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阳天》发表出版，叶圣陶喜不能禁，孙犁惊叹不已——读者反响强烈，数十年影响不减，多种版本一再出版发行——搬上银幕、舞台，通过电波传送到四面八方——《艳阳天》应当活下去，有权活下去。未来的读者会对已化成尸骨的作者发出一定的好感和敬意。
《艳阳天》自问世至今已近50载。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河流中，这部三卷本的长篇小说与它的创作者相随相伴，时而跃上峰巅，时而又堕入低谷。但无论社会风云如何变幻，人生征途如何起伏，父亲对这部浸透着他无数心血的著作始终态度如一，充满自信。
1964年1月《艳阳天》第一卷在《收获》杂志刊载后，同年9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单行本，作品优劣好坏的裁判权赋予社会，接受读者的检验。在那个时刻，父亲的内心充满喜悦，同时又十分安静。喜悦，是因为他的心血汗水，他的辛勤劳作结出了果实，他的愿望已初步实现；安静，则缘于他的自信。
父亲的自信是有依据的，父亲的自信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艳阳天》第一卷刊载、出版后，尽管在当时的评论界没有引起过多的反应，但却得到社会其他各界的广泛关注。1964年2月，叶圣陶老先生在读了《收获》复刊号上刊登的《艳阳天》后，深为喜爱，立即给父亲写来信：
浩然同志惠鉴：
接到《收获》而后，即读大作《艳阳天》，迄于昨日，十五章读毕。
此作可谓足下创作上之大进展，我喜不能禁，欲写一信致意。数年间之深入农村，潜心学习，于此足见收获之大。方针政策，农村中之两种矛盾，我皆知之甚浅，然观大作，亦能断其认识之真，体会之切。所叙若干人物，皆有血有肉宛然在目。深足感人之场面不一而足，我辄思之久久，然后读览下文。文辞亦大胜于前，循而诵之，饶有余味。此非仅技巧之事，根源还在于思想认识。根深乃能枝茂，源远乃能流长，理固然也。篇末有附语，请读者提意见。我只欲提一点，作者说明人物性习与心理状态之处，似稍嫌其多，可否作适当之删汰。此宜于叙写行动与对话之时宛委表达之，俾读者自为领悟。再者，足下此作势必传入广大农村，为农民之读物，而多作说明，其方法来自外国小说，恐未必为群众所易接受。浅见不定有当，聊供考虑耳。全书何时完成？我深盼其早日印出，获观全豹也。
据闻足下近在上海编电影剧本，未知确否。就《艳阳天》而推之，足下诚适于编电影剧本。若已有所成，愿先闻其大概。不知尊寓何在，此书托《收获》社转至，想必能从速达览。余不多陈，即颂著安。
叶圣陶
二月二十三日上午
叶老的热情鼓励，使父亲感动之极。单行本出版后，萧也牧也给父亲写来贺信：“你的《艳阳天》反映极好。等到全书出齐，我要好好读一遍。”令人惋惜的是，萧也牧被此后不久的政治的狂风暴雨从北京裹挟到河南的“五七”干校，未等《艳阳天》被解禁，便于1970年10月在干校去世。1964年12月，孙犁在写给冉淮舟的一封信中，特别谈到《艳阳天》：“近读浩然长篇《艳阳天》（新出单行本），我觉得很好，有人物、有情节、有艺术、有政策。该同志在《红旗》工作，得有机会全面领会政策，并在农村工作一时期，似颇为努力。他的短篇我读得很少，得读此作，惊叹不已，也许是我自己少见多怪吧。”长春电影制片厂早在小说发表之前，就开始与父亲洽谈改编拍摄电影的问题，发表、出版后更是加紧进行这一工作。除了要改编拍摄电影，多种类型的剧团也找到父亲要进行改编：中国评剧院的胡斌要改编评剧，并于1965年4月进行了彩排，父亲与萧永顺一同观看了这次彩排；北京京剧团的汪曾祺、杨雨明要改编京剧；人民艺术剧院的蓝天野、田冲、黎平要改编话剧，并于1966年2月进行了连排；中央歌剧舞剧院的刘诗嵘要改编歌剧；北京曲剧团的徐淦生要改编曲剧；顺义县评剧团也要改编评剧。直到1969年6月14日，正在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公社新街大队下放劳动、接受再教育的父亲，还接到上海戏剧学院赵兵、俞子涛的信，他们为进行教改，要改编《艳阳天》为话剧，希望到北京找父亲具体商谈。为了在电台连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和黑龙江广播艺术团的李维信来找父亲商谈。营口市曲艺团的袁阔成也找到父亲谈改编评书的事宜；如今网上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艳阳天》音频，应当就是那个时期所录制的。
各种类型的座谈会也相继举行。北京市文联召集部分作家、编辑等相关人员座谈；宣武区图书馆、崇文区图书馆、西城区图书馆分别召开读者座谈会；朝阳区文化馆召开农民、干部座谈会；顺义县牛栏山公社召开农民座谈会……
在北京出版社召开的长篇作者座谈会上，父亲介绍了《艳阳天》的创作体会；应北京河北师范学院之邀，父亲到该院中文系报告《艳阳天》的创作经过；南开大学专程来人邀请父亲赴津作有关报告；新华社记者就《艳阳天》的写作情况前来采访。
在普通读者中引起的反响更是强烈。父母子女、亲朋好友、同事邻里之间相互推荐借阅；许多学生争相传看，背诵其中的精彩章节和段落，模仿其中的词汇和描写手法写作文，用书中人物的外号给周围的人“冠名”；有的读者连夜阅读，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就“猫”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有的人因是借阅的书，甚至抄录下来，以便于自己今后的阅读；有的人读了一遍又一遍；美术学院的大学生要创作一套插图，作为自己的毕业作品。读者来信络绎不绝，在小说出版后的十年间，父亲收到近万封的读者来信。这些来信除了给予作者很多鼓励，希望能尽早看到小说的后续部分外，更多的是谈感想、体会。读者们称赞这部作品语言流畅、人物鲜活、故事感人、耐人回味，使人读后产生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受到很好的教育，获得很多的生活经验。众多读者都感到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事情就曾发生在自己的身边，书中的人物就是自己村里的一些人。许多人因为看了《艳阳天》，才开始对阅读小说着了迷，而且一发而不可收。
小说的第三卷因“文革”爆发，虽已出版却没有能够发行，第一、二卷也于1967年因作者有“政治问题”而在新华书店封存下架。直到1971年5月通过审查后解禁，三卷本的《艳阳天》才得以完整的呈献给广大读者，并产生出更大的反响和长远的影响。
《艳阳天》第三卷刚开始在市面出售，叶圣陶老人马上就购买了一本。他在1972年2月8日写给父亲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前几个月才买到《艳阳天》第三部，家里几个人轮流看，我是前月上旬看完的。现在书给徐盈（引者注：徐盈为老新闻工作者，系著名女记者彭子冈的丈夫）借去了。您真是熟悉农村的阶级斗争。我可以说是完全不知农村的人，但是我敢断言您是真熟悉，由于熟悉，故而能表现得高于现实。您的书使我间接地知道了一些农村。”
大量的社会需求，使得人民文学出版社除了继续发行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各种版本外，还多次重版加印。其中“文革”结束前的有1972年版，这个版本至1974年8月仅北京就印刷六次；1975年版；1976年版。
与《艳阳天》插图画家方增先于上海
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全国包括广东、四川、湖北、湖南、浙江等地在内的出版社也相继租型印刷；香港三联书店在香港出版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朝鲜文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哈萨克文版；1977年外文出版社开始翻译出版发行朝鲜文版，至1981年出齐五卷本；日本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日文版。据不完全统计，《艳阳天》在国内共出版发行了500余万套。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衍生品产生：20世纪70年代，人民美术出版社改编出版了同名连环画；天津、上海、山东、江苏、安徽、广西、广东、四川、福建、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吉林、甘肃等地出版社根据人美版连环画重印出版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还出版发行了朝鲜文版。父亲曾与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汤汝雁合作，根据《艳阳天》第一卷改编电影文学剧本，于1965年8月完成，因多种原因，影片在拍摄中途下马；197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再次改编，将《艳阳天》搬上银幕。1972年，河北省话剧院将《艳阳天》搬上舞台。根据河北省话剧院的演出剧本，中国煤矿文工团、宁夏文工团、青海省话剧团、吉林省长春市歌舞团、江苏省徐州市歌舞团话剧队、山西省雁北地区文工团、四川省万县地区文工团等演出团体，排练上演了同名话剧。天津市文化局《海港》剧组1972年改编上演了同名现代京剧、江苏省无锡县锡剧团改编上演了同名锡剧、湖北省英山县黄梅戏剧团1973年改编上演了同名黄梅戏、山西省汾西县眉户剧团1974年改编上演了同名眉户剧、山东省济南市吕剧团1975年改编上演了同名吕剧……《艳阳天》在全国多地广播电台黄金时段播送，成为听众最喜爱的广播节目。《艳阳天》在当时还成为农村人民公社间相互交往时互赠的礼品。“文革”结束后，父亲因受到政治牵连，人身受到审查，作品受到批判。一些人紧追形势，随风转舵，迅速调换腔调，对《艳阳天》这部写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反映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生活风貌的小说，一反以往的推崇、赞扬和肯定，而流露出冷漠、怀疑，乃至贬斥和彻底否定的态度。于是，社会上出现对《艳阳天》的评价林林总总，褒贬不一，甚至针锋相对的现象。很多持贬斥和否定态度的人，不知是从未看过原著，或没有认真阅读过，还是有意地混淆视听，或者根本就没有独立思考，仅仅是追时髦的人云亦云，他们的言论空洞无物，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更有甚者，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将《艳阳天》所描写的时代，说成是人民公社时期、三年困难时期或是“文革”时期。这样的言论和文字，只能被人看作是政治上的讨伐“檄文”，而没有任何学术上的价值。
也有人说，是因为江青对《艳阳天》的赏识，才使得它“红”极一时，才有了如此巨大的反响和影响力；一些不明就里，而又不探寻真相的人至今仍坚持着这种观点。事实恰恰相反。《艳阳天》第一卷在“文革”前一出版，就引起广泛的关注，喜爱它的读者遍布社会各阶层、各行业；除出版发行不同版本外，几次加印，仍有供不应求之势。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里，正是因为它所具有的艺术性和真实性，才继续拥有众多的忠实读者，许多出版社才会租型不断地重印发行，才有了相当可观的印量。正是因为这些，才有可能引起当时在中央主管文艺工作的江青的注意。任何人只要持一种公正的心态稍作了解就可以发现到，在“文革”的中、后期，新出版和再版的文艺作品并不少，但真正让读者记住、流传下来的却并不多，原因是不言自明的。
尽管《艳阳天》拥有着众多的忠诚读者，但在时代的变迁中，有近20年没有再重印，从新华书店的柜台上绝迹。
一部受读者欢迎，产生过很大社会影响的好的文学作品，是不会被遗忘的，更不会永久的被埋没在历史的烟尘中。
199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再版了《艳阳天》，2005年又出版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版，这一版本从2005年第一次印刷至今，几乎每年都要加印发行几千册；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版于2009年被推出；今年又出版了“朝内166人文文库”版。华龄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发行的《浩然长篇小说文库》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发行的《浩然全集》均收录了《艳阳天》；农村读物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发行的《中国乡土文学大系》当代卷中节选了《艳阳天》部分章节。
2008年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电影版《艳阳天》连环画；2010年3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再版了《艳阳天》连环画1至4册，新出版了第5册；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百种红色经典连环画之一，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再次出版发行《艳阳天》连环画。
2009年，《艳阳天》入选《长篇小说选刊》编纂的“阅读中国——建国以来500部长篇小说（数字版）”选本。
《艳阳天》没有被忘记，也不会被忘记。1993年，导演田壮壮、演员李雪健、吕丽萍等人拟将《艳阳天》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但由于特殊原因，这个愿望没有实现。1998年12月4日，电影《艳阳天》萧长春的扮演者张连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一次我到他（引者注：指浩然。）曾蹲点的村子，当地人谈起他都很亲切、自豪。今年我去青岛崂山一个村子，支书夫妇请我吃饭。他们说，就是因为《艳阳天》这本书，他们才结成夫妇的。吃饭时，书记念了第一句，媳妇就能接下第二句。《艳阳天》写得比较扎实，在当时确实影响了一大批读者。”“国家图书馆2008年12月中文图书借阅榜”上，《艳阳天》名列第13位，是20本上榜书中唯一一本当代文学作品。父亲逝世后，许多读者在缅怀的同时，都表示出对他及其作品的怀念：“记忆中，我父亲刚退休那会儿，每天翻看《艳阳天》。那三册书放在他床头，一有空闲，他就摘下眼镜捧着《艳阳天》。翻看了至少有好几个月，他还是津津有味兴趣不减。”“十三四岁开始读他的《艳阳天》，30年了，仍然在读。给一代青年带来了文学梦!”“我们是读着他的《艳阳天》、《金光大道》长大的，我们为他塑造的人物同喜同悲，为他的作品的力量所感动，我们是他教育的一代有理想、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今天我们也有点上年纪，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许多读者表示：阅读《艳阳天》，使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懂得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奠定了自己的人生观，点燃起青年时代思想的火花，懂得了做人应做什么样的人；给他们以文学的启迪；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文学与人生态度：真实，正直，并有坚定的人格操守；曾激励过他们这一代人,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希望；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的故事情节，刻画鲜明的人物性格，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至今难忘；开启了他们的文学梦，不少人因受其影响而爱上了文学创作，从而改变了生活的轨迹。一些20世纪70、80年代出生的人，经过他们长辈的推荐，阅读后感到，虽然《艳阳天》所描写的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但书中激励着人们积极向上、奋斗进取的精神永不会改变；作品中洋溢着的浓厚的生活气息、鲜活的人物形象，以及特别的艺术真实性，让他们有机会从书中感悟到那时人们的理想和追求。
近几年，国内有不少学者以新的视野对《艳阳天》加以审视，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
武警作家王久辛在其所写的悼念文章《浩然是一棵大树》中说：“他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我们可以先撇开文学性与艺术性不说，仅就其人物所留下的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而言，就有不可替代的宝贵的史料价值。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说贾平凹的《废都》留下了中国90年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原型的史料价值，那么浩然的长篇则留下了中国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农民原型的丰富史料。他接续上了周立波《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中的中国农民的原型形象，即像作家周立波所展现的中国东北自1948年开始的土地革命及其影响下的人物命运和作家柳青《创业史》所展现的陕西农民进入‘合作化’时代的命运与精神。他承袭了新中国文学的血脉，使50年代与60、70年代的精神血脉紧紧相系在了一起。”
木弓在他的《关于浩然的一点随想》中指出：“再次读《艳阳天》，我是非常震惊的。因为这部最具时代精神的长篇巨著中居然看不到中国文人文化影响的痕迹，也看不到西方哪怕古典知识分子文化影响的痕迹，只有彻头彻尾的充满民间文化的泥土气息，仅此一点，就值得我们刮目相看。在今天，这种写作是多么不可思议，而当年的浩然，居然创造了这样一个文本。他用纯粹民间的文化改造了已非常知识分子化的长篇小说形式，并创造了在一个封闭时代才能实现的适合农民读者阅读的艺术表现形式。据我所知，在当代文学中，还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够如此建设性地给出一个长篇形式。贡献一种艺术形式，是所有作家梦寐以求的理想。”
针对木弓的看法，专门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李云雷在他所著的《我们能否理解浩然？》中进一步指出：“这里强调了民间文化对长篇小说形式改造的作用，但不仅是民间文化，浩然是在继承了西方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在内容上以社会主义现代性对抗资本主义现代性，而在形式上也融会创新，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适合中国民众接受的表达方式。”在文中他还写道：“在时间的处理上，《艳阳天》也很有创造性，我们也可以说，在《艳阳天》的第一部中，一天半的故事时间在浩然笔下‘成了一个小小的永恒’，但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不同，他对时间的把握不是向内、向人的意识领域展开的，而是向外、向人的社会领域而展开的。在如此短暂的故事时间里，向内挖掘是较易于做到的，而向社会领域扩展则较为困难。在文学史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以故事时间短暂而著称，他的小说既向内、也向外扩展，具有戏剧化、狂欢化的倾向，但《艳阳天》的故事时间虽然短暂，在整体风格上却更接近于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作家的史诗性风格，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很独特的。”
近半个世纪来，《艳阳天》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海外也有着相当的影响和读者。
1976年与《艳阳天》日文译者伊藤克
曾把包括《艳阳天》在内的大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作品翻译成日文，介绍给广大日本读者的伊藤克，对父亲说过这样一段话：“翻译你《艳阳天》那时，我的心情最好，脑子最灵，精力最充沛。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刻，日本人渴望了解中国。我看到这一步，就赶紧翻译，分八集出版。第一集发行以后，读者纷纷来信，来电话，感谢我，催促我。这使我更有信心更为兴奋，日夜进行，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以一个月出一集的速度，8个月就出全了，一版就印了10万套。……”
加拿大籍教授、汉学家叶嘉莹是一位从台湾到北美洲的学者，专攻中国古典文学。她自称一向对含有政治目的的文学作品抱有成见，更怕看满纸革命斗争的字眼，但对《艳阳天》，由初读、再读到三读，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喜欢到仔细分析，最后做了一番深入认真的研究，写出多篇共10余万言的专题论文。她研究的结论是：《艳阳天》是一部具有世界水准的佳作。她在发表于1976年香港《七十年代》上的《我看〈艳阳天〉》中这样写道：“《艳阳天》这部小说之所以特别成功，便因为它不是在套式样板中的口号教条，它是作者对革命的理想和热情正当的高潮时，结合了斗争实践的体验孕育出来的作品。小说的作者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成份，在中国文学史中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的血液；小说的内容所叙述的农业合作化的路线斗争，是中国小说中未经前人写过的革命题材，这种开新创造所获得的成就，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应该引起所有关心中国文学的读者们的注意。马森先生去年12月在香港《南北极》杂志第67期曾经发表一篇文章，标题为《中国作家与诺贝尔奖》，文中曾经提到‘就凭《艳阳天》的成绩，也未尝不可以获得一项诺贝尔文学奖。’这话绝非溢美之辞。当然，中国可以根本就不重视西方世界所玩弄的像‘诺贝尔奖’这些花样，可是浩然的《艳阳天》之所以列入世界伟大小说之林，则是不容置疑的一件事……”叶嘉莹在1994年所撰《〈艳阳天〉重版感言》中写道：“我原是一个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之研读的工作者，对于中国解放后叙写革命与斗争的小说，原来并没有阅读的兴趣，但当时浩然的这一部《艳阳天》却正在风行一时，大有如日中天之势，经不住朋友们的推介，我终于不仅看了这部小说，而且为其所吸引，所感动，最后更以我平日对于古典文学之研读的精神，对这一部叙写革命与斗争的小说，竟然也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做了一番研读的工作。”在文中，她还写道：“我在古典诗歌的评赏中，常常赞美一些杰出的作者，说他们乃是用他们的生命来写作他们的诗篇的，他们乃是用他们的生活来实践他们的诗篇的。而凡是具有此种品质的作品，就必然都会在具有真诚善感之心的读者中，获得一种超越于外表所写之情事的拘限以外之感发的共鸣。我认为浩然先生的《艳阳天》之所以能战胜了我由于不同之生长背景，与不同之思想意识所形成的抗拒之心，主要就也正是由于浩然先生的这一部小说，也同样具含了此一种品质的缘故。”
1981年4月30日与华人学者叶嘉莹教授
1979年，法国著名汉学家露阿夫人等人，曾拟将《艳阳天》翻译为法文，介绍给法国读者。因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编辑部邀请14位来自两岸三地、新加坡、马来西亚及美国的作家学者评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艳阳天》以“刻画农村的面貌入木三分”而榜上有名，名列第43位。
作为《艳阳天》的写作者，父亲对这部作品的看法和认识是始终如一的。父亲在政治形势严峻和处于人生低谷时的想法，也许更能表露出他的真实思想。
“文化大革命”已经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1966年11月中旬，《中国文学》杂志社的赵学龄找到父亲，接洽转载《艳阳天》事宜。在谈论中，父亲对他说：“用今天的眼光和认识水平看这部长篇，它的缺点和问题不少，但总的说来，我对它还是有信心的。”接着，父亲说了有信心的理由：这部书是真正地深入了生活之后才动手写的，它来自现实的生活斗争；所写的问题，都是亲身感受，有所理解，又忍不住要表现的；一面写这部书，一面注意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并努力地符合它；完成这部书的创作，是群众帮助的结果。赵学龄当即表示：《中国文学》的看法与父亲是完全一致的。
针对某些人贬斥和否定《艳阳天》的言论，父亲认为：这是从政治和政策出发的，并以此观点为计量器。他们排除了评价一部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作品，必须依据的“生活”和“艺术”这两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他们尤其撇开了历史间隔，只是迎合着今天的政治和政策气候来秤约作品。这是不合理的，不公允的，不正确的。应该明白，《艳阳天》是小说，不是“政治教材”，也不是“政策法令文件汇编”。文学作品的存在价值和生命力，在于它的真实性和艺术性；在于两者的巧妙融合。50年代中期社会生活的种种情景，就是如《艳阳天》里所反映的种种情景。置身于那个特定环境中的农民，包括基层干部的精神面貌，就是如《艳阳天》里所表现的那些人物形象的精神面貌；那个时期的农民，诸如萧长春、马老四、马之悦、马小辫、弯弯绕，包括又哑又聋的那个人，就是像《艳阳天》所揭示的那样看待事物、思考问题、处理麻烦和矛盾的。这就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不会因为经过20多年时间和重新检验，那时农村的种种情景，农民的精神面貌，就能变换成另一种模样，变换得符合我们今天的人所喜欢的那种模样。《艳阳天》是以小说的身份活下来的，绝非仅因其政治和政策因素获得这样的成功。一部文学作品，真实而不是虚假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作者在写作的时候，用的真情实感而不是伪装和撒谎，这就是它的真实性的基本内容。作品出版后，赢得了广大的读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活着的人还没有都忘记它，因此，这作品具有其历史价值，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一部作品的生死，不决定于名家权威是否鼓吹撑腰。名家权威管得了文学界，管不着广大读者；能左右今天的人，奈何不了明天的人：到了明天，读者是否承认他的名和威还在两可之间，又怎能保险买被他们抬轿子抬起来的作品的账呢？最为正经和牢靠的办法，是评论家独立思考，就作品论作品，让作品自己去说话，由作品自己的生命力决定自己的死活。1998年9月，父亲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道：“《艳阳天》曾被认为‘写出了五亿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豪情壮志’，我认为这个评价至今还是合情合理的。如今看来，当时受到观念和水平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恰当，特别是《金光大道》强化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淡化了一些东西，但它们真实地记录了那时的社会和人，那时人们的思想情绪。当时的生活就是《艳阳天》中写的那样，作者当时就是这样看的，也是被读者肯定了的。那已经是‘历史’了，而历史就是历史，谁也不能改变它。哪怕你憎恨那个时代，你可以不再重复那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不再走那样的道路，但你抹杀不了它，尤其不能改变它的模样。”
没有十全十美的艺术，再好的艺术品也会存有遗憾。在对《艳阳天》的回顾中，父亲也认识到其中的缺憾：本应当如同设计中农形象那样，既有跟着反革命分子跑的弯弯绕，也有跟革命者一条心的焦振茂，也有经过斗争、颠簸、动摇最后终于被进步势力团结过来的韩百安等那样，在《艳阳天》里，安排一两个与马小辫和马斋政治态度迥然不同的地富分子形象。造成这样的缺憾，既有当时社会背景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有作者主观方面的顾忌。尽管如此，在那种“左”的风越刮越剧烈的形势下，在一部专门写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小说里，父亲还是写了地主子弟马志德及其妻子，这两个生动的、有血肉的形象，并且把这两个经过曲折的矛盾斗争转化为拥护革命、倾向革命的人物，安排在该书最反动的代表马小辫的家里，这在一定程度对上述的失误有所弥补。
无论形势如何变化，社会怎样发展，父亲都坚定地认为：“《艳阳天》应该活下去，有权活下去。相信未来的读者在读过《艳阳天》之后，会得到一些活的历史知识，会得到一些美的艺术享受，会对已经化成一堆尸骨的作者发出一定的好感和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