德国的犹太人政策。“罗斯福
尚未帮助过德国犹太人，这次会见算是一点功劳。”怀斯写信给一位朋
友。[1183]
最终，罗斯福的社交秘书马文·麦金太尔打来电话，邀请爱因斯坦
访问白宫。弗莱克斯纳事先得到了消息。他气急败坏地给白宫打电话，
代表爱因斯坦冷冷地回绝了麦金太尔。弗莱克斯纳说，所有邀请都必须
经他同意。
不仅如此，弗莱克斯纳还给总统写了一封正式信件。“我今天下午
不得不向您的秘书做出解释，”弗莱克斯纳说，“爱因斯坦教授来普林斯
顿是为了在隐居状态下从事科学工作，绝对不能让他引起公众的注
意。”
要不是即将担任财政部长的杰出的犹太领袖亨利·摩根索问起这件
事，爱因斯坦一直还蒙在鼓里。在沮丧地发现弗莱克斯1纳的肆意妄为
之后，爱因斯坦写信给他在政治上意气相投的知音埃莉诺·罗斯福。“您
简直难以想象，我对拜见这位正在以巨大精力处理我们时代最伟大、最
艰难问题的人是多么感兴趣，”他写道，“然而事实上，没有任何邀请送
达我这里。”
埃莉诺·罗斯福礼貌地回了信。她解释说，这是一场误会，因为弗
莱克斯纳给白宫打电话时语气非常坚定。“我希望您和爱因斯坦夫人很
快就能来。”她补充说。爱尔莎得体地回了信。“首先请原谅我糟糕的英
语，”她写道，“爱因斯坦博士和我带着感激的心情接受您友好的邀
请。”
1934年1月24日，爱因斯坦和爱尔莎来到白宫，参加了宴会，还住
了一晚。总统以差强人意的德语跟他们交谈，其间谈到了罗斯福的海洋
画和爱因斯坦对帆船运动的爱好。第二天早上，爱因斯坦在一张白宫的
短柬卡上给比利时的伊丽莎白王后写了一首八行的打油诗，纪念他到访
白宫，但没有发表公开声明。[1184]
弗莱克斯纳的干涉激怒了爱因斯坦。他在给怀斯拉比的信中发泄了
自己的愤怒（信的落款是“普林斯顿集中营”），还给研究院的董事会成
员寄去了一封长达5页的信。爱因斯坦威胁说，或者向他保证不会再
有“此类干涉发生，这是任何一个有自尊的人都无法容忍的”，或者“商
讨以一种有尊严的方式与你们的研究院断绝关系”。[1185]
爱因斯坦取得了胜利，弗莱克斯纳再也不敢惹他了。但结果是，爱
因斯坦失去了对弗莱克斯纳的影响力。他后来称弗莱克斯纳是他在普林
斯顿“极少数敌人”之一。[1186]那年3月，量子力学的先驱薛定谔作为难
民到访普林斯顿大学，被授予一个职位。但他希望加盟高等研究院。为
此，爱因斯坦积极游说弗莱克斯纳，但根本不管用。弗莱克斯纳不再帮
助他，即使这意味着将薛定谔拒之门外。
在访问普林斯顿期间，薛定谔问爱因斯坦那年春天是否会如期回到
牛津。1931年，爱因斯坦在前往加州理工学院时称自己是一只“迁徙之
鸟”，也许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这到底是一种解放还是一种悲伤。但是现
在，他在普林斯顿生活得很惬意，不愿再离开了。
“为什么像我这样的老家伙不能享受一次平和与安宁呢？”他问朋友
玻恩。于是，他请薛定谔转达他诚挚的歉意。“很抱歉，他要我告诉
您，他肯定不去了，”薛定谔写信给林德曼，“他之所以有此决定，是因
为害怕回到欧洲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爱因斯坦还担心如果去了牛
津，巴黎和马德里也会希望他去，“我没有勇气接受所有这些邀
请”。[1187]
在命运的安排下，爱因斯坦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惰性，继续流浪
将使他感到疲惫。1921年，他第一次访问普林斯顿时曾称它为“一支没
有抽过的烟斗”，这个地方颇具欧洲大学城的新哥特风格，以其超凡的
魅力吸引着他。“这是一个古雅而讲究礼仪的村落，里面住着一些腿部
僵硬而又趾高气扬的半人半神，”他写信给比利时王后，“由于不理会某
些社会习俗，我为自己营造了一种氛围，有助于专心致志做研
究。” [1188]
爱因斯坦特别欣赏的一点是，尽管美国存在着贫富不均和种族偏
见，但与欧洲相比更是一个精英管理的社会。“使新来者热爱这个国家
的，是人民中间的民主特性，”他赞叹道，“没有谁在别人或别的阶级面
前低声下气。” [1189]
随自己的心意说话和思考是每个人的权利，爱因斯坦自始至终都很
看重这一点。此外，由于缺少传统的束缚，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备加珍视
的创造性更容易被激发出来。“美国青年有幸能够不让其观点被陈腐的
传统所束缚。”他指出。[1190]
爱尔莎也很喜欢普林斯顿，这对爱因斯坦很重要。长期以来，爱尔
莎一直精心照料着爱因斯坦，他已经非常在乎爱尔莎的感受，特别是其
居家本能。“整个普林斯顿就像一个大公园，树长得很好，”她写信给一
位朋友，“我们差点以为自己是在牛津。”这里的建筑和乡下风光让她想
起了英国，她对自己在这里优哉游哉而别人却在欧洲受苦感到有些歉
疚。“我们在这里非常幸福，也许过于幸福了。有时会感到良心不
安。” [1191]
于是，1934年4月，就在到达这里6个月之后，爱因斯坦宣布他要一
直在普林斯顿待下去，在研究院做专职工作。结果，在余下的21年中，
他再也没有在另一个地方生活过。当月，他出席了为他最喜欢的一些慈
善团体筹款的“告别”宴会。对他来说，这些事情几乎与他的科学同样重
要。正如他在一次活动中所宣称的：“为社会正义而努力是生活中最有
价值的事情。” [1192]
令人悲伤的是，就在他们决定在普林斯顿安家落户时，爱尔莎不得
不回到欧洲，照顾她敢于冒险的大女儿伊尔莎。伊尔莎曾与花花公子尼
科莱调情，后来嫁给了文学记者凯泽尔。大家一开始以为伊尔莎得了肺
结核，但后来证明是白血病。她的健康状况已经急转直下。她现已转到
巴黎，由妹妹玛戈特看护。
伊尔莎坚持认为自己的问题主要是身心失调，所以没有接受药物治
疗，而是继续采用心理疗法。刚发病的时候，爱因斯坦让她找一个正规
的医生，但她没有同意。现在，除爱因斯坦以外的所有家人都来到了玛
戈特在巴黎的寓所，聚在她的床前，但此时已经回天乏术。
伊尔莎的死令爱尔莎悲痛欲绝。“（她）变得苍老了，”玛戈特的丈
夫回忆说，“几乎认不出来了。”她没有将伊尔莎的骨灰存放在教堂地下
室，而是放在了一个密封袋里。“我不能和它分开，”她说，“我必须拥
有它。”她把袋子缝在了一个枕头里，以便在回美国的路上守在它身
边。[1193]
爱尔莎还带回了几箱丈夫的文稿，这是玛戈特通过法国的外交渠
道、凭借反纳粹的经历从柏林偷偷带到巴黎的。爱尔莎乘坐的船上有一
位普林斯顿的邻居卡罗琳·布莱克伍德，她帮爱尔莎将这些文稿带回了
美国。
几个月前，爱尔莎在普林斯顿见到了布莱克伍德夫妇。他们说准备
去巴勒斯坦和欧洲，希望见一些犹太复国主义领袖。
“我不知道你们是犹太人。”爱尔莎说。
布莱克伍德夫人说，他们实际上是长老会教徒，但犹太教传统与基
督教传统之间关系很深，“而且，基督是一个犹太人”。
爱尔莎拥抱了她：“没有基督徒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她请他们帮忙
找一本德语的《圣经》，因为当初从柏林搬家时弄丢了。布莱克伍德夫
人送给她一本马丁·路德的译本，爱尔莎将书紧紧抱在胸前。“我希望我
能更有信仰。”她对布莱克伍德夫人说。
爱尔莎记下了布莱克伍德夫妇乘坐的班轮号，在返回美国时特意订
购了这一班的船票。一天早上，她带布莱克伍德夫妇来到船上的休息
室，请求他们帮助。由于自己还不是美国公民，她担心丈夫的论文有可
能被边境扣留，想请布莱克伍德夫妇带它们入境。
布莱克伍德夫妇同意了，尽管布莱克伍德先生出于谨慎，没有在通
关申报表上撒谎。“在欧洲获得的学术材料。”他写道。后来，爱因斯坦
冒雨到布莱克伍德家来取他的文稿。“这些胡话是我写的吗？”他看到一
篇文章时笑了。不过据当时在场的布莱克伍德夫妇的儿子回忆，爱因斯
坦“手拿书和文稿，显然深为感动” 。[1194]
1934年夏天，希特勒在“长刀之夜” [1195]巩固了权力。伊尔莎的去世
进一步切断了爱因斯坦与欧洲的联系。同年，玛戈特在与脾气古怪的俄
国丈夫马里亚诺夫分居之后便移民到普林斯顿。不久，汉斯·阿尔伯特
也来了。爱尔莎在回来后不久给卡罗琳·布莱克伍德写信说，她“完全不
想再去欧洲”“我感觉这个国家就像我的家一样”。[1196]
消遣
爱尔莎从欧洲回来后，与爱因斯坦在罗得岛的守望山（Watch
Hill）租了一栋夏季别墅。这是半岛上的一块僻静之地，附近就是长岛
海湾与大西洋的交汇处。这里很适合驾驶帆船，于是在爱尔莎的敦促
下，爱因斯坦决定在那里和朋友古斯塔夫·布基一家一起过夏天。
布基是一个医生、工程师、发明家和X射线技术的先驱。他本是德
国人，20世纪20年代加入了美国国籍，曾在柏林见过爱因斯坦夫妇。爱
因斯坦来美国时，与布基加深了友谊。他们发明了一种能够控制摄影光
圈的设备，并获得专利，在与另一项发明的竞争中，爱因斯坦作为鉴定
人为布基作证。[1197]
他的儿子彼得·布基开车带爱因斯坦到处逛，后来将自己的一些回
忆记了下来。这些文字展现了晚年爱因斯坦那稍显古怪但又真挚自然的
个性。有一次，彼得正开着敞篷汽车带爱因斯坦出游，这时忽然下雨
了。爱因斯坦摘下帽子，把它放在外套下面。看着彼得疑惑不解的神
色，爱因斯坦解释说：“你看，我的头发已经多次挨雨淋了，但我不知
道我的帽子能经受多少次。” [1198]
爱因斯坦享受着守望山的简朴生活。他在小巷中悠闲地漫步，甚至
与布基夫人一起去购物。他特别喜欢驾驶一艘17英尺的木质小艇“提奈
夫”（ Tinef），意第绪语的意思是“一块废料”。他总是独自驾驶小艇，
没有目的，也常常漫不经心。“他往往一去就是一整天，就在随意漂
流，”当地游艇俱乐部的一个成员回忆说，他不止一次去救营爱因斯
坦，“他看起来像是在那里沉思冥想。”
和在卡普特一样，爱因斯坦喜欢在微风中泛舟游弋，无风时则在笔
记本上演算方程。“我们所有人都越来越焦急地等待他下午返航，”布基
回忆说，“直到晚上11时还不见他的踪影，我们只好派海岸巡逻队去搜
寻。队员们在海湾找到了他，他对自己一点也不担心。”
有一次，一位朋友送给他一台贵重的舷外发动机，以备紧急之用。
爱因斯坦拒绝了。对于冒一点风险逃到可以独处的地方，他有一种孩子
般的喜悦（虽然不会游泳，但他从不带救生衣）。“对于一般人来说，
静静地待上几小时可能是一次艰巨的挑战，”布基说，“但在爱因斯坦看
来，这不过是提供了更多的思考时间罢了。”[1199]
第二年夏天，当爱因斯坦夫妇开始在康涅狄格州的老莱姆镇（Old
Lyme）以及长岛海湾租房时，营救爱因斯坦的传奇仍在继续。《纽约
时报》有这样一篇报道，其大标题写道，“相对的潮汐和（由潮汐形成
的）沙洲困住了爱因斯坦”。那些救起他的小男孩被请到屋里喝树莓
汁。[1200]
爱尔莎很喜欢老莱姆镇的房子，不过她和家人都觉得它有点过于华
丽。它占地20英亩，有一个网球场和一个游泳池，餐厅非常大，他们一
开始都没敢用。“这里的一切都很奢华，头十天（我向你发誓）我们是
在餐具室吃的，”爱尔莎写信给一位朋友，“对我们来说，餐厅过于华丽
了。” [1201]
夏天过后，爱因斯坦夫妇每个月都要到布基在曼哈顿的家一两次。
爱因斯坦一个人时，也会住在鳏夫沃特斯（即他在帕萨迪纳碰见的那位
制药公司老总）的家。有一次，爱因斯坦没带晨衣和睡衣就来了，沃特
斯很奇怪。“我退休后总是困了就睡。”爱因斯坦说。不过据沃特斯回
忆，他的确借了一支铅笔和一个记事本放在床头。
爱因斯坦发现很难拒绝希望为他雕塑或拍照的艺术家和摄影师的要
求，这既是出于礼貌，也是出于少许的虚荣。1935年4月的一个周末，
他在沃特斯家为两个艺术家摆好姿势坐在那里一整天。第一种坐姿是为
拉比怀斯的妻子摆的，而后者的名气并不是因为艺术才能。那他为什么
还要那样做？“因为她是一个好女人。”他回答说。
那天晚些时候，沃特斯和他的司机将爱因斯坦送到了格林尼治村，
苏联的现实主义雕塑家谢尔盖·柯年科夫要为他塑像，他创作的这尊著
名的爱因斯坦胸像现存于高等研究院。爱因斯坦是通过玛戈特（也是一
位雕塑家）的介绍而认识柯年科夫的。不久，他们所有人都成了柯年科
夫的妻子玛格丽塔·柯年科娃的朋友。爱因斯坦不知道，她是一个苏联
间谍。事实上，爱尔莎死后，爱因斯坦还与她发生了一段风流韵事，我
们将会看到[1202]，最终的结果要比他知道的更为复杂。[1203]
既然现在他们已经决定待在美国，那么爱因斯坦加入美国国籍就顺
理成章了。爱因斯坦访问白宫时，罗斯福总统曾经提出，他应当接受一
些国会议员的建议，即以他的名义通过一个特别法案，但爱因斯坦坚持
走正规程序。这就意味着必须先离开这个国家，以使他（以及爱尔莎、
玛戈特和杜卡斯）不是作为访客，而是作为寻求国籍的人入境。
于是，为了履行这些正式手续，他们1935年5月乘坐“玛丽皇后”号
到百慕大待了几天。抵达百慕大首府汉密尔顿时，皇家总督在那里迎候
他们，还介绍了岛上最好的两个宾馆。爱因斯坦发现它们不仅窒闷，而
且讲排场。后来在城里散步时，他们看见了一栋风格简朴的旅馆别墅，
便在那里住下了。
爱因斯坦拒绝了百慕大社会名流的所有正式邀请，倒是和他在饭馆
碰到的一位德国厨师混熟了。他们一起驾驶小艇，出去了七小时。爱尔
莎唯恐纳粹的密探将她的丈夫抓了去，后来在厨师家发现了爱因斯坦，
他在那里享用了一顿德式大餐。[1204]
那年夏天，他们在普林斯顿租的房子附近有房出售。这是一幢装有
护墙楔形板的朴素的白房子，房前小院通向镇上一条景色宜人的林荫
路。梅瑟街（Mercer
Street）112号注定要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住宅之
一，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奢华，而是因为它是房主的完美象征。和晚年的
爱因斯坦一样，这幢房子朴素大方，迷人可爱。它就坐落在一条主干道
上，因阳台的掩映而不致太过显眼。
客厅很朴素，里面堆放着爱尔莎那些笨重的德国家具，虽然经过多
次搬迁，这些家具一直没有丢掉。一楼的小图书馆是杜卡斯的工作室，
她在这里处理爱因斯坦的信件，负责接听家里唯一一部电话（电话号码
是普林斯顿1606，没有上电话簿）。
爱因斯坦的办公室在二楼，是爱尔莎负责建造的。后墙上装上一扇
大落地窗，窗外是一个郁郁葱葱的后花园。两边的书架一直顶到天花
板。屋里正中是一个大木桌，上面堆放着论文、烟斗和铅笔；还有一张
安乐椅，爱因斯坦可以坐在那里写东西。
墙上挂着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画像。当然，还有一幅牛顿的，不过
没过多久它从钩子上掉下来了。此外还有甘地的画像，在同时投身于政
治和科学的爱因斯坦心目中，他现在是新的英雄。陈列出来的唯一奖品
是爱因斯坦在伯尔尼科学协会的会员证，证书外还加了框。当然，这是
一个小玩笑。
除了一帮女人，家里渐渐也住进来一些宠物。鹦鹉“毕波”大病小病
不断，小猫名叫“老虎”，还有原属布基家的小白狗“奇科”，偶尔会惹出
麻烦。“这只狗很聪明，”爱因斯坦说，“它很同情我，因为我收的邮件
太多了。正因为此，它会咬邮递员。” [1205]
“教授不开车，”爱尔莎经常说，“这对他来说太复杂了。”他喜欢走
路，更准确地说是拖着脚走，每天早上从梅瑟街走到他在研究院的办公
室。当他路过时，人们往往会蓦然回首，他走路时出神的样子很快成了
小镇上的著名一景。
到了中午，经常有三四位教授或学生陪他回家。爱因斯坦走路时总
是平心静气，就像沉浸在幻想之中，其他人则在周围手舞足蹈地发表自
己的观点。到家时，众人散去，爱因斯坦有时会站在那里思考，甚至无
意中又会走回研究院。杜卡斯总是透过窗户注视着这一切，这时她会出
来拉爱因斯坦进屋吃午饭。饭后他会小睡一会儿，口述一些回信，然后
到书房研究一两小时统一场论。[1206]
偶尔他会独自漫步，这有时很让人担心。一天，有人给研究院打电
话找某位院长。秘书说院长不在，通话者迟疑了一下，然后问爱因斯坦
住在哪里。秘书告诉他，这不能透露。通话者的声音瞬间沉了下
来。“请不要告诉任何人，”他说，“我就是爱因斯坦博士，我正在回家
的路上，我忘记家住哪里了。”[1207]
这个故事是院长的儿子讲述的。就像许多关于爱因斯坦健忘的故事
一样，它可能有所夸张。健忘教授的形象与他很相配，所以渐渐开始深
入人心。爱因斯坦乐于在公众中扮演这样的角色，邻居们对此也津津乐
道。和大多数假想的角色一样，这当中还是有些道理的。
比如在为他举行的一次宴会上，他又开始心不在焉，甚至拿出记事
本开始演算方程。当介绍到他时，四下里掌声雷动，但他仍然沉浸在思
考中。杜卡斯提醒他起身。他站起来后，看到人们站在那里鼓掌，还以
为是为了欢迎别的什么人，于是也热情地鼓起掌来。杜卡斯走过来告诉
他，掌声是给他的。[1208]
在诸多故事中，除了爱做白日梦，另一个主题是善良的爱因斯坦帮
助一个孩子（通常是一个小女孩）补习家庭作业。这其中最著名的是辅
导梅瑟街一个8岁的邻居阿德莱德·德隆，她按了爱因斯坦家的门铃，请
他帮忙解决一个数学题。作为贿赂，她拿了一盘自制的软糖。“请
进，”他说，“我相信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解释了其中的数学道
理，但让她自己做作业。作为对软糖的答谢，他给了她一个小甜饼。
此后，这个小女孩经常光顾。她的父母发现后，一再表示歉意。爱
因斯坦摆了摆手。“这完全不必要，”他说，“我从你们孩子那里学到的
和她从我这里学到的一样多。”他喜欢讲她来访的故事，眼睛里闪着
光。“她很淘气，”他放声大笑，“你们知道她试图用糖向我行贿吗？”
据阿德莱德的一个朋友回忆，有一次她们俩和另一个小女孩一起到
了爱因斯坦家。三人走进了书房，爱因斯坦招呼她们吃午饭，她们欣然
答应。“于是他把整捆的书稿从桌子上拿走，用开瓶器打开了四听豆子
罐头，然后依次拿到炉子里加热，再分别放入一个勺子，这就是我们的
午餐，”她回忆说，“他没有给我们任何喝的东西。”[1209]
后来，爱因斯坦对另一位抱怨数学的小女孩说：“不要担心你在数
学上的困难，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碰到的困难要大得多。”这成了他的
一句名言。为了不让人以为他只帮助小女孩，他还接待过一群来自普林
斯顿乡村日校的高年级男孩，期末考试里的一道数学题难住了他
们。[1210]
他还帮助过普林斯顿中学的一个名叫亨利·罗索的15岁男孩，他的
一门新闻课程没有考好。老师给所有采访过爱因斯坦的人打的分数都是
A，于是罗索来到梅瑟街的爱因斯坦住宅，但吃了闭门羹。正当他要离
开时，送奶工教给他一个诀窍：爱因斯坦每天早上9时半都会沿一条特
定的路线散步。于是罗索有一天溜出学校，在相应的地方等候，等爱因
斯坦路过时与之搭上了话。
罗索思绪混乱，不知该从何说起，这也许是他课程得不到高分的原
因。爱因斯坦发起了善心，向他建议问题。“不要问私人问题，”爱因斯
坦说，“还是问数学吧。”聪明的罗索依计而行。“我发现大自然是以一
种奇妙的方式构造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发现自然本身的数学结构，”爱
因斯坦解释了他15岁时的见解，“这种信念帮助我度过了整个一生。”
这次采访让罗索得了一个A，不过他也有些沮丧。他曾经向爱因斯
坦保证，这篇报道将只用于校报，但后来未经同意被特伦顿的报纸弄走
了，接着又传到了世界其他媒体，这是新业的又一个教训。[1211]
爱尔莎之死
就在搬入梅瑟街112号不久，爱尔莎的眼睛出现了水肿。曼哈顿的
医生诊断为心脏病和肾病的症状，必须在床上静养。
爱因斯坦有时给她读书，但大部分时间会在书房更专心地工
作。“紧张的脑力劳动和窥测上帝的本性无异于一些天使，它们安抚人
心，使人坚强，但又冷酷无情，它们将引领我度过生命中的一切挫
折。”他曾经给第一位女友的母亲写过这样的信。现在，他通过沉浸在
描述宇宙的美妙数学中来逃避人的复杂情感。“我丈夫没日没夜做着计
算，”爱尔莎写信给沃特斯，“我从未见过他如此专注于他的工
作。” [1212]
爱尔莎给朋友安东尼娜·瓦朗坦写信时描绘了丈夫更加热诚的一
面。“他对我的病非常不安，”她说，“他不停地走动，显得失魂落魄。
我没想到他如此爱我。我很欣慰。”
爱尔莎认为，如果他们像往常那样到别的地方避暑，情况会好一
些。于是他们在纽约阿迪朗达克山（Adirondacks）萨拉纳克
（Saranac）湖租了一个别墅。“在那里我的身体肯定会好些，”她
说，“要是我的伊尔莎现在走进我的房间，我马上就能康复。” [1213]
事实证明，这个夏天过得很愉快，然而到了冬天，爱尔莎又一次卧
床不起，健康越来越差。1936年12月20日，她离开了人世。
爱因斯坦受到的打击比事先预想的更大。事实上，他哭了，就像妈
妈去世时一样。“我从未见过他落泪，”彼得·布基说，“但他确实哭了，
而且悲叹道：‘我真的很想她。’”[1214]
他们的爱情称不上典范。结婚以前，爱因斯坦给她写的信充满了甜
言蜜语，但渐渐地，那样的语言消失了。他有时可能会伤害和苛求对
方，似乎不够在意她的感情需要，偶尔还会与其他女人调情。
然而，在由爱情一步步发展成为伴侣的背后，有一种东西是局外人
看不到的。爱尔莎和爱因斯坦彼此相爱，相互理解，也许最重要的是
（因为她实际上也非常聪明，只不过是以她自己的方式）能让对方开
心。因此，虽然他们的关系并非那么浪漫，但却很稳固。通过它，双方
的愿望和需要都得到了满足，是在在的，是互的。
爱因斯坦在工作中找到了安慰。他向汉斯·阿尔伯特坦言，集中精
力很难，但这样做可以使他逃避个人的痛苦。“只要我还能工作，我绝
对不能抱怨，也不会去抱怨，因为只有工作才能让生活充实起
来。” [1215]
他的合作者霍夫曼注意到，他走进办公室时“面色苍白，充满悲
戚”，但仍然坚持每天忘我地工作。他说自己比以往更需要工作。“他力
图专注于工作，让人很是同情，”霍夫曼回忆说，“但他对悲伤已经习以
为常，知道工作是消除痛苦的良药。” [1216]他们那个月合作写出了两篇
重要论文：一篇是关于“宇宙透镜”效应，即光线在星系引力场作用下发
生的弯曲会放大遥远的恒星，另一篇研究了引力波是否存在。[1217]
玻恩从爱因斯坦的来信中得知了爱尔莎的死讯，这部分内容几乎是
在解释他为什么变得不善交际时补充进去的。“我仿佛是一头生活在洞
穴里的熊，与以往多变的生活相比，我现在更感自如，”他对老朋友
说，“妻子的故去使我变得更加笨拙了，她比我更善于与人相处。”玻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