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3

“老苏，就连我这个在草甸子上滚了一二十年的老北大荒，也没想到这棵老橡树上的鸟窝，能从高空中把火星抛到十几米以外的麦田里去。”宋武把苏坚带到了半截老橡树跟前，“北大荒非常难斗，到现在我们也没完全摸透它的脾气秉性，马俊友同志为此而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

苏坚久久地凝视着立在马俊友坟墓前的碑文——上边刻着：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马俊友烈士之墓。然后，拿起一把铁锨，亲自为马俊友的墓上培土。当他把铁锨靠在石碑上，把头转向垦荒队员时，他的眼里，盈出了晶莹的泪光，他没有掏出手绢去擦眼泪，任凭两行热泪，从他瘦削的脸上流淌下来，过了会儿，他对卢华说：

“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你过去当过兵。”

“在志愿军里当过坦克手。”卢华不理解苏坚为什么问起这些。

“参加过大战役吗？”

“马良山的反击战。”

“部队有伤亡吗？”

“有。”

“掩埋过战友的尸体吗？”

“掩埋过。”

“当时，你们是守着尸体哭呢？还是掩埋过同志尸体之后，向敌人冲锋？”苏坚眼里的泪光消失了，炯炯目光停留在卢华脸上。

“冲锋！”

“好了！那你就别耷拉着脑袋了。同志们！你们也都抬起头来。”苏坚声音朗朗地说，“眼泪是征服不了北大荒的，我们必须像马俊友同志那样，用青春和热血向大自然搏斗。荒火夺走了我们一部分小麦，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它使我们更了解北大荒的暴戾，更加丰富了我们人和自然斗争的知识和阅历。像有些电影里写的：姑娘们欢天喜地地播着小麦，那麦苗像气吹的一样，立刻变成一片麦海。接着是康拜因手收割，大车小车排着队去往国库里缴粮食，那是对生活不负责任的编造，人世间并不存在的童话。征服荒地是硬碰硬、冒火星的工作，我充分估计到了你们的各种困难，比如：雨涝、冰雹，但我没有想到荒火也是天敌，北大荒真是有北大荒的个性和脾气！同志们，尽管天火烧掉了你们一部分麦子，你们还能自立，这个成绩就很了不起了。更了不起的是，从北京飞来的这队‘白鹤’，已经吸引了全国青年的眼睛，南到大陈岛北到哈尔滨的热血青年们，他们已经步你们的后尘，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到北大荒和海岛去艰苦创业了。党中央决定，明后年要有一大批复员的干部战士，开赴到北大荒来，和你们一块垦荒。将来，这儿成了大型国营农场，拖拉机、康拜因满地跑的时候，人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因为你们是新中国第一批拓荒者；你们的后代会把草原采摘来的野花，献到马俊友的墓前——因为他是第一批拓荒者中的第一个献身黑土的烈士。”

卢华昂起了头。

垦荒队员们昂起了头。

参加追悼会的县委干部、医生、老乡，激动地望着面色肃穆的苏坚。苏坚如火一样的目光，掠过每个垦荒队员的面孔之后，奇怪地问：

“带队来的迟大冰呢？”

卢华掏出迟大冰的来信，递给苏坚说：“小马同志牺牲前，曾把他对迟大冰的疑虑告诉了贺志彪，我们派诸葛井瑞骑马到鹤岗市去找他，想把他挽留下，但是没有能追上他。诸葛井瑞跑遍了市里的几个医院，证明他根本就没去医院检查，从迹象上看，他可能当了逃兵！”

“逃兵？”苏坚不禁一愣。

“是的。”

“还有其他证据吗？”

“他走了以后，我们整理了他的行李，发现他临行前把一切该带的都带走了。”卢华向苏坚汇报着，“特别说明问题的是：在地铺的乱草底下，发现了剪去了两个圆洞的牙膏皮。苏书记，我当过矿工，有个别矿工不愿在井下劳动，有意制造假肺病时，就把这玩艺贴在背心或小褂上，对付X光透视，蒙骗医生。我们估计凤凰镇的医生，也被他欺骗了。苏书记！他来荒地后，受过党的纪律处分，我们竭尽全力帮助他、爱护他，到头来他还是给我们脸上抹了黑。这是我们垦荒队的耻辱！”

“看样子，他的骗术还挺高明嘛！当初，他咬破手指在垦荒倡议书上签名，也是演戏蒙骗组织了。”苏坚两手用力一绞，把迟大冰那封信撕成碎片，挥手向空中一抛，“我回北京后，查实一下情况，如果一切如实，我们马上请他出党。卢华，你到哈尔滨以后，抽空整理他一份完整的材料。”

“哈尔滨？”卢华对苏坚的话不能理解。

“对了！老宋同志！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你给团中央写的那份材料，非常及时。我路过省里的时候，过问了一下邹丽梅和诸葛井瑞同志参加‘积代会’的代表资格问题。搞团的工作的人，不给青年人开路，反而用什么‘血统论’当拦路虎。我像邹丽梅同志那样，狠狠地给了那把铁锁一斧头。门，砸开了，后天，你们呈报的那六个同志和我一起去参加省‘积代会’。”

宋武悄声提醒苏坚说：“只剩下五个人了，马俊友……”

“他没有死，这就是他的形象。”苏坚弯腰从碑前，拾起了为祭悼死者而放在碑前的“钢背心”，大火虽然烧断了它的皮垫，但那一条条不锈钢却在闪闪发光。苏坚把这个死者的遗物，庄重地交给卢华说：“你把它带到‘积代会’上去，你要向大会介绍马俊友同志的事迹，并告诉青年朋友们：‘青春不应该是生锈的铁，而应当是闪光的钢——要想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需要多少这样铺路的钢呵！’”

卢华严肃地回答：“是！”

“白黎生哪？”苏坚呼喊着。

“我在这儿。”白黎生从文工队的行列里走了出来。

“现在，我们为献身于黑土的普通共产党员，奏《国际歌》，开始——”

沉痛而激昂的旋律，在古老的荒地上鸣响起来……

这并不是尾声

几年以后，在北京落成不久的美术馆里，曾经举办了一次描写拓荒者生活的画展。笔者当时虽已身陷囹圄，但为了寻觅我同时代青年朋友的足迹，千方百计赶回京城，尾随着络绎不绝的观众，步入了充满北国风情的展览大厅。

大厅中第一幅面就吸引了观众的眼睛，那是一幅以《北国草》为题的大幅油画。不用去看画角上的署名，只从画面上那刚劲的笔锋和纤巧的布局，我就知道它出自于诸葛井瑞的手笔：画面上的天空，奔跑着翻卷的云朵，画面上的大地，挺立着一丛丛直戳天空的剑草。翻卷着的云是灰色的。直立如剑的劲草是绿色的。尽管观众站在这块以灰、绿为主色的画布前，听不见一丝北国喧啸的风声，但我从飘飞的乱云和剑草的微微倾斜中，顿感莽莽荒原的疾风扑面而来。

画面的灰绿之间，微露着石碑的一角。一个被莽原劲风吹散了银丝头发的老者，望着石碑状如凝思，又好像在回忆流逝了的往昔——我认出来了，那是马俊友的母亲。邹丽梅似乎比过去结实了一些，她身穿着医生们常穿的白衫，手捧着一束色彩斑斓的野花，正深情地凝视着全体垦荒队员的伟大母亲。她身子略略前倾，似想把这束花呈献给老母亲，但又惟恐打扰老母亲的沉思似的而犹豫不前。最使我深思的是，石碑后的那个人物形象，他身材魁梧，手挥铁锨正在给坟墓培土。由于诸葛井瑞勾画的是他的侧影，我仔细分辨了老半天，才识别出来——他是以力大、憨厚、诙谐、乐天闻名全队的大个子贺志彪。

贺大个儿为什么被诸葛井瑞摄入画面呢？我久久地对着画面思索。是诸葛井瑞信笔由来的即兴发挥？还是对邹丽梅命运发展的真实描绘？忽然，我从画面上的那棵老橡树上，得到了一点启示：那棵被荒火烧去树冠，只剩下半截树墩子的老橡树，在诸葛井瑞笔下，竟然从乌黑的干躯上，神奇地抽出了一条条浓绿新枝，那舒展的枝枝蔓蔓，覆盖着石碑，伸向广漠的荒野。

它，寓意着什么呢？

仅仅是赞美马俊友的生命常青？不尽然吧！如果单纯是这样的含意，为什么非把贺志彪的形象画上画布呢？也许通过这棵枯木逢春的老橡树，在影射邹丽梅和贺志彪之间的什么东西吧？那么，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我站在画面前，拼命搜索着昔日在荒地的生活记忆，寻找着他们之间的衔接点。终于，我回忆起来了：贺志彪在北大荒多雪的冬天，以及在麦熟时节的盛夏，曾默默地为邹丽梅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也许他们之间的同志爱，在共同的生活中升华为爱情了？！

谁知道呢？

观众潮水般地从我身旁流过，我像潮水中的一块礁石，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我虔诚地祝愿，这不仅仅是一幅画，而是生活的真实，——因为贺志彪和邹丽梅都有着善良而美好的心灵……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日初定于北京

七月十六日修定于北京

附录：文学的梦

——答彦火

彦火兄：

一九八二年三月，赴澳访问时，两次匆匆路过香港，没能回答你询及我的创作问题，实因时间过于紧迫，想能谅解之。归国不久，又接到你的来信，向我提出了八个方面的问题，要我作答。老实说，我实有小学生面对考卷之感，心甚惶恐。我的理性思维经常是个负数，近几年来，虽然也写了几篇有关创作体会一类的文章，但都是零零碎碎的东西，没有系统地总结过自己的创作道路。在你的启迪之下，我翻阅了你编写的《中国当代作家风貌》第一辑，觉得你的立论清晰，思路奇巧，不失为科学性与文艺性融为一体的作家传记丛书，因而，我拿起了笔……我想：按题解答你询及我的问题，似太受束缚，还是用摆“龙门阵”的方式，海阔天空地漫谈，更容易激发起“灵感”，召唤起已经逐渐遗忘了的感情回声，你说是吗？

我落生在旧中国三十年代（一九三三年生于河北省玉田县代官屯）一个破落地主的家庭里。据我的长辈人告诉我，祖辈原籍山东，不知是哪一年，山东闹了水灾，挑担逃荒至河北落脚。初到代官屯这个傍山依水的小村庄时，我祖父的父辈人开了一座豆腐房，走村串店卖豆腐，从而把赤贫变成了小康人家。也许是祖辈人深受没有文化之苦，我的祖父发奋读书，考上了满清末年的秀才。所以，从我在村口大庙堂里上小学第一堂语文课，摇头晃脑地读着：人、手、口、刀、牛、羊时，祖父已经用填鸭的方式，在家里叫我背“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的千家诗了。说实在的，当时幼小的心灵，根本不理解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意和意境，祖父的填鸭式的灌输，只不过在我童年的心田里，起了形象思维的播种作用罢了。

到今天我也不能理解，我和我的父亲有着那么大的差异。三十年代时，开设在天津的北洋工学院，是全国理工科学生人才荟萃的地方。我父亲从河北遵化县五中毕业之后，竟在几千名投考北洋工学院的学生中，考取了第一名，而我的算术却糟糕得要命，总是在六十分上下转悠。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我在北京二中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代数竟然得了“大鸡蛋”，因而留级一年。我对理工科毫无兴趣，却对文艺书籍废寝忘食。医学上的基因遗传学说，没有在我的身上找到验证。

我的童年时代，家里除了有残破不全的《三国演义》、《石头记》、《水浒传》等文学书籍外，其它都是武侠小说，如《小八义》、《大八义》、《施公案》、《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我无一例外地都拿来解饥。回忆起来，这些杂乱书籍，不能说对我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没有影响，但仔细地回首童年，对我形象思维启示最大的，还是盛唐的诗歌。我当时虽然不可能理解它的深奥意境和艺术上的完美，但它刺激我朦朦胧胧地认识人生，认识美丑。记得，当时我最感兴趣的是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佳句。我所以喜欢杜甫这样冷峻的诗句，和我并不幸福的童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的家庭，尽管属于和酒肉无缘的书香门第，但旧社会尔虞我诈的投影，依然在我的家族中留下浓厚的痕迹。我的父亲，活到二十八岁——在北洋工学院毕业那年在投奔延安途中因肺病发作而死，我和母亲在大家庭中沦为孤儿寡母，加上我母亲目不识丁，因而成为家庭中的排挤对象。在我的记忆中，我祖父是喜欢我的，但他因年老而不能主持家政了，所以当我上到小学四、五年级时，家庭不再供我上学。于是我变成了无人管束的野孩子。当时，我的家已从村里迁到县城城关，我失学后，离开县城城关，回到落生我的村庄去生活。

无论从我思想的形成和从文学创作这个角度上去回忆，这都是我最有意义、最有色彩的一段生活了。夜晚，我和羊倌范老五住在一条大炕上，听他讲述许许多多古老的民间故事；白天，我和同龄的小伙伴打鸟、捉鱼、折花、捕蝶、偷瓜、“打仗”……我衣衫褴褛，像个自然之子，在乡野里到处嬉戏奔跑。当八路军住在我们空荡无人的家院时，把我看成小长工，教我用“七九式步枪”，对着天空射击呱呱飞鸣着的老鸹。我们村南，流淌着一条不宽的小河，那是我遗留下脚印最多的地方。我摘了河畔的野花，往村里小女伴头上插；在河里摸到了鱼，在饭桌上和范老五同享。离开学堂的生活，似乎使我对于眼前的世界，有了一个朦胧的新概念，特别是大自然和故乡泥土对我的熏陶，常常成为我后来提笔写作时的艺术遐想……从我的早期作品《故乡散记》、《在河渡口》、《夜过枣园》、《七月雨》，以及一九五六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南河春晓》去探索，完全可以寻觅到我童年的脚步。《南河春晓 》的题材，本来来自于我在《北京日报 》当农村记者时的感受，但我仍然把它的背景写在我的故乡，因为童年的梦是最难忘却的，它是陶冶艺术家最早的生命摇篮。这种对于泥土的眷恋，使我早期的作品，孩气童贞和诗情画意并存。我所以为孙犁同志的作品倾倒，是我从前辈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了我童年时熟悉的那些人物。我从孙犁同志作品浓郁的乡土气息中，找到了艺术上的自我，因而孙犁同志成为我从事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

我十分怀念那一段失学后的童年生活。虽然在家庭中我是个不幸儿，但是我是大自然的宠儿。后来，接连发生的三件事情，结束了我在乡村的生活。一、有一次，在墙头上我和小伙伴追逐，摔到墙下背过气去；二、有一天晚上，我和范老五，合骑一匹光脊梁的大黑骡子去解山口（离我们村八里地）看冀东的驴皮影，两人双双从牲口背上掉了下来，差点一块去了“西天正路”；第三、在一次和小伙伴们玩“打仗”游戏时，一块石头子儿，打在我的鼻梁上，险些成了“独眼龙”。这三件事，使母亲十分伤心，她不愿意我变成像她那样没文化的人，便把我送到北京来上学。家里不给钱，她变卖了结婚时的金银首饰，把我送到北京的亲戚家里来借宿。当时，由于物价一日三涨，她变卖首饰那点钱，根本无法供我上学，我母亲毅然离开了那个并不属于她的家庭，到北京给有钱人家来当保姆，用微薄的劳动收入，供我上学。这段艰难的生活，是我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我开始觉察到那个社会如同一盘石磨，有钱人花天酒地，穷苦人在磨缝里挣扎。这也许是我对杜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产生强烈回响的根本原因吧？！

由于童年时的遭遇，我对新中国诞生充满了欢欣之感。我个人认为，我的文学生命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诞生的。当时，我考入了北京师范学校读书（老舍先生也毕业于这个学校），如饥似渴地读解放区作家的大批作品。孙犁的《风云初记》、《荷花淀》，使我如醉如痴，其他作家如康濯同志的《我的两家房东》，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周而复的《燕宿崖》，也都给了我文学营养。除此之外，我很喜欢俄国的屠格涅夫，从他的《猎人笔记》一直到《罗亭》、《父与子》、《前夜》、《贵族之家》、《春潮》、《初恋》、《阿细亚》、《木木》，我都精读过。你在信中询及我为什么在青年时代偏爱屠格涅夫和孙犁，我想每个习作者偏爱某一作家的作品，总是和他自己的艺术气质有关。在青年时代我喜欢充满诗意的作品，而这两位作家笔调纤细，作品中具有许多作家没有的诗意美，如果用古代文人的词汇——“阴柔”和“阳刚”来区分的话，毫无疑问，我崇敬的两位作家都属于“阴柔”的艺术类型。我在几篇短文里，把孙犁同志比喻为中国的屠格涅夫，立论也在于此。当然给予我乳汁的不只是这两位作家的作品了，像法国的梅里美、俄国的莱蒙托夫和普希金以及苏联的肖洛霍夫的作品，都对青年时代的我，有着不小的影响。但对我早期创作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孙犁和屠格涅夫作品的巨大艺术魅力。

你信中还问到我，处女作《共同的仇恨》发表在哪年哪月哪一日？可惜我最初发表的习作，都伴随着我的坎坷命运流失了，我只记得是一九五二年它是在《光明日报》的征文栏目里发表的。当时正值全国轰轰烈烈展开抗美援朝运动的时期，小说是写我同班同学中，一个绰号叫“洋八股”的同学，和一个绰号叫“冲锋式”的同学，平日是唇枪舌剑的冤家对头，在战火即将燃烧到鸭绿江边的同仇敌忾的日子里，他俩结成为朋友，并一起参加军干校，奔赴朝鲜为正义而战的故事。当时，计算稿酬的办法，还是以小米为折实单位，这篇以“碧征”为笔名发表的处女作，得了相当于九十斤小米价格的稿费。我拉着我的同桌同学，在翠花横街一个饭铺里，吃了一顿饺子。饭后，又用剩余的稿费到西四新华书店买了几本小说。严格地说，这篇东西，也不能算之为处女作，我早在从乡野来到北京的第二年（当时不过有十三四岁的样子），因愤于旧北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凉画面，曾写了一篇叫作《大红门里的笑声》的小说，投寄当时的《太平洋月刊》，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这是我第一次拿起笔，但失败了。

发表了《共同的仇恨》之后，我在北京师范学校上学时，在孙犁同志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陆续发表了《红林和他爷爷》、《老莱子卖鱼》、《七月雨》、《红旗》、《鸡鸭委员》等五篇小说。这些小说都是歌颂新生活的，作品虽然显得稚嫩，但充满挚情，那是从我心河里流淌出来的心声——歌唱新中国的赤子之歌。彦火兄，你也知道，五十年代的祖国，大地一团锦绣，天空一片碧蓝，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如胶似漆，一个有良知的中国青年，怎么能不放声歌唱呢？！

我毕业后，本来是被学校破格保送到北大中文系去深造的，但当时苦于小学教师质量不高，和许多计划送师院的同学一起留下当小学教师。当时的一代青年心中是无“我”的，个人理想和祖国前途几乎是一个字眼，我主动要求离开市区，到远郊区去任教。在颐和园后的小镇——青龙桥，我当上了四年级学生的班主任。这些日子，我发表了小说《远离》、《芦花开放的时候》等五六篇小说。一九五四年春——我任教还不满半年，就被《北京日报》调走，先任文艺部编辑，后任农村部记者。记者的生活开阔了自己的生活视野，因而带来了创作上的丰收，我在两三年内先后出版了散文集《七月雨》和短篇小说集《曙光升起的早晨》、一九五六年底出版了长篇小说《南河春晓》。经康濯同志介绍推荐，同时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一年开始了不拿工资的专业的文学创作生涯。

通过这些极其简略的介绍，你不难看出，我虽然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但因个人的不幸遭遇，在感情上和新中国有着血肉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也不难看出我所以能成为一个作家，并非我是什么天才，除了童年的逆境锻造了我的坚韧力量之外，完全是新中国的赐予。我在刚解放不久，就参加了共青团，愿意为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去忘我奋斗。当我二十四岁，正准备写北京青年垦荒队开垦祖国边陲的长篇小说时（我曾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两次深入北大荒青年垦荒队生活），一场人所共知的历史风暴平地而起，我和我的爱人——出身于革命家庭，十七岁就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的妻子，一起被卷进了风暴的漩涡……一下，就是二十一个年头。

二十一年后，当真理纠正了谬误，党召回他怀抱中的蒙冤儿女时，我已是黑发中出现了银丝的中年人了。这二十年中，我和她在漫漫长途中跋涉，走过了许多人难以思议的痛苦历程。这几年，我的笔下所以如地下原油喷涌而出，应当说是生活的恩赐。我在劳改部门的“大墙”内外，先后干过铁矿、煤矿的掘进工，化工厂的漂粉工，车间的车工和铣工，当过砖窑的出窑工，制坯工，赶过马车，种过稻田，管理过园艺。像《大墙下的红玉兰》中的劳动场面，与其说是描写别人，不如说是自我照相。极其严峻的生活考验，信念考验，交织而来，来自精神和肉体的超负荷重压，几乎使我们承受不住。特别是我们夫妻双双进劳改队时，家里只剩下老母亲和刚刚落生的小儿子，这是我肩上最沉重的包袱。这里，我要向你写上两笔我的母亲，她年轻时丧夫，在苦难中把我抚养大了。一九五七年后就又担起抚养刚刚一岁的孙子的任务。在社会对“右派”舆论的刺激和压力之下，她所经过的磨难，实际上比我的还要沉重，但是这个目不识丁的普通妇女，在二十年的艰辛处境中，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力量，不但把孙子抚养大了，而且使孩子在动乱的十年没有沉沦，一九七九年在我们没有落实政策、没有任何“后门”可走的情况下，叫孩子考上了全国只取五个插班学生的中央美术学院。

听起来，这似乎像个童话，但确是事实。她从不向我们述说她含辛茹苦的生活，以减少我们的精神负担。应当说，我能坚强地生活下来，除了对真理的坚信之外，也从母亲身上汲取了坚强的力量。在繁重的劳动之余，我开始了长篇小说《第一片黑土》的写作（写北京青年开拓荒地的），没有对党的坚信，怎么能在那样的困境中，动手来写小说呢？小说写了二十七万字左右时，因我调离了京郊的劳改场地，把小说初稿存在家里，“文化大革命”中它和我的许多书籍，都在火光中化成了灰烬。

我的确是很心疼它的，但是我认识到“十年浩劫”不是一个人的灾难，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灾难，个人所蒙受的损失，与国家相比简直不如一根鸿毛。你信中提到，“读你的小说时，虽然充满了严峻的历史真实感，但不感到消沉，作品有一种向上的力量”，我想，追根溯源，还是因为苦难并没有能熄灭我对新中国的爱恋之故吧？！

“文革”期间，极左思潮把我和我的妻子冲到了山西。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开始在一个屋顶下生活了，我们的枕边，总放着一本方志敏烈士写的书——《可爱的中国》，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精神寄托，也可以说是激励自己奋进的精神武器。我的小说《伞》中写的那些情景基本是我们在“那个年代”的影子。除了这本书之外，我走到哪个“驿站”带到哪个“驿站”的文学书籍有：孙犁的《荷花淀》，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果戈里的《塔拉斯.布尔巴》和别林斯基全集。这些书是我年轻时代就喜欢读的。但从生活给我们带上沉重的枷锁之后，我的文学兴趣，似乎随着生活轨道的改变，而有所改变，于是在我身边多了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和雨果的《悲惨世界》，我喜欢它们笔下的严峻和深沉，尤其喜欢雨果笔下排山倒海般的悲壮力量。如果说，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我陆续发表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泥泞》、《遗落在沙滩的脚印》、《远去的白帆》等，明显地表现出风格的突变，这首先是苦难生活的功劳，其次是雨果作品给我的影响。我读《悲惨世界》中描写冉阿让和芳汀的某些章节时，常常热泪夺眶而出，继而拍案而起。

在这么多年的艰难生活中，我还常常把使人振作、坚强的哲理名言，牢记在我的心头。

俄国大批评家说：“苦难是所最好的大学”，我记下了；巴尔扎克说：“苦难是个老师”，我也记下了；英国作家萨克雷在《名利场》一书中，曾借人物之口写出人对逆境的处世哲理，他说：“生活好比一面镜子，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我用这些话，激励自己坚强，而不能颓废，更不能自甘堕落。

也许正是由于这么多推动我前进的动力之故吧，在社会的最底层——劳改队，我还常常爆发朦朦胧胧的创作冲动。虽然这纯属于“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但也是精神上的安慰之一。一九六三年，我已经是因表现好而提前撤销劳教处分，摘了“右派”帽子的公民了。但当我把一篇名叫《彩凤打擂》的小说寄给《中国妇女》 时，最初编辑部告诉我，小说写得非常精彩，已决定发表；但过不久，编辑部用墨笔给我写来一封长信，字里行间充满对我的同情，但委婉地告诉我，由于种种原因，又停排了。这个教训告诉我，我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公民，还是被专政的“公民”。从此之后，头脑里虽常有创作火花的闪现，我都把它“库存”“冷冻”起来了——再没动笔。直到一九七五年，“反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时，我作为一个极左路线的受害者，实在感到闷得喘不过气来时，我在黄河之滨的一个劳改农场，用七个晚上的时间，写了带有自传小说意味的《远去的白帆》（见《收获》八二年第一期）。直接引起我创作冲动的是，我在那儿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劳改队指导员，从而联想起一个“左”得出奇的人物——罗锅队长。事情发生在你信中问起的“西荒地”，有一天，劳改队进行搜书，我打开箱子把我过去出版的小说集《曙光升起的早晨》和高尔基写的《母亲》，一块拿给他。他没收了我写的小说，并不使我意外，但是他拿走 《 母亲 》 我则不能心服。

我说：“这是高尔基写的。”

他说：“谁管他叫高尔基低尔基的，没收。”

我说：“列宁都称赞过这本书。”

他说：“外国书没有好的，都不能看。”

我说：“《共产党宣言》也是外国人写的。”

他朝我喊道：“你这个‘右派’太嚣张了。”

权力战胜了真理，愚蠢吞没了知识。我对这场“戏”记忆犹新，在我想起这个人物，以及他的一连串行为时，我拿起了笔。刚才这段妙趣横生的对话，原封不动地写进我的作品。

仅举这一个例子就能说明，二十年的底层生活，使我积累了许多作家根本无法涉猎的生活。从一九五七年之后，“牛不喝水强按头”，一下使我沉到“海底”，在“海底”捞的是珍珠、珊瑚，比漂在“海”面上捞海带，或站在海滩上捡贝壳，当然收益是大多了，但是交出去的学费也是昂贵的——我付出去二十年的青春年华。孙犁同志在我刚刚返回文坛时，在信中鼓励我说：“这么多年，你有得有失，从文学工作这个角度上讲，你得比失多。”老师的话很对，我可以说自己是个占有生活的富户了。

孔罗荪同志在一篇《我们需要中篇小说》的文章中，称赞《大墙下的红玉兰》，起到了短篇小说《班主任》的作用，“把中篇小说推向了时代的前列”（见《十月》一九八一年第三期），我认为这是前辈作家对后来者的鼓励。让我自慰的倒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我发表了《大墙下的红玉兰》，虽然它是第一个描写了监狱生活的作品，却和三中全会的脉搏相通，并且为新中国历史上的暗夜，勾了一幅形象逼真的画面。

我很笨拙。我不太相信“灵感”而相信生活。其它几部反响比较强烈的中篇，如《泥泞》、《遗落在沙滩的脚印》、《远去的白帆》都不是面壁虚构的“灵感”显圣，而是来自于坚实的生活。当然，艺术创作不是机械地照相，需要艺术加工。但是我这些中篇里的人物，都能在生活中找到依据，甚至有其生活的原型。我将这些年的生活，写成小说，不外是对历史进行“反思”，表现自我的爱憎，为使已经过去的历史悲剧，不在今后的岁月中重演。我要求我的作品忠实于历史的真实，既不粉饰生活，也不歪曲生活。在我看来，一个作家的主观倾向性大于客观真实性的时候，作品就会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写出谎言文学——制造像“大跃进”时亩产万斤那样并不存在的神话；要么扭曲生活本来面貌，把新中国的历史写得漆黑一团。这两种倾向都是背离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我力避之。

此次，我去澳大利亚访问，一个外籍汉学家曾就我的小说，有过下面一段对话：

“您写的几部悲剧性的小说，我都看了。”他说。

“您有什么想法？”我问。

“我到过中国，您的作品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可是您写的东西，和苏联索尔仁尼琴描写监狱生活的作品不太一样。”

“您的评价，使我很高兴。”

他很不理解地说：“为什么？”

“坦率地告诉您，我认为索尔仁尼琴的主观倾向性大于客观真实性了，因为他抱有强烈的仇恨情绪，因而在他笔下没有一个好人。苏联统治集团执行的对内对外政策，和历史的趋向相悖，但不能说苏联的社会结构中的各个角落，都没有好人。您认为这是生活的真实吗？”

他说。“您指他哪一部作品？”

“比如《癌病房》。”我说，“只有那个大夫是个善良的人，其余的人都是愚蠢、麻木的冷血动物，您认为那是客观真实？还是索尔仁尼琴发作了仇恨的歇斯底里症？”

他问：“那么，您是怎么写那些劳改生活的小说的？”

我回答得很明确：“我在处理这些悲剧性题材时，是把个人所承受的痛苦，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融合在一起的。因此，我笔下的受难者，如《泥泞》中的高水，《遗落在沙滩的脚印》中的陆步青，《大墙下的红玉兰》中的葛翎，以及《远去的白帆》中的自我形象，都是爱国主义者。我在描写我过去的生活时，不漏掉那些坏得流脓的人物，也不忘怀那些好的干部。那些好同志，在我痛苦的历程中，帮助过我，安慰过我，给我以精神的火光。”

他半信半疑地问：“您能不能用事实说明？”

我仅对这个汉学家，讲了一件事：当我刚进劳改队的时候，一个劳改队干事没收了我的一支派克笔。后来劳改队不断转移，我已经忘了这支笔。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我在和另一劳改干部闲谈时，提到了这件事，过了不久，这支派克笔被追回来了。同时，那个劳改干部，还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信的收尾尤其使我感动。他写：“相信历史吧！有一天，你还会拿起这支笔来的。是金子就要经得起冶炼……”。我告诉那个汉学家，类似这样的干部，在劳改部门并非一个两个，有个负责改造“右派”的指导员，许多“右派”都成了他的朋友。我返回北京不久，专门去探望他，感谢他在极端困难的岁月里，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撑。我们坐在一起，像兄弟般地喝茶叙旧……

这个汉学家被感动了。

我说：“您想，我写我过去的苦难生活时，能故意删掉这些人物不写吗？那能算生活真实吗？西方一些评论家，评断中国文学作品的价值，常常不是评论文学，而是评论政治，似乎只有把生活写成一团漆黑，才是真实的。这是出于他们政治上的某种需要。所以，索尔仁尼琴获得的诺贝尔奖，与其说是文学奖，不如说是政治奖更为准确。”

这位汉学家笑了，他同意了我的这个结论。

彦火兄，这就是我写作时所遵循的忠实于生活的原则。我既写生活中的阳光，也写生活中的阴暗。其实，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常识，任何时代总是充满光明和黑暗的抗争。十年动乱这场历史的大搏斗，不过是这场搏斗的火山爆发而已。

写到这里，你不难看出我在文学上的追求，已经和追求诗情画意的年轻时代，有了多么大的差异。我认为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只停留在给人以娱乐和美的享受，是低标准的；作家手里的笔，应当饱蘸着时代的风云，推动生活浪潮滚滚向前，才是一条高的准绳。当然，由于作家的生活道路不同，艺术气质不同，体现在文学创作上，会有千差万别，但就我个人的生活道路来讲，我追求作品真、善、美的完整和谐。在这三个字中，“真”居其首，文学丧失了真实性，则是如同一朵纸花，虽然它也有颜色，也有人把它插入花瓶，但它根须没有连接着泥土，是无真正生命的。

彦火兄，我本来想写封短信作答，但一发而不可收。这样也好，你提的八个问题，我似乎都已在上边的文字中做出了回答。你问我“是否还想重写被焚烧的长篇《第一片黑土》？可以告诉你：我已经重写完了。它已经改名为《北国草》，发表在《收获》一九八三年的二、三、四期上。这部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五十年代的青年人，在北大荒，我和他们在一条大炕上滚过，当我落实政策回北京后，有些当年的伙伴，从北大荒回北京时还特意来家里探望我。我从感情上始终没有忘却他们，也没有忘却那片古老而迷人的大草原。

夜深了，我先写到这儿吧！

恭祝

撰安！

从维熙

一九八三年七月尾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