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1954
和奥本海默在一起，1947年
罗森伯格夫妇
氢弹的研制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反共声浪愈演愈烈，参议员麦卡
锡鼓吹的安全调查越来越肆无忌惮，所有这些都使爱因斯坦感到不安。
这使他想起了20世纪30年代纳粹的上台和反犹主义的兴起。“几十年前
德国的灾难正在重演，”他1951年年初向比利时王后悲叹道，“人们一味
纵容默许，而不做任何抵抗，甘愿与恶势力为伍。” [1453]
他试图在反美和反苏人士之间保持中立。一方面，他的合作者英菲
尔德希望他支持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声明，他（正确地）怀疑这个委员会
是受苏联操纵的，没有答应。“在我看来，这多多少少是一种宣传。”他
说。一群苏联学生恳请他一同抗议所谓美国在鲜战争期间使用生物武
器，他也同样予以批驳。“你们不能指望我抗议那些或许（而且十有八
九）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他回复说。[1454]
另一方面，爱因斯坦也不愿在胡克散发的一份请愿书上签字，该请
愿书斥责那些如此指控美国的人不够诚实。他不落于任何一个极端。正
如他所说：“每一位有识之士都必须努力促进缓和，做出更为客观的判
断。” [1455]
为了不动声色地推进这种缓和，爱因斯坦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要求
不要判朱利叶斯·罗森伯格和埃塞尔·罗森伯格死刑，他们被控将核机密
泄露给了苏联人。此案已经使国家分成了激烈对立的两派，这在有线电
视时代到来之前是很罕见的。爱因斯坦没有对这个案子发表任何看法。
他将信寄给了主审法官欧文·考夫曼，并请他不要公布信的内容。他并
没有说罗森伯格夫妇是清白的，他只是认为，对于这样一个案子来说，
死刑过于严厉了，因为它的事实模糊不清，判决结果更多是受民众的狂
热而非客观性所驱使。[1456]
毫不奇怪，考夫曼法官把这封私人信件交给了联邦调查局。它不仅
被收入爱因斯坦档案，而且遭到仔细审查，看它是否属于不忠之举。三
个月后，一份报告送到了胡佛手中，说没有找到进一步的指控证据，不
过这封信仍然放在爱因斯坦档案里。[1457]
由于考夫曼法官执意判决死刑，爱因斯坦给即将离任的杜鲁门总统
写信，请求减刑。他在一张写满方程（显然没有得出任何结果）的纸的
背面先用德语后又用英语起草了这封信。[1458]杜鲁门把决定权交给了继
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而艾森豪威尔则维持了死刑判决。
爱因斯坦给杜鲁门的信最终被公之于众，《纽约时报》在头版做了
报道，大标题为“爱因斯坦支持罗森伯格上诉”。[1459]100多封愤怒的信
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你需要一些常识，外加对美国的恩惠心存感
激。”弗吉尼亚朴茨茅斯的玛丽安·罗尔斯写道。“你把犹太人放在第一
位，而把美国放在第二位。”纽约怀特普莱恩斯（White Plains）的查尔
斯·威廉斯说。在朝鲜服役的下士霍默·格林说：“你显然希望看到我们美
国兵被杀掉。去苏联吧，或者回你的老家，因为我不喜欢你这样的美国
人既靠这个国家生活，又发表反美言论。” [1460]
持肯定意见的信件并不多，不过爱因斯坦与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
格拉斯进行了愉快的通信。道格拉斯试图阻止执行死刑，但没有成
功。“为了在我们这个不安的时代创造一种健康的舆论，您已经尽心尽
力了。”爱因斯坦写信表示赞赏。道格拉斯回信说：“您对我的褒扬使这
段黑暗的时间光亮起来，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1461]
许多批评信质问爱因斯坦，为何为罗森伯格夫妇辩护，却不愿为被
斯大林投入监牢的九位犹太医生讲好话，这几个犹太人被指控参与了犹
太复国主义者暗杀苏联领导人的阴谋。《纽约邮报》的出版人和《新领
袖》的编辑都公开指责爱因斯坦坚持双重标准。[1462]
爱因斯坦也认为苏联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苏联政府在所有官方
审讯中对正义的扭曲应当毫无保留地予以谴责。”他写道。他又说，个
人向斯大林呼吁可能不会起什么作用，也许一群学者发表联合声明会有
帮助。于是，他联合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哈罗德·尤里等人发表了联合声
明。“爱因斯坦和尤里打击了共产主义者的反犹主义。”《纽约时报》报
道。[1463]（几周以后，斯大林逝世，那些医生被释放。）
另一方面，他在许多信件和声明中都强调，美国人不应由于害怕共
产主义而放弃他们所珍视的公民自由和思想自由。他指出，在英国国内
有更多的共产主义者，但那里的人并没有因国内的安全调查而陷入狂
乱。美国人也不必如此。
弗劳恩格拉斯
每一年，洛德和泰勒（Lord&Taylor）百货公司都会颁发一个独立
思考奖。在20世纪50年代初，这一举措也许显得尤为不同寻常。1953
年，爱因斯坦实至名归地因其在科学上的“标新立异”而获奖。
爱因斯坦对这一特点感到自豪，他知道自己多年来得益于此甚
多。“看到一个无可救药的标新立异者的顽固受到大家的热情赞许，确
实让我感到莫大的愉快。”他在接受这一奖项的广播讲话中说。
尽管是因为在科学领域的标新立异而获此殊荣，但爱因斯坦利用这
一场合谈到了麦卡锡式的调查。“当然，大家是在对一个冷僻领域（物
理学）中的标新立异者欢呼，在这一领域，参议院尚未感到有必要抗击
国内缺乏批判力或胆小的公民的安全威胁。”[1464]
一位名叫理查德·弗劳恩格拉斯的布鲁克林的中学教师收听了他的
讲话。一个月前，他曾被调查共产主义在中学影响的参议院内部安全小
组委员会传唤到华盛顿作证，他拒绝发表意见。现在他想问爱因斯坦他
这样做是否正确。
爱因斯坦回了信，并告诉弗劳恩格拉斯可以公开这封信。“反动政
客在设法向公众灌输一种思想，让他们怀疑一切理智的努力，”他写
道，“现在，他们又来压制教学自由。”知识分子应当如何来反抗这种罪
恶？“坦率地讲，我看只有采用甘地所主张的那种不合作的革命方
法，”爱因斯坦说，“每一位受到委员会传讯的知识分子都应当拒绝作
证。” [1465]
爱因斯坦一直拒绝流行时尚，这不仅使他终生受益，也使他在麦卡
锡时代固执己见。在那个时代，人们常常被要求说出别人的名字，并在
对他们及其同事的忠诚调查中作证，爱因斯坦的做法却很简单：不要合
作。
正如他对弗劳恩格拉斯所说，他认为这应当以第一修正案所保证的
言论自由为根据，而不是援引防止自己受到牵连的第五修正案作为“托
词”。他说，维护第一修正案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义务，因为他们在社会
中扮演着维护自由思想的特殊角色。纳粹上台时，德国大多数知识分子
都没有站出来声讨，这仍然使他感到惊骇。
他给弗劳恩格拉斯的信发表后，所引发的轩然大波甚至超过了他对
罗森伯格案件的呼吁。全国的社论群起而攻之。
《纽约时报》：“在这种情况下，爱因斯坦教授建议运用公民
不服从这一人为的不合法力量无异于以毒攻毒。爱因斯坦教授所反
抗的情形固然需要纠正，但出路并不在于违反法律。”
《华盛顿邮报》：“他不负责任的建议，已经将他归入了极端
主义者的行列。这又一次证明，科学上的天才绝不能保证政治上的
睿智。”
《费城问讯者报》：“看到一个颇有成就、获得无数荣誉的学
者竟然被为他提供避难所的国家的敌人用作宣传工具，真是特别可
悲……爱因斯坦博士从星空中下来染指意识形态的政治，结果令人
悲叹。”
《芝加哥论坛报》：“发现一个人在某些方面智力超群，在另
一些方面却是愚不可及，总是令人感到惊讶。”
《普韦布洛（Pueblo）星报》：“在所有人当中，他最应该
知道，是这个国家保护他没有落入希特勒的魔掌。” [1466]
普通人也给他写了信。“好好照照镜子，看看没有疯子一般的发
型，你是多么丑陋，像布尔什维克那样戴一顶俄国羊毛帽子吧。”克利
夫兰的萨姆·艾普金说。反共专栏作家维克多·拉斯基寄给他一封冗长的
信：“你最近对这个伟大国家的制度的攻击最终使我确信，尽管你有许
多科学知识，但却是个傻瓜，是对这个国家的威胁。”新泽西州东奥兰
治（East Orange）的乔治·斯特林费洛不正确地指出：“不要忘了，你是
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来到这里才获得自由的。不要滥用这种自由，先
生。” [1467]
参议员麦卡锡也进行了责难，尽管语气因为爱因斯坦的身份而有所
收敛。“无论是谁，只要劝说美国人把关于间谍和破坏活动的情报保
密，他就是美国的敌人。”他没有指名道姓地说。[1468]
然而这一次，实际上更多的信是支持爱因斯坦的。他的朋友罗素的
还击比较有趣。“你们似乎认为，无论法律有多么坏，都应当遵守，”哲
学家给《纽约时报》写信说，“我不由得设想你们会判乔治·华盛顿的
罪，主张你的国家应当回过头来效忠于伊丽莎白二世陛下。作为一个忠
诚的英国人，我当然举双手赞成，但只怕它在你们国家中得不到太多支
持。”爱因斯坦给罗素写了一封感谢信，悲叹道：“这个国家的所有知识
分子，以至最年轻的学生，全都受到威胁。”[1469]
弗莱克斯纳已从高等研究院退休，现居第五大街，他希望利用这次
机会修复与爱因斯坦的关系。“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我感谢你
写给弗劳恩格拉斯的出色的信，”他写道，“如果在被问到个人观点和信
仰时绝对缄口不言，一般美国公民的地位将会更为高贵。”[1470]
弗劳恩格拉斯十几岁的儿子理查德说的话很令人心酸：“在这样一
个不安的时代，您的声明也许会改变这个国家的进程。”这倒是有些道
理。他说，他将终生珍藏爱因斯坦这封信，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我最
喜欢的科目也是你最喜欢的——数学和物理学。现在我正在学习三
角。” [1471]
被动反抗
后来，数十位持不同政见者请求爱因斯坦站出来为他们说话，但他
拒绝了。他认为自己的观点已经讲得很清楚，没有必要使自己不断陷入
争执。
但物理教授阿尔伯特·沙多维茨着实成功了。他在战争期间当过工
程师，帮助建立了一个工会，后因委员会中有共产主义者而被开除出工
人运动。参议员麦卡锡想证明这个工会与莫斯科有联系，曾给国防工业
造成威胁。正如爱因斯坦向弗劳恩格拉斯建议的那样，曾是共产党员的
沙多维茨决定援引第一修正案而非第五修正案作为保护。[1472]
沙多维茨很担心自己的处境，他决定打电话向爱因斯坦求助。但爱
因斯坦的电话号码没有列出来，于是他开车从北新泽西来到了爱因斯坦
在普林斯顿的住所，在那里见到了忠于职守的门卫杜卡斯。“您约好了
吗？”她问。他承认没有。那么您不能进屋与爱因斯坦教授谈话。”她宣
布。但是听他解释了情况后，杜卡斯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让他进去了。
爱因斯坦还是一贯的装束：宽松的套衫、灯芯绒裤子。他带沙多维
茨来到楼上书房，称其做法是正确的。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些情况
下挺身而出是知识分子的义务。“如果你这样做了，我的名字可随意使
用。”爱因斯坦慷慨地说。
面对这张空头支票，沙多维茨又惊又喜。在第一次秘密听证会上，
麦卡锡的首席顾问罗伊·科恩向沙多维茨发问，麦卡锡在一旁听着。他
是共产主义者吗？沙多维茨答道：“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我采用的是
爱因斯坦教授的建议。”麦卡锡忽然问他是否认识爱因斯坦。沙多维茨
回答说，其实不认识，但见过面。当这一幕在公开听证会上重演时，台
词没有什么变化。和弗劳恩格拉斯案一样，这件事又激起了轩然大波。
爱因斯坦相信他是一个好公民，而并非不忠。他读过第一修正案，
认为支持它的精神恰恰是美国人所珍视的自由的核心。有一位愤怒的批
评者寄给他一张卡片的复制品，上面含有他所谓的“美国信条”，其部分
内容是：“我有热爱祖国、拥护宪法、遵守法律的义务。”爱因斯坦在边
缘处写道：“这正是我所做的事情。”[1473]
当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伊斯被指控传播由世界和平委员会发布的一份
请愿书时，爱因斯坦主动为他作证。这份请愿书代表着爱因斯坦支持公
民权利和言论自由的主要观点。当杜波伊斯的律师告知法庭爱因斯坦将
会到场之后，法官旋即决定驳回此案。[1474]
另一桩案件发生在家门口，那就是奥本海默事件。在领导众多科学
家研制出原子弹之后，奥本海默出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同时
仍然担任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拥有忠诚审查的特许。由于当初反对研
制氢弹，他与泰勒交恶，而且与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刘易斯·斯特劳斯
疏远。奥本海默的妻子基蒂和他的弟弟弗兰克在战前都曾是共产党员，
他本人则与共产党员以及忠诚可疑的科学家过从甚密。[1475]
所有这些都促成了1953年剥夺了对奥本海默忠诚审查的特许。本来
它不用多久就会失效，这件事本可以不动声色地得到解决，但在那种狂
热气氛下，奥本海默和他的对手都不希望背离自己所标榜的原则，遂决
定在华盛顿举行秘密听证会。
有一天，爱因斯坦在研究院碰到了正在准备听证会的奥本海默，他
们聊了一会儿。奥本海默上了汽车，向一位朋友讲述了他们的谈
话。“爱因斯坦认为我受到的攻击太过分了，我应当辞职。”他说。爱因
斯坦认为，奥本海默甚至没有必要回应那些指控，这足以见得他是“一
个傻瓜”。在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之后，他没有义务让自己受“政治迫
害”。[1476]
1954年4月，正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德华·默罗与麦卡锡进行
较量，关于安全调查的争论趋于白热化之际，秘密听证会还是举行了。
过了几天，詹姆斯·莱斯顿在《纽约时报》的整个头版公布了听证会的
内容。[1477]奥本海默的忠诚受政府调查的事件瞬间又成了人们争论的焦
点话题。
由于有消息说，报道可能会突然转向，派斯来到梅瑟街，让爱因斯
坦对媒体打来电话做好思想准备。派斯告诉他，奥本海默继续坚持参加
听证会，而不是与政府直接断绝关系。爱因斯坦苦笑着说：“奥本海默
的麻烦在于，他爱上了一个不爱他的女人——美国政府。”他告诉派
斯，奥本海默需要做的就是，“到华盛顿对官员们说他们是傻瓜，然后
回家” 。[1478]
奥本海默失败了。原子能委员会经投票表决认定，他是一个忠诚的
美国人，但存在着安全危险，于是（在失效的前一天）撤销他的忠诚审
查特许。第二天，爱因斯坦到研究院看望了他，发现他很沮丧。当天晚
上，爱因斯坦对一个朋友说，他“不明白奥本海默为何把这件事看得那
么认真”。
研究院的一些成员发起了一份请愿书来支持院长，爱因斯坦立即在
上面签了字。其他人一开始拒绝了，其中有些人是出于恐惧。这刺激了
爱因斯坦。他“运用其‘革命才能’来募集支持”，一位朋友回忆说。开了
几次会之后，爱因斯坦说服所有人在声明上签了字。[1479]
奥本海默在原子能委员会的对手刘易斯·斯特劳斯是研究院的理
事，这让教授们很担忧。他会试图解雇奥本海默吗？爱因斯坦给另一位
理事会成员朋友——纽约州参议员赫伯特·雷曼写信称，奥本海默“是迄
今为止研究院最有能力的院长”，开除他“将会激起所有知识分子的义
愤”。[1480]于是理事会投票保留了他。
奥本海默事件发生后不久，曾经的和未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德
莱·斯蒂文森到普林斯顿拜访了爱因斯坦，他很受知识分子喜爱。爱因
斯坦对他说，政客们正在煽动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这让他很是不安。斯
蒂文森比较谨慎地回应说，其实苏联是一个威胁。在谈了一些次要话题
之后，斯蒂文森感谢爱因斯坦在1952年给予他支持。爱因斯坦说，没有
必要感谢，他这样做只是因为他更不信任艾森豪威尔。斯蒂文森说，他
喜欢这种诚实。爱因斯坦认为他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自命不凡。[1481]
爱因斯坦对麦卡锡主义的反抗部分源于他对法西斯主义的担忧。他
感到，美国最危险的内部威胁并非来自共产主义破坏分子，而是来自于
那些利用对共产主义者的恐惧来践踏公民自由的人。“与在这里疯狂搜
捕寥寥几位共产主义者相比，美国受本国共产主义者的威胁要小得
多。”他对社会主义领导人诺曼·托马斯说。
甚至对不认识的人，爱因斯坦也用质朴的话语表达了他的厌恶。一
个从未谋面的纽约人给他写了一封11页的信，他回信说：“我们已经在
建立法西斯政权的道路上走得很远，我们这里总的状况与1932年的德国
何其相似。”[1482]
一些同事担心，爱因斯坦发表的观点会引起人们对研究院的争论。
他开玩笑说，他为此而急白了头发。实际上，他以一种美国式的孩子气
自由表达着自己的感受。“在我这个新祖国里，由于我无法保持沉默，
无法忍受在这里发生的一切，我已经成了一个‘专爱捣乱的人’（enfant
terrible.），”他写信给伊丽莎白王后，“而且，我认为上了年纪的人已经
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他们应当站出来为受到更多约束的年轻人说
话。” [1483]
他甚至亦庄亦谐地宣布，鉴于目前的政治胁迫，他不可能想做教
授。“如果我重新是个青年人，并且要决定怎样去谋生，那么我绝不想
做什么科学家、学者或教师，”他拖长声音对《记者》杂志的西奥多·怀
特说道，“我宁愿做一个管道工或小贩，以希望在目前的情况下还能得
到程度不高的独立性。” [1484]
这段话不仅使爱因斯坦获得了美国“管道业工会”授予的荣誉会员称
号，而且引发了关于学术自由的全国辩论。即使爱因斯坦的一句比较无
关紧要的评论也会引起广泛关注。
爱因斯坦看得很清楚，学术自由正在遭到蹂躏，这对事业的损害是
实实在在的。例如，与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共事的著名理论
物理学家——在量子力学某些方面做出改进的玻姆，接到了美国众议院
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传讯，借口第五修正案而失去了工作，最后移居
巴西。
不过事实证明，爱因斯坦的说法（以及他一连串的厄运）是夸张之
辞。尽管他有些话不够审慎，但他的言论并没有受到钳制，工作也没有
受到威胁，甚至联邦调查局编纂爱因斯坦档案这场闹剧也没有剥夺他言
论自由的权利。在奥本海默遭调查的最后阶段，他和爱因斯坦仍然安全
藏身于普林斯顿的避难所，可以随意思考和发表意见。虽然两个人的忠
诚都受到质疑，拒绝给他们忠诚调查特许有时很可耻，但这并不像在纳
粹德国，任何事情都是秘密的，尽管爱因斯坦有时会发表不当言论。
爱因斯坦和其他一些难民往往把麦卡锡主义看成法西斯主义的余
波，而不是在民主制度中泛起的波澜，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事实所证
明的，和往常一样，美国的民主又重新恢复起来。1954年，麦卡锡遭到
陆军律师、他的参议员同事、艾森豪威尔总统，以及德鲁·皮尔逊、爱
德华·默罗等新闻记者贬斥。奥本海默案件的文字记录公布后，至少是
在学术界和科学界，刘易斯·斯特劳斯和泰勒的声誉受到了损害，程度
之深堪比奥本海默。
爱因斯坦不习惯于能够自动复正的政治体制，也不能完全欣赏美国
的民主及其对个人自由的培养是多么有弹性。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他的
鄙夷加深了。但其冷嘲式的超然和幽默感使他没有沉溺于绝望。他死时
注定不会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