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旷刚开始玩儿快手那会儿，胡乱拍拍段子，根本没人看。后来一次跟快递公司的几个男孩去京郊烤串儿一日游，偶然发现一间废弃多年的小独栋，吕旷醉着酒，趁夜进去楼上楼下拍一圈儿，谎称是间鬼屋，没承想小火了一把，点赞五万多。之后他受评论启发，干脆把自己定位成“鬼屋探险”，每周末都在北京周边搜寻所谓的“鬼屋”拍段子，著名的“朝内81号”他也去过，不过被打更的给骂了出来，有时候再跑远点儿，去天津跟河北的农村。他胆子大，得益于小时候跟姥爷住在荒郊僻野，生锻炼的。粉丝慢慢多起来后，他一周开四天直播，靠打赏每月能赚个八千一万，钱虽然不比送快递多，但再也不用起早贪黑，连玩带闹地把日子给过了，更符合他对二十岁的预期。如今他在快手粉丝二十七万，抖音也攒了四万，行情却大幅下滑，钱几乎赚不到多少。他渐渐发现，自己玩儿那一套，在短视频领域里越来越没人看——这也是为什么王放建议他尽快转型：改作“up主”，制作高质量长视频，可以继续专攻鬼屋跟探险，再拓展到神秘事件和都市传说，找专人剪辑配乐，往内容的上游走。王放觉得吕旷口才不一般，适合走这条路。王放说，当初我看你直播的时候，就这么想。吕旷提问，光做视频不直播，还怎么挣钱？王放说，目光要放长远，挣钱是后面的事，未来一定是内容为王，你永远打不败有内容的人，谁活到最后，金钱就忠于谁。——吕旷若有所思，虽然一时也不觉得王放说得都对，但他确信，这是个高明的人。吕旷还发现，王放说话基本听不出东北口音了，普通话很标准。他问王放，你为什么懂这些？王放说，B站你知道吧。吕旷说，当然。王放说，他们挖我去上海的总部，我这次回沈阳看完我母亲，就去上海办入职。
两个人一共喝掉了七杯啤酒，大部分时间是吕旷在说，王放听。但王放听得极认真，甚至是专注，拿东北话讲，是走心了。因为母亲是盲人，姥爷是单眼瞎，眼睛对吕旷一家人来说，异常珍贵，也导致吕旷从小就对别人的眼神无比敏感——自己说了这么久，王放的眼神从没有一刻飘忽到他的脑后勺儿去，或者偷偷放空。吕旷注意到，王放有一双大而亮的眼睛，睫毛很长，衬在一张本就清秀的脸上，更显明净。吕旷讲到了自己的童年，还有他的姥爷，他的父母，彻底刹不住闸。王放不时也穿插几句他自己，自幼单亲家庭,没见过生父，自己跟母亲姓，在东京十二年，如今已拿到日本永居，娶了一个日本老婆，小女儿去年刚出生。提起他的母亲，王放的话明显多了几句，他说自己的母亲是个善良又温柔的人，当年在学校食堂里卖饭票，每天收一袋子作废饭票，必须拿去锅炉房烧掉，可母亲私底下都送给了那个烧锅炉的男人，有好多年，那个男人吃饭都没有花过一分钱。
直到机场广播第二次呼唤吕旷和王放的名字，两个人才发现时间早被忘在了脑后，幸好都没行李，一路小跑到登机口，总算赶上。航班基本满员，都是来赶日本樱花季的东北游客，听口音一大半是沈阳人。吕旷的座位靠前，王放靠后，挨着窗。临起飞前，欧阳阳的微信又进来，问吕旷到沈阳了没有，吕旷懒得解释这个怪梦一般的上午，随手回她，到了。欧阳阳迅速回来一条，记得到家给我拍那两只黄鹏，我不相信它们能活二十年。吕旷烦得关了手机，心说这女孩智商也不算高，看照片你就能分辨出鸟的年纪吗？还当真了。他警告自己，千万别中了樱花的计，再美的景色也掩盖不了欧阳阳不过也是俗人的事实——如果不是因为他在网上有了点小名气，欧阳阳怎么会在高中的微信群里主动加自己？没劲。都挺没劲。
飞机升空时，吕旷才觉出有点儿醉，闭上眼，努力想要睡一会儿，却怎么都睡不着，他总觉跟王放有话还没说完，嘴跟心都痒痒。等到飞机平稳后，吕旷起身来到后排,跟王放身边的沈阳大哥商量换座，大哥不太乐意，但还是换了。吕旷坐下，问王放，哥，接着喝啊？王放微笑，点点头。吕旷跟空姐要了两罐啤酒，王放要了一个塑料杯。王放小口抿着喝杯中酒，吕旷观察，他应该是醉了，酒量比自己还差。吕旷没话找话，我刚才跟你提过我学过武术的事儿吗？王放说，嗯，学一年。吕旷说，一年以后，我感觉自己是李小龙了，我从武校出来，换了一所小学，大西三校，但我要回二经三校去报仇，原来班里最高的那个男生叫余斌，以前总欺负我，那天放学，我就去二经三门口堵他，非揍他一顿，可是等到余斌出来，我发现他比以前更高了，没等我出招儿呢，又被他胖揍了一顿。后来我就思考，原来人就算有天大的能耐，在绝对力量面前也全是白费，所以我猜，李小龙要是活到今天，肯定打不过泰森，估计连巨石强森都打不过。王放这回好像没有在听。吕旷有些失落，又找话说，我爸给我讲，他以前当驱鸟员的时候，机场里会立假人，架喇叭放噪音，吓走那些鸟，可是就有那些老鸟，敢飞到假人头上拉屎，站喇叭顶，拿噪音当歌听，根本吓不走，那就只能拿枪打下来。王放这回接话说，人经历的痛苦多了，自然会对痛苦免疫，鸟也一样吧。吕旷听出王放说话故意换了一个腔调。他又起话头，问，哥，你说是所有的女人都爱慕虚荣吗？王放终于侧脸看了他一眼，说，小吕，你还年轻，看待生活有些偏颇，等你到我这个年纪，自然就会公正一些。
吕旷一时无语。王放又说，我困了，想睡一会儿。
从北京飞京都时，飞机一路颠簸，吕旷才发觉自己好像恐飞，幸好飞回沈阳这一程相当平顺。他见王放真的睡了，自己又跟空姐要了两罐啤酒，总算在把自己灌醉后，也睡着了。等他再醒来时，飞机已经开始下降，看手机，睡了快两个小时。王放的头靠在窗户上，睫毛频闪，吕旷看不出他是醒还是没醒。吕旷就当是自言自语，又开始说，哥，刚才我认真想了一下你说的话；挺对的，挣钱不着急，目光要长远，再说我马上也不愁钱了——他又看看王放，仍没反应——我这次回家，其实是因为我大姨奶，就是我爸的大姨，就这月初，她死了。我从来都没见过她。大姨奶很早跟她老公去了海南，后来俩人离婚，也没孩子，她死以后，有律师打电话给我爸，说遗嘱写的是我爸名字。大姨奶留下三套房子，两套三亚，一套海口。我问过人,说加起来至少一千多万。都是我爸的了。
此时，机舱广播提醒下降。王放终于睁开眼睛,收起了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随后打了个含蓄的哈欠。吕旷也不知道刚才他有没有听见自己说什么。飞机下降得很快，王放的脸一直望向窗外，他开口说，你有钱了，接下来是怎么打算的？吕旷说，实话，有点儿飘。我从小到大都是班里条件最差的那个，二十岁，突然变成富二代了，哈哈。吕旷是想开个玩笑，但王放并没有笑，仍旧望着窗外问他，所以你会跟你父亲，还有你姥爷，搬去海南吗？吕旷叹口气，说,问题就出在这，我在电话里问他俩，俩人口径一致，都说绝对不走，永远都不走，这次回家，我就是要跟他们谈谈，实在不愿意走也行，至少先把海南的房子卖一套，改善一下生活，我姥爷都快七十了，吃了一辈子苦，该享两天福了。话音未落，王放伸出手朝小窗上戳了戳，唤吕旷说，你看，那像不像一个“吕”字？吕旷迷惑，凑近脑袋，顺王放手指停留的地方向斜下俯瞰——飞机距离地面越来越近，一条道路由细渐粗，在道的两侧，是两个用绿树勾边儿的“口”字，一大一小。吕旷顿时醒悟，那些树是杨树，枝叶繁茂，油绿似漆。吕旷并没有太惊讶，而是下意识地用目光搜寻那间他再熟悉不过的砖头房。王放说，我想你也走不了，年轻人。——吕旷闻见王放的酒味很重，又听见他说——有人把你种在这片土地上了。
后记
2018年底，《仙症》在“匿名作家计划”比赛中获了首奖，我的小说跟人突然受到很多关注，这当然是好事，一个作家能收获更多读者永远是好事，但同时也陡增惶恐——很多借《仙症》一篇才初识我的朋友，满怀期待地购回我几年前的旧作（多指比上一本长篇《生吞》更早以前的两本集子），阅后大失所望，惊呼“写出《仙症》的作者竟然还写过这种东西”——说实话，这也在我意料之中，幸好这两年学着脸皮厚了不少，搁前几年得找堵墙撞半死。
我出版个人第一本长篇小说是2007年，当时刚满二十岁，出道也算挺早，但那时候的确嫩得很，本也没有天纵之才，加上当年对文学所有的认知仅建立于自己有限的阅读与无限的假想之上，狂到没边儿，站不稳脚理所应当。同年，我在香港读了大一，暑期去TVB电视台做实习编辑，不过为赚点零用钱，却整天抱怨自己被大材小用，又在粤语听说无能的环境中，表达受缚，自我挣扎。后来因与节目制片人爆发矛盾，一气之下辞了职，既得罪了电视台，又白瞎从
学校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实习名额。犹记得当日被男制片指着鼻子骂：“你呢种人将来喺社会上一定扑街！”我脾气也暴，逼身边会讲粤语的女同学帮我翻译：“老子回去当作家了，老子不上街就不会扑街！”后想想，当时自己真是狂得可以，竟认为作家不算一种社会职业。再一个，那女同学在翻译中一定是擅自把“老子”俩字给和谐了，不然对方也不会那么轻易地摆摆手放我走，也有可能他是在听到了“当作家”三个字后，彻底当我疯了。
一年半后，经历了父亲离世，家境骤落，我休学一年回沈阳，每天除了读书、练字、跑步、买菜、做饭，陪母亲看电视剧，其余时间都用来写作。此后三年里，铆足劲又写出两本长篇，都成滞销书，深受打击，才幡然醒悟，原来作家作为一种职业，一样也要谋生。待我重返校园后，家中已无力支付我的学费，“写作能否养活自己”变成我的日常自问，昼夜深处一种惊慌之中。再后来的事，其实我有在“一席”栏目的一次演讲中详述过——借了高利贷，磕磕绊绊地拿到大学毕业证，随后在香港的一家出版社里谋得了一份编辑的工作，干了不到两年，偶然贱卖出一本旧书的版权，将够填债务的坑，脱身后跑去台北读了一年半的戏剧系研究所，幸好学费跟生活费都相对亲民，手中仅存的一点可怜版税勉强够撑，直到2016年，才因一个电影剧本的工作，退学来北京定居。正是来北京前的那三四年里，我写过很多“那种东西”，都是短的，轻浮的，谄媚的，懒动脑也不走心的，被我丢在自己一度鄙夷的网络上，手机App里，无非想告诉别人我仍在写，攒够篇数再结集成册，说穿了还是谋生。2014年前后，港产网文刮起一阵风，情色小说随三级片一起回暖，最“夯”的出版后甚至占据畅销榜首半年之久，作者跟出版社赚得盆满钵满，于是有编辑同事怂恿我也写一个，工资版税两头拿，何乐而不为。时陷困顿的我，全无半点抗拒，甚至是兴冲冲地打开内地某知名文艺网站，笔名注册，借坐班偷懒的工夫坚持连载，数月过去，竟也成了“夯”款，底下评论盖起高楼，更乐此不疲，本计划完成后一键简转繁，在香港出版卖钱，可惜最终因尺度过大被网站后台枪毙，才惊觉自己一直是在发布框里敲，连个底稿都没留存，小十万字从此无踪可寻，枉余酸楚，如今只能当段子在酒桌上逗人一乐——那几年里，“文学”被我亲手杀死，兵不血刃，头也没回过，眼皮底下只剩“文字”。丧失了敬畏，自然就无愧疚可言。我甚至公开调侃所谓的“严肃文学”，不过是故步自封的小圈子笑话。今再忆起，那种心态就跟一个苦情少女在初恋惨败以后，放话“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差不多逻辑，天真又可笑。
闲叙此多，今都当笑话，非故作洒脱，更像是跟曾经那数年里的惶恐做了断。原来惶恐根源所在，是曾那般自我作践，兜兜转转今天还能回得来，多有侥幸。后怕。可那也确是我一路走来的踪迹，不掩盖踪迹是我对自己最大的诚意。若有人非说写作有多纯粹，我不会反对，但我坚信写作并没比谋生纯粹到哪里去，否则所有作家都该改写日记，或干脆把笔撅了。我本身是不太乐意在作品以外探讨文学的。写小说的坚持写，读小说的坚持读，这就够了。灯前纸背,台上台下，不用非逼自己挂相，照着一个作家或读者的模子去活，到头来其实没两样，殊途同归。作品以外，我更热衷探讨点儿别的，毕竟人生已经严肃到令大部分欢愉都显得太过短暂。十年前那句自问——“写作能否养活自己”，坦白讲，今天我的答案是“基本没问题”。至于自己如今写的小说到底有多“严肃”，会被别人怎样看待与评判，已不再置于心上。文学严肃与否，论心不论技，作品是好是坏，论技不论心。我自恃有自知之明，懂得到任何时候都不该得便宜卖乖，觌脸说“《仙症》才是我真实水平”这种话，不能够，也不可以——曾经写过的每个字都是我。稚嫩不堪的处女作，装老成而失真趣的滞销书，闭眼捏鼻子写下的千字万字，通通是我。“不再愧对文学”这种话，更不好意思说出口,但我确定不想再愧对自己，跟自己越来越看重的读者。总而言之，这本小说集，是在《仙症》打了个头后，近两年里踏实写的，最后的中篇《森中有林》，完成于疫情自我隔离期间，每天起床先照把镜子，跟自己说这次就一个要求，要脸。
因此这一本，权当新的开始。给自己，也给我的新老读者们一个交代。
《仙症》单篇放出后，我曾在微博收到过两条留言，分别有两个词跃入眼中，一个是“浪子回头”，一个是“夺舍”。对于前者，男人活到一定年纪，能被用这四个字形容，不失为一件幸事，甚至还带那么点儿潇洒。至于后者，才疏学浅了，百度词意，原是道家用语，意为“借别人身体还魂”，反应几秒后我才笑出来，想必这位朋友是被我过去写的“那种东西”伤害太深。不管怎么说，两个我都当褒义收下，毕竟脸皮又厚了。在此，只想特别感谢一下这两位朋友。我不知道你们离我有多远，但我猜我们很近。还魂归还魂，我还是回到自己的身体为妙——回到为一本插画版《聊斋志异》废寝忘食的身体，回到被爱伦•坡吓到脊背通凉的身体，回到被余华和川端康成抽空灵魂的身体。那副身体，可以是九岁，或是十七岁，也可以是三十三岁，或一条道走到黑。我不算特别迷信的人，但我相信凡此世间的每一个人，总要被一股力量所指引，无论这股力量来自内或是外。人渺小又无谓的一生中，神不可能时刻在场，我选择用写作弥补它的缺席。拿起笔，我是我自己的神，我给我自己指一条生路，放下笔，我仍是尘埃，是野草，是炮灰，是所有的微不足道的子集，于现实中坦然地随波逐流，从不迟疑。从今往后，我只想努力不再被万事万物卡住——除了那些个值得推敲再推敲的用词与标点，它们一定存在完美答案，相比人的命运，永远精准而明晰，只要它们各安其所，我便不再会那般惊慌。我必须写下去，也只能写下去，不存在别的救赎。
2020年8月18日北京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