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大道》重新上马，反复思考，鼓足劲头——日夜苦战，“精神”变“物质”，多年夙愿开始逐步实现——广泛征询意见，真挚的鼓励与支持，使人感动，深受鼓舞——风云突变，身心遭受磨难，历尽坎坷，七载铺就金光道。
父亲决定将夭折的长篇传记小说《王国福》与1968年起草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第一部合并，形成一部新的《金光大道》，并于1971年6月1日，在京郊顺义县南彩公社卫生所正式动笔。
父亲这次重写《金光大道》，比前几次起草时阅历丰富了许多，艺术水平提高了不少，眼界和思路也更加开阔。构思的时候，不仅吸收了当记者采访来的材料，参观学习听来的材料，下放劳动和参加“一打三反”运动获得的材料，尤其启用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八年基层工作的经历和感受。这些都成为创作《金光大道》基本素材的源泉。
《金光大道》重写的初始阶段并不顺利。在南彩的生活条件虽然比大白楼好些，但却不安静，不是遭受“黄蝇子”（榆树虫）的“侵犯”，就是周围的广播喇叭不断发出闹心的声响，隔壁房间医生们下棋等娱乐的声音，也时常干扰着父亲，总是感到有些心神不安。回城开会办事住在家里，也因惦记着这部书的创作而心绪不宁，既无心陪孩子玩玩，也无心做其他事情。等办理的事情一结束，立即返回南彩。
到了6月30日，父亲来南彩已整整一个月，这是十分艰苦的一个月。比起创作《艳阳天》的时候，要求高了，顾忌多了，包袱也重了，父亲主要将时间用在了反复的思考上，最后，终于打开了思路，对这部小说萌起了真正的情感。这让父亲有了奔头，有了希望，也有了干劲。这一天的夜间，从广播中收听到“七一”社论，更使父亲受到鼓舞和启发，写《金光大道》的劲头更足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父亲要用形象描绘出中国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这是党和人民所需要的，要努力而为！同时下了决心，不论出版社或有关部门如何催讨，都要从容不迫地写，反复思考，反复酝酿，反复修改，要花足够的力量和时间把它写好。
没过两天，刚开出路子、鼓起激情的父亲便被电话叫回城里参加一系列的会议。在一次纪念《讲话》发表30周年的讨论会后，父亲在心里许下一个诺言：一定要拼死拼活地写。不然，生活工作在首都、在毛主席身边的文艺工作者，拿不出成果来，实在不像话！
父亲感到了压力，这股压力不仅来于自身，也来自外界。一次，父亲回城办事，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领导王致远和许显卿、王鸿谟等几个编辑用许多动人的话语鼓励他早点让《金光大道》跟读者见面。当时，父亲除了在心中深深地感谢他们之外，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
由于出版社急着等米下锅，有关领导急于“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献礼，这也是父亲感到压力的一个方面。种种的压力，使父亲不得不放弃原来要“从容不迫地写”的计划。为了让自己的打算和社会需求互相迁就，只能全盘结构，分段起草、修改，以便能集中力量。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何时能完成？又能达到什么质量？这些未知数都难免让父亲产生急躁情绪。在一个时期内，父亲总是四点醒来，五点起床后马上开始写作，中午略躺一会儿，然后一直工作到夜间十一点，每天只能保证5个小时以内的睡眠，而工作时间则长达12小时以上；每天基本都能完成两章一万多字的内容。其中的一日仅白天就写了三章，父亲也担心如此拼命会累垮身体，便决定晚上不再继续工作，早点休息。可当他到屋外活动一下四肢回到屋里后，又不由自主地坐在了书桌前，继续写了起来。父亲在与不时前来袭扰的疾病做抗争的同时，咬着牙拼命干，来实践他“拼死拼活的”诺言。
经过近三个月的苦战，父亲在8月22日把《金光大道》第一部卷一起草完毕。这一卷共30节，20万字；从国庆一周年后到第二年的春播，也就是土地改革后的第一次春播结尾。写的是农民们翻身后的喜悦，对未来的憧憬，在大动变的前夜各阶层、各种人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自己怎么走的徘徊。卷二将从这年秋后到第一批互助组办成，也就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农村的萌芽阶段。卷三将写初步斗争，即一九五三年的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办起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社……
“精神”方面的思想，通过艰辛的劳动，一个字一个字地填进了稿纸中的方格里，变成了“物质”。对这些文字，父亲不仅觉得有光彩、基本上满意，而且为下边的多卷垫了底、开了路，鼓舞了信心。父亲的心情是轻松而愉快的。处于兴奋中的父亲立刻提笔给杨啸写了封报喜的信，让这位远在千里之外的挚友同自己一起分享这种人生的快乐和幸福。
父亲对草出的稿子又进行了一遍推敲、修改、补充。9月20日，因连续奋战而显得精疲力竭的父亲将第一部卷一的初稿交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手中，回到家便旧病复发，躺下休息半日才略感好些。几天之后，父亲带病对书稿进行再一次的修改。尽管父亲去看过医生，也服了一些药，但血压仍时常上升，感到晕眩得厉害。为了抢时间，父亲不得不咬紧牙关硬撑下去。再次修改后的初稿交给出版社一周有余，却一直没有得到编者的表态，这让父亲难以猜测，而有些坐立不安；在这种状况和心情下，对卷二的构思起草则很难进行，只能暂时休息几天，处理一些杂事。《金光大道》本是父亲计划奋斗终生的“大题材”，要从容地写，一直写到死，或写到自己满意为止。但因社会上的要求急迫，加上《王国福》的人工流产，使它不得不在仓促和要迁就许多问题的情况下上马。因不能窥其全豹，就很难使人理解它，而其将要遭遇到何种处境，父亲不好猜度，内心自然感到沉重，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
父亲显然是多虑了。半个月后，出版社的领导王致远和责任编辑许显卿就约来父亲交换意见。他们给了父亲最恳切的鼓励，也确确实实地给鼓了劲，但能否在他们要求的时间内全部完成第一部的创作，父亲的信心却不是很足。为了能有一个相对适宜的工作环境，出版社给父亲准备下一间写作小屋。10月20日，父亲从京郊顺义南彩搬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面对那些热情帮助、支持的同志，父亲再不能有对完成任务缺乏信心的表示，只能决心咬着牙干下去；不管怎么困难，一定要完成任务，而且要抓紧时间按时完成。父亲又开始拼命。
按照出版社的意见，原为第一部卷一的部分，将作为第一部出版。为能单独出版，父亲又加写了十六章，使它达到一个完整的思想主题，即：土改以后，农民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自发到自觉；他们的互助合作组织从自生自长、孤单挺立，到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又有了各级党委的组织领导。这样的改动比原计划只写到分化、徘徊结止，要奔放得多。对加写的那些篇章，父亲是满意的，感到有许多“自我感动”的妙笔。对于整个第一部的起草，1968所写的那部分稿子给父亲帮了大忙，许多都是稍加修理就照搬了。
1971年11月2日，《金光大道》第一部的初稿完成，这对父亲来说，是非常值得庆贺的。这一天的日记，父亲是这样写的：
十一月二日
在家里守着小秋川写了一天，完成了最后两节。
非常高兴，一件大事情完成了。
我觉得，这部书，比《艳阳天》前进了一大步。我希望它能在读者中产生积极的革命影响。
当然，现在只是多卷小说的一个开端，但，它基本上可以独立。描写和再现了从两千年封建社会和近百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解放出来的农民，在土地改革得到了失去的土地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继续革命：他们从实践中认识到私有制的罪恶，不想再走那条单干的老路，他们对“组织起来”这个通向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从自发到自觉地走，从在一个小村孤立地挺着干，到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指导和各级党委的组织领导这一真实过程。
感谢冀东和京郊的农民同志，感谢党，感谢朋友们，给了我写出这部稿子的勇气和力量！
父亲本想对初稿简单修饰一番就马上交给出版社，没想到兴致越来越高，修饰竟变成改写，用了一周的时间才把初稿修改完成。
稿子交到出版社，父亲立即开始了第二部的构思起草。开头的几日并不顺利，其艰苦程度，使父亲感到创作过程犹如爬坡，而实际上又比爬坡难上千百倍。父亲觉得这股苦味，恐怕是任何一种职业都不会有的；万时之苦，带来一分之甜，那也是幸福的。几天后，父亲便写顺了手，打开了思路。尽管一天的写作完成后，时常感到头昏脑涨，劲头却仍然不减，当身体实在顶不住的时候，就到医院看看病，拿一些药。有那么几天，父亲觉得自己写出了水平，写出了精彩，章章都有神笔出现，把写出的稿子给他的好友李学鳌、马联玉等人念了几页，果然得到了好评。
父亲原打算在1972年1月底前草完第二部的初稿，而第一部的修改工作，打乱了这一计划。
第一部的初稿征询了包括农村基层干部、普通社员在内的多方人士的意见，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赞美之言，完全达到了预想的地步，有的则超出了想象。父亲并没有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方面冷静地吸收各种意见中有益的部分，计划再大改一遍，再拼一场，攀上新的高峰；一方面谨慎行事，避免发生任何问题。在给杨啸信中的一段话，表现出那时父亲的心境：“‘无限风光在险峰’。我在险峰上，虽一切条件都十分之好，却随时准备出‘险’。得小心，又得有准备。”
紧张的修改工作在11月30日开始。此时又进入了严冬季节，父亲在出版社借住的小屋既没有暖气也没有炉火，早晚很冷，只能将冰凉的手揣到袖子里暖一暖，再伸出来接着工作，直到12月2日搬到一间生了炉火的小屋里，才改变了这种状况。对第一部修改的工程量是很大的，不仅对前二十章进行了大改，而且增添了不少新的章节。这段时间，父亲仍没有摆脱疾病的干扰，除了原有的那些毛病外，左眼里还曾长出一个东西，在疼痛难忍的情况下，仍继续坚持着改写工作。就这样，到了靠近年底的12月29日，书稿的第四遍修改工作完成。
1972年写作《金光大道》时的浩然
1972年1月14日，《金光大道》第一部发排。按照父亲的要求，出版社排印了几百册征求意见本样书，分送到工农兵读者和文艺界等有关人士的手中，广泛地征求意见。与父亲久未联系的前辈作家叶圣陶，从老新闻工作者、著名女记者彭子冈的丈夫徐盈口中偶然得知父亲将要出版新的长篇小说，立即写来信，主动要求为父亲校对稿件。七十八岁高龄的老人如此热情，使父亲深为感动，收到信后，立即和李学鳌前去拜望，送去了征求意见本样书，请他批评指教。
样书很快就被各界人士审阅完，连续召开了十几个座谈会，从主题思想、人物塑造到错字、标点听取了全面广泛的意见。远在承德的原《河北日报》老领导翟向东写来长达19页的信，提出十分宝贵的意见。审阅样书的人，如此认真、细致，使父亲深受感动和鼓舞。
2月14日，是农历的大年除夕，父亲留在出版社的小屋里，开始了修改工作。得知父亲在春节期间仍在修改稿件，老同事、老朋友赵树藩特意带着他的小儿子在大年初一到出版社看望，并送来一些食物。这种兄弟般的关怀，使父亲大为感动，更加下定决心改好书稿，为党为人民多干些事情。
为了不辜负众人的期望，修改好这部作品，父亲什么都不顾了。3月初，姑姑病重住院，格外想念父亲，打来电报让速去看望。正在紧张工作中的父亲，尽管也很惦念这个从小就相依为命的骨肉同胞，但为了能使这部书尽快送到读者手中，决定先由我的大哥红野代替前往，看看病情的发展再做其他打算。父亲相信很了解自己的姐姐会体谅他的。
为了修改好相关章节，父亲还特意找了几位老铁路工人，座谈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铁路上的运输情况。
紧张的修改工作，使父亲只能保持每日5个小时睡眠，最为紧张的几天，连这可怜的5小时也难保证。父亲几乎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有一天竟然忘记了吃午饭，从早上起来一直干到晚上七点多。经过几番修改后，4月17日最后定稿，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写作，等待广大读者的检验。5月份，《金光大道》第一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发行；同年8月出版发行了小32开本的农村版。
《金光大道》第一部的出版发行，在社会上引起反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评论文章；天津市教材编写组拟在课本中选用《引子》一节；对外宣传的《中国文学》来电找父亲商量选登《金光大道》；林农和凌子风两位导演几乎同时提出要改编拍摄电影。而在这部书出版之前，人民美术出版社就找到父亲谈改编出版连环画；“北京人艺”的梁秉堃、夏淳、朱旭、陈中宣等人也要将其改编为话剧。
收到的读者来信更是不计其数。其中河北省太行山区一位老农民来信说：这封信是我孙子替我写的，旧社会咱无权念书，不识字。这些日子，每天劳动回来，就让我孙子给我念《金光大道》。我听书，不是为了解闷儿，是想看看，你写的书像不像我们农村的事儿，能不能帮助我们贫下中农的后代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不能帮助他们积极地搞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部书稿完成后，父亲被杂事缠身了两个多月，7月9日，应翟向东之约，到承德进行《金光大道》第二部的写作。
在承德，父亲终于把整个心思投入到小说的创作中，能够这样，实在是太难了！
紧张地工作数日之后，父亲的身体又开始出现问题，上火、头晕、腹胀等等病症相继出现，服药后仍感到不舒服。父亲十分焦急，一面抓紧治疗，一面打定主意，即使不能立刻好的话，也得咬着牙写下去；不管怎样，不能停笔，一定倍加努力，充分利用这里的环境和条件，在承德完成《金光大道》的全部结构工程。
不知是在什么时间，父亲对《金光大道》的整体创作比之1968年的初步打算已经有了改变，小说的卷数由原来的5部甚至更多改为4部，在反映历史事件的时间跨度上，也截至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7月18日，父亲草出剩余3部的全部大纲，并开始第二部的正式起草。
由于每日的工作时间都很长，写字太多，劳累过度，到承德后不久，父亲的胳膊不仅开始觉得很疼，而且有些肿胀；有的时候因为白天高度紧张地思考和书写，到晚上就头疼难忍，写到九十点钟，就赶紧躺下，可是头疼得却又睡不着。7月23日，父亲接到单位将要集中学习的通知，使得情绪又波动起来，无法静心坐下来写作。8月1日，匆匆地将第二部的初草工作结束，返回北京参加学习。近一个半月的集中学习结束后，父亲又参加了几天北京人民出版社召开的短篇小说座谈会，处理完一些杂事，于10月4日来到位于东中街42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宿舍，继续第二部的创作。
撂笔两个月，父亲的创作情绪已经被破坏，对新的写作地点不仅有很强的陌生感，而且环境有些嘈杂，很不适应，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心收到稿纸上。为了能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写作，父亲方法使尽，到处求人帮忙，奔波了整整两天。两天的时间没有白奔波，终于有人热心的帮父亲联系上位于颐和园龙王庙的一个小型疗养所。
这个疗养所比较简陋，屋内没有台灯，只有一个25瓦的吊灯，晚间根本无法看书。对父亲而言，只要能得到宁静，一切困难都可以想办法克服。万万没有想到，父亲在这个远离城区公园内的住所，不仅没有得到宁静，反而比市内更加的喧闹：昆明湖对面人民公社的大喇叭从早上五点半一直广播到夜间的九点；父亲来到的第二天恰逢周日，游园者甚多，各种嘈杂声不绝，仿佛生活在闹市区的大街上。
仅仅住了两夜，父亲就对广播喇叭的惧怕从生理上发展到心理上，只要一见到它，立刻感到了声音，想到它如何强迫自己停止思想和工作，根本无法进行创作。心急如焚的父亲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给北京人民出版社打了电话，请求他们把自己接走。当天晚上，父亲搬到了出版社在崇文门外兴隆街的招待所，在这里继续《金光大道》第二部的起草、修改。
然而，搬到“新居”后的父亲仍不能得到安宁，除了许多来访者不时打断正在进行的创作外，还有许多找上门来的杂事。这期间，参加了多次单位组织的学习会，给许多单位和地区的业余作者谈创作体会。父亲还参加了数次外事活动，不仅需要在北京陪同，还要陪外宾到外地参观访问；为了推掉这些陪同任务，可谓是想尽了办法，不仅由出版社公对公地进行交涉，还通过个人关系找到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但都没有奏效。
1972年很快地过去了，1973年也在一天天地飞逝，何时才能完成第二部的创作，父亲自己既不能预测，也完全无法把握。为了抢时间，父亲只得在相对平静的时间里加紧工作，胳膊又一次因为过度劳累而肿胀，只能时常忍着病痛进行工作。
1973年夏起草、修改《金光大道》时杨啸、浩然、翟向东、李学鳌于承德离宫
第二部的创作几乎是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经过半年多的苦战，终于在1973年7月2日将草稿修饰完成。这一次，父亲更加体会到了创作的艰难！
为了能够远离喧闹、事多的京城，尽可能地排除一些干扰，把第二部修改好，父亲与杨啸、李学鳌三人同行，于7月18日再次北上来到承德。
相对而言，父亲在承德修改书稿工作的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当将近尾声时，与正巧也在承德的魏巍约定，一同到塞罕坝草原参观访问。8月9日，父亲和翟向东、魏巍、杨啸、李学鳌等人奔赴坝上。参观采访才进行了两天，父亲便两次接到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速回北京，有重要的接待任务。8月13日的夜间，父亲匆匆忙忙地从塞罕坝赶回承德，匆匆忙忙地把《金光大道》第二部的修改工作收尾，匆匆忙忙地于15日返回北京参加“重要的接待任务”，实际上是参加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十大”在8月底闭幕，《金光大道》第二部的校样也发排过半，父亲随着排印，随着修改，10月5日将全部校样修改完毕。
《金光大道》第二部没有排印征求意见本样书，只是把校样多打印几份，分发给工农兵读者等有关人员。父亲一边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一边通过座谈会等方式听取各方意见。
10月中旬，北京市文化局要组织一次为期一个多月的读书学习班，而此时父亲已对校样进行了几次大的修改，打算边做最后的修改润色，边起草第三部。父亲和出版社都希望在第二部基本定稿后，能一鼓作气起草出第三部，便向单位提出了不参加这次读书班的请求并得到批准。但当读书班即将开始时，又突然被要求停止创作，立即到读书班报到参加学习。父亲和出版社一再争取，均没有成功。为了抢时间，父亲只得日夜苦干，在去读书班学习前将校样又改完一遍。父亲不得不来一次急刹车，泼灭正在燃烧着的创作激情，放下准备起草的书稿，来到读书班参加学习。在学习的空隙和读书班结束后的1974年1月初，父亲又对校样进行了两次润色修改。
书稿修改完成，却迟迟不见出版社付型。为了能使读者尽早读到这部作品，拼着性命地赶写出来，却被压在出版社，父亲心里实在是愉快不起来。没能及时付型的原因，不知是否与父亲听到的一则消息有关：那些一直不肯放过父亲的人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给领导者提意见，说出版社轻视工农兵作者，走专家路线。而所谓“专家”者，指的就是父亲和工人出身的诗人李学鳌。这样的言论，并没有使父亲烦恼，自从踏上文学创作这条坎坷崎岖之路后，类似这样的情况经历得太多，已经习惯成自然，这一次只不过是在新形势下变了调子而已。如果按照这些人的逻辑，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中的业余作者写出点成绩，就是“专家”，而这样的“专家”又在排斥之列，父亲真是不明白这些人到底要搞什么名堂？对于唱此调子的那些人，不管是“老歌手”还是“新歌手”，父亲都采取了“横眉冷对”、“嗤之以鼻”的态度。
1974年5月，《金光大道》第二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发行。
在《金光大道》第一、二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除了前文讲过的一些情况外，还发生了许多感人的事情，让父亲永远不会忘怀。
第一部征求意见时，一位农村的党支部书记，顶着大风骑了五十里自行车，到座谈会现场时，棉衣都已被汗水浸透。因为他的大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等他去主持，把意见谈完，又立刻骑车往回赶。
第二部的校样印得比较少，给一个工厂只送了一份征求意见用。当时正值国庆节前夕，让许多人在短时间内把稿子都审阅完，困难很大。负责审阅的工人们为了能按时完成工作，就把校样分别装订成十二册；参加审稿的工人把自家地址写下来，按居住的路线排成号，像接力赛那样，第一个人把第一册看完，马上送到第二个人的家里……这样，他们用了三天的假日，把校样全部按时审阅完毕。
在第二部里，许多章节描写了县一级的领导，父亲很希望一位县委副书记帮助看看。当时正是“三秋”大忙季节，这位副书记的工作非常多；县委开会研究，决定其余领导多承担些工作，批准他三天假专门看稿子。在家看稿子也总是有人来找，于是，这位副书记就让人将他倒锁在屋里，连续三天三夜，看完了全部稿子，给父亲提出不少很好的建议。
责任编辑许显卿，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没有休息过星期天，都花在了看稿子上边。
在《金光大道》第一、二部出版前的修改过程中，有近三百名工农兵普通读者直接地参加了座谈讨论，对小说的创作成功帮助很大。
叶圣陶先生主动要求为父亲校对稿件的事，轰动了整个出版社，也感动了诸多老编辑。父亲和李学鳌在农历腊月二十九送去《金光大道》第一部征求意见本样书后，叶圣陶先生整个春节期间杜门谢客，进行批阅，做了几百处眉批，指出不少语句的错误。只可惜当时出版社掌权的军代表对叶圣陶这样的老作家怀有偏见，拒绝参照其意见修改。父亲对此愤愤不满，但又由于惹不起他们而无可奈何，更怕使叶圣陶先生生气而不敢让其知晓，只得不了了之。结果十分令人惋惜地白费了叶圣陶先生的心血和时间。
当然，无论是工农兵读者还是其他方面人士提出的意见，父亲也并非全盘接受，而是依据自己的创作构思、整体结构、后续发展等等因素有所选择。如有人提出五十年代的高大泉，政治觉悟不能那么高；张金发的言行不可信，能否把他写成暗藏的坏人；县长谷新民如果解放前被捕的时候当了叛徒，解放后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才合逻辑，等等。父亲对这些意见是严肃对待，认真思考的，但最后仍坚持了自己的主张。因为父亲认为，像现在作品表现出来的这样做，才能表达出要写“中国农村两条路线斗争”这个愿望。比如说，张金发、谷新民这两个人，可以写成像一些人建议的那样，但那样做，不仅是给他们加一段罪恶历史问题，也不仅是他们的典型的个性变了，实际上，使整个作品的典型环境也跟着变了：张金发和谷新民都成了《艳阳天》里的马之悦，高大泉不就等于萧长春了吗？岂不是把表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为主线的作品改为以表现阶级斗争为主线的作品了？
由于父亲对“文革”初期的血统论、唯成分论的传播、泛滥极为反感，认识到它的破坏作用，所以在当时的形势下，冒着一定的风险，在创作《金光大道》的伊始，就有意识地不再表现那种“被打倒的阶级敌人搞反扑、搞倒算”的形象和情节。虽然安排个地主“歪嘴子”，也属于“防守型”的人物，在整个事件矛盾纠葛中居极次要的陪衬的地位。
《金光大道》第二部创作完成后，父亲极想尽快地进入第三部的创作，但由于其他事务的牵制干扰，只得将第三部地方写作撂下，这一撂就是近一年，而这不到一年的时间竟使它的面世错后了近二十年。
1974年11月22日，父亲从杂事中暂时脱身，来到密云水库管理处，开始了《金光大道》第三部的创作。
父亲那几天的身体状况很好，吃的也多，尽管睡眠很少，但并不感到倦累，写作进展顺利，仅用四天时间就支起全书的架子，并预感到它将超过一、二两部，写出新的水平。正当父亲兴致勃勃、信心十足地开始正式起草时，又被接回北京，参加北京市创作会议，旺盛的写作激情又被迫戛然停止了。当父亲再次回到密云水库，继续进行第三部的创作时，已经是近一月以后的12月24日。但是只写了三天，便又因其他事情打断，直到1975年的9月下旬才又回到密云继续起草《金光大道》。创作没有进行两天，父亲便因杂事纷扰，而无心写下去，到乡下的几个村转了几天，就又被接回北京参加“国庆”活动，处理杂事，其间还因重感冒卧床数日。10月20日，父亲在魏巍的联系安排下，来到位于故乡蓟县仓上屯的52891部队进行创作。部队首长安排一位名叫马贵民的宣传干事负责照料父亲在生活与创作等方面的事宜。马贵民热情真挚的帮助，使父亲与他逐渐相互了解，加深了感情，最后成为好朋友。令人惋惜的是，本应在军队有着美好前程和发展的他，在粉碎“四人帮”后，因受到父亲的牵连，不得不结束军旅生涯。
父亲在故乡的军营里终于能够静下心来继续创作第三部，以每天至少两章的速度向前进展，几次达到过日写四章，曾连续多天日完成两万多字。为了充分利用这来之不易的安宁环境和创作激情，尽管时常累得腰酸手痛、头晕耳鸣，甚至出现眼冒金星的现象，父亲只能也必须咬着牙坚持下去。
1975年10月起草《金光大道》第三部时与马贵民于52891部队
11月7日，第三部的草稿完成近半，但竣工仍遥遥无期，父亲思而有感，特作小诗一首：
褥床辗碎寻佳句，
垫椅磨烂觅新章，
谁知著作真滋味，
一身瘦骨两鬓霜。
为了尽快完成这部书稿的创作，父亲对自己几乎达到了苛求的地步。一次，有两个朋友为请父亲到他们那里做创作报告，专程从石家庄来到这里，而耽误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一早送走客人，为了把头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父亲在书桌前疾书猛写，直到过了午夜，完成了四章共两万余字后，才上床休息。
创作在如此紧张地进行着，已深感疲累的父亲坚持到了最后胜利！11月15日，《金光大道》第三部起草完毕。当父亲写完最后一个句号时，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表，时针指在了下午四点五十八分。
父亲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多么沉重的一副担子，仿佛担完了一半路程。可以停几天，不是休息，而是加油、鼓劲，用更大的努力跑完下一半的路程！
……一个战士，他应当越战越有信心，不论是成功了，还是失败。……”
父亲暂停写作休息了几天。父亲的休息不是躺下睡觉，串门聊天，更不是吃喝玩乐，而是到农村参观访问。
父亲对千辛万苦草写完成的书稿十分珍视，为了确保安全，到农村参观访问也要随身携带着。随行的马贵民在出发之时发现后，就建议将稿件存放在部队营房。父亲害怕出现什么意外的闪失不同意，直到马贵民说明不是放在宿舍，而是存到师司令部保密室的保险柜中，父亲这才放心地把稿子交出来，并对他说：“如果谁想让我疯了的话，就把这些稿子毁掉！”由此可见，这部书稿在父亲的心中有着怎样的位置与分量。父亲在马贵民的陪同下，来到河北省遵化县，访问了向往已久的全国农业先进单位西铺和沙石峪等地，会见到一直敬慕的王国藩。访问几天的成果之一，就是父亲后来写出的《大地的翅膀》、《壮志赋》等散文。
访问归来的父亲又立即投入了工作，在原来的基础上，用几天的时间在后面增写了九章。到11月底时，从某种角度讲，真正完成了第三部的草写工作。
责任编辑许显卿来到蓟县的军营，快速地阅览完第三部的初稿后，用了几乎一天的时间和父亲交换意见。
父亲年底时回到北京，繁杂的事务极大影响了他对第三部初稿修改的创作情绪。1976年1月8日，一直十分崇敬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使得父亲处于极度的悲痛和忧愁之中。由于过度劳累和忧伤，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父亲的血压升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心脏也发生了毛病，而文化部又不断地催促父亲尽早投入电影《井冈山》的创作。此时的父亲，极想尽快将第三部修改出来，以满足读者和社会的需要，便通过当时北京市委和北京市文化局的有关领导，住进了301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在医院偷偷地抓紧进行第三部的修改工作。父亲2月2日住院，过了近20天，才与许显卿通过电话取得了联系，谈定赶快排印第三部校样，以便争取时间。
住院后，父亲的情绪逐渐好转，血压也趋于稳定，便在没有探视人员来访的时候，就偷偷在病房里修改起第三部的初稿。父亲再次进入到创作状态，工作到晚上仍欲罢不能，时常到半夜才休息。由于过分紧张和劳累，血压又开始上升。
随着父亲对稿件的修改进程，许显卿分几次取走，分批排印校样。3月7日的早晨。父亲在301医院的病房里完成了《金光大道》第三部的改稿。父亲在医院里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创作后，便出院回到家中，先是对第三部不甚满意的最后几节做改动，接着开始修改校样。迫于方方面面的压力，父亲带着没有修改完的《金光大道》第三部校样，于4月7日飞往长沙，追赶电影《井冈山》创作组，抓空在井冈山修改完校样的最后几章。从1976年10月下旬开始，父亲先后听取了农村社员、“农大”学员、工厂工人对《金光大道》第三部初稿的意见。在听取对第三部意见的同时，父亲从11月起开始重新结构第四部。由于第四部被放置的时间太久，使得父亲产生一种生疏而又冷漠的感觉，担忧这部书也许写不下去了。父亲在乱糟糟的环境中，在各种事务的干扰下，苦苦地思索，艰难地构思。
浩然手迹
1976年1月，为了能够减少一些干扰，使自己静下心来，父亲再次来到京郊密云县。几日后的一天清晨，父亲终于打开了闭塞的思路。对于父亲来说，《金光大道》第四部的构思起草三起三落，终于再一次开笔，真是不易呀！父亲用了5天的时间搭起了第四部的大架子，接着便开始正式地起草。由于连续数日的清晨五点起床，夜间十二点才休息，父亲十分疲累，血压开始升高，高压超过170，低压也达到110多，而且还患了感冒，整个呼吸道的各部位也都出了毛病，特别是喉咙，十分难受。父亲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时间和相对安静的环境，在这种健康状况下，不得不咬着牙坚持，不得不拼着命创作。
1977年农历除夕即将到来，而父亲的小说也正巧写到1955年的春节，在精神世界和内心中，可以说父亲是与芳草地的基层干部和农民们一起准备度过这个传统节日。思绪万千的父亲面对稿纸，往事如塞罕坝草原上的野花，带着灿烂的色彩和扑鼻的馨香，又回到眼前，多么美好啊！那年，父亲23岁，天真得像个孩子。而今，却以“半百老翁”的身心，咀嚼着不可返还的记忆。春节到来之前，父亲完成了第四部上半部分的起草，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下半部的创作。
父亲在密云县城度过了整个春节假日。由于缠人的杂事不断地堆积，父亲不得不在节后回城处理。当父亲再次回到密云县继续第四部的创作时，已经是十天以后了。
一放就是十天，创作情绪已经完全被破坏，尽管父亲极想继续第四部下半部的创作，却怎么也进行不下去，只得决定先修改上半部。
“灵感”之神再也请不回来，父亲对修改工作也丧失了“兴趣”，为了不使时间空闲过去，只可换成另一个工作，修改其他的书稿了。
5月14日，父亲来到密云县古北口五里坨的一个军营，他将在这里完成第四部的创作。
父亲先是把上半部整理一遍，接着就开始起草下半部，到6月9日的晚间，《金光大道》第四部全部起草完毕。尽管起草完的只能算是草稿，但它是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完成的，父亲仿佛卸下了一副快要把他压倒的重担。因有外事活动，第二天父亲便赶回北京城里，当活动结束返回五里坨军营时，已经到了6月底。
父亲从7月1日起，开始修改第三部的手稿，8月份和11月份对校样进行了两遍修改。11月21日将最后修订完的第三部校样送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后，便去参加北京市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
1977年岁末，正当父亲对第四部进行修改的时候，由《广东文艺》首先发难，假批“四人帮”之名，对父亲及其作品发文进行批判，部分省市的某些报刊也随后发表、转载了一些类似的文章。
面对这些“批判”，父亲坚守着自己的信念：要冷静对待，要像个战士那样，努力地工作，为党和人民多做些有益的事情，奋写作品！1978年4月4日，父亲将《金光大道》第四部再次修改完毕。文字虽然还很粗糙，但在当时的心境下，也只能如此了。
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中以及父亲的处境，《金光大道》第三部虽然已经定稿，但出版时间却一拖再拖。
1979年3月1日，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的孟伟哉和责编来家中看望父亲，商谈出版《金光大道》第三部的问题。由于没有查找到相关的资料，这次商谈的具体内容和结果均不得而知，而在现实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此后的几年内没有出版这部作品。
几年后的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几次找父亲联系将《金光大道》的第三部交由他们出版的事宜。在一次这类交谈后当天的日记中，父亲写道：
“人文”出版社希望我今年改出，我也愿意做这件事。不管现行政策如何，我的信仰永不改变。
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是消灭私有制；这场伟大历史变革，在广大农村来讲，具体内容是集体所有制的建立和小农生产的改造。离开这些，就不是搞社会主义！
因而，集体主义思想的萌生、壮大，小私有者劣根性的逐渐克服，是社会主义农民新人的基本特征。离开这些，都是假的！
《金光大道》以及我的大量短篇，写了这样的根本标志、具体内容和基本特征。因而它应当“活”下去，能够活下去。
在当年的8至10月间，父亲对《金光大道》第三部又进行了两遍修改。出版社的编辑从父亲手中取走改定的书稿，近8个月后，父亲又从编辑手中接过了这部被判“缓刑”的稿子。
根据现有的资料，从1978年遭受到一些报刊的围攻批判，一直到1980年，父亲陆陆续续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询问《金光大道》的命运。对于这样的询问，父亲坚信这部书会有它“时来运转”的那一天：首先，五十年代几亿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引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下，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历史，是任何人抹不掉的；农业合作化给农民，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巨大利益，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反映这段历史生活的作品，应当有它的地位。第二，小说的作者是农民出身，是那一段历史的亲身参与者；小说所写的内容比之生活本身，会有深浅、高低方面的问题存在，但作者所写的人与事，都是真实的，没有任何虚假——真实的生活，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而且通过书本、电影、广播等等形式，让从五十年代活过来的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检验了，并且给予肯定了；那么，能够按照一些文艺界的权势者和嫉妒者主观愿望那样，把它“彻底消灭”吗？
由于父亲有着这样的信念，在1978年4月，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将《金光大道》第一、二部重新修订了一遍，以备将来再版时的需用。
《金光大道》没有被“彻底消灭”。1994年，父亲在繁杂的社会活动和繁重的“文艺绿化”工程的间隙，忍耐着精神和病体上的痛苦，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将《金光大道》由头至尾地润色一遍。当年8月，京华出版社再版了《金光大道》第一、二部，出版了第三、四部，首次完整地呈献给广大读者。《金光大道》还收入到华龄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发行的《浩然长篇小说文库》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发行的《浩然全集》中。
作为唯一的一部由亲历者所撰写的完整描述那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在社会和读者中产生过很大反响并经历了检验的长篇巨作《金光大道》，难道有理由不相信它会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会永久地留传下去吗？时间和历史会做出验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