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乡村小镇，鲜在荧屏报端露面，晚年的生活“孤独”、“寂寞”？——从不想当官走仕途，更无意做社会活动家，出风头千难万难，想埋头万难亿难——时间不是被切成块，而是被绞成肉末，整日奔波忙碌——尽可能俯下身，埋下头，做有益于社会的实事。
1989年1月31日与吴祖缃在北京市第五届文代会
在父亲去世前后，尤其是去世后，许多人在文章中描述父亲的晚年时，都用了“孤独”、“寂寞”这样的词汇，而“寂寞”一词则使用率最高。
父亲晚年是否“孤独”与“寂寞”，这要看从哪方面来理解这两个词语。如果认为父亲晚年门可罗雀，经常一人独处，缺乏人际间的交往而显得孤独，这是大错特错的。其实，时常让父亲感到高兴的事，就是这一天没有客人来，也没有其他的干扰，让他可以踏踏实实、安安静静地进行写作，或干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能出现这样情况的日子很少，父亲经常是整天处于迎来送往、招待宾客、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奔波忙碌之中。如果说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使父亲对国家，对百姓的前途、命运越来越担忧，越来越经常整日的处于忧国忧民之中难以自拔，却缺乏能够对此交心，宽解心灵上重负的知音，而在精神上显得孤独，则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以父亲的身影越来越少地出现在媒体上各种活动、会议的消息中为依据，就推断或猜测其晚年很“寂寞”，在表面看似乎有些道理，但殊不知这种状况正是父亲所愿意得到，在某种程度上讲是父亲有意而为的。
父亲始终坚定地认为：作家靠作品说话，靠作品活着；其余的都是过眼烟云，很快就会随风而散。年龄的不断增高，身体状况的逐渐下滑，使父亲越加感到时间的紧迫和珍贵，愈发为许多想写的作品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而忧愁。然而，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却越来越多，无休止的占用着时光，消耗着精力，干扰着情绪。青年相声演员郭德纲曾在一次演出中说，挣钱的演出他可以拒绝，越是不挣钱，越是给别人义务帮忙的演出越无法拒绝，否则就会引来种种的非议。父亲遇到的也是类似的情况：越是场面大、规格高的社会活动越好请假不去出席；而越是小的活动，无论与他本人或是文学创作是否有关，都因人情面子等等因素而无法拒绝。
父亲一生在事业上所追求的，就是多写出好作品，当一个大作家，对做官走仕途或是钻营发财等等从来不曾发生过丝毫的兴趣，更无意做个“社会活动家”。这一点，不论是在青年时期，还是壮年，以致步入老年人的行列；也无论在“文革”前，“文革”中，还是“文革”后，始终都没有改变。尤其是因受江青的政治牵连，受到“批判”和“惩处”后，更加希望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写作中。1978年1月，也就是《广东文艺》首先发难后不久，父亲给远在塞外服兵役的二儿子蓝天的一封信中就表露了这样的心思。父亲在信中写道：“在文坛上活跃了近二十年的我，这么大的政治斗争波涛翻腾，一个水珠儿不沾，是不可能的事。从长远看，这对我只有好处。我可以从此‘急流勇退’，摆脱杂事，避开大的危险，真正按照‘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扎根，在余下的岁月里，写上一两部好书。一个作家，暂时的名利，是过眼的烟云，惟有写出好书来，才是实在而又持久的业绩。”
那个时期，父亲给自己定下了今后人生的座右铭，其中的两句就是“甘于寂寞，埋头苦写”。为了实践这个座右铭，父亲在得到“解脱”后，便在京郊的通州镇上安了一个临时的家，想以此摆脱城市和文艺界的“喧哗”。在20世纪80年代初，父亲还将自己的党组织关系转到了京郊通县，并打算在适当的机会把行政关系也转移到京郊的县里，当一个专事写作的“小干部”。未等到父亲实现这一计划，就迫于情面，在文联两位新上任领导的“劝说”下，无奈地又把组织关系转回了北京市文联。
愿望与现实总是会出现很大的差距，客观现实也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父亲想“急流勇退”，从此开始“寂寞”下去，以便“埋头苦写”，但却无法自己做主。而且越是想“寂寞”，各种“热闹”就越发的紧追不舍，接踵而至。父亲在给朋友的信件中多次诉说了自己的这种感慨和苦闷。
比如，在1981年11月写给江苏作家张昌华的一封信中说：“近两年我常常感慨：一个人，想出风头千难万难，如果想埋头，那就万难亿难了！对于文场上的兴衰起落，我早已看透，想把有生之年用在创作方面而不能，没有比这更苦恼人的！”
又如，在1989年1月和8月写给军旅作家胡世宗的信中说：“北京有好几个重要和不重要的活动都拉我‘必须’参加，为之很苦恼，在苦恼中由其摆布。如今我实际上等于‘不写作而卖名’过日子了。只是还感到苦恼与勉强；待到觉得很高兴，很自然，那我就是个彻底挂着空牌子的废物了。开春再挣扎一下试试。但愿能是个胜利者，别败下来。”“我一直陪老杨住三河。自‘动乱’以来，不曾在北京过夜，没会见任何一位朋友。为的是少一些麻烦。即使如此，‘官星’还是高照，我正处于被逼迫中。但主意拿定，决不入套。六十岁的人了，除了渴望安宁和写作时间之外，什么都不需要。”
再如，在1992年8月写给山东作家郭建华的信中说：“我仍在忙乱奔波。明日去密云县十里堡会一位市领导，后日迎接廊坊来客，大后日到北京人大会堂参加一个县经济开发的新闻发布会。我每日都在辛辛苦苦、无可奈何地浪费着时光与生命！”
父亲在1992年6月写给山东作家吴汉宾的信中，更是用大量的文字述说了自己忙乱的状况和感受：
汉宾同志：许久没给你写信了。一是因为病。……二是因为忙。病卧在床，也不被人原谅和宽容；什么人都找上门来，什么事都堆到我身上，都称“重要”，实际上都认为有权利浪费我的生命与时间。有时候，吞着药片，被东拉西拽地参加活动，象野台戏班子赶场那样一天赶两、三场。害得我有苦难言，有时还得装出一副笑脸，真的是演员了。
1995年春在廊坊起草《圆梦》
今日下午被拉回北京，赶明日上午在香山举行的一个创作座谈会的活动。实际上是受罪。如此身体，如此心情，我能跟九十年代颇喜欢“新潮”的青年人讲出什么对他们有益又为他们乐意听的话呢？几番下定决心，再不作报告，每每都因盛情难却而自我败退，违心地去众目睽睽的场所做装腔作势状。更可悲的是，我一再声明讲不出什么，邀者直言不讳地告曰：只要让大伙儿看看就行了。这实在无异于放进动物园的大熊猫！
我还是想写我想出来的文学作品。正做着这方面的努力。当然主要是养好身体，有了本钱再干。
……
越到父亲的晚年，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社会活动就越多，与日俱增，无法摆脱。1996年10月写给京郊作家王雅慧信中的几句话，就是很形象的说明：“很忙很紧张。时间不是被切成块，而是被绞成肉末，谁也没有尝到香味，我却剥光了！无奈！”
社会活动几乎快成了父亲的“主业”。在主业“围追堵截”重压下的业余时间，父亲都做了些什么呢？还是从1986年的年底开始说起吧。1986年11月11日，父亲到即将挂职的河北省三河县（现为三河市）段甲岭镇报到。路途中，汽车在正翻修的路上艰难行驶。车阻，难行，几次“绝路逢生”，才到达了镇委会。对于这次旅程，父亲做了个形象比喻：“今天这一条路很有象征性：不平、曲折、受阻、黄土风飞扬看不见对面的车和树、房，但，我们终安全地达到目的地。”
父亲人生和艺术的一个不平、曲折的新时期、新道路就从这一日开始了。父亲原本打算直接到村里挂职，但当地的领导告知，近几年，村一级的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似父亲这样的年纪和身体状况，根本无法在村里生存。无奈之下，父亲才在乡镇一级的政权组织中挂了职，当了一名副镇长。两年后，也就是1988年父亲从段甲岭镇搬到同县的泃阳镇定居，为居所取名“泥土巢”，寓意“下蛋”（写作品）、“孵雏”（扶植文学新人）的窝，开始了艰苦的“文艺绿化工程”。父亲在三河居住的近20年的时间里，为“文艺绿化工程”耗费了巨大的心血。长期的农村生活，使父亲深深地感到：农民需要自己的作家，农民需要真实反映自己生活的作品。为了能够组织、领导、帮助、扶植农村的作者，使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发展、壮大，在父亲的倡导、提议下，1990年6月三河县成立了文联，父亲担任了第一届主席。在成立大会的发言中，父亲宣布了自己的诺言：“三河县文联，在我们的本意中不仅是三河县三十六万人的文联……起码志在今天与会者所工作的京、津郊区和廊坊市属于冀东几个县的几百万人……把燕山上下、长城内外、大河两岸的土地都绿化、美化起来。进而跟全北京市，全天津市，全河北省，乃至全国的农村大地绿成一片！”县文联成立后，三河县以及周边区县的农村专业和业余作者被发动起来。但是，由于他们缺少通向报刊编辑部的“门路”，写出作品很难发表。于是父亲又操办了《苍生文学》季刊，专门发表初学写作者的习作。为了使需要提高、推出的作者和好作品有出路，父亲还担任起《北京文学》的主编。父亲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亲自为这两个刊物审稿。只要是合格的作品，不论作者是否有名，也不用请客送礼，就一定能刊发。曾听到过一些传闻说，由于父亲担任主编的《北京文学》发表了大量农村无名作者的文章，让一些人极为不满，称《北京文学》应改名为《郊区文学》，并拒绝向其投稿。
在农村，有很多有才干、有水平、有成绩的作者，他们写出不少为读者喜闻乐见，又对繁荣文学起了作用的好作品。只可惜，他们一直没有机会出书；在“出书难”越来越严重的现实情况下，他们注定要被继续埋没下去。而一些刚刚踏入文学大门，亟须受到鼓励，总结提高，而又缺乏经济实力的农村作者，出一本书则更是难上加难。为了使这种状况有所改变，父亲亲自出面为他们找各级领导寻求支持，筹措资金，联系出版社，编审书稿，为他们即将出版的著作写序、题写书名。父亲希望这些有前途的作者能以此为起点，鼓舞起信心和干劲；并使更多的业余作者看到希望，受到激发，成群结队地随后跟上来。从1991年至2002年这12年间，父亲筹划出版了7套《泥土文学丛书》和《文艺绿化丛书》，共41册。父亲每每将这些“文艺绿化”的成果捧在手中，都会欣喜不已。
为了事业，为了实践自己的诺言，父亲拒绝了无数次到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条件良好的地方去参观访问、休养写作的邀请，其中包括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意大利出访的机会。
“文艺绿化工程”的成果是丰硕的，作为这个“工程”学荒漠变成了沃土，泛起了绿洲。在三河文联成立之初，建立起的文学队伍仅有20人，其中的很多人还仅仅是爱好，从未写过作品，或者是虽写过，却从未发表过。在“文艺绿化”中，这支队伍逐步发展到近两百人；许多人成为中国大众文学学会的会员或作家协会的会员。随着一些作品的发表和书籍的出版，填补了三河文学史的多项空白；1988年出版的《三河县志》中，文学创作只在编章节结构下设了一目，共千余字；十年后编修的《三河市志》，文学创作升格为编，达到十余万字。
中心的三河，更是使文1991年5月顺义焦庄户萧永顺家
父亲呕心沥血进行“文艺绿化工程”，虽然被有些人风言风语、冷嘲热讽，甚至说成是“在重新组织自己的队伍”，但是被更多的人称为是功德无量的善举，挚友杨啸更是这样评价父亲：“为了这项‘工程’，他不只是投入了心血，简直是投入了生命啊！在当今我国的著名作家中，如此倾全部心血和精力，扶植和培养青年作者的，除了浩然，我不知还有哪个？尤其是像他这样，把这件事搞成一项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系统工程’者，我敢说更是绝无仅有！”
“文艺绿化工程”挤占了父亲许多自身创作的宝贵时光，但父亲无怨无悔。尽管各种繁杂的事务已把父亲进行创作的时间挤压的少得可怜，但父亲仍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进行写作。自从到三河挂职、定居后，父亲创作发表了包括自传体小说在内的5部长篇，6部中篇以及二百余个短篇小说、儿童文学、散文等作品；修订再版了三卷本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一、二部，新出版《金光大道》三、四部以及《苍生》、《迷阵》等近20部（种）著作。《苍生》出版后，受到好评和欢迎。由于第一版仅印刷了一万余册，很难发行到县一级的书店，许多农村读者写信反映他们购买不到这部书。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这部书的内容，父亲协助影视剧制作中心改编拍摄电视剧。在付出了很大的艰辛后，12集电视连续剧《苍生》终于跟荧屏前的观众，特别是农民见了面。这对父亲来说，虽然拼死拼活地花去了整整两年时间，但无论如何也是一个最好的安慰。有人评价说，父亲晚年一直在低调的生活与写作。低调没有什么不好，也不是一般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到的，正如有人所说：“低调是一种修养，它具有波澜不惊、心静如水的定力。低调是一种清醒，它在热闹纷繁中，留一份警觉给自己。低调是一种沉静，它具有大地般的宽厚与大山般的坚韧。”父亲的晚年尽管没有得到真正的“寂寞”，但他尽可能地俯下身，埋下头，用有限的生命时光踏踏实实地尽力做着一些有益于社会的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