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转眼间又过去了一年，大军还在我爹屋里住着，老大不小了连个媳妇儿还没有呢，我和巧娥就开始四处帮他打听，看有没有合适的姑娘。
生产队里的兽医金老六有个女儿叫金花，我就让巧娥去打听打听，巧娥回来后告诉我，那个金花今年刚刚二十一岁，人长得还不错，心眼也很好。
金老六听说是给城里来的大医生介绍自己的女儿，手脚马上就慌了，他生怕自己大字不识的女儿伺候不了知识分子罗大军，就磨磨蹭蹭不肯回话。我一急就拎上几瓶老酒，带着大军直接跑到了金老六的家里，金老六看到大军是个老实厚道的人，才终于同意让我们见见他的女儿。
还别说，俩人一见面就看对眼了，接下来事情也就顺理成章地办成了，金老六同意让俩人年底的时候结婚，但条件是，结婚后大军必须得继承他的兽医职业。大军从来没给牲口看过病，所以心里很没底，我就劝他说：“大军啊，这牲口和人是一样的，都要喝水都要吃饭，医法一定也差不太多，况且把牲口医坏了最多赔点钱，把人医死却要判你个反革命，你想想，还是做个兽医安生啊。”大军想了想，就点点头同意了。
可是结婚前还得先给他找点事做啊，一个大男人整天闲着也不是办法，大军的腿伤早就好了，他也正闲得发慌，于是我又想到了去找刘栓。
我是在齐肩高的玉米地里遇到刘栓的。刘栓看到我，木木地笑了笑就想赶紧走开，我知道，他是因为我爹的事对我心存愧疚。可我心里对他早就没有一点恨意了，反正我爹已经死了，追究也没有用了，就像顺生已经出生了，我再埋怨我爹和巧娥都没有用一样，日子还得过下去啊，能安安稳稳地过，干嘛还要去瞎折腾呢，所以我还是把刘栓当成最好的村长。
刘栓正要走开，我却一把拉住他的衣袖，刘栓只好不情愿地转过头来。
我说：“村长，你看能不能帮大军在生产队里安排点活啊，让他也挣点工分，好积攒点东西娶媳妇用。”
刘栓抬起头来，眼里闪着泪花盯着我看，直到我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他才猛地回过神来说：“好，好，三贵啊，你明天让他来生产队干活就行了，我给他加工分。”
我千恩万谢地想离开，却看到刘栓已经扭过脸去偷偷抹眼泪了。我傻站了半天不知该说些什么，叹了口气就回家了。
从那以后大军就每天跟着我出工，大军刚开始时怎么也学不会干庄稼活，不过后来慢慢习惯了就好多了。
日子像抹了油的绳子，吱溜一声就到了年底。我在院子中间竖起一座墙来，把东堂屋和西堂屋隔开，东堂屋我和巧娥住，西堂屋就让给了大军，让他收拾收拾，当作娶媳妇用的新房。
结婚那天，大军穿着一套从刘栓那借来的绿色军装，上衣口袋还特意别了一支不知道牌子的钢笔。那天的婚礼很简单，来得人却很多：有巧娥娘家人，有我以前的木匠同行。刘奉来和王大和也捏着请柬和红包乐呵呵地跑来了，甚至连二牛都蹲在我家大门口，呵呵傻笑着来凑热闹。我们家好久都没这么热闹过了，巧娥和我都激动得不得了，我感觉比我自己结婚都高兴。婚礼开始前，根水媳妇和巧娥早就做好了当伴娘的准备，刘栓也在我的生拉硬扯下同意充当一回主婚人。
大军背着金花踏过我们家门槛的时候，所有人都欢喜得嗷嗷叫。金花的娘家只剩他爹金老六了，他不会给姑娘打扮，所以一切程序都拉到我们家来办。巧娥和根水媳妇帮金花打扮好了，就一人拿着一颗鸡蛋在她脸上滚几圈，然后根水媳妇又拿着几根棉线把她脸上的汗毛拔掉几根，这就代表金花已经是大军的人了。
伴着噼哩啪啦的鞭炮声，大军和金花终于手挽手地进了洞房。客人们都散了，我和巧娥也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自己屋里。我躺下来刚想松一口气就听到巧娥的惊叫声，我赶紧跑过去问她：
“咋了？”
“你摸摸，你快摸摸，顺生这孩子的头咋这么热啊？”巧娥惊惊慌慌地说。
我看到顺生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就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这一摸把可把我吓坏了，因为那孩子的额头真的太烧了。我和巧娥白天只顾着忙，没有时间看他，谁知道他竟突然病得这么厉害。
巧娥那时已经完全慌了手脚，我拉开门就往大军的屋门口跑。大军俩人刚闩上门就被我敲开了，大军问：“咋啦？出啥事啦？”
“顺生病了，烧得吓人啊，你快去看看吧！”我深吸一口气，故作平静地说。
大军一听，就赶紧披了件衣服跟我走。我本以为顺生只是普通的发烧而已，可是大军检查后完却告诉我：“孩子得的可能是脑膜炎，得赶快送医院才行啊！”
我们村只有一个赤脚医生，镇上也只有一个小诊所，要去医院就只能跑到三十里外的县城了。我有些犹豫，谁知大军二话没说背起顺生就走，巧娥也火急火燎地跟了出去，我看情况不对也跟着跑了出来。
我和大军轮流背着顺生往县城跑，等赶到医院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那年冬天很冷，夜里就更冷了，等着挂号的时候，巧娥抱着顺生冷得浑身发抖，我就把外套扒了披在他娘俩身上；大军跑前跑后地去找医生，仔细跟他们说着顺生的病情；只有我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只能抱着肩膀蹲在墙角发呆。
顺生终于还是住院了，但四五天过去了烧还是没有退，医生决定再给他做一次检查。检查完了之后，大军脸色沉重地跑过来对我说：“哥，顺生要活不成了，他发烧时间太长，把神经烧坏了。”
“那……那咋办啊？就一点法子都没有了吗？你看你巧娥嫂子，都吓蒙了，你可得想想办法啊！”我指了指坐在病床边的巧娥说。
大军点点头，想了想说：“办法是有一个，就是……就是太冒险了。”
“再冒险也得试试啊，反正这孩子也快被你们判死刑了，就死马当活马医吧。”我说。
“哥，我说得冒险是，得找个合适的人给他换骨髓才行啊。被抽骨髓的人身子可能因此坏掉，换骨髓的人能治好的机率也不太高啊！”
我眉头紧皱地拿出烟袋锅子想抽一口，却被大军一把夺了去：“哥，医院不让抽烟，要罚款的。”
我没有办法就熄了火抱着头发愁。巧娥这时站起来说：“抽我的吧，我不怕身子坏掉，我一个女人家就是好好的也干不了什么重活，抽我的吧。”
大军为难地说：“嫂子，你可得想好啊，就是换了骨髓顺生也不一定能治好啊。”
巧娥想都没想，就狠狠地点了点头。
大军又为难地转过脸来看着我叫：“哥……”
“还是抽我的吧，我身子硬，抽不坏的。”我闷声地说。
可是等验完之后却只有巧娥的型号和顺生一致，这是我早就想到的，所以我只好叹口气走到一边去了。
没想到的是，换了骨髓之后顺生的命竟真的保住了，不过巧娥却因此大病一场，好了之后腰就再也没直起来，以后的日子吃饭和走路就只能弓着腰了。
顺生这孩子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叫了我一声“大”，我犹犹豫豫没肯答应，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是顺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能够叫我“大”了，因为当我们把他带回家后他就突然瘫痪了，话也不能说了，以后的日子医了好多次都没医好。
几年后的一天早上，我和巧娥刚刚喂完顺生吃早饭，就听到大街上传来好多人的哭声。大军风风火火地跑进来哭着告诉我说：“哥，哥，毛主席他老人家，他老人家走啦……”
我心里马上就“咯噔”了一下子，他老人家走了，他不要我们了，这以后的日子该咋过啊。
我跟着大军跑到大街上，看到满街都是痛哭的老老少少，刘栓村长坐在自家房顶上边哭边喊着：“老人家不要我们啦，他是嫌我们不听话，乡亲们哪，他是生我们的气了啊……”
那一天，我们最怕的就是太阳落山，因为我们不知道第二天的太阳还能否照常升起。天黑了之后所有人都没有睡觉，所有人都在战战兢兢地等待，直到东边的天出现了鱼肚白，红亮亮的太阳又露出脸来，大家才终于放了心。
安生就是在那年出生的。
那个时候，大军早已经从我们家搬出去，自己盖了一处院落，他和金花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名字叫罗浩冉。浩冉比安生大六个月，也就是说，当浩冉已经可以满大街跑的时候，安生却还在我怀里咿咿呀呀地学说话。又过了些日子，浩冉就可以拉着安生的手一起玩了。大军那时候已经成了十里八乡最出名的兽医，整天忙着去给人家的牲口看病，金花整天忙着在家晾晒牲口用的草药，他们没工夫看孩子，我就把浩冉接过来，和顺生安生一起养着。
安生和浩冉这两个小家伙，说起来真他娘的调皮，他们一个比一个鬼机灵，没事干就想法子捉弄坐在床上的顺生，把顺生气得捶着床板哇哇大叫。我就训他们说：“顺生是你们的哥哥，你们要待他好点，再敢欺负哥哥我就他娘的打烂你们的屁股。”
那几年的日子过得出奇的顺溜，很快生产队的大锅就被砸了，我也承包了十几亩果园。我在果园里种了很多的西瓜和甜瓜，打算靠它们多赚点钱，好给安生他们买肉吃，谁知浩冉和安生两个小家伙却让我整天气得头顶冒烟。他们两个等不到瓜熟，就在夜里偷偷摸摸爬进果园里，把每一个瓜都咬上一口，好吃的就把它吃掉了，不好吃的就用草把咬开的口子盖住，再不过瘾就干脆往瓜里撒一泡尿，然后就乐滋滋地腆着圆滚滚的肚子回家。那时候我在果园里养了一条叫虎子的大黑狗，我看到瓜被毁了就生气地埋怨虎子，虎子委屈得呜呜叫，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竟然忘了虎子跟那俩捣蛋小子早就是最好的朋友了，朋友进园它怎么能拦呢。两个小家伙拉着手回到家，还不忘给顺生捎回来几个，喜得顺生不停咧着嘴笑。也正因为这他们没少挨了我的板子，屁股都被打开花了。
每当我打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哭哭啼啼地对我说：“爸，爸，我改啦，再也不敢啦……”
可是每次当我刚刚有点心软的时候，他们就嘻嘻笑着跑得没影了，我也就只好摇摇头，很无奈得看他们跑开。
安生不叫我爹，也不叫我大，而是叫我“爸爸”，我不习惯啊，就问他：“为啥不叫我大，叫爹也行啊。”安生很不满地说：“人家浩冉都叫爸爸，我也要叫爸爸。”
听说浩冉叫知识分子罗大军“爸爸”，我一个小木匠的儿子也叫我“爸爸”，那优越感就腾一下子冒出来了，我也就不再怪安生了。
有一年春天，正是榆钱儿成簇成簇挂在树梢的季节，两个小子又给我惹事了，我是在后来训他们的时候才知道事情原委的。
安生和浩冉同邻家的洪星一起去摘榆钱儿，洪星眼尖看到一条榆钱儿最多的树枝，就像猴子一样很快爬上去把树枝掰下来，想把榆钱儿据为己有。安生和浩冉看着比自己强壮许多的洪星大口大口往嘴里塞着榆钱儿，只能干咽唾沫，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俩人合起来也打不过洪星，但他们不甘心啊，于是这俩小子转转眼珠坏心眼就出来了。那时候的小孩子们流行玩一种叫“摔炮”的东西，“摔炮”里面有一小片榆钱儿大小用红纸包裹的zha药，zha药被一挤或者一压就会“咚”一声炸响。安生从口袋里摸出一小片红纸zha药，悄悄塞进洪星装满榆钱儿的口袋。洪星看他们两个不怀好意地盯着自己，以为他们要来抢，就拼命往嘴里大把大把塞着榆钱儿，还不停咕哝着：“这都是我的，不给你们，你们要是敢抢我就揍死你们……”
安生和浩冉早没有抢他的意思了，他们只是静静地看着洪星，直到洪星嘴里“咚”一声喷出一阵烟雾，他们才哈哈笑着跑开了。后来洪星他娘就找上门来了，说她儿子被炸掉了两颗门牙，要我赔钱。我气得拉过来安生和浩冉就是一顿暴揍，但钱最终还是赔了人家。
提起他们俩人小时候，那好玩的事三天三夜恐怕也说不完：捅马蜂窝被螫，堵人家的烟囱被抓，用麦秸调戏人家的驴子被踢……。
很快他们两个就到了要上学的年龄了，巧娥给他们两个一人缝了一个粗布书包，大军去镇上给牲口看病时顺便又给他们捎了几支铅笔和几个小本，于是他们就背着书包屁颠屁颠地上学去了。
谁知他们去了学校也不安生，学校的老师三天两头跑我家来告状，不是俩人把其他同学给打了，就是把人家小女娃子的发卡给偷了。有一天放学后安生刚一进门就喊：“爸，爸，快来接我，累死我啦！”我出去一看，不由又好气又好笑，因为他们俩人竟然套着一条裤子跑回来了，幸好那裤子够肥，不然非撑坏不可。我看到他们一手提着裤子一手互相扶着对方肩膀，跟打了败仗的土匪似的，就问他们怎么回事。浩冉告诉我说，学校老师要用教鞭打安生，安生就“噌”一下子爬到一棵大树上去了，挨打是逃过了，裤腿却被树枝划烂了，浩冉就只好贡献出一条裤腿共用，俩人一瘸一拐地就走回来了。我看着他们不知道说什么好，一人给他们头上一烟袋锅子就了事了。
上了初中之后俩人还在一个班，但都懂事了不少，没给我惹过什么事不说，还能时不时地捧回几张大红奖状。我就跟大军说：“大军啊，要是日子能一直照这样下去，我们还图啥啊，安安生生的就足够啦！”大军也点着头说：“是啊，我们好好供他们，将来让他们考高中，再考大学，我们的任务也就完成啦！”
“考大学？我还没想这么远呢，等他们考上了大学，不知道还能不能顺顺当当地过日子。”
“当然可以啊，考大学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过日子啊！”大军说。
我没有说话，只是闷闷地抽着烟，心里突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模模糊糊的，让我有点害怕。
大军给牲口看病看得好，名声也就越来越响，他就干脆在村里开了一家兽医站，生意很好，挣得钱也就多了，于是大军家就买了我们村第一台电视机。那时候安生和浩冉正上初一。一到晚上，大军家院子里就站满了来看电视的人，那场面比村里放电影时还热闹。那时我正坐在大军屋里的八仙桌旁悠哉悠哉地抽着烟袋锅子，看大军噼哩啪啦拧着电视机上的旋钮换台。
有一次，我看到电视上出现一大群学生正举着横幅在街上走，就很惊慌地问大军：“大军，大军，你看世态是不是要变了啊？”大军看了看说：“没事，那是学生们在向政府请愿，咱们的社会主义有个人自由，谁有意见都可以向上面提的。”又过了些日子，我又看到一群学生，他们口号不喊了，街也不游了，只是不吭气地盘着腿在大太阳底下坐着。我就又问大军：“大军，大军，你看世态是不是真的要变了啊？”大军看完后脸色一沉骂道：“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兔崽子学生，做得太过啦，作死啊。”再后来电视上就没有学生们的消息了，大军说他们都被劝回家好好反思去了。
这让我心里的矛盾疙瘩又开始出现了，我在想，假如安生和浩冉将来都考上大学了，他们会不会也像电视上的学生一样去闹事；他们都成了知识分子的话，还会不会被人当成反革命拉出去批斗；他们要是被批斗了，那我们的安生日子是不是又没办法过下去了。我把自己的忧虑告诉大军，大军劝我说：“不会的，哥啊，你放心好了，世态已经变啦，咱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大军的话让我松了一口气，可是晚上做梦时，我却总是梦到安生和浩冉，我梦到他们去参加请愿了，然后就再也没回来。这个噩梦一直持续做到了安生初三毕业。
一个冬天的下午，我闲着没事就开始修家里一架已经坏掉的木排车，那还是当年我拉着巧娥看戏时用过的车呢。修着修着我就听到有人在敲门，我放下手里的活过去开门，谁知还没等我走过去，外面的人就自己走进来了。那是一个高高的，穿着破军大衣，满脸胡子的人和一个跟我个头差不多，皮肤黝黑的中年人。我傻了半天也没想起来他们是谁。
那大胡子呵呵笑着拍我的肩膀，那个中年人也不停冲我笑，我突然感觉那笑脸好熟悉，心里不由一阵激动，就声音发颤地问：“二……二哥，是你吗，二哥？”
那中年人也激动万分，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是我啊，小三儿，我是二贵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