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绝望，都变成了她的素材：断裂的脊椎，绷带包裹、木乃伊般的身体，流淌的鲜血，死去的婴儿，活着的魔鬼。她的画令人极度不安，画中人的痛苦像苦痛太阳般，辐射出来，只要目光触及就不能避免。看画的人，意识到自己的平庸，这样的平庸之人居然活得好好的，不由得，隐隐愧疚。
截肢手术后，弗里达试着适应假腿，甚至在朋友的庆典上跳舞。但这一次，她真的撑不过去，弗里达的最后岁月，麻醉药物“玩弄她的神智，让她沉默不语、昏昏傻傻。即使如此，她的手还会摸索着找画笔，平抚她对艺术的渴望。而她的手上血涔涔的，因为针孔老是无法愈合。她便用鲜血和油彩，在画布上勾勒出疯狂的双眼和对自己的不屑”。
1954年7月13日，她终于不再痛了。
蓝屋，是她生于斯逝于斯的所在，四年后，作为弗里达·卡罗博物馆向公众开放。
官方的死亡证明书上，死因为“肺部并发症”，没有尸检，始终有传言说她其实是自杀。弗里达日记上的最后一句话令人心碎：“我希望一路顺风，这一次我不想回来了。”
三年后，迭戈心脏病发去世，遗言是与弗里达合葬。但死者的意愿比空气还要空，他被女儿——非弗里达所生的女儿——葬于墨西哥公墓，与弗里达很远很远。
而我，死神教母，迎接你，弗里达，坐在我的身边，并且温柔怜惜地，听完你全部的控诉。
弗里达，或者你不曾想过：每个人来到世间，都有她的目的。你的目的其实就是受难。你的画“坚硬如钢铁，脆弱如蝶翼，欢欣如醇酒，悲伤如人生中的苦难”，击中每位观众的心神，令他们颤抖。
某种意义上，你也是耶稣，你代替普天下女子扛起十字架，承担了她们共同的痛，共同的悲欢。你以画笔，声声替她们喊出羞于出口的痛楚。不饮苦酒，如何能分辨蜂蜜之甜；不从死里重生，怎么识别生命的味道？
人人都携带天赋而来，而你的不幸激活了它。仿佛误入深山，山洞即将开启，给你别人没有的瑰宝，暗号是：“我放弃健康、快乐与平静的生活。”你会否嘴唇颤抖，喊不出声？是要凄惨而瑰丽的传奇，还是冗长乏味、像猪像犬般的圈养岁月？弗里达，其实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而我，感谢你年复一年端上来的祭品，也感谢你绘制的自画像，里面有我的容颜。生就是死，死神教母与送子观音是一体两面，弗里达，你是所有女子，所有女子是你。
昭和女子向田邦子
隔壁住了谁？是大爷、大妈还是一个看去平平凡凡的中年女子？
她时常一宅就是很多天，偶尔露面，妆容精致，却黑毛衣黑长裙，一黑到底，说不出的冷淡清寂，只有她手里的购物袋——牛肉、啤酒、乌冬面，带着人类生活的温暖。偶有访客，或者听见电话在一室冷清里响来响去，像忘了被关紧的水龙头。有时她夜深才归，一袭素服全是褶子，倚着电梯壁的样子，像累得脱了形。不施粉黛，身上隐隐有药水香，是家人偶恙，侍病归来吧？她是猫奴，却喜欢在小区里，跟人家牵出来遛的狗儿们眉来眼去，狗狗有时趁主人不备，对她抛个媚眼，一旦主人发现，狗狗就装出一脸的无辜。她说：“虽然说起来为时过晚，但所谓偷情的况味，不就是这样吗？”是写字人一贯的冷俏。事后，才有人想到，或者是她夫子自道。
到底有没有人，曾经认出她，这位自家的“隔壁女子”就是日本女作家山田邦子。山田邦子出生于1929年，殁于1981年，正是日本人最恋眷的昭和年间，她笔下的电视剧，更是写尽了昭和面目，以绝妙的对白、巧妙的构思被称为“向田电视剧”。她是日本收视率最高的剧本作家，日前，日本设立了以她名字命名的编剧最高荣誉奖“向田邦子奖”，《电车男》《自恋刑警》都曾获此奖项。而她，正是标标准准的昭和女子。
《隔壁女子》中文版封面上，直接称她是“大和民族的张爱玲”。这倒让我想起，我有个熟人研究日本中古文学，主攻诗家藤原俊成，我问：何许人也？他答：日本的韩愈。我一惊，他解释道：一样文起八代之衰，一样家喻户晓，进入中小学课本，但大多数日本人没看过——正如你我都没读过韩愈一样。跨民族的比对，难免牵强附会。
单就故事和文字而言，她与张爱玲并无可比性，她们共同拥有的，大概是身为才女，寂寥的命运。张爱玲写的是普通人的传奇，传奇里的普通人；邦子写的，则是普通人的普通故事，却像静寂里的狂潮，微笑时会牵痛的伤口。
《隔壁女子》说一墙之隔，良家女与娼家女彼此羡妒几至生恨，因缘际会，她们似乎交换命运，良家女一夜放浪，娼家女终于进入平凡人家。“其实回家更需要勇气”，她们还是双双回到各自原来的轨道上。《幸福》说一对有爱有憎的姐妹，“妹妹是规矩跪着的楷书，姐姐就是侧着腿斜坐的行书或草书。”妹妹爱上曾与姐姐一度欢爱的男人，明知道男人“还怀念着姐姐的心和身体”，但“哭泣埋怨的人生更给人活着的感受。这或许也是一种幸福吧”。《木屐》则是一场历时久远的噩梦，好好的一介小白领，被每天送外卖的小弟堵在走廊上：其实我是你的异母弟弟，俺，能叫你大哥吗？两兄弟长得好像，像一双木屐的左右脚……
一篇一篇，说的全是早已分崩离析，但却莫名维持原状的家庭。并不是“甜蜜的家、温馨的家”，而是脏衣服、厨房堆积的垃圾、卧室里混杂的污浊人气、榻榻米上的脚气真菌……一切微细而真实的存在。
最让我感慨万千的，是《核桃里的空房间》（又译作《核桃屋》），一个“后外遇”的故事：失业的中年父亲突然离家出走，与卖关东煮的老板娘同居，小三“不像雷诺阿画中的女人，也不够美艳性感，甚至不像是坏女人”——也许，儿女心目中宁肯她是个妖姬，还好用动物本性来解释父亲的自私。母亲崩溃，以暴饮暴食来逃避；弟妹还小，彷徨无依；是长姐桃子，撑起这一切，成为家庭里的父亲。从此桃子拼命工作也大声唱歌，用笑容来给自己打气，英勇无畏如民间故事里的桃太郎。
她放弃了婚恋的可能性，放弃了女子爱美的天性，唯一喘口气的机会，是与父亲的旧同事每月一次的见面聊天。男人握住她的手，唱出：“愿跟你到天涯海角。”但，“这个人有家室”，桃子抽回手。
苦挨三年，却意外发现，母亲竟然在与父亲偷偷约会。“其实大家都在过自己的日子。”那么，桃子的这三年，这绝不原谅，算什么呢？——而看过邦子生平之后，我才恍然明白：桃子，正是邦子自己呀。
邦子的父亲是个私生子，凡事只能靠自己，日子过得不易，在长官面前只有俯首行礼的份儿，戾气全发在妻儿身上，常毫不怜惜地追打。他酗酒严重，会在餐桌上把家人吼斥得抬不起头，却也曾晚宴归来后，涨红着脸，硬把孩子们叫起床吃打包回来的美味。他脾气暴烈，心底却未尝没有细腻的温情。妻子是韩裔，与丈夫同属日本社会的二等公民，他们共同养育了四个孩子，历经贫穷、战乱、水灾，吃尽甘苦。
邦子作为向田家长女，是唯一会念书的那个，又帮助母亲周旋于灶台井臼，早早就学会做大量家务，“总是被外人称为是能干的千金”。到后来，邦子才感慨道：“女人还是不要被称赞能干比较好……哭泣、让别人帮忙的女孩反而较惹人怜爱，最后会有好的结局。”
21岁，她从实践女子专科毕业后，先在专做教育电影的财政文化社做助理，后转职到雄鸡社旗下的《电影故事》做编辑，向市川三郎学写剧本，成为广播剧、电视剧作家。此后20年间，她创作的广播剧集数以万计，电视剧集数以千计。其中《寺内贯太郎一家》生动重现了日本下町三代同堂的生活，在日本1970年代红极一时，其中的顽固老爸寺内贯太郎，一生气就翻桌、拳头比嘴巴快的形象，正是以父亲作为原型。70年代是她的全盛期，但电视是与时俱进也与时俱隐的艺术，四十年后，电视台不再播出，盗版商也没相中。我不是那种迷到发狂的粉丝，会去“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搜罗，只能徒呼奈何。
而邦子的高产量，也跟她要帮衬家庭有关。家中食指浩繁，父母不合，“只要父母面对面坐在客厅时，气氛马上就变得冰冷”。母亲唯一的依靠是长女邦子，邦子成了幕后支持家人、解决家庭危机的救星。三弟联考受挫，重修的家教是她找来的。成绩不佳的四妹想就读可以直接升学的私立中学，也是邦子带去跟恩师打招呼的——那是个寒冷的雨夜。父亲的薪水不敷使用，母亲不想让邦子担心，绝口不提，邦子却把存折递到她手上，还说：“这都是我的外快，我很会找收入不错的外快的。”
邦子二十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外遇，脾气更加暴烈，但邦子从不曾跟父亲顶过嘴或对抗过。父亲再怎么不讲理，她都逆来顺受。“她之所这么做，是担心一旦出了状况，会波及母亲。”当时母亲成日以泪洗面，抑郁难言。
为了赚钱，邦子拼命写作，经常是通宵达旦。在她的书信中，有“在不愉快中完成了6集的《新鲜》，四点上床睡觉”“接下来我要完成两集的稿件……”等字句。四妹记得自己多次半夜问她：“姐姐，你还在写吗？”这样拼命的邦子，偶尔一次早睡，便无限自责：“昨晚很困，才十二点人便躺平了。这都要怪电毯，那种恶魔般的氛围，十分引人入睡。”而无论熬夜到几点，邦子一定要与家人共进早餐，送父亲出门后才能重新倒头入睡。
邦子始终未婚，家人们问及，她便以手套作喻：22岁那一年，因为没遇到一双心爱的手套，她便赤着双手过完整个冬天。
无人知晓邦子生活的另一面：她与一位有家室的摄影家N先生，有一段十余年的不伦之恋。怎么开始，何时何地，是前缘注定还是阴错阳差？何以既不能走到一起也不曾分开？净是谜团。而四妹和子说：“谜团，才更像姐姐的风格。”
总之，那一年，他34岁，她21岁，N先生为她拍下了第一帧照片。她并不美，照片上的她，却别样灵秀。
没有名分、一晌偏安的恋情，得有格外强大的吸引力才能维系吧？N先生与邦子之间，却浅淡得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他们的往来书信不过是些家常话，N先生如是说“我会每天打电话。千万小心，不要感冒了。也不要吃太多了”。而她回信道：“你好像对冷天有些吃不消，请好好加油！不要为了打电话勉强自己出门。不要忘了戴手套。再见。”隐约的深情，像荷叶下覆盖的粉蒸肉，油渍渐渐地透出页面。
也像一般情人一样，他们有过决裂，但邦子从N母那里得知N先生借酒浇愁后，又回到他身边。邦子33岁那一年，N先生脑中风病倒，从此不良于行，与母亲共同生活。从向田家步行两站路，30分钟，就是N先生与母亲合住的家。隔三四天，邦子会过去一次，为他做自己最拿手的八宝菜。N先生记在日记里就是：“邦子来了，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题……邦子躺在沙发上休息，十点前回家。年关将近，她也是十分忙碌，真是辛苦了。”邦子，就像大部分住在父母家中的女孩子一样，外宿是需要重大理由的。
听邦子写的广播剧，是N先生每天的功课，写在日记里：“《高级主管》以妇女从军歌为配乐对白衣天使发出礼赞，感觉很好。《阿九》天马行空地从盆栽谈到原子弹的误爆，感觉普通。”他大病未愈，苟延残喘，不能在经济上、身体上、社交上给予她任何帮助，也许，“收听”已经是爱她唯一的方式。N先生写道：“邦子趴在暖炉桌上，显得很满足的样子，我不禁觉得她很可怜。”“卿须怜我我怜卿”的相濡以沫，不过如此。
也许因为自家生活太辛苦，虽然邦子与N先生没有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没有法律上的关系，但感觉上，那却是邦子的另一个家，是“能够理解她、随时热情地欢迎她、是她可以安心休憩的地方吧”。难怪三妹迪子曾说：有N先生这样的伴侣，是值得羡慕的。
是的，他们有过非常温情的时刻，一封信中，邦子对N先生说：“好久没一起吃饭了，我们去哪儿用餐吧，”仿佛不经意地加一句，“因为是邦子的生日嘛。”小女生撒娇的声口跃然纸上。而N先生在日记里写了：“从上个月起就开始留意邦子的生日快到了。”那个晚上，他们一起吃饭、喝酒、逛商场，是恋人间很普通的节目。但普通平常，对邦子来说，或者已经是罕有的美好了。
但，无望的病情，被弃绝般的人生，事事都要仰赖邦子。“午餐：昨天邦子买给我的沙拉和蕃茄、面包。”给邦子信中也说：“这个礼拜有足够的热食可以吃，所以请放心，好好工作吧。蔬菜和罐头也都OK。”生无可恋，死念一萌，也许只是刹那间的事。总之，N先生毫无预兆地自杀了。而在他前一天的日记里，还看不出任何迹象，仍在平静地记录吃了什么，去了哪里，听了什么广播……有人认为：他是为了不拖累邦子才自杀。这简直像是过时的安慰，只为了让痛不欲生的邦子稍稍好受些。
邦子是如何承受这件事？作为已有亲人生离死别过的中年人，不能假装不知道那天崩地裂。
总之，N母把他们多年的往返书信及N先生的日记都送还她，她就封在一件牛皮纸袋里，并且绝口不提，如同封印心魔或记忆。——这牛皮纸袋，在她猝逝后十年，才被四妹开启，又十年，内容才终于公诸于世。为了尊重对方家庭的立场，四妹隐去了N先生的名字。
N先生去世于1964年，那年她35岁，与父亲一次激烈争吵后，终于搬出家独居。——事后，父亲说，看她已经老大不小，还要扮演承欢膝下的角色，凡事都小心翼翼，心中不忍，借故逼她搬离，给她一点能自由呼吸的天地。搬出家门那一天，正是日本奥运会开幕式，万众欢呼，邦子却在巷子里到处奔走找房子。
什么都不能磨没邦子对生活的热情。
她爱美食——所以N先生会提醒她不要过量，吃个日式早餐也要津津有味写在信里：“有海苔、味噌汤、蛋卷、煎鲑鱼、腌菜。甜点吃了一个昨晚回来路上买的橘子。”又因一时嘴馋，一次性吃掉五块蛋糕，之后喝了海苔茶，宵夜吃了三个饭团。结果“铁胃也有吃不消的时候”，必须腹泻呀，害得工作进度落后半天，只好向印刷厂五体投地道歉。
她不尚名牌，却大手笔买下数件同款不同色的爱马仕衬衫，因为易于搭配——顺带说一声，她是金牌编剧，稿费大概是剧集制作费的十分之一，远不是苦哈哈的中国小编剧们可比。
她爱旅游，曾在亚马逊上空遇险，还以此为一枚戒指命名。
她爱古董，用来装点生活，朝鲜李朝白瓷瓶用来插花，青瓷双鱼碟则变成烟灰缸；她甚至与妹妹们合开了一家料理店，叫“妈妈屋”——若干年后，她的中文译者张秋明前往妈妈屋，朝圣的心情大过一切，所以“别问我滋味如何”。物是人非，每一口都滋味复杂吧。到现在，妈妈屋当然早就关张。
命运从不肯饶过邦子，46岁那年，她罹患乳腺癌，切除时又并发了血清性肝炎。这么大的事她竟然隐忍不说，直到手术结束，才在文集的后记里告知母亲。之后右手几乎瘫痪，不适合工作量太大的剧本，她转而用左手写随笔和小说，照样产量惊人，且“猛然乍现，成了名人”。
1980年，她以《花的名字》《水獭》《狗屋》等三篇小说获得直木奖。直木奖就评奖规则而言，是给已出书的大众文学作家的荣誉肯定，而当时邦子的小说还不曾结集，只在杂志上刊载。关于她是否有资格得奖，一时争议极大。最后作家山口瞳一锤定音：“向田邦子已经51岁，不可能活太长年纪了……”也就是说，多么有怜恤孤残的意味。
这三篇作品，照样说的是小人物的卑微与不自觉的残忍。试举《水獭》为例，里面的妻子，当然不是个坏人，却情不自禁，会在公公的葬礼、丈夫病重时，绽放出异样的活泼，平淡日子忽然有了过节过年般的喜气洋洋：终于发生不一样的事了，她终于是主角了。就像水獭，会把猎物摊开来展示一样。一念及此，读者必须毛骨悚然，邦子把生活中我们视而不见的庸常之恶都摊开来了，像被剪破的棉被，露出里面蠕蠕的螨虫。
居然有无名氏打电话给她，让她辞去奖项；还有人批评她笔下的中年妇人都歇斯底里，让她要知道羞耻。邦子毫不退让：“我二十年来专注文学，牺牲了妻子的身份和孩子，一切都牺牲。身边也有走投无路而自杀的文学好友。外界略有了点浮名，评判给了个普通的奖，就有人让我辞去，实在令人怒不可遏。”
不过除了这少许不和谐音，大部分都是亲友的祝福。有人上来就说：“祝贺你得了芥川奖！”——芥川奖也是日本文学界的重要奖项，授予纯文学的新人作家。邦子都过五十了，还领新人奖吗？她很想纠正，但看对方兴高采烈，没好意思。收了无数花篮，接电话到手软。终于电话坏了，花篮的花静静枯萎，世界安静下来，真让人松口气。
到此时，已经是她乳腺癌手术后五年。癌症患者的痊愈，一般以五年计算。手术后撑过五年，理论上便算已经治愈。老父已经过世，老母尚待相依为命，宁静漫长的晚年即将展开，手套虽然还没买到，但冬天总会过完。
而第二年，1981年8月22日，向田邦子乘坐的飞机在去往台湾途中坠毁，史称“三义空难”。她与机遇难，享年52岁。山口瞳的无心之言，竟成谶语。最后一刹那，如果她心中有未了之事，该是什么呢？我不能妄自揣测。
逝后二十年，向田邦子纸袋中的信件与日记，终于大白于天下。她的生平原比她写作的每一部剧集都更令人唏嘘，更让人觉得“才女命薄”，也因此成就了长寿剧集《向田邦子》。而她，生是电视剧的编剧，逝后是编剧们的题材。
到了这年纪，我渐渐明白，命运是火是暴水是无边沼泽，不是可以扼在咽喉间的事物。尤其身为女子，太容易被家世、父母阴影、家务琐碎、疾病、碱水般掉进去就脱一层皮的恋情……所困，轻易陷落。每一个小有所成的女子，都必须克服这一切，且独自上路。天才男作家、音乐家、画家……都能遇到自己的缪斯，外加任劳任怨承担家务的田螺姑娘，她们合二为一，也不出奇，巴赫夫人、傅雷夫人全是这般第一流的贤内助。但作家、艺术家前面的定语一旦换为“女”，那么，对不起，你在成就自我之前，首先是女儿、妻子、母亲，做饭是比写作更重要的本分。
你的家人再爱你，也很难觉得你据窗发呆是在工作，他们不断安排你去买个菜、给孩子洗个澡、送个垃圾，而且理由是“换个脑子嘛”。他们都是大好人，但确实很难理解，脑子一换过去，再换回来，麻烦得很。大概只有邦子这样的人，能把写作与赚零花钱的家庭副业同等看待，随时上手，随时放下。
因此看向田邦子，我如何能不为她的强大力量震慑：在累累长卷之外，她竟有余力，照顾家庭、病残的情人、一家料理店及四只猫。也许，令残败的世界仍然屹立不倒的，正是这些千手观音般的女子，每只手擎着一片天空。真正的天才，不会被尿布淹没，如果你不能一手抱娃一手持笔，那只说明：你内心怯弱，有些梦想，是你不想追求。真正的强者，能拽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拖出地狱，家事多艰、情路跌宕、孤绝、恶疾，都不能奈她何。
而她与张爱玲一样，不曾被读者忘记。她原著的《核桃里的空房间》《隔壁女子》，陆陆续续，由不同的导演重新演绎，重新搬上荧屏。为了贴近观众，时代和人物背景会有所变动，但故事的内核，人类永恒的贪嗔痴以及善意之花，恒久不变。
正如邦子自己，她的早逝，反而令世界留下她永恒的容颜，永远对世界微微含笑，她的温柔坚强，是任何厄运不能击溃的、澎湃的女性力量。
我没有资格说原谅
她的母亲是纳粹
1996年，59岁的德裔女作家赫尔加·施奈德出席参加种族法制案制定五十周年的纪念仪式。会议中途的休息时间，一位从奥斯维辛生还的老太太笔直向她走过来，爆出一句话：“我恨你！”
她懵了：“为什么？”
“因为你妈妈是奥斯维辛的警卫，我的门牙就是被她打掉的。”老太太已经七十多岁，身形单薄，看着她，仍是满眼憎恶。
她，作为纳粹的女儿，面对这不能还偿的血债——仇恨会否世代相传？无力自辩，只能嗫嚅道：“战争结束时，我才七岁半……”没说出的话是：“她早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我。”
赫尔加的母亲一直是纳粹的狂热分子，为之，经常把年幼的儿女交给旁人照管，自己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家人都反对她的政治主张，也厌恶她的作法，连她自己的父母都认为她是“自甘堕落、狂热盲信”。但在她看来，这些都是“刁难”，是“拖后腿”，这些“落后分子”拦不住她对元首的赤胆忠心——本质上，也就是极端暴力和自负，以及对权力无止境的渴望。
1941年，母亲毅然抛夫弃子，投奔党卫军，成为一个集中营女看守。像她母亲一样的女性，在当时的德国，数量颇为不少，人称“希姆莱（党卫军头目）的黑裙子”。那年，赫尔加4岁，她的弟弟彼得19个月。57年后，母亲对自己的选择依然不悔：“我想成为党卫军的一员，这对我来说，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东西都重要，包括家庭，包括两个孩子。”
从此，母亲的简历便是一条人类的耻辱与罪恶之路。她先在萨克森豪区集中营任职，随后是拉文斯布吕克女子集中营，那里以用犯人做人体实验而臭名昭著：从犯人小腿上取下一截肌肉，观察肌肉组织会不会复原、如何复原；截去犯人的健康手臂、小腿或肩胛骨，移植给有需求的患者——当然是雅利安种，而被截肢者则被注射药物而身亡；为了做坏疽实验，把犯人身体切开直至露出骨骼，往伤口里植入细菌组织，还会加入木屑和玻璃屑，令犯人极其痛苦地死去。而母亲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把挣扎号叫的犯人绑在桌子上，供恶魔医生下刀。
与此同时，母亲还接受训练，为后来成为灭绝营警卫做准备。只有最强壮、最凶残的人才被挑选出来送给奥斯维辛——母亲正是其中一员。
奥斯维辛灭绝营是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营地，“毒剂通过小孔被注入毒气室，三至十五分钟即可致命。当囚犯的哭嚎声渐渐平息，我们便知道他们已经全被毒死”。是母亲押送全裸的犹太人进入毒气室，也是她把尸体扔进焚烧炉。有时候，尸堆里有小小的身体在蠕动，那是挣扎着挨过毒气的生者。母亲对此无动于衷，生者与死者一样被付之一炬。“焚化炉日夜不停地焚烧尸体，释放出腐臭难闻的恶心气味，扩散到整个地区，周围村庄里的居民渐渐明白奥斯维辛正在发生什么……”
母亲坦承：“我对他们其实很严厉。”打得犯人嘴里吐血，听见犯人为死去或失散的儿女彻夜哀号，就不停地让他们干活直到累得半死。“纪律，严厉苛刻的纪律。如果要对一个营区保持控制，这就是秘诀。”
还有贪婪。母亲及其他党卫军，毫不犹豫地掠夺犹太人的财富，让他们为自己打造金项链、金帆船、金相框——那都是犹太人的金子，包括犹太人的金牙。
1971年，当母亲与赫尔加第一次重逢时，她试图把自己的收藏品送给女儿，“一大把戒指、手镯、袖扣、耳坠、胸针、一块手表和好几条项链”，女儿的心却猛地一沉，“这种链子常常被作为生日礼物赠送给四五岁的小女孩”，刹那间，她仿佛亲眼看见：一条戴着这种项链的小女孩，被自己的母亲送进了毒气室……
这非人性的残酷有没有例外的可能性？一位母亲曾经的同志，投奔了抵抗派，被盖世太保抓到集中营，由母亲发落。母亲立刻把她送入妓院，很快，她染性病身亡。希姆莱多次宣称过：“党卫军的成员，对血缘相同的人要忠心不二。”前同志，同文同种，她的死去令母亲“有些难过”。但母亲很快就克服这种情绪，她不能允许自己对被“原本就该关进集中营的人”产生同情和惋惜。此后她果真不曾对任何人稍有恻隐。
赫尔加的母亲令我想到《朗读者》里面的汉娜，她也是一位集中营守卫，与母亲做了相似的事。但汉娜只字不识，只是机械地服从命运，而母亲酷爱读书，甚至在奥斯维辛，临睡前也会看上一会儿书。同时她对绘画艺术也有很高的赏鉴力——谁说学艺术的孩子不会学坏？这可能取决于你对“坏”下的定义。
她与汉娜的另一个不同点便是：当汉娜认字明理之后，无法原谅自己造的孽，以死为唯一的救赎。但赫尔加的母亲，直到90岁高龄，仍在说：“在我看来，对政府来说是对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对的，我无权做任何个人的思考，有任何个人的想法或者感情。相反，我的职责就是毫无异议地遵守上级的命令，就算那些命令意味着用毒气杀死千百万犹太人，我也乐于执行。”
不管对人类犯下多么惨绝人寰的罪行，不管被她弃置于身后的儿女曾遇见过怎样的命运：被继母虐待、饥饿、病痛、在死亡边缘徘徊。她用一句话总结了自己的一生：“我还是原来的我。”
所谓不改初心，所谓不悔，莫过于此。
她没有听见女儿严酷的指责：“你根本不想成为妈妈；权力才是你更渴望获得的东西。站在一群犹太犯人面前，你会感到自己拥有无比的权威。一个看管犹太人的警卫，守着一群被剃了光头的犯人，他们个个目光茫然，饥肠辘辘，精疲力竭，孤苦绝望——妈妈啊，这是多么卑鄙无耻的权威！”即使听见，她更关心的，仍然是，她党卫军的同事们。
这是多么恐怖的母亲，却仿佛东西方的时空在彼此渗透，我依稀读到了熟悉的东西：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反人性、斩草除根、狗崽子……这些话我都还有印象。我曾看过一部文学作品的手稿，第一句话：我曾经是红卫兵。第二句话被重笔抹去：我不悔。是作者前思后想过，决定不触怒读者？还是胆小的编辑代为删削？
儒家文化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忠君之事，君之过就是君的事。服从命令，成为最佳的自我赦免。
只是，伤害客观存在。多少大道理，总遮掩不了切肤之痛，因此我们有那么多“伤痕文学”，包括最新的张艺谋导演的《归来》，说的都是受害者的苦难；但，施害者在哪里？混杂在人群里，随着众人进与退，像湘西赶尸传说中的行尸走肉，是否就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谁能勇敢地承认：指示是他人所下，挥起的拳头是自己的——而与拳头相联的，应是自己的脑自己的心。
《朗读者》里最令我震撼的一句话，男主角米高，在汉娜自杀身亡后，代她向集中营的余生者求恕，对方答：“我没有资格说原谅。”是的，死者已逝，苦难随他们葬于地下，所有苟活者都因自己的存活，对他们抱歉。没有人能为死者代言。
而忏悔，如斯艰难，要抛开一切“不得已”，诚实面对自己的罪与错，像格拉斯的《剥洋葱》，一片一片，剥到自己的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艰困的事。要榨出自己“棉袍下的小”，也得用“永不原谅”的态度。
有时候，上一代不曾完成的事，可能必须由下一代继续。
我没有资格说原谅
——评《放浪记》
我确实不喜欢林芙美子。
1938年，惨烈的武汉会战后，大武汉沦陷，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作为侵华日军的一员，随大部队进入武汉。血腥的杀戮在她笔下是这样的：“战场上虽然有残酷的情景，但也有美好的场面和丰富的生活，令人难忘。我经过一个村落时，看见一支部队捉住了抗战的支那兵，听到了这样的对话。‘我真想用火烧死他！’‘混蛋！日本男人的做法是一刀砍了他！要不就一枪结果了他！’‘不，俺一想起那些家伙死在田家镇的那模样就恶心，就难受。’‘也罢，一刀砍了他吧！’于是，被俘虏的中国兵就在堂堂的一刀之下，毫无痛苦地一下子结果了性命。我听了他们的话，非常理解他们。我不觉得那种事情有什么残酷。”——这还是人说的话吗？
这也许能说明，在我阅读《放浪记》的时候，厌恶与同情为何会杂糅在一起，混乱地出现。作品与作家到底血肉相连，不爱这个人，还能不能爱这部作品？
要说林芙美子的故事，先要从她的父母说起。她母亲林菊，是旅馆老板家的女儿，天生丽质且感情奔放，曾三次与男人同居，并分别生下三个私生子女。她父亲宫田麻太郎，小林菊十四岁，是从事和服买卖的云游商人，在林家投宿时与林菊一见钟情。家人反对林菊远嫁，林菊却不顾一切，随宫田远走下关，并于1903年生下了第四个私生子：林芙美子。因为当时他们尚未结婚，所以芙美子登记在舅父名下，从母姓。父母的漂泊成为林芙美子骨子里的血，也奠定了她一生流浪的基础。“从我父亲那时起，我便失却了故乡。因而旅途就是我的故乡。”
林菊的前三个孩子，都是交还男方家里的，芙美子是唯一一个跟在她身边的，是实质上的独生女，独得母亲所有的爱。但八岁那年，一场风暴吹入芙美子幼小的人生。父亲聚敛了可观的家财后，执意将一位艺伎领回家中。“那天正是旧历正月，下着大雪。母亲带着八岁的我离开了父亲的家。我只记得，去若松必须坐船。”林菊是魅力不尽、永无空窗期的，这一回，陪在她身边的，是原来为宫田经营商店的经理泽井喜三郎，小她二十岁。
母亲和继父做过工，也行过商。“那之后，我就过上了无家的生活。无论走到何处，皆有置身于小小客栈的感觉。”小客栈里，有矿工夫妻、镶了假眼的流浪说唱师、狂人、卖腹蛇假酒的骗子和失了拇指的妓女。芙美子记得，有一次和妓女一起去洗澡，看到她的腹部文身，肚脐是一条蛇，喷吐出鲜红的舌头。作为孩子的芙美子，目不转睛盯着那条浅蓝色、可怕的青蛇文身。
小学四年她转学七次，没有交到一个亲密朋友。十二岁，芙美子休学当小贩，去矿山卖扇子、化妆品、一文钱一只的夹馅面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无论赚多赚少，母亲都给她三文零花钱，她拿来买双儿美人的故事书。
长大后，流徙岁月里，经常有人问起：“你的故乡在哪儿？”她只能答：“说不上什么确定的故乡。说起来，原籍是东樱岛。”求职时的履历书要写原籍，她还注明那儿是温泉胜地。“然而写得那么远，谁都不相信。”于是她干脆将原籍改成了东京。
而她最眷恋的城市，是尾道。1931年她创作的《风琴与鱼町》，开篇第一句：“父亲的手风琴拉得真好。”以小女孩的视角，娓娓记述了一家三口在尾道清贫而温馨的日子。后来因为父母在当地欠债太多，芙美子无法再回尾道。“然而，对那度过了少女时代的海边小镇，却怀着恋情一般的憧憬。”
也就是在尾道，她遇到了初恋。
15岁那年，初露文学才华的芙美子进入尾道市立高等女学校（现广岛县市尾道东高等学校）就读。为了筹措学费，她夜间还去帆布厂打工。私生子的身份、穷困的家庭环境、平凡的外貌，都令她不愿意与人接触，躲进文学的世界。她也因文学，与一位土豪家的公子冈野军一相识相爱。毕业后，更随着去明治大学读书的冈野来到东京，开始比翼双飞的同居生活。
这段恋情遭到冈野家人的极力反对，因为芙美子的来历不明。说：“不能找个姑娘，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芙美子多次哭泣，想到万一怀孕该如何是好，便跑到长谷司的墓地，在碑石上拼命撞击腹部。冈野让她安心，说：“你长期受苦，对人失去了信心。可你要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相信我。”
但1923年，大学一毕业的冈野随即回乡，自此音讯全无。翌年一月，苦等数月的芙美子找到对方家里，得到的是冷冰冰的回答：“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找别人说吧。”男人只说：“我是个无法依赖的男人，算了，望你喜结良缘。”之后，冈野与同级毕业的一位女护士结合。
“他的话至今让我心动，是他送我那本《萨宁》，也是他教会我如何恋爱，是他第一次把我带到东京，也是他对我信誓旦旦……我们彼此曾坚信不疑，那么努力地工作，甚至忘记了养父和母亲。然而，那些肤浅的、年轻的恋情岁月，却比泡沫更加虚幻。”
爱人远去，日子还要继续，林芙美子在东京，开始动荡求存：给作家近松秋江当女佣；摆地摊，为此需要贿赂地头蛇；给学生当助手；在玩具厂当女工；在牛肉菜馆当女侍……最山穷水尽的时候，甚至还考虑去玉井（私娼区）卖身。
日子再困难，众人都嘲笑一个女工的阅读书写，她却仍然没有放弃文字：断断续续地读，持之以恒地写。十年放浪生涯，攒下几十万字日记，就是后来她最著名的作品《放浪记》。
看《放浪记》，简直无法不令人起痛惜之心：玩具厂的工作，每天定额350件，日薪仅为7角5分。而开销是这样的：三叠大的小客栈铺位，一宿是三角钱；肉豆腐盖浇饭是一角钱，杂煮和泡菜的一顿饭，是一角二……她就着咸菜吃茶泡饭，觉得太阳如萝卜切口。而除了生活的最基本需求外，她还买稿纸，六分或八分一迭，腰带一块钱零八分，烤鲫鱼一角，以及美颜水，两角八——读到此，我不由微微一笑，困窘至极，仍不泯灭爱美之心，是日本女子的天性吗？
还有那些单身女子一定遭遇的困境：被上司性骚扰。她尖叫抗拒，上司皮笑肉不笑地说：“不就是开个玩笑吗？”坐船出海，看到一双铁青的大手就在帐外，随时可能突发兽行。不敢做什么，只能大声咳嗽，被好心人救了。同住的女学生，把她介绍给自己的老头子父亲。为了生存，她也接受过客人的礼物，向人低声下气，忍耐人家“仿佛来到小妾家中”的轻狎态度。她身边就有年轻的女子，为了一件大衣和戒指的虚荣，轻易走上卖身的道路。
母亲给她安排过相亲：“京都圣护院煎饼屋老板的儿子。在市政厅工作，是个好男人。”而牛肉面店的少年阿良，向她提起柏拉图——是太知道她不可能以身相就吧？那么能远远地看着她，也是好的。
《放浪记》里记录的，是她的苦难，也是全世界底层女性的共同命运。
困顿中，她结识了话剧演员田边若男。田边向她诉说前女友的无情无义：“每一次巡回演出，我都帮她拿包……那娘儿们却背着我，穿着睡衣悄悄钻进别人的房间。”
总之，都是人家的错，他是深受伤害的薄命男。文艺男的样貌，大致相同。
天寒地冻里，两个瑟瑟发抖的人，必须相拥取暖。芙美子嫁了田边。一旦生活窘迫，田边就让她去典当衣服，她心甘情愿。当她无意中发现柜子里，有一张面额很不小的存折时，还是百感交集，很不是滋味。
而田边竟与人有染。“我悄悄跟到男人住下的公寓，蹑手蹑脚爬上宽大的楼梯……我看到那个男人——曾经倚着我的胸膛哭泣的男人，居然和那个扎着桃形髻的女伶，像鱼一样地缠在一起。”婚后两个月，他们仳离，一场欢爱如梦无痕。
田边后与一位艺人结婚，数年后，他的妻子因肺炎病逝。
又只剩下她了，赤裸裸地受着苦，冬天脚上长满了冻疮，夏天患上脚气——在文字的世界里，她暴露一切，包括丑态百出。不矫饰、不造作、不美化。她不是绿茶也不是女神，她只是一个相貌平凡、有一切人类丑态的人。
不过她的爱，真是来得疾如风暴，几个月后，她便遇到野村吉哉，不得志的诗人，穷困潦倒，患有肺结核，“嘴唇红得吓人”。
野村性格古怪，他“抱紧我压在身上，说要让我和他同病相怜，拼命地将肺里的气息呼在我脸上”；自私冷漠，芙美子的母亲来看望他们，他照样不理不睬；行事几近无赖，芙美子去酒吧打工，他借口“去视察敌情”，不打招呼就直接过去，把芙美子吓得不敢出声；他对芙美子多次詈骂，说她是“又粗又短的猪脖子”，还拳打脚踢，用饭碗砸她，抓着头发把她按到榻榻米上毒打，还动过刀。
这种日子，林芙美子不止一次想到死：“也许，我的人生已到尽头。我想去死。这样子活下去真是太累了。一个人的时候孤寂难耐，两个人一起又更加痛苦，这个世界真是虚幻无比。”一年多后，正如之前的每段恋情，芙美子与他分袂。
而饥饿是芙美子永远的主题：当女侍，伙食是魔芋，旁边就是要送出去的餐食——黄澄澄的炸鸡排；她每天每天吃白菜，白菜里加酱油，没有肉。肉烧白菜，是她幻想之中的菜肴，一种梦想。每当路过鱼店，她得闭上眼睛憋住气。母亲来看望她，带了火车上吃剩的盒饭。这样的伙食在她笔下是：“我脸也顾不上洗，赶着吃那散发着木质清香的盒饭。红色的鱼糕片，梅干酱炒牛蒡丝，还有魔芋条炖肉金针菜。我真是大快朵颐。”她写得越兴高采烈，我们看得越心酸。
多么像中国的萧红，极度饥饿几乎令她半疯狂：席子能吃吗？桌子能吃吗？萧红终于早逝。芙美子比萧红幸福，大概在于，23岁那年，她遇到了学画的手冢绿敏，结为夫妻，性格温存包容的手冢一直陪伴她左右，直到她生命的终点。并在她去世后，整理她的著作及文献。
所以，早恋是有好处的，可以分手许多许多次，心千疮百孔，身体仍是绮年玉貌。一连串爱恨离合，仿佛已经地老天荒，但有时候，最后一个糖葫芦是好的。她对手冢不是没有怨言的：“他是一个以作画为生的人，却因为善良而无法营生。尽管结婚七年来，我始终暗自欺盼他能够找到一条营生之路，然而时至今日，除了侍弄庭院和作画之外，看不出他有一点想要工作的想法。”但他给了她一个温暖的家，也令她进入一生中最稳定的创作时期，完成了《清贫记》《牡蛎》《浮云》等诸多作品。
她把多年日记整理成书，在杂志上连载，大获成功。1930年出版单行本后，两年间，销量达六十万部，成为当时备受关注的超级畅销书。她过上了安居乐业、爱人陪伴的生活，也有一位小女佣照料她了，正如她当年伺候别人。十年放浪生涯，至此终结。
《放浪记》是这样诚实的一本书：“西洋诗人矫揉造作，崇奉虚构。我却想抛开那般矫饰，饿了就写作饿了，恋慕就写作恋慕。这种诚实的写作无法成立么？”所以里面真实、琐碎、丑陋，变异，无所不包，连母女在山野上拉屎的细节都一一备记。林芙美子本人也极其偏爱这部作品，曾自言道：“我并不认为自己死后作品还将流传下去。但我却有一种自信，唯有这部《放浪记》还会引起读者的共鸣。”
如果林芙美子在这时去世，世人会为她感叹说：红颜薄命，天妒英才。但她活到了战后。在侵华战争期间，她参加了臭名昭著的“笔部队”，与其他文人记者一起，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笔征”，以笔为武器，煽动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为侵略者鼓而呼。林芙美子作为“笔部队”唯一的女作家，被当时的宣传媒体誉为陆军班的头号功臣。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芙美子，为国上战场。——请原谅我下意识的油腔滑调，我只是在想象当时的媒体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