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一年多的批判，一次次地被抹黑，被贬斥得面目皆非——是在消沉中混日月，或是以牙还牙打官司，还是紧握手中的笔重新站起？——小镇安家，践行座右铭，用作品证实自己报答乡亲——埋头苦写，再度崛起，拼闯出一个“新浩然”。
自1978年1月延期发行的《广东文艺》1977年第11期上，发表了署名李冰之的《评浩然的〈西沙儿女〉》起，直至1979年2月李冰之发表在《南方日报》的“《评浩然的〈西沙儿女〉及其他》后记”止，一些地方报刊对父亲及其“阴谋文学”进行了一年多的“批判”。那些“批判”文章里充斥着吓人的棍子和帽子，无限上纲上线毫不逊色于“文革”时期的一些文章。文艺界的个别人则利用一切公开、非公开的场合，无中生有地颠倒黑白挑拨是非与仇恨，千方百计地抹黑父亲，一次次地将污水泼向父亲，大有一股不将父亲置于死地决不罢休的势头。在一个时期内，他们的行为确实使父亲的形象受到了歪曲，声誉受到了玷污，身心受到了折磨。
开始的时候，父亲的思想转不过弯子，认为有人出于“文人相轻”的嫉妒和有人不了解实情而把自己贬斥得面目皆非，感到愤慨、抵触、委屈、不服气。这些当然无济于事，不可能将局势扭转而改变困境，于是又陷入悲观、迷惘的苦闷，处于矛盾状态之中。
在“文革”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父亲承认自己有缺点和错误，但自信终归是个正派的好人；无论是在过去，还是今天，以及将来，都是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用处的人。不管父亲是否认账，也不管这笔账到底怎么算才合情合理，在当时那种大势所趋的情形下，父亲“跌了跟头”已经成为事实。残酷的现实是不能也无法回避的，父亲将如何面对呢？
父亲面临着选择：在闹情绪、发牢骚、等待、消沉中消磨时光吗？靠卖名，空挂一个作家的牌子瞎混日月吗？这些都是父亲所不愿也不耻的。如何洗刷掉被别人强加在身上的“污点”？用什么向世人，向大多数不明真相的人证实自己的人品？父亲同样面临着抉择：以牙还牙地斗？打官司告状地争？这些都不是上策。
作品是作家灵魂的影像，能够最准确地显示作家品行的真面貌；作品可以使作家获得他应获得到的一切，包括公正的评价和待遇。作为一个作家，只有继续握笔写作才靠得住，才能在跌倒的地方重新爬起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从弯路走上直路。这是最好的计谋，也是最有希望的前途。父亲要尽自己最大的力气“挣扎”，写出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好作品，使自己重新站立起来。
那个时候，父亲已年近半百，深知对一个作家来说，到了这般的年纪，属于他“兵强马壮”的艺术青春期已经不是很长了。钱花没了，可以设法再挣；岁月虚度了，是绝对不可能重新得到的。这对希冀“东山再起”的父亲形成了一种很强的紧迫感。
人生之路又一程目标的确定，加之时间的紧迫感，父亲不服气的情绪变为不泄气。父亲给自己立下今后的座右铭：“甘于寂寞，安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父亲认准：自己如果切切实实地照这四句话做下去，才算没有在命运的安排面前屈服，而会成为一个胜利的强者；四句话里如果有一句做不到，或半途而废，“自生”的我，将注定要“自灭”！
随着把思想付诸于行动的进程，不泄气又升华为自爱、自信、自强的志气。父亲逐篇逐本地修改自己的旧作，阅读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为将来重新执笔做着积极的准备。
1978年9月，父亲在北京市文联扩大理事会上作了一个既有认错，又有说明事实真情的检查发言后，基本上得到了“解脱”。
“解脱”后的父亲立即在“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生活；重新认识文学；重新认识自己”这四条措施的基础上，开始了在生活和艺术实践上的拼搏。
1979年2月20日，对于重新开始创作的父亲来说是个可纪念的日子：阻塞了近一年的思路，早晨在床上忽然打开了。父亲从这一天开始起草作为“翻身之作”的长篇小说《男婚女嫁》的大纲。
父亲对大儿子红野讲述了故事梗概，红野担忧这部具有反思性质的小说会蹈“伤痕”文学之辙。但父亲却不这样认为，写地富子弟问题，父亲早有意念，《艳阳天》里的马志德形象，就是这部作品里主人公形象的先声。父亲在心中暗暗祈盼能够顺利地写下去，在“五一”节前完成初稿。
那个时期的父亲，如果一天都没有来客人，也没有其他的干扰，得以安心地写作，是十分令他高兴的。
父亲虽然在2月23日就把《男婚女嫁》的大纲搭完，但到了3月1日才有时间坐下来正式开笔起草。在小说的起草期间，虽说报刊上对父亲的“批判”已经停息，但仍有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这些事情影响着父亲的心情，造成情绪的波动。父亲只能尽力排除干扰，咬牙坚持，把全部心思投入到写作中。
按照公历，1979年3月25日是父亲47周岁的生日。也就是在这一天，父亲终于完成了长篇小说《男婚女嫁》的初稿，比预计的时间提前了一个多月。在当时各种不利的主客观条件下，父亲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初稿，可以说是需要很强的毅力的。
由于一个较长时间精神的压抑不快，加上紧张的写作，父亲忽然感到心慌、心闷、恶心、头晕，怀疑自己得了心脏病。尽管如此，父亲仍坚持继续对《男婚女嫁》初稿的修改。修改工作还没有完成，好友张峻和潮清就得知消息找到父亲，希望能在刚创刊的河北大型期刊《长城》上发表这部长篇。父亲向他们表示书稿还未改完，希望再做几次修改后再发表。张峻和潮清则认为在刊物上发表时粗糙一些问题不大，等出版单行本再做细致的修改；这部长篇小说能尽早发表，对消除一些不明真相人心中的不良影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并限期一周将上卷交稿。两位老朋友的热忱与坚持，使父亲“盛情难却”，在他们的“催逼”之下，加紧进行书稿的整理修改。
《长城》杂志在1979年第2、3期上连载了父亲的新作《男婚女嫁》，引起很大的反响。
作为父亲开始“挣扎”和苦战的1979年过去了。这一年，父亲除了长篇小说《男婚女嫁》之外，还发表了《沃土新苗》、《道口》、《青春的脚步》3个短篇小说，《勇敢的草原》（上）（中篇）、《川川》、《山沟里的小姑娘》、《胖娃娃》、《一粒砂》、《用布片包着的孩子》、《弟弟变成了小白兔》、《丫丫看鸭》、《三次巧遇》9个儿童小说，并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选集《丁香》。尽管父亲深深感到，在未来岁月里爬起来将是十分艰难的，但他必须继续“挣扎”和苦战下去，直到站立起来为止！
早在《男婚女嫁》的书稿尚未完成的时候，父亲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的两位好友编剧肖尹宪和导演孙羽便有意将其搬上银幕。当《长城》刚刚登载出小说的上卷，肖尹宪等人便迫不及待地要进行改编，父亲只得从杂志社多要了一份下卷的校样给他们。
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改编工作在快速顺利地进行着。这本来是好事，却引出一些始料未及的麻烦。
早已决定出版此书的北京一家出版社，得知长春电影制片厂正在进行电影的改编拍摄，因担心书出版在电影后面影响发行，而打了退堂鼓；其他出版社则要求电影厂放缓拍摄速度，等书出版后再公开上映。由于电影厂的改编拍摄进展得极为顺利，不愿放缓节奏，而且摄制组这部机器一旦运转起来，也极难一下子停下来。这可真让父亲有些犯难了。在此紧要关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李克明、刘国玺两位编辑朋友主动伸出热情之手，他们在请示了社领导后向父亲表示愿意出版而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在百花文艺出版社领导的支持下，书稿作为加急件处理，终于赶在了电影公映前，于1980年9月出版发行。在为出书进行修改的期间，作家朋友刘绍棠告诉父亲，东北的一位年轻作家刚出版了一本名为《男婚女嫁》的小说。为了避免在书名上“撞车”，父亲将单行本由《男婚女嫁》改名为《山水情》。1981年1月根据《男婚女嫁》改编的电影开始公映，由于在电影的改编拍摄中，小说的新名还没有确定，因而这部电影被编剧肖尹宪易名为《花开花落》。从小说的发表到出版单行本，以及电影的改编拍摄，让父亲再一次感受到朋友间真挚友情的温暖。
为了更好地践行自己的座右铭，1980年5月22日，父亲在女儿春水的陪伴下，来到京郊通州镇，安了一个临时的家，并以此为主要“基地”进行了近7年的“埋头苦写”，在这里写出长篇小说《晚霞在燃烧》、《苍生》、《迷阵》；中篇小说《弯弯的月亮河》、《能人楚世杰》、《老人和树》、《嫁不出去的傻丫头》、《小山下，小河旁》、《花瘸子秘史》、《杨庄风流事》及一批短篇小说、儿童文学和散文。
“新家”在一个新建的居民楼里，周围的环境很不尽如人意，用父亲的话形容“嘈杂得像一个立了起来的蛤蟆坑”。父亲感到这里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写作场所，因而心生烦躁。但为了“翻身”，为了争气，为了实现自己对好友和读者的诺言，父亲必须忍耐，必须适应这样的环境。
继《山水情》之后，父亲又于1980年3月创作完成了另一篇具有反思性质的中篇小说《浮云》。此后，父亲的创作似乎进入了低潮期，所完成的作品，多是勉强成篇。这种情况，难免让父亲产生一种悲观的想法，认为自己的时代真的已经过去了，写出《男婚女嫁》和《浮云》，只不过是“死灰复燃”了一下。想到这些，自然是悲哀的，同时，也使父亲平静了一些，不再焦灼。
1982年1月14日，正在重新起草中篇小说《寡妇门前》的父亲突然感受到了久违的创作激情的火苗，这让父亲十分高兴，希冀这个火苗从此燃烧起来，哪怕只有5年的时间，也可以把要写的作品尽其力地写好！
那个父亲需要保持5年创作激情就可以尽其力写好的作品，应当就是他没有最终完成的系列自传体小说。
父亲一生都没有间断过与农村、农民的联系。随着改革轰轰烈烈地在农村开展起来，父亲对耳闻目染的许多事物不理解而感到是非难辨、好坏难分，由此陷入困惑。
在困惑不解的忧虑和烦恼的折磨中，父亲认为：自从“文革”结束以后，自己新的作品已经写得不少，在文学创作上可以看做已经“从跌倒的地方又爬起来了”。每个作家有每个作家的时代，写改革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的责任；自己的时代已然过去，所剩下的只有回忆了。于是，父亲在1982年3月25日50岁生日那一天，开始动笔起草自传体长篇小说。
但是，客观现实却不允许父亲把自己关在书房，沉浸在回忆中。变化中的农村、发展着的生活对父亲强有力地召唤着。农村的亲戚、时时接触到的农民和基层干部，总是坦诚地向父亲吐露心思、谈论得失，无保留地表述他们的喜怒哀乐。这使得父亲不能不思考所不熟悉的事物，不能不探索还不理解的问题。而每一番的思考和探索，都不可抑制地燃烧起艺术冲动的火苗。众多的农村读者和出版界的编辑朋友对父亲寄予着很大的期望。有的读者或当面，或写信，向父亲呼吁作家们走出文艺界的小圈子，到农村，到农民中间去，写出反映农民真实心声和农村真正面貌的作品。这些读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认为父亲这个从未脱离过农村的农民作家，一定正在创作着他们所期待的小说。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江达飞得知父亲有些畏难情绪的时候，明确表态：“我对你有信心。你是写农村生活的中年作家里有希望的一个，别让读者和关心你的同志失望。”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吴光华更是紧紧地抓住父亲不放，除了坦率地表示：“你现在这样年纪就写自传早了点，先干出个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长篇再写它也不迟。”还隔些日子不是打电话就是写信进行催促。如此种种，“逼迫”父亲必须直面农村生活现实，给改革时期的农民做一个历史的记录，摄取一些心灵和精神的面影！父亲把刚刚草拟完的自传体小说第一部《乐土》的稿子包封起来，走出书房，走进正在改革着的冀东农村。1984年5月8日，父亲在故乡西潘庄的姐姐家开始结构中篇小说《男大当婚》，并在两日后正式开始起草，14日草出初稿。在经过两次修改润色后，这部有深度，有新意，但还略显粗糙的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小说发表在《钟山》杂志1985年第1期上。1984年10月7日，父亲开始作为长篇小说重写《男大当婚》。重写了没有几章，便因出访日本、整党学习、编选《中国农村小说大观》等等事务，被迫搁置，直到1985年5月21日才得以继续。
《男大当婚》的重写是艰难而复杂的，进行了多次大的修改。有的修改称为重写也不为过，可以说是反复的重写；修改的过程中也曾发生过动摇。中篇小说《小山下，小河旁》便是在修改中觉得补写进去的新内容，有些打乱了原稿的完整性，而提取出来单独成篇的。在重写修改的过程中，篇名也由《男大当婚》改为了《苍生》。
1986年4月21日，父亲终于将《苍生》初步修改完毕。这部书稿累计花去了一年的时间，写作过程之艰苦，只有父亲自己心里清楚。它是父亲在人生道路上受了挫折而没沉沦，“甘于寂寞，埋头苦写”，初步地实践了“四个重新认识”的结果；作品本身体现了父亲对农村现实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希望与忧虑、歌颂与暴露。
父亲本希望这部作品作为自己又一创作十年的收官之作在1986年发表，因刊载此书的刊物《长篇小说》拖期，到1987年3月才出版，使得父亲的愿望没有实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1988年3月出版了《苍生》单行本。
1986年6月23日在房山十渡文化站写作
《苍生》的发表、出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北京晚报》、《北京日报郊区版》选载了部分章节，《广州日报》在文艺版连载。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在小说连续广播节目中播出。河北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了十二集电视连续剧。《北京晚报》、《支部生活》、《书刊导报》、《北京书讯》、《文汇报》、《人民日报》、《农民日报》等报刊相继发表推荐文章；全国20余家报刊共发表了近30篇评论文章。《北京日报》刊文《浩然的<苍生>引起强烈反响》，将社会上对《苍生》的反应做了综合报道。海外中文报纸也以《〈艳阳天〉作者沉寂十年，再次崛起》为题，发表专题报道。
《北京晚报》曾于1986年9月发表了一篇题为《重燃创作之火的浩然》的文章，作者在文章结尾写道：“我看到了一个新的浩然。”这句话说得很贴切。这个新的浩然是父亲十年闯出、拼出的形象。在这十年间，父亲下定决心，紧咬牙关，忍受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和痛苦，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闯过一道又一道的难关，伴随着新的收获和成绩，一步一个脚印地拼着性命向前迈动每一步。在这期间，父亲创作出《山水情》、《晚霞在燃烧》、《乡俗三部曲》、《迷阵》、《苍生》、《乐土》六部长篇小说，《浮云》、《老人和树》、《傻丫头》等十五部中篇小说，近二百篇短篇、散文和儿童故事。还出版了包括《浩然文集》、《浩然选集》在内的近30部著作。父亲盼望老天再给他一个十年，那时还将有一个新面貌的浩然出现在读者面前。
如果说《苍生》的成功问世标志着父亲在文学上的再次崛起，那么，1987年被北京市文联党组织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先后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作协副主席等，则预示着父亲在政治上也重新站立起来。重新站立起来的父亲又能够挺起腰杆子，堂堂正正地生活和写作了。
父亲在他第4个创作十年开始之际，打整行装回到离故乡十华里的一个农村小镇挂职。他要在那里一面写自传，一面继续观察、体验农村的新生活，追逐它发展、变化的脚步，再做些历史的记录，再摄取些农民的心灵和精神的面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