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媒体在逼她，面对孩子的死相，何其残忍。她却说：“谢谢你们，”哽咽着，“我，都没来得及看他一眼，也没给他拍照。我的孩子，来世上一遭，只有这一张照片……”
她与丈夫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她流产过两次，第三次，多么珍贵，她给未出世的孩子起小名“小金边”，取“每朵乌云都有金边”之意。但乌云，不顾人的期望，黑压压地盖顶而来。临盆在即，她被告知：“孩子有问题。”孩子呱呱坠地后，答案摊破在他们面前：多脏器不明原因畸形。怎么治疗？去儿童医院问儿科大夫。能治好吗？那取决于“好”的定义是什么。会死吗？每个人都会死的。她问：那我们该怎么办？去找谁？谁能救我们？现代医学沉默不语，连苍穹也寂然无声。
绝望时刻，她看到了报纸上关于弃婴岛开放的新闻，抓住空气却错当作那是希望。她泣不成声：“我不想他死。我看报纸上说，弃婴岛有暖箱、有氧气、有医护人员，我们是没有办法了，我想送过去，说不定有一条生路……”
那时，孩子出生才十四个小时。
山崩地裂般的瞬间，他们来不及思考来不及判断，心慌意乱到甚至没有细看新闻。大难当头，每个人都只能像野兽般，凭本能行事。丈夫抱着孩子去了，他不知道弃婴岛仅在晚间开放，还有一件他不知道的事：孩子已经死了。死亡时间连警方都无法判断，到底他的罪行是弃婴致死还是恶意抛尸，一时半会儿还定不了。
这个小小的生命，在母亲体内孕育了九个月，在世界上停留的时间，却以小时计算。他有哭过吗？他看到正午的阳光了吗？他像一阵烟般消散，只有一张照片，薄如蝉蜕，紧紧地捏在母亲手里。
广州婴儿安全岛关闭之后，当地媒体邀请了我去做一台关于弃婴的节目。我在台上，她也在，演播室的大灯无情地照彻一切，我看到她的产后臃肿、她化过妆也看得到的黄褐斑、她的哀伤与倔强——她知道这是她唯一发声的机会，她必须为自己代言，说：不，我不是一个狠心的母亲。事情发生得那么快，我和我老公都慌了手脚。我们不知道安全岛还没开放，没有人告诉我们……
我能感觉到泪水的蓄积，像小虫想爬出干燥的地表。我不知道该同情谁，那个来不及喝一口奶的孩子，还是被噩运击垮的父母。究竟哪一种死亡更残酷，是被不管不顾地扔到门外，还是在家里，死在束手无策的母亲怀里？
作为女性，我早知道优胜劣汰往往以生育的方式展现：每个女性携带的三五百颗卵子，只有1%，会与精子相遇；早期胚胎有15%会自然流产；我见过羊水穿刺后，哭成泪人一步步挨下楼梯的产妇——是什么状况，不敢问，不必问。
母子是缘，注定有些缘分虚晃一枪，命运动动小手指，就把世间人弄得痛不欲生，它一定笑得很没心没肺。
两个半小时的节目，我一直不自觉地打量她。她没有注意到我的视线，每个没轮到她讲话的时刻，她都在全心打量着照片，轻轻地、笨拙地摸过纸面，仿佛指尖触及的，是那个曾经属于她的孩子。她在想什么？如果时间重来，她的选择是什么？不，如果真能重来，回到最开始，但愿这一枚精子与这一枚卵子擦肩而过；但愿它们虽然携手，但一直不曾安家立业；但愿能在最早最早，当孩子还仅仅是胚胎，就发现不祥的征兆，以伤害最小的方式斩断孽缘……
母子一场，只余一张照片。
该如何评判？法律有法律的立场，道德家们会争得面红耳赤，而我，一直看着她，看着她的手，那一双始终不曾放下照片的手。
你的锅巴粉，我的豆丝
在比北极更寒冷的地方做年饭
我对武汉过年的记忆，与鲁迅先生对鲁镇过年的记叙完全一致：“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而武汉，虽然纬度比绍兴南上一度，但作为千湖之省的百湖之市，我打赌它比绍兴冷。
要解释武汉之冷，先得从我前几天的北极圈之游说起。在那里，我平生第一次住了冰屋：房屋、床铺、四壁全用冰筑成，室温零下5摄氏度，冰榻上铺张兽皮，一人发个睡袋，OK，可以入住了。如果能坚持到天亮，他们会送杯热热的浆果汁来。
冰屋内没有卫浴设施，一想到会起夜，我就大为紧张，就寝前频频入厕。结果可能紧张过度，半夜两点多就被憋醒了，忍到四点，我绝望地发现，只有两个出路：一是就在床边做一座蓝色的小冰山；二是抱着大无畏的决心，穿着内衣跑到冰屋外五米处有暖气的酒店解决。我选了后者。
就这样，跑过寂无一人的冰屋长廊，推开覆着厚厚兽皮的大门，穿过一小段露天庭院——夜色一深到底，无星无月，透出异样的黝冰蓝——冲进大堂。完事后，再这样咚咚咚跑回来，爬上冰榻，钻进睡袋，拉上拉链。
我一边重又睡下，一边想：咦，还好呀，这不就跟我小时候在武汉起夜是一样的吗？而且很明显，武汉比这冷得多，要这么折腾一趟，会一路哆哆嗦嗦，满身的鸡皮疙瘩，进被窝后半天都消不了。难道说，武汉比冰屋更冷？
过一小时我又去了趟卫生间。这一次，明知不算冷，从容多了，还站在院中看了会儿夜色，又起意要拍照，折回去拿了趟手机——可惜我手机太烂，只拍出一片漆黑。嗯，我确定了，武汉之冬，往往风雨交加，确实比冰屋还要冷得多。
绝无虚言。因为同去十余人，抗不住的是两个北京人，一个两点多就起来了，穿得密密实实，在有暖气的酒店大堂坐到天亮；另一个倒是睡到天亮，但随即患上重感冒，吃掉了所有人随身携带的所有感冒药。而久经考验的武汉人，全部若无其事，证实武汉天气真是：才上油锅，又下冰川。
过年，总是在最冷的三九，还有那么多食物要在冷水里洗了又洗。
我记得，那时我还小，年货主要靠单位发放。每年寒假，一定有个大日子，爸妈单位发鱼发肉。肉好说，剁肉馅、灌香肠、做腊肉，最后只剩下一小部分放冰箱。劳碌不假，但好歹在室内或者阳台上，风不打头雨不打脸。
鱼就麻烦了，必须立刻开腹、去内脏、去鳃、刮鳞……不管怎么吃，这一道程序必须履行，还得彻底，否则，必腐无疑。
年复一年都是相似的，家家户户都在楼下，就着公用的水龙头，老小一起出动，分工协作，那热火朝天的场面就像建设四个现代化。我从小爱吃鱼，爱吃还不想做？哪里有这个道理，又不是大小姐。所以再满心不愿，也只能二话不说，挽袖管，换套鞋，系围裙，提刀上阵。
数九寒天，自来水哗哗地冲下来，水里几乎带着冰棱。青鱼、草鱼、鲢鱼、胖头，都要用刀从背后把它剖开，再把手伸进去掏出内脏，一不留心，就被鱼鳍或者鱼刺割破了手指，“啊”一声惨叫，大人会说：“让你小心你不小心。”不知道为什么，没戴现在常用的橡胶手套——也许当时没有这玩意儿？双手在冷水里冻得发木，小破口越来越痛，像有什么东西在拼命压榨，又像有什么东西死命要钻出来。大家都忙着干活，撒娇也不会有人理，只能时不时，把手伸到嘴里，稍稍用力地咬咬伤口，止血也止痛，再继续干下去。
一字以蔽之：冷。
伸手去盆里捉鱼时，有些大鱼会剧烈挣扎，尾巴拍打在我脸上，溅我一身水，冷；提鱼清洗时，冷水冲在双手双臂上，冷；满手都是小伤口，鱼腮旁有骨，腹内有突如其来的大刺，冻得快僵掉的手一偏，刮鳞刀嗖地刮上手指背，到最后却不觉得痛，就是冷；全部弄完，才发现连裤脚都是水——家家杀鱼，水到处泼，彼此祸害的后果。一边上楼，一边觉得湿透了的袜子正在一点点结冰；手好痒，痒得必须在裤子上擦来擦去，还不解痒，一看，红肿得半透明，是冻疮正在啪啪地生成开放。
那鱼的味道怎么样？还不就是鱼。不见得亲手杀的，就比鱼贩子杀的更好吃。
我有一次过年的记忆，也跟食物有关。
忘了是腊月二十几了，总之，年货差不多备齐了。我爸在楼下高高兴兴喊我们，一听就是打了年货回来。我们跑下去一看，他手里不知道拎了个什么黑东西。“什么？”“八戒。”我爸答得真无厘头。
原来，菜场来了一批没处理过的猪头，年关近了便宜卖卖，两元一个。我爸这么节俭会过日子的人，哪里肯放过，马上冲锋陷阵抢了一个回来。然后，大工程就开始了。全家围在脚盆旁，夹了一下午猪头上的毛。我现在唯一的疑惑就是：我爸到哪儿，弄到了那么多镊子？难道把左邻右壁的都借来了吗？
那时没有热水器没有小厨宝没有浴霸，我爸用水壶把水先烧开，哗哗地浇在猪头身上，让我们趁热立刻拔。滚烫的水，怎么下手，拔几下就赶紧缩手，再迅速拔几下再缩手。这大冷天的，祖孙三代、上下六人齐动员，也赶不上水凉的速度，水几乎很快就冷下去了。我爸立刻心疼起来：加上水费、加上烧水的煤气费，这猪头可就不止两元了。他一边亲力亲为狠命拔，一边教导我们：“看我看我。”他真能把猪毛一撮一撮揪下来。到连他自己都拔不动了，再去烧一壶水来。
大面上还好处理，看着已经是个白白嫩嫩的猪头了，结果一翻过来：哇，耳朵缝里、眼睛下面、脖梗子里——就是你小时候洗澡时从来不记得洗、要被妈妈反复提醒的那些位置——全是细细的毛。而天，看着就黑了下去。还得开灯。猪头的价格里又要加上电费。这下，我爸更心疼了。
后来那猪头的滋味怎么样？我都不记得它在餐桌上出现过。
《醒世姻缘传》里面有个财主人家，家里也有几百亩地，但说起日常伙食来：“咱这小人家儿勾当，待逐日吃肉哩？”读到这一段，我只觉得我妈可以与狄员外引为忘年知己：我家也是，从不曾每天吃肉。而且，从来没有大块肉完整上桌的场面，总会以菜蔬或者豆制品为主，肉成为一种作料，少少放一点，提味而已。像最珍惜的盐，或者贫窘日子里的爱情。
想来，猪头也一样，被千刀万剐，切成无数片片丝丝，进入了年夜饭以及正月每一天的菜谱。今儿一口，明儿一口，这猪头真是物有所值。
另一个我老记得的过年之吃，则几近笑话。
还是单位发年货的年头，我爸妈单位来了一个东北领导，那一年年货里面就多了一种谁也不认识的东西，塑料袋封面上写着“肉皮冻”。当时没有网络，我们也没想到要打听一下吃法，反正热热总不错。
午饭时间，开了一袋，往锅里一放，小火咕嘟了几分钟，揭开盖一看：咦，它不见了，锅底只剩了一碗水。
这是怎么回事儿？一定是打开方式不对。
于是下一袋就没拆，连袋放到了微波炉里，中火热了一分钟后，剪开袋口，“哗”，流出来的，还是一碗汤。
我们面面相觑，才不得不接受现实：难道，这玩意儿是不能加热的？那怎么办？从小到大，除了盛夏的西瓜和汽水，南方家庭从来不知道有食物是可以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吃的。更何况，这是耳朵正在刺痒、快要生疮的深冬。
东北领导，可能完全不知道武汉的冷，从来没想到室内会比室外冷：在户外穿大棉袄，进家改羽绒服。连橘子都最好在火盆上烤烤再吃，年轻孩子逞强从结霜的阳台上拿进水果就吃，能感觉到一条冰线从喉咙口笔直通到胃肠。
剩下的皮冻怎么解决的？以我对我妈的了解，它不是在包子馅里用来冒充灌汤包子，就是在烩菜里面成为浓厚的汤汁。人家吃鱼头烩大白菜，我家吃鱼头皮冻烩大白菜。
所以，为什么以前的年，会让人觉得“年味”浓厚呢？大概就来源于，当时物资匮乏，购买运输储藏都困难，难得吃个好的，非得打着逢年过节的旗号。千辛万苦买回来，大浪淘沙般洗干净，在厨房里一站几下午，劳动成果当然甘甜。久而久之，我们都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牢牢地树立了条件反射：过年，就是好吃的，就是与平常日子完全不一样的新鲜、热闹、吃饱喝足。
到了现在，随随便便就能下馆子。《创业史》里有个老农民，平生大志就是想过年时候做一件里外三新的棉袄，三十年不能实现。而我们，上淘宝一晚上能买十件。不把所有心愿都堆积到过年解决，当然也就不会一次性享受心愿得偿的HIGH感。
我还是喜欢现在的生活，哪怕年味淡薄。因为薄味远比高糖高盐健康，永远微笑也好过痛哭终年只有一次欢笑。年味越浓，越意味着日常生活的贫瘠，越珍贵，越说明它的罕有。就好像，我在冰屋耗到天亮，最后服务生送来一杯热热的浆果汁真是暖人心脾——味道像加热了的酸梅汤——这是难忘的经历。但老实说，坐在暖烘烘的小木屋里，看窗外大雪盈膝、小径两旁跳动的烛火、圣诞树上的灯光，一书在手，喝一杯热可可，顺带浮想联翩，还是惬意得多。
其他人爱怀旧让他们去，我不爱雪中送炭，只想锦上添花，甚至刻意地，绕开太过浓烈的事物，因为不想承受那之前之后的旷漠。说“最爱”，往往只意味着一生缺爱。说“刻骨铭心”说“空前绝后”，多半不过是见识浅陋——除非你是阿姆斯特朗，曾经上过月球。
当然了，说穿了不过是我懒。反正，要在比北极圈还寒冷的地方，洗手作羹汤，哪怕是过年，哪怕是年夜饭，我都不太愿意。
有朋友对我嗤之以鼻，说：“女人一生的幸福，就是为心爱的人亲手做饭，再看着他一口一口吃下去。”
我看着他，微微一笑，答：“其实，我是直男。”
你的锅巴粉，我的豆丝
地是湿的，以为下过雨。原来是洒水车，早早来过，为了给小城一份湿意。来贵州一周，一次雨天也没遇见，看来“天无三日晴”的古话已经失效了。
在镇远，清晨略有凉意，我约上女伴，去街边小店吃昨天已经看好的枞树菌子粉。一呼一吸间有水的味道，想是不远处的舞阳河。日头还早，大部分门面都关着门，只有门两旁的红对联，红红火火着。
坐定等人家上粉，我忽然看到隔壁桌的男人，面前的大海碗里，是一碗绿绿的、宽面条一样的东西。我直觉：豆丝。
——豆丝是武汉小吃，用绿豆与大米制成的绿豆米粉，跟我现在看着的，几乎一模一样。但我从小就知道，面窝、豆皮、豆丝，是武汉独有，怎么会在边陲小城的镇远遇见？
男人碗里的“豆丝”，有一两厘米宽，说是绿更接近灰，像树阴下深深的水潭，幽沉的绿，加了多多的辣椒酱，更是碧波上落满桃花瓣。男人没觉得这画意，筷子搅搅，胡噜噜吃起来。
老板端碗过来，我向她指指男人的桌子：“那是什么？”
老板回头一看：“锅巴粉。”
锅巴能做粉？那一壳金焦只怕下锅就散了。要不然是指用锅巴当配料，相当于牛肉粉、鸡杂粉的意思？伸长脖子也没看出碗里有锅巴。
“怎么是绿的？”
老板已经走开，没听见我。同行女伴看一眼：“菠菜面吧，用菠菜汁，要么其他菜汁也行。”
不，那表面上海绵一般疏疏的印子，是我从小看熟的，米粉蒸制过程中留下的气孔。
菌子粉很美味，但我的胃似乎还有一点儿空位，我像个贪婪的男人，才下了原配的床就幻想小三的身体。我蠢蠢欲动，想再点一碗锅巴粉。但当着朋友面，这么早暴露我大肚汉的本质，以后还能愉快地玩耍吗？
犹豫再三，最后毅然决然，跟女伴……回酒店了。拒绝近在眼前的诱惑，真需要勇气。
中午饭桌上，我特意问陪同的宣传部长：“锅巴粉是用什么做的？”
她的答案证实了我的推想：“绿豆和大米。”
回汉后在电脑上一查：绿豆锅巴粉……首先将大米、绿豆根据需要按一定比例用清水淘净，除去杂质、泥砂、糠皮等，用约30℃的温水浸泡24小时，待完全泡胀后，磨成稀稠适度的绿豆米浆，斟入铁锅内烙成……因制作过程跟用饭蒸锅巴相似，故名之曰“锅巴粉”。
是的，这就是豆丝。异名同质，就像BruceLee和李小龙，或者凤梨与菠萝，顶多配方略有区别。
豆丝是个几乎无厘头的名字，很难想象它其实是指绿豆米粉。武汉之外的人，都会毫无疑问地当作豆腐丝。和朋友说“我爱吃豆丝”，他们就会好心好意地给我叫一盘凉拌豆腐丝或者大煮干丝。只有唐鲁孙几次提到：“武昌的牛肉豆丝，远近知名。”
还有一次，他在1930年代的旧上海，想吃武昌谦记牛肉和汤糊豆丝。朋友便打电话为他安排了一家湖北家常菜馆。“这家饭馆没有门面，是一栋三楼三底石库门住宅。门口虽然挂着漆有‘小圃’两个字的门灯，要不是熟人引领，谁也不会注意……我们那天吃的是珍珠丸子、粉蒸子鸡、鱼杂豆腐、糊汤豆丝……汤糊豆丝的豆丝，更是湖北省的特产。有人说山东龙口的粉丝，江苏扬州的干丝，湖北武昌的豆丝，这三丝都具有地方性的特点，别处人仿制也仿不来的。”
除了在唐老书中，在哪里我都没听说过汤糊豆丝。但想来就和糊汤粉一样——用两三寸长的小鲫鱼，小火彻夜熬制，熬到骨肉鳞鳍尽化，整锅浓汤如羹如糊，能鲜掉眉毛，回味还带点清甜。用这浓汤下米粉，端出来一碗素白，热气缭绕。不必其他佐料，加一勺胡椒、撒一把葱花，是银白群山上露出一点两点雪松的苍绿。有的店，还会放红红的辣萝卜，便是《红楼梦》了：白皑皑一片大地真干净，贾宝玉一身大红袈裟倒身下拜。糊汤粉是下米粉，汤糊豆丝当然就是下豆丝。
馋虫早被勾起，几天后我上街，专程找个粉面馆要了一碗牛杂豆丝。拈起筷子，热气腾腾，我突然想对豆丝说：“知道吗？我在镇远，遇见了你的同胞双生兄弟。万里迢迢，山长水远，你们是如何失散的？谁是你们共同的那个母亲？”
忽然心念一动，想起离开镇远前的一天，我随众人参观镇远万寿宫：倚山而建，本是道观却供有观音，是对俗世的将就；建筑全曲曲折折、忽高忽低，是对山势的迁就；岩石上飘然而立一枚三角型小亭，是对地势的俯就。内有中元洞，传说张三丰曾经在洞中炼丹传拳。石缝间一线平坦的石床，便是他老人家当年坐关处——我一听吓一跳：张三丰不是武当派开山祖师吗？再不熟他身世，《倚天屠龙记》还是看过的，怎么会到镇远处？元明两朝又没高铁，难道他靠道家神功御风而行？
女伴笑我太唯物主义：“世外高人有什么做不到的？”
我反正不信，就像我不信张三丰活了两百多岁一样。但此刻，狠狠吃一口豆丝——好喜欢它韧厚的口感，在齿间似断非断；也爱它淡淡的绿豆香，像把五月初夏压缩保存，随着一咀嚼，解压释放——说不定，女伴说对了呢？
不仅镇远有锅巴粉，铜仁、湖南新晃也有，而且都当作本地独一无二。也许是人民群众同时心有灵犀，在不同机缘下发明了类似食物；也许是在那浩渺的时间长河里，有人曾一袭蓑衣、一把雨伞走天涯，除了口传心授的几部经卷在脑海、喜爱的食谱在肚囊以外，不带一物。他所到之处，脚印里都开出花来，是他留下的文化，一如蜜蜂授粉，或者大雁报着春的信息，也许就是张三丰呢？更可能是成群结队的移民。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动荡里，总有人，为了求一线生机，扶老携幼，带上所有家当，正在下蛋的老母鸡便揣在怀里。可能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把说惯的语言、视为理所当然的风俗、从小吃到大的口味……也随身带上了。
我幅员广阔的故国呀，曾有多少甘愿不甘愿的旅人。他们来自哪里，最后埋骨于何处，到底“豆丝”是最开始的小名，还是“锅巴粉”是？再没法知道。
而作为吃货，我还有一件念念不忘的小心事：在镇远街头，我还看到了“黄锅巴”的字样，难道是指黄豆米粉？不亲口尝上一回，不甘心呀。
我想，我还会再去镇远，哪怕只为了锅巴粉与黄锅巴。
你要甜还是咸？
——经济适用男伺候不起豌豆公主
去绍兴第一天，当地朋友请我吃饭，我一看到菜单上有“黄鱼鲞蒸百叶包”，眼睛一亮：“就要这个。”
我少时爱读林斤澜，他反反复复说过好几次黄鱼鲞——在他们家乡叫白鲞。小时候他馋肉，不爱吃，长大后客居北京吃不到了，一辈子耿耿于怀。到老了与故里乡亲们说起童年时自己的不分好歹，带笑自斥：“憨得像宝。”少年轻离别，到老不能忘，能让人记到骨头里的美食，不可错过。虽然林斤澜是温州人，但与绍兴同属浙东，不过三百公里之遥。
菜式很雅致：鱼身银青，百叶沉黄，汤汁静如平湖，油花便是水面倒映的圆月。细品品，应该是暴腌了两三天，刚刚带点儿咸意思，恰能抛砖引玉，更好地衬托黄鱼本身的清甜。腌过的鱼肉略略收紧，正像短跑运动员在发令枪即将响起之前，全身绷劲的紧张与优美。
真好吃，我一口一口吃个不停。当地朋友客气让着我，另一位同行的女伴吃不惯南方菜，于是，整盘鱼鲞，我一个人干掉。
第二天不劳朋友作陪，与女伴逛过书圣故里后，我还念念不忘黄鱼鲞，特意在网上挑了一家注明“绍兴传统风味”的馆子吃晚饭。
黄鱼鲞烧肉热腾腾地上桌，老板娘边布菜边跟我们说：“这个很香的。”我眉开眼笑夹一筷子，一入嘴——人“乒”一声冻住了，半天眉眼口鼻都舒展不开，齁得说不出话来：我完全就是吃了一整块盐嘛。
我想喊老板娘：“是不是盐放多了？”但汪曾祺自然而然浮现在脑海：“周作人说他的家乡整年吃咸极了的咸菜和咸极了的咸鱼，浙东人确实吃得很咸。”毫无疑问，我昨天吃的，是为游客设计的改良版，今天的才是原装正版。汪老诚不我欺，除了“咸极了”，再找不到其他形容词。
这黄鱼鲞，绍兴人也吃了千百年吧，尼姑摸得，我摸不得；本地人吃得，我吃不得？定定神，喝了一大口甜酒，我开始一小口一小口艰难地品尝：不知道腌了多久，已经完全不像鱼肉了，口感跟土一样，腥咸淹满喉咙，我隐隐尝出即将腐败的味道。嚼呀嚼，一会儿觉得在吃积满灰尘的抽屉，一会儿觉得在吃血垢成泥的古战场，好久好久，终于触到隐约的……回甘。好家伙，咸死我了。
老板再上菜时，我忍不住问：“这黄鱼鲞，那么咸？”老板一脸茫然：“不咸呀，那个好香的。我跟你讲，有些男的，就那个，能吃三碗饭。”三碗都算少的！我打着减肥之名，没要米饭，为了压住咸劲儿，足足喝了一瓶半甜酒。
女伴只舔了一口，就大叫咸，一口不吃。霉菜梗蒸黄豆腐、椒盐小土豆……无菜不咸，她提着筷子张望满桌的花红柳绿，筷子硬是放不下去。
她愁容满面：“绍兴菜怎么咸到这程度？”
我说：“这说明绍兴以前穷，穷地方的菜都咸。”
她白我一眼：“以前中国哪里不穷？”
我想都不想：“苏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那一年我去苏州，大清早就拎着小手包满街找吃的，细雨沾我一身。找一家老字号，很土豪地点了一堆。鳝糊面上来，我吃一口，大吃一惊：鳝糊怎么是甜的？小笼包上来，再次一惊：小笼包也是甜的？到焖蹄上来，我已经受惊疲劳了……
晚上与朋友吃饭，当然也是诸菜皆甜，她还特意为我要一碗糖粥：白粥上浇了红豆沙和赤砂糖。我满口甘香甜糯，由衷地说：“苏州菜真是甜，甜到心里去了。”她本能地护卫本地，答：“苏州菜不算甜，无锡菜才甜。”想一想又说：“也可能是我吃了几十年，习惯了，对甜味不敏感了。”
她告诉我：苏州自来是温柔富贵乡，明清年间，大户人家普遍抽鸦片。那物儿抽久了嘴里发苦，必得吃个甜口解解闷。积久成习，苏州菜越来越甜。原来如此。
关于绍兴吃食，周作人写过不少，《故乡的野菜》《萝卜与白薯》等，有一篇《记盐豆》：“小时候在故乡酒店常以一文钱买一包鸡肫豆，用细草纸包作纤足状，内有豆可二三十粒，乃是黄豆盐煮漉干，软硬得中，自有风味。”他写得诱人，细想想不就是孔乙己的茴香豆吗，有什么可吃？难怪张爱玲刻薄他：“周作人写散文喜欢谈吃……不过他写来写去都是他故乡绍兴的几样最节俭清淡的菜，除了当地出笋，似乎也没什么特色。炒冷饭的次数多了，未免使人感到厌倦。”二先生应该是吃不厌的，并且从这节俭清淡里得到教训“第一可以食贫，第二可以习苦”，而苏州，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里面一说到吃就是：“新年里还有种种的点心。有规定的年初一、年初三要吃圆子（一种小的汤圆）；年初五要吃年糕汤；元宵节要吃油堆之类。不规定的，则有年糕、春卷、粽子、枣饼、鸡蛋糕、猪油糕之类，名目繁多。”后来他家道中落，不得不去人家做教书先生，这是寒酸卑微的营生，却满纸都是吃吃吃：“膳食的确是很好，每天三荤一素，饭是开到书房里来，我一人独食，学生们到里面去吃，不陪伴先生。最初几天，在吃饭以后，他们的厨子，到书房里来问道：‘师爷明天想吃些什么菜呀？炒腰虾好吗？鸭杂汤好吗？韭芽炒肉丝好吗？’……除了午饭、夜饭两餐之外，还有两顿点心，即是早点晚点，（早点）他们便送粥进来了，常有很好的粥菜，如火腿、熏鱼、酱鸭、糟鸡之类。晚点不能吃粥，那就无非馒头糕饼等等。”一个人，三荤一素，还外加两顿点心！看得我恨不能穿越过去当家庭女教师了。
那越咸的菜式越少，甜蜜蜜的花样百出。显然是：一咸一甜，贫富立见。
大概，跟苏州的甜一样，绍兴的咸也是一种需要而非爱好：第一物产不丰富，必得腌制食物才能度过青黄不接或者漫漫长冬。盐是防腐剂，非得多放盐才能储存很久。第二咸菜下饭，能省下不少菜金。第三体力劳动者会大量出汗，也必须补充盐分。
我突然心念一动，问女伴：“你要甜还是咸？”
我在长沙工作的时候，吃过一种糯米粉团，叫“姊妹团子”。分两种，一种捏成石榴模样，是香菇鲜肉馅；另一种捏成蟠桃形式，是红枣麻仁白糖馅。都一样皑皑如雪，一盘子白石榴、白蟠桃端出来，服务员挨个儿问：“你要甜还是咸？”
为什么叫姊妹团子呢？传说曾经是两姐妹开的店，大姐贤惠能干，小妹甜美活泼，正如“张恨水的《秦淮世家》里，调皮的姑娘叫小春，二春是她的朴讷的姊姊”。爱吃粉团的客人，每天都要犹豫：要甜还是咸？爱慕两姐妹的少年郎，更得思索了：要糖心佳人娱情娱色还是贤妻良母家中宝？附近的女子们，仿佛也被天天提示：你要成为人家掌心的蜜糖儿还是天天操持井臼的贤妇人？
还用问吗？若长了一张李双双的脸、一副郑海霞的身板，一看就是大义凛然的生产队妇女队长，必须选择贤呀，哪儿有卖相这么差的甜品。反之则海阔天空，够甜就是贤惠，对大部分男人来说：美貌即美德，魔鬼身材天使面孔一定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同理，经济适用男伺候不起豌豆公主，能勤俭持家的贤惠人儿才是标配。而对王思聪来说，甜妞儿、辣妹子、酸溜溜的女文青……可以通吃，他大概不知道贤惠是什么意思。
不管爱与不爱，最终选贤还是甜，其实只取决于：你是什么人，是挥汗如雨的苦力还是安居终日的富贵闲人；你面对的是什么，是生存还就是给日子调味；你最终要到哪里去，这一生的食粮与陪伴，是盐分还是糖。
而其实，咸与甜，不可或缺。
美食亦要文人捧
冬日天黑得早，才傍晚六点多，书巷故里已经寂如深夜。我与女伴在旁逸斜出的巷弄里，用手机导航，找一家在网上看好的绍兴土菜馆。
小城想是睡得早。家家闭门闭户，巷弄里看不到行人，只有红灯笼轻轻摇摆，小路尽头一片幽暗。突然听见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一辆骑得飞快的车从我们身边经过。前头蓦地大灯雪亮，是到菜馆了。
我专程点一份“霉菜梗蒸黄豆腐”：大粗碗里，黄黄的大豆腐上面，垒满寸许长、细竹节样、马克笔粗细的菜梗。夹一根，就像吃竹竿，硬硬的。试咬一口，咬不动，一粗丝一粗丝全是纤维，更像竹子了。吮吮，倒还有滋有味，汁水滑腻腻地进了口，确像咸味果冻。
我一眼没留神，就看到女伴一根一根把菜梗全挑出来扔掉了，大骇：“你干什么？”
她说：“这个又不能吃。”
我啼笑皆非：“不能吃我点它干嘛？”
——不怪女伴，这老得跟竹鞭似的、完全咬不动的东西，要不是我读过汪曾祺，我也不会知道它是臭苋菜梗，更没想到它能吃。
汪曾祺写道：“臭物中最特殊的是臭苋菜梗。苋菜长老了，主茎可粗如拇指，高三四尺，截成2寸许小短，入臭坛。臭熟后，外皮是硬的，里面的芯成果冻状。噙住一头，一吸，芯肉的即入口中。这是佐粥的无上妙品。我们那里叫做‘苋菜秸子’，湖南人谓之‘苋菜咕’。因为吸起来‘咕’的一声。”
他的书，我反反复复读过不知多少遍。今天一看，实物与他笔下所写，几乎一模一样，我有一种“不出所料”的得意。
点这个菜，像朝圣。汪曾祺写吃食的散文，很是影响过我的饮食结构。
我小时候，家旁边全是荒地，家家都辟成菜园，我家也不例外，春天是莴苣，秋天是洋姜，一到夏天，竹叶菜（即蓊菜）、汤菜长得满山遍野，这俩东西都贱生贱养，掐了长，长了掐，一家人吃一个夏天。书上说：“革命党人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比喻成竹叶菜也行。
汤菜又叫木耳菜，长得厚嘟嘟，确实像大片绿木耳。它入口滑溜，我不太喜欢那口感，还要连吃三个月，越吃越烦，最后只要在餐桌上看到它，我就使性子：“天天吃这个！”
直到有一天我读到汪曾祺：“我有一回住在武昌的招待所里，几乎餐餐都有一碗绿色的叶菜做的汤。这种菜吃到嘴是滑的，有点像莼菜。但我知道这不是莼菜，因为我知道湖北不出莼菜，而且样子也不像。我问服务员：‘这是什么菜？’——‘冬苋菜！’第二天我过到一个巷子，看到有一个年轻的妇女在井边洗菜。这种菜我没有见过。叶片圆如猪耳，颜色正绿，叶梗也是绿的。我走过去问她洗的这是什么菜，——‘冬苋菜！’我这才明白：这就是冬苋菜，这就是葵！那么，这种菜作羹正合适。”——这不就是汤菜吗？
采葵持作羹，羹就是汤，难怪我们叫它汤菜。它也确实适合煮汤，盛夏天气，切块嫩豆腐，氽点儿瘦肉，下一把汤菜，煮出来汤清叶绿豆腐白外加肉色隐隐，简直像淡笔白描的国画。
我仿佛今天才认识汤菜，激动的心情难以平抑，主动要求去掐汤菜为晚饭做准备：汤菜生得矮，密匝匝一地碧绿，连日晴旱，那叶片却像刚淋过雨，冗自绿得油光水滑，汪了一园子。这不就是“青青园中葵”的景色吗？
突然间，觉得对它好抱歉：你是这么古典雅致的植物，像公主落难在民间，恕我眼拙，没有从你的蓬头粗服认出你千年一系的高贵血统。
我从此开始喜欢吃汤菜。
吃鱼腥草，也跟汪曾祺有关。他写过：“有一个贵州的年轻女演员上我们剧团学戏，她的妈妈远远迢迢给她寄来一包东西，是‘者耳根’，或名‘则尔根’，即鱼腥草。她让我尝了几根。这是什么东西？苦，倒也不要紧，它有一股强烈的生鱼腥味，实在是招架不了。”
20世纪90年代，我第一次去贵州，桌上有一小盘凉菜：黄黄的小菜梗，圆珠笔芯般粗细与颜色，弯弯曲曲，像缩微的山药，弯弯曲曲。众人一尝，纷纷大呼“受不了”，“呸呸”吐。主人赔笑介绍：这是鱼腥草。我眼前一亮：原来这就是汪老也招架不住的鱼腥草，赶紧尝尝——我是惯吃鱼虾的南方人，还真不讨厌那鱼腥气。
因为老舍与梁实秋，我在北京一定要喝豆汁。所有人都说：“你吃不下的。”他们是对的。但不试一次，我简直对不起《四世同堂》和《雅舍谈吃》。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只因读过他们的书，捏着鼻子尝一口豆汁后，就全碗倒掉？
因为白先勇，我在桂林坚持要找马肉米粉，最好是“花桥荣记”——没有？真的没有？真的只是他虚构出来的一爿店？陪我的当地朋友失笑，头连摇，大波西米亚金耳环直甩直甩，却让我想起玉卿嫂的一双杏仁大的白耳坠子，刚刚露在发脚子外面。
看土耳其作家的《七屋》，我立刻上网买土耳其软糖（Lokum）：厘米大小的小方糖，像浴室壁上的小块方砖，软咚咚的。一块块玫瑰红、柠檬黄，又洒了糖霜椰粉，是方砖上雾了层水气，朦胧中更显娇艳。看着就觉得甜得牙疼，果然。
北欧作家常常提到甘草糖（salmiakki），我怎肯放过：那味道，像八角、桂皮、各种作料裹了糖衣，我全因为好面子，才不好意思当朋友面吐出来。说不出是咸是辣是甜，只能称为怪味，跟它比起来，怪味豆的滋味是多么和谐统一。
岂能读过《追忆似水年华》而不想吃马卡龙（Macaron）：七彩缤纷的小圆饼，合盘端上来像德加名画《粉红与绿》，既诱惑又无邪。味道如何？一个字：甜。三个字：太甜了。甜得让我为血糖担忧，一个都吃不完。
会沿着书本觅食的，不止我一个。民国才子苏曼殊酷爱小仲马的《茶花女》，茶花女最爱摩尔登糖，恩客上门莫不送上大包糖果。曼殊爱茶花女及摩尔登糖，日食三袋，自称“糖僧”。当时女仆月薪不过一元，他坐船外出时却会买几百元的摩尔登糖当零嘴——船未到岸，糖果已尽。有钱的时候，他买数千元的摩尔登糖分给众人。没钱怎么办？从朋友口袋里硬抢！还有一次，他索性把口里的金牙敲下来变卖，就为了买糖。拔钗沽酒是雅事，拔牙换糖可真的太那个了。
他原本就是嗜甜之人，贪嘴不自律。柳亚子有一次送他二十包芋头饼，他一顿干光，第二天肚子疼得起不了床。这种暴饮暴食绝对是对身体的摧残，他在35岁那年就因病去世。包天笑曾这样写过他：“松糖桔饼又玫瑰，甜蜜香酥笑口开。想是大师心里苦，要从苦处得甘来。”
摩尔登糖是什么？原来是法式名点糖渍栗子（MarronGlacé）：栗子去皮后保持完整，煮熟后，投入10%浓度的香草糖浆中小火煮沸，再浸泡24小时。捞出后，把糖浆加浓到20%浓度，再次投入栗子煮沸浸泡……反复若干次，糖浆浓度次次加高，又加入朗姆酒，最后一次捞出晾干至不沾手即可——是不是很像糖葫芦？只不过把山楂换成了栗子，想起来也很让人流口水。
我馋痨病发，立刻上万恶的淘宝——居然无售。真是欲剁手亦不可得矣。
我是武汉人。武汉是鱼米丰美之乡，佳食甚多，武汉人爱吃爱喝，对本地的饮食文化也颇为自得。只可惜欠缺懂吃会写的食家代为扬名，因此不太为众人所知。
与武汉吃食有关的文学作品，我印象较深的，当属池莉的《生活秀》，女主角是在吉庆街卖鸭脖子的。小说反响不俗，搬上银幕后，小陶虹操刀剁鸭脖的风采，几乎算得上飒爽英姿，鸭脖在大银幕上看上去，也像格外好吃。
这部小说对武汉的鸭脖事业，绝对功不可没。到现在，鸭脖已成为我会友时最常带上的本地土仪，惠而不费的手信。满街的鸭脖品牌，我挨个儿全给朋友们快递过。凭这个，武汉鸭脖协会——如果有这个机构的话——就应该给池女士赠块匾。
杭州西湖的风光与武汉东湖几无二致，但前者名动天下，后者不过是一个湖。这没什么可说，郁达夫有云：“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苏。”去西湖，为的是梁祝、白娘子与许仙、苏轼与白居易，这才是它的核心竞争力。
我借用一下：“美食亦要文人捧，鸭脖人说武汉好。”作为文人，我能为武汉吃食，做些什么？
我爱吃，虽然怕胖。我也爱我的家乡，虽然人微言轻，没啥用处。但如果能够，我也愿意多写写武汉以至湖北的吃食，总归会有人读了食指大动，淘宝下单，或者到武汉的时候，买上一两次。也算我为拉动家乡的GDP，稍尽过绵薄吧。
汪曾祺笔下的地瓜究竟是什么？
1948年，汪曾祺在上京途中，给黄裳的信中写道：“我对于土里生长而类似果品的东西，若萝卜，若地瓜，若山芋都极有爱好，爱好有过桃李柿杏诸果，此非矫作，实是真情。”萝卜人人都知道，地瓜在很多地方——比如河南山东——就是番薯（文中食物皆有异名，故而尽量采用学名，以下均按此原则），但又提到了山芋，这是江苏上海一带对番薯的称呼。汪老是高邮人，他当然也会用山芋这个词。问题就来了，如果山芋是番薯，那地瓜是什么？
因为他说到“类似果品”，我便想起，今年夏天，暑假将尽时，朋友来看我，我带着她去买菜，顺带参观世情。快出菜场时停步：“我们买点儿地瓜当水果吃。”朋友以为本地有生吃番薯的习惯，小吃一惊，但也打算入乡随俗。不料看我捡起几个矮矮扁扁、像白色小南瓜、也像放大的蒜头的东西——她有恶趣，说像“几个屁股连在一起”——她大吃一惊：“这是地瓜？”
我才意识到她不认得：“这里叫地瓜，我也是后来上网查到它叫凉薯的。”——学名是豆薯。
不过有时，卖菜人也叫它白薯。理由显而易见，白色的薯嘛。他们并不知道，在北京，白薯是指番薯。
小时候过北京不算，二十年前，大约是我成年后第一次上北京。朋友请我在小馆子吃火锅，涮菜里赫然列着：白薯。我好奇心重，立刻就问服务员，服务员想来被我问蒙了，不知道如何解释，转身登登登走了，亲自抱着实物出来给我看——哦哦哦，原来就是无人不知谁人不晓的番薯。好丢脸。又像装高贵，假装五谷不分以彰显自己是豌豆公主。
回想起来，不知白薯是红薯，是没道理的事。因为我从小看“京派小说”，老舍、邓友梅、叶广苓、王朔……个个都提过烤白薯。
老北京城的记忆，是冬天的吆喝声：只要兜里还有个制钱，一听“烤白薯哇真热乎”，非买不可；饿瘪得像臭虫的穷人，瘦得起棱的狗，买不起，围着烤白薯的挑子，靠那一点热香苟延残喘；大院里的穷孩子，有时候只能买一斤麦茬白薯（山东、北京等地，番薯分冬春两季，麦茬白薯指收麦之后种植的冬番薯），连皮带须子都吞了下去；当今盛世，过健康生活、青春活泼的女孩子，“跑完步气喘吁吁，站在路边吃焦脆的炸油饼和松软的烤白薯”，还最爱吃烤白薯焦黄的皮，男人就把皮都剥给她。
我看书从来喜欢看吃，读得津津有味，但当时没有网络，我又不求甚解惯了，从来没想过那是番薯——在湖北，它被称为红苕。苕是个古字，《诗经》有之：“苕之华，芸其黄矣。”但此处苕念“条”，是凌霄花。湖北话里的苕念“韶”，就是番薯，别无他意。“苕粉”是番薯粉，“苕面窝”是番薯面窝，“苕货”是不严重的骂人话，是“笨蛋”的意思，可能是一场大架的开头，也是对爱人对小孩的亲昵称呼，且笑且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