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
辞世的预兆
1954年3月，为了祝贺爱因斯坦75岁生日，一个医学中心送给他一
只鹦鹉，爱因斯坦给它取名“毕波”。这次迀居很艰难，毕波似乎受到了
惊吓。当时，爱因斯坦正在接见一位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妇女
约翰娜·范托娃，20世纪20年代他们曾在德国见过面。“这只鹦鹉被送来
之后一直精神不振，爱因斯坦试图用笑话逗它开心，但它似乎无动于
衷。”范托娃在日记中记下了他们的会谈。[1485]
在爱因斯坦的照料下，毕波的精神总算恢复了，不久便可以进食。
不过它患了传染病，需要打几次针，爱因斯坦担心它支持不下去。但毕
波是一只坚强的鸟，打了两针后就恢复了健康。
爱因斯坦的贫血和胃病也时有反复。而且他知道，其腹部主动脉上
的动脉瘤是致命的，他开始平静地对待自己的死亡。他在为柏林和普林
斯顿的物理学家鲁道夫·拉登堡致悼词时，说的话似乎是感同身受。“人
生短暂，宛如造访一间奇特的房子，又迅速离去，”他说，“所走的道路
勉强被摇曳不定的意识照亮。”[1486]
他似乎感到，生命中的最后这段时光既顺乎自然，又有些精神
性。“奇怪的是，随着人的慢慢老去，他对眼前事物的亲密感渐渐失
去，”他写信给比利时王后说，“人仿佛身陷于无穷，多少有些孤
独。” [1487]
同事们将5年前送给爱因斯坦的音响做了更新，作为送给他的75岁
生日礼物。他反复播放一张由RCA录制的贝多芬的《庄严弥撒》的唱
片。选择这张唱片非比寻常，因为首先，贝多芬并不是他最喜欢的作曲
家，他认为贝多芬“过于个人和直白”；[1488]其次，他的宗教本能通常并
不包括这些外部装饰。“我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无信仰者，”他对一位送来
生日祝福的朋友说，“这是一种新的宗教。” [1489]
回忆往昔岁月可谓恰逢其时。老友哈比希特和索洛文从巴黎寄来了
一张明信片，回忆起他们半个多世纪前在伯尔尼组建的所谓奥林匹亚科
学院的日子。爱因斯坦在回信中对其大加颂扬：“虽然我们都已经有点
老态龙钟，可是你所闪耀的明亮耀眼的光辉依然照耀着我们孤寂的人生
道路。”他后来在另一封信中向索洛文悲叹道：“魔鬼正在细心点数着年
头。” [1490]
虽然有胃病，但他仍然喜欢走路。有时他会和哥德尔一起走到研究
院，或从那里回来，有时则会和玛戈特在普林斯顿近郊的树林里散步。
他和玛戈特的关系变得更近了，但他们散步时通常不说什么话，似乎在
享受着这种宁静。玛戈特注意到，无论是在个人方面还是在政治上，爱
因斯坦都更加成熟稳重了。他所做的判断不再像以前那样尖刻，而是变
得温和甚至是可爱。[1491]
特别是，他终于与汉斯·阿尔伯特和平共处了。就在他庆祝了75岁
生日不久，汉斯·阿尔伯特也到了50岁。儿媳弗里达寄来了一个纪念
品，爱因斯坦给汉斯·阿尔伯特写了一封较为正式的信表示感谢，就好
像是专为某个特殊场合而写的。不过其中也对儿子以及科学生活的价值
大加赞颂：“令我颇感欣慰的是，我的儿子继承了我的主要性格特点：
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牺牲自我，追求一种非个人的目标，从而超越单纯
的生存。” [1492]那年秋天，汉斯·阿尔伯特去看望了爱因斯坦。
到那时，爱因斯坦终于发现了美国的一个基本原则：当美国被一些
潮流所席卷时，局外人所看到的一些危险的政治激情，其实只是一时的
情绪，可以被其民主制度所消解，被其宪法所纠正。麦卡锡主义已经渐
渐销声匿迹，艾森豪威尔缓解了紧张局势。“上帝自己的国家变得越来
越奇怪了，”他那年圣诞节给汉斯·阿尔伯特写信说，“但他们还是成功
地恢复了正常。所有东西都在这里成批生产，甚至精神病。但任何东西
很快就不再流行。” [1493]
他几乎每天都要到研究院研究他的方程，试图朝着统一场论的方向
有所推进。他常常会有新的思想产生出来，并在头天用过的纸上演算方
程，并同一位来自以色列的女物理学家——他最后一年的助手布鲁莉桠
·考夫曼一起进行研究。
布鲁莉桠会在黑板上写下新的方程，供他们思考和提问题。接着，
爱因斯坦会试图进行反驳。“他有一些标准来判断这是否与物理实在相
关。”布鲁莉桠说。甚至当新方案屡屡受挫时，爱因斯坦也依然很乐
观。“嗯，我们也并非一无所获。”到点时他会这样说。[1494]
到了晚上，爱因斯坦往往会给他的朋友范托娃解释其最新努力，范
托娃则会在日记里记录下来。在1954年记录的内容里，希望时而升起，
时而破灭。2月20日：“他可能给理论找到了一个重要的新角度，可以简
化它。希望他不会发现什么错误。”2月21日：“没有找到任何错误，但
新的工作不像他前一天想的那样令人振奋。”8月25日：“爱因斯坦的方
程看起来不错，也许由此可以推出一些结果，但这项工作繁重得要
死。”9月21日：“它初看上去只是一种理论，不过现在似乎还不错，他
正在取得进展。”10月14日：“今天在他的工作中找到了一个错误，遭遇
挫折。”10月24日：“他今天疯狂地计算，但一无所获。”[1495]
那一年，量子力学的先驱泡利来访。就像25年前在索尔维会议上那
样，关于上帝是否掷骰子的辩论又一次展开。爱因斯坦告诉泡利，他仍
然反对量子力学的基本信条，即一个系统必须通过指定如何进行实验观
察才能定义。他坚持认为，有一种实在独立于我们的观察而存在。“爱
因斯坦有一种哲学偏见，认为所谓的‘实在’状态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被
客观定义，也就是说，不需要指定用来考察这一系统的实验安排。”泡
利给玻恩写信说。[1496]
就像对老友贝索所说的那样，爱因斯坦也坚持认为，物理学应当建
立在“场的概念，即连续体”的基础上。70年前，他在观察罗盘时所感到
的敬畏使他惊叹于场的概念，从那以后，场的概念一直指导着他的理
论。但他很担心，如果场论到头来无法解释粒子和量子力学会怎么
样。“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的空中楼阁（包括引力理论）就将荡然无
存。”[1497]
于是，甚至当爱因斯坦对他的固执表示歉意时，他也自豪地拒不放
弃它。“我大概像一只鸵鸟，为了不面对讨厌的量子，总把头埋进相对
论的沙堆里。”他写信给德布罗意。通过信任一种背后的原理，他已经
找到了引力理论，这使他“狂热地相信”，类似的方法将最终导向一种统
一场论。“这将能够解释鸵鸟政策。”他苦笑着对德布罗意说。[1498]
爱因斯坦给《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的最后一版又增补了一个附
录，其最后一段话更加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目前流行的看法是，只
有物理实在的概念削弱之后，才能体现已由实验证实了的自然界的二重
性（粒子性和波性），”他写道，“我认为，我们现有的实际知识还不能
做出如此深远的理论否定；在相对论性场论的道路上，我们不应半途而
废。” [1499]
此外，罗素鼓励他继续寻找一种能够确保原子时代和平的组织。罗
素回忆说，他们都曾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
则必须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我想，为了使政府认识到可能发生的灾
难，科学界的杰出人士应当做出点像样的事情来。”罗素写道。爱因斯
坦建议发表“公开声明”，让一些著名科学家和思想家签名。[1500]
爱因斯坦开始拉他的老友和争论伙伴玻尔加盟。“别那样皱眉
头！”爱因斯坦开玩笑说，就好像他是在与玻尔面对面交谈，而不是给
身在哥本哈根的他写信，“这封信与我们过去的物理学争论毫无关系，
它所关注的事情我们看法完全一致。”爱因斯坦承认，他本人的名字也
许在国外有些影响，但在美国并非如此，“因为在这里我被看成一个败
类（不仅仅在科学问题上）” 。[1501]
可惜玻尔拒绝了，不过玻恩等其他九位科学家同意了。罗素在这份
文件的最后这样呼吁：“鉴于在任何未来的世界大战中肯定会使用核武
器，鉴于这种武器威胁着人类的继续生存，我们敦促世界各国政府认识
到并且公开承认，世界大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因此，我们敦促他们寻
求和平手段来解决国家之间的一切争端。” [1502]
爱因斯坦等到了他的76岁生日，但其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出门向聚集
在梅瑟街112号门前的记者和摄影师挥手致意。邮递员送来了礼物，奥
本海默带来了论文，布基一家带了一些智力玩具，范托娃则在那里做记
录。
在礼物当中有一条领带，这是纽约法明代尔（Farmingdale）小学的
五年级学生送的，他们可能看到了爱因斯坦的照片，认为他可以使用一
条。“对我来说，领带只是一种遥远的记忆。”他在感谢信中客气地承
认。[1503]
几天以后，他得知了贝索去世的消息。60年前，他们在苏黎世求学
时结识，从那以后，贝索就一直是他推心置腹的朋友和科学上的咨询
者。爱因斯坦仿佛知道自己只能活几个星期了，他在一封给贝索家人的
慰问信中谈到了死亡和时间的本性：“他在我之前离开了这个奇妙的世
界。这并没有什么。对于我们这些有信仰的物理学家来说，过去、现在
和未来的区别只是一种顽固的幻觉。”
爱因斯坦曾把贝索介绍给了安娜·温特勒，后来他们结了婚。他赞
叹贝索在经历了痛苦的波折之后还能维持住婚姻。爱因斯坦说，贝索最
让人佩服的一点就是能与一个女人和谐相处，“在这方面，我不幸失败
了两次”。[1504]
4月的一个星期天，哈佛大学科学史家I.伯纳德·科恩来访。他看到
爱因斯坦皱纹深陷，但炯炯有神的眼睛使他看上去并不显得苍老。他说
话温和而清晰，时而也放声大笑。科恩回忆说：“每当说到兴奋处，或
者听到感兴趣的事情时，他总会开怀大笑。”
爱因斯坦对最近收到的一个演示等效原理的科学模型特别感兴趣。
这是一种老式的小玩具，一个小球由弹簧悬挂在长杆的一端，必须向上
摇动它，才能使它落入长杆顶部的杯中。现在这个玩具更加复杂。与小
球相连的弹簧穿过杯子的底部，与装置手柄内的一根松弛的弹簧相连。
随机的摇动不时会把小球送入杯中。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一种方法，
使得每一次都能把球送入杯中？
科恩告辞的时候，爱因斯坦的脸上闪过一丝狡黠，向他公布了问题
的答案。“这就是等效原理了！”他宣布。他抓住那根长杆向上抬起，使
它几乎触到天花板，然后放手让它落下。小球在自由落体时就像失重一
样。装置内的弹簧瞬间就把小球推入了管中。[1505]
爱因斯坦现在到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周，他当然要关注对他来说最重
要的事情。1955年4月11日，他签署了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罗素后来
说：“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中，他仍然心智健全。” [1506]这份宣言促成了帕
格沃什会议，科学家和思想家每年都会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控制核武器。
那天下午，以色列大使埃班来到梅瑟街，商讨爱因斯坦即将为犹太
国成立7周年做的广播讲话。埃班对他说，届时将有6000万名听众收听
这次讲话。爱因斯坦笑着说：“嗯，我现在有了一个名扬世界的机会。”
爱因斯坦对埃班说，他把以色列的诞生看成自己一生中极少数有道
德性质的政治活动之一。但他认为，犹太人应当学习如何与阿拉伯人相
处。“我们对待阿拉伯少数民族的态度对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道德标准
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检验。”他几周之前对一位朋友说。他想对其讲话进
行拓展，敦促创建一个世界政府来维护和平。他用一手非常工整的德文
将它写了出来。[1507]
第二天，爱因斯坦又来到了研究院，但他的腹股沟很疼。助手注意
到他脸色不对，就问他：“一切都好吗？”“一切都好，”他答道，“但我
不好。”
又过了一天，他待在家里没有出门，一方面以色列领事要来，另一
方面也是因为他仍然感觉不好。客人走后，他躺下睡了一会儿。到了下
午，杜卡斯听到他冲进盥洗室，然后倒在地上。为了帮助他入睡，医生
给他注射了吗啡，杜卡斯则把床移到他的床旁边，以便在夜间将冰块放
到他干燥的嘴唇上。他的动脉瘤已经开始破裂。[1508]
天亮后，一群医生来到他家。在进行会商之后，他们推荐让一位外
科医生做手术，认为主动脉或许还可以挽救，虽然希望不大。爱因斯坦
拒绝了。“人为地延长生命是索然无味的，”他对杜卡斯说，“我已经尽
了我的责任，是该走的时候了。我会走得很体面的。”
不过，他的确询问了医生自己是否会“死得很痛苦”。医生告诉他，
也许，但谁也不知道。大出血造成的疼痛可能极为痛苦，但也许只有一
分钟，也许要一小时。他对惊慌失措的杜卡斯微笑着说：“你过于紧张
了——我终归是要走的，什么时候走其实并不重要。”[1509]
第二天早上，杜卡斯发现他极为痛苦，无法抬头。她立即给医生打
电话，医生让他赶快到医院。他起初拒绝了，但医生告诉他，那样会给
杜卡斯造成太大负担，于是他妥协了。救护车里的自愿救护人员是普林
斯顿的一位政治经济学家，爱因斯坦与他亲切交谈起来。玛戈特给汉斯
·阿尔伯特打了电话，他迅速乘飞机从旧金山赶到父亲床前。经济学家
纳坦也从纽约赶来了，他也是德国难民，曾与爱因斯坦结为好友。
生命的终点并未接踵而至。1955年4月11日，他起床时感觉好了一
些。他要杜卡斯拿来眼镜、纸和铅笔，想继续做一些计算。他跟汉斯·
阿尔伯特讨论了一些科学思想，又跟纳坦谈到了德国重新武装的危险。
他指着方程，半开玩笑地对儿子悲叹道：“我要是数学工具再多些就好
了。” [1510]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在悲叹德国的国家主义和他自己数学
工具的局限，临终前说这些话也是很自然的。
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工作。当疼痛过于剧烈时，他就去睡觉。1955
年4月18日，星期一，凌晨1点钟刚过，他突然用德语嗫嚅起来，但值班
护士听不懂。她叫来了医生，但为时已晚。动脉瘤破裂了，76岁的爱因
斯坦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的床头放着预备在以色列独立日发表的演说草稿。“今天，我不
是作为美国公民，也不是作为犹太人，而是作为一个人来向你们发表演
讲。”文章这样开始。[1511]
他的床边还放着十二页写得密密麻麻的方程，满是删改的痕
迹。[1512]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努力寻找那种难于发现的统一场
论。在最后一次入睡前，他写下了又一行符号和数字，希望能使我们更
加接近宇宙定律所显示出来的那种精神。
尾声：爱因斯坦的大脑和心灵
爱因斯坦去世时的书房
当牛顿爵士逝世时，他的遗体安卧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耶路撒冷寝
宫，他的护柩者包括大法官、两位公爵和三位伯爵。爱因斯坦的葬礼本
来也可以有如此规格，让全世界的高官显贵云集。但根据他的遗愿，去
世那天下午即在特伦顿火化，那时还没有对外公布消息。在场的只有12
个人，包括汉斯·阿尔伯特、杜卡斯、纳坦和布基家的4个成员。纳坦朗
诵了歌德的几句诗，然后把爱因斯坦的骨灰撒入附近的特拉华河
（Delaware River）。[1513]
“对于20世纪知识的巨大增长，没有人的贡献比他更多，”艾森豪威
尔总统称，“但在对知识力量的拥有上，没有人比他更谨慎，他比别人
更确信，缺乏智慧的力量是致命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就爱因斯
坦的逝世刊发了九篇报道和一篇社论：“人站在这个微不足道的地球
上，凝望着浩瀚的星空、巨浪翻腾的海洋和摇曳多姿的树木，不禁浮想
联翩。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300年来，我们中间出现
的最有思想的探索者莫过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514]
爱因斯坦坚持撒掉骨灰，以免他最后的安息之地成为众人膜拜的场
所。然而，他有一部分身体没有被火化。在40多年的时间里，爱因斯坦
的大脑竟然成了居无定所的遗物。整个过程无异于一场恐怖的闹
剧。[1515]
就在爱因斯坦去世后几小时，普林斯顿医院的病理学家托马斯·哈
维做了所谓例行的尸体解剖。哈维是一个褊狭的贵格会教徒，他性情温
柔，但对生死有一种相当空幻的看法。当纳坦心烦意乱地等待时，哈维
检查了爱因斯坦身上的主要器官，并将其一一取走，最后用电锯切开了
他的头骨，取走了他的大脑。他把身体重新缝合后，未经允许便决定给
爱因斯坦的大脑做防腐处理。
第二天早上，在普林斯顿的一所中学里，五年级的一个班正在上
课，老师问同学们听说了什么新闻。“爱因斯坦去世了。”一个女孩自豪
地说，她认为自己最先给出了这一信息。但坐在后排的一个文静的男孩
却说：“我爸爸拿到了他的大脑。” [1516]
纳坦和爱因斯坦的家人在发现这一切时惊骇万分。汉斯·阿尔伯特
给医院打了电话，但哈维坚持说对大脑进行研究也许有科学价值。他
说，这也许符合爱因斯坦的愿望。汉斯·阿尔伯特弄不清自己在这件事
情上有什么实际权利，便不情愿地同意了。[1517]
不久，人们纷纷向哈维索取爱因斯坦的大脑或其中的一部分。他接
到了华盛顿美国陆军病理组官员们的传唤，但他拒不展示这份得意的财
产。保卫它已经成为一种使命。他最终决定让宾州大学的朋友将它的一
部分制成显微切片，于是他将切碎的爱因斯坦大脑装入了两个广口瓶，
将其放在福特车的后备箱里带到那儿。
后来，哈维将剩余大脑的切片或小块不断分发给那些能够激发其幻
想的研究者。他没有进行严密精确的研究，多年来没有发表任何研究结
果。在这期间，他辞去了普林斯顿医院的职务，与妻子离婚，又数次再
婚，从新泽西搬到密苏里，再从密苏里搬到堪萨斯，经常不留新地址，
但一直与剩余的爱因斯坦大脑寸步不离。
不时会有记者碰巧看到这个消息并追踪到哈维，从而掀起小小的媒
体风暴。1978年，当时在《新泽西月刊》工作，后来在《新闻周刊》任
职的史蒂文·利维在苏联西伯利亚地区的赤塔（Wichita）地区找到了哈
维。他看到，哈维从其办公室角落的一个标有“科斯塔牌苹果酒”（Costa
Cider）的箱子里取出了一大瓶爱因斯坦的大脑，将其放在一个红色塑
料冷藏箱背后。[1518]20年后，哈维又被《时尚芭莎》杂志的一个精力过
人的专栏作家帕特尼提追踪到。根据与哈维连同爱因斯坦的大脑乘坐租
来的别克车穿越美国的旅行经历，帕特尼提写了一篇获奖文章和一本畅
销书《运送阿尔伯特先生》。
他们的目的地是加利福尼亚，在那里他们拜访了爱因斯坦的孙女伊
夫林·爱因斯坦。她已经离婚，几乎失业，生活穷困潦倒。哈维带着爱
因斯坦的大脑来访使她感到毛骨悚然，但她对这其中可能埋藏的一个秘
密怀有极大兴趣。她是汉斯·阿尔伯特和妻子弗里达的养女，但她的出
生时间和情况均不详。曾有传言指，她或许是爱因斯坦的亲生女儿。她
在爱尔莎去世后出生，那时和爱因斯坦交往的有几个女人，或许她就是
这其中某一次暧昧关系的产物，然后爱因斯坦让汉斯·阿尔伯特来收养
她。伊夫林与《爱因斯坦全集》的前任主编舒尔曼合作，希望通过研究
爱因斯坦大脑的DNA而弄清真相。可惜，哈维对大脑进行防腐处理的方
式使得可用的DNA无法析取出来。她的问题成了一桩悬案。[1519]
1998年，在守卫了爱因斯坦的大脑43年后，86岁的哈维决定放手
了。他给当时普林斯顿医院接任他的病理学家打电话，让他把东西取
走。[1520]
多年以来，在从哈维这里获得爱因斯坦大脑的数十个人当中，只有
三个人发表了重要的科学研究结果。第一篇是由玛丽安·戴蒙德领导的
一个伯克利的小组。[1521]它报道说，爱因斯坦大脑的顶叶皮层有一个区
域，神经胶质细胞与神经元的比例较高。作者说，这可能暗示神经元消
耗和需要更多能量。
这项研究的一个问题是，与76岁的爱因斯坦的大脑进行比较的是平
均去世年龄为64岁的另外11个男人的大脑。样本中没有其他天才可以帮
助确定其结论是否符合一种样式。此外，还有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那
就是我们无法追溯大脑在人的整个一生中的发育，弄不清楚更高的智能
是由什么物理性质引起的，以及长年使用和训练大脑的某些部分会产生
什么结果。
第二篇论文发表于1996年，它表明，爱因斯坦的大脑皮质要比其他
五个样本的大脑皮质更薄，神经元的密度也更大。但这次的样本数同样
太少，只能描绘出大略的样式。
引用率最高的论文是安大略麦克马斯特大学的桑德拉·维特森教授
和他的小组于1999年完成的。哈维曾经主动发给她一个传真，表示愿意
提供样本以供研究。那时的哈维已经年逾八旬，但还是亲自驱车来到加
拿大，大约运送了包括顶叶在内的爱因斯坦大脑的1/5。
通过与其他35个男人的大脑相比较，爱因斯坦的内顶叶有一个区域
沟槽要短得多，这里被认为是控制数学和空间思考的关键部位。他大脑
的这个区域也要比别人宽15%。这篇论文猜想，这些特征也许使得这一
区域的大脑回路更密集、更完整。[1522]
然而，研究爱因斯坦的神经胶质和沟槽的样式，永远不可能使我们
真正理解爱因斯坦的想象力和直觉。要紧的问题是他的“心灵”如何运
作，而不是他的大脑。
爱因斯坦本人对其思想成就最常给出的解释是他的好奇心。正如他
在临终时所说：“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天赋，只是极为好奇罢了。” [1523]
综观爱因斯坦天才的各个要素，也许从这一特征谈起是最佳之选。
小时候，他经常纳闷罗盘针为何会指向北。我们大多数人也能回忆起看
到罗盘针摇摆到位的样子，但很少有人会充满热情地研究磁场如何工
作，它传播有多快，如何与物质发生相互作用等问题。
追赶一束光会是什么样子？假如我们像甲虫爬过弯曲的树叶一样穿
过弯曲的空间，我们如何能够发觉这一点？说两个事件同时发生是什么
意思？就爱因斯坦而言，好奇心不仅来自于追问神秘现象的欲望，更重
要的是，它来自于一种孩子般的惊异感，这种感觉促使他对司空见惯的
事物提出质疑，对“普通成年人懒得考虑的”那些概念提出质疑。[1524]
他可以从司空见惯的事实中得出别人注意不到的洞见。例如自牛顿
以来，科学家们都知道惯性质量等于引力质量。但爱因斯坦看到，这意
味着引力与加速之间存在着一种等效，可以用来对宇宙做出解释。[1525]
爱因斯坦的一个信念是，大自然没有多余的属性。因此，好奇心必
定是有用途的。在爱因斯坦看来，好奇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创造了
可以进行质疑的心灵，使得我们可以欣赏宇宙，他将这等同于宗教情
感。“好奇心有其自身存在的理由，”他曾经说，“当一个人沉思永恒、
生命、世界的精妙结构等奥秘时，只能感到敬畏。” [1526]
从早年开始，爱因斯坦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就主要通过形象思维——
心理图像和思想实验——而非言语来表达，比如能够设想与数学相联系
的物理实在。“在数学公式背后，他能够立即看出物理内容，而在我们
眼中，它仍然是一个抽象的公式。”他早年的一个学生说。[1527]普朗克
提出了量子概念，认为它主要是一种数学发明，但爱因斯坦却理解了它
的物理实在性。洛伦兹提出了描述运动物体的数学变换，但爱因斯坦却
基于这些变换创造了一种新的相对性理论。
20世纪30年代的一天，爱因斯坦邀请诗人圣-琼·佩斯到普林斯顿访
问，想看看诗人是如何工作的。“诗的观念如何形成？”爱因斯坦问。佩
斯谈到了直觉和想象的作用。“研究科学的人也是如此，”爱因斯坦愉快
地应和，“那时眼前会忽然一亮，如狂喜一般。尽管到了后来，理智会
对直觉进行分析，实验会证实或否证直觉。但在一开始，想象力的确有
很大的跃升。” [1528]
爱因斯坦的思想中有一种美学标准和美感。他感到，简单性是美的
一个要素。在离欧赴美的那一年，他曾在牛津宣布过他的信条：“自然
是可能设想的最简单的数学思想的实现。”从而呼应了牛顿的格言“自然
喜欢简单性”。[1529]
尽管奥卡姆的剃刀以及其他哲学格言也是同样思路，但并没有什么
自明的理由表明其必然为真。或许上帝真的在掷骰子，他也许真就喜欢
复杂性。但爱因斯坦并不这样认为。“在构建一种理论时，他的做法与
艺术家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助手罗森说，“他追求简
单性和美，在他看来，美本质上首先就是简单性。” [1530]
他的做法很像是一位在花坛除草的园丁。“我认为使爱因斯坦取得
诸多成就的首先是一种道德品质，”物理学家李·斯莫林说，“他远比他
的大多数同行更关注物理学定律必须融贯一致地解释自然中的万事万
物。” [1531]
爱因斯坦向往统一的本能深深植根于他的个性，同时也反映在他的
政治见解中。他不仅在科学中寻求一种能够支配整个宇宙的统一理论，
在政治中也同样寻求能够支配这个星球的统一理论，希望能够通过一种
基于普遍原理的世界联邦制来克服不加限制的国家主义所导致的无政府
状态。
在他的个性中，也许最重要的是不愿意服从权威。这种态度可见于
他在生命行将结束之时为新版的伽利略著作所写的一篇序言中。他
说：“我在伽利略著作中所认识到的主题是，充满激情地反抗任何种类
的基于权威的教条。”[1532]
普朗克、庞加莱和洛伦兹都差点实现爱因斯坦1905年的某些突破，
但他们都受制于权威教条的束缚。只有爱因斯坦有足够的反叛性，能够
摒弃主宰科学数百年的传统思想。
这种不服从不仅使他对普鲁士军人迈着整齐的步伐列队行进厌恶至
极，也造就了他的一种政治信条。他痛恨对自由思想一切形式的专制，
无论是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还是麦卡锡主义。
爱因斯坦的基本信条是，自由是创造性的源泉。“科学的发展以及
精神的创造性活动都要求一种自由，这种自由在于，思想独立于权威和
社会偏见的限制。”他认为，培养这种自由应当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和教
育的使命。[1533]
爱因斯坦的观点可以用一套简单的规则来说明。创造性要求我们不
愿墨守成规。这便要求培养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而这又反过来要
求有一种“宽容精神”。支持宽容即为谦卑，即相信没有人有权将思想和
信念强加于他人。
世界上出现过许多特立独行的天才。爱因斯坦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
思想和灵魂为这种谦卑所调节。他既可以在其孤独的旅程中镇定自若地
充满自信，也会对大自然美妙的作品感到敬畏。“宇宙定律中显示出一
种精神——这种精神远远超越于人的精神，在它面前，力量有限的我们
必定会感到谦卑，”他说，“在这个意义上，对科学的追求导向了一种特
殊类型的宗教感情。”[1534]
在某些人看来，奇迹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而在爱因斯坦看来，正是
奇迹的不在场印证了上帝的眷顾。宇宙能够为我们所理解，并且服从着
定律，这一事实让我们感到敬畏。这是“在万物的和谐中显现自身的上
帝”的首要性质。[1535]
他认为这种敬畏感，这种宇宙宗教，是一切真正的艺术和科学的源
泉。正是这种东西时时刻刻激励着他。他说：“当我判断一种理论时，
我会问自己，如果我是上帝，我是否会以这种方式安排世界。”[1536]正
因为此，信心和敬畏才在他那里美妙地交织在一起。
他是一个深切关怀人类的孤独者，一个充满敬畏的反叛者。就这
样，一个富于想象、特立独行的专利员读解了造物主的心灵，揭开了原
子和宇宙的奥秘。
[1]Einstein to Eduard Einstein, Feb.5，1930.当时爱德华正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德语原文
为：“Beim Menschen ist es wie beim Velo.Nu rwenn er f?hrt, kann, er bequem die Balance halten.”更
加忠实于原文的翻译为：“和人打交道就像骑自行车。只有在运动时，才能轻松地保持平
衡。”感谢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爱因斯坦档案馆的芭芭拉·沃尔夫（Barbara Wolff）的帮助。
[2]中译本为《爱因斯坦恩怨史》，方在庆、文亚，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译者注
[3]原文为Hungarian-German。实际上，勒纳德的袓上来自奧地利的蒂洛尔，应该是日耳曼裔。
匈牙利裔的说法，让人混淆。他出生的地方属于奧匈帝国，归匈牙利管。——译者注
[4]对于“米列娃·玛里奇”而言，“米列娃”是名，“玛里奇”是姓，按常规应该以“玛里奇”作为姓名
的简称，但由于一般的书里习惯上称“米列娃”（就像“伽利略·伽利雷”一般称“伽利略”而不称“伽
利雷”一样），所以在本书中一般译成“米列娃”而不是“玛里奇”。——译者注
[5]原文如此。其实，当时的苏黎失联邦工学院还没有物理系。爱因斯坦和米列娃读的都是为中
学培养数学和物理教师的数理VI A部。——译者注
[6]此处所述有误。爱因斯坦没有与他合写一本书。爱因斯坦只是在尼科莱起草的《告欧洲人
书》上签过名。此外，还有另外两人也签了名。当时这篇文章并没有发表，尼科莱后来写过一
本《战争的生物学》将此文附在里面，这或许是艾萨克森认为它为爱因斯坦与尼科莱合写的原
因。尼科莱因此书受到战争法庭审判，遭降级处分。战后他失业了，移民到南美。感谢中科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方在庆研究员指出这一讹误。——译者注
[7]Einstein to Conrad Habicht,May 18 or 25，1905.
[8]这些说法出自我在 Time, Dec.31，1999和 Discover,Sept，2004上写的短文。
[9]Dudley Herschbach，“Einstein as a Student”，Mar.2005，交予笔者的表的论文。赫施巴赫
说：“改善科学教和文化素养的努力遇到了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科学与数学不再被当成整个
文化的一部分，而是被看作祭司般的专家才能涉足的领域。爱因斯坦被视为杰出的偶像，孤独
天才的最典型代表。这助长了一种完全扭曲的科学观。”
[10]Frank 1957，xiv；Bemstein 1996b：18.
[11]Vivienne Anderson to Einstein, Apr.27，1953：AEA60—714；Einstein to Anderson,May 12，
1953：AEA60—716.
[12]Viereck，377.也参见Thomas Friedman，Learning to Keep Leaming, New York Times, Dec.13，
2006.
[13]Einstein to Mileva Mari ，Dec，12，1901；Hoffmann and Dukas，24.霍夫曼是20世纪30年代
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朋友。他指出：“事实证明，他早年对权威的怀疑是极为重要的，这种怀
疑从未离开过他。”
[14]Einstein message for Ben Scheman dinner, Mar.1952：AZA 28—931.
[15]Einstein to Sybille Blinoff，May 21，1954：AEA 59—261；Ernst Straus, Reminiscences, in Holton and Elkana，419；Vallentin，17；Maja Einstein, lviii.
[16]例如参见Thomas Sowell, The Einstein Syndrome： Bright Children Who Talk Late（New York：
Basic Books，2002）。
[17]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夫兰克引用爱因斯坦的话，参见Seelig 1956b：72。
[18]Valientin，17；Einstein to psychologist Max Wertheimer, in Wertheimer，214.
[19]Einstein to Hans Muehsam, Mar.4，1953：AEA 60—604.此外还有：“我认为出身问题不必去
考虑。”爱因斯坦的这段话引自Seelig 1956a：11。也参见Michelmore，22。
[20]Maja Einstein, xvi；Seelig 1956a：10.
[21]www.alemannia-judaica.de/synagoge_buchau.htm.
[22]Einstein to Carl Seelig, Mar.11，1952：AEA39—13；Highfield and Cart?er，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