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11月30日的一篇文章说：“作为惟一一位日本女性，林芙美子女士参加了汉口的入城……跟随快速部队继续进行决死的行军。日本女性到战场来啦！使全军官兵大为吃惊，如在梦境。林女士去了那荒凉的武汉平原，简直是战场上的一个奇迹。她一下子成为战场上众口皆碑的中心，她的勇敢和谦虚使全军将士从心底里尊敬和感动。她风尘仆仆，风餐露宿。汽车随时都会碰上地雷，但林女士置生死于度外……林女士的汉口入城，是全日本女性的骄傲。”
“荒凉的武汉平原”？
不，武汉是九省通衢、烟火繁盛之地；江汉平原是天下粮仓，素来肩负“湖广熟，天下足”的使命。是什么令它们荒凉？侵华日军。
我自命并不偏狭，从来不因为中日之间的情仇，对日本文学艺术有所偏见。我为山口百惠的《绝唱》哭泣，我为《小意达的花儿》伤感，想起《24只眼睛》，我叹息。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的都是灾难。但对参与战争者，绝不原谅，绝不同情。那段时间的林芙美子，极力用文字诗化美化残酷的战争，毫无反思，还尽情展示了勃勃野心。她在《战线》中写道：“真想把武汉长满棉花的大平原据为日本所有！”
而这，是不是她的错？某种意义上，所有女人都是政治盲。大部分女人没有立场可言，亲爱的人在哪一边，哪一边就是她们的立场。张爱玲会说：“对近代史没兴趣，它劈头盖脸打上来。”林芙美子读书不多，行事全凭动物般的直觉，《放浪记》里几乎完全没有对现实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她念念叨叨的无非是：我要活下去，找一个爱我的人，写小说。她不关注周围的一切人一切事，她对家或国都没有要领。但无知和自私自我，从来不是赦罪的理由。
那期间，芙美子曾三次赴华为侵华日军鼓而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又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前往东南亚多地。后来战事吃紧，她退居夫家附近。1945年，和平了，她重返东京，写下《晚菊》，获第三届女子文艺奖，是她一生的巅峰。1951年，她因心脏病去世。故居现已成为新宿区林芙美子纪念馆。
直到现在，《放浪记》仍然深受读者欣赏，曾三次搬上银幕。最后一次，导演是成濑巳喜男。而光成濑一人，就先后六次把芙美子的小说改编成电影，还包括《晚菊》《稻妻》《饭》等。
而在《放浪记》的结尾处，成濑安排了这样一幕：送走访客的芙美子，重回案头，写了几行之后，倦极，伏案而睡。亲爱的手冢过去，轻轻给她披上了衣服。
看到这一段的我，竟然有泪盈睫，为她前半生的苦难终于得到报偿。但，《放浪记》能抵消她的“笔部队”生涯吗？曾经饱受战争蹂躏过的武汉平原，会如何回答？在读者之外，在女性之外，我是中国人，而像亿万国人一样，我没有资格说原谅。
午夜狼嚎的女子
有一段时间，我做午夜谈话节目。凌晨一点离开演播室，常会有听众等在门口。我一律答：“请打电话。”——“打了好几晚打不通。”“请写电子邮件。”她说：“我不识字。”
她不会读，不会写，没有亲人，没有固定住所，没有收入，没有户口及身份证……她，是个女乞丐。城市夜空闪闪烁烁的光照亮她，我只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她很矮。肯定不到150厘米，似乎有点驼背，也许是被岁月压垮。她陪着我，巴巴地看我，穿着普通，竟不算太脏。
是什么让我带她到空中平台的小圆桌旁坐下，我也说不清。
她不记得妈妈的样子，只听说是脑子不清白（精神不正常或智障），在乡村间流浪。她爸爸腿有毛病，结婚无望，就留下她妈妈，生了她，也是一个家。可是没几年——她语调高亢：“我爸爸被人害死了。”
家族里的争地纠纷，她爸爸一时想不开，喝了农药。她妈妈不知所踪，“被我奶奶赶走了”。“为什么赶？”“她不清白，不会做家里的事，田里的事也不会做。”——唯一的功能就是性与生育，都已履行过了。
奶奶死后，长辈们不肯再给她饭吃了，到饭点，她嗅到饭香像狗寻食而来，叔婶当着她的脸关上门。她没哭，只是亢奋地拍桌：“他们是想我饿死呀。”有人点拨说，不如进城打工。到了城里，她才知道自己没有身份证。
那一两年正在人口普查，这事儿我大概明白。农村的非婚生子、超生户，交不起或者懒得交罚款，往往索性不上户口，等人口普查时候自然给上。黑户多的是，只是对国家来说，不曾被登记在花名册上，是否就意味着不存在？
她在火车站饿得捡乘客吃剩的盒饭吃，结果被人“打死狗一样打”，原来火车站的乞丐是有地盘的。她被打怕了往外跑，饿慌了又回来，三番四次，她跟了丐帮老大。那是个残疾人，人称“跛子”。
我记得有一次我看电视上的法制节目，美貌小清新的主持人以大惑不解的口气询问犯罪嫌疑人：“你为什么要偷东西？”那人眼睛一翻：“想钱撒。”“为什么半夜进入人家？”还是一翻：“哪个白天进去？”“赃款你怎么处理的？”“吃了喝了玩了撒。”主持人是云端仙子，看不懂底层的一双泥脚。对他来说的天经地义，就是她的天方夜谭。我作为观众，十足为主持人的无知骇笑。
现在轮到我了，我和那位主持人一样无知，什么问题都得不停追问：“他是个残疾人还能当黑帮老大？为什么呀？”
“他还有其他女人，她们也欺负你？”她激动地起身撩衣服，要给我展示她周身的伤痕：“这里这里，还有见不得人的地方。”我大惊，连忙制止。
“他还有妈妈，他妈妈也欺负你？”——废话，乞丐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吗？只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福分，被抱在怀里，也许牙牙学语的第一句话，就是脏话。
总之，这就是她的人生。
慢性病患者会说：“好人有好人的过法，生病也有病人的日子过。”讨饭也是一种过日子。乞丐就像城市之蝇，自然地聚在最旧秽暗脏处，污水沟里洗手，管道里栖身，以原始本能交合……风声紧，他们就被赶逐，像饮食摊主挥拍赶苍蝇，总有几个运气不好的被拍死。四散而逃的其他人，既不同情也不兔死狐悲：“活到这辛苦，活着干么事。”2008年南部雪灾，她讲：“死了不晓得多少要饭的。”在官方文件里，这种死亡称为“路倒”。
她有自己的社交，有“玩得好的”（湖南话中指朋友），也有争风吃醋，甚至与管理人员也形成奇怪的默契。她一般避着管事的，让他眼不见为净，但遇到他要搬个什么东西了，要处理个闹事的了，她以及其他人，会像缝隙里的蚂蚁一样，铺天盖地钻出来，面目模糊地效力。他对他们骂骂咧咧，有时候还踹几脚，但也时常地“可怜我遭业（方言，意为可怜，指遭到业报），让那个卖炒粉的老板——喏，给她一碗素炒的”。
她对我坚定地摇头：“叶老师，我从来不偷的，我只是讨。”我不知该不该信。
……突然暗下来，是靠近我的大厦灯光熄灭，我听见保安锁门，铁链拖动。我的夜班同事们陆陆续续走出门外，向我投来惊讶的眼光。我不得不，小心翼翼打断她：“那现在，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她不安地把脸左转右转又低下去，她用力搓衣角，她声音低下去：“没事，也没得么事。”
她跟老大第一年就怀了孕，在人家造工地后废弃的工棚里疼了三天三夜，一落地就没了。跛子说，死了。生第二胎时，只觉得门外人影幢幢，一生完，跛子抱着婴儿就走，她挣扎着追出来，只来得及听见车的发动机，跛子手里已是空的。她哭喊要人，被一拐打得差点闭过气。跛子说：“我送他去好人家过好日子，你还不舍得。你要他和你一样讨饭吗？”
我一定是糊涂油灌了心，居然点头称是：“他讲的也有道理。”
她看我半天，苦苦地启齿而笑：“叶老师……你不晓得，那些天桥下面，打断手脚讨饭的小孩……我怕他把崽，给了别的老大。”
我失声：“不会的，那是他自己的孩子。”
大厦最后一盏灯灭了。眼前骤然一黑，我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地悬在这黑漆漆半空中。她离我太近，我看到她残破的牙齿，老人一样七零八落，她鲜红的牙龈。我嗅到淡淡的槟榔气息，这是很常见的本地风貌，有害却不能以毒品视之。我却不能自控想到“艾滋”“瘾君子”的字眼。
大厦已经走空。我很紧张。
她淡淡说：“他也不是第一次卖小孩了。还有我的第一个崽，应该也是卖了……”此刻我看出来她身体的隆起，“叶老师，这一胎我不能让他卖。你教我怎么做。”
人流？她没钱。报警？她一笑，我就知道这建议的荒唐。她是一头誓要保护自己幼兽的雌兽，拼尽一切，打算与雄兽决一死战——她这么弱小，而我，无能为力。地狱在我面前开了个窗口，我只向里看了一眼，就想抽身而逃。
我起身道：“太晚了……”
明确的失望降落在她脸上。她像一个习惯被拒绝的人，顺从地也跟我站起。她发育不良的佝偻，老态毕现、全是皱纹的脸，她像已经吃尽人生的苦——但很可能，她只有二十出头。
我不敢与她并行，抢先几步上电梯，急急按钮。电梯门关上，才松一口气。
出得门来，已是凌晨两点，街市几无人声，商厦的霓虹还在无聊地闪动。我一路低头疾走，听见身后，一声一声，狼一样凄厉地嚎叫。
是她，在一声声惨嚎。
我不敢回头，不敢停留。穿过天桥的时候，简直像跨越火线。那惨唳声追着我，我在水果店、麻辣烫、地摊前面都不敢停留，我分明是在逃。
终于听不见了。
而在有尊严的国度，没有人应该生活得像兽。
谁还记得他年轻时的模样？
很久之前，我就想写冯叔叔的故事。但我一向母亲提起，她就极为不安：“你写这些干什么？这都是过去了的事。”我母亲的智慧通达，令她一向处变不惊，她很少有这般几乎深入骨髓般的恐慌，我也害怕起来，就此不提。
好多年过去了，关于冯叔叔，始终是鲠在我喉头的骨碴。一般来说我也想不起来，但某些微妙多变的时刻，而我，感到每一口吞咽时，轻微的刺痛。
我第一次见到冯叔叔，应该是1983年。那年我11岁。
一个傍晚，我在外面玩久了，等我到家时，天已大黑，家人正围坐一桌开饭。我当然应该敲门，但站在昏黑的走廊上，看到客厅的灯火通明，其他人的热闹生活，我突然体会到作为局外人的奇异感受：一半是冷眼旁观，一半是矫情的自怜——饭热菜香，他们竟没有想到我。
原来家里有客人，是个不认识的叔叔，正在拼命扒饭扒菜，筷子一夹就是半盘，菜全抢到碗里才大口大口吃，如狮搏兔，如狼获鸡，呼噜噜几下，大号碗就见底了。不等我妈起身，他自己就飞快盛了一碗饭，饭勺在碗上狠狠拍了几拍，把饭压实。
我从没见过这么凶猛的吃相，看傻了，脑海里浮出一句话：饿牢里出来的——这是我妈有时骂我的话。
第二天，母亲告诉我：客人姓冯，是他们的大学同学，刚刚出狱。
那正是伤痕文学与伤痕电影大行其道的年头，我一听极为振奋：“那他是右派了？”
《牧马人》《绿化树》《天云山传奇》都有一样的桥段：蒙冤右派被释放平反，从下九流立刻飞上九重霄，“走上了红地毯和领导人议政”。活生生的传奇就在我身边。
我妈摇摇头：“不，他是左派。”
“左派？左派是什么？”
在我当时的文革概念里，右派就相当于旧戏文里的岳飞岳云父子，忠臣清官，忠君爱国，全家总动员献尽青春献一生。而“四人帮”就是秦桧王氏等人，专事迫害忠良。这黑白分明的戏份里，哪里冒出了左派的位置？
想了想，我自作聪明，“他打砸抢，是造反派？”
我妈正色：“没有。我们都是大学生，不会参加武斗。他就是写文章。”
我妈讲不清楚。我才上初一，只喜欢听故事，一听不好玩儿，也就失去了兴趣。所以，关于冯叔叔的背景资料，我当时，就了解到那里。
很多事，我是后来才断断续续知道的。
1962年，冯叔叔考取华中工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与我父母同班。我父母都是农家子出身，只懂好好学习，对未来的想头不过是“好好过日子”，同学们大抵如此。但冯叔叔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教育，一方面真有“新天新地我是主人”的觉悟，另一方面他也不甘平庸，渴望逢乱世、做英雄，在人生大舞台展示才华。这念头没什么错，大丈夫当如是，那说“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的人，也不过是抱着同样的雄心壮志。
1966年文革开始。1967年原本应该是他们的毕业年份（工科院校当时是五年制），但全社会的行政事务已被打乱，毕业分配工作完全停止。所有人都无所事事，冯叔叔就在这个时段，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战友，成立了“北斗星学会”，这名称来源于“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学会应该有一份会刊，他提议道：“不是有过《湘江评论》吗？我们的就叫《扬子江评论》好了。”
略知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湘江评论》的典故：何人在何年月创办，又曾起过如何辉煌的作用。冯叔叔也就效仿着伟人的脚步，徒步走访乡村，写中国农村的调查报告，积极发表言论：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消灭新的官僚资产阶段、废除常备军、建立新农村——这，真的是左派吗？为什么有些自由主义的右派好像也是类似观点。我的困惑，大概只来源于我对政治的无知吧。
无序状态不可能永远延续，1968年，毕业分配重新开始。我母亲说：学校给冯叔叔也发了派遣证。大家都劝他：拿上去单位报到吧，每个月10号就有工资拿了，写什么文章呀，别没事找事了。说话的人，有同学，有老师，也有嗅到政治风声、意识到巨网正在收拢的系上干部。
但冯叔叔说：要革命就不能怕牺牲。他在不同的场合都提到谭嗣同，提到他的“不走”，提到“我以我血荐轩辕”。他一定有很深的悲壮感，自觉是完成上苍赋予的使命。那一年，他只有24岁，他明白什么是牺牲吗？
那年九月，冯叔叔以“北决扬分子”的身份被捕入狱，我找到了1979年的官方结论：“作出了免予刑事处分的决定，予以释放。”但我母亲很肯定地告诉我：是1983年，他才脱离监狱。是文件与行动之间的时间差？还是我母亲记错了？冯叔叔已经过世，无法核实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冯叔叔与我家来往颇多。
当时他面临着极大窘境：他没有文凭，没有职业，无法求生，不能自养。为了毕业证的事，他先后找过老校长和人事处长，对方都表示：“政治上的事，我们无权干预，但你在我们华工读了书，毕了业，我们就要给你发文凭。”话是这么说，却迟迟没有下文。
1983年秋天，他与我父亲偶遇。我父母都是善良热情的人，真心实意关心受苦的同事，立刻邀请他上我家来。听说他正在为文凭奔走，便告诉她，一位华工的女教授正好调任副省长，可以找她帮忙。事有凑巧，女省长就住我家隔壁，我父亲就以邻居身份，带冯叔叔去串了个门。找对了人，几个月后，冯叔叔拿到了毕业证。
（这件事，我父亲生前从来没提过，并非他甘作无名英雄，而是他很可能根本觉得这是稀松平常的事，带个老同学去老师家里而已。他完全不知道这举动里面的风险，他也没想过冯叔叔的处处掣肘意味着什么——那些远比他聪明能干的人，为什么此刻都站得远远的、一声不吭。而我，目前已经和当年的父亲年纪相仿，我诚实地问自己：我做不做得到？想了又想，答案是两个字：未必。）
下一个难关就是找工作了。上年纪80年代初期，一切都是计划经济，就业市场也远远没有开放，我不知他碰过多少壁。只听我母亲说，他动过念想考研究生，我父母还带他去拜访过几位老师。但他怎么过得了政审那一关？
我那时才十几岁，已经志大才疏地准备当个作家。冯叔叔也在写小说，有一次拿了一大厚本手稿给我，我大致看了一眼，是个一百多年前草原上的恩怨传奇。我年纪小小，却早已树立坚定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大不以为然，觉得冯叔叔从未去过草原，全凭道听途说，能写出什么好小说。多年后我才恍然大悟，这显然是冯叔叔在努力自救，寻找生计和出路。而写作，也许就是当时唯一能够找到的自谋职业吧。
幸亏当时还有顶职一说，到最后，冯叔叔的父亲——一位老工程师——退休，让冯叔叔顶职在工建公司上班。能够自食其力，也算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了。
忘了是什么时候，应该是父母带我，去过一次冯叔叔的家：很旧的汉口老房子，三代同居，属于冯叔叔的，似乎只有一间昏黑的小屋。不记得有没有见到冯叔叔的父母，他们可能没有出面见客。也许，这个儿子带给家庭的灾难远远多过荣耀，他们宁愿回避掉他的大学生涯，以及与大学相关的一切。
总之，有自由有饭碗，就可能有一切，冯叔叔也有成家的资格了。我父母为他介绍了对象，是附中一位女老师。听我姐姐说，有一次她考试，那位老师还特意多关照了她一些。但最后双方都不太满意，终究没成。冯叔叔觉得女老师生得老相，女老师那边呢，不知怎么听说了一个谣言：说冯叔叔在囹圄中，曾精神失常过。
直到四十七岁，冯叔叔才与一位熊姓医生结为伉俪。四十八岁，他有了宝宝。我母亲这一班同学来往密切，经常举行聚会，有一年冯叔叔带着正上幼儿园的孩子参加同学会，事后我母亲告诉我，无论他们怎么教宝宝喊“叔叔阿姨”，宝宝总是疑疑惑惑地看着他们，迟迟疑疑地喊：“爷爷奶奶”。
他在狱中的经过，我从未问过冯叔叔。我父母倒是约略提过几次。我一生都很害怕严刑拷打这类东西，连抗日片都不看，真人版则更加触目惊心，没敢细听。但那些日子一定严重毁坏了他的健康。大概在1998年，工厂不行了，冯叔叔下岗了，那年，他儿子才6岁。正在穷途末路，一位老同学帮他找了工作，冯叔叔感激人家，把酒相谢。当晚，他中风倒下，从此卧床不起。照顾病夫与稚子的重任，全压在妻子身上。他的妻子，我叫作熊阿姨的，我只见过她一次。
2003年我父亲去世后，考虑到冯叔叔的病情，我们没有通知他。他在报纸上看到讣告，哭得不能自抑，嘱托熊阿姨一定要来看望。熊阿姨便在盛夏天时，转了两三道车上门祭拜。已过三日丧期，她一定要给唁金，我们坚决不接，推让很久她才眼泪汪汪地收回去。她站在父亲的照片前，说了好多感谢的话，我侍立一旁，为他们同学之间深长的情谊，既感激又感动，也哭得不像样子。
我相信冯叔叔与熊阿姨一定是相爱的好夫妻，因为这十多年的相濡以沫。也因为冯叔叔曾跟我妈说过：他想做年轻时候来不及做的事，好好地，谈一场恋爱。什么是“好好谈恋爱”？我想是不必抽风般的死生契阔，就是平实朴素的喜欢、互相爱护、生儿育女，并且一起老去。
2008年9月，冯叔叔与世长辞，结束了他六十四年的艰辛生活。我听到这消息的第一感觉竟然是基督教式的：“终于可以息劳归主了。终于能够稍稍休息一下了。”
牺牲者的人生，在电影里在史书上，是华美的，像大银幕上的晚餐，碗盘精洁，菜肴都卖相极佳，勾人涎水，端盘子出来的主妇都穿包臀裙、着高跟鞋。但真实的晚餐，可能就是剩饭剩菜方便面，在微波炉里热了一下拿出来，搁在一张铺着旧报纸的破桌子上。
某种意义上，冯叔叔对我的人生是有影响的。
比如说，虽然我从小语文成绩就很好，但文理分科时候，家人毫不犹豫替我选了理科，他们举出的、不容驳回的例子就是冯叔叔：以文犯禁，是多么可怕的事。
出于同样的理由，当我开始写东西时，他们也始终提心吊胆，直到发现我不过写情情爱爱，才松一口气。偶尔跟他们见长辈熟人，听说我写东西，不着调的长辈会说：“好呀，多写写反腐倡廉，好好骂骂那些不象话的当官的。”我准备答“术业有专攻”，但我妈已经抢过话头：“就现在这些，她还写不过来呢，没时间写别的。”生怕她说晚一句，我傻乎乎答“好”，从此万劫不复。
也比如，我父母始终鼓励我在大学恋爱，一方面有他们从同学变成终身眷侣的美好前景，另一方面——冯叔叔又不幸成为反面例子。我母亲说，他那么帅气倜傥，当然有爱慕他的女生。但女孩无论如何苦劝，他始终不肯放弃政治理想，女生只好自己走了。“如果冯叔叔肯听一句……”这是出于“妻贤夫祸少”的传统观念。而对为人父母者来说：也许，参与政治，就是最大的祸患。谁希望自己的孩子在风波亭被杀害？谁愿意自己的心头肉不在自己膝下承欢，却成为炮灰？
但除此之外，也许只有文革史家，才会稍微注意到冯叔叔以及他当年的《扬子江评论》，对于外人来说，这人这刊，都是毫无意义的。但冯叔叔，就为了这毫无意义的事情，毁掉了一生。健康、职业、短暂的家庭幸福，对他来说，都变成奢求。
从入狱到最后去世，四十年来，他没有过好日子。我从来没机会问他是否后悔过年轻时候的热情与狂热，他到底如何定位自己的一生？是纯粹的牺牲者还是“无悔青春”？曾经的拳拳爱国之心，像鸡汤表面上的泡沫，毫无价值，而且随即被撇去，仿佛从来没存在过。
到底对于中国来说，他值不值得被铭记，他到底有没有为中国的发展进程或者建设，做过贡献？我无从知晓。
而冯叔叔，其实生得很帅，我记得他高高瘦瘦，有一头浓密的卷发。谁，记得他年轻时的脸孔？谁，还记得他的名字？
广场上有一块牌，叫“无名英雄纪念牌”，但，你可曾真的见过一个没有名字的人？只是被人忘记了。
我们，是一个记性很不好、很不好的民族。
也许，你是东莞家属
他说他痛，在右边第三根肋骨与第五根肋骨之间。——那是心脏的位置吗？
那时我在湖南一家广播电台做夜间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午夜11点半之后，无数人的悲伤心事尘暴一样飙起，每一粒砂都在哭泣。但城市，要么在安睡，要么醒在网络、电视与夜生活里的热闹里，听不见。
在某一个深夜，他打电话进来，说：痛。
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一直在长沙打工，妻子在广州，两个小孩交给老人在带。这是当前最典型的农村家庭模式，青年男女各自飘萍，留在祖屋里的，是老的老，小的小。整个家，像一个被蛀空的苹果。
他们夫妻七八年了，每年只有过年回家才能聚半个月。为了省钱，电话也打得不多，主要靠短消息或手机QQ联系。这一两年，他发现，妻子的短消息回得少了，QQ也总是一片灰暗。是太忙了吧，他没多想。
偶尔一次相聚，他在妻子包里发现了上千元港币。
——他有口音，我没听清，问：港币？
他误会了我的用意，答得很苦涩：最开始，我也认不到（不认识），只认识一个港字，第二个字笔画很多（繁体字）。我藏了一张，问了好多人，他们都说是港币。
像垃圾箱盖被用力弹开，他没法假装看不见里面的污秽漆脏。他猜到了妻子在做什么，却无能为力。他说：她也是为了这个家。
他和妻子谈，恨不能把心肝掏出来给她看，让她摸一摸那炽热的痛：我们不要打工了，我们都回家吧，去种田。家里总还有好几亩水田，饿不死的。
妻子说：不要，有两个孩子要养。
生活继续，妻子按时给家里汇款。他拼命打工，业余时间跑遍长沙的每一个劳务市场。可是，他说：我没有文化，也没有手艺……他只有力气可卖，而力气，不值钱。
突然间，妻子的电话打不通了。
惊慌失措的他，联系到了妻子的娘家，人家说：你不要烦她了。她心里是有这个家的，会尽心的，会回来的。
终于，他从妻子的三亲六戚、七妯八娌里，探听到了妻子的手机号，也知道了，妻子遇到了一个愿意包养她的人。
——也许这对妻子来说，是职业生涯的一个新起点：伺候一个人，总比伺候面目模糊的几百几千人好。而“以色事人，色衰爱弛”，妻子和妻子的家人，全没当这是一份终身职，她们都泰然地接受未来：会回来的。
但是他不甘心。他给妻子发去了长长的短消息：你还记得我们在张家界、在湘潭说过的那些话吗？
她回：你不要放这些屁在我手机上。
他说：你就愿意这样当人家的二奶吗？
她答：他能带我去北京住哪里哪里，去香港看海洋公园，你呢？你莫来烦我，你去找一个和你一样的乡里堂客（妻子）。
妻子再次换号，他彻底联系不上她。
安慰无济于事，道德审判极其荒唐，诅咒离开魔法国度只显得苍白可笑。我缓缓地拉下话筒开关，推上音乐：语言停止处，音乐就开始，音乐是唯一的止痛剂。
下节目后已经很晚，我还把沈从文的小说《丈夫》找出来重看一遍：说的是上世纪20年代的湘西，“许多年青的丈夫，在娶妻以后，把妻送出来，自己留在家中耕田种地安分过日子，也竟是极其平常的事。……男人明白这做生意的一切利益。他懂事，女子名分上仍然归他，养得儿子归他，有了钱，也总有一部分归他”。
卖身，也就是做生意，和做桐油生意、鞋底生意、雨伞生意，一模一样。
但人总是人，有一天，一位年轻的丈夫到了花船上。丈夫是个老实人，对谁都赔着笑。他看到妻子的客人，大声豪气地说：“今夜不要接客，我要来。”——是当着一个丈夫面前说的。看到妻子在陪酒，伺候粗鲁的丘八。愤怒、嫉妒，悲从心头起。甚至钱都安慰不了他，“男子摇摇头，把票子撒到地下去，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捣着脸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起来”。
沈从文是温柔敦厚的，“第二天……两夫妇一早都回转乡下去了”。
而一百年后的妻子，没有这么做。
东莞之事，众公知恨不能为之鼓而呼，说到人权说到女权，打出来的旗号是“今夜我们都是东莞人”。也许，你其实是东莞家属。
中国从没有男人保护女人的传统
——近处总有河，或者井
好多年前，我第一次读《菊与刀》，里面说到日本的武侠电影，引以为例的是——美少年高仓健。我吃了一惊。
像大部分中国观众一样，我第一次看到高仓健那刀削剑砍过的脸孔，是在风靡一时的《追捕》里：那是1978年，高仓健已入中年，银幕上的他，沉默、隐忍，却会突然暴发，他单枪匹马杀出警察包围圈的一幕，是个人小宇宙爆发的极限。我没想到他年轻过，甚至曾经是美少年。
严格来说，他没美过，少年时是一种清洁的酷，脸容雪亮如刀，年纪渐长，刀锋上血迹斑斑，又有了磕碰过的痕迹，还隐隐生了锈——但刀就是刀，只是让他有了历史的厚重感。
我喜爱高仓健的电影，《幸福的黄手绢》里，他是失手打死滋事流氓的好男人，为了不耽误妻子，在狱中与她离婚。却又在出狱前夕，给她写信：如果你还在等我，就在门口的晾衣竿上系一块黄手绢吧。
一开篇，无人等待的监狱门口，高仓健对看守深施一礼后，默默独行。他的脸上看不出重获自由的欣喜若狂，却只是不动声色。等待在面前的是炼狱是天堂，是喜是悲，他都决定接受，并且甘之如饴。
而且，在许多许多影片里，他都曾经保护过、喜欢过心爱的女子。
《远山的呼唤》里面，带着儿子、独自在北海道农场拓荒的年轻母亲民子，大雨之夜，有个远道而来的陌生人拍门求避雨。从此，在农场上，高仓健默默耕作，任劳任怨，向来少言少语——沉默里却埋伏着更多的坚定。他仿佛在以身体语言说：请相信我的臂膀，它可以依靠。到最后，发现他是家破人亡、怒杀债主的逃犯，他被警方带走时，我们和民子一样相信：他，还会回来。
《夜叉》里面，小渔村忽然来了清纯里带妖娆的单身母亲萤子，开起了小酒馆，毁坏了渔村原本宁静的生活，也扰乱了高仓健的心。他曾经闯荡江湖，但终于厌倦了砍砍杀杀，宁愿和妻子过着平静的生活。但，为了保护萤子，他再次出手，衬衣被撕破，露出背上的巨幅夜叉刺青……到最后，萤子背着孩子上了火车，高仓健在车站远远的角落目送着，而家里的妻子，还在等待他。
几乎每部电影里的高仓健都是如此。人群喧嚣如海，他总沉默如岛：狂野的海风刮上来，他苦苦支撑；巨浪滔天像要吞噬一切，他安然不动。面对噩运，他逆来顺受？不，总在某一个瞬间，拔刀而起，向命运进击。他是一代中国人心目中的男子汉形象。
我们的民族性里面，不缺少温柔敦厚的老好人。直到现在，我还看到有人在微博上谆谆教导：“恶人越恶，请你越柔。他踩你，就放低身子——他习惯你的柔软，下次踩钉子时，会使同样力气。”看得我冷笑不已：怂就怂吧，还自欺欺人把懦弱拔高成谋略。自己被欺负，无力自保，把希望寄托在子虚乌有的钉子身上。问题是：人人都这样想，世上就根本没钉子。我们不缺无毒不丈夫的奸雄，我们更不缺刻薄冷血的负心汉——什么样的民族，能把“升官发财死老婆”视为人生幸事？无辜的黄脸婆只因挡了男人娶娇娃的路，就变成死有余辜。
但我们，委实缺坚毅善良的男子汉，如高仓健。
他少年时演的黑帮片，砍砍杀杀，但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是他中年之后的电影，他总演着小人物：《铁道员》里螺丝钉般默默的铁道员；《夜叉》里退隐杀手在小渔村里过着干净的生活，是武士刀，曾经削铁如泥，现在切瓜剁肉；《追捕》里蒙冤的地方检察官杜丘，想来平时也主要做文案工作吧，写写画画，是一笔老式钢笔——关键时候也能是杀人利器。
是的，就是这样，好用、平凡、不花俏却结实，多半是金属制品，寒光凛凛，却在把手上贴心地缠了布条，带给你一抹温暖——这就是高仓健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
一把好菜刀，能用几十年吧，父一辈子一辈地往下传。中国这些年变动大，每城每市都在旧城区改造、新城区修建，门牌号码总在变来变去。有人京漂沪漂有人移民，不断迁居成为常态，一搬当三烧，旧物件丢的丢、甩的甩，宁肯去买华而不实的新东西。高仓健般的男人，现在生活中不多见。
也许，其实没存在过？纵观中国文学与银幕荧屏，硬汉子不是没有，狼牙山五壮士、史可法，但那都是为国为君为天下，不意味着他在日常生活中会呵护妻小、照顾妇孺。我记得小时候看《火烧圆明园》，被强暴的女子悲痛欲绝地去跳井，只有一个小孩想去救她——成年男人拦住这个孩子：“她死了，更干净。”男人不能保家卫国的耻辱，由女人背负，却没有一个男人站起来说：你是无罪的，请到我这里来。
演员间最接近纯爷儿们形象的，我以为是张丰毅，《白鹿原》电影不得人心，我却欣赏其中他饰演的白嘉轩，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他信传统中国那一套，也就是这么做的。只是这一套里面，向来没有家庭、妇女和孩子什么事。中国男人，讲的就是“忠孝”二字，对妻儿子女的责任，勉强能提出来的就是两句：“糟糠之妻不下堂。”“子不教，父之过。”也就是说，不离婚、送小孩上学，就已经完成了他对俗世的义务了。为大家忘小家、杀妾饷军、为君王之子杀自己的儿子甚至是美德。
妇孺遇到浩劫，可否指望男人？
张爱玲写过她姨奶奶的故事：八国联军那年，李鸿章的大女儿十六岁，父亲和兄长们都出差在外，李鸿章的老姨太太带了她逃往南方。一直等到了常熟，老姨太太方才告诉她，父亲早先丢下话来，遇有乱事，避难的路上如果碰到了兵匪，近边总有河，或是井，第一先把小姐推下水去，然后可以自尽。
无论如何先把小姐结果了，“不能让她活着丢我的人！”李鸿章这么说了。
中国，并没有男人保护女人的传统，女人的归宿是“近边总有河，或是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