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离河北，因病休养，未参加任何一次鸣放会——可作“罪证”的书稿被自身难保的萧也牧悄悄退回，没有去“立功赎罪”——“萝卜青菜，各有一爱。”将要失去的信心被萧永顺重新鼓起——偶事连连，躲过反右扩大化，赢得20年宝贵时光。
从个人的本质上讲，父亲不会在反右运动中成为右派，这是因为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但是，在那场运动中吃“冤枉官司”的，也不在少数。如果不是一些偶然的事件，父亲极有可能要落入反右扩大化的罗网，因这些偶然事件非常巧合地接连发生，使他躲过了这一劫。
1956年，为了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的新景象，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筹办《俄文友好报》。负责筹建该报记者部的负责人曾在河北工作过，对父亲有所了解，深怀好感，于是便写来信，希望父亲能到北京去工作，并告知已征得《河北日报》总编杜敬的同意。
那个时候，父亲正处在人生的一个低谷。1956年的春节刚刚过去，作为《河北日报》驻社记者的父亲来到唐山地委和专署的所在地昌黎，了解全地区的春耕准备情况。采访任务非常顺利的完成后，父亲觉得应当再深入一步，采写点当前报纸急需的新闻，于是就来到春耕准备工作较为突出的昌黎县后钱庄。后钱庄热气腾腾的气氛激起了父亲的写作热情，赶写出一篇通讯报道。如果事情发展至此，应当说是非常圆满的，可是父亲却走了多此一举的下一步。父亲想：寄出稿子到见报至少需要一周，如果把这段时间里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再加进报道中，会使这个地方春耕工作的进展和成绩更为突出。于是父亲请当地的干部估算出今后5天所能完成的任务，将数字加进了写好的稿子。父亲把稿件寄往报社便到其他地区去采访。天不作美，就在父亲离开的当天夜里，昌黎下了一场很大的春雪，致使农民们几天都不能出工，估算出来的工作量自然也没有完成。当父亲高高兴兴回到报社时，那篇数字不实的报道已经见报，等待他的是党支部大会上的严厉批评。尽管父亲做了深刻的检查并下了保证，仍没有得到原谅和宽恕，被撤销了记者职务，调到被人认为是报社编辑部最末流科室的读者来信科，负责拆阅信件。由此而带来的惩处并没有结束，父亲本应作为正式代表出席河北省青年业余文学创作者会议，因报社个别领导的反对，只能含羞忍辱地以唯一的一名列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
就是在这种境况下，父亲也没有产生过调离《河北日报》的念头。不想离开的原因主要有这么几条：首先，是《河北日报》把父亲从农村基层干部的岗位带到文化界，得到了终生难忘的学习和锻炼机会，长了知识和本领，加快了尽早迈入文学殿堂大门的进程，对《河北日报》是怀有感恩之情的，晚年的时候，父亲还曾把《河北日报》比作通向文学彼岸的渡船。其次，父亲始终生活在河北这块土地上，几乎走遍了那里的山河大地，结识了数不清的有着深厚情谊的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燕赵大地是他生身养命的乐土，从感情上实在不忍离去。最后一个原因，父亲舍不得与省城保定的那些志趣相投、爱好一致的文友们分别。
对于这个送上门来的好机会，父亲一直犹犹豫豫拿不准主意。在父亲的好友中，也明显地分成两种意见。曹继铎等人认为：“要走就到下边去，咱们是农村长大的，调到大都市能体验什么生活？”这类意见也是父亲曾经考虑到的。杨啸与常庚西等人则认为：“应该服从组织调动，北京既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能接触到许多著名作家，文学水平会提高得更快。调到北京，距离所熟悉的冀东农村不仅没远，反而近了。作为全国性报纸的记者，眼界更开阔，对深入农村生活都是十分有利的。”对于这种意见，父亲也觉得很有道理。父亲左右权衡，仍无法下定走的决心。无法使父亲下定决心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列席了河北省青年业余文学创作者会议，使父亲倍感鼓舞，创作出一篇自认为写出了自己新水平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并亲手交给了《河北文艺》的有关人员。父亲对这篇小说寄予了厚望：如果这篇小说能在《河北文艺》发表，就能使自己目前的形象得到改变；形象一变，处境和地位也会相应变化，就有可能恢复记者职务，继续奔走驰骋在一切都十分熟悉的燕赵大地上，更有利于完成早已怀上的给农村写史、为农民立传的长篇巨制的愿望。可以说，《喜鹊登枝》能否在《河北文艺》上发表，成为父亲走与留这架天平上的一个重要砝码。
由于偏见，《喜鹊登枝》在《河北文艺》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个结局，使父亲下定决心，从保定调到了北京。
可以说，父亲是带着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非常偶然地离开《河北日报》，离开保定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一离去，使他躲开了一个极有可能成为右派的险地。二十多年后，父亲在给二儿子蓝天的信中写出了当时的危险程度：“如不调北京，有两件事情，我会糊糊涂涂地做出来：会给报刊写小品文，讽刺一些落后人和现象；整风时，我会给记者科的领导，包括党支部书记提意见，也会给当时对我创作有所压制的河北文联提意见。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呢？被划成‘右派分子’的确有人并不反党，只因幼稚、偏激，被戴上这个帽子的。”
当时《俄文友好报》工作证
父亲来到北京，躲过了一次危险，但是还有其他的危险在等着他。《俄文友好报》是对外宣传的，用不着写小品文；新的工作环境，父亲对领导没有任何成见，自然也不会提什么片面性的意见，但在整风时大鸣大放那种热闹非凡的气氛下，父亲难免会对一些在农村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的问题提出意见和看法。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父亲就曾写道：“还不知道政治斗争如水火无情，而且保留着十足的天真又轻狂的我，不可能未卜先知，不可能预计到一个月后形势骤然变化，会比别人更热心地帮助党整风，坦率地提意见。”
浩然手迹
不知是不是应该说幸运，整风即将开始的时候，父亲在一次例行体检中被查出患有“浸润性肺结核”，被领导安排住进了位于北京西郊的一个疗养所。按照当时的医疗水平，肺结核实在是一种比较可怕的病，记者部的领导怕被传染上病菌，没有通知父亲回单位参加整风。父亲因而没有参加过单位的任何一次鸣放会，也就更没有机会在鸣放会上发言了，也因此再次躲过了落入“右派罗网”的危险。
父亲在疗养所住了半年，不仅躲过了单位里的那张网，也躲过了社会上的一张更大更密的网。父亲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和《春蚕结茧》连续在《北京文艺》上刊登后，引起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注意，整风的时候，他们在一家饭庄召开青年作家大鸣大放座谈会，通过《北京文艺》邀请父亲参加。接到通知时父亲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但到开会的那天早晨，又有些犹豫，等到该动身的时刻，则决定不去赴会。有两个原因促使父亲做出如此的决定：一是听说同报社的一个青年翻译也要参加这次会议，担心他回到报社后走漏风声，使领导认为自己的身体已经痊愈，可以而且应该回单位参加整风鸣放会。如此一来，父亲就会失去在疗养所能够专心学习、读书和写作的条件。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父亲近期写的几个短篇小说都压在《北京文艺》，既没有发表，也没有说明理由，为此对编辑部有点不满。在如此情况下与其他一些青年作家坐到一起开会，觉得脸上无光。不如在疗养所再拼上一阵子，多发表一些作品，能够扬眉吐气的时候再登台亮相。
父亲没有参加市委宣传部组织的那个较高规格的鸣放会，又一次从反击右派的大网中漏了下来，因为不久后有人说那个鸣放会，就是右派们的一次集体表演。凡是参加那次会议的，几乎没有漏网的，都成了右派分子。事过之后，父亲每每想起这个因为十分偶然的原因没去参加的会议，都能感到一股股透心的凉气从脊背飕飕地冒起！
父亲调到《俄文友好报》不久，曾在山西省长治潞安县采访过一些特殊的县、乡两级人民代表。这些人民代表的特殊性就在于他们是土改时候的地主、富农，以及这些家庭出身的子女。父亲利用在疗养所休养的机会，根据当时采访到的生动素材创作出一部题为《新春》的中篇小说。父亲对这篇小说很满意，寄给了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的萧也牧，并很快就得到回音：修改几个细节就可以出版单行本。由于那些天萧也牧要接连不断地参加各种会议，这件事就被拖了下来。不久，整风运动变成了反右运动，父亲经过身体复查，认为可以停止服药正常工作了，被报社召回参加运动。运动告一段落的一个星期日，萧也牧突然给父亲打来一个电话，约定中午在某处街上碰面。父亲如约来到见面地点，萧也牧已经早早等在那里，他告诉父亲在这次运动中他犯了错误正接受批判，并交给父亲一个纸包，说：“你这小说，现在看有些危险，拿回去自己处理吧……”纸包里是父亲反右运动前写的那部中篇小说《新春》。父亲一直认为这部小说是赞扬共产党阶级政策的正确和胜利的，直到此刻，联想起在运动中发生的许多事情，才感到这篇小说稿的危险性。正处在危难中的萧也牧，如果想“立功赎罪”，无论将稿子作为罪证交给他所在的中国青年出版社，还是交到《俄文友好报》，父亲无疑都将被戴上右派的帽子。父亲和萧也牧分手后，立即回家将稿子一页一页地塞进煤火炉，直到全部都变成了灰烬。
父亲是以1956年在《北京文艺》上连续刊出歌颂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和《春蚕结茧》而步入文坛大门的。那个时候，文坛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十分浓烈，在宜人的环境中，父亲的创作激情格外旺盛。不料想，当父亲又创作出几篇颂扬农村新景象、新人物的小说后，极易走极端的中国文艺界气候骤变，刮起一股“干预生活”、“揭露阴暗面”的风，仿佛除了这类题材和内容的作品，其余的都不是文学，都没有立足之地。父亲的那几篇自以为有所长进的短篇新作被长时间的压在了《北京文艺》，编辑部一位很关心、重视父亲的编辑指点说：“你是很有才华的，但是这样下去路子越走越窄，很危险，……应当干预生活，敢于揭露阴暗面……”并且点出几位走红的作家的名字，让父亲仿效。
为了使自己的创作道路走得宽畅、顺当，避免自生自灭的命运，父亲读了几篇这类轰动的小说和有关的理论文章后，就关起门写了起来。由于父亲跟农民一直没有分离，是在翻身农民和他们的先进分子——基层干部中间成长起来的，同他们有着很深的感情，加上年轻热情、积极向上，所以在生活中总爱看爱听光明的东西，爱想爱写美好的事物；在父亲“生活素材”的仓库里几乎没有应当暴露的“阴暗面”的存储。经过冥思苦想，父亲终于打开了一点思路，想写一篇揭露那种打击压制别人、欺下瞒上，靠整别人往上爬的新官僚主义者的小说。但是，父亲只在稿纸上写下《梯子》这个题目后，就一句话也写不下去，并由此陷入极度的苦闷之中。
1955年与萧长春原型萧永顺合影
恰巧就在这个时候，从乡间来京开会的萧永顺到家里看望父亲。父亲向这位交心的老朋友道出了内心全部的矛盾和苦恼，最后泄气地说：“看样子，这碗饭咱们是不能吃啦！”萧永顺翻看了那几篇从编辑部退回来的稿件后，十分严肃地对父亲说：“你本来是个有志气的人，怎么能说这号没出息的话呢？萝卜青菜，各有一爱。你不用听他们那一套。他们不给你发表，我拿回去给社员念，我们喜欢这样的东西。”不多的几句话，却给了父亲最有力量的鼓劲和启示，在父亲的心里、身上发挥出神奇般的作用。当天晚上，父亲在日记中写下八个字：“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在萧永顺走后的两三个月的时间里，父亲一连气创作、重写、起草了七八个歌颂新人新事的短篇。多年之后，每每由什么事情引起对那时的回忆，父亲还有一种心颤身抖般的“后怕”：当年自己要是下苦工夫硬把《梯子》写出，写得顺手了再写几篇，就大有可能跟北京文学界的几位老兄老弟一样，被错打成右派分子！那将是个多么难熬的二十多年的痛苦日月呀！
父亲十分侥幸也十分幸运地躲过了几次危险，但真正的危险并没有完全过去。在运动的末尾人人过关时，父亲被报社的一些人煞有介事地推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重点检查”者的座位。父亲担心与这些人硬顶会把事情闹大，而被戴上什么分子的帽子，在几次小组会后，不得不“口是心非”地承认自己有个人主义思想，不得不做应付式的“检查”，以求保全自己。一次次的“深刻检查”，一回回的“加深认识”，可就是过不了关，那些人大有一种非让父亲自己说出“跟党离心离德”“我是右派分子”之势。父亲严守“有严重个人主义思想”的底线，决不再后退半步。
同报社的记者朋友贾玉江在背后给父亲出主意说：“他们这些不学无术的人，就像《金瓶梅》里的潘金莲一样，自己不生孩子，见人家生了就来气。他们就是嫉妒你，怕你成名。你就跟他们干。他们没捞到你啥材料，怎么不了你！”父亲被那些人逼得实在难以忍受，就听了贾玉江的话，找一个茬口，跟为首的两个人大吵了一顿。这一招果真灵验，父亲的检查很快被马马虎虎地通过了。
那个时候，父亲才25岁，是个刚刚迈入文学大门的一个小芽。一连串的偶然因素，使父亲躲过了“反右扩大化”这一劫，使得这棵文学嫩芽没有被“右派分子”的帽子活活压死，保留了以后成长壮大的基本条件，赢得了二十年发展自己，做出成绩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