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框框，新角度反映“老话题”，受到从未有过的赞许——适应版面，煞费苦心缩减三分之一，删去不少血肉——为保原貌，赶时间连夜恢复，险酿终生遗憾——反响强烈，获得未曾预想到的效果。
1958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时的浩然
《夏青苗求师》是父亲早期较为成功的短篇小说之一。这篇发表后曾引起反响的小说，在其诞生之际却险遭“瘦身”，而使读者不能观其全貌。
20世纪50年代初期，许多有理想、有志向的青少年为满足发展农业的需要，响应党的号召，从各级学校毕业后，积极主动地或返乡或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在当时如此的社会形势和农村急需大量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现实情况下，也有不少农村青年不甘心当一辈子农民，想方设法跑到城市谋求自身的发展；同时也有许多身居城市却未能升学的青年，不愿意到农村支援农业生产建设。
父亲曾担任过8年村、区、县的农村基层干部，亲自安排过无数返乡知青的生活和劳动，在与他们摸爬滚打在一起的过程中，帮助他们解决过许多思想上的问题。自以为对这些青少年很熟悉的父亲，为了能发挥点宣传教育的作用，便写了一篇反映知识青年下乡参加生产劳动的小说。没想到，当父亲把写好的作品拿给一位村干部看后，他却说：“写得很像，就是这类的思想过时了。”这位村干部的话，让父亲既感到震动也感到奇怪：明明有大批的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正在奔向农村，怎么能说“过时”了呢？父亲无法理解这样的说法，带着满腹的疑问，重新去体验观察。在现实生活中，父亲发现当初自己熟悉的那类知识青年们，在精神面貌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中的大多数已不再像解放初期的青年那样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跟劳动人民结合起来，迅速地扎下根，更有效地进行劳动锻炼，支援国家建设。
1957年10月，父亲根据新的体验和感知，重新草拟出了一篇小说，描写一位高级干部的儿子，高中毕业后放弃高考升学，自觉地来到农村生产第一线，用自己的决心、毅力和热情，通过了老贫农的考验，取得信任，收下了他这个徒弟。小说的题目定为《考试》。
按照父亲的写作习惯，每当一篇作品起草完，都要先放一放，凉一凉，过些日子再进行修改，这篇小说也自然暂时地放进了写字台的抽屉里。
11月7日这天，是苏联十月革命节。那时，中苏关系仍处在“蜜月”期，为了庆祝这个节日，单位、学校都放假一天，北京城处在狂欢之中，一派欢乐、热闹的节日景象。别人都在愉快地过着节，唯有父亲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利用假日将《考试》这篇小说抄改完。
这篇约1万5千字的稿子完成后，却使父亲犯了难：小说的篇幅较长，而一般刊物的容量又很小，发表起来有困难，不知寄往哪家刊物更合适。
那时，我家居住的宿舍楼与父亲工作的办公楼相邻，同在一个大院内。吃罢晚饭，父亲随意地走到单位的资料室，顺手拿起一本并非文学刊物的《中国青年》。随手翻看了几页后，父亲无意中发现一条《征稿启事》，“启事”十分恳切地讲明《中国青年》急需反映青年生活面貌的小说作品，希望能得到作家们的支持。这个“启事”使父亲动了心，从杂志上抄下编辑部的地址，就立即跑回家，照着写了信封，第二天一早便送到收发室，通过中直机关信件交换站将稿子送交《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
《中国青年》编辑部收到稿子的当天就给父亲打来电话，约他到杂志社去一趟。父亲如约来到《中国青年》编辑部，张天和昌耀两位编辑将他领到副总编董易的办公室。董易握着父亲的手非常热情地说：“我们正企盼有篇好小说奉献给二百多万读者，你的稿子就送来了，实在是喜从天降。你的小说写得十分成功，通俗易懂，很大众化，尤其充满新生活的时代气息，具有教育意义，一反过去那些写青年们考不上大学就悲观失望，就认为此生再没前途而痛不欲生的老框子，整个小说是积极向上的。你塑造的那个新型青年夏青苗一定能成为青年们学习的楷模。全编辑部的同志读过你的小说都为之高兴，都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夏青苗求师》
父亲还是平生第一次听到对他所写稿子的这般赞许和夸奖，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董易接着又说：“这篇稿子我们决定发表，把已经上版的两篇文章撤下来，这一期就上。所以请你再辛苦一下，有几处我画了记号的地方请再稍事改动。具体意见由他们两位跟你交换。我们的看法只供参考，怎么改我们尊重作者。你同意改就改，不同意这样发表也可以。”
编辑的主要意见就是压缩篇幅，因为《中国青年》除了偶有连载，从来没有发表过这么长的文章，因此希望父亲尽可能删除文字，以适于版面的编排。
《夏青苗求师》连环画
对于这种削足适履式的修改，父亲本是不乐意接受的，但又很想在《中国青年》这样一个发行量巨大、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作品，只得委曲求全。因第二天就要连夜排字、校对、插图、画版，还要付型印刷，所以当天晚上父亲便开始了修改工作，次日一个白天仍继续关在屋里改写。修改完毕，字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万般无奈之下，父亲只得采用“剪刀加糨糊”的办法，有的地方删去几句，有的地方砍削半页，有的地方干脆整页拿掉。如此这般之后，总算达到了一万字以内的要求，这才透口气，急忙将稿子交给编辑部。
当天夜间，张天和昌耀两位编辑又匆匆来到家里找父亲。原来，副总编董易看过打印出的校样，认为小说删去了不少的血肉，剩下的骨头太多，要按原稿发排，把删减的部分全都恢复。
父亲听完两位编辑的讲述，简直有些目瞪口呆，心中十分慌乱，他不仅没有这篇小说的底稿，连剪裁下去的那些纸片也早已打扫到楼下的垃圾箱里。因担心垃圾被清洁工人运走，三个人都紧张万分，急忙从3楼冲到楼下，又奔到放在宿舍楼后门口的那几个垃圾箱跟前。
幸好，清洁车还没到，垃圾没有被运走。三个人赶紧划着火柴照亮，弯着腰在那散发着浓烈刺鼻怪味的垃圾箱里翻找起来。正在此时，运垃圾的汽车开到，工人们得知情况后，打开车大灯为他们照明。在明亮的车灯照射下，他们终于从废弃物里找到了那些用手揉团过的纸条和纸片。
这篇小说终于按原貌发表在1957年第23期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时，编辑将标题改为《夏青苗求师》，父亲对这个改动很满意。
正如《中国青年》副总编董易所说的那样，《夏青苗求师》一反当时同类题材小说的普遍取材角度：青年人没有考取中学或大学，感到脸上无光、悲观失望；经党、团组织帮助，在实践中尝到参加农业生产的甜头，从此安心于农村。而是从一个青年一心响应党的号召，主动热情拜农民为师的新角度来反映青年生活。小说发表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父亲在本单位被一些同志刮目相看，也开始引起文学界以外的一些人的注意，获得从未预想到的效果。
在小说发表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父亲就收到近百封来自天南地北、各行各业的读者来信，他们夸奖这篇小说写得好，向作者表示祝贺。特别是一些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和高考落榜而心情不悦的知识青年，他们在信中纷纷表示“要向夏青苗学习！”这是父亲第一次因小说作品受到读者的如此赞扬。有的农业社主任还告诉父亲：从城里到他们社落户的几个中学生，过去跟队干部的关系一直相处得不太好，并且时常埋怨村里的农民对他们不热情；看了你的小说，他们对农民尊敬了，关系也渐渐搞好了。读者的热烈反响使父亲受到极大的鼓舞。
广播电台选中了这篇小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郭平朗诵，在电台连续播送几次。广播事业局广播剧团将小说改编为同名广播剧，在电台多次播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来两份长电报征询父亲的意见，要将这篇小说改编为电影搬上银幕。中学生教材研究室来信，准备把这篇小说选入中学课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将其编入了1958年5月出版的儿童文学集《腊妹子》。
《夏青苗求师》所引起的反响并没有转瞬即逝，在以后的岁月里仍在延续。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59年1月改编出版了同名连环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约请父亲亲自编写连环画脚本，于1959年12月出版同名连环画，以后又多次印刷，直到1964年4月还印行一次。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9年8月出版发行蒙文版单行本。这是有记载的，父亲第一篇被译成汉字以外文字的小说作品。20世纪60年代初，剧作家林舒谦将小说改编成题为《牧羊歌》的闽剧，由多家闽剧团在福建各地演出。20世纪70年代，这篇小说还被翻译成日文、英文、朝鲜文、越南文、法文、阿拉伯文、俄文、世界语等多种文字。父亲自己对《夏青苗求师》这篇小说也是较为满意的，不仅将其收入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在以后的岁月里，还分别收入到多部选集中，并出版过同名短篇小说集。
值得一提的是，在以往摸索奔波的日子里，父亲写出稿件都是主动地东扑西撞找门口投稿，总有一种求助于人的味道。而《夏青苗求师》的发表，成为了一个转折点，杂志、报纸的编辑部开始主动上门或来函约稿，而且语言热情、恳切，约稿信上甚至十分客气地写着“希望您赐稿”和“支持我们刊物”等类的词句。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父亲在创作上开始了“负债”生活，在尽可能保证作品质量的情况下，虽然使出全身的力量快写、多写，却仍然无法满足那些热情的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们，有的时候一篇作品几家“争抢”。对此，让父亲既感到为难也十分苦恼，在日记和给友人的信中，不断地提到由此而带来的苦恼，不断地下决心要予以改变。曾当过多年编辑的父亲，深知其中的艰辛和苦楚，故而每每遇到约稿，又出于理解和碍于情面，有求者尽可能应允，结果是老债尚未偿清，又添加上更多的新债。为了偿付这些无法还清的“债务”，父亲不得不常常处于拼命状态。这种“负债”不断的状况，几乎持续到因病不能写作的老年时期。父亲晚年时曾经说过：“我的创作生活这些年基本上没有主动权，总是被编辑同志驱赶着奔波，所以闹得焦头烂额、苦恼万端。身体拼垮了，作品也没写出应有的水平，真是得不偿失。”
《夏青苗求师》虽然只是个短篇小说，在父亲一千余万字的文学作品中不太“显山露水”，但它毕竟对父亲近五十年的写作生涯产生过很大作用：在作品发表之初，产生出如此大的社会反响和社会效应，使父亲更加体会到文学作品的宣传教育作用和引领功能，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使父亲越发下定了多写、写好作品的决心；虽然小说发表后使父亲在写作生涯中过上了“负债”的生活，致使有些作品还未修改得十分满意，便被报刊的编辑拿去发表，等收入到集子前还要再做较大的修改工作，但是对父亲快写、多出作品，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是父亲在文学创作上能够高产的诸多原因之一。这部小说很值得成为读者和研究者们关注的一篇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