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事事怎么做？”纳闷了好一会儿，维尼问道。
“就是当别人来叫你干什么时，你也正好想干什么，‘你有事吗，克里斯托弗·罗宾？’你回答道：‘哦，没事。’接着跟他去做那事儿了。”
这就是罗宾的，我也相信不仅仅是我的，真实的童年。假如我们都拥有小王子、彼得·潘、康夫、小新、皮皮鲁……那样精彩有趣的童年，那时光该过得多么快啊！像一本书一样，一会儿就翻完了。但假如真的那样的话，我们又怎会在成年后的急管繁弦中一再感怀，童年的悠长竟每每有如永生！
我觉得，《小熊维尼》的真正伟大和独到之处，就在于捕捉到了这种童年的真实。在维尼的故事里，童年既非梦想也非寄托，而是小孩子们的现实。做一次平凡的远征，被想象中的长鼻怪吓得魂飞魄散，为驴子伊唷过一个简单的生日，在森林里四处串门，想让讨厌的人迷路结果自己迷路了……这样的童年，就像这本书的淡蓝色装帧给人的感觉，起先会以为有些过于素净，但最后却愿意一再地摩挲。因为童年真的就是这样无所事事，所以任何小事都可以产生欢乐。你看，他们正兴致勃勃地站在桥上，往水中扔小棍子，再赶紧跑到桥的另一侧，看谁的棍子先漂出桥洞。这是维尼发明的“噗噗棍”游戏。
然而，小男孩都要长大，森林、小熊维尼和其他动物们却要留在原来的时空里，这是一切童话故事都要面临的、最最无可奈何的问题。这本书最后的动人之处在于，作者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小男孩罗宾和维尼小熊在森林的顶端伤感告别，他将要忙着应付很多很多事情。不过没关系，会有一个新的、无所事事的小男孩，重新站到维尼面前。
缘起与相应
我最早去张文江老师那里听课，大概还是2003年前后的事。那时还在复旦念书，轨道交通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每周需要在北区后门坐537路公交车到人民广场再换一部公交，辗转一个多小时才到张老师的住所。最初的听讲虽然应该还有笔记，但在记忆里实在已经漫漶不清，只觉得和课堂上听到的完全不同。后来我毕业开始工作，心思散乱，有几年时间没有去听课，期间唯有一次和朋友一起去医院看他，是大病房，每张病床前有帘子权作隔断，他躺在那里，看起来很憔悴，我们怕影响休息，坐一会儿就打算告辞，他却仍旧觉得有义务给我们讲点什么，好让我们不虚此行。我清楚地记得那次讲的是《易经》里的观卦：观我生，君子无咎；观其生，君子无咎。
张老师自己的著作迄今并不多，其中，《营造巴别塔的智者》、《管锥编读解》是早年治学路径，和钱锺书研究有关，薄薄一册《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是二十年文章结集，这几年为人熟知的《古典学术讲要》则是张老师自己根据录音整理的课堂讲记。他这些年讲课之外的很大精力，都用以整理潘雨廷先生的遗著，从潘先生身后艰难出版的第一本书《周易表解》，到如今十余种潘先生著作在学人中间的流传，这遗著整理的工作二十年不辍。在张老师看来，潘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中走出独特道路的大学者，整理出版其著作的意义，要远胜过自己的著书立说。今年出版的《潘雨廷先生谈话录》，似乎仍可以看作这漫长的遗著整理工作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那些出自张老师自己的记述，自有其独特的节奏、音韵和气息，这本书也许正是这两者的结合。
《谈话录》由张文江老师随侍潘雨廷先生时的八本问学笔记构成，时间跨度是从1985年至1991年，近五十万字。其中第20页有一段对话：
问：似乎有一现象，真正的学者只在专业范围内知名，而全社会最知名的往往是二流学者？
先生言：永远是这样。
问：刚来先生处，听杜之韦谈先生，后来又听潘师母谈先生，又听介眉父亲谈先生，又听朱岷甫谈先生，以及其他人谈先生，和我自己眼中看到的先生，没有一个是相同的。难道各人之间的分歧竟有这么大么？
先生大笑。
人与人之间的分歧，乃至不可沟通，大概是因为彼时彼刻同属于某一低维空间，故而歧路丛生，矛盾丛生，难以一一化解，读书问学的目标之一，就是于社会风尚之外求得真正好的老师，从而在精神上找到一条上出之路，如此才能更好地认识身处大地上的自己，得见生命的整体，从而也能更好地认识他人乃至世界。我于张老师家中听课日久，见客厅里人来人去，对于同样的讲课，各人都有不同的反应和问题，各人眼中的张老师也面貌不一，“难道各人之间的分歧竟有这么大么？”张老师当年在潘先生处听课时的疑惑，亦是另一时空下我自己的疑惑，这疑惑在《谈话录》中，没有现成的答案，在张老师的客厅里，我也只见到他随叩随鸣，啐啄同时，想来潘先生当年也是如此吧。
《谈话录》第一则，记录潘先生谈“回向”：
先生言：
……回向的目的，是要成功一个大圆镜智，是转识成智的步骤。镜子照东西无遁形，但照后一样不留，清清楚楚（但实际仍全在）。如老太婆代人念经，画红圈卖钱，本身并无功德。
众生有烦恼障，菩萨无烦恼障，有知识障，回向可去除知识障。回向的方法是哪里来的就回向哪里，如写邵康节就回向邵康节，写熊先生（十力）就回向熊先生。故前日杜之韦认为不要读书，读书转增障碍是不对的。
此处为整本《谈话录》破题，可以见到张老师的文心。我虽对于回向的意思不甚了了，但依稀也能在张老师处时时感受到精深广博的知识是如何一一化作清明健朗的智慧，并作用于千差万别的生命，而读书若想避免转增障碍，大概也是要努力领略和珍重每本书背后具体作者的生命整体，不以偏概全，更不越俎代庖。
《谈话录》中的学问，语涉三教，兼及中西，又辅以八十年代读书人特有的对现代物理学乃至生物科学大发展的热情，加上谈话体本身当机立断的特征，故整本书森罗万象，繁复无端，学人至此，若不能平心静气，或许也会有如入宝山而空回的感觉。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一方面是要放掉一切成见和奢望，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自己能受用一分就是一分，不去苛求勉强；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将那些从书中所得的受用，作为激发自己勤学的一个新触机，而非终南捷径。很多书，若无老师指引，的确是看不懂的，但是，在老师那里得到指引后，回过头来自己依旧要踏实地去学和思才是，所谓“得诀归来看丹书”，在纯粹比喻的意义上，这句格言亦可应用于问学。
张老师曾在一次公开场合谈及这本书，他说这本书可作为一面镜子，从中能看出读者自己的心性面目，并且说其他书也是如此。我思及从最初在杂志上追读《谈话录》的连载，到后来有机会浏览完整的打印稿，再至如今正式出版后的重读，每次所作的摘录都会不同，似乎便是自己点滴变化的见证，然而有一处，却是每次阅读时都会重新记下来的：
问：错卦是否反映感应之理？如两个有缘分的人始相距极远，终必遇到一起。
先生言：
两个人不可能完全成错卦，在接近中必发生爻变，然后相合。二人成错卦时，那完全忘我了。
又言：
薛先生曾讲，每一样东西总有一个东西在外面相应，永远有。每本书都有一个影子。
每一样东西总有一个东西在外面相应。每本书都有一个影子。我们这些喜爱阅读的人不停寻找真正动人的书，而那些书同时却也在审视和反复估量着我们。
译诗札记
1.1
所谓“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话，一般情况下都是妄语，是狂妄的谦虚，你凭什么能够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去呢？而唯有在翻译领域，这是一句永远正确的话。所有的已有的译作，无论好坏，对于后来者，都是值得托付的肩膀。
1.2
诗人，不就是翻译者吗？反之亦然。
1.3
每个翻译者都应该备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随时翻读，无数词语从它那里来又回到它那里去。
1.4
翻译中最大的陷阱，是那些平凡语汇背后指向的典故。就像床前明月光。下面是几个例子：
do me wrong，《绿袖子》的开头一句，《奥赛罗》第四幕第二景，以及Frankie and Johnny。能够同样翻译吗？虽然它们都指向圣经。
do him wrong，圣经里最常见的表达，迥异于日常的翻译。
come to thee，圣经里最常见的表达，迥异于日常的翻译。
shall be seen，回荡在布莱克《天真之歌》里的表述，能直译吗？稍微用一下搜索引擎就知道，这句诗直接来自《弥赛亚》第60节，间接来自亨德尔。
2.1
应该有一种翻译辞典，所有的翻译例句都来自目前已有的好译作，也就是说（以英语为例），把现有全部优秀的英语译著作为语料库。设想一下，当我们翻阅这本辞典，随处看到钱锺书、杨宪益、梁实秋等人的译文，这该是多么好的一本辞典啊。
2.2
有很多著名的诗歌翻译家，他们英文真的很好，却没有通过译诗，提供给我们一些动人的汉语词汇，一些可以印刻在汉语生活中的词语。“张嘴大笑哈哈”，你见过汉语民谣里有这样的表述吗，连打油诗里也不会这样。相比而言，北岛却通过翻译索德格朗以及另一些诗人，真实地为汉语注入新的活力。
2.3
翻译最重要的不是知其然，而是知其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谷歌和维基百科是非常好的翻译辅助。举个例子吧，demon lover，从英国中世纪民谣到奥立维·阿萨亚斯（Olivier Assayas）的电影再到柯丝达·拉如&巴尔的摩合奏团的古典民谣，以及伊丽莎白·鲍恩的同名短篇甚至艾米丽·勃朗特……每个词背后都有一个世界，诗歌翻译的任务是尽可能地还原这个世界，哪怕不得已创造一个世界。
3.1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叶芝这几句诗很有名，但更确切地说，是这几句译诗很有名。译者是袁可嘉，集诗人、译者和评论家于一身，我最初读书的时候看过他的《论新诗现代化》，也在《九叶集》里见过他的诗，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这位过世一年多的老人，留下的最好作品，是呈现为汉语的《布莱克诗选》和《叶芝诗选》。
3.2
好的译者，难道不首先是一个好的评论者吗？
3.3
音步和韵脚的妥帖与协和，对诗歌翻译而言非常重要。韵脚的平仄、鼻音与否，开口音闭口音的区别，这些在翻译中都应该有所顾及，也就是要能译出原诗的音响效果，哪怕只是一部分。但如此之外更应该顾及音步，其实就是一种诗歌的节奏感，这种节奏感直接影响翻译所选取的词汇，如果不顾及音步只注意韵脚，就很可能译成打油诗。而这样的打油版译诗，已经是真够多的了。
4.1
写作和生活，都令人疲惫，但翻译让人平静，那是一种桥墩所具有的、笨拙的平静。
5.1
周煦良译《西罗普郡少年》，是有志向的，即借助英诗格律，创造出一种新诗的格律。这志向几乎是那一代人的共同志向。然而，正如同时代的丰华瞻（丰子恺之子）所看到的，这样的实践并不成功。用汉语的一个音组（顿）来译英诗的一个音步，继而通过以顿代步的方式来重构汉语新诗，这种方式，且不论汉语和英语具体特质的不同，即便有效，那也仅仅犹如四声八病的总结罢了。所以我欣赏丰华瞻的一句话：“如果我译得不好，那是因为自己的诗才不够，与遵循不遵循‘顿’的理论无关。”
5.2
《文学术语词典》（艾布拉姆斯著，第7版，中英对照），大概是我2009年入手的最后一本书，也是最贵的一本书，当然，我觉得也很可能是2009年出版的最有价值的一本书。中英对照，一般似乎已成了注水的代名词，但这本书的中英对照，一方面极有必要，一方面也做得非常考究整饬，如果不是洗练的译笔，是难以做到的。在这本厚厚大书的前面，有一篇为译者而写的短序，在序的末尾，李德恩说：“他们……不是制造学术垃圾，我相信。”这样看似笨拙且煞风景的措辞，在这个时代，却又是一种极其严肃和庄重的褒奖。
6.1
今冬上海第一次落雪的时候，我一个搞翻译的朋友说：“用google查找英文资料，时间长了会觉得恶心。”我昨天在翻洛厄尔的Waking in the Blue，查了一天的google，终于体会到这种感觉，如同在一座摇摇晃晃的桥上停留太久。我需要撤回到桥的这边，读几页诗经。
6.2
燕卜逊写过一本饱受争议的《歧义的七种类型》，对此，韦勒克曾幸灾乐祸地讲过一件轶事，他说他在美国图书馆找这本书的时候，图书馆员在登记书名时，竟然写成《歧义的七十种类型》。我想，无论歧义的七种类型是否偏执，无论其是否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歌，这本书都绝对可以作为译诗者的必读书，因为只有译诗者懂得了诗歌本身所蕴藏的诸多歧义究竟为何物，他才可能不再为这首诗增加一种新的歧义，即狗屁不通的歧义。
7.1
我见到不少讨论诗歌翻译的文章，译者们拼命在解释自己为啥这么翻译或那么翻译，言之凿凿。但在我看来，假若一首好好的诗被翻译成一首不像样子的庸诗，甚至说根本不知所云的话，请不要向我做任何解释，重译吧。
7.2
译者需要忠实于原诗人，但要忠实的是原诗人的意图，而不是字面。这意图，一种是形式上的，如弗罗斯特的Dust of Snow，这首诗二节六行，韵脚整齐，但连在一起后，竟是一个完整的自然句，这是这首诗形式上的最大特色，也体现了弗罗斯特寓精致于自然的意图，翻译时应该尽量保持。然而几乎我见到的诸多有名译本，且不论韵律和气息上的准确和好坏，至少都将这首一句诗拆成了好几个句子。
另一种意图是情感上的。如惠特曼的Cavalry Crossing a Ford，最后一句“The guidon flags flutter gaily in the wind”中的gaily一词，几乎所有译本都译成“欢快”或“愉快”，却不知道，在此句，the?guidon flags的到来代表着一种纪律，是对前面描述的悠闲氛围的破坏，诗人在此处有一丝不算强烈的反讽，而倘若译成“欢快”和“愉快”，这种反讽就荡然无存了。
8.1
我相信，再晦涩的诗句，都自有其一套理解框架。翻译的任务之一，就是找到这个框架，并在另一种语言中予以还原。我也相信，伟大诗人所拥有的巨大隐喻，绝不可能建立在病句的沙滩上。
8.2
面对每一个实词，都有必要查一查词典，如能查找到作者自己的理解则最好。翻译的硬伤往往是出在那些自觉外文不错的译者身上。
8.3
遇到有宗教性的诗人，要注意一些圣经中出现的词汇，翻译过来，最好也能和通行的圣经译本统一，以便读者感受到其中的宗教感。
9.1
我时常在想，翻译一首诗，也正是一次插枝的行为。那些在另一种陌生语言中濒临干枯的脆弱插条，如何一点点地复活，成长为一棵新的树。我畏缩着，俯向这开端。
9.2
夹竹桃最美丽的时刻，是从枝头掉落于草地之后。那些风车般的花瓣，依旧完整、洁白，仿佛从草地中刚刚生长出来。我每每迷惑于这样交替的瞬间，就像刚刚翻译完一首诗。
一份第三人称的读书自述
1
奥登在访谈中曾经对歌德的自传表示惊异，他说：“如果有人要我写一部有关我最初二十六年的自传，我不认为我可以拉长到六十页。而歌德他竟然写满了整整八百页。”某种程度上他的心态和奥登相似，对自己过往岁月的兴趣，远远比不上对此时此刻和接下来二十四小时的兴趣。
但以读书为名义的回顾又稍有不同，那些沉积在书本里的时间似乎都不成其为岁月，它们无关乎这具肉身乏善可陈的经历，甚至影响和束缚了他在尘世中的冒险，但正是这些被书籍吞噬的时间参与塑造了他，又不像恋情和履历一般可以列举，谈论它们就好像捕风，这风又不停地将他吹向未来，吹向在他的世界尽头所伫立等候的那一本书。
人们并不能凭这些企图谈论书的文字来认识那些书，但是否能够就此认识他呢，这位言说者其实也并没有蒙田般的自信。充其量，他所能够呈现的，只是某种似是而非的相遇，在书与人之间，在过去的岁月和即将到来的日子之间。
2
他的女儿今年五岁。从她一岁的时候开始，他就给她读书，每天睡前，当然是图画书，这个时代有无数的图画书。她最初能听得懂吗，他不知道。但他知道自己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书本了，是他母亲告诉他的，他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没有电脑，没有网络，连电视也没有，那些印刷在粗糙纸张上的识字卡片和儿童画报，是他了解外在世界的方式，当然，也是他母亲和他一起消磨时间的主要方式。至于读什么，他从自己和给女儿读书的经验上来揣测，大概在最初的时刻是不太重要的，重要的是由此养成了一种习惯，觉得书籍是可以亲近之物，在寂寞的时候。
比如，无论他给女儿读多少鼎鼎有名的绘本，她最终在五岁这个年纪上毫不犹豫最喜欢的，是一本盗版的芭比公主故事书，虽然那绘画和文字都拙劣，且充满了浓浓的廉价言情小说味道。她喜欢芭比，因为她们好看，是更成熟和更美丽的女孩子，仅此而已。她会忘掉它们的内容的，就像他如今也完全记不得四五岁时看过的任何读物。有一个午后，她要求他像她一样，也挑一本最喜欢的书，然后各自看。于是他顺手在书架上取了一本许久没有打开过的《庄子发微》，她当然拿的是芭比书，并且问了问他手上这本书的书名，然后他们就坐在房间里各自看书。有时他会取出手机看看微信，而她就会立刻提醒他，不要玩手机，快看你的《庄子发微》，说完，继续很严肃地，或者装作很严肃地，低头读她的芭比历险记。
在庄子和芭比之间隔了多远的距离呢，他不知道。在某一刻，他们只是同样都有力量让人低下头去，让空间变得沉静安宁。或许正是想象力慢慢变得不好的大人，才越来越挑剔手上的书籍，就像想象力不好的成年人才满世界旅行一样，谁知道呢。
3
尽管从记事起，他就被视为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但几十年后，他完全记不起青少年阶段曾经看过的任何书的内容，也无法说明到底是什么书对自己产生了影响。他很羡慕那种被一本本确定无疑的好书影响和指引的人生，像拥有清晰可辨路标的国道，但他不是这样。充其量，他能够记得每次父母去县城回来都会给他从新华书店买些书回来，它们有些是成套的诸如《东周列国志》这样的小人书，有些就是粗浅的儿童故事；有一本月刊叫做《儿童时代》，32开的白色封面，没有什么图，很纯粹的文字故事，父母给他订了好久；或者，他能想起来的，是一幅幅低头读书的画面，在奶奶家老祖屋的天井里，在爸妈厂区平房卧室临窗的方桌前，在自己小房间的床上，在街边租书摊的板凳上，在下午公园的长椅上……而这些地理学意义上的存在如今也早已物是人非，和他少年时候读过的那些良莠不齐的书籍一样，混作一团类似于燃料用尽之后的火箭推进器一般的残骸，在他身后脱落，离他越来越远，剩下他依旧在向着某个不知名的宇宙深处迈进。
直到大学时代，他依旧是一个带着深度近视眼镜胡乱读书的人。萨特讲过一个读书的悲惨故事，一个人试图按照图书馆书目首字母顺序从A读到Z……他想，这未必是不可能实现的，它最终只取决于身处的是何等规模的图书馆，比如他就读的那个工科大学图书馆乏善可陈的文史哲图书陈列架，以及后来毕业到电厂工作后在宿舍区的那个只有两排书架的小图书馆。有时候，他想，匮乏导致的盲目和丰盛导致的盲目是相似的，或许前者比后者对人的损害还要轻微一些。
4
他尝试碰触到一点点读书的门径，是去复旦读研之后。他的导师许道明先生是治现代文学批评的专家，注重史料和理论，一入门就扔给他一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教他由此着手爬梳新文学的脉络。十余年后，有一位年轻的经受过系统学院训练的小说家对他讲，没有见过比他更爱看文论书的人。他有些讶然，随即就想起了那些在复旦文科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翻检西方和民国文论著作的日子。在复旦三年，他的变化，大概就是从一个从外部窥探文学的文学青年，慢慢转变成一个从内部理解文学的略有挑剔的半专业读者。而所谓的从内部理解文学，主要的途径，就是尝试借助另一些“魔眼”来理解文学，这种借助的过程，也就是拓展自身眼光的过程，因为从严格意义上，一个人只能读到他有能力看见的东西。哈罗德·布鲁姆有一本书叫做《如何读，为什么读》（How to Read and Why），特里·伊格尔顿对之颇不满意，针锋相对地写了一本《文学阅读指南》（How to Read Literature），抛开具体的美学冲突，how to read，的确是摆在每一个年轻读者面前的首要问题。他觉得，很多时候人们看似在读书，其实不过是被那些书读过一遍罢了，这种情况下，读好书和读坏书是没有差别的，可能后者还更不易增添读书人莫须有的骄横。
他所说的文论书，并非诸如《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或《西方文论选》这样的旨在用于教学和应付考试的概论或选编，而是具体的一本本原典。早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过一套《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著译俱佳，却经常作为出版社库存积压书出没在复旦周围的打折书店里，他陆陆续续买了不少，大概诸如艾略特、瓦莱里、弗莱、巴赫金等人的文论，都是那时候开始接触的。而雷纳·韦勒克的八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那时候也正在由杨岂深、杨自伍父子一本本地翻译着，刚翻译出版到第五卷，而前几卷也都成了打折书店里被他和同伴觊觎的珍宝。至于他导师推崇的艾布拉姆斯《镜与灯》和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他也都一本本找来看过。他从这些杰出的文论著作中接触到一种智性与修辞的双重愉悦，一种堪与这些著作所谈论的伟大文学作品相媲美的愉悦。
5
他在学院里听课，读书，写投给核心期刊的学术论文，可是文学乃至文学批评的特殊之处却在于，它们本身未必是严格的学问，虽然时常可以成为一切学问的作用之地、聚散之地。前两年他和一位非常投契的同龄诗人聊天，对方意外地提到巴赫金，并将这位俄国文论家的六卷本文集视为近十年来对其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他听了颇有会心。他觉得文学批评的有趣之处仅仅在于，那是密度更大的文学，就像诸多现代文学作品本身也是更为宽泛的文学批评一样。现代学术机制的确损害了文论的声誉，使之在很多普通读者眼中成为某种或望而生畏或令人憎厌或功利可用之物，然而，对于文学的深思和评判，本是远远早于现代学术机制就已然存在的事情，它存在于一个由亚里士多德奠定的词语当中，那就是“诗学”。
但亚里士多德本身是哲人，而非文学教授，这是一个基本认知。在亚里士多德与埃米尔·施塔格尔之间的鸿沟，并不比横陈在后者与孜孜于论文生产的学院众生之间的鸿沟要小，这是一个严酷的认知。
6
因此，在写完硕士毕业论文卷铺盖离开复旦北区宿舍之后，他有好几年再度陷入一种茫然无所凭依的读书状态。那几年他辗转于出版社、民营图书公司、杂志社之间，做的都是相似的工作——文字编辑。读书，重新成为一种似乎可有可无的业余爱好，和写作一样。作为一种练习，他有时也会给报纸写一些书评、影评或时评，这些写作需要他去读一些书，但毕竟都还是散乱无旨归的。年逾三十，他对自己的未来毫无把握，无论是生活、职业的未来，还是作为一个阅读者或写作者的未来。
他试图振作一下，所以发心重新阅读古典诗，并重新在每周五下午去听张文江老师设在家里的课。那些讲课几乎都是针对一些最为卓越的古典文本的细读，后来张老师以这些讲课录音为基础出版了《古典学术讲要》一书，他逢人就会推荐，而他正是从这本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作为这本书前身的那些讲课现场中，理解到何谓有意义的学术，也理解到一种更切身的读书方式。
他从张老师这里懂得，每一种学问都有其自身的谱系，而理解一种学问，其最初和最终，都是理解这种学问的谱系。诸如张之洞《书目答问》和《汉书·艺文志》一类图书的重要性也在于此。但今日之学问又不同于晚清之学问，而先秦和古希腊之学又不同于今日之学。最好的学问都和人有关，理解不同时代的这些最好的学问也就是理解不同时代那些最优秀者的生命状态，而这些生命状态，可以反哺于我们自身。
7
他开始尝试有计划地写作，写那些他所喜爱的古典诗人。或者说，通过写，去重新阅读和理解那些古典诗人。他意识到，最积极有成效的阅读，来自写作。他后来时常会引用物理学家惠勒的话，“要了解一个新的领域，就去写一本关于那个领域的书”。是的，他对于曹植、阮籍、陶渊明乃至诗经、楚辞的了解，完全来自他试图要就他们写点什么的欲望，这欲望抑或可以称为爱欲，在柏拉图的意义上。而写作也只是为了被爱，为了取悦那些影子般不可企及的无生命者。
慢慢地，他再度很难说清楚自己最近在读什么，只能讲一讲最近在写什么。因为写，很多散乱的阅读被重新汇集，很多根本不会被偶遇的书被有意识地搜罗，有时他想，之所以像强迫症一样地读那么些古籍乃至各种历代注疏，也许只是为了知道自己有多少东西是可以不需要写的。
也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因为工作关系，他又偶然地重新开始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写作。也因此，那些被他搁置日久的西方文论，又再度进入他的阅读视域。但他如今更感兴趣的，似乎不再是某个可以拿来即用的学术观点或理论架构，而是那些堪作典范的文论文章中的行文节奏与气息，是文章背后的那另一个写作者。同时，因为工作原因，他也必须要关心和阅读同时代人的作品，而这种阅读同样也是颇为有益的，能够帮助他判定自己的坐标。事实上，每个写作者都生活在一群写作者当中，他需要认清的是，他意欲与何人为伍，又正在与何人为伍，而他需要警惕和拒绝的，又是何人。
8
就这样，他的文章慢慢结集出版，他开始成为某本书的作者，也开始拥有一些陌生的读者。他前阵子搬家，在淘宝店里买的统一规格的小装书箱，大概装了有八十余箱。他父亲帮他装书，专门用一个本子为他手录了一份图书清单，记下每一箱书的书目，他父亲的字很好看，他想，有这本父亲手写的书目，这些书有一天都散掉了也没什么可惜的。
读书是一个做加法的过程，从一本书漫游至另一本书，每读一本书都是了解自己还有多少本书没有读的过程；而写作却是减法，是赶在时间残酷的淘洗之前的自我淘洗。有时，当他厌倦于应付目前一个接一个的写作计划，厌倦于表达与言说，他会觉得，像儿时那样躺在床上任由自己心意去读一本书是多么幸福的事，仿佛必须经受某种崭新而严厉的淬炼，一个人才有可能穿越虫洞，回到无忧愁的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