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后第一次收到约稿信，听到布谷鸟的鸣叫，闻到春天的气息——接受写作任务，为农民英雄模范写史立传——忍受疾苦，独守旷野小屋，闯过层层关口艰难创作——克服重重困难，全书完成过半，堪与《艳阳天》媲美，突遭意外夭折。
1969年5月31日，父亲来到房山县下放劳动，并担任起周口店公社新街大队下放干部小组负责人的职务，年底时还被选为北京市下放干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参加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代表大会。
转过年后不久，父亲便被借调到北京市革委会农村工作组协助工作。先是跑近郊的农村调查了解情况，帮助编写、修改材料，接着为筹备北京市下放干部工作会议，到顺义、怀柔和门头沟等区县了解下放干部情况，编写经验介绍材料；“双反”运动开始后，又被派到顺义县南彩公社写调查报告。在这期间，由于父亲仍担任着下放干部小组的负责人，免不了要抽空回新街大队处理一些事情，因而更加显得忙碌。
8月23日这一天，正在南彩公社的父亲突然收到《北京日报》的约稿信。这一封“文革”以来第一次收到的约稿信，使父亲似乎听到了布谷鸟的鸣叫声，闻到了一股沁人心脾的春天气息，播种的季节就要到了！在兴奋之余，父亲立即构思了一个小短篇。第二天，父亲又接到了《光明日报》的约稿信，心中更加高兴。
11月3日，仍在南彩公社写调查报告的父亲接到北京市革委会的电话，让他马上赶回市里，接受新的任务。
父亲的新任务是撰写北京市大兴县大白楼村的先进人物王国福的长篇传记小说。对这个任务，父亲既觉得光荣，心里很高兴，又觉得艰巨，感到有些压力。沉重的担子，把父亲的心情也给压得很沉。在不久后写给杨啸信中的一段话，就表露出父亲当时的那种复杂、沉重的心情：“……经过一段访问，进一步认识到这位英雄的伟大，写这样的人，是光荣任务。可是，在目前来说，创作是难搞的，特别写真人真事的长篇，许多实际问题、理论问题，都不能立刻解决，所以我感到压力很大，完成任务的信心不足。……”
11月12日，父亲来到大白楼，一种新的生活拉开帷幕，这种新生活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会怎么进行，对父亲来讲都是个未知数。父亲在村里住下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采访活动。
父亲的心情并没有因为已经开始着手工作而变得轻松，反而缘于考虑到肩上的担子很重，而在现有的条件下，这部传记小说的创作过程将会十分艰难，即便写出来，许多“关口”也会很难过，致使心情更加沉重。12月初，市革委会有关领导批准了父亲的写作提纲。得到通知后的那几天，父亲的身体十分不好，时常感到阵阵的晕眩，但仍只身一人乘车南下，来到王国福的老家山东兖州汶上县孙汪庄。
1970年与妻子杨朴桥和小儿子秋川
那里的生活条件比北京郊区相差很多，而且无论农民还是干部一年到头每天都仅吃两顿饭，第一顿饭是上午的十点，第二顿饭是下午的三点，第二顿饭与第二天的第一顿饭相隔近20小时，父亲当然也得入乡随俗的每天只吃两顿饭。生活虽然艰苦，但父亲的病却好似突然间痊愈，没有再感到晕眩等症状，因而精神旺盛。父亲在那里住了一周，一边访问收集材料，一边开始结构作品，返京的头一天，草完了《王国福》这部长篇第一部的初稿大纲。父亲是带着病动身到山东汶上，健康的从山东汶上返回。没想到回京后来到大白楼却又犯了老毛病：头晕、心跳、疲倦、气短。每当有朋友来，一说一笑，病就没了；往桌子前一坐，想干点正事，病就来了。十多天的时间就这样像水一般流过去，只字未落在纸上，使得父亲心里十分焦急。
焦急中的父亲苦苦地思索，考虑着小说的创作。冥思苦想后，父亲有了初步的打算：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逃荒到解放，也就是在山东汶上拟出大纲的那十小节，约有6万字，把它作为“开头”。第二部分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化，三十多节，20万字左右，把它作为“上部”。第三部分从三年困难时期到“九大”胜利闭幕，也是三十多节，20万字左右，把它作为“下部”。一个“开头”，上、下两部，开头是引子，也是基石，上部是“开花”，下部是“结果”，撇开了王国福的“生与死”这个“头与尾”。
到1971年的1月底，父亲完成的书稿大纲已经超过了全部的五分之三。这部小说的创作跟写作《艳阳天》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工程，虽然很艰难，但父亲在自己的创作上有了不少的突破。虽然还仅仅是大纲，父亲已经觉得它超过了《艳阳天》，在实际水平上，也会大大超过《欧阳海之歌》。
对《王国福》的创作，可以说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那段日子，正是寒冷的严冬和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在大白楼写作的父亲，一开始住在村中，由于与其他人同居一室，经常受到干扰，很不利于写作，1971年的元旦刚过，便搬到村外野地中的一间小屋里。这间小屋原是电工的工具房，孤零零地紧靠着水渠，四外全是旷野。父亲几乎整整用了一个白天的工夫，才将小屋收拾到可以安身写作的程度，到了晚上，便在这个“写作小屋”坐下身开始创作。供小屋取暖用的煤炉总是频频出问题找麻烦，几乎天天都要熄灭，父亲得经常留意照管，不断地与之“斗争”，才能保证屋里有一丝暖意。而屋顶上的电灯也总在最需要它的时候不能照明，父亲只可点上蜡烛继续写作。一天中午，在四周一片寂静中，父亲躺在床上专心致志地思考着故事情节如何往下发展，突然一声吓人的响动过后，瞬时间风尘满屋，原来是骤起的狂风把两扇窗户上的纸都给掀掉吹跑，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情况搞得狼狈不堪的父亲第一次尝到了“风雨飘摇”的味道。父亲赶紧找人帮忙，在窗户上钉了块三合板，才抵御住风寒的侵袭。当地的同志对如此艰苦的条件感到过意不去，几次动员父亲搬进村里的新房去住，为了能有个清静的写作环境，父亲都千方百计地谢绝了。
这个时期的父亲，身体状况很不好，除了经常患一些感冒之类的疾病外，还常常感到晕眩身倦、心跳气短。为了赶时间，尽快拿出作品，父亲常常是急匆匆地回城看完病，然后就带着草药，起大早又急匆匆地赶回大白楼的那个小房里，生上炉火，收拾干净桌椅，边煎服中药边继续进行紧张的创作。父亲忍着病痛坚持着写作，当症状严重到不能写时就想，坐着想难受，就躺在床上想；想久了头晕，就看书，不能仔细阅读，就随便翻翻，以起到帮助构思的作用。健康情况不佳，似乎是在一天天地走着下坡路，这使父亲思想上的负担越来越沉重。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许多必须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干完，父亲时常觉得自己要是多长几个脑袋，多长几只手就好了；或者能活个两三百岁，时间也许就够用了。父亲知道这是幻想，是美好的愿望，不会成为现实。为了更多更快地做完一些事情，父亲只能不顾身体地继续拼命。
在起草、创作《王国福》的过程中，杂事的干扰是非常多的，严重地影响了小说的创作进度。那时正在大力宣传王国福的先进事迹，许多北京市的文艺团体都在做着有关方面的创作。因而，父亲除了要经常帮助大白楼王国福展览馆修改解说词等工作外，还要接待前来参观访问的文艺团体的编演人员，比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有关人员、北京曲剧团的关学增和钟鸿等等，给他们介绍王国福的有关情况，与他们共同商讨剧本、段子的编写修改等问题。除此之外，父亲还经常被叫回城里参加会议，那些各种类型的会议短则一两天，长则一二十天，不仅占用了很多的创作时间，而且写作激情几乎让会议消磨殆尽，利用会议中的间隙勉强写一点，自己都感觉没有味道。有时刚铺上稿纸，矛盾的线才扯开，就被会议打断，一放就是若干天，等会议结束继续进行时，思绪已经连接不上，许多要写的细节也忘掉了。对这些，父亲既感到无奈，也十分的苦恼焦躁。
使人烦恼的事情还不止这些。“文革”初期某些对父亲耿耿于怀、居心叵测的人，在心中一直没有放过父亲，始终在暗地里寻找各种可乘之机。此时，见到父亲被领导“重用”，委派进行重要的文学创作，便在背后挖空心思地算计父亲，企图把父亲诬成“五一六”分子。父亲听到这样的消息，虽然知道那些人的行为如同海底捞月，不会如愿，自己也并不为此惧怕，但还是产生了一些烦恼和别扭的情绪。
传记文学《王国福》手稿
一周之后，父亲又听说市里已经成立了所谓的专案组，调查父亲的“五一六”问题。听到这个消息后，父亲觉得又可气，又可笑。“真金不怕火炼”、“乌云遮不住太阳”，父亲坚信着他写在《艳阳天》卷首的这两句话，相信某些人的这个阴谋很快就会破产。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这部小说何时能全部竣工，能达到什么水平、遇到怎样的命运，这些都是不可预测的，父亲时常生出不能很好完成任务的忧虑。父亲正在进行创作的消息早已在出版界传开，书稿才刚刚正式起草，天津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来人联系出版。这部作品交给哪一家出版社出版，是父亲无法选择和决定的事情，只能请他们找市革委会的有关领导商量。出版社急需稿件，读者也急需精神食粮，父亲只能在内心企盼一切都能够顺利，写好这部作品。
为了能够在现有的条件下写好作品，父亲只能多下一番苦功，多付出一些辛劳。为了不使完工的日期拖延太久，父亲回家过春节时，也要在与家人团聚、迎来送往的空隙中构思创作；在平时的周末，别人都回城休息了，父亲也时常把自己关在那间野地中的小屋里赶写稿子；更多的时候则是虽然过了半夜才上床休息，但仍然不能使自己的思绪平静下来，在床上辗转反侧思考着各种问题，直到黎明时分才进入睡眠，一大早又爬起来继续写作，再接着工作到夜间。父亲也经常警告自己不可拼得太狠，不能把身体搞垮，因为还有许多该干的事情没有干完。然而，每每一进入到创作状态，这些警告就全部抛到九霄云外而无法自控。
父亲搭出《王国福》的全部大纲后，于1971年2月10日正式开始草写。至2月底时，起草完“开篇”，上卷也草出了近十万字。对于已经草出的这些文字，父亲是比较满意的，认为它会大大超过《艳阳天》和《艳阳天》前后并排的一切；为了能有更大的进展，还需狠下一番工夫，同时也要小心谨慎、戒骄戒躁、兢兢业业、广开力原。
4月9日下午，父亲在一阵奋笔疾挥之后，长篇传记《王国福》的上部起草完毕。
父亲在以往的写作中，随着知识的丰富、思想的提高、艺术经验的增加，构成作品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故事结构、细节编织等等，直接从现实生活和自己的经历中提炼原料的比重越来越多，逐渐地排斥着从书本、从概念而来的曲折影响和借鉴的间接素材。而这回《王国福》的创作，父亲又一次调整了艺术再现生活时，直接取材和间接取材的比例关系，使得这种“提炼”最众多，这类“排斥”最彻底，这让父亲感到高兴和欣慰。
父亲怀着胜利的喜悦，回城参加北京市文艺创作人员学习班。然而，就在这个为期25天的会议中间，出人意料的情况发生了：《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文章，不允许写真人真事的小说，北京市革委会决定《王国福》的创作下马。尽管《王国福》的创作夭折了，但是经历了这一次的创作活动，无论在思想、生活和艺术等诸多方面，父亲都有了不小的长进，特别是在结构长篇方面，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如果把《艳阳天》所表现的生活比作一个方块，那么，跨越了几个历史时期、长达数十年的《王国福》则是一个长条。在过去，父亲是没有这方面经验的，因而在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一边结构，一边反复思索，摸到了一点规律，找到了一些方法，也发现了自己在生活和艺术上薄弱的地方。有了《艳阳天》和《王国福》这两次艺术处理生活题材的纵横体验，对父亲此后写作既要有生活的广度，又要有历史的长度的《金光大道》是十分有利的，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没有这样的广度和长度的艺术表现，《金光大道》所要表现出的思想的深度就要受到极大的局限和影响。
北京市文艺创作人员学习班结束后，父亲和其他几位作家调到北京市文化局创作评论组，重新正式返回文学创作岗位。
《王国福》已经下马，从农村回到城里又开始从事专业创作的父亲，下一步应往哪儿迈，又该怎么迈呢？
这是个父亲急需思考的问题，也是一些关心父亲的朋友们思考着的问题。那个时期，“文艺工作危险论”对人们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为了保险起见，有的人劝父亲：不要着急写新作品，先看看“文革”后的小说到底应该怎样写，再动手也不迟；小说暂时没有样板，闯出了问题，新功立不了，老本也没了……那时，父亲在“文革”前写的一些作品已在继续发行或重印，多写出一本新书增加不了太多分量，少写一本同样也减轻不了什么，如若新写出的作品发生问题，则前功尽弃。
是多写、快写，还是少写，慢慢来？父亲做着认真的思考。写作早已成为父亲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空挂一个作家头衔而不写作，将使生命失去意义；回顾建国后的历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大批的英雄人物，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他们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推动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应当为他们写史，为他们立传，让经历过的人不忘记，让没有经历过的人也知道；《王国福》的写作，耗费了半年多的心血，摸索到一些规律和经验，不能让这些付诸东流；新的路子总是需要有人闯的，闯对了，给他人开辟了道路，闯错了，提供了经验教训，自己倒下无关紧要，只要文学事业能因此不断向前发展……不知是哪个想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或许是这些想法汇合到一起，使父亲做出最后的决断。
父亲决定将《王国福》与1968年起草的《金光大道》第一部合并，形成一部新的著作，仍定名为《金光大道》。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避免继续写作真人真事的嫌疑，父亲离开了大白楼，来到生活根据地的京郊顺义县，住进了南彩公社卫生所。在困难极多的情况下，新的《金光大道》在6月1日开始动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