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满心欢喜，突遭点名批判——被人四处煽动仇恨、恶语中伤，人大代表资格被取消，陷入人生低谷——闭门写检查交代，修改旧作，来客络绎不绝，深感温暖与鼓舞——“检查”赢得经久不息的掌声，“把笔还给浩然”的呼声响起。
1976年的金秋10月，父亲同绝大多数的国民一样，为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而感到欢欣鼓舞，觉得从此后可以专心致志、踏踏实实、安安稳稳地进行文学创作，做自己应做又愿意做的事情。父亲万万没有料到，这一政治事件的发生，却使自己跌入了人生的低谷，成了被认为是“文革”十年中全国唯一的一个在创作上走了弯路的作家，人身受到清查，作品受到批判，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被取消代表资格，从而饱尝了从未经历过的精神上的残酷折磨和痛苦的磨砺，险些丢掉手中那支珍爱的笔，丧失写作的权力。
1976年9月底，父亲再次来到上海，与王树元、陆柱国、成荫等人为上海电影制片厂修改电影剧本《井冈山》。
10月10日的清晨，正在修改剧本的父亲突然接到好友李学鳌和马贵民分别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立即回北京，而且不说明原因。父亲敏感地估计到发生了重大事情！当天晚上到好友郭卓家做客时，又“嗅”到一点气味，父亲猜测到江青、张春桥等人垮台了。父亲企盼今后能按照毛主席一贯的政策办事，使这场斗争顺利发展，趁热打铁，让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都来一个大好风光的春天！作为一个小人物，父亲只能盼望，别无办法。客居异地的父亲一时拿不定主意：电影剧本刚搞完一半，是接着搞下去呢，还是先放下，回到北京，回到党组织的怀抱中去？
父亲决定尽快地回到北京，回到组织的怀抱。郭卓是父亲20世纪60年代初就相识的老朋友，在《收获》杂志社担任编辑，她的丈夫是曾任南京军区文化部部长的著名作曲家沈亚威，也是父亲的好友。当郭卓得知父亲打算尽早回京时，给父亲出主意说：如果电影厂不同意，就到南京军区驻沪办事处，乘那里的汽车到南京，再通过沈亚威想办法回北京。返京的事情并没有如此曲折麻烦，10月12日的晚上，在未通知电影厂的情况下，父亲与陆柱国一同乘飞机回到了北京。父亲能回到北京，不仅高兴，而且是坦坦荡荡地回来的。但是，回来没有两天，父亲便从许多好心同志的言语和表情中，感到了一些异样，感觉这些好心人或许是出于一种担心，担心父亲会被“卷”进去而表现异常。
1976年全家福
对于这样的担心，父亲心中是坦然的。父亲手中的那支笔来之不易，他最怕有了拿笔的本领而失掉拿笔的权利，于是乎，小心翼翼、谨小慎微，不敢迈错一步，因而在几次大的政治运动中，都有惊无险地平安度过。近些年来，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父亲除了为保住手中的笔，还为保护自己那温暖和睦的家和正逐渐长大成人的4个孩子，则更加谨慎小心。检点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父亲认为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经受住了考验的；应当受到表扬，而不是怀疑。父亲也设想如果怀疑真的落到头上，该怎么办？思考了一夜的结果是：这怀疑来自一般同志，那就不去计较，如果来自领导，那就冷静地把问题说清楚，而后，离开文学创作这个岗位，回到故乡去。或许不会有此自由，那就退职。退了职，投身到农民中间，依旧能为自己信仰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握笔奋战！自己应当这样做；不能在不被信任的气氛中生活。但是，自己相信北京市委，北京市委也会相信自己的，那种不利的局面应当不会出现。
那些天，北京市处于一片沸腾之中，人们都在为胜利欢呼。父亲本应也是这些欣喜者中的一个，但是，却被社会上一些有关自己的流言引起不快。父亲深深感到，当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是多么的难哪！
一位消息灵通的朋友宽慰父亲说：“文化局的领导和市委领导是要‘保’你的……”此话不仅使父亲大吃一惊，也产生了许多的想法：自己犯了什么罪，需要“保”呢？真正犯了罪，就不能保；没有犯罪，就无须保！自己这些年无非是写的作品多了些，就因为写得多，才怕被一些人嫉恨；才使“四人帮”要拉拢自己；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地位”。运动过去以后，沉默下来，到农村去，当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样，才不至于被恶势力毁掉——我得为四个孩子着想！
包括单位领导在内的一些人动员父亲给市委领导写信，但父亲执意不肯。这些人的好意父亲是领会的，但是，父亲认为自己的作风不能改，品格不能变——在落难之时，决不求任何人恩赐！有罪的话，应受惩罚，纵然掉头，也是罪有应得！父亲下定决心，等这段日子过后，坚决要求回乡务农，当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除此，别无他求。十年间，什么滋味没有尝过？急流勇退，或许能再为人民干点有益的事情。
10月24日，父亲在天安门红观礼台东二台参加了首都百万群众庆祝大会。次日，在广和剧场参加了北京市文艺界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大会，并做了批判性的发言。
无中生有的流言蜚语，使父亲的情绪波动得很厉害，在与一些朋友、领导相互的交心后，思想基本上被打通：这样一场大的政治斗争，像自己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不受到一点波及呢？应当积极投入战斗。
父亲一边进行思想斗争，一边写有关的材料，心情十分复杂。从创作方面来讲，从1956年发表《喜鹊登枝》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是第一个十年。这十年，是在一些人的压制和摧残下闯过来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今天，又恰好十年。这十年，是在“四人帮”威诱和拉拢下逃过来的。现在，又开始了第三个十年。未来的十年会是什么样子，父亲真是难以想象。
随着对有些问题慢慢地想开些了，父亲的心情也逐渐地开始好转，但情绪仍不稳定。每当利用一些空闲时间，有意识地来到乡间走访一些农民朋友时，心情就十分舒畅；而回到市内，就显得闷闷不乐。这样的日子何时能是个头呢？父亲的内心痛苦而忧愁。
多灾多难的1976年在情绪激烈的波动中过去了，新的一年，将接受怎样的考验，对父亲来说是个未知数。
为了摆脱开无谓的烦恼，不使宝贵的时光像水一样流过，父亲来到京郊密云县，开始构思、创作《金光大道》的第四部。尽管父亲想把心思全部用在写作上，但内心却始终无法真正地平静下来，在给友人一封信中的几段话，写出了他当时的思想和心境：
社会牙齿巧妙地安装在各种平凡、合理的日常事情上，使人受到无形而又无情地啃咬，尤其是精神的啃咬。如果认真对待，简直就没有勇气活下去。对付它的办法，应当学点“大智若愚”的精神。
文人是不值钱的，特别像我这样一个不善于，也不乐于政治钻营的人，自卫的能力何等薄弱！到基层，到农民和干部中间，我能够沾些光，受到尊重和关怀。所以我想多争取一些时日呆在他们中间。
……时间像流水一样地过去，一九七七年的头一个月，又流过一半，仿佛从来不变形态和颜色。其实不然。我手中的笔和纸，会把时间挽住，让它变化色彩，永久新鲜。一个作家不顾一切地致力于写，兴趣的源泉就在这里，而决非名利。名利跟不断流去，又不变形态和颜色的水有什么区别呢？跟名家、利家比较起来，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过去的三个十年，分毫片刻没有白白地流逝。它们被保存在几百万文字里。社会的牙齿再尖利，也难以把它啃咬掉。最值钱的人，能掠夺到这样的善果吗？于是，我又觉得自己是很“高贵”、很“强大”的。这或许是我唯一的“自卫”能力——保卫自己生命的一分一秒都过得有意义。这样的一种精神支撑，可能使我带着胜利果实——《金》四部的架子，回到月坛，回到我那书房的办公桌旁，以慰关心我的同志们。……
自从社会上开始出现各种传言，许多新朋故交以及众多的读者就纷纷或写信，或通过电话，或直接面谈，对父亲表示充分的信任、真挚的关心和热情地鼓励及善意的开导，这些都深深地感动着父亲。但是，这些人中却极少有人真正了解父亲的内心世界，他们的关心，虽然能让父亲感受到鼓舞和温暖，却不能使父亲从不时袭来的苦闷中彻底地解脱出来，甚至因为不被完全理解而增加了新的苦恼。对于这种情况，在写给一个朋友而最终却没有发出的信中，父亲是这样说的：
在“四人帮”统治下的十年，我的精神上、时间上、创作成就上，都造成多大损失？你知道得不少，但没有我计算得详尽。回头总结那个十年，我应当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评价？你只满足于我“没有陷进去”，“没干坏事，不是坏人”。我却以为这是远远不公正的。今后我应当怎样走完我的人生道路？你认为一如既往地做下去，就可以了，我已经理解到，必须有个带根本性的变化！你对我关心，而又忽略了这个关心的关键时刻，根源就在这些分歧上。
父亲不满足于“没有陷进去”，“没干坏事，不是坏人”这样的评价，那么他想要的评价是什么呢？在父亲所著的《对自传体小说答记者问》一文中的几段话，应当就是他所希求的部分评价：
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第一，我的两部作品坚持写生活写人物，写人情世态，对当时流行的创作之风：《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等的“小说样板”是个迎头痛击。第二，他们推行“样板戏”创作经验，我当时没有认识到是阴谋，总觉得有些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有片面性的歪曲。比如“三突出”，光强调写作时的“三突出”不全面、不正确，应当从生活开始，从深入生活就强调“三突出”。所以我到处讲解深入生活，几百场谈深入生活的体验，上百篇文章谈深入生活。讲解深入生活，讲解深入生活实践体验。在彼时的文坛上，这形成了另一种声音，一种新鲜的、与众不同的声音。这种声音对当时的文艺界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在当时的形势之下，我没有利用我在社会上的影响，搞任何整人的勾当，没搞歪门邪道，没有顺应《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的样板的路子，顺水推舟地把他们开出的路子往前推进，而是本着自己的理解，尽力地坚持正确的方向，进行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使《虹南作战史》的路子受到抵制，使它变成无声无色，最后销声匿迹，使群众对正确东西有了希望有了信心。今天看来，在那段历史上，我起过正确作用，不应该认为有罪过。
在中国展开对“左”倾错误进行揭批清理之初，国际上一次讨论中国文学现状的会上，有一位外国评论家说：那时只有浩然的小说创作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在中国到处一片彻底否定我的浪潮中，听到这样的声音，我是很欣慰的。想到我们国内，最了解中国当时情形的中国人，对这些却视而不见，却无暇顾及，甚至人云亦云，说些无限扩大灾情的怨言，实在可悲！
在这段时间以及此后的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还有一类让父亲感到苦恼和烦人的事情，那就是不断为前来外调的人写材料。做这类事情不仅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而需要父亲提供或验证的情况，大多都十分的无聊，甚至一些不认识，头脑中也毫无印象的人也被捕风捉地成为向父亲外调的对象。某些外调人员在言行中所表露出来的一副典型政治小丑的嘴脸，则更让父亲反感。
1977年11月21日，父亲到北京前门饭店报到，参加北京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在酝酿选举候选人名单时，父亲被提名为北京市革委会委员和全国五届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对这些本来就不甚感兴趣的父亲，此时则更加淡漠了。父亲觉得对于自己来说，应当集中全部力量写作，写出好的作品，才是于人民有益的。在正式选举的时候，1178个代表投票，父亲得了1163票，距离满票相差15票。投票结果公布后，对“政治”既不在行也无兴趣的父亲在感到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参加“政界”活动的同时，也更加下定了决心：以后，一定要坚持“埋头苦写”。父亲这回的预感并没有灵验，不仅连续当选为此后的北京市第八、九、十和十一届人大代表，还成为全国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这一年的年底，父亲住进位于故乡蓟县的解放军269医院，一面治疗身体上的疾病，一面利用医院相对安静的环境进行《金光大道》第四部的修改工作。
几天之后，父亲被接回北京参加中宣部召开的科技、文艺、新闻出版界知名人士座谈会时，从文化局一位领导口中得知《广东文艺》发表了一篇对自己进行人身攻击的文章。听到这个消息，父亲感到这篇文章并不仅仅针对自身，而是两种势力斗争的一个表现，需要冷静对待；自己要像个战士那样，努力地工作，为党和人民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12月31日的晚间，父亲在蓟县军队医院的病房里收听了题为《光明的中国》元旦社论的广播。是的，中国永远是光明的，中国的未来，肯定是光明的。听完广播，父亲深受鼓舞，同时也感到总有一股薄薄的云雾，遮蔽着心头。父亲思考了许久，想通了不少问题，也更加明确了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应如何行走：文学艺术界的宗派主义太厉害了！他们人数不多，本事很大，又掌握着这方面的实权，自己没有力量对付他们，也无法摆脱他们的压制、仇视，更不能把宝贵的时光浪费在这样无谓的事情上面。生命是短促的，因此是宝贵的；把有限的时光，支付给无产阶级的文学事业的发展上面，才是正道。要学会忍耐，学会周旋，学会经得住打击。多少为建立红色政权立过汗马功劳的同志都蒙受了不白之冤，自己又算得了什么呢？等运动结束后，躲开那些人，到郊区的县城安个家：埋头写作，深入生活。今后的方针是：洁心，养身，苦写，炼精！
父亲要大干1978年，要写出一部好书，作为战斗的胜利品！刚刚过了元旦，父亲便又听到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某些人对父亲大肆地进行人身攻击的消息。父亲深感文艺界这块地方太可怕，如不尽早下决心离开，迟早要遭大害；只有到农村去，自己才能用笔为革命工作。父亲为今后的一个时期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为了不使人抓住把柄，认为父亲的住院是在消极对待这次政治运动，是在躲避着什么，尽管治疗还没有结束，父亲就提前出院，回到了北京。父亲打定主意，要像个战士一样挺立在阵地上，即便倒下，也要倒在那里，而不是其他地方。父亲的思想认识并没有停留在对文学界某些现象和个别居心叵测之人过激言行的不平和愤恨上，而是不断地在头脑中进行自我“革命”，对自己以往的人生进行着反省和反思。父亲的思想在逐渐地起着变化，认识上的弯子也在逐步地扭转，当然，这种变化和扭转是在痛苦中进行的。父亲回忆“文革”开始以来的这十一年，认为自己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受了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都犯了一定的错误；自己应当受到批判，也应当跟大家一起批判自己。父亲非常希望北京市委能够成立自己的专案组，以便弄清问题。
那段日子，对于父亲来说，是个艰难的时期。父亲不想让时间白白流走，咬着牙，用最大的毅力，让纷乱的内心尽可能地平静下来，着手进行小说稿的修改工作。与此同时，还紧张地给京郊顺义县的几个业余作者改稿。在彼时彼境下，做这样的工作，真够难为父亲的了。但是，父亲并没有把这看成负担，而看成是一种精神的支撑。父亲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这才是正道。能为人民、为他人做些有益的工作，也使父亲安心了许多。正在紧张进行这些有益的工作时，父亲又看到了发表在《广东文艺》1977年第12期上的另一篇“批判”文章。阅读完那篇文章，父亲的感受是：“我不会让空话骂倒，只能在事实面前低头认罪，然而‘事实’只能由我自己来制造，别人代替不了的。”父亲想到了郭小川。父亲始终认为郭小川是个真正的诗人，自己应当向他学习，特别是他受压制时那种不丧气的精神。父亲的心情不时地如潮水起伏，也不时地鼓励自己要想得开，往远处看。父亲从内心里感叹：革命真难哪！自己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苦干苦写几十年，怎么会想到能落下如今这样一个下场呢？春节还没有完全过去，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又落到父亲的身上。2月15日上午，时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的李立功将父亲约到市委谈话，提出出席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问题。李立功副主任代表市委告诉父亲：市委吴德和倪志富两位领导认为，鉴于已经发了三篇批判文章（指《广东文艺》连续发表的三篇“批判”文章），如果参加这次会议，可能会引起不满，因而造成被动。李立功副主任还特意向父亲表示：这样办，并非因为你的问题比以前严重了。对于这样的一个决定，父亲感到十分意外，但仍当即表示：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但这个处分，太严重了；1976年10月25日写的有关材料，和现在组织上的调查落实结果并没根本性的出入，那么，几月前为什么选我，而今又为什么取消代表资格？这次谈话后不久，父亲给北京市委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提出两个要求：一、写一篇公开检查；二、先听工农兵意见——到工农兵中间去听批评。父亲受到“批判”的消息也传到了国外，2月23日的《参考消息》上就刊登了法新社一篇评述父亲及其作品受到“批判”的专稿。时光进入了1978年的3月，父亲度过了最为艰难的两个月，也预感到更为艰难的日子还在后面。此时，父亲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逆运，不至于想到自杀了！父亲要活下去，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还要用笔继续为人民做点事情，也要陪着他深爱的孩子们长大成人。
父亲若干年来行为办事一贯谨小慎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因为自己发生问题而影响到子女，而这一次，影响则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最先影响到大儿子红野的身上：一个正常的工作调动，就差办理最后的手续，因父亲被取消了人大代表资格而功亏一篑。当父亲得知后，其内心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父亲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命运，就是这样用两只攥得紧紧的拳头，一下接一下，倒换着捶打我的心灵！而后受到影响的是二儿子蓝天，对他的影响是渐进而又漫长的。那时候，蓝天正远在塞外服兵役，虽然军营在偏僻的小山沟中，十分闭塞，但各种不好的消息仍不时地传人他的耳中。性格内向的蓝天担忧着父亲的处境和健康，情绪波动很大。尽管父亲想方设法用各种方式对他劝慰开导，但心中的阴影仍无法消除。直到1979年的1月在写给既是父亲的同事又是好友的一封信中，仍显露出其心情的沉重。父亲看到这封信时，为子女受到自己如此的连累而深感不安和痛苦。
各种各样的打击纷至沓来，精神上一次又一次地受着猛烈的刺激，父亲开始担心，担心大业未成，而突然死掉。父亲不怕死，但在如此的处境中，他想活着，需要活着，他还有许多需要做，又想做的事情没有干完，他要争取用自己的心血与行动，把以往过错的污痕冲洗干净再死！
由于要参加运动，要写各种交待、证明材料，不能下乡和外出，父亲决定利用空闲时间把过去的作品都整理一遍，然后再创作新的作品。整理旧作的目的有三：分散注意力，消磨时间；为死后事先小事料理；总结经验教训。1978年3月29日，父亲将两本《金光大道》第一部撕开，一张张地贴在白纸上，从4月4日起开始了对旧作的修订。
尽管在对旧作修订的过程中，父亲的内心仍是苦恼的，但在苦恼的同时也产生出一股足以宽慰灵魂的力量：我一直是跟广大农民站在一起的，他们解放，我解放，他们翻身，我翻身，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艰苦奋斗，我不顾性命地为他们写作、高唱赞歌。当历史转了个弯子，他们暂时受了“四人帮”的欺骗，我也同样一度上了当；如今，他们又在向前，为争取崭新的生活而努力，我也能够继续成为他们的战友！
这期间父亲仍不时地听到一些传闻，心中的不快也在不时的增加。造成父亲心中不快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极想下乡，极想到农民群众中去，但这在当时是无法办到的；大好的时光，就这样全浪费过去了，生命，如此不值钱了吗？岁月虚度，深为父亲所痛惜。
4月17日，父亲将已出版的《金光大道》全部修订完成，开始修订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看着那些20多年前的习作，把父亲又带回那五光十色、充满神秘幻想的境界中，不由得从内心深处发出感慨：青春，一去不复返了！
到4月28日，父亲将“文革”前出版的短篇集全部修订完成，稍喘一口气后，又开始了对《艳阳天》的修订。
进入5月份，自《广东文艺》首先发难，已经过去了一百余天。这艰难的一百余天，父亲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三部曲：先是愤怒与惊异；中间是恐惧又怀侥幸；现在是服输，又掺杂着委屈，消沉又常有爬起来再从头干一场的火花闪现；过些时日的续篇将如何，还是个未知数。
尽管未来的续篇将如何，还是个未知数，但父亲对未来还是有一定信心的。这个信心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有许多依据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父亲有众多真心实意关心他，爱护他，通过不同方式向他表示信任、支持、鼓劲的真挚朋友。
随着报刊上对父亲的“批判”火力越来越猛、调门越来越高，到家里来访的客人也越来越多。这些来访者几乎包含了社会上的各个阶层、各行各业。这些来访者中当然更不乏来自京郊农村甚至外省市的农民朋友。那些淳朴、厚道的农民大多都不善言谈，不会讲深奥的大道理，只能用直截了当却发自内心的“大白话”表示对父亲信任和关心，同时，他们还像走亲戚那样，带来最新鲜、最纯净的五谷杂粮、花生、白薯和鸡蛋等等自产的农产品，来表达他们用语言无法表述尽的心愿。
那个时期，家里几乎每天都来客人，有的时候一天好几拨；不来客人的时候极为少见。家里最为辛苦的要算母亲，她得为操持招待客人的饭食而不停地忙碌，经常是刚把中午招待客人用的家什收拾完，就又要开始为新来的客人准备晚饭。姐姐春水那时先是在郊区插队，后考入师范读书，每逢周末假日都要回来帮助母亲做家务，往往在这样的日子里，客人要比平日更多，所以几乎每次休假都要从早忙到晚，直到客人全部走了为止。由于太忙碌劳累，到最后都有些害怕回家“休假”。
5月20日，父亲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说它特殊，是因为它是被人从千里之外特意捎带来的。礼物是军旅诗人胡世宗托人从东北带来的一些大米。胡世宗与父亲相识的时间并不长，但在接触中相互了解，很快成为好友。这些大米从经济上讲，并不显得贵重，但从精神上来说，却饱含浓浓的情谊，蕴含切切的期待。面对这件礼轻意重的物品，父亲的心灵被重重的触动，生发出许多感想。在当天的日记中，父亲用大量的文字记载下这些感触：
……
自从我遭难以来，许多同志，在精神上、物质上，给了我无私的支持和援助。这是出于他们的阶级责任感、正义感。另方面，人们之所以关心我，是因为我给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要想永远不脱离人民，就得继续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近日来，集中时间，反省自己的错误。把自己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反省，思想开阔多了。毫无疑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政权，是伟大的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三大改造（包括人民公社阶段）是伟大的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了巩固政权、保卫胜利果实的“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伟大的。这场革命，自有它的事实和理论根据，我觉得是应当搞的。革命，就是暴力行动。“文化大革命”这场暴力行动，主要不是肉体，而是灵魂。因为缺乏经验（打仗的经验，也就是消灭肉体的暴力，老祖宗和外国人都给我们准备下足可借鉴的丰富经验，触动灵魂的“暴力行动”，则十分缺乏，靠我们试验着闯练），因为“泥沙俱下”，林彪和“四人帮”干扰，精神上挨了鞭笞的人过多了，包括我这样的人；同时，“抓革命，促生产”，没能切实施行，甚至使物质生产遭到破坏——这两点，是引起人们不满的主要原因。
然而，鞭痕和疾痛消失以后，正视一下伟大成果，是可以被人们谅解的。如果受害者（不论是革命的正常鞭打，还是“四人帮”强加的鞭打）对此耿耿于怀，于革命事业是不利的。不管怎么样，我们的时代在鞭打声中前进了！如果抹杀成果，制造混乱，会使这场大革命变成不必要的、白白浪费时间的一个恶梦。这样，时代等于倒退了！
如今想来，“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这句话多么重要。
三千年的封建社会，文化名流，可以说很少不是有产者和官宦者，即使“种豆南山下”的陶渊明，也不是奴隶和长工的子弟。写今天的文学史上仍有一席地位的人，几乎无一例外的或成名前是仕途的骄子，或成名后得以腾达，或从高高官位上跌落者，撸一辈子锄杠的子弟和正在撸锄杠的人，写出好的文学作品，并得以流传的，可以说没有一个先例。在外国，我们知道莎士比亚、杰克伦敦、高尔基，不是上流社会的人物。中国呢？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下层人物才有权拿起笔来，歌颂自己的亲人，记录自己的胜利，抒发自己的情怀。夺取政权阶段和解放初期，各条战线上的宣传员；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的民歌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遍及城乡的工农兵业余创作组织，都属于揭开中国文学史新篇章的先驱者。我，一个农民出身的孩子，是这浩荡队伍中间的一个！
以后，会有大批名流涌现，会有大批不朽作品问世，但人民和代表人民说话的文学史家，决不会忘记在荆棘中开闯路子的那批积极分子！
革命推动历史前进，我一直一步一趋地用笔描绘着一场一场的革命斗争，我的作品反映了一点时代的面影。我是揭开中国文学史新篇章的先驱者的“随帮唱者”中间的一个。我引以自豪。我的作品和名字，将很快烟云消散，但我的辛勤汗水，却要化为泥土，永远为绿苗红花默默地效点滴之劳。临到生命终了之日，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我没有辜负时代，我没有白来一世。
……
进入5月的下旬，父亲的血压又开始上升，好几天什么事情也没做，但仍坚持着有空就考虑自己的检查。不久，运动进入到第二阶段，从《广东文艺》发表第一篇“批判”文章的前后，总有那么几个人利用各种机会在背后恶语中伤，制造一些危言耸听的谎言，煽动全国作家对父亲的仇恨，至此，父亲终于得以在会议上当面听取对自己的“意见”和“揭发”了。在当时的环境下和所处的不利地位，即使面对肆意的歪曲、恶意的诋毁，父亲也只有听的份，而不能有半点的辩白和解释。
随着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许多文艺界的会议已经把父亲排斥在外。恢复中国文联的第一次大会，即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既没让父亲参加，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告知”。整个会议的过程和内容对父亲都是保密的，只有参加会议的杨沫偷偷地复印了一份发言稿，父亲才知道一点信息。在这次会议上，父亲被“缺席审判”，有四位“大作家”在大会上联合发言，对父亲进行了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恶毒攻击和挑动仇恨。那个题为《必须回答浩然的挑战》的联合发言篇幅很长，仅从其中截取极少的几段文字，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煞有介事地用捏造的“事实”，面对众多不明真相的全国各地的文艺界人士特别是作家，在大庭广众之下堂而皇之地进行挑拨和惑众，从而使父亲被有意地歪曲、抹黑，在文艺界制造了一个虚幻影像的：
……多年来，他在全国很多地方，对文艺工作者和业余作者的演讲中，把所有在他以前的这三代作家都认为是黑线的作家，对他们进行恣意的攻击和诋毁。而在他责骂的许多作家当中，有很多老同志，都是在十七年当中，亲手帮助过他看稿子，提出了非常具体的修改意见，亲手帮助他发表早期作品的。他所责骂的许多老作家，有的今天还出席这次的会议。这些帮助过他的作家和编辑，绝不止是一两位同志。……当“四人帮”大搞夺权阴谋的时候，浩然按照江青的旨意，去井冈山写一部篡改革命历史的阴谋电影剧本，剧名就叫《井冈山》。这部电影的攻击矛头是指向朱总司令。浩然领受了这个罪恶的任务，于是就带着长长的车队，浩浩荡荡地上井冈山，上庐山。
……据文化局那一次给浩然开小汽车的司机同志讲：江青派浩然等到西沙群岛去的几个特使，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直接被召到钓鱼台他们的“中央首长”那里去了，司机同志都印证说：“他们在那里谈了一夜，把我们晾在外边……”……浩然在“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猖獗时期，在八亿人口中只有一个作家浩然，这是当代文学史上一种非常反常的现象。中国没有作家了，只有一个浩然享尽尊荣，这本身是个什么事情呢？难道不值得我们对浩然与“四人帮”的关系，提点疑问么？他的毒草作品，特别是他在全国各地讲话所散布的流毒不消除，那么，不仅不能在国内文艺战线上消除他的恶劣影响，那已经在国际上引起的一些混乱也不容易得到澄清。因为，十多年来，无论在日本，在北欧，在法国，关于“四人帮”的宣传，就知道中国只有一个作家——浩然。……
那个时候，外国人更是不让父亲会见的，有的外宾坚持要见父亲，个别身为领导的人就心怀叵测地向对方“解释”：“先生，您不知道，浩然不是作家，他连字都不会写。他这个人能说善讲，他的书都是别人替他记录，替他写的。”于是，此后不久的北美一家大报纸用红字标题“一个谜揭开了，中国大陆一个所谓多产作家，连字都不会写！”登出头条新闻。这种千方百计地糟蹋人的谣言，使父亲十分伤心。
当时的中国文艺界许多领导或称领袖们并不了解父亲，也没有做过任何了解，只是道听途说，听某些人望风扑影的一议论，就想当然地给父亲定了基调，形成成见，而且这个成见影响面广泛，可以说流毒颇广，一经形成就不易再改变。早在“文革”前，有些人就已对父亲形成某些成见，在他们的想当然里，父亲好似是某个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是从学校出来就当了中央大报的记者、编辑。父亲不属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门派”，也不是任何一个人的“门生”，加上一些复杂的因素，因而那些成见就很深，因而也就有了周扬1979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四届文代会的报告中把父亲和《艳阳天》一笔抹杀，还有了一个著名作家那流传范围很广、时间很长、富有很强情绪性却又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名言”。
对于父亲的处境和遭遇，为此鸣不平的人很多，能够手眼通天的人也非个别，这些人中甚至有开国元老的近亲和当时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子女。对这些人的好意，父亲只是由衷地表示感谢，只能心领，而不愿通过他们“以势压人”。父亲希望能够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由自己向有关部门和领导说清自己，说明问题，表明态度，用自己在历史上留下的脚印和今后的言行来验证自己的党性，辨清自己的正误，证明自己的清白。1978年6月8日，父亲起草了给时任中宣部领导张平化、黄镇的一封信，14日亲自把信送到钓鱼台中宣部收发室。
为了承担起作家的职责，不虚挂一个头衔，父亲从7月7日起开始构思新的长篇小说。可惜没过几天，父亲就开始忙于写、改“三大讲”的稿子。父亲感到：把时间都用在写检查上边，这是我们这一代文人的特殊的厄运！
那几个处心积虑对父亲进行“围剿”的人并不满足于仅仅是一些地方报刊或发文或转载地对父亲的“批判”，又专程找到《人民日报》社，要求发表批判父亲的文章。得知消息后，父亲感到那些人的这次行动可能要得逞；自己的写作权力十有八九从此要被剥夺了。父亲闹不懂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为什么一定要置自己于死地呢？
这一次，父亲没有猜测对，《人民日报》既没有发表，也没有转载有关的“批判”文章，父亲写作的权力至少暂时没有被剥夺。8月底，北京市文联筹备组打来电话，让父亲订一个“建国三十周年”献礼的创作计划。对此，父亲感到很困难：精神上受到的刺激和折磨太重，总得需要有一个时期疗伤后才能再战。尽管这个计划难以制定，但父亲告诫自己，一定得安下心来，写作品，不能这样把时间浪费下去了。
9月13日，大儿子红野结婚，父亲跟着忙碌了整整一天。第二天便赶到工人体育场报到，参加北京市文联理事扩大会，住在了会场。
住在会场的父亲，因为天气炎热，又连续两夜几乎没有睡觉，身体颇感不适，但父亲下决心一定要坚持到散会。
9月18日的上午，父亲在会议上做了个既有承认错误，又有说明真情的检查。父亲的“检查”得到了绝大多数代表和列席旁听同志们的原谅和理解，获得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在分组讨论会上，更是有人，特别是业余作者明确发出“把笔还给浩然”的呼声。这掌声与呼声，在实质上已经预示着父亲的解脱。
这次会议一结束，父亲便来到生活“根据地”京郊顺义的焦庄户。虽然在那里仅仅待了三天，但与那些农民老朋友们重新相会，却过得异常愉快。回城里过完“国庆节”，父亲又返回焦庄户，跟农民朋友一起下地干了几天的农活，割白薯秧，刨白薯，推着小车往村里运送，虽然很疲劳，但精神上却愉悦异常。
基本上算是过了“关”的父亲终于可以进行文学创作，再次投入战斗了。在友人的安排下，父亲于10月19日来到河北廊坊，隐姓埋名住进地区招待处构思长篇小说。由于长久地搁笔，忽然拿起来，不仅脑子迟钝，也特别懒于动手。举步维艰，父亲不由得在心里不断地打起退堂鼓。可是为了能够从跌倒的地方重新站立起来，必须得咬牙写下去。为了使自己能渐渐地进入写作状态，父亲暂时放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改为从短小的儿童文学开始入手。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就起草或改定了包括《七月的雨》、《用布裹着的孩子》、《一张空饭桌》、《弟弟变成了小白兔》等在内的数篇儿童故事。
父亲太热爱写作这个事业，几乎痴迷了一生，用他自己的话说，除了写作，没有其他的本领，也干不好别的工作。他渴望尽快地进入写作状态，把损失的时间都抢回来，为读者多写出几部好作品。但是有些人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态和目的不想就此罢休，利用种种机会继续制造麻烦，使父亲在精神和实质上都得不到解脱。在北京市文联理事扩大会后，本计划在《北京文学》上刊登父亲在会上的那个“检查”，并配发一篇“批判”文章。但北京市委没有批准这一计划，认为没有必要公开发表父亲的“检查”。父亲找到北京市委的有关领导和北京市文联的有关人员，提出既然“检查”不发表，那篇“批判”文章也就没有必要再发了。父亲找到的所有领导和相关人员都当即表示这是必然的，两篇稿子都同时撤下，都不发表。可是，到了10月底时，父亲却听说那篇“批判”文章仍要在《北京文艺》上单独发表。等父亲从廊坊匆忙赶回北京时，那期刊有“批判”文章的《北京文艺》已然下厂，无法再变更。父亲知道自己又“上当”了！又被某些人所戏弄！不由得内心感叹：天底下搞政治的人，谁还可靠呢？林乎加主持北京工作后，曾在一次会议上谈了他对父亲问题的看法，并明确指出：批判浩然的文章可以到此为止了。北京市文化系统的某些领导在传达那次会议精神时，对林乎加关于父亲的讲话避而不谈，只字不提，有意隐瞒市委主要领导对父亲的态度。而且到了12月份，《北京日报》又发表一篇上纲上线的“批判”文章！这使父亲非常气愤，感到自己变成了剧团的保留节目，随时可以拿出来演一场！在气愤的同时，父亲也感到自己是个很不超脱的人，如果甘于寂寞、甘于贫困，那自己将能平平静静地度过晚年。但是，难哪！
父亲靠着自己的人品和作品，赢得了许多朋友真心的信任与支持，时任上海《少年报》编辑的黄修纪便是其中的一个。黄修纪编发了父亲的儿童故事《七月的雨》，在11月份的上海《少年报》上刊出。这篇儿童故事虽然短小，却是父亲在1978年发表的唯一一篇作品，而且在无形中向全国的报刊和出版社宣布：浩然已经获得了“解放”，又重新拿起了笔。就在这篇文章见报的当天，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就给父亲写来信，让父亲为他们编选一本儿童文学选集；不久后，北京的一家出版社也请父亲编选一本选集；全国各地的报刊也开始陆陆续续地向父亲约稿。
1978年，对父亲来说是有生以来最暗淡、最可怕的一年。从某种角度上讲，这一年父亲并非完全虚度，在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反复写检查、写材料以及在家中接待各地各界热情关心的友人之余，还在沉重的精神压力和思想负担下，整理修订了300余万字的旧作，阅读了百余部中外名著；为打好“翻身仗”开拓了思路，奠定了基础。
新的一年，终于初现曙光。1979年2月20日的清晨，尚未起床的父亲忽然打开了阻塞近一年的思路，立即开始了长篇小说《男婚女嫁》的创作。
从这天起，父亲开始了艰难的“翻身之役”。这个“翻身仗”是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中进行的。那几个所谓的“作家”、“文人”不在写作上做学问、下功夫，却格外精通于旁门左道，以给他人制造麻烦和增添烦恼为能事。父亲的行政级别已经有二十余年没有调过，根据各方面的条件，父亲的名字上了北京市文联调级的初榜。由于某位“老作家”以父亲的问题尚未做出结论为由，坚决反对给父亲调级，致使在公布二榜时名字被勾掉，引起父亲的思想波动。好在有正义感而又敢于主持正义者还是大有人在的，父亲最终还是调上了这一级。当7月份父亲从市委取回北京市文化局党的领导小组做出的所谓“结论”后，发现某些人又在大搞文字游戏：对已调查得清清楚楚的事实和结果，却在许多重要的地方故意用了一些模棱两可、含糊不定的词语，模糊而笼统，让后人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和结论。而且在这份非常严肃的组织结论中，竟使用了“批判”文章里无限上纲上线时所扣的“帽子”。“结论”的最后虽然定性为“一般错误”，却非常巧妙而阴鸷地加上了“政治”二字；而这两个字，恰恰是父亲绝对不能接受的。父亲不得不放下正在进行的创作，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给市委的有关部门和领导写申诉信，表明自己的看法和态度。把时间都用在这样无谓的事情上，既觉得可惜，也影响了自己的心情。
1979年12月2日于月坛家中
父亲实在不愿意花时间与那些人周旋，他要把精力全部集中到创作上，作为作家，要在作品上见一个高低上下，要靠作品来说话。但是，这只能是一厢情愿，对父亲的“清算”还远远没有结束。1980年，华人学者叶嘉莹就父亲近些年的情况进行了采访，并撰文发表在《海内外》。父亲万万没有想到，文化局的一位主要局长看到文章后，觉得其中的一些内容有损他的“家长”尊严、“一贯正确”的面子，将父亲召到机关进行指责，并指令在北京市第四届文代会的小组讨论会上就此事做检讨。父亲没有力量抗拒，为了活下去，特别是使自己手中的笔不丢掉，只能违心地屈从于权势！中国的作家，特别是不得势的作家，哪还有多少自尊心可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