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眼目睹，亲身参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全过程，激情满怀——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高潮，激发起为农村写史，为农民立传的念头——上百个夜晚的业余时间，创作出《狂涛巨浪》却归于失败——美好志愿难以忘怀，几上几下，好梦难圆。
《金光大道》是父亲酝酿、创作时间最长，并经历了几上几下坎坷历程而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从开始产生创作这类题材小说的想法，到最后实现达20余年之久，如若截止到为出齐四部而进行最后一次的润色修饰，在时间跨度上则长达近40年。
父亲从村里脱产后，仍在故乡蓟县工作。作为县区干部，经常分工包片，负责抓几个村的工作，其内容涵盖了方方面面。父亲负责的村庄多处于两河交汇而形成的两大洼地——青甸洼、太和洼。那里的农民曾对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当时虽然分到了土地，但因战争刚刚结束，创伤还没得到疗治，又连遭水灾，加上生产资料底子不厚，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相当困难，许多人连地都无力耕种。包片的干部不仅要保证所有的土地都要种上，还要保证不能饿死人。所以，在那些日子里，父亲的主要任务就是发放救济粮款，筹备种子，想方设法帮助农民耕种上土地。此外，还要处理一些父子、兄弟之间因要走不同的道路而闹分家等等的家务事。在几年的时间里，父亲先是带领、帮助村里的党团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一起办互助组，建农业社，后又向他们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仅亲眼目睹，而且亲身参与了农业社会主义的改造。可以说，父亲同农民中的那些积极分子们一样激情满怀，心无旁骛地投身于这场伟大的社会运动之中，与他们在并肩的战斗中建立起深厚感情。无论时光怎样流逝，那些记忆仍然是新鲜、强烈的，带着诗的情调，春天般的色彩，越回想越有味道。若干年后，当父亲怀着强烈的抑制不住的感情用艺术的形式再现那段生活时，常常觉得不是在描写别人，而是在描写自己；包括像高二林、刘万那样的人在内，父亲都是带着手足般的情意描写他们，用当时的感情冲动和想法来塑造他们的人物形象。
1954年父亲调到《河北日报》当记者，先是在通州专区，后是在河北全省的农村进行采访报道，足迹几乎踏遍整个燕赵大地。到了1955年的金秋，如同势不可挡的洪流，农业合作化高潮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感人心弦的动人事例屡见不鲜，时时处处激动着父亲那颗农民后代的心。在这种形势和心境下，父亲萌发起一个念头：在燕赵大地上，几千年来的农民如同散沙一般都是个体单干，中国共产党竟在短短的四五年时间里，就把他们变成了有组织的集体劳动者，千千万万的农民，都齐心协力地向一个目标奋斗进发，这是古老的中国有史以来都不曾有过的地覆天翻的变化，这是人类历史上了不起的一次跨越！自己是农民的后代，当过农民，了解农民，跟农民有着血肉关系，又怀有文学上的远大志向，责无旁贷地应该给农村写史、为农民立传；如果能够用手里的笔，把中国这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记录下来，写成一部小说，一定很有意义；如果好梦成真，必定是生命的成功、人生奋斗的成功！
浩然早期的采访本
于是，父亲便根据自己在农村基层的工作经历和当记者采访、参观所得的资料，酝酿起这部小说，随后用了上百个晚间的业余时间创作出描写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长篇小说《狂涛巨浪》。这部作品完成时，父亲已经调到北京的《俄文友好报》，便将稿子就近交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社二编室的负责人、作家萧也牧审阅了稿件，并亲自找父亲谈了意见。他认为：这部小说稿乡土气息很浓，对生活有独到的感受，作者有一定的艺术表现才能；但由于实践少，经验不足，作品没有写成功，修改起来不仅费力，而且希望也很小。父亲这一次的写作以失败而告终。按照萧也牧的指点，父亲将这部手稿束之高阁，从短篇小说入手苦练基本功。
1960年，父亲到山东省昌乐县下放劳动。其间，到一个先进村参观访问，在几天的时间里，耳闻目睹的一些人与事，再次勾起父亲创作这类题材小说的冲动，但只是结构起小说的架子，而没有能够进行下去。这一次的写作又暂告失败。
多年后，当父亲回忆起这两次的写作经历，分析失败的原因时认为，除了驾驭长篇的能力尚不够之外，还在于自己只是站在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又用局限在一个具体历史阶段的眼光和角度看这个题材，没有站在一定的思想和艺术高度来概括生活、提炼主题、塑造人物。比如，在作品中描写贫下中农办互助组，地主富农破坏捣乱，一个区干部或乡干部出面砍社，经过斗争，贫下中农胜利了。按照这样的思路写下去，越写越觉得题材平淡，人物不丰满，甚至感到有点像马后炮的过时的新闻报道。其结果只能是半途而废。
第二次的写作虽然也暂告失败，但父亲并没有从心中忘却，总是不时地想起它，考虑着如何再次重新开始。到了1962年，父亲同时酝酿着两部长篇，一个是《金光大道》的前身《阳关大道》，一个是《艳阳天》的前身《真金不怕火炼》。这两部长篇，都以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为其历史背景。但是现有的主客观条件，无法同时创作，先开笔写哪部，使父亲犯了难。父亲左思右虑，对两部长篇的素材和酝酿的成熟度做了认真的比较，最后决定先写《真金不怕火炼》。为了使内容更充实丰富，父亲决定放弃《阳关大道》的写作，合二为一，将它的内容揉进《真金不怕火炼》之中。
1965年《艳阳天》第三卷写作完成，出版社排印校样时，父亲就信心百倍地筹划着他的第二个创作十年。在父亲的规划中，这个十年将是一个中长篇小说的十年，下一部重点长篇亦即第二部长篇，仍将以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为主要内容，写中国农民的道路，写新的愚公移山记，写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从土改后写起，一直写到人民公社化。父亲将这部长篇定名为《金光大道》，计划用十年的时间，完成这部反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全过程和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史诗”式的小说。在这部长篇的写作间隙，完成其他几部中长篇的创作。为了丰富素材，父亲不顾艰辛劳苦，挑选长城外八十多里远的北京市怀柔县得田沟做为他参加“四清”运动的地点。在与得田沟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亲密的接触中，父亲不仅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也深入了解到许多情况，成为以后的创作素材，而受其中一些人与事的触动，几次引起心中的创作欲望，恨不得马上坐下来动笔，进行《金光大道》的写作。父亲预感到，他也许又将有一部好的长篇问世！
此时的父亲，在创作上正处于走向成熟的时期。短篇小说发表了一百多篇，出版了十本短篇小说集，第一部长篇《艳阳天》写完，在文艺界内外普遍反映良好，取得了成功，在文学创作队伍里，父亲是个胜利者，对未来充满激情和信心，要继续大踏步地前进了。可惜，还没有等这部小说正式开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猛然间开始了。
“四清”工作结束，父亲回到单位参加运动，先是做了半年北京市文联革委会的副主任，接着又因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造反派持续三个多月的猛烈批判，在对一些人别有用心地颠倒黑白、恶意中伤的言论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起来造了造反派的反，并与一些立场观点相近的人组成了自己的“造反兵团”。
在狂热的政治运动中，无论是处在风口浪尖，还是身陷漩涡谷底，父亲并没有完全忘记一个作家的职责，心中仍总想着能为工农兵读者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仍不时地惦念着他多年来的心愿——写一部中国农村的史诗。在“文革”进行不到两年，也就是1968年的2、3月间，父亲便再一次开始为实现这一愿望做起准备。
这个时候，父亲的身体已经开始出现虚弱的征兆，血压高，经常患感冒、鼻炎等病症。这种下滑的健康状况，使父亲时常产生忧虑，担心因身体垮掉而使实现夙愿成为泡影；否则，就一定能挤出时间完成这部作品。这一年36岁的生日一过，父亲便在时紧时松的运动中的空闲写起《金光大道》的小说大纲，并开始搭架子。
父亲当时对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初步规划是：全书共分为五部，以高大泉等人为主要人物，描述发生在红枣村的故事。第一部写以高大泉等人为代表的翻身农民找到了前进方向，搞起副业；第二部写巩固互助组，在摸索中前进，树立起一个互帮互助的榜样；第三部写成立小社，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对立面成立假农业社，搞富农社；第四部从大肆砍社写起，直到毛泽东主席有关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发表；第五部写大跃进。在各方面条件都允许的情况下，力争每年完成一部，到1972年40岁时全部完成。由于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目前所规划的五部，也许要改为三部。这五部完成后也可以继续写下去，比如写雄鸡岭在三年自然灾害以后，刮起复辟资本主义的风；比如写燕子峪学习大寨，走资派树假点，往歪路上引；比如写全公社的“文化大革命”，等等。这套作品完成，就展现出中国农村是如何从土改到如今一步步走过来的。
4月19日，《金光大道》第一部的架子全部搭完，次日开始正式起草。没动笔的时候，父亲似乎倒还能沉住气，一旦开了笔，就不自觉的产生出急躁情绪，总想尽快把它写完，因而处于一种拼命的状态。为了不使身体垮掉，从长计议，父亲只能不断提醒自己，刻意地控制写作节奏。父亲计划每两天完成一章，“七一”时完成第一稿的起草，待秋高气爽时再进行修改，或将第二部起草出来。由于处在特殊的时期，对父亲来讲，如此宽松的计划也难以实现。为了既抓紧，又不单纯赶时间，父亲又将第一稿的完成时间推迟到了“八一”或“十一”。父亲打定了主意：这部书不写出水平，决不拿出去发表；这个决心绝不动摇。尽管父亲为了保持健康而主动后延了初稿的完成时间，但一进入写作状态，便忘记了对身体的担忧，常常不自觉地拼起命来，有时一整天不出屋，除了吃饭、去厕所，几乎都在写字台前度过。父亲进行创作活动的时候，从不会忘记他的读者，总是从方方面面为他们考虑，这一次也不例外。为了使书薄一点，便于一般读者的购买，父亲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将第一部分为两部来写。这样，到了6月20日，第一部就草写完毕。
从构思到草出初稿，使父亲又一次在创作中感受到愉快，也尝到艰辛。万事开头难，《金光大道》的写作也是如此，对那个艰难的开头部分，父亲几次推倒重写。在整个创作过程里，父亲也时常处于一种矛盾之中：写作顺利时，觉得这部书无论在思想性还是在艺术性上，都应当而且可能超过《艳阳天》，使自己有个新的开始；而由于种种原因进展不利时，又有些失去信心，感到这种“业余”创作困难太多，难以写出好的作品。由于写作情绪的波动及客观环境的干扰，父亲的劲头虽然很足，但思想不易集中，这必然会影响到写作的质量。父亲对这部在此种状况下起草出来了书稿并不十分满意，决定搭起第二部的架子后，花一番苦功，从头开始做彻底的修改。尽管这样做工程量会很大，但父亲下决心一定要这样做，否则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到了1968年的秋季，运动又开始紧张地进行，父亲已经没有“业余”时间来进行创作，不得不把心中那股创作之火泼灭。时年36岁的父亲，十分珍惜这春光明媚的大好时光，而且雄心不减当年，可是身体状况，以及有否适宜的创作条件，都将成为问题。父亲把《艳阳天》看做是他在文学征途中向上攀登的开始，十年的习作生活，并没有把他的全部力量都施展出来，父亲企盼着今后能有条件让他来施展。读者需要新的文学作品，但是没有人写，即使写了也没地方可发表，对当时的这种状况，父亲的内心是十分着急的。父亲预感到：即使“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也不会马上有时间进行创作，起码要停笔5年，即从1966年至1970年，到那个时候，自己已是近40岁的人，创作的黄金时期也将过去。对此，父亲深感焦虑。
焦虑中的父亲对未来并没有完全丧失信心，他在内心里立下志愿：此生一定要完成《金光大道》这部作品；实现了这个志愿，就算对人民有所贡献，也对得起共产党、毛主席对自己的培养教育。为了达到这一预定的目标，父亲为自己制定了几条“戒律”：必须学好毛主席的著作，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这部作品的唯一指导思想；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到工农兵中去，到农村长期劳动改造，并消化、补充素材；在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把改造世界观放在第一位，别犯错误或大错误；进行锻炼，别让身体垮掉；踏踏实实，不急不躁，一步一个脚印。
一切都按照父亲所预感的那样发展着。1969年5月，在经历了长达8个多月紧张的集中学习和“斗批改”之后，父亲来到北京市房山县周口店公社新街大队下放劳动。身在农村的父亲，面对农民们看不到电影，也没有小说可读的现状，内心不仅焦虑，而且感到这是文艺工作者的耻辱。父亲急切的盼望中央能够及早抓文艺创作工作，哪怕自己不能够再继续写作，也愿意看到文艺之苑能够百花盛开。父亲当然也没有把《金光大道》忘却，仍在惦念着这个没有实现的愿望。在农村所看到的状况，使父亲觉得不能再彷徨，也不能再等待，要积极地为继续创作《金光大道》做准备。在1970年生日的前夕，父亲利用回城的时机，打开了包着《金光大道》第一部草稿的包裹。可惜的是，当时的主客观条件都极大制约着父亲进行这样的文学创作，他只能对着那部书稿呆坐了半晌，最后哀叹了一声，又重新把它包起来“束之高阁”。1970年11月3日，正在农村的父亲接到北京市革委会的电话，要他马上回到市里，接受新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