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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倾城 当前章节:15184 字 更新时间:2026-7-7 20:49

或者,他是个双性恋,可男可女,男人是鱼香肉丝,女人是糖醋排骨,一样美味。既然如此,到适婚年纪,娶一位有嫁妆的淑女,以体面的人夫人父形象,雄心勃勃地参政,是理性选择。为什么还要与莫瑞斯保持关系,不过是“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筐里”的经济考虑。像买股票,“把大部分钱都投在四分利的证券上,用剩下的一百英镑来玩儿”,既玩了感情,也不扰乱神圣的家庭生活,有患得患失——充其量也就是那么一点儿。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性是:克莱夫确实是个Gay,过去是,现在是,以后还是。他不是戒了同性爱,他就是戒了莫瑞斯,也许他会迷恋永远的美少年,或者寻觅一个粗野的熊形攻,反正就是没莫瑞斯的份儿了——这是不是,最恶毒的一种推测?

然而痴心爱人全不接受,福斯特固执地借自己的笔说:“不,他爱过我,和他的不爱一样真诚。他离开我也非他本来意愿,这是天意。人定胜天是昏话,做不到的。”

更大的谎言当然是阿列克与莫瑞斯的美好未来:“他们必须打破阶级的畛域来生活,没有亲属,囊空如洗。他们必须劳动,至死相依为命。然后英国是属于他们的,结为终身伴侣,这乃是他们所获得的奖赏。”

且不说男男公然出双入对,在当时的英国会被绳以之法。“坐在法官席上的克莱夫会继续宣判坐在被告席上的阿列克有罪。莫瑞斯有可能免受指控。”

更大的问题可能是相处:肉体再契合,两个人在一起,除了上床,总要干点儿别的吧?他们的朋友圈、看的报纸、过往履历……全不一样。福斯特的朋友,另一位同性爱者,直言不讳指出:“这两个人的关系是被好奇心和肉欲支撑着的,只能维持六个星期。”

福斯特任性地反驳:“尽管坚贞不一定靠得住,无论如何是可以盼望的,值得孜孜以求。在这片完全没有希望的不毛之里,仍能开出花儿来。”

荒谬呀荒谬呀,莫瑞斯离开他整饬的乡绅之家,抛掉剑桥毕业生的冠冕,从忙碌的股票经纪行隐退,他还能干什么?看看他的手,那双打板球、骑摩托车、读希腊文的手,能去开船,在流水线上做粗工,或者当木匠吗?

福斯特不答,他索性把故事就这样结束了。他明白要是让阿列克也化为尘埃或雾霭,变成过眼云烟而去,明智得多。“然而给予自己塑造的人物,实际生活所不提供的快乐,这诱惑简直是不可抗拒。稍微安排一下,运气就好多了。”他不忍毁了他们的幸福,因为那就等于毁了自己的希望。

他甚至还起意写过一篇尾声:数年之后,有人在密林里遇见两个相亲相爱的伐木者,是男男版的杨过与小龙女。——为什么没写?因为几年后,一战就开始了,“今天已经没有可以藏身的森林或荒原了,也没有能够在里面蜷卧的洞穴”。隐士无处可遁,都会被抓去当炮灰。

明明是谎言,为什么我整颗心都在颤抖?因为这是福斯特自己的故事:那被克莱夫抛弃的,是他。在雨中哭嚎的,也是他。他固执地,在等待生命中的阿列克,要撒娇地说:“为我留下来。”他的决定一如上帝说:“要有光。”

“安排一个幸福的结局是绝对必要的。否则我根本不会费神去写。尽管是在虚构的世界里,我决意无论如何要使两个男人相爱,并在小说允许的范围内让他们的爱情永远延续下去。”

作家之于作品,正如上帝之于世界:若不能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谁愿意花费七天时间?要不是为了说谎的权利,谁要当作家?要直面残酷人生,写新闻报道去;要揭露阴暗人性,给《法制进行时》当编导去。写小说,就为了这一刹那,心满意足的喜悦。这是梦,但是永远不会碎。因为虚空世界里没有大气压。

人人都渴望过HappyEnding吧:单身太久,不知道还没有机会爱?那人几时会出现,还是永远不?要怎样,冲破千山万水?要如何,从意乱情迷回归到一粥一饭?终于逼近终点了,需要抛弃锦衣玉食,天上人间?我愿意。但他,舍不下旧窝棚破棉絮……完败是大部分剧目的结局。

生活是一出蹩脚透顶的戏,福斯特生命里的雨夜,是每个人生命中有过的布景。滔滔不绝的独白本意是自我安慰,却变成自我责斥:你衣食无忧事业成功,亲人、家人与朋友的爱还不够让你满足?你还想要什么?爱不过就是情欲之火,到哪里找不到一双体贴的手一副柔软的唇?灵肉合一连宝哥哥都没做到,你算老几?

没用,没用。不被爱的绝望始终不曾离开。有时,为了掩饰突如其来的心伤,会突然尖声大笑,声音高亢得刺耳。脑海里始终响着一次不存在的敲门声,是有人凑近耳边:“你喊我来着吧?”是阿列克缘梯而上,翻窗而进。

随便你叫它什么吧,谎言、童话、意淫,总之,《莫瑞斯》就是这样一个,爱情乌托邦。到后来,到福斯特自己也不信了。到晚年,他说过:“我早已不再等待来自某处的拯救者了。那都是骗人的。”

福斯特活到九十一岁高寿,在生前,没几个身边人知道他的同性恋身份。他著作不多,因为他早已厌倦书写异性恋,厌倦用这种方式,曲曲折折抒发情怀。

他终生未婚。五十一岁那年,遇到一生中最后一位伴侣,时年二十八岁的警察白金汉,相伴四十年之久。白先生当然要结婚,婚后,白太太也渐渐接受了福斯特——当他是上不了位的小三吗?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正室范儿?而白家子女也都把福斯特当爷爷看待。1970年,福斯特在白家去世,死在爱人——及其妻小——身边。

能与爱人终老,安稳流年,已经是不可多得的福气;谦逊地退后一步,在爱人的世界里守住一亩三分田,也许好过霸气的“我是你的一切”最后全盘落空。但,阿列克不应如此。他不是阿列克。

福斯特在《莫瑞斯》扉页上写道:“献给更幸福的一年。”到最后时分,如果问他:那一年来了吗?他会怎么答?

他从没打算将《莫瑞斯》公之于世,只给精挑细选出来的一些朋友看过。到了晚年,他母亲及绝大多数近亲均已去世,社会风气也已天翻地覆,他才犹犹豫豫,在最后一版的打印稿上写下:“可以出版——然而,值得吗?”

《莫瑞斯》在他死后终于出版。

她曾与魔鬼立约

——路西法的女儿

对于《走出非洲》,也许你心目中涌现出的形象是梅丽尔·斯特里普。这部依据凯伦·布里克森同名自传体小说改编的电影拍摄于1985年,大受好评,获奥斯卡金奖十一项提名七项大奖,里面壮丽的东非风光、荡气回肠的爱情,令落过泪的观众,回头去翻阅小说。

必须承认,文字的影响力远弱过画面。看电影的多,读小说的少,对作者凯伦·布里克森,大部分人,所知不多。而如果我告诉你,关于她,一直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传说,那就是:她曾与魔鬼立约。她向魔鬼索取了一件昂贵的事物,相应地,魔鬼拿走了她的父亲、她年少时的闺中好友、她的姐姐、她的婚姻、她的情人、她的孩子、她的农场、她的健康……她曾自称:我是路西法的女儿。

到底是什么,值得用这样的高价来换?

也许,你也想知道。

凯伦·布里克森出生于1885年。她祖父迪内森男爵,是著名的冒险家,1830年参加过法国对北非的征服。有后人开玩笑道:凯伦可以这样说:“我在非洲有过一个祖父。”父亲威廉迪·迪内森1945年出生,是八兄弟姐妹中的第七人,没有继承到贵族头衔,却承继了冒险的精神。曾作为法国军官参加普法战争,也在威斯康星州进行毛皮交易——在当地留下了与奇普瓦印第安女子的后裔。后从政,以官员身份参加俄土战争。1879年,他在哥本哈根北面约25公里处的一个渔村,买下了隆斯特德仑庄园,后来凯伦便在那里出生、去世,目前那里是布里克森纪念馆的一部分。他以本名及笔名出版了几本书,至今仍被认为是风格之作。

凯伦的母亲英博格·魏斯特霍勒茨出身于丹麦富裕的中产阶级。他们的婚姻不够恩爱,但也没到水火不容的程度。威廉迪后来患梅毒,长期住在一家疗养院里,在凯伦十岁那年,悬梁自缢而死。究其原因,应该是政治挫折、梅毒永远不会痊愈导致的身心残疾及长期抑郁。

那之后的凯伦,和母亲的家族住在一起,过着无忧无虑的富家女生活,随家人去挪威度假,学滑雪,在巴黎学绘画。她很早就暴露出文学与艺术上的天赋,发表有作品,也曾在法国开过画展,但都没反响。估计在大部分人眼中,这就相当于大观园中小姐们的写写画画,只是玩儿,不值得认真对待。

她深爱母亲这边的家人,但对于父亲那边的贵族亲戚,很是仰慕。毕竟当时还没有电影明星,天天在报章上抛头露面的贵族,一举一动都万人追捧,就是那时代的明星。不必责备她这小小的虚荣心,据记录,光在1900年,就有500位富裕的美国女性嫁给欧洲贵族。很显然,这也会是凯伦的选择。毕竟,富有中产阶级的女儿嫁给贵族,是一种流行,也是一桩体面的、双方获益的婚姻。

1909年,24岁的凯伦爱上小她两岁的远房表弟汉斯·冯·布里克森男爵,但对方反应冷淡。4年后,她嫁给了汉斯的孪生弟弟布洛尔·冯·布里克森男爵,成为男爵夫人。

她是为了男爵夫人的头衔结婚的吗?诚实地说:是。甚至她在新婚期间即被丈夫传染上梅毒,她还在给弟弟托马斯的信中写道:“说句够粗鲁的话,只付出这么点儿代价就得到头衔,很值哦。”——“这么点儿”?她还不知道,这将意味着她一生的健康与幸福。

婚后不久,在一位夫妇俩共同亲戚(布洛尔的舅舅,凯伦的表叔)的建议下,由凯伦娘家出资,他们在肯尼亚买了一座农场,开始了咖啡种植园主的生涯。1913年,凯伦踏上了非洲大地,直到1931年,一败涂地,黯淡离开。

18年间,第一个问题是健康:她长期被梅毒困扰,多次赴欧洲治疗,但一直未愈。青霉素尚未发明,当时主要使用的含汞和砷的药物,给她带来终生的重金属慢性中毒和上瘾。这期间,她还先后感染过疟疾、西班牙流感等。

第二个问题是婚姻。布洛尔艳遇无数,又挥金如土,把凯伦娘家提供的、本该用在农场上的资金挥霍一空。他也许不算个坏人。在那个时代,他的轻浮好色、酗酒贪杯,都是可以原谅的“男人的错”,但他终于在1919年提出离婚,凯伦不同意,且努力想挽回婚姻,甚至想与布洛尔生个孩子。但终于在1921年正式分居,1925年离婚生效。这段婚姻破裂中,凯伦算是无辜方,据她弟弟托马斯说,凯伦对性的态度“极端保守”,没有资料能证明她在正式分居前有过外遇。

第三个问题是孩子。凯伦一直没有孩子。她发表《走出非洲》时用的笔名是“以萨克·迪内森”,有评论家认为“以萨克”是出于《圣经》里的以扫。上帝怜恤亚伯拉罕与妻子撒拉无子,准让撒拉生育,当时撒拉已经90岁,觉得不可能,说“我和我主都老了”,大笑,后得子,取名“以扫”,便为“大笑”意。

此观点不知出自何处,凯伦自己从来没这么说过。但多少不是空穴来风,侧面证实了她求子之心的强烈。在她与家人的信件里发现,她曾两次怀孕,一次为1923年,另一次为1926年。报过喜讯之后,就是一封神伤的信:“我不知道如果真有了孩子会如此,也永远不会知道了……”发生了什么?是自愿流产还是被迫堕胎?幸好传记作家倾向于前者。

第四个问题是感情生活。1918年,凯伦与丹尼斯·芬奇·哈顿在穆海迦俱乐部认识,丹尼斯成为他们夫妇共同的朋友。直到1925年,凯伦正式离婚后,丹尼斯住进她家。即书中提到的“丹尼斯·芬奇·哈顿在非洲除了我的农场之外,没有别的住址。每两次远征狩猎期间,他总住在我家,他的书和唱片都存在这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同居?难说。

凯伦一直用“友谊”形容这段交往。《夜航西飞》的女作者柏瑞尔·马卡姆是丹尼斯的朋友,始终认为他与凯伦之间没有性关系,因为丹尼斯是同性恋。但凯伦的孩子确实是丹尼斯的,她与丹尼斯商量过。而丹尼斯的答复是:“或者,你可以把‘丹尼尔’删掉。”丹尼尔是这个可能出生的孩子的名字吗?删掉是指堕胎吗?传记作家争论不休,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丹尼斯从来没打算跟她结婚。

不过有一件事,丹尼斯做得很仗义。那是1928年,威尔士亲王访肯,布洛尔·布里克森男爵和丹尼斯一道负责接待。布洛尔已经再婚,殖民地上出现了新的男爵夫人,可想而知凯伦的微妙地位。显然是为了帮她撑门面,丹尼斯想办法安排了威尔士亲王对农场的访问。这次到访对凯伦很重要,她在书中几次提到。

这是爱情吗?凯伦的死忠粉强烈反对电影《走出非洲》里面的描写,坚持认为凯伦不曾“迷恋”丹尼斯,而是:“她爱丹尼斯,但她也爱非洲大陆,原住民和野生动物。”爱到底有几个名字?爱与爱,是否完全一样?

第五个问题,其实是这一切问题的核心:经济问题。18年来,农场一直亏损,原因有布洛尔早期的挥霍,蝗灾,旱灾,1923年的咖啡加工厂火灾,一战带来的经济衰退,国际汇率大幅变更,咖啡价格下降,农场上不断变换经济作物。但根本原因:凯伦不懂农业。

她在书中几度抱怨说:农场地势太高,不适于咖啡。没错,科学家们后来证实了她的农场确实不适于咖啡,因为地势太低了——这是个笑话吗?当然,如果不是发生在你我或者我们爱的人身上。

能怪她吗?不。她是被当作女结婚员培养长大的,从来没想过要当女农业科学家。

至于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在英国殖民地上,作为外国人,又被误会是亲德派,受到的冷落排挤;长期的无依无靠,身与心的极端孤独;还有1917年,她表妹兼最好的女友自杀身亡;1921年,她唯一的姐姐因病去世。

弟弟托马斯来农场考察过之后,认为已经无回旋余地。1931年,她的家人强烈要求她卖掉农场。她屈服了,农场已经出手,她还在处理未尽事宜时,丹尼斯因飞机坠毁身亡。

一切都结束了。

返回丹麦后,新的考验还在等待她。

在非洲期间,为了不让自己沉浸于自怜,她一直没停止过写作。她已经47岁,还是文坛新人,出版商认为书写得不错,但不想出“欧洲作家的处女作”。更有出版商根本一眼都不看:这早已是少年才俊的天下。

1937年,她52岁,《走出非洲》出版,她渐渐声名鹊起。随即,二战爆发,丹麦被德国占领,成为二等公民的种种屈辱和不便,令她内心十分痛苦。战争也令出版业几乎停滞,读者购买力极度下降,以前的版税拿不到,新书难以出版。1942年写的书,费尽千辛万苦、九牛二虎之力,才投寄到伦敦和纽约,连合同和校样都看不到,书到底出版了没有,有没有读者买?不知道。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

和平了,多年笔耕不辍终于开花结果,她知名于天下,连玛丽莲·梦露都是她的粉丝,但,她的身体撑不住了,梅毒的后遗症之一就是严重的神经痛,她寝食难安,体重跌到35公斤上下。1949年,她因胃溃疡做了大手术,到1955年,她已经严重进食困难。

1957年,她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但无缘折桂。当年获奖者是以《鼠疫》著称的卡缪。

1962年,她在长期的病痛折磨里去世,具体死因为严重营养不良,终年77岁,而那时她已经卧床多年,形同瘫痪。如果你要问她离开非洲后做了什么?就是一个标准的作家生活:写写写写写写写,偶尔出去走走。没有再婚,也没有恋爱。

而她身后留下什么?《走出非洲》《七篇哥特式的故事》《冬天的故事》《芭比特的盛宴》等等。

好了,现在你知道她向魔鬼要了什么吗?

也许她什么也没要。所谓与魔鬼立约,是西方一个源远流长的传说。帕格尼尼、莫扎特这类才华横溢的艺术家,都有过类似传闻。也许这一切,都不是凯伦自愿的选择,而正如她在书中所说:“骄傲是对上帝创造我们时所怀期许的信仰。骄傲者能意识到这期许,接受使命且心领神会。对他而言,成功便是将上帝期许贯彻始终,并对自己的命运深为庆幸。”

在1955年丹麦发行的50克朗钞票上,印着她的头像。而她也是除皇室成员之外,唯一一个两次出现在邮票上的人物,这两次分别是1949与1966。

而关于国人最熟悉的她的作品——《走出非洲》,这是一部很特别的书。一方面,作者信笔拈来,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另一方面,到了最后,你才恍然发现这里面暗含的结构,像《一千零一夜》般环环相扣。

同样特别的,还有作者的无所不说和绝对的沉默。她明明是唯一的女主角,但是关于婚姻状态、对孩子的渴求、身体的病患,都只在最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透露一两句。内敛羞怯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另一个角度,就是对所有非洲的细节——雨季的咖啡花、园子里飞来的犀鸟、原住民小孩们的名字,一一道来,个个诚实无欺。

对她来说,何者为重,何者为轻?她不说,她让读者自己去寻找答案。

她的写作风格,影响过许多作家,诸如约翰·厄普代克、阿娜依斯·宁、卡森·麦卡勒斯、彼得·赫格(以《情系冰雪》知名的丹麦作家),其中最著名的,是J.D.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面,多次提及《走出非洲》。

与她同时代的海明威,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表示:“这话我只对我的同胞讲: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不得不说,真遗憾马克吐温和亨利·詹姆斯没得过奖。更伟大的作家总是不会得诺奖。而如果奖项给了美丽的作家以萨克·迪内森(凯伦·布莱克森的笔名),今天我会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称赞《走出非洲》是二十世纪最唯美的一部作品。

到底他们说的对不对,你会有自己的判断。

爱上哥哥却嫁给弟弟

爱上的,是潇洒倜傥的哥哥,嫁给的,却是薄情花心的弟弟。这不是小说,这是女作家凯伦·布里克森的亲身经历。

凯伦是丹麦女作家,《走出非洲》的作者。她的母亲娘家是富商,父亲的本家却是贵族家庭,她从小就与父亲家庭的一对双胞胎表弟们玩得很好,三人是一种嬉笑玩耍的关系。年纪渐长,她渐渐爱上双胞胎中的哥哥汉斯·布里克森。汉斯比弟弟大几分钟,更英俊一些,是军官、赛马手和天才的运动员,或者制服对女孩子来说确实更有吸引力吧。

她痴迷了若干年,所有家人都知道,表妹兼最好的女友黛茜还鼓励她,但最终未果。出于想嫁给贵族的务实动机,她嫁给了汉斯的弟弟布洛尔。

布洛尔·布里克森(1887—1946),身高180厘米,浅蓝色眼睛,脸颊饱满。好大谈特谈、喋喋不休,喜饮酒,好交游。

凯伦确实是为了男爵夫人的头衔才和布洛尔结婚的。但她在婚姻中(分居前)始终对丈夫尽心尽力。在她的故事《珍珠》(《冬天的故事》)里面,曾经半自辩半自嘲地写道:“哥本哈根的闲言碎语都说,新郎是娶了钱,新娘是嫁给名,但他们全错了。这一对是相爱的佳偶……”

布洛尔上的是农业学校,但从没认真对待过学业,毕业后管理过家族的牛奶场。亲戚向他们推荐在非洲兴建农场,以为会学以致用,但他的兴趣全在追猎动物和女人身上。

1914年,布洛尔先期到达非洲,发现农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募集工人。他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去拜访吉库尤人大酋长吉南朱伊,并赠送大量礼物。谈判几个星期后,吉南朱伊终于帮他担保,承认会有几百名武士放下长矛,去拿他的薪水。种植期为雨季的2月到6月。布洛尔告诉凯伦他的打算:他将为这些非洲人留出土地盖棚屋、放养牲畜,提供食物和毛毯,并按原住民劳工条例规定,每个月付几卢比的薪水。每位在种植期后还留下来的原住民劳工,将得到0.8公顷的自留地,自留地的出产全归劳工本人所有,条件是劳工至少要每年为农场工作180天,允许甚至鼓励劳工带家人到农场上。他认为让棚民们住在农场上比较好,这样能知道自己有多少工人,心里有个数。

许多白人农场主难以留住工人,但布洛尔觉得,只要善待非洲人,他们会留下来的。当时在殖民地,每位农场主都非常关注工人健康,希望棚民们及妻小能养成每日检查病痛和意外伤害的习惯。这主要是担心传染病爆发会对农场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所以他要求凯伦尽可能满足非洲人的医药需求,如果她面对药膏和绷带手足无措,那么,她怎么照顾自己,就怎么照顾这些非洲人好了。这就是为什么,她离开丹麦赴非,布洛尔要她带上医药箱。另外,布洛尔本人也略懂一点急救常识,万一有什么对付不了的,他们离传教团医院也只有20千米。

他们新婚不久,一战爆发,布洛尔志愿报名参加传递情报的“非战组织”,在基加贝与前线之间来回。凯伦也自愿去了基加贝车站做情报工作,为了能够在布洛尔抵达车站时照顾布洛尔——很不幸,据传记作家考证,多半是在这期间,布洛尔把梅毒传给了她。

婚姻的裂痕应该从最开始就存在。凯伦曾抱怨说布洛尔去一次法国,就能负债2万克朗,都是为了给女人们买礼物。布洛尔的家人信件中也提到,1920年,他离开东非期间,与孪生哥哥汉斯的遗孀,有过一段私情。

1919年,布洛尔提出离婚。1921年,咖啡公司的总经理、凯伦的奥格舅舅罢免了布洛尔的职位,凯伦接管农场。同年正式分居,1925年离婚生效。

布洛尔和凯伦的情人——《走出非洲》的男主角丹尼斯一样迷恋狩猎。1928年威尔士亲王访肯期间,他和丹尼斯都是带领亲王狩猎的接待人。他的客户名单里还包括有海明威,后者的短篇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猎人罗伯特·威尔逊的形象,便是以布洛尔和另一位向导的形象糅合在一起而成。

1934年,他携自己后来的第三任妻子伊娃·狄克逊,去正在巴哈马群岛的比米尼群岛附近海面出海的海明威船上做客。海明威交给他《非洲的青山》的原稿副本,请他阅读,帮忙校准资料。

1936年,他与伊娃结合。伊娃是一位瑞典女子,有敢作敢为的名声,从第一任丈夫那里学会了赛车。1938年伊娃在印度死于车祸。

自离婚后,凯伦与布洛尔从未碰过面。在她写于丹麦期间的书信(后结集为《丹麦来信》)里,关于布洛尔,她很写了些不好听的话。1934年8月,在写给非洲朋友的信中,她说:“我一想起布洛尔——他呀,我得说,真是少见,简直不可能想出比他还不要脸的人。”

1946年4月,布洛尔死于车祸,之后凯伦在给亲戚的信中写道:“布洛尔的死讯比我意想到的还让我感伤……我想起他就难过;他特别有潜力,几乎可以说是天才,就像所有的布里克森家族的人一样。但他性格中有弱点。倒不是大毛病,却让我没法和他好好相处,他每天到处撒小谎:向我的非洲工人们借钱,哄他们说我会还钱……我什么东西他都拿去抵押,他拉我签商业合同,事先藏起了里面的一两个小条款,结果最终毁了所有我们的努力。”

虽然离了婚,但至死,凯伦一直要求身边人称自己为“男爵夫人”。

汉斯呢?那位她得不到的初恋。呃……也没好下场。1917年,汉斯因私人飞机坠毁身亡。(据悉,是从一个赛马场飞往另一个赛马场的途中。)身后只留下一个儿子,也叫汉斯。小汉斯写过几本驯马的书,还在1952年获得过奥运会三日马术项目的金牌。

布洛尔与汉斯感情至好,布洛尔曾在给父母的信中说:“汉斯不止是我的孪生哥哥,也是我唯一的、最好的朋友。我们心心相印,无所不谈。失去他,就好像失去了部分的我。”

那么,嫁给弟弟,是否也就是嫁给了部分的哥哥?永远不得而知了。

死神教母的告白——略说弗里达·卡罗

正如各位所知,我的教女弗里达·卡罗,是墨西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画家。她向天庭发出微弱猛烈的控诉,指责我——死神——她的教母,留给她苟延残喘的生命,带走了平安、喜乐、健康、宁静生活。

而此时,正是墨西哥最重要的亡灵节:11月2号,亡灵们得到神的允许重返人间,人们搭起祭台迎接他们的到来,台上遍插万寿菊,放满糖裹面包,摆上寄托哀恩的照片,挂起各种神像,点起玄秘的熏香,立起可爱的骷髅糖,燃起指引黄泉路的蜡烛。而你们,总是奉上我最爱吃的食物:亡灵面包。

“墨西哥人对死亡是嬉笑相对的。要跳舞玩闹,什么借口都是好的。出生和死亡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死亡是哀悼,也是欢喜;是悲剧,也是玩乐。要迎接这最后的时刻,我们备上小小的骨头状糖面包:圆圆的,就像生命的轮回;在中心,是头颅;甜甜的,却阴气森森。那就是我。”

如果中国读者觉得,这与清明或者中元节何其相似,那只说明中国与墨西哥人民都曾遍历苦难,早知道哭泣的无能为力。欢笑,只因泪已流尽,珍贵的水源,不能浪费在无聊的事物上。

你们会对亡灵面包的食谱有兴趣吗?“1公斤面粉;200克黄油;11枚鸡蛋……”打住吧,每位中国女子都是天生的烹调大师,正如弗里达,是天才的画家。

1907年,弗里达·卡罗出生于墨西哥土狼区名叫蓝屋的家中,但她后来多半自称出生于1910年,也就是墨西哥革命那一年。这无伤大雅的谎言,是她说过诸多谎言中的一个,有人认为这出于她喜欢编造故事的天性,也有人认为她拒绝承认小儿麻痹症带来的推迟入学。也可能,这只说明一件事:她怕老。而弗里达,没有来得及活到老。

弗里达的父亲是德国移民,有匈牙利犹太血统,出身于手艺人世家,从先人那里继承来的精到眼光,使他成为当时最杰出的摄影师之一。母亲则是墨西哥原住民,是西班牙与美国印第安人的后裔。有一段时间,弗里达对外宣称母亲是一位墨西哥公主。

弗里达共有四姐妹,她是第三个女儿。众人盼望的男丁一直没有降生,母亲失望到拒绝给她哺乳,家人不得不请了奶妈。但父亲很钟爱天不怕地不怕的弗里达,从小把她当作男孩来培育。

她六岁那年,我派我的使者带着小儿麻痹症登门拜访。狂风大作,黄沙漫天,小小的弗里达高烧昏迷,合家上下长长叹息,奶妈在门后哭得肝肠寸断。我无数次敲门,黑头巾下是我从不肯示人的脸容。不开不开就是不开,我终于放弃,只让她的右腿细弱短小了一截。“从那时起,同伴们开始叫她‘木腿’,她能逃过一死,却逃不过孩子们的恶意捉弄。”

小儿麻痹后遗症令弗里达走路一跛一跛,却不能阻止她爬上树梢或者像一阵龙卷风般疯玩儿。医生说多运动有利于康复,父亲便鼓励她玩游泳、足球、拳击、摔跤、滑旱冰和骑自行车,并且让她和男孩子们一起比赛。她得到了“瘸腿小鸟”的绰号:不良于行,却能飞。

15岁那年,弗里达考上墨西哥最好的国立中学,当年是该校第一次招收女生,2000名男生,35名女生,她是35分之一。弗里达立志学医,曾临摹过医学书刊的插图,她对人体构造的认识,后来成为她笔下血淋淋的胴体、心脏、脉搏,无比精准的痛。

就在中学里,她初遇后来一生的爱人迭戈·里维拉。迭戈长她23岁,是墨西哥壁画运动三杰之一,以其巨作和政治思想颇受争议。当时迭戈刚刚从法国回来,受教育部之托在此创作壁画。他们二人没有更多交集,年少的弗里达在校园里左右逢源,很快有了小男友,“寻找着公园的僻静处,隐藏在树影中,在蛋白酥、芝麻糊和冷饮的味道里探索着彼此的身体。在十五岁之前,她已知晓男人的销魂滋味”。

1925年,18岁的弗里达与男友去看电影,途中,他们乘坐的公共汽车与一辆有轨电车正面相撞:她的脊椎折成3段、颈椎碎裂,右腿11处粉碎性骨折,一只脚也被压碎。一根钢铁扶手穿透了她的腹部,剖开她的阴部,割开她的子宫,碎掉她的骨盆。弗里达事后以黑色幽默消解惨祸:“这起事故,令我失去了童贞。”

多年以后,小男友忆起那一幕,仍毛骨悚然:“在公共汽车的残骸中,她全身赤裸,满着鲜血,混在车上有人带的金粉里,她的身体仿佛被打扮得惊世绝艳,锁在一根金属管子上。”

整整一个月,弗里达是蝴蝶,被石膏钉死在康复床上,床就是她的棺材。我——死神教母去接她上路,弗里达却拒绝跟我走。她说:“我要活下来,用我的画像代替我,放在你的死亡殿堂上吧。”

别说我没给过她警告:活下去比死亡本身更悲惨。“你有生以来的每一天,都将恨不得你早在车祸中死去。”

但顽强的弗里达说:“我愿意”。

交易就此达成。我还她生命,她给我一幅一幅的肖像和亡灵节的祭品。我没有告诉她,那将是烈火里烧灼、沸油里煎熬、冰雪里洗礼中的一万多个日子。

车祸后不久,小男友就和她吵闹分手,理由是她并不纯真。“藏在她身心之内的性爱野兽已经吻过他们那一伙的所有男女的嘴。”还很小很小,她已经暴露自己男女通吃的天性。他就此离开,且理直气壮。也许,真正的理由是:等待他的,是国外的锦绣前程;而在弗里达面前的,则是日复一日的康复训练与永远的残疾。她会成为累赘,让他的抱负无法施展。小男友后来成为墨西哥著名记者,且终生与弗里达保持着友谊。

为了抒缓痛苦,也为了打发病床上的时间。她向父亲借来油画颜料盒、几支画笔和几张画布,开始作画。母亲还为她特制了一个能躺着作画的画笔。

这是弗里达第一次正式作画,却几乎在第一个瞬间,就证实了自己与生俱来的天赋:她用血红、墨黑与黄褐,那是车祸惨烈的色泽;把笔插入颜料中,如钢管深入她的身体。嘴唇是草莓色,脸颊是蜜桃色,秀发是巧克力色,她双眉连一眉,是一个浓烈的“一”字,如黑乌鸦的翅翼,如不带银边的乌云——《自画像》,送给已经离弃她的小男友。画中的她,纤细优雅,微微扬起的手掌如兰花开放,希望挽回已逝的爱情。波提切利的《春》里面,维纳斯就曾摆出过相仿的手势。

此后30年间,她共绘有近200幅作品,其中大部分都是自画像。有一种说法是:每位作家都在书写自己。推而广之,大概就是:每位画家的画作都是自画像。

弗里达重新站起来,再次学会了走路,慢慢的,轻轻的,摇摇晃晃的,就像踩钢丝的杂技演员。20岁那年,她与迭戈·里维拉重逢。

是朋友介绍他们相识,而弗里达喜欢向世人说的版本则是:她带着初试啼声的画作去找正在脚手架上作画的迭戈,迭戈爬下梯子,一幅幅认真地看。“每看一幅画,他就发现一种少见的能量爆发,线条灵动,凝重与精致兼备。迭戈习惯对专弄技巧、哗众取宠的新手大加批评,这次,他却找不到取巧或虚假。画布上的每一厘米都是真实的,都满溢着这女人的性感,呼号着她的痛苦。”这一双相爱的灵魂,就此找到了对方。

1929年,弗里达成为里维拉的第三任妻子。里维拉当年42岁,贪杯好色,体重近300斤,结婚两次,创作的都是鸿篇巨制的大幅壁画;弗里达则年仅21岁,体态娇小,弱不禁风,利用画架创作,鲜有大型作品。这段姻缘被弗里达的母亲,伤心地形容是:“大象娶了白鸽”。

弗里达曾画下她与迭戈在一起的样子:一袭绿裙、肩裹红披肩的她,色调对比强烈到令人眼盲,挽着他的手,怯如惊鸟。但他们并非佳偶。弗里达后来说:“我一生经历了两次致命的意外打击,一次是撞倒我的电车,一次是里维拉。”

1930年,弗里达跟随里维拉来到美国,而她,想为他生个儿子。车祸已令她失去生育能力,医生忠告她:“你的胯就像一栋被几种柱子撑着的危楼,一点点压力,就会彻底垮掉。小迭戈会把那辆有轨电车和迭戈都没能办成的事儿给做到底。”

但是身为墨西哥女性、爱寻花问柳丈夫的妻子,她宁愿拿死亡来赌。不必问她为何有此痴念,看看你周围就知道了。到现在,大部分中国女性也坚定认为:是孩子令婚姻稳固,孩子才是婚姻船的锚,拴住男人心的套马索。

有些事,不是拼了命想做就能做成的。两次怀孕,两次流产。“弗里达发现自己赤身裸体躺在病床上,肚子肿得像皮球,却也空得像没了水的果壳小碗。两腿间一团深色的毛发染黑了她白皙的皮肤,鲜血在床单上染出恍若祭品的心脏形状……她一转头,与她未能出生的孩子的脸撞个正着,在他生命最后一息呼尽之前,她看见了他的双眼和厚厚的嘴唇,那活脱脱是迭戈的模样。”这绝望的一幕,她画在《享利福特医院(飞翔的床)》上。

绝望是黑色泉水,比碳素墨水更深湛,她绘下《底特律的流产》,描绘了身为女性的所有不堪、残忍与苦楚。在她之前,这是画面上从来没有的题材,女子是花束、是春天、是静静折叠或者开放的身体,女神们没有生理期;圣母不会在产床上辗转呼号;溺水的奥菲利亚容颜不改,金发纹丝不乱。活生生的女人在哪里?妊娠之苦、流产之悲、生育之可怖,只存在于一个个暗漆漆的小房间里,那是男人的空白区,每个女子却都不得不知晓。

而弗里达,她代不能发声的女子们立言,画下《我的诞生》:女子双腿大开,中间是新生儿的头颅,有一张与母亲一般无二的脸孔——弗里达是母亲也是婴儿。《多萝西·霍尔的自杀》这幅画分成三部分:高楼窗户,跳楼女子的小小身影;中间,坠落中稍大了一点点;底部是死寂的平台,毫无生气、鲜血淋淋的尸体,双眼大睁,瞪着前方,仿佛在呼救。《思考着死亡》,我——死神教母也有份出演,是病床上方盘睡的死亡。《没有希望》,女子一呼一吸都是骷髅的血肉与肺。

天天叫痛、开口就是“阿毛”的怨妇招人烦,而借由油彩,我们听见弗里达身体里的痛苦,像峡谷里的困龙,在声声嘶吼,咆哮声震耳欲聋。她说:“我的画是我自己最坦白的表达。”

她与迭戈的婚姻,是另一种痛。迭戈给过她很多帮助,他率先建议她穿着墨西哥本土服饰,以营造独一无二的个人LOGO。又在艺术上给予她极大肯定,引领她带入艺术家的圈子,他盛赞弗里达“是艺术史上第一个女人,以全然鲁莽的真诚以及安静的残忍,在她的艺术里潜心钻研常见却独特的,仅仅关于女人的主题”。

但另一个角度,迭戈极度不忠,与所有人偷情,甚至包括弗里达的妹妹克里斯蒂娜。发现了爱情与亲情的双双背叛后,弗里达痛不欲生,以报纸上登的一桩杀妻案为题材,画了她最血腥的一幅画《轻轻掐了几下》:女子被暴怒的丈夫所杀,横尸于床,血光四射,连画框——读者与画者之间的边界上都沾满血污,打破了艺术品与现实世界的藩篱。历历在目、不能触碰的痛,在拍门呼喊,如邻家被施暴的少妇在狂喊:“救命……”你怎么办?你至少要帮她打一个110吧。

弗里达终于原谅了丈夫与妹妹,但从此再也不肯约束自己的放浪行为。

她一向是PARTY动物,盛宴间,异国公主装束的她,手捧酒杯,恍若女神。但立刻你就会发现,她是吃肉、喝烈酒、抽烟、骂脏字的女神,给宾客们唱色情歌曲,讲色情笑话。她当着大家的面,和男男女女们——尤其是女子,调情。女人柔软的肚腹,是另一种天堂,可以放置身心。

而在克里斯蒂娜事件后,她更放肆了,勾引她看上的每一个人,随意上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艺术家,诗人,共产主义者……她性别不限,男女皆好,只要你够美丽或者有名。

迭戈对这件事的反应是很“男人”的。对她的男性情人,比如日裔雕刻家野口勇,他怒火中烧,持抢威胁,吓得野口勇翻墙落荒而逃。对她的同性恋情却满不在乎,会把自己的女伴介绍给她,让她们陪她过夜。毕竟,弗里达起居不便,长期宅居,格外需要他人的陪伴照拂。另外,这举动间大概也包含了男性对女性同性恋的绮丽幻想,就不必深究了。

弗里达爱迭戈,也恨他。这个乱搞的胖子,把她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却也是她的导师、丈夫、伙伴与爱人。她为他而战,与他的前妻争夺照顾他的权利,一看到有女学生对着他眼睛发亮,就母兽般冲上去作好厮杀的准备。她听信了古老的传说:要得到男人的心,一定要通过他的胃。她为他做的墨西哥美食,好吃得让他忘掉纵欲,只想再放松一环皮带。但到最后,弗里达终于接受事实,她说:“迭戈是朋友、同志、伙伴,但他不是任何人的丈夫。”

婚姻已经变成互相折磨,1940年,他们离婚。随后她的健康状况急速下降。两个月后,迭戈意识到弗里达不能单独生活,需要自己的照顾,于是与她复婚。第二次婚礼简单朴素,当天迭戈就去画他的壁画了。

那之后,弗里达的声望持续升高。在现代艺术博物馆、波士顿当代艺术学会和费城艺术馆,她都被列入最有威望的艺术家名单。1946年,她得到墨西哥政府的奖金并在年度国家展中获官方奖。她还在一所新型的实验艺术学校授课,以非传统的方式教授学生,曾经师从过她的画家们,后被集体称为“弗里达门人”。

从1944年起,她身体痛苦加剧,迫使她不得不依赖吗啡。为镇痛,她一天要喝一瓶龙舌兰酒,杜冷丁也成为家常便饭。破碎的脊椎不再能担负她的体重,她被锁在支撑衣里,挂在器械上,脚上悬着二十公斤的重量,到去世为止,她共用了二十八件支撑衣。疼痛、酒精和麻醉药物的共同作用,令她的画风呈现笨拙无序的风貌。

1954年,她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个展在墨西哥举行。医生警告她不要出席,但最终她还是躺在一张五彩斑斓的大床上被抬进画廊。她笑:“请注意,这具尸体还活着。”浓眉一拍如同鸦羽。整晚,她躺在床上,唱歌、喝酒、开玩笑,身边簇拥着无数的崇拜者,这几乎像一场公开的葬礼而非画展。她对记者们说:“我不是病了,我是碎了。但只要我还能画画,我便是快乐的。”

她的身体渐渐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她一生做过三十多次手术,而仅仅在1950年3月至11月期间,她就做了六次脊柱手术;缝合伤口,上了石膏,当她嗅到难闻的臭气时,发现伤口正在腐烂。她的右脚长了坏疽,1953年8月从膝盖下截肢。她的平生,就像一个缓慢的死亡拼图,她的身体被用三千块小碎片拼起来,脆弱不堪。命运是一个无聊的游戏玩家,容忍她一次次拼合,随即打散重拼。有些碎片,在这过程中,丢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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