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根扎在农村，扎在农民中间，扎在黄土地里——黄土地是智慧、力量和信心的活水源泉，要用一切机会和可能报答这块乐土——到农村走走，与农民聊聊，治疗身心疾病和苦闷的偏方——无论从形式还是思想感情上，永不脱离农村与农民，根深才能叶茂。
自从年幼的父亲第一次由到处落满煤尘的黑色矿区来到乡村，就爱上了那一片黄澄澄的世界，随着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建立起浓厚的感情和真挚的友谊，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对黄土地渐渐形成一种终生不移的深爱和眷恋。
父亲在他一篇文章的开头写道：
树木有根才能长成材；
庄稼有根才能长出粮食；
人要有根才能够有出息。
我也有根。所以虽然历尽艰辛和坎坷，终于做成了文学的梦。
我的根有两条：一条是生命的根；一条是艺术的根。
这两条根都扎在农村，扎在农民中间，深深地扎在广阔而肥沃的黄土地里。
父亲眷恋着他根须所在的黄土地，深爱着生活在那里的农民。是黄土地和黄土地上的农民养育了父亲的生命，也哺育了父亲的心灵，成就了其人生与事业。黄土地和农民所给予的恩惠，让父亲至死难忘。
1943年，由于生活的逼迫，使父亲第二次从黑色的矿区来到黄色的乡村，从此彻底地回归故土。祖父、祖母的相继离世，使父亲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命运把他交付给故乡的农民父老乡亲。在面临绝境时，是善良、正直的庄亲代替他找到解放区的民主政府，打官司告状，才夺回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房屋。是热情、憨厚的父老乡亲教给父亲耕种锄耪、春种秋收，教给他安身立命、养活自己的全套本领；同时也通过他们的言行，把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聪明与才智，质朴与善良，勤奋与耐劳，顽强与韧性等等品德，以及点点滴滴为人处事的传统经验都教给了父亲。父亲被父老乡亲熏陶、塑造成一个合格的庄稼人。又是农民中的那些先进分子，通过他们的宣传和表率，引导、教育父亲知晓革命道理，接受了这样的思想：为了让大多数人不受压迫、不被剥削、不遭饥饿而奋斗而献身，活着才有价值才有意义。父亲因而在家乡的黄土地上加入到夺取政权、解放人民大众的行列，走上了正确的人生道路。父亲追随着黄土地上的先进分子们，积极的参与着革命斗争，最终迎来了胜利。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医治连年战争给黄土地带来的创伤，改变黄土地上贫穷落后的面貌，使生活在黄土地上的乡亲们都能过上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报答他们对自己的养育之恩，父亲培养、介绍了难以统计的不甘贫困落后的农民中的先进分子加入了共青团和共产党组织；父亲说服动员、策划帮助了不计其数的“小农经济”的农户，自愿地组织起互助组、农业社。
新生活的鼓舞，艺术魅力的诱惑，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心，使父亲迷恋上了文学创作，做起文学梦。父亲从实践到理论都认识到革命的文学艺术是一件能够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更顺利发展的武器，于是不顾一切艰难困苦地拿起笔。父亲一边补充文化知识，一边练习写作，要当作家，要当农村历史的记录者，要当农民的代言人。写农民，给农民写，是父亲坚持一生的创作宗旨。
1990年9月重访昌乐东村看望老保管田敬元（《艳阳天》马老四原型）之妻
在参加农村社会变革的实践中，父亲帮助了农民，农民更帮助了父亲：丰富了创作素材的库藏，鼓足了实现理想、完成美梦的信心。在文学之路上操练拼搏的过程中，黄土地上的父老乡亲给了父亲难以用数字统计，也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关心与支持。黄土地不仅是父亲写作素材的活水源泉，也是写作智慧、力量和信心的活水源泉。父亲多年后曾经说过：“没有家乡的农民、干部的帮助和扶植，我就没有今天，就不能从一个半文盲的农民走进文学大门。我的每一篇变成铅字的文章的每一个字，都有家乡人民的汗水闪烁。千万件事例可以证明：家乡人不仅帮助我学会了拿笔的能力，也在火路云程的奋斗中保护了我拿笔的权利。因此我对家乡这块土地和家乡人一辈子感恩戴德，像小草恋土一样，热爱家乡；作为一个农民的子孙，我想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来报答我的这块生身养命的乐土。”
父亲离开农村基层干部岗位当上记者后，使他有机会走遍从太行山到冀中大平原，从长城内外到渤海湾的广大农村，继而走访了全国各地许多的乡村，接触到各种各样可爱的农民。在那些生活在黄土地上的可爱的农民中，父亲结交了众多的知心朋友，与他们同甘共苦，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1954年10月，作为《河北日报》记者的父亲结识了农民和基层干部中先进代表的萧永顺，经过日久天长的相互交往，成为最知心、最要好的朋友；这交情经受住了社会上风风雨雨的考验，一直保持到几十年后他们相继离开人世。父亲与萧永顺感情深厚，多少年来都是分别不久就会彼此想念。到底有多少个夜晚，他们躺在一个炕上，伙盖着一条被子而彻夜长谈，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萧永顺这个既普通又不平凡的农村基层干部，不仅多次出现在父亲早期的短篇小说中，还在后来成为代表作之一的《艳阳天》主人公萧长春的原型，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能人楚世杰》和《赵百万的人生片段》等作品中，还或多或少地有他的影子。到了晚年，父亲与萧永顺之间的感情更为浓厚，每当父亲在京郊某地要待些日子时，就常把萧永顺接来小住几天，或是抽空专程到焦庄户看望他。萧永顺的身影同样也是经常出现在父亲晚年定居的三河市段甲岭镇和“泥土巢”中。父亲与萧永顺多半生的交往，非是几页文字所能写得完，说得清的。萧永顺始终被父亲认为是自己的良师益友。
父亲几乎每到农村一地深入采访或生活一段时间，就能与那里的农民特别是基层干部交上朋友，建立友情。在《河北日报》当记者的时候，父亲曾到房山县采访过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杜宝珍，并写了篇通讯报道，在以后的岁月中，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疏于交往，但当若干年后再次相见时，却仍如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畅快淋漓地交心长谈。
1969年，父亲下放劳动到京郊房山县新街大队，与那里的革委会主任萧尚德一见面，就喜欢上这个一心为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农村基层干部。萧尚德每日都在紧张地工作，加上生活上比较困难，尽管身患疾病，也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父亲为他的健康状况而担忧。为了使萧尚德能够得到较好的治疗，父亲几经劝说动员把他带进城。当萧尚德刚随父亲来到家里，同一宿舍楼的几个邻居妇女得知消息，就找上门来，让父亲把病人轰走，不允许留住在宿舍楼里。尽管父亲一再声明病人的疾病是不会传染的，但那几个妇女仍不依不饶。面对这几个对农民毫无感情的人，从不对外人发脾气的父亲动了怒，发了火，才把那些人“震唬”住。父亲不仅安排萧尚德在家里食宿，还亲自陪伴他到医院看病。对于萧尚德这种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父亲是非常想与他进一步加深感情的，但考虑到当时自己的处境和“特殊身份”，害怕因写作犯了错误而使其受到牵连，不得不在这方面有所“节制”。
父亲对曾同甘共苦生活过的普通农民也时刻印记在心中。1960年父亲到山东省昌乐县东村下放劳动8个月，回到北京后，因忙于写作和政治运动的影响，与那里的联系越来越稀少，到最后几乎失去了联系。近20年后，当父亲再次收到从东村寄来的信件时，不仅仍然清晰地记得那里的人与事，就连当初房东孩子的小名也没有忘记。
父亲认为：跟先进人物们生活、劳动、工作在一起是幸福的，能做到使他们信任地向你打开心灵门扉、自如地和你交流思想感情，更是幸福的；有那么一天，你能把他们的精神写进你的艺术形象之中，那简直是最幸福的享受。父亲在内心深处对他们充满了爱戴和崇敬。
父亲置身在农民中间，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就如同在亲人的身旁，由衷地感到幸福和快乐。多年来，父亲曾同无数的乡亲同睡一条炕，曾与众多的农民朋友同盖一条被，真诚的希望自己永远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每当父亲在城市里待久了，就会经常感到心烦气躁，身倦心疲。而一来到乡村的黄土地上，来到农民朋友们的中间，就会心情愉悦，神清气爽。父亲在农舍的土炕上从未失过眠，对柴火大锅烧出来的粗茶淡饭也吃得格外香甜。以至于发展到后来，到农村走走看看，与农民说说聊聊，成为父亲为自己治疗身心疾病和苦闷的“偏方”与“良药”。父亲虽然17岁就脱产离开了王吉素那个靠山小村，职业也越来越“高”，但他的心不仅从未离开过农村，反而越来越紧地牢系在黄土地上。曾有一个时期，已经到北京工作的父亲，特别渴望能够离开大城市，回到农村去，并找到有关组织，希望能给予帮助。那是在1959年，由于职务的变动，父亲无法继续到农村采访、生活，以致经常处于烦闷和愁苦之中，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使得父亲格外向往生他养他的农村大地。于是，父亲专门给熟识的《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崔道怡写了封信，请他和编辑部通过中国作协帮助其离开北京，回到农村去。父亲那时打定主意，只要如愿，将要在农村干一辈子，任何困难，任何苦累都不怕。不久后，父亲到中国作家协会组稿，遇到在作协担任领导的散文家丁宁。在交谈中，丁宁告诉父亲，《人民文学》编辑部已经把他的要求转告她了，但对此只能表示同情，其余的却爱莫能助。
几十年来，无论父亲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每当发生雨雪等自然现象时，他都会想到黄土地，想到这样的气候对农民，对庄稼是否有益。在父亲分别写于1957年、1966年、1976年几则日记中的一些简短文字，就可清晰看出他的这种惦念：“今天早晨天气突然变了：寒流袭击过来，室内温度一下子降了十度；吃完早点，又下起雨珠，忽而，变成了小小的冰雹，继而成了雪。到中午已经是纷纷扬扬的下起来了。草地和麦田又覆盖上有半尺厚的大雪……农民躲在屋檐下，望着大雪叹气。我的心里也很忧郁，平生还是第一次在清明之后，桃李花盛开之后，又下起这样大的雪，真是反常的日子。”“一夜失眠。昏迷中，听到一女人声音：‘雨和雪’。扒开窗帘一看，果真下雪了。心里油然一乐：好哇，下吧，下它一天，春耕就好办了，春苗就给保住了。”“早起又下了一点雪。应当多下些，天气太干旱，麦子和春耕都需要雨水迎接它们生长和播种。”
自从经历了在山东昌乐东村的那场麦收后，父亲便产生了下意识的反应，每逢看到麦子黄梢，心里便开始惴惴不安，直到得知几个熟悉的地区已将麦子全部收割完毕，没有遭受到风雨的损害，那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麦收季节，只要各种条件都许可，父亲更是要亲自到田野上参加收割劳动，直到晚年还保持着这个习惯。
父亲这个农民的后代，写作起来也像老农经营土地一样勤奋，被人誉为“多产”；写农村题材的小说，是父亲的“正业”；“永远歌颂”是作品的主旋律；长期地深入农村，与农民生活在一起，是他的个性特点。
1990年6月在蓟县麦田割麦子，满怀丰收的喜悦
无论地位、处境等等条件因素有着怎样的变化，父亲都自觉地、努力地保持跟农民和基层干部的亲密关系；不仅在形式上，尤其在思想感情上永不脱离他们，始终珍惜着相互间的深爱与友谊。
在父亲的一生中，除了偶尔到远方参观访问外，一直生活在北方的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中间；即使政治运动搞得最为紧张、激烈的时候，不便到乡下长住，也总是设法保持着相互间的密切联系。父亲的主要作品都是表现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由于在父亲的思想感情和潜意识里，从来都是把自己视为他们中间的一个，因而写作时，总觉得是在写我们，而不是在写他们。父亲用笔描写过的中国农村生活，都是他跟农民一块儿创造的历史。
父亲曾经说过：“我这个普通的农家子弟，在文学道路上之所以能够从昨天走到今天，之所以写出一点成绩，决定因素在于我一直没有忘了自己的根，一直没有离开植根的农村大地。没有农村和农民这块生身养命的‘乐土’，就没有我的智慧和力量的‘活泉’，文学的成绩表上就没有我的一切。”为了使自己老有所为，父亲“咬定青山不放松”地深入农村，写农民。由于年龄和身体状况的原因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再如年轻力壮时那般地深入农村，生活在农民中间，既不现实也不太可能。于是，父亲就根据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和自身条件，改变了深入农村生活的方式：住不了乡村住小镇，吃不了派饭吃食堂；骑不了自行车坐汽车。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地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心，就待得跟他们距离近一些。尽可能保证天天都能闻到青庄稼和热汗水的气味，天天都能看到农民或欢笑、或忧愁、或发怒的面容，天天都能听到农民是颂扬、是呼唤、是哀怨的声音。哪怕只能体验到一点点，也都是农村生活的新鲜空气。父亲认为：这样做，就是把生命与艺术的根在黄土地上扎深了，根深才能叶茂。
