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隐隐约约觉得自己不太对劲，一种“我是不是疯了”的耻感令她没勇气开口求助，她只能更多地躲进学问的大海里：文字从不嘲笑“哲学家都是疯子”，创造力与神经错乱之间只是一纸之隔。四年下来，她不曾交到朋友，却收获了一纸几近完美的成绩单、牛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全额奖学金。
就在牛津，她第一次入住精神病院。异域他乡，陌生的脸孔，繁重的学业，把她往错乱的边缘又推了一大步。她已经无力继续学习，只得去医院看诊，却拒绝吃药：“人应该靠自己的努力好起来。”直到她在镜中看到自己：非常憔悴，完全不像二十出头，而像六七十岁，脸枯瘦，眼神空洞而且充满恐惧，头发蓬乱肮脏，衣服到处是皱褶和污渍。“这俨然是疯人院被人遗忘的后院病房里的一个疯子的形象。”
她害怕死亡，更害怕镜中的自己。别无选择，她开始服用药物。这一用，就是一辈子。她曾多次试图减量直到戒断，但皆未成功。
住院期间，她无数次自残，用烟头、打火机、电炉、滚烫的水，烫灼自己。护士给她处理伤口时问她：“你不担心吗？夏天穿泳衣时，伤疤会露出来。”
她答：“我想你不明白，我活不过今年。”
住院四月，毫无进展。令她意外的是，精神分析竟然对她有效。
精神分析师告诉她，她必须说出她脑子里想出的所有事情，不管这些事有多么难堪，多么琐碎，或者看上去多么不恰当。
每周五次精神分析，她渐渐吐出了那些怪异想法：“我在控制这个世界。”精神分析师说：“你想要拥有控制感，因为事实上你感觉无助。”她说：“我梦见我用胎儿打高尔夫球。”精神分析师说：“你嫉妒你的弟弟们，嫉妒我的其他病人，你想揍他们。你想让你妈妈和我都只爱你一个人。”
之前，这些狂野幻想就是她脑海中的怪兽，她要用尽各种方法锁闭它们，这耗尽了她的力气，让她无力应对现实生活。而把怪兽一一从口中吐出，再由精神分析师说它们不过是伪装成大灰狼的小白兔。这令艾琳如释重负，她又可以读书写作，完成学业了。
1981年，来到牛津四年后，艾琳终于拿到硕士学位，论文被评审委员会认为“拥有博士论文的质量”。这四年来，她付出的时间和努力比之前的预期多了一倍。她说：“我的疾病夺去了我整整两年的时间。”
她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病：所有人都有疯狂一面，许多人都因一时愤激闯下滔天大祸，诗人在幻像里看到天国——我与他们有何不同？但也明白自己应付现实生活有困难，也许，终老于书斋、做一个与世无争的知识分子，对她更加合适。她于是决定继续攻读下去。
回到美国后，她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离开她视为主心骨的精神分析师，她制不住脑中怪兽了。一天下午，与同学们在图书馆学习时，她开始胡思乱语：“你有没有杀过人？天堂，还有地狱，谁是什么，什么是谁。”她从窗子里钻到外面的平台上，扯下一根2米长的电话线绑在腰上，认为是条时髦的腰带，还拔下一根15厘米长的铁钉放进口袋里，作为防身武器。她像鸟一样挥着双手，唱着：“这才是真正的我！快来看佛罗里达的柠檬树！这里出产柠檬，这里也有恶魔。”病历女士，艾琳生命中的恶魔，掉落在世人面前。
在急诊室里，艾琳受到平生最粗暴的对待：几个大汉把她狠狠扔到铁床上，粗皮带绑住她的双手双脚，苦涩的液体往她嘴里强灌，她发出了一声半是呻吟、半是尖叫的声音。她在捆缚里无助地蠕动着，像一只被大头针钉住的小虫子，有人费尽心机要揪掉她的脑袋。
两度住院，第二次长达五个月，其中大部分时间她都是在捆缚中度过的。医院认为她病情危重，需要特别护理，故而病历上特别注明：多使用束缚。
她拿塑料餐叉和医护人员开玩笑，被束缚；
她焦躁地在楼道里踱来踱去，被束缚；
她试图逃跑，被抓回来，被束缚；
她说出自己那些有暴力倾向的幻觉，被束缚；
她曾被连续束缚超过30小时。手脚都被紧束着，胸前还罩着床单。
关于这段不堪往事，她后来在演讲中这样说道：“我没有打任何人，我没有害任何人，我没有直接威胁任何人。如果你没有被捆缚过，你可能觉得也没什么。但其实糟透了，在美国，每周都有一至三个人死于这种束缚，他们吸入了自己的呕吐物，被窒息，心脏病发作……我非常赞同心理治疗，但极其反对强制型治疗。”
后来，她和一位心理健康专业的同事聊天时提起：“难道你不觉得被束缚很伤病人自尊吗？更何况很疼，令人恐惧。”
那位教授用貌似了解的眼神看着她。“艾琳，你不明白，”他心平气和地说，“那些人和你我不一样，束缚对他们没什么影响。”
“我当时没有勇气告诉他：我和你没有什么不同，我不喜欢被束缚，正如你。”她说。
这次住院，给她开出的诊断为：伴有急性发作的慢性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而她早从图书馆借阅了《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读到恐怖的真相：精神分裂症是一种让人彻底丧失与现实联系的脑部疾病，且终生无法治愈。预后不佳，病人在很大程度上将丧失照顾自己的能力。也就是说，她可能无法与人交往，跟人保持友好关系，不会有人爱她，不能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事实上，一位医生曾经断言道：艾琳·萨克斯将永远只能在严密看管下生存，和一堆病人一起看看电视，就是她的结局。
某一瞬间，她认命了：“就这么着吧。做什么都没用了。”
父亲立刻制止她：“不要这么想。”这是父亲一生的准则，她已经听过许多遍，“这不是癌症晚期，即使是，许多人也顽强地挺过来了。只要你态度正确，你就能够战胜它”。
她痛恨父亲为她制订了一个她可能无法抵达的目标，但同时也是莫大的肯定——他坚信女儿能行。再一次，艾琳鼓起全部勇气，向命运说：我不放弃，我不认输。
在停学一年之后，艾琳重返耶鲁法学院，从此不曾在治学道路上停步过。一周五次精神分析，每天服用氨乙基纤维素，而她没有落下一堂课，聆听大师的指教，孜孜求学，与志同道合的好友倾谈学业及人生……
精神病院中的噩梦之旅，令她亲身体验到在美国精神疾病患者的遭遇。其他同学去律所实习，她却选择了收容精神疾病患者的过渡疗所，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而她后半生的治学方向，也以精神疾病患者的法律权利和权限为主。嗣后又进修了精神分析。
毕业后，艾琳进入南加州大学任教，校方要求在四年内提交三篇长论文，才可谋取终身教职。但她，为自己预估的时间是：三年间完成四篇长论文。这背后是悲哀的自我计量——总得留出生病的时间呀，谁知道魔鬼几时来袭。
对药物，她始终抱着排斥心态。每次服药，都是一次小小的折辱，让她想起：自己是被那些聪明理性的人确诊的有病之人。每剂药都是在让步，都是难堪的屈服。她一次次自作主张减药量，渴望最终能摆脱药物，像其他人一样健康完整，全靠自己的意愿生存。每次的停药尝试都变成浩劫，总在最后崩溃之前，她又捡起药片。
也好，朋友称她为无所不能的小引擎，每次被打倒，都能重新站起。
2001年，一种新出的抗精分药物“再普乐”对她产生奇效，她身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也终于令她真正接纳了自己的病症：既然药到病除，当然就证明了我确实是这种病。而令她意外的是，一旦接受现实，她反而不再焦虑矛盾了，她与精神分裂症的距离倒仿佛越来越远了。她终于在漩涡间找到了平衡，激流让她获得了自由。
而现在，她要做一件真正疯狂的事，那就是，告诉所有人，自己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多年来，这是她最深的秘密。她不敢告诉熟人们，怕他们排斥她，轻视她；她不敢告诉同事、同学们，怕任何她投稿的学术机构、她打算面试的单位都会直接拒绝她，学术生涯化为泡影。她怕路人的鄙视，怕身边人的厌恶，怕所有人离她而去，只剩她自己。
而现在，她拥有了一份稳定的、不会失业的终身教职，深爱她的丈夫就在她的身边。没什么可怕的了，病历女士已经渐渐淡出，是时间让艾琳出来和大家见见面了。她就这样，站在了全世界的讲台上：“我是教授，是女儿是姐妹是妻子，我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马索克曾勇敢地说：“我是变态，但我更是一个作家。”一模一样。这是对自己最深刻的肯定。
即使抛开她的疾病，她也算是功成名就了。她将此归因于：一、得到极好的治疗。每周四到五次的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持续几十年。二、家人亲友的支持，他们令她的人生有意义与深度，帮助她找到生活的方向。三、身处一个支持她的环境。大学既满足她的各种需求，也刺激她思考。这一切，都是最强有力、最有依赖性的抵御。而她还要感谢父母经济上的鼎力相助，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的大力帮助，以及令她缺乏女性魅力的、对她有益也同时有弊的倔强性格。
艾琳反复强调，全世界，像她一样受精神分裂症困扰、和魔鬼共处一身的人有2400万（另有数字认为是百分之一，也就是6000万），他们分散在社会各个阶层，“可能是你的配偶，也可能是你的孩子、邻居、朋友”。
在中国，他们都在哪里？
我的一位邻居，应该是精神分裂症。他刚发病的时候，大家还当笑话传：他如何向领导举报同事的莫须有罪行，他在盛夏为了保护地球环境不让家人开空调……不知哪一天，他从生活中消失了，再回来，已经是一个苍白肥胖的老年人。每天下午固定时间在院子里散步，呆滞冷漠的脸上有非人的迟钝。他从不和我打招呼，可能早就不认识我，虽然，我与他曾经是中学同学。
我的一位大学女同学，也许是精神分裂症。起先是言谈怪异，后来莫名其妙开始追逐某个貌不惊人的男生。该男生情急躲到卫生间里去，她就站在卫生间外等，脸上挂着恍恍惚惚的微笑，嘴里不知在说什么——全楼师生都被吓得只能去楼上解手。在我们当时的认知里，她被称为“花痴”。学期终了，她离开学校，从此再没听说过她的名字。
我一个朋友的老公，已经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他本是高材生，在科研单位工作，但越来越行事癫狂、语无伦次，自说自话辞了职，自认是国家特工，在行使伟大任务，妻儿都是敌国派来的，饭菜都要看着妻子吃一口，才肯动筷。送过医院，他竟能把医生辩得哑口无言，明知他有病，也不敢冒法律风险收留他，只能放他回家，他从此成为施施然的自由人。离婚是不可能的事，他的妻子，索性把生死置于度外了：你要杀我，就一了百了；你不杀——就这么着吧。日子继续过下去。
甚至，那人就是我自己：慵懒与低潮时时来袭；家人经常发现我处在自言自语、心不在焉的状态；我老听见有个严厉的男声在呵斥我——正如艾琳听见房子在说话——我一直以为那是我的良知之声，但或许那就是传说中的幻听？
我会不会像艾琳一样，有什么药令我豁然而愈，事后看看说明书：啊，原来我就是这个病！在想象里，我清清楚楚看到未来：新药物都是昂贵的，我怎么付得起？要变成家人的负担不如去死。
我曾以为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幸总会落在某人身上，宿命的残酷就是这样。总有些人生来残破，必将沦为被淘汰者，再爱他们再愿意帮助他们，也无能为力。
但看到艾琳·萨克斯的例子，我在想：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病患中，有多少人天赋聪颖，有多少人像艾琳一样与命运殊死搏斗过。是什么，令艾琳成为特例，而他们没有？
要说到全中国对精神疾病的无知，医疗保障系统的不得力，个人幸福的不被重视，以及贫穷——这万恶中的万恶，毒魔中的毒魔。
但我，还是对未来有结结实实的信心。首先，我至今还没疯掉，很可能就不会疯掉了。其次，中国始终在进步，精神疾病如抑郁症之类，已经得到了普遍重视。而最重要的，大概是去工作去爱，永不言败的决心。
每一种疾病，都是上帝的剥夺，但能不能，从上帝手里生拉死扯回一点儿？人的小宇宙能否与大宇宙对抗？这是必输的战役，但至少，要先试一试。
也许我们都不正常，但我们努力地，带病生存，开出不完整的花朵，像缺口的碗，也能盛饭装水，甚至有别样的美。
桃源地狱，一线之隔
——让人脊背发凉的绑架与性虐
图书馆藏书过千万，一张借书卡只能借四本书，在茫不知情的前提下，居然在同一批借走两本说着同一个主题的小说，这概率是多少？如果要与在青天白日，好端端被变态掳走的概率比较呢？
这两本小说一本叫《房间》，另一本叫《请你帮我杀了她》。后一个书名劲爆得很，书页也翻旧了，一看就知道是老少咸宜、居家必备的惊险推理；前者封面则是夏夜晴空的黝蓝，淡白线条画出寂寥的飞机、云彩和树，典型纯文学读物的拒人千里之外——我不希求你的随手翻阅，我只等待一个苦苦寻觅我的人。《房间》在欧洲文学架上，《请你帮我杀了她》在北美文学架上，隔了过道，更是山长水远，毫不相干。谁也不知道，藏在书里的，竟是极其类似的哭喊。
《请你帮我杀了她》的女主角叫安妮，是个房地产经纪人，天天要与看房子的陌生人打交道，倒也习以为常。她万万没想到，只是下班后多逗留五分钟推销房子，竟被伪装成客户的变态绑架，带到与世隔绝的小木屋。她经受百般虐待以及各种怪异的规矩，变态甚至逼她喝马桶里的水。在一次次的强暴后，她怀孕了。
《房间》一开始，就是一个五岁小男孩杰克，与“妈”和一台电视机相依为命。“妈”是真的，每天偎在她怀里吃奶也是真的。但“爱探险的朵拉”是假的，人类是假的，药店、超市、滑滑梯，都是电视里的事物，也是假的。这个11尺乘以11尺的房间就是全世界。终于，“妈”艰难地说出真相：那年她20岁，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好心想救助路人的狗——狗是假的，路人是货真价实的豺狼。她已经被囚禁了七年，杰克的生父是谁，不问可知。
多么凄厉的小说，但真相比小说更恐怖。1984年，一位18岁的奥地利女子被父亲关进了地窖，开始了24年不见天日的囚禁生涯。其间，她被强暴三千次，七次怀孕，一次流产一次夭折，而另外五个孩子，没有名字，没有户籍，没上过学，没试过轮滑的御风快乐。他们是实验室的小白鼠，笼中生，笼中养，天花板、日光灯、解剖刀与死亡，就是真实宇宙。
1991年，一个11岁的美国小女孩在上学路上遭到绑架，被禁锢在一座有隔音设备的窝棚里。18年后，她终于获救，已是两子之母，却一直保留小女孩的发型和吱吱喳喳的样子。原来他是恋童癖，她害怕自己一旦长大，就会像失宠的洋娃娃，被抛弃被肢解，尸块扔得东一块西一块，于是努力地，不让自己长大。她是被冷冻的植物，不及开放就僵在含苞的状态。
更不用说洛阳性奴案，还有我一想起来就发抖的《盲山》：女子被拐到大山里，被卖给赤贫愚昧的农民当媳妇，毫不客气地沦为性工具和生育工具——说白了，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性、生育和家务，是女人唯一的功能。一整座大山，一整个村子，人人都是禽兽和畜生，却心安理得，完全不自觉有何罪疚：他穷，他难道就不应该有个媳妇吗？妇道人家也许会哭会闹，打什么紧，女人也能算人吗？
回到小说的世界里，女主角们叫天不应叫地不理，脱逃无计自杀无方，求生本能令她们想方设计要活下去，以最柔顺的态度，假装已生是他的犬，死是他的死犬。而孩子来了，血里有原罪的小生命，是否真的无辜？不能问，也无人有回答的资格。
为自己的被迫受孕，安妮曾痛不欲生，但随着胎动、阵痛、分娩等一系列成为母亲的节奏，她竟渐渐爱上了这个撒旦之女。即将为人父，令魔鬼也似乎有绽放人性的可能性，但他很快烦了孩子的哭闹、畏惧，孩子重病，他置之不理，最后，才出生没几天的女孩夭折。身为母亲最强大的恨，令安妮逮着机会杀了男人，逃了出来。
而“妈”两次怀孕，其中一次死产——她的“狱卒”甚至不肯费心上网查查该为生育准备些什么。怕男人对小杰克下手，每次男人来的时候，就让孩子躲在衣柜里。地牢暗无天日，孩子像豆芽菜一般成长，为了不让孩子长成萝卜头，她用尽所有积累的心力和知识，带他在狭小房间里跑步，训练他刷牙，教他认字。最后，她设计让杰克装死，赌男人一眼也不会看这具“裹在毯子里的童尸”，就带出去掩埋。聪明的杰克跳车呼救，母子双双摆脱囹圄。
而囚禁还没有结束，安妮根本不敢睡在床上，一晚晚蜷在衣柜里，任何风吹草动都让她觉得快要窒息。明知变态已死，仍不敢违背变态给自己制定的时间表。而最大的困局是，我是被随机选中的受害者吗？背后到底有没有更大的阴谋？
“妈”在脱逃后第六天，勇敢地上电视代所有强暴受害人发声，却被主持人不怀好意的问题逼得崩溃，仰药自尽——地狱之外，也并非处处天堂，人的恶意无处不在。她幸而遇救。年方五岁的杰克，脱离她的保护，必须睁眼面对真实的、无遮无拦的世界。被称为“盆景男孩”的他，该如何长大，总有一天，他终将知道生命的另一半，来自最黑暗的罪恶。
自救何以完成？我想起又一部小说《魔鬼的羽毛》：战地女记者康妮身心俱疲地由伊拉克回到英格兰，发生过什么她绝口不提。有些事太可怕，是最污秽的记忆，她宁愿掩埋，成为心里的新坟。倾诉别无用处，亲人的冷漠、陌生人的好奇窥视，会更加雪上加霜。谜底一点一点揭开，一场无端绑架，几条馋涎滴滴的大狗，一个魔鬼般的男人——他竟然追上门了。再无退路，挺刀对决，康妮战胜了披着人皮的恶魔，也战胜了被囚禁被重创带来的巨大羞辱与挫折感。
我能胆大妄为说一句吗？也许被囚禁的女子，远比我们想象中多得多，只不过大部分不是被拐走，而是自己心甘情愿投到不见底的深渊：被家暴、被欺凌、因男人的外遇酗酒吸毒赌博而伤心欲绝、日日夜夜徘徊在死亡的边缘。是什么困住了她们？枷锁并非有形，有时是经济困窘，有时是文化与谋生能力的低下，也有时，就是恐惧、惯性、自卑的混合，男人长期的羞辱嘲笑、耳提面命给她们洗了脑。语言毒品也会令人生理依赖，摆脱需要很多智慧、意志及外界的帮助。
小说里的变态者说：“我想你并没有感恩你在这儿过得有多好：在地面上，有自然光，有中央空调，新鲜水果，卫生纸。多少女孩会因为拥有这样的环境，这样一个安全的房子而感谢她们的幸运星。尤其是和孩子一起，不用担心碰到酗酒司机、毒贩子、变态狂。”另一个则说：“我想你应该知道，我让你的女儿远离了什么，疾病，毒品和满街乱跑的流氓。你应该问问什么，什么对她最好，什么对你最好。”
施虐者以恩人自居，受害者反而要心存感激。但你——是否觉得有些耳熟？有没有人这么告诉你，和他在一起，是你烧了高香，你这么矮这么胖这么丑，人见人烦，是他把你从男人的厌弃里拉拔出来。他给你一个“家”的幻象，有时候还大慈大悲，附加一个“妻子”的名分，于是就可以肆意践踏你的自尊，侮辱你的审美，剥夺你的自我空间，禁止你自行对人生做出决定。
在事后，你将觉得那是黑暗时光，在当时你只是渐渐的，活动范围越来越狭窄：与闺密们好久不见，因为与她们见面，要请示汇报受冷言冷语；父母每次来看望你，你都十分为难，你既怕他给老人家脸色，也怕父母说出心疼你的话；总有些事，你需要找他帮忙，但想到他的脸色，那些难听话，畏之再三，算了吧，你卷起袖子自己来了……
到最后，你的世界只有他。这是感情的桃花源吗？不，桃源地狱，一线之隔。
自由是人类永远的主题。每个故事都不过是人生的隐喻。所有被“爱”压得喘不过气的女子，都可以想一想：是否，你是在被囚禁中，只是不自知。要不要脱困，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书上说：如果把一只鸟在笼子里关了很久，再放出来的时候，它会忘记飞翔——没关系，它总会想起来的。
史上最伟大的脱困小说《基督山伯爵》，最后一句话：人生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
自由多么宝贵，希望永生不死——不分男女。
我不要十三为君妇
2006年，诺珠可能8岁，也可能7岁——她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因为她的母亲有十六个孩子，每个都不曾登记在册。有一天，父亲对她说：“现在，轮到你结婚了。”
你也许根本没听说过也门这个国家。那是一座位于阿拉伯半岛南端的古老国家，曾有千百年的繁盛，现在却沦为赤贫的不毛之地：石油含量稀少、多次战乱的遗骸、过度放牧带来的沙漠化、大部分地方都没通水电、半数以上的女性为文盲……贫穷是愚昧的根源，而愚昧又成为贫困的帮凶。
诺珠一家，就生活在这里。
诺珠的父亲有两位妻子，二十多个孩子，他原本是个农民，放牧八十只羊和四头牛来供养家人。但是一桩“丑闻”令他在老家立身不得：他的二女儿被人强暴了。正如中国一样，强暴最后总变成受害者的耻辱，是她一生不能自赎的罪，嫁给强暴犯成为唯一出路。二女儿草草嫁人后，父亲率全家搬到了首都。
父亲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偶尔打打短工，家人靠母亲典当和孩子们上街乞讨勉强维持生活。烦躁、郁闷，令父亲嚼卡特叶（一种轻型毒品，俗称“阿拉伯茶”）的习惯加深，他越来越把时间和金钱耗在上面。
正是在一次嚼卡特叶的聚会中，一个三十多岁的摩托车快递员走到他身边说：“希望我们两家可以结亲。”父亲同意了。八岁的诺珠，就这样嫁给这个年长她三倍的男人。
诺珠的母亲和姐姐们向父亲恳求，说诺珠年纪还小，父亲用所有穆斯林父亲送女儿童婚时的借口反驳她们：“穆罕默德先知娶阿依莎的时候，她才九岁呢。”没错，当时穆罕默德五十二岁，并留下一句世代相传的谚语：“娶妻九岁，夫妻幸福平安。”另外，这也是一种对诺珠的保护，至少嫁人之后她就不会再遭遇二姐的不幸了。
诺珠的聘礼为15万里尔（约合700美金，相当于当地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作为附加条件，男人的妹妹，也与诺珠哥哥订了婚。考虑到诺珠的年纪，男方答应说：将在诺珠初潮后一年再圆房。
那之前，诺珠只上过一年学，只能数到一百。她并不知道婚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甚至怀着朦胧的期待：家里已经山穷水尽，结婚就像通过一扇救生门，也许那边风景独好呢。
新婚次日，诺珠的母亲便用黑色面纱把诺珠整张脸遮盖起来：“从今天起，你上街得戴着面纱，只有丈夫才可以看见你的脸。”结婚，就是与世隔绝？
远嫁到没有水电的山间，八岁诺珠在严苛婆婆的管教下忙碌于家务：切菜、喂鸡、给访客备茶、拖地、洗碗。干完了所有的活，一次她想出去找小朋友玩儿，被婆婆劈头痛斥：“结婚的女人怎么可以随便见人？你会坏了我们家的名声。”结婚，就是一夜长大？
还有最可怕的事情等待着。新婚当晚，男人逼近，身上是混合着烟草与洋葱味道的难闻臭气，有如野兽。她逃跑，被抓回；她挣扎闪避，被按在床上；她喊救命，大声喊婆婆，但周围一片寂静。
她幼稚地威胁道：“我要告诉我爸爸。”
男人回答：“随便。他跟我签过婚姻合同，你是我的人了。”
暴行一夜一夜，同样的粗鲁，同样的烧灼感，同样的疼痛，同样的悲哀，滚到地上的油灯，凌乱的床单。“喂，那个丫头！”每次他都这么喊她。他从未叫过她的名字。到后来，每当听到他回家的声音，诺珠就从骨髓里怕起来。结婚，就是酷刑？所有女孩都一样？
诺珠徒劳的反抗招来了殴打，开始是手，后来是棍子。有时候婆婆还会怂恿男人：“打吧！用力一点！她是你妻子，本来就该听你的话。”——好眼熟的一幕。想起来了，赵树理的《登记》里面，小飞蛾挨丈夫打，就是婆婆挑唆的：“人是苦虫！痛痛打一顿就改过来了！……快打吧！要打就打她个够受！轻来轻去不抵事！”为什么婆婆这么有经验呢？年轻时候也是被自己丈夫打出来的。
旧伤还不及愈合，新伤又在加添，拳头、棍子随时落下。诺珠天天想着逃跑，可是村里一个人也不认识，也没人会帮助别人妻子逃走。向娘家求援？村里不通电，没有电话，地面也没有汽车行驶。写信？诺珠只会写自己的名字。
差不多过了一年，男人终于准许她回娘家看望父母。她以为有出生天的机会，可是父亲说：“绝对不准离开你丈夫！”母亲说：“这是你的命。”才抓住希望的气泡，又直坠深渊。
诺珠向更多人倾诉，但是叔伯、哥哥、邻居、全社会都懒得听她废话：吃苦不就是女人本分吗？就像马生来该被驱策、牛要在田地里耕作一样。
父亲的另一位妻子给她出了主意：“如果没有人听你的，那去法院吧。”法院？诺珠曾经在邻家的电视里见过。她坚信那就是正义的化身，会把坏人抓起来。
趁家人让她去买面包的机会，她勇敢地走出街角，第一次搭上公共汽车，又第一次独个儿搭了出租车，到达法庭。徘徊了一个上午，终于得到了见法官的机会。
法官问她：“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她答：“我要离婚。”
这是2008年，诺珠10岁，是全世界年纪最小的离婚者。在好心的法官、律师及公益组织的帮助下，诺珠心愿得偿。
诺珠挣脱命运的非凡勇气震惊全球，她因此当选美国女性杂志《魅力》评选的“年度女性”，同时当选的还有希拉里·克林顿、妮可·基德曼等。2009年，希拉里在一所女子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辞时表示：“勇敢也门女孩的声音随着电波和网络传遍全世界，这种情况令当今女性明白，自己的声音可以摆脱狭小的环境传播出去。”
不久后，诺珠自传《I'm No jood, Age 10 and divorced》（中文书名《十岁我离婚》）出版，版税及好心人的捐赠足以令她重返校园。家人也因之受惠，从郊区搬到市区，住在出版商帮忙购买的两层小楼里。
但仅仅一年后，诺珠就离开了校园。
她的说辞是：父亲不给她钱上学。
出版商每月提供的一千美金都在父亲手里，父亲立刻又娶了两房妻子，同时拿更多的钱嚼卡特叶。父亲贪得无厌，总是抱怨她去了一趟纽约，至少应该拿一百万美金回来，又私下对人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但父母那一方的说辞是：诺珠自己不想读书了。有人不理解她的行为，常在上学路上对她指指点点，令诺珠对那条路望而生畏。再加上不断抛头露面，与媒体接触，也令诺珠贪慕虚荣，没法再静心念书了。
也许，双方说的都是实话。总之，现在诺珠是下金蛋的金鹅了，家人亲戚会牢牢守着她，要从她身上刮走所有黄金的碎屑。只是，绝大多数畅销书都会慢慢绝版，拿不到版税了怎么办？诺珠只有10岁，可能想不到那么长远的事。
从她离婚到现在，已经六年。现在诺珠怎么样了？查不到。速食时代，每个人在聚光灯下只有15分钟，然后便陷入深深的黑暗。
我在新加坡樟宜机场遇到诺珠的书，迟疑了一下，没有买：周围一派纸醉金迷，全是国际大牌的免税店，买书像一种文青的故作姿态，显得很不真诚。再一个原因是，封面上的诺珠头巾下的脸孔，似乎在对西方游客无声谴责：你们的吃喝玩乐背后，另一种人如生活在地狱。但我，不是“西方游客”。我来自另一个多苦多难的东方古国，诺珠故事的所有元素，我都不陌生：一夫多妻、男尊女卑、家长制、男权社会、包办婚姻、换亲、聘礼、嫁妆、打老婆……这全是中国人司空见惯而且至今不以为非的事。
我其实不理解许多国人的优越感，当他们说到印度说到比我们更穷的国度。印度脏，中国清洁吗？也门童婚令人惊怖？但中国废除童养媳制度，从1950年《婚姻法》颁布算起，到现在不过六十多年。而且事实上的童养媳，仍未完全绝迹。
就在几年前，我看过赖东进的《乞丐囡仔》，他的父亲是走街串巷算命卖唱的瞎子，母亲是父亲捡来的弱智。他们生下一堆有各种残障的孩子，自生自灭，蚯蚓般爬着滚着长大。他的姐姐十三岁就被卖到雏妓馆，极受嫖客欢迎，传统迷信是：“呷幼齿，补眼睛。”漠漠然的残酷，完全不把她当作人，就相当于乳猪乳羊般的补品。故事发生在台湾，不是什么穷乡僻壤。
还有朱自清的《七毛钱》：一个父母双亡的五岁女孩，被哥嫂以七毛钱的价格卖给银匠店的伙计。“男人没有老婆，手头很窘的，而且喜欢喝酒，是一个糊涂的人！……那边恰要个孩子玩儿，这边也乐得出脱，便半送半卖的含糊定了交易。”然后呢？会发生什么？一思及此，毛骨悚然。豺狼遍地都是，不见得中国狼就格外耐心。这篇文章大概写作于1927年，离现在并不算遥远，也就是文人们经常歌颂的“民国范儿”年间。
无论当下有多么不好，我都感谢我生在此时此刻，不至于沦为诺珠，不用承受中国女性几千年来的命运：七岁缠脚；十三为君妇；十四岁，便以未长成的骨盆迎接新生命——如果死于难产，据说还会堕入血盆地狱，永不得超生；十五岁再次怀孕；十六岁就开始受妇科疾病的折磨，也许死于血山崩；一辈子，十余次怀孕生产，谁知道哪一次就儿奔生娘奔死了……
曾经有记者打电话问我：“如果能够穿越，你想穿越到哪个年代？”我反问：“以女性之身吗？哪个年代也不想去——百年之后还可以考虑下。”
此刻，我活着，受过高等教育，有职业，能自食其力，我是我家的主人，所有重要文件都自己签。我的自由虽然还不足够，但确实比百年前有质的飞跃。我为此，感谢为女性解放做出贡献的一切人，包括斗士也包括炮灰，包括以血荐轩辕的义士也包括无名的牺牲者。我知道没有一桩福利是天赐的，每一步小小的向前进，都是多少人的前仆后继换来的。
正如后来者会感谢诺珠一样：她的勇敢自决，激励了更多阿拉伯社会的童婚新娘，为保障自己的权益走上法庭。甚至令也门政府考虑修改婚姻法，将原定的女性最低婚龄从十五岁升到十八岁。
她更激励了全球各地的许多平凡女性：你的敌人看去坚不可摧，你的呼求听来像个笑话，你的力量如此渺小而且无人援手。但其实，只要你走出第一步，为自己而战，也许，铁门会訇然倒下，幸福是等在门外的曙光，比你想象的还要明亮。
十岁女孩能有的勇气，你为什么没有？谁说你的人生理想是痴心妄想？实现给他们看看。你不用懂得太多，一往无前就好。
而我，希望诺珠一切都好。
那个拯救弃婴的摩西是谁？
【一】
前两年有一则新闻，我一直很不喜欢。
1992年，一个不满月的女婴被遗弃在武汉宗关办事处附近，一个月后，她被一位美国女性收养。二十年后，已在耶鲁大学人类学专业攻读的她，回到中国，寻找生身父母。
关于她，大部分人用“幸运”来形容。是的，有44个家庭登门认亲，故事大同小异：因为贫困，因为想要儿子。某种意义上，被遗弃给了她新生活的可能性，她写在血里的命运就是：生为农家女，在打骂疏忽里长大，在田地里耕种一生，要么十来岁就辍学打工，供养要成为顶梁柱的兄弟。
总之，不会是现在的她，笑容阳光，心地良善，读名校，即将前程远大。无数中产家庭用毕生心血和全部积蓄，尚不能为儿女铺就的道路，一个或者一群自私的人，用抛弃实现了。
我也怀疑他们想认回她的原因，真是亲情作祟吗？抑或是新的贪婪？有一个家庭说：“她成绩好，像我们家人。”36次DNA比对，其中没有她的生身父母，面对他们的愧疚，她说：“你要相信我已经原谅你了。”优裕的生活、良好的教养令她宽容。于是“一些多年来为遗弃女儿而心存不安的人们，也得到各自内心的宽慰”。但，她并不是他们的女儿。他们那个真正被遗弃的亲生女儿，也许已经死去，也许正流落在这星球的不知哪个角落，是黑童工、失足妇女、童养媳，对生而不养自己的父母恨得血海深仇。
不能说，你没看见尸体，罪行就不存在；洗干净双手，就假装从来没握过刀。
这条新闻令我心底不舒服，多少认为它客观上起到了鼓励弃婴的作用：你看，给不了好的生活，不如给孩子另寻出路。你之砒霜，人之珠宝。弃婴不是作孽，反而是造福人类。
我却不能吐槽，因为这不是虚构的剧情，而是新闻，是活生生、发生在当下的真人真事。如果你要指责三观不正，那是你的三观太幼稚可笑，偏离真实人生。
【二】
不久前，一个朋友突然打电话给我：“姐姐，”——就在几个月前她才告诉我怀孕的消息，我想当然准备说恭喜，立刻淘宝搜索喂奶枕——“我的孩子，出问题了。”
最后一次产检后，丈夫温柔地跟她说，推算过八字，想让孩子提前出来。她取笑丈夫的迷信，还是顺从了。当时她很奇怪为什么不是剖宫，让她痛了六天六夜。——以我多舛的产育经验，这是为她孕育第二胎做准备。因为剖宫产之后至少要一年，最好三年才能再次受孕，而顺产几乎没有时间限制。
来不及喂奶，不曾亲眼看到孩子的样子，到底怎么回事儿谁也不肯说。家人一直骗她说在NICU（新生儿监护病房），到她以绝食拔管相胁，实在瞒不下去，才说：“这个孩子，和我们家，没缘分。”
她哭成泪人：“他落地时候是活着的，我听见了他哭。我听见了。”
有什么可说，这是命。我唯一的安慰是：“孩子还会来的，听话，你养好身体。月子里哭会伤眼睛的。”
她听而不闻：“就算他有病有残疾，没有第二种选择吗？姐姐，如果是你，你怎么做？”
我明白她为什么打电话给我，因为我也曾是被命运捉弄的人。从孕五月起，我每天都在问：“怎么办怎么办？”十万个“怎么办”最终的答案是，如果揭盅真不堪如此，我带孩子一起死。
有没有第二条路？有没有？
我庆幸那只是一次生命中的模考，最严峻的考验，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我实话实说：“你没有做错什么。我的选择，会和你家人一样。”
【三】
大约就是朋友电话前后的事儿，我看到了广州弃婴安全岛的消息。还是很反感，生而不养，是犬兽猪马的行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很不爱惜生命的国度，一个不被期许的小生命，就像一团宿便，人流、堕胎以及遗弃，比排泄还轻易。前一段时间的中关村约炮事件（关键词：何红卫），女主角生下孩子，所有人都说：她为什么要生？她生就是她活该——生育反而变成反人类的行为？而繁衍种族，不是每个生物的天性吗？
我断断续续追着新闻看，看到那些母亲恸哭的脸孔，小小明黄色的襁褓，安全岛墙上的八个字“关爱弃婴、生命至上”。“哗”一下，我热泪漫出。
我仿佛突然间开始原谅：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谁也不会做这么残酷的事。
就像奶牛场里的乳牛，要不断怀孕分娩，才会不断产奶。起初一两次分娩，新妈妈们会爱怜地舔舐小牛犊身上的胎膜，牛犊被抱走，它们碎步追赶，一路哞哞呼唤。但一次又一次，母性就算坚硬如石，也被磨成麻木，母牛一边分娩一边吃草，生完了一眼都不看自己的小宝宝，照旧无动于衷地吃草——不，那不是它们的孩子，是我们的财产。我们就是这样，得到了每天必喝的牛奶。请原谅，请原谅我们为了自己，为了我们的孩子，做出这样残酷的事。
遇到了什么发生了什么，让母亲做出母牛的反应。
【四】
我看过那么多跟弃婴有关的故事。《不存在的女儿》：美国，被遗弃的唐氏儿在爱她的养母身边得到幸福。《车票》：台湾，被遗弃的酒鬼之子，有机会在修女开办的孤儿院健康长大。他最后甚至感谢母亲，“她的果断和牺牲，使我能有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和光明的前途”。《消失的女儿》：印度，低种层夫妇，因为筹不起嫁妆，活埋了第一个女儿，把第二个女儿送到福利院，女孩被一对印美夫妻收养，二十年后回国寻亲——如果把地点改成中国，这就是让我不喜欢的那篇新闻。也许，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哪怕肤色不同、文化迥异，因为有相似的贫穷，就有相似的冷酷。《孽火照出我的美丽》：美国，一个高中女生瞒着家人娩下一对双胞胎，先出生的姐姐被溺死，她把后出生的弟弟交给令她受孕的男人。河中的婴尸被发现，她因杀婴罪获刑，若干年后被假释的她，遇见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后者曾被弃置于安全岛，现在正和养父母过着幸福生活。
所有故事都是同一个主题：遗弃总比杀戮好。只要孩子还活着，哪怕残疾哪怕非婚生哪怕是被歧视的性别，就有希望。遗弃是罪，但杀戮是更不可原宥无法拯救的罪。
而我，想起朋友的问题：有没有，第二个选择？
【五】
这是一个真实的社会，最真实处大概就在于它没有正确答案，做什么都会是伤害，总有人要受损有人获益。没有最优解，但我们都在摸索着，想知道，有没有哪一种举措，能令痛减到较低——不敢说最低。
我不知道。
报纸上说，广州的弃婴安全岛，在试运行50天后，暂停了。
中国不是第一个有弃婴安全岛的国度，美国早就有各种《婴儿摩西法》《安全交出婴儿法》等，依各州具体情况而异，允许父母将初生婴儿放置于警察局、消防站等安全场所，配合美国完备的福利系统，可算是畅通无阻。他们的口号：无罪、无辱、匿名。
婴儿们的摩西，究竟是谁？能带他们出苦海。
母子一场，只余一张照片
她的手一直没有松开那张照片。
一直没有。
照片上有一个敞着口的红色纸袋，里面胡乱塞了一团紫红色的东西，要仔细辨认，才能看出，那东西可能是个毛巾被，中间有半张红彤彤的小脸和浓密的胎发——他，已经死了。某一个中午，他就以这样的形态被放置在广州弃婴岛的门外。而她，是婴儿的母亲，某种意义上，也是杀害婴儿的凶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