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我少一点，爱我久一点（出版书）》
作者：叶倾城
内容简介：
知名作家叶倾城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洞察，犀利剖析。语言细腻、深沉， 反映了都市人现实的情感困惑。不煽情，不造作，尽显浮华背后的人情冷暖。不盲目，不绝望，心平气和之后的淡然一笑。
本书的内容绝大多数来源于腾讯“大家”专栏所载叶倾城的文章。内容包括作者自己的故事、亲友的故事，名人的情感故事，国外的社会新闻等等。通过这些发人深省的故事，作者探讨了爱情、婚姻、母性、女性权益、自尊等人们关心的话题，文笔犀利睿智却不乏温婉细腻，给处于情感困惑中的人们以清新的思路和坚守的信心。
目录
父母之爱
我有个无私的母亲
爸爸再也不回来
人间天堂并不存在
边贫穷边快乐，这事你信吗？
岁暮乡关何处是？
也许我们都不正常
桃源地狱，一线之隔
我不要十三为君妇
那个拯救弃婴的摩西是谁？
母子一场，只余一张照片
你的锅巴粉，我的豆丝
在比北极更寒冷的地方做年饭
你的锅巴粉，我的豆丝
你要甜还是咸？
美食亦要文人捧
汪曾祺笔下的地瓜究竟是什么？
脚背上的朱砂痣
穿穿脱脱之间
爱是最好的春药
角小姐不再等待圆先生
那些不必问的问题
脚背上的朱砂痣
恶因缘由它去吧
像对待钱那样对待男人的爱
遥问爱何在，云深不知处
你是值多少钱的女人？
普通人，不能以天才的方式生存
娶老婆进来，从父母家搬出
此地无银三百两——说说藏金·掘金
一个家庭的中国式洗牌
普通人，不能以天才的方式生存
谁信谁倒霉的大V理论
你是被父母偏嫌的孩子吗？——由聊斋故事《云萝公主》说开
亨利从育婴房走了出来，你呢？
无鸟之夏，终将过去
我呼唤你，黛莱丝
无鸟之夏，终将过去
修女是修女，军官是军官
用你能够阅读的方式书写
人生不如一行真爱——读《时光队伍》
给自己的爱情乌托邦
她曾与魔鬼立约
爱上哥哥却嫁给弟弟
死神教母的告白——略说弗里达·卡罗
昭和女子向田邦子
我没有资格说原谅
她的母亲是纳粹
我没有资格说原谅
午夜狼嚎的女子
谁还记得他年轻时的模样？
也许，你是东莞家属
中国从没有男人保护女人的传统
父母之爱
我有个无私的母亲
有一天，我妈突然对我说：“不要叫我‘姥姥’了。”
我随口答应，没当回事儿。
——不叫姥姥叫什么呢？从小年落地起，我每天都在喊：“姥姥，你过来看她是不是发烧了？”“姥姥，奶粉吃完了没？”习以为常。如果运气好，每家都有个奶奶或姥姥，全家人都异口同声这么叫她。
但是她终于跟我不高兴了：“都让你不喊‘姥姥’，你还要喊？没有别的称呼吗？”
我吃了一惊：“那喊什么？”
她老大白我一眼：“喊我‘妈’。哼，我又不是你姥姥。”上阳台去，给种的菜浇一圈水拔一圈草，心平气和了，出来跟我说，“听着像很老很老了。”
呀，原来我妈也是女人，不愿意被人当作“很老很老”。这仿佛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妈除了是妈妈和姥姥之外，还是个女人。
她对我来说，就是妈。
我记得她给我喂奶——我人生的最初记忆，是睡在托儿所的小床上，哺乳时间，大批女工涌进来，顿时周围一片白花花的大奶子。也包括我妈，抱我入怀，宽衣授乳。看到妈，觉得值得哭一场，我就扯开嗓子哭起来……
我问过我妈，我们三姐妹都是一出产假（当时产假一个月吧，她也记不清了）就被送到托儿所，每天上下午，各有一次哺乳时间。但我总疑心我其实是看到过别家小弟弟小妹妹的喂奶，再加上道听途说、支离破碎的想象，虚构了记忆。
我还记得她做饭：昏黄灯下系着围裙的背影，不知多少文人墨客歌颂过；过年时我们都在看春晚，她在厨房炸翻饺、丸子，包饺子——很不幸，我自小挑嘴，丸子和饺子我都不吃，她总是边教训我边为我准备其他吃食；我上中学时，每天六点多上学，晚上七点多到家，记忆里的天色永远晦暗不明，起床后看到的第一个人是她，放学后看到的也是，她总是端着饭菜从厨房出来。
我当然也记得她做针线。埋首在缝纫机上的背影，轧轧轧，布片流水般地滑过。她试图教我，我被大针刺穿过手指后就再也不肯学了。现在她眼神不好了，但还没放弃缝缝连连，戴着老花镜，把一件件我曾经的少女华服改给小年穿。
如果是写作文《我的妈妈》，写完她的慈爱，就得笔锋一转，写她如何教育我了。
我上初一起就开始写小说，她半忧半喜，最后还是决定上大学图书馆给我借小说，以中年知识分子的眼光，理所当然地给我借世界名著，我十三岁，已经在捧读《神曲》。
她还给我做过性教育：总之就是我不知道胡写了些什么，无非就是些情情爱爱。她看到后，直接吓坏了。惊魂甫定后，于是吞吞吐吐、语焉不详地给我讲了发育、第二性征、初潮……关键是，我当时已经初潮至少三年了。
这是大部分妈妈的人生吧：生育、家务、教养孩子，无始无终，是每天的日常事务也是一生的规划。永无宁日，却实在算不得丰功伟绩。孩子们天然依赖她，也知道要感激——但知道是一回事儿，心里还是觉得：妈妈就是这样的。
但，其实，她不仅仅是一个母亲。
她是60年代的大学生，一流工科院校里罕有的几个女生，从来都是拿全5分，唯一4分的就是俄文。顺带说一声，2012年，我陪她参加大学校友活动，真正见识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采：一个个耳聪目明、逻辑清晰、通情达理。他们每个都是学霸，但我总觉得，我妈比他们都优秀，因为除她以外，所有女生都来自城市，大部分本身来自书香门第，她是唯一的乡下女生，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
不谈学历，也能看出我妈的聪明：她无师自通，学会大裁大剪，给大衣上袖子这么难的活计她一看就会。我小时候，邻居有新嫁娘，就请我妈去做衣服；她从杂志上看到日式大衣柜的照片，就和我爸通力合作，自家打了大衣柜，用到现在还没垮；小年五六月，要加辅食，我只会把手边的几本育儿宝典都读一遍，她听着听着若有所悟“这几本书都提到要吃豆类，其实就是为了胚芽嘛”，我大惊“胚芽是什么”；但凡地线火线、热处理、材料加固……她总是不经意间，说出她五十年前的专业知识。
这么聪明，为什么事业上毫无建树？
当然是时代之故：她一毕业就被分配到工厂做技术员，大锅饭下大家都是混饭吃。终于有机会去做科研，闭关锁国的前提下闷头干，一改革开放就知道了，这东西五十年前日本人就弄出来了。后来又去大学做科研，仍然接触不到第一手资料，做了四年后发现，美国人早就宣布，这玩意儿二百年内是做不出来的。
但如果我诚实，我得说：是因为我，我的姐姐们。
我们三姐妹挨得很近，又没老人帮手，我妈说当时“忙得裤子都提不上”。等我们稍微大了一点，国家恢复高考了，她看到同事们精心培育孩子，好不惭愧，也打定主意，要让我们上大学。
三份衣服饭食，三段青春期，三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三场叛逆、争斗、不省心……比如我自己：我高中时言行怪异，老师跟她建议带我去看心理医生，她听了极为伤心，耿耿于怀，觉得老师错看了我。够了够了，千手观音都应付不来。
耶稣新语录：一仆二主，人莫能为，人不能同时供奉事业及儿女。她选择了我们，对于工作，就只能做到兢兢业业而已，更高追求是奢望了。
五十岁过后，她一直想争取正高职称，大费周折，还是以副高退休。我那时已经工作了，有年轻人的不可一世，一方面心疼她的黯然神伤，一方面也有点儿不以为然：就算评上了，能多几个钱？有意思吗？
当然有，这是一个人一生的职业肯定。
但，我妈的终生职业，其实是“母亲”。
我开始根本没想到，生儿育女需要这么多时间、心力、精力、脑力，令人身心俱疲。我一直记得小年13天的黎明，我彻夜哺乳，终于不支地倒在床上，一想到这样的日子无穷无尽，几乎起心马上从窗子里跳下去。
我是很差劲的母亲。我看着左邻右舍，对孩子的精心致意，一年级就在上奥数，只能瞠目而已；我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六七岁就崭露头角，语数外300分，文能拉小提琴，武能跳绳一分钟140个，无限自责却实在无能为力。
因为，我也有自己的一摊事：写作对我始终很重要——虽然在小年出生之后，它退居第二；我还想享受人生，饱腹、纵情、尝试各种可能性。我自私地，不肯为了孩子完全献出自己。
我百分百地认可，对孩子来说，最好的母亲就是我妈这样，智慧正直，无限付出，接近放弃自我。是从我妈身上，我才懂得爱的广大与包容：因为你是我爱的人，你做的一切我都认同。她未必认同我的人生观，却接受了我所有的重大选择。
但我，做不到。
而另一个角度，如果我做到了，我妈会高兴吗？陈丹燕写的《初为人妻》里面提到，她的妈妈打电话给她，说：“你不要丢了自己拼命建立起来的事业。”我相信，这也是我妈对我的期望。她乐意我有所成就，也乐意我活得开心。
而她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叫她“姥姥”，她不喜欢自己被看得很老很老。
爸爸再也不回来
年初，原本活得没心没肺的朋友家遇巨变，她父亲因病毒性脑炎入院，几番生死不知。她在病房旁的走廊上、在手术室外的等待里，偶尔发几个微博，把不能当众哭喊的绝望、恐惧和期盼一一表达。
我与她是异地，路遥山远，无能为力。我只能尽人事地输送几句无力的“会好的，一定会没事的”废话，给她打气。
一段时日后，她父亲终于从ICU转到普通病房，虽然还不认识家人，但医生说：“你爸已经在回来的路上。”
这是多么值得奔走相庆的好消息，我却不能自控地推开椅子起身，从电脑前走开，莫明其妙地去卫生间，一下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水柱直冲池底，瀑布式反溅我一身花，我受惊才醒起来。我终于承认：我多么嫉妒她。我多希望那回来的，是我爸。她经历过的做过的，我曾像她一样全力以赴。但在概率论的世界里，我在0的那一方。
2003年，也是年初，我爸好像一天都不高兴，在屋里走来走去，自言自语，我跟他说话，他像没听见，我去拉他，他不耐烦摔开我。忽然间，他往我床上一倒，就睡去了。
一睡睡到下午六点多，我妈说：“不行，人是越睡越迷糊的。”强行把他拉起来。我们俩架着他在客厅里穿梭。他任我们摆布，整个身子软软的，谁更用力就向谁那边倒。谁喊他，他都不理，眼睛半闭，眼皮扒都扒不开。
那年我三十刚过，始终是最受宠的小女儿，我爸曾带笑埋怨我是“长不大”——天知道我当年多讨厌他这样说我，每次一说必然吵架。我像大部分城里孩子，对生老病死毫无概念，什么事儿也没经历过，此刻只吓得手脚冰凉，脑子里模模糊糊转着“脑溢血”“心肌梗死”的名词，也不敢想深。
叫了120，送了急诊，脑CT说脑部有轻微阴影，要留院观察。和我想的一样，我因之有奇异的安慰：就算是半身不遂是瘫痪是偏瘫，我都应付得来。但身为医生的二姐摇头，坚持让他们检查父亲的肝功指标。我问她，她就摇头，什么也不说，我一直记得她灼灼的眼神、哀伤平静的脸容。很久之后我才明白：她的职业素养，让她从最开始就不曾抱过希望。
结果在第二天出来了：肝癌晚期。我爸的怪异表现，来源于一个我第一次听说却永远忘不掉的名词：肝性脑昏迷。
四个月后，我爸过世。
死亡之旅像过山车，安全带一扣上，就再也不能摆脱。分分秒秒扑向深渊，除了尖叫还能做什么。最后时分，我守在他身边，我看到医生拔下所有管子，仪器上的数字一一归零；我在太平间的冰棺边痛哭，他的脸是水泥惨白；我眼睁睁看着他的骨灰盒从窗口递出来，我们三姐妹轮流抱他上山，送他入土为安。但为什么，我始终觉得他没有死，时刻可能回来。
三日丧期一过，家里不再有宾客。那个格外燠热的夏天，我一个人日日夜夜躺着，谁也不想见，什么也不想说，放纵自己沉溺于幻想。
小时候，收音机里播放过一个泰戈尔的短篇小说《摩诃摩耶》。摩诃摩耶是一个年轻女子，却被哥哥嫁给一个垂死的祭司。结婚第二天就成为寡妇，要在柴禾堆上烧死为夫殉葬。那夜雷电交加，倾盆大雨，她从火葬堆上逃出来，以面纱蒙脸去找等待她的情人：“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只有我的心不变。”情人带她远走他乡，过着幸福的小日子，却不能容忍面纱将他与她分开。月明之夜，他撩开她的面纱，看到她被火焰吞噬了一半的容颜。摩诃摩耶一言不发地离开，再也不曾回头。
这个故事支撑了我的幻想：也许我爸也没死呢。我在幻觉中，看到他神奇地摆脱了火葬炉，想办法搭车（我们有没有在他寿衣里放上钱），机智地应对好奇询问的眼光，趁月黑风黑，或者某一个雷雨之夜，他来敲门了。
“谁？”
“是我。”
我会立刻去开门，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哪怕面目全非，哪怕他完全不认识我。只要他回来，都可以，什么都可以。
疯子大概就是这样炼成的，为自己的幻想填砖加瓦，充实细节，最后不仅信以为真，还要抹杀现实社会，以避免对虚幻世界的冲撞。但我没有疯，还有专栏稿要交，单位打电话催我去上班，而且，我还有妈。
我从来没跟我妈讲过我的妄念：痛苦沉重如青砖，一旦传递就会变成两个人的负担。我只是，陪着她散步、看电视、扯闲篇，承受着胸口碎大石般的巨痛，任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想念像潮汐，会定期涨落，每次到了一个顶点，我就会提笔书写他——这是不是一种对死者的消费？我又自我安慰：能帮我赚到钱，他会很高兴。而我的每一行字其实都是呼喊：你回来，好不好？他始终没有。我偶尔会梦到他，很偶尔。
痛苦总会习惯，逝者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给他扫墓成为逢年过节的固定仪式，在衣柜里发现老式男装，拿起来看看说：“唉，是爸当年的。”有一次我找到了一款他的灰色针织帽，像二战时飞行员戴的那种，刹时眼前掠过他戴着这顶帽子溜冰的身形——我爸会溜冰吗？从我自己笨手笨脚的劲儿来看，估计是不会的。我把帽子放到自己的抽屉里，到冬天翻出来试试：我头太大，戴着跟杏鲍菇似的。
我还会经常和我妈聊天，当年是有意避开我爸的话题，现在则是自然地，很少提起他。但是有一天，无意中，我妈说起我爸去世后她开始失眠：“两个人在一张床上睡了三十五年呀，突然变成一个人了。”到夜里想东想西，想她的姥姥、妈妈以及……丈夫。她长吁一口气说：“要是到最后，说发现是误诊多好呀。去注销户口的时候我还想：怎么能注销呢，他要回来怎么办呢？后来又一想：只要人回来，要户口干嘛呀。要是人口普查，我们就把他藏起来。”
我……全身剧烈颤抖，不能哭。
终于知道，生离是多大的福分。我希望他只是出走，像欧洲小说里常会有的，轻轻放下书卷就上路的那种父亲，再回来是从南美洲发来的电报；或者像《归来》里的陆焉识，被禁锢、失去自由，再回来，相逢已是不相识——好歹也回来了呀；走到疾病里去也可以，神魂不见了留个躯壳也行，这场与死神的拔河赛里，只要手里还留了个线条，我都可以当自己不曾输；走到淫逸里、走到海天盛筵里、走到人所唾骂里……都行。只要他肯回来。
但他，走到了死亡里去。死亡，比宇宙黑洞还要遥远，他真的，永远不回头了。
6月21日，是他的祭日，我很想他。
他离开我，已经十一年了。
人间天堂并不存在
边贫穷边快乐，这事你信吗？
——清迈散记：人间天堂并不存在
在我知道的所有去清迈的人里面，我是最LOW的一个。他们喝咖啡、学泰餐、修行、逛夜市、喝啤酒顺便捏脚；我骑大象，看人妖，在夜间动物园坐小火车看老虎，玩得热火朝天，忙得不亦乐乎。无他，我是带着老妈和女儿小年去的，这老少三代，还是参加个旅行社安妥些。
事先没做功课，直到第三天，导游才告诉我们：泰国是小费国家，每天早上应当在酒店房间里留下20泰铢（合人民币约4元）当作小费。刹时间，我想到了艾利。
【一】
我和阿西莫夫笔下机器人系列里的地球警察贝莱一样，喜欢用小说品味风土人情。因此，去泰国前，我专程找了几本泰国文学来看，《我是艾利：我在海外的经历》就是这样到了我手里。看到折页介绍是性工作者的自传，我犹豫了一下——我更想阅读的是泰国普通百姓的生活。但泰国文学可选项太少，我还是带走了它。而让我没想到的，性工作者，就是泰国人的普通生活之一种。
据一个调查报告显示：2003年泰国全年有500万人从事色情业服务（包括性服务者及相关产业从业者），其中80万人年龄不满18岁（男女皆有）。而泰国《民族报》2004年则援引朱拉隆功大学的统计数字说：泰国的性服务者多达280万；提供色情服务的场所多达6万个。泰国的全人口不过六千万人，竟有近十分之一的色情业从业人员，也就是说，刨去中高阶层，按一个家庭四个人计算，普通底层泰国民众，几乎每家都有人在做皮肉生意。
艾利就是来自这样一个底层泰国家庭：父亲是木匠，却贪杯好赌包小老婆，所以虽然母亲一直拼命工作，家里始终只维持在温饱阶段。十七岁那年，她与堂兄相恋，为他生了孩子，却被好色的堂兄传染了梅毒，孩子也是先天梅毒患者。堂兄不是能好好过日子的人，升学无望，打工收入低廉，出去卖，变成很自然的事。艾利在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巴林多地从事过色情业，也因为非法入境、抢劫嫖客等多次入狱。
三十来岁时，她大概算是厌倦风尘了，做过一家酒店的清洁工：负责八个房间，不能用电梯，不提供午餐，不提供咖啡且没有服务费。薪水是7000铢，每天还有小费200多铢。这比泰国普通工人的收入还要高一些，但委实不算高薪。
于是，几乎没有什么心理挣扎，四十岁的她重新下海，在日式酒吧里一晚就是3000铢，相当于清洁工干十天了。她很迷茫，叹息说：也许四十岁还出来做妓女的只有我一个。她把希望寄托到美国恩客身上：他看去像个老实人，像《阿甘正传》里的男主角，说过要把她办到美国去。但如果希望落空呢？到最后，她是不是还得回到某一家酒店的清洁女工位置上？
我当时还没适应泰国的小费习惯，还是按照国内的用钱作风，总把零钱先花掉，当晚费了好大劲儿，才搜出几枚硬币凑成20铢，放在桌上。第二天回房一看，原封未动。——导游也是后来才告诉我们：在泰国，硬币是打发叫花子的，不能充当小费。
临走一天，我在桌上放了一张100铢的纸币。
当然我知道，艾利不稀罕这点儿小钱，她在日本的时候，站街一次就是5万日元，而当时日本工程师的月薪不过十几万日元。
【二】
几乎是一进长颈村，她就向我迎面过来了。小年和小朋友们疯跑在前，我一边喊“别跑”一边追，她就追着我的脚步：“买绳子，老板娘，买绳子。”说的是中文。是个小女孩，五六岁、七八岁都有可能，大眼睛明亮得无可比拟。她的赤脚让我不由得站住，也同时看到了她脖子上一圈圈的铜环。
还在很小很小，我就从《我们爱科学》《少年科学画报》上知道：泰缅边界的夜风颂小镇上，有一支神奇的长颈族，该族的女孩子从五岁起就在颈上戴铜圈。每年多加一环，到最后，脖颈像天鹅一样被拉得长长的。（这个很可能不准确，因为在长颈村我也看到了老年人，脖子上并没有五六十圈。当然另一个可能性是，长颈族女性的平均寿命只有五十岁，我看到的“老年人”只是我以为的。）
我以为我早有心理准备，但是真切地看到，还是像当头一棒。我终于擒住小年，她们并排而站，她比小年还矮半个头，脸上用赭黄画着图案，脖子上的铜圈像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她显然早习惯了游客的目瞪口呆，伸手撩裤腿，我看到：她双腿小腿上也都是铜圈，缠得紧紧的——这还让肌肉怎么发育？她长大会是什么样？
我很快就知道了：长颈族村的女子个个都颈戴一层层的铜圈，分内外两层，里面二十几层，外面则相对大一些，大小及样式都像普通项圈。她们坐在开敞的茅棚里，有人在摇木制纱车，也有人在用非常原始简陋的竹木织机在织围巾，原材料是疏疏的纱，织得也松，横经竖纬织一截，下一截便只有经线没有纬线——这会极薄弱，一碰就勾丝。逛了一圈，每个女子织的围巾都是这样，也许是只会织这一种。她们身边挂满各种售品——花围巾、花包包，看去都是义乌货。
我问我妈：“她们为什么织得这么粗糙？”
我妈说：“省材料，省时间，”她是见过中国老式织机的，打量了一下她们的，“这梭子就是根木棍嘛。也就是勉强能用，厚实的布、复杂花样，织不出来的。”
我们大声喧哗，四处拍照，长颈族女子们不理会我们，仍然倾身纺织，铜圈一层层叠起来，有十几厘米高，令她们低头探首很困难，看上去像一支支被扼住喉咙的鸟。我对准她们拍照，又觉得自己可耻——但她们停下来，对着我露出恬美安静的笑容，一种全不曾被污染的纯净，一种对现实生活的极大满意，一种对外来者的天然好感，让我想起“我喜欢你是安静的”这种古老的调调。
但我看到她们的铜圈，被拉长的脖颈——我查过资料，脖子长度不会变，只是锁骨和肩骨被压塌，胸骨和肋骨也随之变形。这每一个女子，都是终生残疾。长颈就像旧中国的缠足一样是最可怕的陋习，当事人虽不知不觉，我没法不触目惊心。
而那个美丽眼睛的小女孩，她卖的绳子真的就是绳子，一小段彩绳，两头随便一截，就算个装饰品了。我问：“Howmuch？”
她说：“十块。”还是中文。
所有小孩都有语言天赋，想必买卖常用的中文泰文英文她都会几句吧。这么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孩子，她的一生却就在这村里了。她有没有机会走到大城市去？去了又有什么用？哪怕颈圈取下，已经变形的骨头不会复原，终身带着这人为的残疾，能做事吗？
我买了一根绳子，她低头找钱时，我赫然发现，她耳垂上嵌着一个巨大的耳环，如小儿拳头般大小，令耳垂被拉长变形，纸般透明。我再次，倒吸冷气。
她拿着我的钞票抬起头：“Nomoney。”她身上没零钱了。我于是又拿了一根：“不用找了。”
关于长颈村的来历，导游给了我们一个不靠谱的解释：是男人用来保护女人不被异族人抢亲的。在村里我与另一支旅游团队擦身而过，听见他们在重述显然是来自另一位导游的另一个不靠谱解释：是为了保护脖子不给毒蛇猛兽咬伤的。
不知道，很多年前，关于缠足，中国人给世人的解释，是不是也是保护。
为什么这陋习至今没有禁绝？因为长颈族就是以此为生的。长颈村其实是个难民营，他们是因战乱逃离故乡的缅甸人，无田无地无出产，因为独特的长颈，成为旅游资源的一部分。她们构成病梅馆，而人类的好奇心，为她们提供了每日所需的食粮。
我们的每一张照片、每一份小费——合影20铢一次——都是戕害，都是一支加在女子颈上的铜圈。能不能效法鱼翅公益广告：没有观光客，就没有伤害？很可能……不现实。他们没有泰国国籍，无法在泰国打工，更何况，残疾要扼制，需要一两代人，但吃饭，是每天都要的。
【三】
我第一眼的直觉就是，她像我妈。
仔细打量一下，也不知道哪里像，大概因为她像我妈一样，穿凉鞋，又在里面套着棉袜。这是我妈夏天时候的固定穿法：布鞋太热，光脚又怕风湿。
也许是她挂在胸前的眼镜。她不看我们，专心捧着沉重的大木伞插在伞桶里，再戴上眼镜，细细端详伞面的情况，那当然是老花镜。我妈做针线时候也是要用老花镜的，看书则改用放大镜。
她的花白短发，她明明很瘦却看着像很臃肿的体形——老人就是这样，没肉，但哪里都是松的，她应该和我妈年纪相仿，七十多岁了。还在做这样吃力笨重的工作，我突然，心里很难过。
既然报了旅行团，就不可能不购物。最后一天的购物点是博桑手工制伞村。下车前，同行一位大哥频频叮嘱我们不要买伞：“伞就是散伙，没事儿买散伙干吗？”
“那下雨怎么办？”
“买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该散伙就要散伙。但不能主动求散伙呀。”
停车场一辆辆旅行社的大巴，展示制伞工艺的场地上，全是乌泱乌泱的游客——有什么可看的？伞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吗？
我没想到大部分制伞工人都是女工，老太太颇有不少，照样搬上搬下，做着粗工。这年纪为什么还不退休，回家带孙儿？这得回家查泰国的养老制度。当时我只想到我妈目睹此景，未免不同病相怜，几乎是拖着扯着，把我妈拉到了下一档。
那一档是削伞骨架的，半寸宽的竹片，全靠一把小刀削成细细竹签。是个中年妇人，赤脚坐在竹席上，脚上有大脚骨，大拇指上缠着厚厚的纱布。左右一看，大部分女工的手上都有纱布。全靠双手的作业，竹刺、刀片都会令她们伤痕累累吧。
我们看她削了很久，也不能完工。我突然毛躁起来：机器一秒钟能削五片，却偏偏要用人工五分钟削一片。一方面是给游客看的噱头，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这里的人工不值钱，可以任意靡费。
我看不下去，我忍不了，我很想随便买一把伞当作心安。但大哥早有言在先：不能主动求散伙。
一狠心，扶老携幼回旅游车去了。
我其实还是很喜欢清迈的，到处是绿树红花，天蓝得像少年心事。人都很温和，小年在卫生间外排队，笑嘻嘻对一个陌生女子练她刚学会的泰语：“萨瓦迪卡（你好）。”虽然是对小孩子，那位女子还是迅速双手合掌微鞠一躬。这份友善，令我立刻心生好感。
而清迈已经大热了好几年，我约略从杂志、微信、微博上看过不少清迈游历，赞叹那慢生活，说那淳朴民风，女子合掌的一句“萨瓦迪卡”真如一朵低眉的莲花。也不知道是他们写得疏忽，还是我读得疏忽，我从来没意识到，清迈并不富裕，甚至，相当贫穷。
这世上到底有没有“边贫穷边快乐”这回事？我存疑。
我只记得艾利自传里，说为了赚钱，她频繁接客，接得痛不可当，于是吃中药补品，后来又吃有麻醉效果的毒品：迷达唑仑，是最速效的安眠药之一。在泰国，只要5—10铢一颗，她和女伴们都是100颗100颗地买。
有朋友对我的观感很不以为然，说泰国国贫民富，清迈人民在路边烤肉串榨果汁一个月也有4万铢收入，把自己房子改装给民宿旅馆，虽然房价低，算下来也不错的。更何况清迈清莱消费都低，一个月1000多人民币也能凑合过。
我想，我与他一样，都是盲人摸象的一员，我们看到的，都是真相却也都不是。而甫进入工业社会的中国人，被污染、生活压力逼使，格外怀念农耕社会的甜美安宁。只是，就我所见，人间天堂并不存在。
岁暮乡关何处是？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春节前，原来是离婚的高发期。
那时我在长沙做深夜谈话节目的主持人，打电话进来的，多半是学生、为情所困的女孩子、午夜还在路上的开车族和外地打工者。岁暮乡关，电话内容里有一个主题渐渐多起来：我要离婚。
多半是在打工者大批返乡之后，他们带着行李、长年劳作的疲倦寂寞和对家庭温暖的期望回家，却一回家就打架：
妻子手机里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短信；
一见面，还来不及温存，都在家里留守了一年的母亲和妻子，就像见到包青天一样，争相向他诉说对方不是，逼他主持公道；
双方都是底层打工者，妻子节衣缩食攒下大部分工钱，老公却空手而返。钱到哪里去了？妻子没法有好脸色。男人脸色更难看：我是人，我在外面不开销吗？妻子大怒：我也是人，我就该不开销吗？
都累极了，在各种各样的血汗工厂拼死拼活，一天十几个小时，都想休息，但要过年了，还有许多不得不完成的家务。丈夫怪妻子不去腌鱼腌肉灌香肠：“都等买外头的，有那多钱？”妻子说后阳台上那扇破了的窗一定要补：“难道破着过年？去年就破着过的年，从初一到十五，给人笑死。”
一共在家没几天，他说有几房旧亲必须去去，她说一定要在娘家住一晚。你的亲戚重要还是我的重要？他们是我家里人，不是亲戚。他们是家里人，那我是外人？
怎么会这样，不都说小别胜新婚吗？还有一句是：人间久别不成悲。三五天是小别，三五月就得算久别了，更何况一整年。
许多农民工十几岁就出外打工，二十几该结婚了，趁着过年回家匆匆相几次亲就定下了，婚后没在一起生活多久，又各自出外为生活奔忙，他去他的制造业，她去当她的店员或者成为留守妻子。他们看到人家恩恩爱爱，也着实羡慕，但一年只碰面一次，难得三五天耳鬓厮磨，光磨合都来不及，天天磨擦得电光石火的，不吵架是不可能的。
另一个原因，我想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吧。
家是中国人的信仰，对于在外的游子来说，它更是一个念想，一个天堂般的寄托。最累最苦的时候，脑海中会自动浮想出公益广告上的画面：白雪茫茫里，千山万水地回到家，门一推开，暖黄的灯光，妻儿的笑脸，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来，红红的鞭炮在窗外炸响，鞭炮屑像桃花一样飞舞……
到他们真回了家，全不是这回事儿：灯可能是坏的，妻子第一句话是问他带了多少钱回来，饭得现煮，菜得现去买，现成的只有黑糊糊的剩饭剩菜。像当头一棒，像被谁诓骗了，想呐喊：“我要的不是这样的。”满心委屈化成愤怒——谁不是累了一年！对方比他还委屈呢，不暴吵怎么可能？吵到天昏地暗时，一个人说：“离婚。”另一个人说：“离就离。”
我老记得有一个电话，年轻男人说，他没有手艺，只能在搬家公司出死力，黑汗水流的还赚不到钱。偶尔有一次，客户懒得打包梳妆台上的瓶瓶罐罐，手一挥：“你都拿走吧。”
“那些我是不认得，但那个客户，家里好大，看着就很有钱，她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
他巴巴地留了大半年，为了回家送老婆，细细捆扎好，用纸裹了好多层。一路火车转汽车转小巴，他老怕它们洒了，不时用手摸一下，又摸一下。
结果屁股还没坐热，话没说几句，他就和老婆大吵起来。一怒之下，他把瓶瓶罐罐都拿出来，当着老婆面，举过头顶，狠狠摔下。
“那玻璃渣飞的……”男人哽咽起来，“我巴心巴肝给她带的。我自己给打了……”几乎说不出话来。
一冲动就去办了离婚。一出民政门两个人都后悔了。到晚上就给我打电话。
我试图排解：“那明天再去拿个结婚证呗。”
“明天民政就放假不上班了……”
我渐渐发现：很多情况下，会不会真离婚，完全取决于，他们到家的时候，民政放假了没有。
而开年之后，电话内容的主题就很自然地成为：我要复婚。
这一个年，离了婚的两个人都没着没落的：千辛万苦地买火车票，找黄牛，各种转车，就为了大团圆，团圆却像一阵风，从手心溜走；万家灯火，自家黑灯瞎火，没有主妇的家，谁来下饺子煮汤圆？人家送年鞭炮齐放，大人孩子笑在一起，自己心累得一支鞭炮也不想放，孩子哭闹不休“妈妈呢，我要妈妈”，一难过抱着孩子哭一场；该去拜年了，长辈们要问起“他/她怎么没来”，怎么答？也不想在家等人来拜年，还是会被问一道，最后索性躲在家里，听见敲门声也不去开，假装出去拜年了……
不用人劝，他自己也知道是气头上做了糊涂事。他想起来的，全是她的好。她自责得比他更厉害，春节七天，她哭了七个晚上。
“那去跟你老丈人家道个歉，把她接回来。把话说开了，去复婚嘛。”
沉默。“我初六就要回去上班，民政初八才上班……”
我记得我问过一次：“不能拖到初九吗？”事后都想抽自己。太蠢了。大概就相当于问“何不食肉糜”。
只是，新春正月里，从乡村返回城里工作的人潮中，有多少人是哭红了眼睛？而明年，他们还有家可回吗？
我对中国农村很不熟，我没有过农村生活经历，也从不曾系统地做过田野调查。我对农村的了解，来自我的亲戚、出身农村的同学同事、在我家工作过的保姆钟点工……
做电台主持人那一年多，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正面与外来打工者接触，听他们诉说心声，冒充他们的人生导师。很惭愧的是，我其实帮不上什么忙。他们的困境，各种各样，但大部分一语以蔽之，就是：“贫穷乃万恶之源。”
谁有头发愿意装秃子，谁不想小两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就得各奔东西，为的不过是口中嚼身上裹。疲倦的时候、害怕的时候、孤单的时候，谁能不想回家，不想得到家的安慰？但家，不过是人与人的组合，当人都形同陌路，当人都天各一方，家还存在吗？
中国社会的根基一直都是家庭，我怀疑，目前这根基已经动摇了。该如何制止这动摇，还是大势不可挡，中国传统家庭正面临全线崩塌？亲，我真心不知道。
我不做主持人也有几年了，只是，每当年关逼近，想起那些匆匆离婚的打工者——有些，还是会复婚的吧？但大多数，应该就自此分道扬镳——我心里，还是会难过一下。
也许我们都不正常
讲台上，她的灰白头发，乱草一样蓬了一头。她的深灰套装，非常像男装——虽然她下半身明明穿的是裙子。她的眼神，她的笑容，她的高大身材……如果在马路上遇见她，我可能会警觉地抱紧钱包；如果在大学校园里遇见她，我多半当她是女爱因斯坦。总之，都是一种与世界的格格不入，自带的怪异光环。她开了口：“我患有慢性精神分裂症，曾在精神病院里呆过数百天。”
是的，从二十余岁在牛津华恩夫特医院第一次入院，三十年来，艾琳·萨克斯的名字在各医生、各精神分析师的病人花名册上，她自称为“病历女士”。常常的，当她发病，她会觉得，“熊熊烈火将会燃起，上百人甚至上千人将横尸街头。而所有这一切——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干的”。
但另一个她，则是南加州大学法学院的首席法律教授、心理学教授、精神病学教授，因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在2004年获得教师研究创新奖。她广受学生爱戴，后来又担任了主抓研究的副院长，极力襄助同事们的工作。
而亲密的人，叫她艾琳。这些人中，包括她的父母兄弟，若干终身好友，以及她的丈夫。当他们相遇，她已年近四十，第一次知道初恋的滋味。她向他坦白病情，男人并不诧异：“你总是比轻微的怪异更怪那么一点儿。”知道她有多渴望婚姻的时候，男人给了她。她担心有外星人会入侵她的婚宴，是好友一直握着她的手，与她共同御“敌”。
疯狂与才华，共用她的大脑；病患与工作，借助同一个身体。这就是分裂，却并非一分为二，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她说：“作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我没有康复，我也将永远不能康复。我的幸福之处在于，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生活。”
掷地有声，令人动容。
1956年，艾琳出生在美国迈阿密一个富庶的中产阶级家庭，是三姐弟中的老大。父母深爱孩子们，从不吝于对他们说“我爱你”，给一个拥抱和一个吻。同时，父母的吃苦耐劳和进取心也对孩子们影响极深。艾琳认为：自己对努力工作的喜好以及追求成功的动力，便直接源于父母。
她本应像弟弟们一样健康长大，但一些小小的怪癖从童年起就断断续续侵入：不把鞋整理好，她就出不了门；洗手要洗二三遍；每晚她都怕得发抖，“知道有一个人就在窗子外面，伺机会突然闯进来”。有一次她感觉到意识在融化，“自我”在消失，世界变得光怪陆离。她怕得发抖，打定主意：永不告诉任何人。这一决心，贯穿她半生。对疾病的掩饰，成为她生活中的主要项目。
步入青春期后，她曾因厌食瘦得骨肉嶙峋，又因吸食大麻被父母送入康复中心。无限惭愧的她，仿佛听见房子在对她说话，指责她有多糟糕。在当时，这些均被视为青少年反叛期的常态，若干年过去，当她对精神分裂症有所了解后，才知道，这些都是疾病的前驱症状。
精神分裂症像一层雾一样慢慢向她袭来，她渐渐迷失。当她离家在范德比尔特大学上大一时，已经无法保持个人卫生了，同学婉言告诉她：“我们宿舍里有个人……味道不太好。”但她没听懂。事实上，这种日常生活技能的减退，是大多数精神分裂症的最初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