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48
军备控制
在原子弹投下之后的几个星期里，爱因斯坦异常地沉默寡言。他回
绝了那些找上门来的记者，甚至当他的邻居——《纽约时报》的出版人
亚瑟·海斯·萨尔兹伯格打来电话时，他也拒不发表任何评论。[1347]
直到9月中旬准备离开租住的避暑别墅时，也就是在投掷原子弹一
个多月以后，爱因斯坦才同意跟一位来访的通讯社记者谈论这一事件。
他强调，原子弹强化了他长期以来对某种世界联邦制的支持。“文明和
人类获救的唯一出路在于创建一个世界政府，”他说，“只要主权国家继
续拥有各自的军备和武器秘密，新的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 [1348]
菲利普·哈尔斯曼拍摄的照片，1947年
和科学一样，爱因斯坦也试图从世界政治中找到一套统一的原则，
以摆脱无政府状态，重新建立起秩序。如果各个主权国家都有其自身的
军事力量、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和彼此冲突的国家利益，那么在这个基
础上建立起来的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多的战争。因此，他认为建立
一个世界权力机构不是空想而是现实，不是幼稚而是实际。
在战争年代，爱因斯坦一直比较慎重。作为难民，他所在的国家动
用武力是出于崇高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国家主义。然而原子弹的投掷和
战争的结束改变了一切。随着进攻性武器的破坏力越来越大，建立一个
世界组织来保证人类的安全也变得愈发迫切。爱因斯坦在这个时候再次
就政治发表看法，可谓恰逢其时。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爱因斯坦不仅积极探索着一种能够支配所有
自然力的统一场论，而且热情地提倡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组
织。尽管在许多方面迥然不同，但这两种追求都反映了他向往超越秩序
的本能，也展现了他甘当反叛者、希望自由挑战流行观点的典型意愿。
在原子弹投掷之后的那个月，一些科学家签署了一份声明，旨在敦
促政府创建一个国家顾问委员会来控制核武器。作为回应，爱因斯坦给
曾经成功地领导了洛斯阿拉莫斯科学项目的奥本海默写了一封信。爱因
斯坦说，他理解这份声明背后的情感，但认为这种政治谏言“显然不能
胜任”，因为它们仍然把主权国家保留下来作为最终的政治力量。“如果
没有一个真正凌驾于各国之上的政府组织来指导国际关系，实现和平是
不可想象的。”
奥本海默客气地指出：“你归之于我的这份声明并非出自我之
手。”它是另一群科学家写的。不过，他对爱因斯坦关于一个正式的世
界政府的主张提出了挑战。“这个国家自南北战争以来的历史表明，当
它试图去整合的社会价值带有深刻差异时，建立一种联邦政府是何等困
难。” [1349]于是，奥本海默成为战后第一位批评爱因斯坦过于理想主义
的现实主义者。当然，如果人们注意到，南北战争恰恰可怕地表明，当
成员国（州）之间存在着价值差异时，只有国家（州）军事主权而没有
一个稳固的联邦政府会相当危险，那么奥本海默的论证可以一带而过。
爱因斯坦所设想的是一个可以垄断军事力量的世界“政府”或“权力
机构”，他称之为“超国家”组织而非“国际”组织，因为它将凌驾于其成
员国之上，而不是充当各个主权国家的调停者。它所扮演的角色将严格
限制在军事和国际关系上，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内政。只有在人权遭到严
重侵犯的地方（他当然想到了纳粹德国），这个超国家的政府才有权介
入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1350]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爱因斯坦继续在一系列短文和访谈中发出倡
议。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源自他与美国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评论员雷
蒙德·格拉姆·斯温的通信。爱因斯坦邀请斯温来普林斯顿访问，他向斯
温口述的内容以“要原子战争还是要和平”为题发表在1945年11月的《大
西洋月刊》上。[1351]
爱因斯坦在文章中称，世界三大强国——美国、英国和苏联——应
当联合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政府，然后邀请其他国家加入。他用了一个有
些让人误解的尚存争议的说法，说“原子弹的秘密”应当由华盛顿移交给
这个新的组织。[1352]他认为控制核武器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一个世界
政府来垄断军事力量。
1945年年底，冷战已经爆发。由于苏联在红军占领的波兰和其他东
欧地区强行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美英两国已经开始与苏联发生冲突。苏
联正苦于寻找一个安全区域，任何干涉其内政的行为都会令其神经紧
张，这使苏联领导人拒绝将任何主权交予一个世界政府。
因此，爱因斯坦试图说明，他所设想的世界政府不会把一种西方式
的自由民主强加到别处。他倡导建立一个世界立法机构，它将由每一个
成员国的人民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直接选举产生，而不是由国家的统治
者任命。不过，为了打消苏联的疑虑，他又补充说：“没有必要去改变
三大强国的内在结构。一个超国家安全体系的成员资格不应建立在任何
独断的民主标准之上。”
爱因斯坦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世界政府在什么时候才有权
干涉国家的内部事务。他以西班牙为例说道，“如果一个国家的少数人
正在压迫大多数人”，那么世界政府就可以“对这个国家进行干涉”。为
了避免苏联误会，他解释说：“我们务必谨记，苏联人民并不具有接受
政治教育的悠久传统，苏联状况的改善不得不由少数人来实现，因为大
多数人并无此种能力。”
爱因斯坦为防止未来战争所做的努力不仅源于他从前的和平主义本
能，而且也为他鼓励实施原子弹计划的愧疚感所促动。在诺贝尔奖委员
会12月在曼哈顿举行的一次宴会上，爱因斯坦指出，诺贝尔设立这个奖
的目的是“为了弥补曾经发明了当时威力最大的炸药”。他现在的处境也
类似。他说：“今天，参与研制有史以来最可怕、最危险的武器的物理
学家们正在为同样的责任感所困扰，虽然说不上是犯罪。”[1353]
这些看法促使爱因斯坦1946年5月担任了他一生中最为显赫的公共
政策角色。他成了新成立的致力于核军控和世界政府的原子能科学家应
急委员会（ECAS）主席。在当月的一份筹款电报中，爱因斯坦说：“从
原子中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改变了除我们思维方式之外的一切，灾难正
在向我们一步步逼近。” [1354]
西拉德担任这个委员会的执行董事，做了大量组织工作。直到1948
年年底，爱因斯坦一直是该委员会的主席，他发表讲演，主持会议，认
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自史前人类发现火以来，我们这代人已经把最具
革命性的力量带到了这个世界，”爱因斯坦说，“这种宇宙的基本力量并
不适合过时的狭隘国家主义概念。”[1355]
杜鲁门政府为国际控制原子能提出了各种方案，但没有一项（无论
是有意还是无意）能够获得莫斯科的支持。结果，关于最佳方案的斗争
迅速造成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种分裂。
有些人欢呼美国和英国在研制这些武器的竞争中成功地击败了其他
国家。他们视原子弹为西方自由的保护神，甘愿守护他们所认为的“秘
密”。而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则呼吁军控。“原子弹的秘密之于美国就如
同1939年以前马其诺防线之于法国，”爱因斯坦对《新闻周刊》说，“它
给予我们的是假想的安全，就此而言，它是一个重大的危险。”[1356]
爱因斯坦和朋友们意识到，公共舆论不仅需要占领华盛顿，也需要
占领通俗文化领域。这使他们在1946年卷入了一场与路易斯·B.梅
耶[1357]和一伙热心的好莱坞电影制片商之间的有趣的（并且有历史教益
的）混战。
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的编剧萨姆·马克斯问是否可以来普林斯顿，
与爱因斯坦合作完成一部有关原子弹研制的文献电视片。爱因斯坦回复
说，他无意提供帮助。几周以后，爱因斯坦收到了曼哈顿计划科学家协
会的一位官员写来的一封急切的信。信中说，电影似乎天然就有利于军
事，能够宣传原子弹的研制成功以及它赋予美国的安全。“我知道您并
不想让您的名字出现在一部误解原子弹的军事和政治含义的影片
中，”信中说，“但我希望您能够视剧本情况决定是否使用您的名
字。” [1358]
一周后，西拉德就此问题拜访了爱因斯坦。不久，一些热爱和平的
物理学家开始炮轰爱因斯坦和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爱因斯坦读了剧
本，决定和他们一起抵制这部电影。“它所讲的事实完全是误导人的，
我拒绝以我的名义进行合作，绝不允许用我的名字。”他说。
他还给那位著名的巨头（梅耶）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抨击这部电
影，使用的也是梅耶曾经用过的那种腔调。“虽然我不常看电影，但是
从您的公司早期拍摄的那些电影的一般趋向中，我知道您会理解我的理
由，”他写道，“我发现整部电影基本上都是从军方和（曼哈顿）计划的
军方领导人的观点写的，而他们的影响并不总是符合人性的观点所期望
的方向。” [1359]
梅耶把爱因斯坦的信转交给了电影的总编，这位总编回了一张便
笺，让梅耶寄给爱因斯坦。便笺说，杜鲁门总统“非常希望这部影片能
够拍摄出来”，他亲自审阅了剧本并表示赞同。这种说法丝毫不能打消
爱因斯坦的疑虑。“作为美国公民，我们一定要尊重政府的观点。”这种
论证对爱因斯坦并不十分适用。接下来还有一个说服力更弱的论
证：“必须认识到，戏剧性的真理对我们的要求就像真正的真理对科学
家的要求一样是强制性的。”
这张便笺最后承诺，科学家们所提出的道德议题将通过一位虚构的
年轻科学家来恰当地公诸于众，扮演这位科学家的人名叫汤姆·德雷
克。“我们从众多年轻的男演员中选出了这位最能体现诚挚和精神品质
的演员，”他信心十足地说，“您只需回想一下他在《黛绿年华》（ The
Green Years）中的表演就可以了。”[1360]
毫无疑问，这并未使爱因斯坦回心转意。当编剧马克斯写信恳求他
改变主意，允许别人饰演他时，爱因斯坦草草地答复道：“我已经在写
给路易斯·迈尔先生的信中解释了我的观点。”但马克斯仍然顽固坚持，
他在回信中写道：“影片完成后，观众将会对这位年轻科学家致以最深
切的同情。”那一天晚些时候他又说：“这是新修订的剧本。”[1361]
结局不难预料。科学家们对新剧本更为满意，他们没有经受住在大
屏幕上被歌颂的诱惑。西拉德在发给爱因斯坦的电报中说：“我已经收
到了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的新剧本，我回信说不反对在其中使用我的名
字。”爱因斯坦发了慈悲，他在电报背面写了寥寥几句英语：“同意基于
新剧本使用我的名字。”他唯一要求修改的是西拉德1939年来长岛拜访
他的那场戏。剧本中说，他此前尚未与罗斯福会面，但事实并非如
此。[1362]
电影《原子弹的秘密》（ The Beg inning or the End）于1947年2月公
映，好评如潮。博斯利·克罗瑟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它“对原子弹
的研制和使用做了冷静睿智的叙述，朴实自然，没有刻意宣传”。爱因
斯坦的扮演者名叫路德维希·施托塞尔，他曾在《卡萨布兰卡》
（ Casablanca）中扮演一位想去美洲的德国犹太人，后来在60年代为瑞
士殖民地的葡萄酒做广告而名噪一时，他在广告中的口头禅是：那个小
小的老酿酒商，就是我。”[1363]
20世纪40年代末，爱因斯坦为军控所做的努力和对世界政府的拥护
招致了糊涂幼稚的骂名。尽管从表面上来看他似乎有点糊涂，但能说他
是幼稚吗？
杜鲁门政府的绝大多数官员，甚至那些致力于军控的人都是这样认
为的。戈尔登就是一个例子。他是原子能委员会的职员，正在为国务卿
乔治·马歇尔准备一份报告，他去普林斯顿征求爱因斯坦的意见。爱因
斯坦指出，华盛顿需要更加努力地争取让莫斯科参加军控计划。戈尔登
觉得爱因斯坦“怀着近乎天真的拯救愿望，似乎根本没有仔细考虑他的
解决方案”。他向马歇尔禀报说：“尽管按理说不应如此，但很奇怪，在
数学工作以外，他在国际政治方面似乎相当幼稚。在对世界政府的思考
中，这个曾经普及了四维概念的人只能在其中的二维中思维。”[1364]
至于说爱因斯坦幼稚，这并不是因为他认为人性是善的。作为一个
在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生活过的人，这种可能几乎不存在。著名摄影师
哈尔斯曼曾经在爱因斯坦的帮助下逃离了纳粹的魔掌，他问爱因斯坦永
久和平是否可能，爱因斯坦回答说：“不，只要有人，就会有战争。”就
在那一刻，哈尔斯曼按下了快门，那张著名的照片应运而生，爱因斯坦
那种悲天悯人而又洞穿世事的眼神被捕捉下来。[1365]
爱因斯坦之所以拥护一个被授权的世界政府，并非基于感伤，而是
建立在他对人性的一贯评价之上。“如果世界政府的思想是不现实
的，”他在1948年说，“那么对我们的未来只可能有一种现实的看法：人
对人的大规模毁灭。”[1366]
就像在科学上取得突破一样，爱因斯坦放弃了别人当作真理而确立
的一些假设。作为世界秩序的一根支柱，国家主权和军事自治已经有
400年的历史了，正如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作为宇宙秩序的支柱已经有
400年的历史那样。主张超越这一点不啻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只能出自
一个不循规蹈矩的思想家。但是就像爱因斯坦的许多想法一样，即使初
看起来非常激进，一旦接受下来就不是那样了。
爱因斯坦——事实上，还有许多非常冷静的政治领袖——在美国垄
断原子弹之初拥护世界联邦制并非不可想象。如果说他幼稚，那也是因
为他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而没有考虑中间的种种复杂
情况。物理学家不习惯为了让别人接受而对其方程进行修正或折衷。这
就是他们不能成为优秀政治家的原因。
20世纪40年代末，当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国际化和控制核武器的努
力行将失败时，有人问他下一次世界大战会是什么样子。他回答
道：“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用什么武器，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
战肯定是用——石头！” [1367]
苏联
那些希望对原子弹进行国际控制的人面临着一个大问题：如何对付
苏联。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连同他们所推选的领袖，都把莫斯科的共产
党员看作危险的扩张主义者和骗子。至于苏联人，似乎既不愿统治世
界，也不希望军控。他们对于自身安全怀有根深蒂固的恐惧，渴望拥有
自己的原子弹，渴望其领袖在任何干涉国家内部事务的行为面前毫不妥
协。
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爱因斯坦也不墨守成规。他不像许多人那样
摇摆不定，当苏联人在战时成为同盟者时就恭维他们，当冷战开始的时
候又对他们进行妖魔化。但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这种处事风格使爱
因斯坦逐渐淡出美国的主流观点之外。
他不喜欢共产主义的独裁，但也不认为它日益威胁着美国的自由。
他觉得更大的危险是对假想的红色威胁感到异常恐惧。《星期六评论》
的编辑、美国国际主义者知识分子的新闻业赞助人诺尔曼·卡曾斯写了
一篇呼吁国际军控的文章，爱因斯坦写信表示赞赏，但同时也提出告
诫。“在您的文章中，我要反对的是，对于苏联的侵略在我国造成的歇
斯底里恐惧症，您不仅不加反对，反而加以鼓励，”他说，“我们每一个
人都应扪心自问，客观地说，这两个国家中，哪一个国家更有理由害怕
对方的侵略意图。” [1368]
至于苏联国内的镇压，爱因斯坦往往只提供由借口所淡化过的轻微
的谴责。“不可否认，在政治领域存在着严重的高压政策，”他在一次讲
话中说，“这可能部分原因是由于必须粉碎先前的统治阶级的权力，使
国家免受外国的侵略，把一个政治上不成熟、文化上落后的民族改造成
一个有组织的进行生产劳动的民族。我不能贸然就这些困难的事情做判
断。” [1369]
于是，爱因斯坦成了那些认为他同情苏联的人的众矢之的。密西西
比州的国会议员约翰·兰金说，爱因斯坦的世界政府方案“简直就是在执
行共产主义路线”。兰金还站在议员席上公然指责爱因斯坦的科学，称
他是“一个老骗子”，还说：“自从他出版了相对论的书劝说世人相信光
有重量之后，他就利用他作为科学家的声誉来从事共产主义活
动。” [1370]
爱因斯坦曾就苏联问题与社会哲学家西德尼·胡克长期通信。胡克
曾经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后来变得极端反共。他们之间的交流虽然不像
与玻尔那样崇高，但也同样热烈。“我并非对苏联政府体制的严重缺陷
视而不见，”爱因斯坦在给胡克的回信中说，“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它
也有很多优点，如果采用较为温和的方法，很难说苏联人是否还能幸存
下来。”[1371]
胡克希望让爱因斯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经常给爱因斯坦写一些
长篇大论，不过爱因斯坦大都没有理会这些信。在少数几次回信中，爱
因斯坦一般也会同意苏联的压迫是错误的，但是他往往会补充说，这多
少也可以理解。正如他在1950年的一封回信中所说：
我并不赞同苏联政府对思想艺术领域进行干预的做法。我认为
这些干预令人作呕，祸害无穷，甚至荒谬可笑。我还认为，政治权
力的集中和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不应超过安全、稳定和计划经济这些
考虑所要求的界限。一个局外人很难对事实和可能性做出判断。但
无论如何，苏联政府无疑在教育、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和经济方面
取得了巨大成就，总的来看，苏联人民从这些成就中获益甚
多。[1372]
尽管这些有理有据的借口可以为莫斯科的一些行为做辩护，但爱因
斯坦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苏联的支持者。他总是拒绝访问莫斯
科，有左派朋友请他入盟，他也不答应。他谴责莫斯科在联合国一再行
使否决权，反对世界政府的想法。当情况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苏联对于
军控毫无兴趣时，他的批判态度变得更加鲜明了。
比如1947年，一群官方的苏联科学家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爱因斯坦博士的错误想法》，抨击爱因斯坦关于世界政府的设想是资
本主义者的一个密谋。他们写道：“‘世界超国家’的倡议者要我们自愿为
世界政府而放弃独立，这不过是垄断资本家为了夺取世界霸权而打出的
漂亮招牌而已。”他们指责爱因斯坦建议直接选举一个超国家的议
会：“他在这个方向上已经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竟然宣称，如果苏联
拒绝加入这个新奇的组织，那么别的国家应当完全有权不管苏联而继续
干下去。爱因斯坦所支持的这种政治奇想，倒是对真诚的国际合作和持
久和平的不共戴天的仇敌有利。” [1373]
当时同情苏联的人甘愿沿着莫斯科所指示的任何政党路线前进。这
种顺从并不符合爱因斯坦的天性，他更可能反其道而行之。当他不同意
某个人的看法时，他就痛痛快快说出来。因此，不论是公开还是私下，
他都会欣然接受苏联科学家的挑战。
虽然他重申自己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理想，但他反驳苏联人对共产主
义教条的信仰。“我们不应当错误地把一切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的祸害都
归咎于资本主义，也不应当错误地假定，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就足以医
治人类的一切社会和政治的痼疾。”他写道。这样的思想会使共产党的
忠实信徒滋生“狂热的褊狭性”，从而为专制铺平道。
虽然他批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但更令他终生厌恶的是对思想自
由和个性的压制。“任何政府只要在它内部带有向暴政蜕化的倾向，它
本身就成了一种祸害，”他警告苏联科学家，“如果在一个国家中，政府
不仅有权控制军事力量，而且还掌握了教育和情报的每一条渠道以及每
一个公民的经济生活，那么很明显，在这个国家中，上述那种蜕化的危
险就更加严重。”[1374]
在与苏联科学家的争论爆发前夕，爱因斯坦与斯温合作修订了他们
两年前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文章。这一次，爱因斯坦抨击了苏联
的统治者。他说，他们不支持世界政府的理由“显然是借口”。他们真正
担心的是，其强制性的共产主义指挥系统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无法运
转。“苏联人的理由有一部分也许是正确的，那就是在超国家政体的组
织里要维持他们当前的社会结构确实有困难，尽管他们早晚会明白，参
加这样的政体比留在一个法制世界的外面损失要小得多。”[1375]
他说，即使没有苏联的加入，西方国家也应当继续创建一个世界政
府。他相信苏联最终会回心转意的：“我相信，倘若能够明智地做到这
一点（而不是采用杜鲁门那种笨拙的方式），那么苏联一旦认识到它无
论如何都阻挡不了世界政府的成立，它就会予以合作。” [1376]
从那时起，无论是对苏联百般责备的人，还是认为苏联无可指摘的
人，爱因斯坦似乎都会怀着一种莫名的自豪与他们争辩。有一位左倾的
和平主义者将一本关于军控的书寄给他，期望得到他的签名，但遭到拒
绝。“本书通篇都在鼓吹苏联的观点，”爱因斯坦写道，“但在所有那些
对苏联不利的事情上（并非微不足道），你却保持了沉默。” [1377]
在涉及苏联问题时，他长期以来的和平主义也出现了一种艰难的现
实主义转折，就像纳粹在德国掌权之后那样。和平主义者可能会认为，
爱因斯坦20世纪30年代与他们思想的决裂是因纳粹的特殊威胁而导致的
心理失常，有些传记作者也认为这是一种暂时的反常。[1378]但这种看法
低估了爱因斯坦思想的转变。他再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和平主义者了。
例如，有人希望他参加一场活动，以劝说美国的科学家不要研制原
子武器，他不仅拒绝了邀请，而且严厉斥责组织者主张单方面裁
军。“除非所有国家都参与进来，否则裁军不可能有效，”他在演讲中
说，“哪怕只有一个国家继续武装自己，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其
他国家的裁军活动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他解释说，像他这样的和平主义者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错误地鼓励
德国的邻邦不要重整军备。“这样做只会激起德国人的傲慢。”现在苏联
的情况也是如此。“类似地，如果你们的建议有效，那就只能导致对民
主的严重削弱，”他写信给那些推行反战请愿的人，“因为我们必须认识
到，我们可能无法对苏联同行们的态度产生任何显著的影响。”[1379]
1948年，当以前的反战联盟同事邀请他再次加入这个组织时，他也
采取了类似的立场。为了讨好，他们引用了他以前的一句和平主义宣
言，但还是遭到拒绝。“那句话准确表达了我在1918年到20世纪30年代
初这段时间对反战的看法，”他回复说，“但是现在，我觉得那种反对个
人参与军事活动的看法太过简单了。”
他警告说，过分简单化的和平主义可能很危险，尤其是考虑到苏联
的内政外交态度。“反战运动实际上削弱了那些政体更为自由的国家，
从而间接支持了现有专制政府的政策，”他指出，“只有在全世界都行得
通，通过拒绝服兵役而进行的反战活动才是明智的。个体的反战活动在
苏联是不可能的。” [1380]
一些和平主义者认为，持久和平的最好基础是世界社会主义而非世
界政府。爱因斯坦不同意这种观点。在给一个持这种观点的人回信时，
爱因斯坦说：“你说社会主义的本性就决定了它反对把战争作为解决问
题的方式，我并不这样认为。很容易想象，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会
发生战争。”[1381]
波兰是一个冷战的早期策源地，占领那里的红军组建了一个亲苏政
权，而没有像莫斯科事先承诺的那样举行公选。当这个新的波兰政府邀
请爱因斯坦参加一个会议时，他们领教了爱因斯坦不依从党派教条的独
立精神。他礼貌地解释说，他不再到海外旅行了。在表示鼓励的同时，
他还强调了对世界政府的期盼。
波兰人决定删去关于世界政府的那部分内容，因为这是莫斯科所反
对的。爱因斯坦很愤怒，他将未能发出的信件全文交予《纽约时报》发
表。信中说：“只有让一个超国家组织独自拥有制造和控制这些武器的
权力，才能保护人类免遭难以想象的破坏和随时会降临的毁灭。”他也
向主持会议的英国和平主义者抱怨，共产主义者是如何强制服从政党路
线的。“我确信，篱色另一边的我们的同行根本无法表达他们的真实想
法。” [1382]
联邦调查局档案
爱因斯坦批评过苏联，拒绝去苏联访问，也反对共享原子弹的秘
密，除非创建一个世界政府。他从未参与研制原子弹的工作，对有关技
术的机密信息一无所知。然而，他却无意中卷入了一连串事件，这些事
件表明联邦调查局在追踪苏联共产主义幽灵时是何等多疑、冒昧和无
能。
红色恐惧和对共产主义颠覆活动的调查最初还有某些正当的理由，
但是到了后来，一些装模作样的调查变得与政治迫害无异。这一切始于
1950年年初，那时苏联研制出原子弹的消息令美国深感震惊。这年年
初，杜鲁门总统启动了一项氢弹研制计划，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德国
流亡物理学家克劳斯·富克斯被当作苏联间谍抓起来了，参议员麦卡锡
发表了著名演讲，宣称他在国务院有一份正式共产党员的名单。
作为原子能科学家应急委员会的主席，爱因斯坦不支持研制氢弹的
计划，这让泰勒感到沮丧。不过他也没有彻底反对。当著名的和平主义
者和社会主义活动家马斯特请他一同呼吁推迟研制新武器时，爱因斯坦
拒绝了。“在我看来，你们的新建议非常不切实际，”他说，“只要军备
竞赛流行开来，就不可能在某一国制止这一过程。” [1383]他感到，建立
一个世界政府，推进全球性的解决要更明智一些。
就在爱因斯坦写下那封信的第二天，杜鲁门就宣布全力实施氢弹研
制计划。在普林斯顿的家里，爱因斯坦为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周日晚间的
电视节目《今天与罗斯福夫人在一起》的首播录制了一段三分钟的讲
话。丈夫死后，前第一夫人已经成了进步论的代言人。“后面的每一步
都是前面一步不可避免的结果，”爱因斯坦谈到军备竞赛时说，“最后，
越来越清楚地展现在眼前的是全人类的毁灭。”第二天《纽约邮报》的
大标题称，“爱因斯坦警告世界：要么禁止氢弹，要么自取灭亡”。[1384]
爱因斯坦在电视访谈中还说，他越来越关切美国政府日益加强的安
全措施和对公民自由的威胁。“一支力量日益增强的警察部队严密监视
着公民特别是公务员的忠诚，”他警告说，“有独立见解的人受到折
磨。”
就好像是为了证明他的正确，胡佛和几乎同样仇恨共产主义者的埃
莉诺·罗斯福第二天就约见了联邦调查局负责国内情报的主管，让他们
就爱因斯坦的忠诚及其与共产主义的可能关系做汇报。
两天以后，一份15页的文件出炉了。它列举了34个组织、一些据称
与爱因斯坦有过交往或以自己的名义支持的共产主义阵线，其中也包括
原子能科学家应急委员会。“他主要是和平主义者，可以看成一个自由
思想者。”这份备忘录不无仁慈地总结说，它既没指控爱因斯坦是一个
共产主义者，也没有给他安上为破坏分子提供情报的罪名。[1385]
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爱因斯坦与安全威胁联系起来。然
而，联邦调查局在读过档案之后的所作所为却愚蠢而无能。他们回答不
出诸如爱尔莎是否是爱因斯坦的第一任妻子，他在德国时杜卡斯是否是
苏联间谍，他是否应对带富克斯来美国负责等问题。（所有这三个问题
的正确答案都是否。）
联邦调查局试图证实一个秘密消息：爱尔莎曾经告诉加利福尼亚的
一个朋友，他们有一个儿子，名叫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现正在苏
联。事实上，汉斯·阿尔伯特那时是伯克利的一名工程学教授。无论是
他还是仍在瑞士疗养院休养的爱德华都没有去过苏联。（如果这个谣传
有任何根据的话，那就是爱尔莎的女儿玛戈特曾经嫁给一个俄国人，离
婚以后，这个俄国人回到了苏联，尽管联邦调查局从未查出这一点。）
自从1932年弗罗辛厄姆夫人和她的女性爱国者们发表那篇文章以
来，联邦调查局就一直在搜集与爱因斯坦有关的各种谣言。现在，可以
从一份不断增加的卷宗中系统地了解那些材料。比如其中有这样的情
报：有位柏林妇女寄给爱因斯坦一份关于如何在柏林买彩票中奖的数学
图解，但没有收到回复，她便认定爱因斯坦是共产主义者。[1386]爱因斯
坦去世前，联邦调查局已经搜集了长达1427页的14箱材料，所有文件都
印有“机密”字样，但都不能认定爱因斯坦有罪。[1387]
回想起来，关于爱因斯坦的联邦调查局档案最著名的并不是它所记
载的那些古怪的内部消息，而是一则有着重大关系的失踪了的情报。事
实上，爱因斯坦曾经与一个苏联间谍交往而毫不知情，但联邦调查局始
终找不到此事的线索。
这个间谍就是柯年科娃，她和丈夫，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苏联现
实主义雕塑家柯年科夫住在格林尼治村。柯年科娃以前是一个律师，能
讲五种语言，对男人颇有吸引力。可以这么说，她作为苏联间谍在战争
期间的工作就是试图去影响美国科学家。玛戈特把她介绍给了爱因斯
坦，她在战时也成了普林斯顿的常客。
不知是出于职责还是愿望，柯年科娃与鳏居的爱因斯坦开始了一段
风流韵事。1941年夏天的一个周末，她和几位朋友邀请爱因斯坦到长岛
的一个别墅，他居然同意了，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们带了煮鸡腿当
午餐，乘火车离开宾州车站（Penn Station），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
爱因斯坦在海面上泛舟游弋，还在阳台上演算方程。其间他们到一个僻
静的海滩看日落，险些被一个不认识爱因斯坦的当地警察所拘捕。“难
道你不识字吗？”这个警官指着一个“不准擅自进入”的标志对爱因斯坦
说。爱因斯坦和柯年科娃一直保持着情人关系，直到1945年她51岁时返
回莫斯科。[1388]
她成功地把爱因斯坦介绍给了同为间谍的苏联驻纽约副领事。但爱
因斯坦没有任何秘密可与之分享，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愿意以任何方
式帮助苏联人，而且他也拒绝了柯年科娃提出的访问莫斯科的邀请。
爱因斯坦与柯年科娃的风流韵事和潜在的安全问题之所以会曝光，
与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毫无关系，而是因为爱因斯坦在20世纪40年代写给
柯年科娃的九封情书于1998年被公之于众了。此外，苏联间谍帕维尔·
苏多普拉托夫出版了一本相当轰动但并不完全可信的回忆录，他在书中
披露柯年科娃是一个代号为“卢卡斯”的特工。[1389]
爱因斯坦的信是在柯年科娃离开美国之后写的。她、苏多普拉托夫
以及其他任何人都从未声称爱因斯坦向他们透露过任何秘密，不论有意
还是无意。不过，这些信件的确表明，66岁的爱因斯坦依然能够含情脉
脉地写文章，甚或向别人示爱。“我最近给自己洗头，但做得不是太
好，”他在一封信中说，“我不像你那样细心。”
然而，即便是对他的苏联情人，爱因斯坦也明确地说，他对苏联并
非没有看法。在一封信中，他抨击了莫斯科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五
一”庆祝活动：“我关切地看了这些夸张的爱国主义表演。” [1390]任何国
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过度表达总会让他感到不舒服，当他还是一个孩子
的时候，他就看过德国军队的游行表演，与现在他所看到的苏联别无二
致。
爱因斯坦的政治思想
不管胡佛如何怀疑，爱因斯坦依然是一个坚定的美国公民。他认为
自己反对这股忠诚调查的浪潮是在捍卫国家的真正价值。他一再指出，
对言论自由的宽容和思想独立是美国人最为珍视的核心价值，他对此感
到欣慰。
在总统选举中，他把前两张选票投给了他公开热情支持的罗斯福。
1948年，杜鲁门的冷战政策使他深感沮丧，他把选票投给了进步党候选
人亨利·华莱士，因为华莱士主张与苏联加强合作，加大社会福利投
入。
终其一生，爱因斯坦在基本政治信念方面始终如一。从瑞士的学生
时代起，他就支持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与之相协调的则是一种对个体自
由、个人自治、民主制度和保护自由的强烈本能。他与罗素和诺曼·托
马斯等许多英美民主社会主义领袖交情甚笃。1999年，他还为《每月评
论》（ Monthly Reviw）的创刊号写了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为什么
要社会主义？》。
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不加限制的资本主义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
距，经济繁荣总是伴随着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这种制度所鼓励
的是自私自利而非合作，是攫取财富而非为他人服务。人们接受教育是
为了他们的职业，而不是出于对工作和创造的热爱。政党也因为巨额的
政治捐助而变得腐败。
爱因斯坦在文章中指出，如果能够防止专政和权力集中，那么这些
问题可以通过一种社会主义经济来避免。“计划经济按照社会的需要而
调节生产，它将把工作分配给一切能工作的人，并且保障每一个人，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